到北大荒兵团的第四年，我在机务排干活，和当地的两位师傅共同管护着全连唯一的联合收割机。在那疙瘩沿用老毛子的叫法，把这个奇形怪状的铁家伙叫做“康拜”。也许还应该在后边加个“因”，那些人可能嫌麻烦给省掉了。
　　北大荒那地方冷，一年只能种一季春小麦和豆子，农活从四月底干到九月底。四月的时候，田里还没完全解冻，只是地表下十厘米化了冰，再下边还是硬梆梆的。为了让庄稼有足够的生长期，这时候就要开始播种。田地是上年收割后就犁过耙好了的，春天时是一片平整干涸的土地。只要化冻的深度能埋住种子不被风吹跑，拖拉机就要拉着播种机和镇压器下田了。机务排管播种的人每天早早地到地里等着太阳把地表晒化，一直劳作到天黑了土地又开始上冻，飞扬的尘土把他们抹得像土地庙里跑出来的小鬼。
　　从春天开始直到麦收，是我们康拜机务组最悠闲的时候。我们不用去田里播种，这段时间的所有工作就是把这台全队唯一的老古董彻底做好保养检修，里里外外不能放过一颗螺丝钉，到了收获的季节，一切都要靠我们啊。如果我们一撂挑子，就只好让所有的人都下地去耍镰刀，要到手的庄稼还难免会被沤烂或者被雪埋了。
　　在北大荒的春天干这个活其实很惬意，不会冻得缩手缩脚也不会热得满头流汗。每天我们把一些部件拆下来，找个向阳背风的地方一坐，仔细地分解、清洗和修复，再小心地组装回去。那些起早贪黑下地的农工，每天上工前对我们三个人例行地牙根痒痒一番，然后还是不得不衷心希望我们踏踏实实地干好。到收割的时候，这个老掉牙的古董状态的好坏，将决定他们是在地里撅着腚“割地”还是坐在地边看热闹。
　　我们这个老爷子康拜也难免不让人放心，它大概有着比这个连队更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大荒屯垦的初期，还是苏联老大哥送来的东西。据我考证，老大哥的这玩意儿也不是自己搞出来的，是仿照老美四十年代的原型造的，好像还与二战时盟国的援助有关。到了我手中的时候，它早就是千疮百孔、风烛残年了。在那个一切都要计划的年代，人们幻想得到一台新康拜简直就是梦呓，只能年复一年地对付这个老家伙。更要命的是就连找到维修的配件也是难上加难，基本上只能从团部领来一些轴承、皮带之类的东西，剩下的只好自己想办法。
　　我呆的那个队没有电，一切都要靠手工，在铁皮上打个小孔也要三个轮番用手摇钻折腾个把小时。就算这样，我们每年都要把发动机解体大修，现在想起来自己都觉得滑稽。
　　要把这个傻大黑粗的笨家伙挪个地方，只能用拖拉机牵引。我们晒太阳维修的季节，拖拉机们都在地里忙活呢，请他们一次很麻烦，还会给了人家奚落报复的机会。为了方便一些，我们三个人竟然抽空把一台早就报废的匈牙利的 DT-54履带式拖拉机修了起来，虽然常常犯些脾气，毕竟在附近跑来跑去倒还不成问题。
　　没想到的是，我还有我的排骨，会因为这个破家伙吃些苦头，当然那是转过年的事情了。

