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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事 如 烟

山 歌

  一、逝去的岁月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席卷中国的“上山下乡”开始了。
  1968年9月17号,天低云暗。背起昨夜母亲和妹妹赶着改成的一床“麻花被”和用半个棉花套凑合成的褥子,横三道竖两道扎成行李,再夹上一双“解放鞋”,拎一个旅行袋,内装几件换洗的衣裳和《毛选》四卷缩印本,一大早就集合在学校操场上。学校里黑压压的全是人,满院子除了黄军装和学生蓝,找不出别的颜色。校革委会头头在台上慷慨激昂,谁也没听出个什么,只听一声喊:“出发!”
  那时不用动员,老人家“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等语录,成天在广播里响个不停,大字报早就铺天盖地了。不“自愿下乡”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谁敢不去?!黎明前的灰暗袭着省城的天空,秋天的清晨已十分的凉了,能露面的老老少少缩头缩脑地静默地围着我们,分别相对无语凝噎。不少人泪水在流……
  火车走走停停,没完没了地开了大半天。唱了一路语录歌的同学们早已消停下来,有人睡着了,有人呆呆地想心事,有人不大在行的练喝酒、抽烟、骂人。终于,火车停到了一个小站上。
  在辽北丘陵的乡土路上,汽车满载着我们,一辆接着一辆,奔向各个公社。飞驶的车轮卷起漫天烟尘。车行带风,天又在一阵紧似一阵地风中下起雨来。卡车上,连个车篷都没有,风雨之中,女生蹲了下来,男生们仍然挺立在鞭笞似的风中雨中。快天黑了,卡车越开越快,一颠多高,人人东摇西晃,难以立住脚,就都坐在湿湿的车厢板上。细心的同学扯起一块塑料布,只能盖住头顶。消失了话语,没有了惊叫,冷得发抖。同学五年之久(初中三年,文革二年)第一次男生女生你挨着我、我靠着你。有人终于小声抽泣起来,终于大放悲声!像传染一样,满车人都哭,整个车队在哭!就那么毫无顾忌,我们才十八九岁啊!第一次离家,第一次自己管自己,第一次看到满眼净是漫山漫岗的大豆高粱包米,走出十里八里,才有稀稀落落的几家低矮的土房。风萧萧兮沈水寒,少年一去兮何日还!从此以后,当知青!
  傍晚,卡车停到了公社。农村小学生们在列队欢迎我们城里来的知青大哥哥大姐姐。风雨中彩纸花把湿淋淋的白上衣沾得斑驳一片,小弟弟小妹妹们面孔冻得发白,嘴唇发青,颤抖着瘦小的身躯高高低低稀稀拉拉地喊口号。
  公社借用小学校的教室当餐厅,马上开伙。高粱米米饭,包米面大饼子,装在一溜地缸般的黑泥盆里,冒尖,窜着腾腾的热气;整板的大豆腐滴着汤水,成捆的大葱带着泥土,一排的大海碗是大酱,大块肉炖土豆,土豆没削皮,猪肉皮上带毛。放开量供足了吃!有几个身高体壮高声大嗓的阿姨、大姐、大嫂、大婶,手拎着长把的铁饭勺,看谁的碗里吃下去、浅了点,立马舀上个尖!实实在在的笑容满脸,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造,造,别奸臣(吃,吃。别做假别客气)!”谁也没吃多少。事后回忆,这是在农村中最好的一顿饭,农村人话说不多少,心眼最实!
  生产队长带领四挂大车,牲口身上扮红带绿,四个老板(赶马车的把式,不是发财的老板!)一律黑布长带束腰,精精神神,新鞭梢甩出焦脆的声响,挺隆重地接我们来了(时间长了我们才知道,这“待遇”,是农村中“接亲”一级的啊)。马车在青纱帐里钻来钻去,一路坑坑洼洼,到队部已是半夜。黑灯瞎火的,连个电灯都没有,点的是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一灯如豆,晃晃乎乎。全村的人大概都来了,围着看“洋学生”。看我们细皮嫩肉的戴眼镜,听我们把“躺下”叫睡觉,把“洋车子”叫自行车,看我们假模假式地刷牙满嘴“胰子沫”,多费牙,这牙非鼓捣坏不可!城里人个个臭讲究!不着四六!老乡们看我们是新鲜,我们看农民也是满稀奇!
