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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走过

DDN

  一  

  2001年夏天,我出差北京、上海,,我又回到了多年不见的上海。

  
  几年不见,上海的市容变化巨大,几乎不认得了。地铁,高速公路(还分内环、外环),我出国时连影子还没有呢,现在全冒出来了。出租车满街转悠,“打的”成了口头禅了。
  最显著的市容变化,要算那些高楼。站在大厦顶层四望,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都是这十几年新盖的。什么东方明珠、金茂大厦、恒隆广场,全是后起之秀。原先的上海展览馆(最初称中苏友好大厦,两国吵翻后改名)、国际饭店这些我们记忆中的庞然大物,当年鹤立鸡群,现在躲到哪里去了?
  啊,看见了,它们还在那儿,只不过是夹在那些大高楼中间,像个小娃娃,完全不显眼了。往下看,当年一大群五六层楼的工房,像一块块豆腐干,现在透过那些高楼的缝隙,还能勉强看到一点。再往下,当年有好多乱七八糟的小平房、棚户区,现在从大厦顶层往下看,是完全看不到了。
  然而,好一批这样的小平房、棚户房还匍匐在高楼下面,一大群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还住在里面。他们挣一点大款们不屑一顾的薪水过日子,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有他们的故事。
  当年和我一起去新疆的老知青阿C,就在他们中间。

  在上海忙完公事还有一点时间,该看看老战友了,首先想到的就是阿C。
  天已擦黑了。多年没有联系,上海的电话号码早已从6位数滚到了8位数,不知道阿C家有没有装电话。听说阿C还住在原来的家,不如直接走到他家去找他,顺便再走一次当年常走的马路。记得当年我和阿C常在马路上边走边聊,憧憬着将要去新疆过的那种战天斗地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什么滋味都有……
  这是徐汇区武康路,两边冒出了不少新建筑。然而,两旁的法国梧桐依然是那么熟悉。那条熟悉的小弄堂,依然缩在梧桐树影里。阿C家的小房子居然还是老模样,只不过显得更加破旧,也更加寒酸了。阿C家门虚掩着,一推开门,就看到轮椅上坐着阿C。他背对着门,正在看一件小东西。

  “阿C,还记得我吗?”
  阿C转过身来,目光有些迟钝。为了方便轮椅移动,房间里就一张桌子,椅子和凳子都堆在一张空床上。
  这样的摆设对来访的客人很不方便,还得把凳子搬下来才能坐。
看样子,访问阿C家的人是很少的。家里很静,静到有点阴森的感觉。我已经很不习惯了,这样的环境还不把阿C憋坏了?记得当年,阿C可是个活跃分子,哪儿有他哪儿就热闹呀。
  阿C只犹豫了一会,眼睛里就闪烁出火花,当年的阿C又回来了。
  “啊哈,XXX,我当然记得,就怕你把我忘了呢。”
  好多年没听过有人这么喊我,当年在农场,差不多每人都有个不那么雅的外号。阿C这小子,嘿嘿,你也跑不掉,等一会儿瞧我叫你的外号。

  隔了这些年,我们都老了。阿C看起来发胖了,那不是正常的胖。据说下肢瘫痪的人,由于人体的代偿功能,会使上身发胖。当然,整天用手摇轮椅,上身锻炼的机会也多些,可能是另一个原因。
  总觉得小房间里少了些什么。
  “你爸爸妈妈呢?”
  “他们都过世了,是前几年。我能给他们送终,也算尽了一份孝心。”
  “现在就你一个人?”
  “是呀。我白天有时到上海残疾人协会帮忙,当义工。”
“记得你还有个弟弟。。。”
“他成家了,搬出去住了。”
  我还想问些什么。比如怎么做饭,怎么洗衣哪,怎么上床,怎么解手哪。就一个截瘫人怎么生活?然而,看一下房间里简陋的摆设,什么也不用问了。

  阿C的编制还在新疆兵团。他已经退休了,靠农场的退休工资维持生活,农场每隔三个月把退休工资寄给他。多年下来,农场的干部换了好几茬,寄工资的人也换过几个。新的人已不认识他,他的故事早就像吹散的云烟,被人遗忘了。有时农场忘了给他寄工资,他还得写信去,反复解释,折腾几回,才能把工资要来。
然而,阿C没有忘掉农场,更没有忘掉当年共患难的知青哥儿们。

  阿C的记忆极好,他还清楚地知道有哪几个知青还留在农场,谁谁谁现在干什么。有的我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名字,阿C就会提醒我,
“不记得了?当年和XXX打架的那个。”
  “哎呀,你怎么把他忘了!不就是当年死追XXX的那个吗?”
  他还告诉我,几年前,回城的农场老知青们为纪念进疆30周年,特地组织了一次聚会。那次真热闹,连农场的宁波知青也结伴来到上海参加聚会。谁谁把老伴也带来了,谁谁把孩子们都带来了。还有谁谁谁来不了了,他已不幸去世了。