　　北大荒不怕旱只怕涝，一涝黑土地就要吸饱了水，机械陷在泥里一点儿也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大片成熟的麦子在田里发芽变质。
　　那一年天气格外地好，没到下雪粮食就已经进仓入囤，所有的机械也都保养封存。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人们只等着大雪一封山，就坐在热炕上嗑“毛嗑”（向日葵籽）卷旱烟，熬那无所事事的漫长冬天。对于北大荒的人们来说，冬天除了套兔子、夹野鸡，正经的工作只有伐木砍柴之类的零活了。自从那里有了知青，这件事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知青的任务。每隔几天，连长就会派几个知青，跟着一台挂了大爬犁的拖拉机上山，伐几棵树来分给各家当柴烧。
　　自从我把那个破拖拉机鼓捣好了，附近一些零碎的活通常就由我来拉。到了那年的冬天，别的好拖拉机都舍不得用，拉柴火就没商量地成了我那一冬天的主要工作。
　　我们的队在山顶上，门前是一条公路。于是另外又有了一件事，那些路过的汽车如果爬不上冰雪的山坡，都会跑来求援，于是我就带着一根钢丝绳，跑出几里地，把那些车拖过去。久而久之，常路过的汽车，都认识我这辆奇形怪状的破拖拉机，我要出门的时候拦便车，很牛的司机也都乐意捎我，当时在队里很让人羡慕。
　　那个冬天，别人都可以懒散赖床的时候，我每天都会早早地起来，给这辆拖拉机做好例行的检查保养。如果没有毛病，就用木炭烤熔机油，再加上热水，让它轰隆隆地发动起来热车，然后等着连长吩咐去干什么。差不多下午四点钟，在天要黑了的时候就能收车回家。
　　算是作为辛苦的补偿，我每天收车回来会有三大桶从发动机里放出来的热水。我们那里缺水，所有用水要到山坡下的井里去挑，大概有两三里路，每个知青晚上只能分得一盆水洗脸洗脚。相比之下，尽管那三桶水的柴油味很大，我天天都能洗澡没长虱子，常常让别人嫉妒。
　　整个冬天，我就是这样和我的拖拉机在山里转来转去。说我的拖拉机很破、很怪力乱神一点儿也不过分，用废旧零件攒起来的车身根本看不出模样，也只能我一个人能对付着开，别的人上去用不了几分钟肯定就完蛋。其实别人可能根本也不想开它，因为连驾驶室也没有，像个敞篷吉普，坐在那上边吹零下三十度的西北风绝不会是什么好滋味。
　　尽管是这样，我还是非常喜欢它，宁愿把它叫做车，我的破车。也许就是因为破，才没有人嫉妒，也没有人打它的主意，它也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专车。
　　离开了屯子，天地间就只有我和它。在白茫茫的原野上，一辆破烂不堪的拖拉机驮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知青在狂奔，任凭寒风扑面，那真是一种粗犷的浪漫。钢铁履带碾过洁白的雪，那一刻我会痴迷和遐想，仿佛觉得自己是一位驾驭着铁骑的将军所向披靡，没有人能阻挡我，不管是连长、团长还是瞎参谋、烂干事——在那一刻我会很得意：身边没有文革，没有压抑，主宰一切的是自我。到了空旷平坦的地方，我可以放开操纵杆，让这个铁家伙自己向前跑，甚至能够站起来活动活动冻僵的手脚，没有驾驶室也有好处，心想，想必当年毛老头检阅红卫兵，也是这么站在吉普车上吧。
　　多少年后，我还是喜欢去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毫无目标地开着车跑上几百公里，远离尘嚣，寻找那种孤独空旷的轻松。
　　如果去伐木的是比较投机的知青，我们会带上些馒头，跑到很远的山里去，踏着没膝的雪，奋力拉锯，放声呼喊“顺山倒”……与其说是劳动，不如说是放纵的游戏。凑足了木头装好车，剩下的时间就属自由活动，满山乱跑的有之，引吭高歌的有之，高高兴兴地玩上一阵，再拉几根木头回来交差。玩过几次后，这种原始的旅游就成了我们这一小撮乐此不疲的活动，以至于后来知道内幕的知青们都争着去伐木，好借此放浪形骸一回。其实这是同为异乡人被迫拥挤在一座舞台上，表演同一出人间喜剧时偷加的幕间曲。心中期望的，却是有朝一日上演属于自己人生舞台的万千故事。