  青年点是刚刚倒出来的旧生产队队部,三间土房,南北炕,秫秸棚顶,纸窗户,两口大得能淹死个人的铁锅。东屋透风,住男生,西屋稍强,住女生,中间是灶房,大锅旁是堆着的柴草、粮食。个个累得不行,没等老乡们半大孩子散去,门一关,用根棍子顶着,炕早就烧得滚热,倒头就睡。
  青年点的生活,开始了。

  二、村边的小河  

  一觉醒来,眼前的纸窗泥墙,头顶的檩子椽子,远处传来一声声公鸡打鸣,村狗在高一声低一声吠叫,麻雀吵成一团,叫驴声从远远传来极有韵律极奇特。周围满是泥土味、柴草味和说不出来的气味。
  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半天才转过神来,啊,这是农村!
  队长说,头两天先熟悉熟悉,往后忙着呢,有你们好瞧的!
  我们就仨一群俩一伙儿到处溜达,看什么都新鲜,身后跟着一帮子半大孩子,他们看我们也“格路”(东北方言:不一样)。
  每靠近一家,就有孩子群里有人喊,“这是我三爷家”,“那是我五姨夫爷家”,“这是俺六大爷家”,“那是我二哥家”……
  说了跟没说一样!我们既不认识小孩,更没法知道他们的亲源关系,不过孩子们一点儿不在意,那热情劲一点不减,可谓精神可佳。
  不过,时间长了,我们对全村的宗族、血缘可就知道得门清!而且农村人与人之间论辈,不论岁数。比方说,小屁孩乳臭未干,大大咧咧地管半大老汉叫二哥!称大侄子!新鲜!
  他们是自自然然,反而说我们:“城里来的学生还有文化呢,不懂规矩,不会论辈,一码儿是‘肩膀头论弟兄’。把村东头我亲二哥叫老大爷,管我叫大哥!洋学生不叫我老叔!啥作派呢?没规矩!”
  我们知青到了屯子里,见到岁数大的称大哥,大叔、大爷、这下可好,其中有“大哥”辈份是爷爷。爷爷与我们称兄道弟,我们的辈份就长上去了!屯中的亲属只好随着爷叫我们也是爷!开始我们还不好意思,嘴边上的黄毛还没硬呢,几天功夫,从城里到农村,就成爷了?虽说这是“屯亲”,可也是礼遇。
  农村没有叫同志的,全论辈,不认不识的花白胡子老人家,见我们称“小兄弟”、“大侄子”,细一琢磨,总是给你高抬一辈!中国是礼仪之邦啊,大字不识的野老村夫都这么尊重外人,我们在城里,人与人斗得“乌眼鸡”似的六亲不认,扯什么淡!
  称啥都怕常了,习惯了,自然了,油了。时间一长,我们也会对老乡说:“干啥?爷(我)说的不好使啊!孙小子不听摆弄是不是?”
  我们是瞎“较真”,老百姓还真当回事!
  有热情的老乡就拉我们进屋去坐,成把的黄烟往你怀里塞:“尝尝,尝尝,自家种的。不要火,有劲!想抽绵软点的,你抽烟叶底下的叶子……”我们说不会抽烟,推开扎成把的黄烟,老乡不高兴了:“见外了不是?往后一个屯子住着,都是一家人!谁不用点谁的!外外道道哪行,毛主席说啥来着?叫、叫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不是……”
  九月,尚未开镰,正是大忙季节前的空闲日。很快,我们就认识了好多村里人。霍二是放牛的,能赤脚站在奔跑的牛胯上;霍大与我们同年,几乎大字不识,却有“过耳不忘”的聪慧。他有一把说不清从哪来的而且是相当不错的二胡,会拉小曲,悠扬凄怨。记得有一曲叫《八条龙》,至今我也没搞明白,是世上真有此曲呢,还是他的创作。反正是从我们下乡到回城,一直听他在拉,前后整听了五年!霍大每每拉起二胡来,那份全神贯注物我皆忘的劲头,与一袭常年不换的黑褂、满头乱糟糟的头发,是那么矛盾。而激越的曲调与大幅摆动的躯体,浑身震颤的肌肉,又是那么声情交融。
  大柳树荫下有间土房,住着个三十来岁的光棍汉,一张方方正正的“国字脸”,红朴朴的,一看就像“正面人物”。他只有一只手,做饭、打水、脱坯、割地,一只手一只秃胳膊全行!总穿一身军装似的黄衣服。好像听说是转业军人,手是排雷时炸掉的。这不是英雄吗?我们敬佩得不得了,非要“国字脸”讲讲“光辉业绩”。我们为他没受到队里的特殊照顾愤愤不平,要帮他说说话!这光棍倒是个实在人,吭哧了半天,实话相告:“别听小嘎子们扯犊子!没影的事儿,你们也信?小时候拣了个锈铁疙瘩,在石头上砸,不曾想是颗手榴弹!手就这样炸没了,小命剩下来是拣的。哪当过兵,人家要吗?一脸的懊丧。
  屯里有个白大嫂,岁数也不比我们大哪去,结实能干。头上盘个发髻,一丝不乱;衣袖挽在肘弯上,平平常常的衣裳,她穿着总透着一股子利索劲儿。别的不说,就看她挑水,是个镜头:一手抱个吃奶孩子,一手拢着头发,扁担上沉甸甸的两筲水压在肩上,重量不轻,也不用手扶,溜溜地走。换肩时就这么一晃,仿佛杂技一般,一担水轻轻巧巧就转过肩了,水星子溅出来都不算,气不长出面不改色,风摆扬柳似的,绝!