  随着阿C的叙述,记忆的闸门悄然打开……

  二  

  一九六五年初,上海市公安局通知我可以报户口,我终于结束了没有户口的日子。因为我被北大稀里糊涂开除退回上海时,没有任何证明。谁知道我有没有杀人放火,有没有现行反革命呢?市公安局要调查,当时没同意我报户口。
  户口刚报上,街道里委马上通知我参加社会青年活动。
  当时的社会青年,就是失学青年。所谓的社会青年活动,无非是里弄干部车轮大战,动员你报名去新疆。能动员了的,早已报名走了。留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不管你怎么动员,“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讲讲是社会青年,他们的社会地位其实是很低的。连小孩子都会在街上追着他们叫,“社会青年勿要老嘎,老嘎叫侬到新疆去。哈哈哈!”
  于是社会青年赶紧低着头走开,就像当年孔乙己在众人哄笑中离开咸亨酒店。第一次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我就告诉里委干部,不用对我动员,我早就决心去新疆了。要不是去年考上北大,去年我就走了。里委干部喜出望外,她们告诉我,里弄里还有一个不用动员就决心去新疆的,他就是阿C。

  第一次看到阿C,就在这次活动。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能干的青年。他理着短发,性格活跃,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他去年初中毕业,其实他和我同年,我因为念书早,去年高中毕业。在学校里,阿C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过去还是少先队大队长呢。这样一个好学生,怎么连高中都考不上呢?
  不是因为家庭出身。阿C的母亲,是地富反坏右中排行老四的坏分子。说真的,这黑五类中,其他四类常常看到,就这黑老四还是第一回见识。更离奇的,阿C的母亲不知得罪了哪个里委干部,不是她的工作单位,是里弄把她打成了坏分子。直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这小小的里弄干部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
  咳,别想了,那个年代,弄不明白的事多着呢。

  其他的社会青年,有意识地回避我和阿C,担心我和阿C动员他们报名到新疆去。这样,我和阿C接触的机会更多些。
  其实我和阿C的思想觉悟并没有那么高。我们当然希望多一些人决心去新疆,大家也热闹些。
  但我们还不至于去做别人的动员工作,咱连团员都不是呢。不去新疆的人中,倒是有一些团员。我们俩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学校里都是三好学生、班干部,干什么事都积极,从来都是在赞扬声中长大的。因此,我们都不想背社会青年这个名声,希望早一点解脱。
  我们决心去新疆的动机,却不完全相同。当时我的书呆子气极重,整天喜欢想些社会、人生的大道理,已经被整成那个熊样,还好像自己是D委书记似的。我是为了寻找真理去新疆。因为广播中讲的,报纸上写的,和我看到的现实根本对不上。我要弄清这到底为什么,我要知道真理。阿C不但是个好学生,他还是个出色的航模爱好者,当时已经是个二级运动员了。在航模高手如林的上海,他还排不上号。但在新疆,他的水平可以进省队了。他相信,只要自己在新疆兵团好好表现,就可以抵消出身不好的负面影响,可以进省队的。
  两个大傻瓜。那个年代,出身决定一切,到哪儿都变不了。但当时有这种幻想的人还不少。
  据说当时的全国少年游泳冠军也在报名去新疆的行列中,后来照样被戈壁滩埋没了。没用,哪怕你拿了奥运会金牌也没用,这个道理,我们后来才明白。

  新疆建设兵团的招生一开始,我们俩就第一批报了名。
  那一阵子,我们每天都兴奋得像个天真的小孩子。报纸上、杂志上,只要是新疆的消息我们就爱看。广播里,只要是新疆的新闻、故事我们就爱听。我们交换有关新疆的消息,我们学唱新疆的歌曲,要是当时有人肯教我们新疆舞,说不定也会学呢。
  晚上,我们俩喜欢在法国梧桐笼罩的马路上漫步。我们互相激励要经得起边疆艰苦的考验,我们互相提醒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和体能上的准备。
  有人说,有理想的生活才是真正充实的生活,是任何金钱买不到的。这话不假,可以说,那一阵子,我们的生活是相当充实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假如时光能倒转几十年,再让我重新做一次选择,我会不会还选择走这一条路呢?
  我对自己走过的路,并不后悔。从朴实善良的父老乡亲那里,我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然而,如果我知道上山下乡的真实背景,绝对不会再走这一条路。
  为什么?你不要理想,不要充实了?
  我要理想,要充实。但是,我看到了这么一幅画面。
  在押赴刑场的囚车上,阿Q不想让围观的民众失望,他想唱一句“手执钢鞭将你打”,可惜手被绑住了做不了动作。于是,他喊了一句:“过了20年又是一个……”
  这种鲁迅笔下愚民的充实,我可不敢再要了。我相信,阿C的回答也会如此。

