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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行记 ── 我们村里的老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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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小时候是个小说迷,500 页的小说一天可以扫光。一方面是怕看了一半难以入睡;另一方面常常也迫于限期还书,因为那时借一本有“毒”的书不很容易。
  那些书里有跟我下面题材多少有关的,是艾芜的《南行记》,另外有一中篇——《强盗的女儿》(现在想想,怎么有点像梅里美的《嘉尔曼》——卡门)。这让我们这种整天面对高楼、马路的井底之蛙不禁浮想联翩。当然更不会想到自己不久也会亲身一番云游,那可完全不是那么罗曼谛克……
  不过我去那儿可不是什么受了小说的诱惑,实在是无奈之举。本来我是想去黑龙江的,没料到反修前线出身要求严格。也不知道还是因为竞争激烈,有竞争力的朋友都想去,反正当时我被刷下,选择余地已经不大,只好将就挑了这个“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当时已有传言,将那地方和解放军农场联系起来,虽然最后证明传言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但并不是让我们沾光,当然这个光幸好未沾……
  火车一叫,有些朋友哭了。现在想起来,这些朋友可能是比较早熟,大概多少知道一点前途的艰辛?绝大部分朋友和我差不多,傻呼呼的,是彻头彻尾的井底之蛙,以为天下都像这口井底。好像有点激动,我还极为愚昧地戴着领袖的宝章,还好,空空如也的脑袋还不致于让我们再闹喊口号的笑话。现在已经不幸过世的母亲当时正在隔离审查,无法来送行,不知这是否也是我不必伤心哭别的一个原因。火车动了,我哥哥我爸爸都跟着跑,这一幕,如果现在不写,恐怕要忘了,写到这里,我现在反倒是悲从中来,难以自已……

  二

  吃饭的尴尬  
  离开了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车站,最初的激动开始平静下来。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带了糕点之类的零食,比较大方的就客气让别人分享。刚才哭的最凶的男生,是我的同班,最后证明是个社会油子,此时开始施展才华,竟然能够大大方方到处共别人的产,以至时到今日我还没有忘记。车上的饭菜应该是可以的,但可能平时养尊处优的人太多,很多人没怎么吃便扔了。可能也有人存心摆阔?这种情况下,你便是再饿,也不得不留下一口以显身份了。
  火车隆隆地驶在无际平原,这个景色多少对我们平时难得出城的孩子有新鲜感。当然,很快也开始厌倦。也有极个别社会习气不良者蠢动,但立刻被镇压,被游示车厢。
  在省城停留时间被缩短了。前面一批知青据说组织纪律太差,好心让他们玩玩,不料收队费了大力。在县城呆了两天,做了什么全忘了,只记得伙食还可以,之所以能记住这个,大概是因为后面吃的越来越差,以至于及时温习、回味了好些遍的缘故吧。但是吃饭时出现的情况令人颇有尴尬。当地人集合吃饭是临时八人组合,蹲下来围一圈。本来大约七八个菜,应该是够丰盛了,但初出茅庐的学生娃哪里见过这种共产主义?很快争先恐后向好肉好菜进攻,结果饭还没扒两口,菜盘子已经见底了,所以只好乱哄哄站起来,狼狈不堪。如果这一组没有当地干部以身作则,或有女同学让男生面子有所顾虑,那肯定是那么回事了。看着当地人喊一声“捡肉!”然后一人一筷子,我觉得自以为是的城里人太丢脸了。

  “大学生”  
  生产队将我们用马车拉到村里。从每个人四位数的“安置费”抽出的钱,队上打了家具,生产队会计主动让出一栋楼房。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了。农民叫我们“大学生”,哪里管你中学也只上了一二年。事实上由于当地农村文化普遍低,他们恐怕也弄不清什么高中初中的,更不用说真的大学生。所以现在想起来,这个称呼恐怕只是敬畏,就如我们喊“青天大老爷”。但是“大学生”难免是精神上来,物资下去——生活是每况愈下了。生产队临时派一个人为我们烧饭。肉不见了,但是有油炒菜。从落地钢窗、高楼洋房到土房,反差实在大。即便大部分同学原来家境也不过一般,但至少也是出门马路,见过世面的。从最大的城市,衣食无忧,到穷乡僻壤,几乎全靠自己,挑战性显而易见。不久,我们就完全独立,生火做饭,挑水,全是学习。而且多数自我封闭惯了的小孩子对被迫的集体生活感到困惑,更由于中国人,尤其是这个城市的人合作精神的恶劣,各处集体户不久纷纷解散。更糟的是那时社会风气已经不好,很多朋友文革中便已多少混迹社会,他们适应力强,也善于结党,这对其他朋友只能是灾难。但最要命的还完全不是艰苦或者挑战,而是对前途的忧虑。转军垦的说法自然是越来越没影儿了,插队落户一辈子的口号是震天的。那时的人单纯,对上面的宣传是完全相信的。反倒是农民的直觉看法多少安慰了我们:“你们肯定要走的,你们不会在这里呆久。”当然他们说不出具体道理,但就是感到我们不属于这儿。