  村边有条河,叫“昭苏台”河,是辽河的上游,清澈见底,曲曲弯弯地缠着小村庄,河滩地上可以种一茬好麦子。“远怕鬼,近怕水”,知青们什么都不在乎,嘻嘻哈哈去游泳,比从小生长在水畔的当屯人游得还好。老乡们知道“狗刨”,没见过自由泳、蛙泳、蝶泳、仰泳之类,忽然对我们很佩服:这帮小青年真有两下子,游得又快又远,一溜白光!
  啊,村边的小河,永远流在我的梦中!

  三、难忘老白马  

  到农村时间长了,我们这些城市里来的“洋学生”,连打扮也入乡随俗。五个钮扣常常不系,用手在大腿上搓根麻绳,拦腰一扎。裤脚一卷,袖子一撸,风吹日晒的,衣服褪了色,卷起来的地方颜色还挺深!
  队长三哥(五十多岁了,但屯中论辈是三哥)看我身板算强壮,眼镜片子挺厚,铲地草苗看不准,就“人尽其材”,让我去赶牲口,当“贴边”车把式。因此,我和喂牲口的老更倌混得贼熟。
  老更倌喂了一辈子牲口,队里的几十匹马,他都能叫出名字。给马添草料时,叨叨咕咕地和牲口唠,亲切得好像马也懂人语。他把牲口看得似眼珠子似的,容不得人伤害,动不动就来一句“以马比君子”!
  我见天套牲口,春耙地起垄,夏拉肥趟地,秋装车打场,冬交粮送粪,一年忙到头。无家室之累,无接亲待戚之劳,风里雨里,天天出工,日日伴我劳动的是老白马。
  白马老得身上尽是灰斑,瘦骨棱棱地支出来,宽大的身架还能看出当年的英姿;鼻孔眼儿大,两耳有力地立起来,眼睛透着灵气;身高四尺三,比别的马显出一块。这马活计好,驾车又快又稳,前套骡子走慢了,它会咬前稍的腿催促快拉!对老白马从不用笼头,套车时,它自己顺顺当当地退进车辕里,这叫“站套”,省心极了。趟地时,白马总在里套,步步走在垄沟里,打出的垄台溜直。到了地头,自己知道磨回头,哪用人手忙脚乱地调犁杖!打听打听,南北二屯,十里八村的,这样的通人气的牲口上哪儿找!
  队里的地从门前算,一直到八里外。最长的垄一天铲不到头。地头远,收工的时候,把犁杖卸在田野里,就骑牲口回来,我就常常骑老白马。
  “有钱难买五月(农历)旱,六月连雨吃饱饭”,七八月闷热的夏天,不知哪片云彩就下雨,说来就来,在半人高的庄稼地里干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躲都没处躲。那天趟三遍地的时候,正赶上伏雨。往四处一看,别人都在老远,扔下锄头散去,我就骑着老白马往回跑。
  下雨天,后半晌不能干活了,我躺在炕上四仰八叉地睡大觉。不知睡了多久,隐隐约约觉得外面挺热闹,爬起来一看是上灯的时辰了。往队部跑,发现老白马竟又下了个大骡驹!
  我的天啊!晌午我还没深没浅地骑着它跑得一身汗!仅有十九岁的我,还是半大孩子,哪懂这些事!心里感到真对不住这匹老白马。这“添丁进口”的兴旺事,全村人喜气洋洋地像过节。有人从家里拿来小米的,有去泡豆饼的,有评头品足围着憨头憨脑的小骡驹看的,老更倌忙得满脸是汗,给白马喂盐水,熬小米粥,高门大嗓地唤大伙儿让一让,让一让。
  队长老郭三哥一眼看到我,还夸我平常对老白马挺精心。我心发虚,差一点钻出人群外。
  天长日久,老白马终于老了,草料也嚼不动了,浑身只剩个骨头架子,常常独自在场院、村路上缓缓地走走停停,摇摇晃晃地像个老人。屯里人都给它让路,赶车的就是满车满载也停下来,靠在一边。小孩子去拽老白马的尾巴,就会遭到大人的呵斥。人们哪怕正吃着饭,也从嘴边省出来,掰些玉米面大饼子喂它,帮助它扌周起无力的身子。村民们的眼神分明是一种家庭亲人的凄凉的神色。
  时间一天天过去,在秋风飞扬中,老白马终于像一堵墙坍塌下来,再也没有起来。默默地倒在了它耕耘的土地上……
  老更倌泪水涟涟,无名火大得吓人,把个队长支得团团转,屯里人不约而同来了不少,神色黯然地把老白马在村南头高岗上埋葬,堆起一座坟墓。
  有个愣小子冒冒失失地问队长“分不分马肉”,老更倌一声断喝:“放屁!”