  要出发去新疆了。我们两个里委的支边青年组成一个班,我和另一里委的一位知青担任正副班长,阿C就在班里。
  告别大上海,大部分知边青年心事沉重,愁眉苦脸。阿C是为数不多的露出爽朗笑容的人之一。我也有心事,主要是对这一个班的人多半不了解,对能不能带好这个班心里没底。
  火车一开,车厢里、月台上,哭声震天撼地,尤其是那些女知青。虽然到新疆是自愿报名,报名的动机形形色色。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里委干部软硬兼施压力下无奈的选择。平时为了不让父母伤心,他们会强装笑容。在和亲人分别的最后瞬间,内心的真情冲破一切伪装,决堤了。
  阿C没有哭,他是笑着告别亲人的。在车厢里,他还不断安慰鼓励其他知青。虽然他自己从来也没说过,我总觉得,他自愿报名去新疆的心灵深处,包含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减轻母亲在里弄所受压力的成分。为了不让母亲为此伤心,他把这种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在最后分手的时刻也没有流露。阿C够坚强的。
  吐鲁番下了火车,又坐上了大卡车。整整开了十天(途中休息一天,共十一天),才到农场。
  一上大卡车,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知青的心情,又开始动荡了。黄沙,灰雾,茫茫戈壁,开几个小时不见人烟、房屋、树木。颠簸的道路,发麻的双腿,身体不时弹起来脑袋撞上卡车顶篷。
  想到今后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又有女知青开始哭了。有的开始后悔,闹着要回家,死活也不肯上卡车。
  要稳定大伙儿情绪,而且要把大伙的情绪提上来,班长的工作不好做。难得的是,不是干部的阿C不但自己情绪稳定,还不断鼓励大家,想着点子把大家逗乐。途中歌咏比赛开始了。卡车和卡车,班和班,里委和里委,挑应战不断。阿C领着大伙作啦啦队,嗓子都哑了。
  戈壁沙尘中,颠簸的卡车里,传出一阵阵歌声:

        “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

  大伙的情绪高涨起来。有趣的是那帮女知青,哭得最凶的是她们,笑得最欢的也是她们。
  那一年支边青年中,据说我们这一批途中的情绪最高,纪律最好。可能和我们这一批中,有相当一部分像阿C这样主动要求到新疆改造自己的“狗崽子”有关吧。

  三  

  我们的农场属于农一师四管处,位于昆仑山脚下的戈壁滩。这儿应当算离上海最远的团场。
  当然,如果朝西绕地球的另一个方向量,这儿是离上海最近的团场。文革中想家时,我们常用这样的玩笑自嘲。一年后(1966),兵团以农一师四管处为基础成立了农三师,从此我们就是农三师了。
  兵团素有“富八师,穷三师”之说,这话不假。我们这儿土地贫瘠,物资缺乏,交通不便,连喝的水都是盐碱水。一天至少拉两回肚子,大田劳动时不时有人扔下砍土镘往两边奔。男男女女也顾不得羞耻,男的往一边奔,女的往另一边。有的奔到沙包边还来不及蹲下就开始解裤带,干什么好事不说也知道。
  一系列艰苦的考验,阿C都经受过来了。不多久,他已在各项劳动竞赛中名列前茅。

  三个月后,我和阿C同时调到农场值班连。
  值班连是农场的武装连队,通常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资格进。我们两个狗崽子怎么混得进来,这真是个谜。也许这回真的是重在表现,D和组织把我们当作好同志了?我们俩真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皇上英明啊,老佛爷吉祥!
  那段时间,阿C干活简直像玩命。冬季军训结束,阿C的名字列在优秀射手名单中。

  66年春天,我调出值班连。66年冬天,阿C也调出值班连。阿C回到了原来的农业连队,我调到另一个农业连队,我们从此分开了。
  66年是全国人民难忘的一年,文化大革命就是那年开始的。兵团是军管单位,67年初才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支边青年的遭遇大不相同,有成为革命派的,有入党做官的,也有被揪斗的。
  进疆时和我搭档的副班长,仅仅和其他几个上海支边青年开玩笑说不打算找对象结婚,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揪斗。他被迫自杀,碎尸五段,埋在沙包里。
  奇怪的是,阿C的消息一点也听不到。既没有被揪斗,也没见他揪斗别人,就好像他已从地球上蒸发了。阿C跑哪儿去了?

  一次,我正好有事去阿C连队,我顺便打听了一下阿C的下落。原来,阿C被安排在戈壁滩放羊,一个人单独住在戈壁滩,连队每两个星期派人给他送一次东西。正好这天连队有人去给他送包谷面,我跳上送面的牛车一块儿去看他。

  牛车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吱吱唔唔地前进,两旁长着些骆驼刺草。戈壁滩上本来没有路,牛车碾过几道,也就成了路。这种大轱辘车,关内已很少看到了,西汉古墓的壁画上,倒是可以看到。要是我们能穿上那时的袍子,简直就是刘邦的部下了。
  在牛车上晃悠了个把小时,赶车的把式指着远方告诉我,“快到了,就在那儿。”
  远远的,我望见一座孤零零的羊圈。阿C就在那儿。是吗?我真难想像。