　　知青只是一个群体的称谓，仅仅标示着他们来自遥远的城市，是不属于这块土地的外人。虽然他们拥有共同的称谓“知青”，但那是特殊年代强加给他们的身份。这身份“凝聚”了四方游子，使其产生患难与共的亲近感，以至多少年过去，只要一提“知青”俩字，就为彼此曾是同路人多了几分熟悉和回忆。
　　然而共有的身份不能代表各自的人生轨迹，同一个称谓不能说明其经历、知识、家庭和道德准则在同一水平。特别是在建设兵团那种动辄就是几十或者几百个知青聚集的连队，来自五湖四海的知青们带来了他们固有的形骸，也带来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方言和生活习惯，以及各自不同的处世哲学和道德伦理。于是每个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于是有了分歧，有了矛盾，也许还有观念、地域或者什么其它原因造成的帮派。随之而来的就有了诽谤、告密、谩骂和殴斗。它发生在这片缺少和睦温馨的土地上，无论同乡异乡，没有与世无争的净土，有的依然是阶级斗争。
　　那是一个荒唐的年代，人们的猜忌、流言、大小道消息无处不在，尽管都没有可靠根据，一切都源于老头子的胡言乱语。而我们这点乐趣，也很快被人作为什么新动向捅到连长那里。于是接下来伐木的人员和地点都要由连长指定，多半在附近的山坡上，每天往返四次，剩下穷欢乐的时间就寥寥无几了。就算这样，知青们还是喜欢去伐木，毕竟山里没人管，只有一时忘我的自由和放纵。

　　知青和老乡的隔膜也许是永恒的，尽管两者间没有什么值得争执的原由，甚至多数人之间还很融洽，但是，两者之间的鸿沟却无处不在。没有多少人认真地去想其中的原因，或许那并不深奥，或许仅仅就是文化背景的差异。
　　老乡们从来想尽量穿着的整齐，收工回来总要先掸掉身上的尘土，或者换件干净的衣服，哪怕衣服虽破旧，也要缝补得整整齐齐。许多知青，甚至是大多数，则要落拓得多。他们永远是一件破得没有面料只有棉花的棉袄，一条拴在腰里的绳子，说着比老乡还正宗的当地话，以至于忆苦思甜大会时，干部们不得不找知青借件棉袄给旧社会的贫下中农角色作道具。在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刻意把自己打扮成这付模样，更多是源于潜藏的叛逆，半是青年时期生理现象半是文革日月颠倒使然。
　　一方尽量保持体面，一方尽量举止落魄，似乎都在尽力靠拢，然而最后仍然归于失败。因为举手投足间，各自难脱本色，知青和老乡始终难以划等号。

　　当年那些伤痕文学，总爱把知青描绘成在恶势力压迫下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受难者，对此我不以为然。谁也不能否认农村生活的艰苦，不能否认城乡差别给知青带来的巨大落差，更不能否认有欺压和迫害知青的现象，这些都是真实的存在。然而作为这个群体的共性，我们最大的苦难来自精神上的压抑，来自我们从没有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归宿。
　　“我们是城市的孩子，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从离家的那一刻起，几乎每个人都不自觉地认为我们还会回来，而现实却让我们一天又一天处在一种无休无止无望的企盼和失落中。随着时间流淌，总有一天要回到城里成为知青根深蒂固的信念，以至于在七十年代末闸门一开，不论是普通农民还是混上一官半职的知青们，都几乎毫无例外地抛弃了这里的一切甚至家庭，加入了大返城的洪流。
　　至少在我认识的知青里，没有人认为下乡时缺衣少粮的艰苦不可忍受，既然那里农民祖祖辈辈都这样过来了，我们有什么不能。面对艰苦，知青甚至比农民更坦然、更坚强，这是一种深知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别而无所畏惧的坦然。然而，面对返城这个信念的无望的追求，每个知青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走上了自己划定的路。有反抗、有屈服，有勤奋、有沉沦，更不乏因独立的思考而被批斗被关押的人。
　　读书思考与抽烟酗酒都是其表现形式，同样不知归宿，也同样找不到反抗对象。与知青们相对的大多不是那种小说中虚构出来的反面人物，而是当年看似无形却时刻存在的全部压抑，在考验着知青承受艰苦环境的生存方式和承受宿命的能力。