  以后,老更倌更老了,看见我一次,就念叨一次老白马的功绩:这马,少有!年年下一个驹!这些年卖到三五十里外的不算,当屯的牲口,小一半是老白马的后代。困难年月,全凭队里卖两牲口换粮食,才度过的灾荒啊!这马,仁义!谁使唤都行,干活一点都不奸臣,藏假,比人都强啊,那马,通人性啊……
  老更倌说话的神态,那份赞美,那份光耀,就如同夸一位亲人。这情景使我怆然若失。想想和老白马相处的情景,忘也忘不掉!

  四、惟一的老桑树  

  全屯子里惟一的老桑树,长在老戴家后院。
  密密匝匝的枝叶,墨绿如黛,气势非凡。远望像一座高耸的青山,近看如华盖,一派浓荫。
  花白了头发的戴大爷,劳作一生,家境依然清贫,几间土房东倒西歪地趴在老桑树下。戴大爷一大把年纪了,若是在城里,老人早该退休了,可他仍旧每天靠赶牛车、喂牲畜挣几个工分,除此之外没什么进项。膝下仅有一子,还是个病病秧秧的“半语子”,可想而知儿媳妇什么样了。几个孙子泥猴儿一般,身上的衣裳总是脏得像抹布。
  可是,一家人极少言语,极其善良。
  戴家惟有老桑树欣欣向荣。
  有人说,房子压盖在小岗子上,土质好;有人说,岗子底下有水脉,“风水好”。
  老桑树活得顽强。
  每到结满晶莹的桑葚时,半个村子弥漫着清香。不仅引来了成群的蜜蜂,也引来成群的孩子。
  我那时才十九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青年点里粮食不够吃,白菜汤缺油寡盐的。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岁数,总是饿得发慌!能填肚子的东西来者不拒,吞过苦麻菜,嚼过苇根,啃过蒲棒,吃过榆树叶,咽过槐树花。远古时代“神农尝百草”也不过如此吧?
  看到戴大爷家后院满树一嘟噜一嘟噜的桑葚,也就顾不得斯文,翻过大爷家土墙头,爬到树上摘桑葚。低处被孩子们撸光了,我就往高处爬,人荡在摇摇晃晃的枝头,一把一把地将紫黑色的果实填到嘴里。甜丝丝的桑葚连着嫩桑叶全吞下去,吃得满嘴舌牙都是黑的。
  戴大爷笑眯眯地拄着根棍子,青筋暴突的手,指给我看,哪边树枝桑葚多,还直担心地在树下沙哑地喊:学生,加小心,别摔坏了胳膊腿……
  一搂来粗的老桑树,不知生长了多少年了,矮处的树杈年复一年已被大大小小的村童们登踏得十分光滑。高处的树杈上沟沟壑壑、颜色深深浅浅,坚硬的树枝无言地伸向苍穹。
  老桑树在黑土地上默默地扎下根来,风霜雪雨,岁岁年年,把一树的桑果贡献给了人们。
  它历经沧桑,枝枝蔓蔓,长得很随意,谈不上有什么观赏价值;它的花开,纷杂细碎,几乎没等看清楚呢,已就过了花期。传播的花香却清新可人;它的果实,难登大雅之堂,却真真切切地好吃!尤其在没有什么水果的乡野,好大的一树桑葚,无疑是对孩子们惟一的馈赠。
  戴大爷一家,穷困潦倒,为什么不将桑葚采摘下来换几个钱贴补家用?为什么不守着桑葚,留给自己的子孙充饥?老人家的后园子成了“公家地”,任村童们去踩去摘,留下一树的嬉笑和欢乐!
  多少年过去了,我依然深深地怀念早已作古的慈爱的戴大爷。
  这位可亲可敬的赶牛车的乡下老人,至少让念过几年书的、也算是识文断字的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什么叫“造福桑梓”,什么叫“与人为善”!