  还没到羊圈,一条大黄狗窜了出来,恶狠狠地朝我们吼叫。
  “阿黄,阿黄,别叫。给我们送吃的来啦。”
  随着声音,一个人走出门来。大黄狗围着他转了两圈,狂吠变成了呜呜的哼声,眼睛还瞧着我们,不过眼光温和多了。这个人就是阿C。他是阿C吗?
  阿C的模样变了好多。头发乱蓬蓬的,好久没理发了。身上的衣服被骆驼刺钩破了好多地方任那些布片挂着。腰上缚着一根麻绳。
  看见我的到来,阿C又惊又喜。
  “XXX,什么风把你刮来啦?”
  真是的,就记得我的外号。
  “XXX,你怎么这副模样?”
  我也还了他一个外号,一比一,咱们扯平了。

  我们把包谷面带到屋内,屋内地上堆了些麦秸,铺上被褥,算是一张床了。一个坛子是放包谷面的,还有些瓶瓶罐罐,就是全部家当了。
  屋子中间吊着盏煤油灯,窗户没有玻璃,用装化肥的塑料袋封住,只能透过一点朦朦胧胧的光线。阵风吹过时,塑料袋会发出嘭嘭的响声,房顶的草丛也会悉悉簌簌,抖出一捧灰尘。羊粪味无孔不入,钻进屋内每一个角落。只有阿黄最忙碌,跑进跑出,用鼻子在地上嗅来嗅去,想发现什么好吃的东西。
阿C最迫不及待的,就是能找人说话。他问了农场情况,老战友们的情况,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尽我所知,把大小新闻告诉了他。
  阿C对外面的情况了解很少,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甚至有点天真。可以看得出,他是非常渴望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能够理解,对一个什么运动都积极参加的人来说,这么伟大的一场运动到来,却偏偏无法参与,心里是多么难受。但是,文化大革命带来这么迅猛的变化,好端端的人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反革命。我的脑袋也是乱哄哄的,根本不可能三言两语对他讲清楚。
  何况,有些心底的想法,我也不敢对他讲。一旦透露出来,灭顶之灾呀。

  一个青年,终年累月,孤单单地住在戈壁滩上。陪伴他的,只有一只忠实的牧羊犬。这种孤独,寂寞,没有坚强的意志是无法坚持下去的。
  我行吗?我不敢回答。
  我忽然想起了苏武牧羊的故事。

  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
  阿C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外。阿黄跟了出来,非常友好,它已经相信我们是朋友了。
  牛车走远了。
暮色中,阿C还站在门口,阿黄还在摇着尾巴。

  四  

  1967年秋天,全国各地派系对立,武斗升级。皇后娘娘真把“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学到家了,鼓吹文攻武卫不说,还推出什么支左。支一派打一派,生怕天下乱得不够。
  我们封闭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对外面的情况基本是漠然无知的。

  一天下午,戈壁滩上突然开来了几辆大卡车,其中一辆开进了我们连队。
  全连立即收工,紧急集合。连长拿着一份名单,说是有紧急任务,报到名字的上卡车,去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听到可以去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心里痒痒的,巴不得自己能混上卡车。
  一则可以亲自体验大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二则在戈壁滩上呆了几年,也实在闷坏了,真想出去开开眼界。当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时,真是喜出望外,又一次受宠若惊了。
  卡车一共四辆,在团部集合后马上出发了。
  开始那两个小时,我还笼罩在兴奋之中。好久没出农场了,看到什么都新鲜。慢慢的,脑子里有问号了:怎么这次紧急任务都交给农业连队的人了?其中还有不少狗崽子。怎么去什么单位、去干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喀什怎么缺人了,非要把我们这帮什么也不知道的人请去?
  天擦黑时分,车子开进紧贴喀什的疏勒县一处高地。
  大家跳下车洗把脸,这时,我看见了阿C。阿C兴奋激动的心情,远远超过了我。可以想像,常年累月孤零零地生活在戈壁滩羊圈里,突然点名到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党和组织的信任啊!就像从原始社会一下子蹦到了共产主义,天壤之别,能不兴奋吗?
  我有点纳闷,这么久了,阿C一直是被遗忘的角落。怎么这次想起他了?

  这次行动的背景,过了好久才慢慢弄清。当时我们是完全不知情的。
  简单说吧。新疆的群众组织分裂为打倒王恩茂(自治区D委第一书记)的红二司和拥护王恩茂、打倒武光(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的一三司两大派。喀什红二司占上风,武斗中把一三司赶出了喀什。一三司向兵团求援。兵团各级领导是王恩茂的老部下,当然要为老首长出把力。然而中央有明文规定,兵团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师里的头头还是决心介入,只要找到个借口能向上级交代。

