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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一位朋友。要知道，人生快乐不仅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所有关爱自己和自己所关爱的朋友。
我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涯在北大荒兵团，说是兵团，对于我们其实除了有32元的工资以及有人管你不去上工，和农村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叫农场更合适一点。
我在那里生活的小村子，离中苏边境约一百公里。在靠近边境的湖里边是另外一个“团”，它的前身就是那个有名的劳改农场。当初，北京把判刑的犯人送到这里劳动改造，刑满后多数再不能迁回北京，而是留在那里，被称作“劳改释放犯”。
到了文革期间，中苏交恶，背靠边界的农场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安全的地方了。于是那些有前科的“阶级敌人”们，被撤到离边境更远的地方，我所在村子里就来了二十多个人。他们有家眷的由连队分间茅草房，没有家眷的住宿舍，就在我们隔壁。
开始的时候，连队的领导开会讲了一大通阶级敌人如何如何，规定了一大堆注意事项。也许是因为大家头上都有一柄无形的剑，或者还有莫名其妙的猜忌，知青和劳改们彼此都用疑惑的眼光打量对方，各自退避三舍，仿佛中间有着一堵厚厚的墙。
毕竟人是有情感的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渐渐地相互了解，人为的隔膜悄悄地消失了。约莫半年以后，除了知青的衣服更脏更破，劳改们还整整齐齐地穿着他们常年不变的黑色衣裤和最显眼的白布头巾以外，已经分不出知青和劳改，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再以后，宿舍也划分不出知青宿舍和劳改宿舍。除了队里的领导们，所谓的阶级立场早到了爪洼国。
我们村里的这二十多个劳改，多数是是因为盗窃被判刑的。有一个人是偷了几十斤粮票，最重的一个据说是偷了五十多块钱。按当时的价值，五十多元是二级工一个多月的工资，也不是小数目。但是以此断送一个人的终生希望，毕竟让人震惊。
知青们无从考察他们真实的背景，因为这在当时是领导们的机密。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判断，决定自己的行为。
我所要讲的故事，并不是为了评说他们的是非曲直，历史总会沿着它自己的轨迹运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关于他们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1971年的隆冬，住在我隔壁的一位独眼劳改(请原谅我用这个不很恭敬的称谓,尽管是因为我不愿说出他的姓名）被派去管理菜窖。据说他的一只眼睛是在湖里的时候，被脱谷机飞出的异物打瞎的。
想起来，真说不清领导们的阶级立场这时候到哪里去了。要知道，这菜窖是全队一百多个知青和劳改一冬天的食物。别说被“阶级敌人”投毒下药，就算是菜烂了，我们可能只有等着坏血病降临。
所幸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独眼着实很小心翼翼地照看着菜，惟恐有所闪失。他们在漫长的劳改生涯中早就学会了惟命是从，也学会了无条件地服从加给他们的命运。而我们也幸运地在冰天雪地的隆冬时节，能吃上没被冻烂的洋白菜、萝卜和土豆。
那一年，我的这台没有驾驶室的履带式拖拉机，是全队惟一不被封存的机械。我要冒着严寒从山上拉回柴，保证全队的取暖。每个严冬的早晨，我都要早起出车。
那一天清晨，当我在例行地用炭火加温油底壳的时候，独眼老远从菜窖跑过来借炭火盆。他告诉我这几天太冷，菜有点儿要冻了，必须给菜窖加点温。不知是什么匪夷所思的直觉，我特别叮嘱了一句：小心一氧化碳中毒。
我还要从山上拉下无数的木柴，说完之后就匆匆地开着我那座骑进山去了。不幸的是，无意的话竟成了事实！
傍晚时分，我拖着最后一爬犁木柴开进村口的时候，透过震耳欲聋的柴油机轰鸣，隐约听到外号叫烟鬼的食堂“堂长”——一位和我同车到这里的知青，独眼的直接“上司”——异样的呼喊声。透过淡淡的暮色，也看得见他在向我拼命挥手。
于是我停车跑了过去，不到近前，就听见他喊：独眼煤气中毒了！
人常说死人沉，其实人失去知觉时一样的重。我们两个人冒着被窒息的危险，七手八脚地硬把独眼从极窄小的菜窖口里拉了出来，真的费尽了全身的力气。
独眼已经昏迷，至少呼吸还是正常的，脉搏也还有力，看样子还不算太严重。烟鬼急忙又跑去叫来几个人，先把独眼抬到就近的食堂，然后报告了队里的领导。领导看了后，不以为然地让我们把他抬回宿舍，说是看看再说。
当晚，独眼一直在昏迷中，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天亮时分，我们赶紧去找领导，要求派车送到四十多公里外的团部医院抢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扰了领导的清梦，派车的事被不容分辨地否决了。我总以为其中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潜台词就是：你们还要不要站稳阶级立场！
就这样，一个短暂的北国白昼熬过去了。这一天，好多的知青都没有上工，大家都默默地守候在独眼的炕头。相反，劳改们却仿佛没有看见眼前的一切，仍然做指派的事去了。