  五、王五叔家  

  屯西头孤孤单单有两间矮趴趴的土房,一抬手能够着房檐。杨树木檩子,白茬木板门;窗户上糊着一层白纸,只嵌着一块玻璃。门前没有院墙,当院种了几垄大葱、茄子、土豆、辣椒秧子,长得绿油油的,一看就是正经庄稼人的手艺。
  土房里一铺小炕,炕上糊着报纸,两床麻花被,泥墙壁上贴几张不知多少年前的胖娃娃的吉祥年画,墙脚有几副农具之外,好像再没什么了。
  当然,住着王五叔老两口。
  “五叔”是屯中大多数人对老人的称呼。岁数大的白胡子,岁数小的半大小子,都这么叫他。我们知青就随着叫“五叔、五叔”的,五叔的大号倒没了说法。
  五叔老俩口都是那种除了会干活、别的都不会,没有文化、心眼实在的憨厚人。
  五叔平常少言寡语的,可是会唱“唱儿”。不是二人转,也不是“样板戏”,可能是村歌野调之类。“唱唱儿”也算是手艺吗?都拿他不当回事儿。生产队里,大家干乏了,歪在地头上,起哄似地嚷嚷:“五叔,来一段!”五叔就扭捏一阵,红头涨脸地开唱。唱的什么,刚从城里下乡的我们听不太懂,好像是“小奴家今年方二八……”之类,哼哼唧唧的,高一嗓低一嗓的粗犷悲怆,就有人叫好!五叔就这么快乐起来,嗓音愈发高亢。我们知青问:“五叔,你唱的是啥玩艺儿?”五叔傻呵呵地笑笑:“我也不知道,瞎咧咧呗。”
  五叔是贫农,屯里的棒劳力,哪样“硬活”都少不了他,大字不识一个,啥运动也不懂,你扣不上“帽子”!
  五婶一脸的慈祥。除了每天做两顿饭(那年月每天只吃两顿饭!),平常就是缝缝补补。总看她在纳鞋底纳鞋帮,白茬木的门板上一年到头总有她晒不完的袼褙(用碎布裱成的布片,做鞋用)。五婶的手工,那才叫活计!光是鞋底,针脚就分别有芝麻针、云字针、万字针,密密匝匝,一针不乱;鞋帮是用寸把宽的布头布条拼的。破布头在五婶手中,精打细算,拼拼凑凑,能做出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鞋来!一双鞋何止千针万线。方口、圆口的,素面、五彩的,带绊、带鞋带的,粗俗中透着灵气,憨厚中显得精巧。要是搁现在,那得叫“民间手工艺品”!
  五婶的鞋一年不知做了多少,千层底厚鞋帮,又经穿又养脚又好看,谁见谁抢,只要合脚,穿了就走。最多送五婶一些破布烂衫,回头五婶好再做鞋。
  王五叔、王五婶家,是晚辈们的天下,老俩口由着小嘎子们闹腾。只要是孩子,老俩口就喜欢,也不怕弄脏他们永远利利索索的房间。
  我们知青常到五叔家,老俩口也记不住“洋学生”的名字,一律唤“这孩子”“那孩子”。我们说:“五叔,来你家这些趟了,咋总是你们俩?没别人了吗?”五婶停住手里活计,有点儿失神,叹口气:“傻孩子,俺家啥时要能有个一男半女,那敢情好喽……”
  我们这才知道,老俩口一辈子就没生养过,心底就空落落的。很快就搞清楚了,全屯几十户人家,没儿没女的,只有五叔一家!
  下雨天,不能下庄稼地干活,我们就往五叔家跑。伸胳膊抻腿地朝五叔家热炕头一倒,听五叔讲故事。南朝北国,胡诌八咧,嘻嘻哈哈的图个开心;搓着脚心板上的泥巴,眼巴巴地盼着五婶慢工出细活的鞋快做好,争到自己名下。
  五叔家很清苦,他却常念叨:“孩子们这小岁数,离了爹妈,跑这圪瘩,不易啊!”烤个土豆、烧穗包米给我们吃。五婶呢,总爱摸摸这个脑袋,捏捏那个手,说:“这孩子,虎头虎脑的,做大事的人呢!”“那孩子,衣裳破了,也没个娘在跟前,脱下来,五婶给缝缝。”我心暖暖的,不知道说啥好,真想哭……
  二十年以后,我回了一趟当年的小村庄。从辽南到辽北八百里路,下火车,听到车站广播“祝大家节日愉快”,一打听才知道赶上个“中秋节”。连忙在县城里买了两箱月饼,沉甸甸地背在身上。倒长途汽车,到乡上;再甩开脚步,串乡间“毛毛道”二十来里地,浑身是汗;傍晚,透过漫山漫岗的青纱帐,才闻到屯子里的炊烟。
  乡亲们都迎了出来,我见一个小孩给一块月饼,当然,没忘了留一包给五叔家。
  已是满头白发的王五叔,正在房山旁抹泥,一见是我,先一愣,转过神来,把泥板子一扔,两手没处放没处搁地说:“这不是学生嘛!咋来了?”亲亲热热地往屋子里让。“你看谁来了?你看谁来了!”这是在对五婶说。
  五婶老眼昏花颤颤巍巍地扶着房门,迎了出来。
  房子还是那房子,旧喽;人还是那俩人,老喽。泥巴房更趴了,老人的腰都弯了,不敢认喽……
  拿着月饼,老俩口哆哆嗦嗦地不知说啥好:“买这干啥,买这干啥,我们也没个孩子……”
  五婶嘴里已没几颗牙了,欢欣地叨咕着。五叔夸我有良心,还知道来看看他。我自问;四十大几的人了,过了二十年,才回来一次,有良心嘛?……
  一晃又是六七年了,在那遥远的黑土地上的小村庄里,王五叔一家可好?