  一三司占据的疏勒县和喀什只隔一条大河,河上的一座大桥是连接疏勒和喀什的惟一陆上通路。红二司在河边修筑工事,在桥中央修筑了碉堡,架起机枪,封锁交通,严守喀什。兵团武装部队在河这边早已修好工事,架起枪炮,只等一声令下,强攻喀什。万事俱备,只缺一个借口。
  如果有一批手无寸铁的兵团人员经过这座大桥,碉堡内的机枪必然开火,这批兵团人员必然壮烈牺牲。红二司打死了手无寸铁的兵团人员,这不是一个绝妙的借口吗?
  让谁来充当这批烈士呢?领导想起了我们这些被遗忘的角落。

  洗完脸开始吃晚饭,一大盆红烧肉端上来了。哇,我们好久好久没吃上肉,见了红烧肉,我的眼光发直,眼珠都不会转了。不一会儿,我们这批蝗虫就把它干得盆底朝天。那一顿饭的滋味真是终身难忘。空气中弥漫着红烧肉的香味,偶尔有流弹从头顶上嗖嗖地飞过,河对岸喀什城内灯光闪闪。还有比这更浪漫的吗?
  吃完饭,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毛主席语录牌。我们的任务是,高举毛主席语录牌,进喀什城宣传毛主席思想。
  任务布置完了。上车,出发!
  卡车向着大桥急速开去。

  后来回想起来,师里这些头头也真是煞费苦心。
  赴刑场前让死囚美美地吃一顿,是中国人道主义的优良传统,《水浒》中就有不少这样的记载。何况,我们还不是死囚,是选拔出来当革命烈士的呢。一顿红烧肉,体现了领导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每人一块语录牌,更是颇具匠心。试想一下,这些烈士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卡车里,手里还紧紧抓着毛主席语录牌,这是多么壮烈而感人的画面啊!

  南疆军分区得到兵团准备对喀什发动进攻的消息,派了一位参谋赶来阻止这项行动。在卡车上,我清晰地看到,一辆军用吉普沿着河边的便道急速地往前开,几乎和我们卡车平行地前进。就在卡车要转上桥时,吉普把我们拦住了。
  参谋传达了军分区命令:立即撤回去!
  卡车按原路返回,原定的进攻计划流产了。埋伏在河边指挥军事行动的师参谋长气得大骂:
  “叛徒!戴帽徽领章的叛徒!”

  临时决定,我们中间留下两个班的人在喀什待命,其他的人连夜返回农场。
  我要返回农场,阿C留在喀什。分手前,我匆匆地向阿C告别。
  这一系列事情发展太快,我脑袋里嗡嗡的,还理不出个头绪。但是,离开农场时兴高采烈的心情早就一扫而光。阿C的兴奋期好像还没有过,他还为能留在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感到高兴。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健康的阿C。

  我们回到农场没几天,从喀什传来一个消息。农场留在喀什的两个班中,有一个人受了枪伤,伤势严重。这个人正是阿C!
  那天阿C奉命在哨位上站岗,刚交完岗走在回驻地的路上,一颗子弹射过来,阿C一声没吭就栽倒了。这不是流弹,是河对岸狙击手射来的子弹。
  子弹从阿C的左腰射进,从右腰穿出,阿C当时就昏迷了。

  五  

  阿C回到农场,已经是将近一年以后了。
  阿C中弹后,立即送到南疆军分区医院。医生们立即进行抢救,命总算保住了,但是,脊椎已被打坏,从腰部以下彻底瘫痪了。
  然而,这个手术只是控制了伤势,要真正恢复体力,还必须修养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康复治疗。这儿只有喀什市人民医院有条件做这种康复治疗,可是,通往喀什的道路已被红二司封锁,怎么把阿C送进人民医院呢?
  据说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人物,他可以和喀什市内红二司头头挂上钩。通过这位大仙的安排和协助,红二司的前线人马让运送阿C的几个人过封锁线,阿C终于住进了人民医院。
  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康复治疗是成功的。但是,阿C的脊椎被那颗要命的子弹彻底打坏,从腰部以下的瘫痪却是无药可救了。

  回到农场的阿C,如果脑袋灵活,说一些领导爱听的话,也许会受到热烈欢迎。说不定他的瘫痪还会变成什么英雄事迹,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呢。就像后来中越边境战争中腿部受伤、会唱歌的那位,不就成了战斗英雄吗?可是,不识时务的阿C,却偏偏说出了领导最不爱听的话。阿C说,红二司的人不是暴徒,不是坏人,红二司和一三司一样,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阿C还说,虽然他的脊椎是红二司的人打坏的,他不怨恨红二司的群众。
  唉,阿C呀,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阿C悄悄地回到了农场,几乎无人知晓。因为阿C的生活已无法自理,他被安排在卫生队一间病房里,养着。每天卫生队开饭有他一份,饿不死而已。他就像一块用过的抹布,被扔在墙角,没人想得起他。然而现在的阿C不再是刚从戈壁滩羊圈出来,说什么都信的阿C,他开始思考。在喀什呆了大半年,对文革的体验,他远远超过了我们。一年多前,在戈壁滩羊圈里,他傻呆呆地听我吹文革的消息。现在轮到我张开嘴,傻呆呆地听他讲城里文革的故事。

  1969年冬天,我们同一里委出来的一位女知青在卫生队病故。
  这位女知青刚住进卫生队时,我还去看过她,顺便看望了阿C。那一天下午她看上去精神很好,我们三个还在阿C的病房里说说笑笑。我们回忆起进疆前夕一起向往新疆的心情,我们还回想起里弄生活中有趣的点点滴滴。分手时,她还关照阿C要注意勤换衣服。
  谁能想到,这一分手竟成永别呢?