　　人与其它生物的区别可能就在于他是有思想的芦苇。于是，精神中火花尚存的知青们宁愿到荒野中去干繁重的劳动，也不愿呆在连队里面对无所事事的空虚。
　　那一年的冬天，我和我的破车，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们宣泄的一条暗渠。直到有一天，这条渠道突然间垮掉。

　　记得是快到春节的时候，那天天气很好，早晨的阳光金灿灿的，八点多钟气温已经大概升到了零下二十度，本来对我们这些伐木的人来说，本该是快乐的一天。我们早早地准备停当，破车已经加好了油，发动机预热了好半天。就在七八个小伙子坐到了爬犁上，我们准备出发的时候，机务排长和木匠来了，说是要和我们一起上山。在我们山里，这意味着他们要去山里边找些黄菠萝之类的好木材做家具。对常年生活在山里人来说，这其实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虽然那时候也会讲一讲保护森林，山里人从来不认为砍树有什么不对，那么多树是不会砍光的。
　　问题出在机务排长自认为也是个官，是官就要照老毛的指示办事，即便砍一棵树这样无所谓的小事，至少在嘴上也不能偏离路线。于是他什么也没解释就爬上了破车的驾驶台，我也只好告诉他一声开这辆破车要小心点儿，然后自觉地坐到爬犁上去了。

　　拖拉机牵引的爬犁很大，实际上就是用树干钉成的大木架子。两根粗粗的原木当龙骨，原木的一头要砍成斜面减小阻力。这两根原木并排放置，间隔一米半的样子，上边再横着担三根细一些原木，用拇指粗的废履带销钉在龙骨上，前边装一个牵引用的铁三角架，一个爬犁就完成了。要用爬犁装东西或者坐人，还得在横梁上铺些木板，而运木材就用不着了。
　　在北大荒无论冬夏，爬犁都是最常用的运载工具。因为它不管道路的好坏，哪怕是在沼泽上——车轮会深深地陷进泥浆，爬犁却可以畅行无阻。而且爬犁就地取材，制作简便。粗壮的原木在土地上拖，大概也能用上半年，等磨得差不多了，就换几根木头做个新的，那个铁三角架可以反复用好多次。

　　出了屯子，机务排长果然没有去我们砍柴的那座山，那里只有柞树和桦树。我们沿着一条弯曲陡峭的路，向后山开去。机务排长根本不在乎我的忠告，把油门推到最大，破车声嘶力竭地吼着，拖着我们在坎坷的山路上颠簸。
　　在一个转弯处，排长猛地一拉操纵杆，后桥里边传出一声清脆的爆响，那是转向制动带断了。破车不再听他使唤，划出一条缓缓的弧线，一头扎进了路边的榛树丛里熄了火。我们坐的爬犁被一下子甩出了路面，爬犁上的人全都掉了下来。
　　所幸的是别人都甩到了外边，只有我从爬犁的第二根横梁前边漏进了两根龙骨之间。一切都发生在瞬间，根本没有让人反应的机会，那些纵身一跃的神话只能是电影导演蒙骗观众的胡说八道。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路当中，破车和爬犁停在前边几米远的地方。别的人在周围呆呆地看着我，竟然都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我还能骂一句，知道自己还活着，捡了一条命。试着动了动，感觉没什么事，特别是脊梁骨没有像癞皮狗似地断了，就自己慢慢地坐了起来。看看胳膊腿还都一根不少地长在身上，居然除了有几处不很厉害的痛感，几乎完好无损，两个摔出去的哥们还擦破了皮呢。
　　谁都没有看见爬犁是怎么从我身上一跃而过，也没有人相信我能死里逃生，甚至有人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掉在了爬犁中间。因为再看那些横梁，离地面大约只有十几厘米，就算是个小孩也不可能从下边爬过去。脑袋不被挤成几瓣的概率几乎为零。
　　我的破车除了转向制动失效，还好没有什么别的损坏。伐木是去不成了，大家就溜达着下山回家。我一个人小心翼翼地用反向分离把车开下山去。拉那两根操纵杆的时候，肋下感觉很沉，但是不怎么疼。回到连队，包括排长大家都没说什么，只是告诉连长车坏了，差点儿要了我的命。连长没把这当回事，不就是一辆破车吗。