  六、村里有个姑娘叫二丫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曲调蛮好听,怪打动人的。一听这支歌我就想,李春波这小子把他哥他姐当年上山下乡当知青的事编排得够戗!他哥他姐拿二三十岁的春波们也没办法,漫街唱去吧!
  我给老弟讲个真事听听——
  我们下乡的时候,青年点里面十八个同班同学,男女比例正好 1:1,是班主任老师安排的,一片苦心!好像他说过,这一去离家千里,离开了父母、亲人、家庭,不知哪年哪月相见,男女生之间要有个照应!话说到这份儿上,再没法深说下去。班主任老师叫韩贵占,文革中易名叫“为民”。可惜当我们多年后陆续回城,聚集了大家再去找他,已成永别……老师那时也就四十刚过,他是从农村考师范进了省城的,他对农村了如指掌,不似我们不谙世事。
  老师的好意倒叫我们辜负了。去农村接受“再教育”时九男九女,若干年后回城,还是十八个大龄单身!朝夕相处最短三年,最长七年,男生女生对面屋住着,一口大锅里吃饭,一个大缸里舀水,一个房门进出,互相帮助的事儿有过,谈恋爱的事想都没想,个个大男大女苦干苦熬。我们那时挺“单纯”,倒没太觉着什么,却“严重”地影响了一个人,那就是屯中的姚淑芝,小名二丫。
  二丫和我们同届,年龄也差不多,咱初三,在城里念书,她初一,刚入公社中学,算是“还乡青年”。二丫在村姑中是比较出众的,姚家五姐妹她文化最高,人长得秀气,不言不语,家就住在生产队队部房后。
  问题是破队部三间土房倒出来,装了我们,这就成了邻居,前后隔条三五步宽的村道,说话声听得一清二楚,我们的一举一动全在她眼里。知识青年唱啥歌,她哼哼啥,知青说啥话,她全爱听,就连口语都模仿。我们分手时爱说“来玩啊”她改了屯中的“来串门”的话,葵花籽我们叫“毛嗑”火柴不叫“取灯”……总而言之,青年的话比本屯的标准、受听,她都暗暗地照着学。屯中女子是从来不骑自行车的:“哎呀妈也,身子底下夹个那玩艺(车座)硌瘆(难看,丑)死了。”女人骑自行车,二丫是屯中开天辟地的第一个。“青年女生骑车,谁说啥了?”不管别人戳后脊梁说她“疯扯”“难看”的闲言碎语。我们穿旧军服、学生装,她也不再穿大襟衣裳、碎花小袄。临下乡时,军管会照顾每个知青一双黄解放鞋,我们十八双黄胶鞋,不分男女,成天穿脚下,下地干活,泥里水里,洗得发白。二丫也淘弄到一双,没上脚的崭新的鞋,先放草灰水里,一遍一遍地狠劲地刷,生生把新鞋洗成了青年的那样!
  村里的姑娘早早就论婚嫁,一个个都找了婆家,当了媳妇,做家务,生儿育女,喂猪打狗。惟有二丫天天下地干活,为的是和青年在一起。我们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二丫和我们女生好得似姐妹一样,衣裳都换着穿。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青年们一个一个地走了。在城里速战速决,可心或不可心的,都成了家。开始有的人还给二丫通封信,时间消磨了一切,音讯就断了。
  二十年后,人过中年,孩子都有我高了,耐不住对过去知青生涯的回忆,我一个人回到了遥远的梦中的小村庄,看望乡亲们。太太笑说,村里是不是有个“小芳”还等你呀?我说,当年我是“臭老九”子弟,谁敢和“狗崽子”好,有病啊!放心,当屯的姑娘,早都嫁出村了,有小芳也找不着了。你这鲜花,踏踏实实地插在我这牛粪上吧!