  她在上海就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高中毕业时因为这关节炎不能参加高考。像她这样的身体是不应该到新疆来的,可是她坚决要求,反复要求,最后街道里委批准了她的请求。
  真不知道,关节炎竟会这么致命。
  到团部参加这位战友的追悼会时,我再一次探望了阿C。
  阿C的神情十分沮丧,他喃喃地说,“真想不到,几天前她还在这儿和我聊天呢。”
  阿C更为无法参加她的追悼会而沮丧,他让我代他向这位老战友告别。
  “会的,我一定会的。”
我们里委那一年共有七位知青到新疆兵团。还不到四年,现在死的死,伤的伤,疯的疯,斗的斗,只剩下两位能参加她的追悼会。代表老战友向她告别,抬着她的棺木去墓地安葬,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追悼会的前方,挂着老战友的遗像,遗像四周披着黑纱。像中的她还是里弄时的模样,带着微笑,嘴巴微张着,好象要给我们说些什么。
说些什么呢?。。。好象听见了,就是她在里弄时常说的,走革命先辈走过的路。
  先辈走的是什么路?我脑袋轰轰响,理想和现实在撞击,一个个书本上,生活中的人物走了过来。

  林道静走出了舒适的小家,加入了街头的游行队伍,“抗日,救国!”
  祥林嫂走出庙门,满脸红光,“我捐了门槛了!我捐了门槛了!”
  森林里,浑身泥浆的保尔和共青团员们,要赶在入冬前修筑一条铁路。
  孔乙己用手指蘸着茶水,在地上示范,“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
  敲锣打鼓的人们在欢送,哭得惊天动地的亲人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告别。
  躺在棺木里的老战友,戈壁滩上放羊的阿C,吊死在禁闭室的副班长。。。
  我们走的是什么路?谁能告诉我?

   戈壁滩上一块高地,孤零零地露出几十个坟堆。
  我们的老战友,长眠在这儿,这一片她立志贡献青春的土地。
  这儿没有鲜花,没有松柏,也没有青草。但是,这儿可以望到无边的农田,可以听到呜呜的风声,风沙小的清晨,还可以看到浮在天边的昆仑山。

  写到此处,心里想起一首后来的电影歌曲,那是支男声小合唱:
        “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
        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

  几十年后,人们又探讨起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的历史定位。曾经卷入这场运动的老知青们,又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由于每个人的境遇不同,结局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反思的结果不可能相同。出现了争议。
  对这些长眠在大地怀抱中的老知青们,我想,就不必拷问他们是有悔还是无悔,还是让他们静静地躺在那儿,怀着他们的青春梦想吧,不管他们的梦想今天看来是不是幼稚可笑。

  阿C在卫生队的生活,我知道很少。但是,有一个其他上海知青告诉我的传说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那真是一个美丽的,带一点凄凉的传说。

  卫生队有一位从农业连队抽调上来的护士,也是上海知青。她十分同情阿C的遭遇,平时经常在生活上照料阿C。一有空闲时间,她常常跑到阿C的房间,聊聊新闻,讲讲笑话,解除阿C的空虚。的确,她那银铃般的笑声,给阿C的生活带来了色彩和乐趣。
  俗话说“日久生情”,这话有道理。阿C的心,越来越离不开小护士。小护士不在的时候,阿C会想入非非。一开始,阿C总是提醒自己,“别胡思乱想,这是不可能的。”时间长了,这念头象挥之不去的影子在心里越憋越难受。
  “既然甩不掉这念头,不如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她吧。”

  一天,小护士又来聊天。
  聊天的空隙,阿C鼓足了勇气,涨红了脸,问了小护士这么一句:“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什么话?”小护士一下子摸不着头脑。
  当她看到阿C窘态十足的模样,马上明白了。
  哇的一声,小护士大哭起来,捂着脸跑掉了。

  阿C无法原谅自己生平第一次拙劣的表白,第二天,他坚决要求出院。别人告诉他,不行,他无法生活上自理。阿C怎么说也不听,就是要回连队。阿C出院了,回到农业连队。的确,他无法在生活上自理。
  不久,阿C离开农场回上海,由家里照料。

  再不久,我调到了几百里外另一个农场。
  从此,我听不到阿C的消息了。

  几十年后,我忍不住向阿C提起了这个传说。
  阿C摇摇头,笑了笑,
  “哪有这么浪漫的情节呀,这些哥儿们也真会编故事。”
  他告诉我,
  “当时卫生队的护士长确实对我很关心。不过,她可不是那个小护士,我们之间更没有那种罗曼故事。”
  我倒宁愿那故事是真的。能有一丝甜蜜的哪怕带一点苦涩的回忆也比什么都没有好,那正是我们青春荡漾的岁月啊。
  六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这十几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革结束了,四人帮倒台了,高考恢复了,上山下乡不提了,绝大多数在农场农村的知青通过各种政策返回了家乡。我的冤案也平反了,重返北大学习。
  阿C怎么样了?