  “南京人”  
  我们所在生产队,几百号人,是一个大家族,一个姓,是几百年前一个老祖宗的后裔。中间一个字定了辈分,最后一个字才是你的。聊天中,农民说,“俺们祖上阔着呢!”他们是有家谱的,按照这个,他们也不是这个偏远地区令人看不起的土人,籍贯乃是“南京应天府大霸柳树湾”,听来有可能是贾宝玉的那个府,那位祖宗可能是明朝战乱过来的军人。名字重要其实只对男的,女的都喊乳名了,结果反而单调,颠来倒去,无非什么“存珍”“秀兰”之类。

  这样吃盐  
  农民的贫困是令人震惊的。首先是吃不饱,说缴公粮后所余就不多了。少数地方国家不得不退免部分公粮,不然肯定要饿死人了。收入完全靠一斤谷子一毛钱的公粮交售。结果是,一年下来,一个全劳力,几个靠县城的队一天至多一元左右;一般的,像我们队,四毛;更穷的,甚至一二毛的,还有的是。这还是地势平坦的,较富的坝区,如果是山区,更穷。饭不够吃怎么办?首先当然是瓜菜代,但这终非根本之计,而且因为及其缺乏油水,光是煮菜,人都快吃成绿人儿了。所以农民流行吃糠菜耙耙,当然是所谓细糠,粗的只能喂猪。因为盐是要掏钱买的,所以我看到一个朋友这样吃盐,他不是把盐放菜里,而是把菜伸进盐水里沾沾吃。因为菜是自己种的,倒了无所谓,而如果菜里有盐,那就可惜了。荤腥平时是很少见的,即便是境况较佳,年年杀猪的朋友,也不过只能偶尔切几片;只有在过年杀猪,才有几天可以痛痛快快吃上新鲜肉。还有一种流行的食物是豆腐肠,就是将豆腐灌入猪肠制成。没有肉,豆腐就是好东西。说起食物,最让我怀念的是一种叫‘洋甘露’的腌菜,新鲜时也就而而,但腌制后,甜脆可口,胜过城里的任何腌菜。农民腌的酸菜也是让人流口水的,城里根本没有可以相匹敌的。最后是泡菜,不过,因为太生,不为城里孩子习惯。
  对于农民们,最重要的当然都不是这些,是辣椒!辣椒可以驱寒除湿,但也许还可以调味解馋。但是农民长期困守土木房子,湿气重是显然的。我后来做医生时确实看到大量风湿性心脏病。另一方面,由于一直生活贫困,导致克山病流行,这是因为微量元素失调。此外,他们洗衣很少有肥皂,知青洗过了的完全黑了的,泡沫不多的肥皂水,他们要拿去再用!他们洗完晾出来的被里,一点点的全是黑的。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虱子尸体?反正虱子是流行的。有一次我做民工和农民同住一个窝棚,很快染上,衣服角落里,密密麻麻,周身难受,害病的感觉。当然,作为知青,衣服是有的,有了虱子,开水多煮几次便是。但农民没有那么多选择,尤其是冬衣,千篇一律的黑棉袄,别的就很少穿了。穷些的,甚至一年到头穿这个。

  “你只有30岁?!”  
  生活苦,如果环境好,多少会好一点,但环境很大程度上也被破坏了,主要原因是需要烧煤。因为坝区,柴火是不太便宜的,所以一般烧火是烧煤,因为是烟煤,味道之大,之浓,绝非语言可以形容。另外,农药、杀虫剂使用也无顾忌。我们知青户一次烧666驱蚊,烟雾腾腾中,我们照样挺住(但笔者是逃了)。煤烟的是肺癌,我们这个地区算不重的,该省的有些地区非常严重。
  农民如此辛苦,操劳,不可能不影响他们的形象。普遍的矮小,尤其是年轻人。发育似不良,在城里人已长成大人的年龄,他们看上去还是小孩。房东,会计,已经是村里有头有脸的好家境了,有个女儿好象长不大,可能是发育迟?总之我的知青朋友呼其“僵模子”。他们结婚是早的,十七八普遍结婚,很快抱上孩子。刚来时邻村一个复员军人煞有介事领我们早请示,不过20,小孩有了。但是尽管结婚前像小孩,结婚后却老的快。有人取笑说是他们晚上无聊,房事太累了。这应该只是笑话,当然肯定可以雪上霜,但至少妇女生育多是很容易衰老的。他们要男孩。我们房东,前面几个丫头,最后终于生了儿子,结果,年纪比外孙还小。
  笔者做医生时看过一个村妇,嘴塌皮歪,眼睛快睁不开了,问她是不是50几了?
  “我是3*。”愣住。