　　春节前那十几天里，人人都在张罗着过年，没有人再理会我的历险，也没有人关心那辆破车。我没有去团部医院，自从两年前脚被砸碎没有诊断出来，我相信那几个医生现在也还是那坐，不会把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知青认真对待。
　　车坏了木头也拉不成了。休息了两天后，连长让我加入了农工的行列，好在冬天只有些杂活，其间只有两天为运粮的汽车装豆子，一个麻袋有二百多斤。一个多星期过后，左肋仍然阴痛，而且肿胀不退，慢慢地可以在肋骨上摸出有包。同屋的一个捡麦穗的小三届，天天拿着本赤脚医生手册吓唬人，一段一段地念给我听。是该回家看看伤，可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兵团的知青需要轮流请探亲假，和干部们关系好的知青早早就安排好了回家过年的日程，我只能自己小心翼翼地熬到年后。
　　那一次，连长没有含糊就批准了我的假。说起来除了有些好吹牛外，连长还算得上是个好人。大约到了元宵节前后，我终于狼狈地踏上了下乡以后第一次回家的路。我没有像别的知青那样大包小包地为家里带回去土特产，只有随身背着一个绿挎包。路过沟梆子的时候，我顺路去五七干校看望了五年没见过面的姨。那天晚上姨非要给我理发，说这样怪力乱神地回家我妈要吓死。理发的时候，我睡着了，结果差点理成了阴阳头，还是把老妈吓了一大跳。

　　回到家的第二天我就去了医院，大夫摸了摸肋骨上硬梆梆的鼓包，信心十足地对我说：“这是骨痂啊，早就断了吧？干嘛不早点来看！”我能说什么呢，说我是知青吗？
　　X 光片出来以后，大夫为我庆幸，说还好没什么错位，要是压得再厉害些扎穿了肺什么的就麻烦了，看来保养的还不错。其实他哪里知道我还扛过麻袋，幸亏我习惯用右肩，肋骨断的是左边。
　　伤筋动骨一百天。肋骨断了用不着什么治疗，反正已经长上了，也不用再掰开对齐。一个月的探亲假过去了，我没有回去，在家里住了四个月，直到感觉肋骨已经长好。其间连长来过两封信，除了问候，还有希望早日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之类的，他所能做的，大概只有这些了。

　　我再回到北大荒的时候，康拜机组已经换了人，破车也被拆得七零八落，我跟连长说自愿去放羊。尽管别人都认为有处罚的意思，我真的喜欢那样的孤独，喜欢离群索居，每天在田间林地看着几十只畜牲吃草，我有的是时间可以自顾自地想自己的事。
　　差不多一年以后，我办妥了返城的手续。那次连长没有为难我，很痛快地在调令上盖了章，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在暗示他欠我些东西。
　　没什么耽搁，我不久就回到了家。大约有十几年的光景，像天气预报，每逢胳肢窝下边那块排骨阴阴地疼，天气就要变了。再后来，天气预报不灵了，不知道为什么。
　　又是十多年之后，那里忽然重重地疼，可天气预报仍然不灵，也仍然不知道为什么。是要告诉我别忘了什么？

　　三十年后，我又回到那个生活过的山间村落。连长死了，两位康拜机组的师傅沿着祖辈闯关东的路返回了山东老家，认识的人差不多都走了，只剩下木匠的女儿女婿还能认出我。

　　没有人还记得知青们的往事，没有人还记得我那辆破车。

（2003-06-01 于北京）　　

（责任编辑：冒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