  1982年,我又回到上海。   想起了阿C,请弟弟帮忙,开车去把他接来我们家叙叙。
  阿C接来了,我把阿C从车里背出,再一步步跨上楼梯背上二楼。附近的小孩好奇地望着我们,这是哪儿来的一个残疾人呀?
  阿C腿上的肌肉早已萎缩,两条细细的腿,软软地搭在我手上。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这些小孩子啊,你们哪里知道,这位叔叔年青的时候,有两条健壮的腿,身体比你们还壮呢!

  我问起阿C回上海以后的生活。
  阿C到上海后,农场是按长病假待遇给他发工资( 70%工资)。这点阿C无法接受。他并不是生病而瘫痪的,有这样的病吗?他要求按工伤待遇(100%工资)。这农工一级可怜巴巴的工资,就是拿100%也没有多少。阿C要的是这个名目。
  阿C的道理是,他是执行上级布置的任务时受的伤。至于这个任务是不是正当,那是策划者的事,不能由不知情的群众承担。但是,工伤是要经过有关领导签字批准才算。哪个领导敢签字呢?形势已经变了,我们那次去喀什 的行动,已经变成了一只烫手山芋。现在各级导躲都来不及,谁还敢去接呢?
  一场足球大赛开始了。

  新领导把球踢给了老领导。你的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能签字呢?还是找当时经手的领导开个证明来吧。
  老领导把球踢给了新领导。我早就调离了,还能手伸那么长管到以前的单位?
  下级把球踢给上级。这件事我们和你一样,我们也不知情,还是去问上级吧。
  上级把球踢给下级。你这个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我们怎么知道你阿C的具体情况呢?如果什么事都来找我们,还要那些下级领导干什么?
  怪不得我国的男足一次次让球迷们失望,“冲出亚洲,冲向世界”喊得怪响,一上场就不行了。原来真正的高手都调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了。

  有意思的是,当时策划参与这次行动的领导,忽然都得了健忘症。组织人马到喀什介入地方武斗?没有呀,我们根本记不得有这回事,也没发过这样的文件。恐怕是下面群众自发干的事吧?没有通过我们呀。
  闹了半天,反成了阿C没理。
  你这个同志呀,不安心戈壁滩放羊的本职工作,无组织无纪律跑到喀什乱闹。这不,挨了枪子儿了。领导上帮你治伤,还发给你长病假工资,是对你的关怀呀。好好安心养病,别胡闹了。
  怎么回事呀?明明是你们照着名单,把我们拉到喀什,怎么成了群众自发的呢?好像成了我们几车人同时发了精神病,无组织无纪律,结伙去了喀什。而且我们神通广大,变出来四辆卡车,还美美地吃上了一顿红烧肉。这故事谁信呢?
  其实,这件事的真相是不难查明的。还有我们四车人呢,还有司机,还有埋伏在河边的武装人员,还有煮红烧肉的大厨,还有南疆军区的参谋,都可以作证。问题是,各级领导人员谁也不想认真调查,最好糊里糊涂把这件事抹掉。

  阿C的问题在团里、师里没法解决,他决定到兵团上诉。
  第一次到兵团还是在冬天。一个从腰部截瘫的人从上海赶到乌鲁木齐,即使有他弟弟同行,也不是件容易事。特别在冰天雪地里,把他从车站背到兵团大院,他的弟弟累得满头大汗。
  兵团机关工作人员很多,却难以找到一个管阿C这件事的。这个部推那个部,这个处推那个处。阿C累了,不愿像皮球那样被踢来踢去。哪个处也不去了,就呆在接待处办公室,你们看着办吧!
  兵团也有困难呀,总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也得给我们时间调查一下吧。何况,武斗中受伤怎么处理,什么待遇,上级也没有文件规定(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文件,我不清楚,请知情网友指正),我们也得研究请示呀。你的情况我们一定会向领导汇报的。你先回去,大冷天的,呆在这儿还不把身体冻坏了。等我们弄清情况,就会通知你。
  说的也蛮有道理的,那就先回去等吧,反正兵团领导已经知道阿C的情况了。
  等了一年,又是一年,这件事像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再一次去兵团,再一次回来等待,再一次石沉大海。
  多次去兵团上访,多年的交涉,阿C终于踢进了一球,他的要求达到了。到底是个什么政策,到底根据什么名目,到底根据什么名目,阿C没具体讲,我更无从知道。