  万万没想到,竟又遇上了二丫。她孤身一人,寄居在成了家的小妹妹处。她仔仔细细地问我每个同学的近况,说起了当年青年点里一件一件往事,有的,连我都不知道。我问她怎么不结婚,自己成个家,她苍白的已不年轻的脸上凄然一笑。
  乡亲们说,老姚二姑奶不就是学你们青年吗?!你们走时,都三十来岁了,青年找青年好办,凑合凑合就是一家城里人家。她在农村找谁去?俺们这疙瘩过了二十一二,就成了老姑娘了,婆家难找喽!她人长得好顶啥用?心还高,当年,就看上你们青年了,你们这些男生啊,就没有一个明白她意思的!这不,就四十多快五十了,还不都是你们青年给耽误的。二姑奶现在乡办企业当会计,全村女流中惟一挣现钱的……
  乡亲们说得很多很多……
  我把这个美丽的悲剧在同学聚会时讲给大家听,欢乐的场面一下子静了下来,早已褪尽红颜做了母亲,当经理、当教师、当干部、当警察、当工人的女士们,一个个眼圈发红,默默无语……

  七、“傻青儿”轶事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上山下乡”的时候,我才满十八岁,同学们年纪相仿。在大城市长大的我们,乡下的事情一无所知,不知道什么叫柳罐斗,什么叫扇刀,什么叫套包,骡子马也分不太清,向老乡们问这问那。老乡们笑话我们:“还知识青年呢,读了那么些书,任嘛不懂,傻孩子一个!”不知不觉,老百姓对我们有了一个极不敬的统称“傻青年儿”,简称“傻青儿”。
  (一)啥关系
  辽北平原,一条垄居然有八里路长!那天铲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字排开,一人一垄。正是盛夏时节,烈日当头,挥汗如雨,闷、累、乏。有个半大老头,叫郑国生的,好说好闹,我们管他叫大哥,他向遥远的地头一指:“哎,青年!看那边过来两人,我考考你们,两人啥关系?”我们在老乡哄笑声中,眯起眼睛仔细分辨,地气摇荡,飘飘忽忽地有人影在晃,好像还骑个牲口,离这么远谁看得清?没办法,只好听国生大哥的:“不知道吧?到跟前儿你问问,准是爷俩!爹领闺女去赶集或回门!”有个当飞行员体检都合格的男生不服气,就凭国生那不济眼神就看准了?等着瞧!好半天,两人过来了,一问,真是爷俩!
  不一会儿,又过来两人,还是一男一女,女的骑驴,男的在旁边快步走路。国生大哥瞄一眼,一口咬定:“小两口子!”我们就奇怪,拄着锄把眼巴巴地盼过路的人走近来。待到跟前了,大家起哄地喊:“你们是两口子吧?”“咋不是呢……”惹得小媳妇羞涩地低下头来。
  天边好像又过来两人,这回是啥关系?我们这帮知青反过来考国生。国生抬头漫不轻心地瞧一瞧,肯定地说:“这不是爷俩,也不是两口子,是兄妹!”我们不相信,说:“要是姐弟俩呢?”国生一扭头:“我不和你们犟。”一会儿过来了,再问,果然是兄妹!
  嘿,这半大老头,大字不识几个,他怎么这么有两下子,赶上福尔摩斯了,让人佩服!道理在哪儿?
  接过递上来的迎春牌烟卷,国生说了:“咱这圪瘩,出门十里八里的,骑洋车子(自行车)的是干部,骑马的是男子,小孩子和女子都偏身骑驴,老头老太太很少出门,走远路坐牛车。咱们看的头一对男女,女的在驴上坐,男的在驴前,那是爹怕驴惊了,女儿掉下来,头里牵着驴哪;当腰那一对男女,女的骑驴,男的在旁并排挨肩走,那是小两口,有得话说,边走边唠;后一对咋说是兄妹呢,哥在驴后走,年青人腿脚快,为啥不是姐弟呢,姐大弟小,姐必疼弟,弟不就骑驴了嘛!”
  国生一五一十分析完,我们恍然大悟,男人在驴前、驴旁、驴后走路,还有说道!国生嘴里叼着烟,两耳夹着烟,又把剩下的半包烟掖进裤腰儿上,来了一句:“这都是学问,老师没教过吧?傻青儿!”我们口不服,心服了。
  (二)“支使”青年
  生产队晚上开会,到了时候了,人还没上来几个,稀稀拉拉的老头老娘们仨一堆俩一伙儿地瞎白话,提不起精神来。
  队长张二驴子,高门大嗓地喊:“去个青年,挨家再请一遍。”应声站起两个女生,挨家找人去了。
  半天没回来,二驴子再喊:“咋去个女的,磨磨唧唧的!去个男的!”站起来一个男生,走了。
  三袋烟的工夫也过了,不见动静,二驴又嚷:“剩下那几个青年,你们一齐去,分头招唤人!”我们不愿动弹,又不好回绝,不吱声。
  二驴子队长有点急了:“咋的,不好使啊?!”