  忆苦饭  
  忆苦饭当然是当时少不了政治保留节目。但他们的忆苦饭,你猜是什么?是稀饭!对于糠都要吃的朋友,居然把稀饭忆苦,是不是叫人问:先生,忆苦饭这事,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老农民绝非是以此讽刺时局,他们哪里有心思玩这个幽默,更是绝无胆量玩政治游戏。但是要他们诉旧社会的苦,稀饭是他们惟一可想的出来的。原来,私下里,不少农民朋友告诉吃惊的我们,解放前,他们根本不苦,甚至可以说是丰衣足食,肉天天吃。农忙做一阵,平时就可以走南方做生意赚钱。最穷的人,是给富人干活的长工,也是有肉吃,有钱拿。再问下去,原来是,土改划成分,也是看你和工作队关系,也许还(我大胆判别)看邻近人际关系。会混的,再富,可以划个富裕中农,反过来的情况,就成富农、地主。我们房东,就是个富裕中农,有人向我暗示他混功了得。现在想想,他白送我们房子住,可能也有关系的考虑。那时形形色色工作队到处都是,就在我们“进驻”之后,一支附近的解放军的支左队才撤走。当时有军人和我们座谈,但谈了什么全忘了,但一定是八股调无疑。

  三

  “地富出去!”  
  当时,贫下中农政治地位很高。而且政治挂帅的时代,队里开会是常事,领导,通常是队长可以即兴,夸夸其谈一个小时。内容多涉及某人表现好,某人表现不好之类。当然更有国家大事之类。当时有一段时间政治比较开放,老农民甚至已经在讨论选举谁做国家主席了。社员基本只有听的份。男的总在吸烟,女的纳鞋底。如果认为内容比较政治,会议主持会吼一声:“地富出去!”顿时有一大批人懒懒地站起来出去。令人吃惊的是其中有许多年纪很轻的朋友。
  原来,农村的地富是包括了其子女的。他们不仅政治上低一等,经济上也要受到打击:工分要被扣掉部分。如果没有这个差别,那就完全是空的精神差别了。当然,还不止这个:作为年轻人的前途问题,出身好的当兵、招工、上调都有希望。地富子弟是太可怜了,他们属于人下人,结婚都比较困难。女的还好些,因为小孩成分可以跟夫家。男的惨了。我在干活的时候和一个富农儿子谈过,小子30多了,没有这方面的希望。我们城里人,出身不好,尽管头疼,受歧视,总还不算阶级敌人,而且至少还有一个“重在表现”的胡萝卜。他们则死定,无药可救。当时农村结婚多20岁以下,小子告诉我年纪的时候一定是很尴尬,勉强,不好意思。幸好这个政策延不到我们“大学生”身上。我们是老毛派来的,有光环。从他们出发,小队,大队,公社,县,地区,省……我们不啻是天兵天将。

  “这个东西,放一点点,鲜是鲜的!”  
  队里的干部当然是地位比较可以的。但是村里真正地位高的,特权阶层一般,是所谓吃国家粮的人的家属。老公在外面挣工资,大多是什么厂的工人,或者公路养路工,反正是吃国家粮的,全算干部。就算当时低的工资,也有三四十元一月。这不比你一天苦死、累死才三四毛强多?而且后者要年底分红才能兑现。此外,吃国家粮的人有各种供应票证,肉,粮油,布等等。农民呢?不仅没有,反倒要被迫提供这些票证的基础。比如,农民杀猪必须将一半以极低的价钱卖给国家。记得村里一个中年妇女,穿着绰绰,与一身臭肉的其他农妇不同。有一次向我炫耀味精,当然她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东西,放一点点,鲜是鲜的!”她男人是工人。所以,如果有机会跳出农门,那就是鲤鱼跳龙门了。当时,当地招工也有去农村招的。便是我们知青,看见这些朋友,心里也会一番感触:哦哦,你小子,快想想办法!你还不如这小子呢!

  我也10分!  
  我是队来惟一出工比较多的朋友。当时流行大寨工分,完全是大锅饭。隔数月半年,队里开会评工分。提一个人,大伙儿先沉默一会,然后就会有个自认为比较权威,当然也比较公正的朋友跳出来喊一声:9分!或者:还用说,10分了!间或有人提出其他建议,但常常众人应和着同意。因为没有一点自信,那人不会乱喊。男同志,别说强劳力,就是一般的,也往往10分。女的就不同,只有不多几个,特别强的,而且多是队里干部家属,有10分,其他都是7—9分。也有不少十四五、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分也要低些。对我则还算客气,至少9分,有时10分,平均大约9.5。不错了,要说能力,恐怕我最多他们一半。不过,其实差别是不太大,因为大锅饭,没有人太卖力。中午一个休息,两三小时睡觉。让我拼命,大概可以挑上120斤,但是最强的老农民,可以翻一番。有一次和一个农民进大山砍柴,摸黑出发,走几十里,进深山。最后他挑回来七八十斤,我呢,不过他的一半,累死!

                                 (2003-07-05 于美国)   (责任编辑:冒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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