  阿C十多年的生活经历,相当一部分竟然消耗在这么一桩小事上,我不禁感叹唏嘘。值吗?
  十二年的时间,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可以从一年级上到高中毕业,能学到多少东西呀。人生能有几个十二年呢?
  然而,对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高位截瘫,他的后半辈子也许就靠这一点工资生活。他如果不争取这一点权益,还能指望什么呢?难道要等待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才去享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好日子?
  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一个当年的三好学生,一个二级运动员,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七  

  一晃,又十几年过去了。
  回到了2001年,回到了武康路阿C的小窝,两个饱经风霜的老知青还在长谈。
  这十几年,阿C又是怎样走过的呢?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阿C又找到了自己的新“组织”--上海市残疾人协会。在这里,阿C结识了许多生理缺陷类似,生活困难类似的伙伴。残疾人协会一有活动,阿C总是当义工,发通知,布置会场,加入啦啦队。在这里,阿C的生命又迸发出火花。

  在多次上访申述的过程中,阿C悟出了一个道理:要懂得用法律来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
  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深入,中国开始了由专制社会向法制社会的转型。有了法,老百姓的权益就有了基本保障,各级领导就不容易胡作非为,有关人员执行政策就不好阳奉阴违。
  然而,有了法而不懂法,这一切还是白搭。
  生活中,不少善良的老百姓被违法乱纪的权贵欺凌,被愚弄,被迫害,却不知道如何申诉,不知道如何讨回公道。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阿C萌生了一个想法:自学法律,将来当一名律师,帮弱势群体讲话,为老百姓讨个公道。

  上海图书馆,成了阿C常去的地方。在那里,阿C借阅有关的法律书籍、教材以及专业杂志,记笔记,做练习。
  清晨,阿C的轮椅夹杂在拥挤的上班族自行车队中,在马路上缓缓行进。用双手的力量,拨动载着全身重量的轮椅的大轮子,朝着上海图书馆行进。从武康路到上海图书馆的距离不近,然而,有了目标,拨一圈就近一点,只要坚持,目标就可能达到。生活的道路,不也是这样么?
  数年如一日,坚持下来不容易。阿C做到了。大部的法律教材,啃下来了。深奥难懂的法学词汇,记下来了。国家规定,学法律的专业人士,必须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才有申请当律师的资格。阿C以自学成才、同等学力的名义,报名参加了考试,居然考试通过。

  离当律师的美梦只差一步之遥了。然而,这一步却像一道深壑,阿C无法逾越。弄不请是目前国家政策上有什么限制,还是阿C的身体条件有什么限制,反正阿C目前不符合当律师的条件,哪怕有了那一张证书也不行。
  阿C没有气馁,他继续学习充实自己,他继续等待。时代在前进,改革开放在深化,国家的政策也可能进一步放宽。今天办不到的,明天有可能办到。

  阿C有了自己的生活。
  然而,晚上呢?
  夜幕降临,夜上海灯红酒绿,下了班的人们开始了形形色色的夜生活。阿C却龟缩在这静静的小窝里,没地方可去,没有人交往,看看书而已。不孤独吗?
  “阿C,你不想找一个伴侣?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遇上合适的人?”
  “XXX,好小子,你又想寻我开心呀!”
  天地良心,我真是替阿C担忧,没有一点寻开心的念头。然而,对照现实,我问的这句话真的和挖苦差不多。
  “我已经习惯了。”
  阿C又补充了一句。

  阿C没有颓废,没有消沉,我为他高兴。
  上海变了,新兴的高层建筑林立,崭新的市容连我这个老上海也不认识了。上海的人也变了。
  束缚人们思想的紧箍咒一旦解除,那种装腔作势,三句话离不开最高指示的高调不见了。社会变得多元化,人们也显得更个性化了。当年把胸脯锤得嘭嘭响的左左先生,现在手持大哥大,出入歌舞厅,十分投入地唱着“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相反地,当年被贴上资产阶级思想标签、吃足苦头的落后分子,现在却关心起国家大事,甚至为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担忧了。
  崭新的上海,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华丽的时尚,成功的人士,抢眼的新闻。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被人瞧不起、被人遗忘的社会底层,还有着像阿C这样一批人。他们有着自己的信念,他们有着自己的追求,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

  时间不早了,我向阿C告别。
  我告诉他,今后回国时,我还会来看他的。
  夜深了,我沿着当年经常漫步的路,走着。
  明天一早,太阳又会从东方升起,阿C又会加入浩浩荡荡上班的人流,喧闹的马路上,又会出现一辆轮椅,慢慢地向上海图书馆行进。
  这条路,我们曾经走过。
  这条路,我们这样走过。
  在人生所剩不多的日子里,我们继续走这条路。

  熙熙攘攘的人流上面,有着五花八门的广告。
  五花八门的广告上面,有着宽敞的办公楼。
  宽敞的办公楼上面,有着雄伟的大厦。
  雄伟的大厦上面,有着深不见底的蓝天。
  深不见底的蓝天上面,有着灿烂的太阳。

(2003-07-21 于美国加州洛杉矶)  

(责任编辑:冒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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