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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变奏曲

徐 小 玲


  曾经挨过饿,所以时过三十年,仍是看见什么都觉得香。要是参加宴会,在餐桌上总是不停地劝人家:“吃吧,不吃就浪费了。”真是到了自己吃不下,别人也不吃的时候,又会说:“吃不了就兜着走,别浪费了!”当真望着那满桌的山珍海味将倒进泔水缸时,“可惜,可惜”的话便禁不住脱口而出。同事们提醒道:“看看场合,这话少说。”便又觉失态。的确,这话似乎与今日的记者身份不相符。无奈,挨过饿的人,视粮食比金子还珍贵,这就是人们常说得:饿怕了。

  那是1969年的夏末,我所在的内蒙古兵团四团,为了迎接新兵,抢盖营房,从河北雇了二三十号人的民工队,他们与我们同吃住,一个月下来,粮食吃亏了两千多斤。民工队走时,留下的是一排崭新的营房和度不完的饥荒。按说,当时每人每月45斤定量算是还能凑合。可是那会儿,正处在连队新建、一没菜二没油更没肉的时期,每天还要干八九个小时的农活(挑沙垫地、挖渠垒垛、脱坯盖房,没一样是轻的),午休和夜晚还要“表忠心”去挖两三个小时的“战备坑”,半夜里还时不时地搞一些突如其来的紧急集合。以致当时我们每人吃起饭来如同饕餮一般。每次开饭号一吹,全连战士都能极自觉地用最快的速度整队集合,用最快的速度唱完“大刀向——”,然后就等着那两块发糕和一碗稀饭,发糕说是二两一块,但实际却不足一两五,外加天冷面发不起来,所以一块也就有一个小烧饼大小。我们当时经常拿起两个小烧饼对着一拍,合二为一,变成一个大烧并往嘴里一放,眨眼工夫便宣告结束。那时的人有意思,肚子再饿嘴上也不说。但是人再有革命意志,胃也是肉长的,在每晚必开的班务会上,一旦出现了静场,就立马会听见“咕噜噜,咕噜噜”的肠鸣,一班十几个人的混在一起,便觉惊天动地。女生饿,可还要想着男生。女生中有人建议:每人每顿省下半块干粮给男生。这样每次打饭后就要从有限的口粮中留下几个。

  我们连队营房的转角处建了个小卖部。里面准备了一些红糖和少许当地产的糖块,但是很少有人问津。在一次班务会上,例行公事的“斗私批修”开始了,班里的“四眼”发言:“我斗私,今天我没战胜饿,到小卖部买了五块糖偷偷地吃了。我忘了筷子头上有枪声,糖块里面有炮声,我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俘虏了……”从这会后,就没人再敢看小卖部一眼了。

  1970年冬天,我给连队的一战士输血,医院给了司务长二十块钱,让给我补养,连里用这二十块钱买了头羊。头一天,一碗白菜炒羊肉端到我班,十二双眼都盯在了碗上,我自然不能独享,一人一口很快就见了碗底,我都没记得那次是否吃到一片羊肉。第二天,司务长改变做法,让我一人到伙房去用餐,吃的是糖包。炊事员还真舍得放糖,一咬,红糖满脸流。谁知就这一口,不仅吸引了全体炊事员,就连窗口排队打饭的也都伸头不动了。我实在享受不了这殊荣,第三天,罢吃。后又回到班上与大家共享那本属我的一个半黑馍。

  在河南干校的母亲知我献血的事后,趁回北京办事之时,用自己一个月的生活费买了一些奶糖蛋糕类食品寄来。接到邮包,那是全连的喜事,排长不必征得我的同意,由她作主,50号人每人一份,刹时分光。那晚我没睡着,不是为自己少吃生气,而是为母亲疼儿的一份心血白费了而伤感。从此,我再也不让母亲寄任何东西了。

  大年初一,自然是随便吃的日子。饺子又是最好吃的东西。要知道一年就等这一次呢。一清早起床,全班行动,脸盆和面,脚盆打馅,不一会儿就搞定了。一盆二盆三盆……十二个女生竟吃进去满满的四大盆。当副班长准备将实在撑不下的饺子退回伙房时(那时任何吃的不能留在班里,当时的人们都不大会说谎),已经吃得站不起来的小雯又撑着炕沿直起身子,连连招手:“再给我五个……”吃罢饺子,还要去职工排给老农拜年,那里的老职工自然少不了红糖水、大沙枣地招待一番。等拜完年往回走时,那原来只有300米的路,我们却撑得怎么也走不回来了。

  这段挨饿的经历尽管已经过去多年,但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是近在昨日,按古话说,那叫“不思量自难忘”吧。

  你问那个“四眼”是谁?就是咱华知网上署名“老三届”的人!

(2003-07-07 于北京)

(责任编辑:冒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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