  这时,有个老大爷磕磕烟袋锅,说话了:“我说二侄子,这些孩子打城里来,身子骨又嫩,累一天了,让他们歇歇!就是头驴,这时辰也该喂喂了。你是队长,招唤人你自己去,摆哪门子谱!”二驴子愣了一愣,忽然嬉皮笑脸地说:“哎,我说五大爷,这可不是我摆谱,他老人家说了,知识青年到俺们这来,很有必要!你老知道不?这知识青年知识青年的,你就得支使支使他……”
  他妈的,我们青年在心里骂,这“知识”和那“支使”是一回事吗!二驴子有点欠揍!
  (三)调料与佐料
  青年点立伙,谁都不愿当炊事员。饭菜缺盐少油的,做不好不说,你受多大累老乡们看不见,将来“贫下中农推荐回城”找谁说好话呀。
  没办法,饭得吃,大师傅轮流当,一替十天!
  轮到我了,赶上没盐了,上公社供销社买吧。到了柜台前,我递上五毛钱:“买六斤咸盐!”
  店员面无表情地称了,转身要走,我说:“不忙,再买五毛钱调料。”
  店员愣了:“买啥?”“买调料啊,那不是五香面嘛?”我边指边解释。
  店员不高兴了,抓过一包五香面,一扔,叨咕一句:“瞅你这样儿,是下乡青年吧,还大地方人呢,佐料都不明白。”扬长而去。
  得,让人笑话了不是,五香面是佐料,我记住了。
  后来,我从辽北转到辽南继续下乡,这回当伙食长,管着二十来号人的吃喝呢。
  上农场供销社买油盐酱醋,我很有把握地喊:“来包佐料!”
  扎堆唠得旁若无人的四五个店员都被我惊动了,一齐往我这瞅:“买啥?”
  “买佐料啊?花椒大料五香面什么的……”
  “那叫调料!任嘛不明白,喊什么喊……”四五个店员异口同声。
  得,我又错了。
  (四)一“哎”定终身
  村里的妇女一般是没名字的,有名字也是上学时大人或老师马马虎虎随便一起,因此,叫素珍、素芬、小玲、小琴的特别多,没啥特点常常重名。书不念了,学名也没有人提了,村子里相互见了,长者叫大娘、婶子,中年称嫂子、侄媳,没“出阁”(出嫁)的干脆叫大丫、二丫、三丫……老丫之类。总而言之,叫名字极少。你要是认了真,叫她名字:“王淑芝,干嘛去?”那女子少不了来一句“烦人!”
  我们到乡下时间一长,明白了。入乡随俗,大大方方地对女的,叫三大娘、二嫂子、五丫姐,挺得体的。顶多为分清是老王家三大娘还是老李家三大娘,称呼时带个姓就行了。
  农民夫妇间相称,一般是喊小二他妈,小二他爹,倒也直截了当。
  小俩口新婚不久,孩子还没有呢,咋称呼?那是最简单不过了,互相招唤一声“哎”就明白了:“哎,把条帚递过来。”“哎,吃饭了。”两人都心照不宣,互相答应。
  那天青年点后山墙让连阴雨泡倒了。这青年点原先是生产队的三间老队部,属危房一类,连天阴雨浸着,倒墙是必然的,不倒才怪呢。好在来农村二年多了,垛泥墙这活,难不倒我们,男生女生操家伙儿,干吧。
  垛到一人多高,女生在屋内,男生在墙外,只能听见动静,看不见人。一个男生想抽烟,喊女生:“哎,把烟簸箕递过来!”
  没成想,挺正常的一句话,好几个女生急了:“烦不烦人,管谁叫哎?”
  那个男生还没明白呢:“咋的,让你们递烟,不行啊?手一伸不就递过来了嘛。”
  女生都不吱声,半天冷场。其中有一位女生,迟迟疑疑地把烟簸箕从墙上送过来,没等男生接住,手就抽了回去。烟撒了一地。
  男生也生气了:“就这么一点烟,还给扬了。”
  就听见女生叨叨咕咕:“谁是他啥人啊,哎哎的……”
  这时大家才明白,女生想到那去了!
  我们起哄:“刚才叫谁哪,谁是哎呀?”弄得隔墙抽烟的男生和递烟的女生都不好意思了,可不是,当地人小两口才互相“哎”呢。
  几年以后,大家先后回城,就业,成家,惟一同学之间成夫妻的,就是他俩!

                               (2003-07-21 于辽宁盘锦)

  (责任编辑:冒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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