入夜后，独眼的情况越趋不妙，昏迷依旧，呼吸渐趋粗重且不均匀，情急之下，我们又去找了领导，死磨硬泡之后，领导们终于良心发现，同意派车，此时距事发当时，已经有一天多了。
即得令箭，剩下的事就由我们做主了，一大帮知青们烧水的烧水、烤油的烤油，一通乱忙，不到半小时载着独眼的轮式拖拉机就轰隆隆地蹿进了沉沉的黑暗中。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格外的寒冷。一位天津的知青“小耳朵”开车，烟鬼和我在拖车上看护独眼。尽管小耳朵小心翼翼,破旧不堪的拖拉机依旧在土路上蹦蹦跳跳，烟鬼只得把独眼的头抱在怀里,我又撑着烟鬼，尽量不让独眼摇晃。
四十公里的冰雪山路，到达团部医院时已经午夜时分。睡眼矇眬的医生瞄了一下独眼的黑棉袄，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草草地检查了一下，吩咐护士用氧气后，径直钻回值班室接着睡觉去了。
我们把独眼抬到病床上，看着护士插上了氧气，剩下的就只有等着天亮了。无论如何，天亮后我们得赶回队里。这台拖拉机是队里除了马车之外惟一与外界联系的交通工具，能在深夜送一名劳改犯（尽管已经释放）去医院，已属破天荒，再不可能为了一个“阶级敌人”耽搁全队的事情。
坐在昏暗的走廊里，我们三个人都默默无语，几近黑暗的灯光下，只有三个如萤火般的烟头在延绵不断地闪亮。此时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企盼独眼快点好起来，不然白天就只能剩他一个人孤独地躺在这里了。
然而独眼并没有为难我们。大约两个小时后，独眼的喘息愈发粗重，几乎成了吼叫，而且越来越不均匀，脸色也变得蜡黄，情况大为不妙。我们赶紧不由分说把医生从床上抓了起来，尽管医生老大不情愿地看了一下，还是叫来了所有的护士，进行了所谓的抢救，也算是尽了医生的天责。在那样一个扭曲的时代，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约摸半个多小后，独眼喉的吼声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微细，最终，那吼声像幻影一样消失在沉重的夜色中。
独眼永远地走了，离开了这个对他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世界，或许是没有可留恋的世界。独眼临终的时候，没有挣扎，他不在乎要不要在这个并不容纳他的世界上多停留一刻。但我看见了，他的真眼和假眼都没有闭上。
在他的身体还没有变得冰冷的时候，我和烟鬼替他合上了眼睛。
蓦地，在那一瞬间，我突然知道了什么叫作生与死，其实竟然是那么简单。不经意间，刚才还谈笑风生的人，已经是在阴阳两界，逝去的人永远得到了解脱，却给活着的人留下永远永远的失落。
假如有一天，当我病入膏肓的时候，我宁愿选择安乐死或者耗子药（假如安乐死不被公认的话),我不愿给生者带来太多的麻烦。但我也知道，即便我最后的安排能面面俱到，生者仍然会有无穷无尽的遗憾，那么我就应该尽量快乐地坚持到最后一天，这可对大家都是折磨。
是悖论？可能是的，我说不清楚，好像为了珍爱我的人们，我应该坚持下去！为了少拖累珍爱我的人们，我就应该尽快让他们摆脱无谓的煎熬！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人生啊，莫不是一场梦。为了我所钟爱的人们，就算是梦，也要把这荒诞的人间喜剧演下去。
已经没有必要等着天亮了。替独眼盖上了一块白布单后，我们转身就走，对身后护士让我们把独眼推走的叫喊置若罔闻，你们ＴＭＤ早干什么来着！所有的愤怒都发泄给了这些可能无辜的护士们。
我们三个人挤在狭小的驾驶楼里，放任地在墨一样的黑夜中走在返回连队的冰雪山路上。我们全都沉默，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黑暗中，我隐约听到烟鬼的啜泣声，毕竟独眼是他的直接部下。
也是五尺男儿了，应该么？不应该么？！
数天后，我们六七个弟兄去安放独眼。北大荒冬天的冻土坚如磐石，无法掩埋安葬，只能把棺材放在坟场，等待春天。
据说独眼没有亲属，此时此刻，即便是他有亲属，也绝无可能赶来为他送行。一具简陋的白松棺材，被我们抬上了曾经送他去医院的拖车上。没有鲜花，也没有告别仪式，只有这几个同住一室的难兄难弟。盖棺论定的时候，我们把独眼的全部家产：一个小小的手提包和用白布头巾包裹的几件黑布衣服，统统放进了棺材。没有亲属，也就没有遗产，所有的一切都让他自己带走吧。
拖拉机载着独眼和我们到了被称为豁牙子山的坟场。那天格外的冷，烟炮（暴风雪）也格外的狂烈。我们把独眼安放在一块最平坦的的空地上，周围是全被白雪覆盖的棺木和坟茔。有人说，应该让独眼头朝南，离他的家北京近一些，于是我们就这样办了。
离开豁牙子山十几里地后的回家路上，突然有人大叫错了，说是应该头朝北，因为这样独眼一站起来，就可以直接向南回家了，不用再转身，也不会走错方向……
不管谁说的有理，全体人员没有异议，我们立即掉转车头，又回去把独眼的棺材转了过来。
一位萍水相逢的陌路人，尽管至少在当时社会地位有着天壤之别，然而他的离去却留给我刻骨铭心的回忆。那毕竟是一条生命，也尽管在那扭曲的年代。
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珍惜。人生莫不如此，愿我的朋友们，为了自己也为了所爱和被爱的人，坚强并且快乐地生活吧。
(《铁马背上的歌》之三：广阔天地 ）
（1999-05-14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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