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时代安魂曲——读更的的《鱼挂到臭,猫叫到瘦》 作者:黄德海


 

知青时代安魂曲

    ——读更的的《鱼挂到臭,猫叫到瘦》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时代早已淡出记忆,曾经汗牛充栋的知青文学也已渐渐沉入忘川,但是去年出版的《鱼挂到臭,猫叫到瘦》,却在一片喧嚣的新时代杂音中,如同一本淹没已久的手抄本重见天日,携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生动呼吸和真实体温,在自身也已踏入的忽视和遗忘之旅上,顽韧地奏响了知青时代的安魂曲。

这样一本迟到的小说,为什么称得上是安魂曲?

《鱼挂到臭,猫叫到瘦》的叙事有一种难得的从容周致之感,定定心心地讲故事,故事流动到哪里,又牵牵扯扯去讲所到之处的风景和琐细,一条故事线牵丝攀藤,生出无数新鲜的细节,有趣的人事。这种从容周致,在以往的知青小说中较为罕见。以往的知青小说,不管是控诉还是反思,大体都离不开一条时间的红线,就是1978年前后的知青返城。因为是事后的书写,知道运动结束的时间下限,作品中的人物仿佛都懂得“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他们一直在等待着风停雨止。因为有尽头,有盼望,小说里从下放到返城的这段时间,人物都有一种内在的紧张之感,他们仿佛处在一个绵延数年的噩梦里,却没来由地知道那噩梦的尽头,知道这不过是他们人生的炼狱,只要努力跨过那条红线,所有的苦难和蹉跎就一变而为甘露,成为此后的精神食粮或社会攀升资本,供他们咀嚼回味,向人夸耀。即使有些高喊青春无悔和理想万岁的知青小说,也不过是把青春原本的美好误认成了时代的美好,但这时期作为一个过度时段的思路不变。如此情况下,即使写作者努力经营细节,小说里的人和事都难免有一种走过场的性质,不论匍匐在地还是顾盼自雄,农村不过是他们的暂时栖身之所,他们只是农村生活的匆匆过客,当然也就没心思从从容容触摸当地的风景和琐细。

或许大部分曾经上山下乡的作家们忘记了,那条所谓的时间红线,并不是生活之流一个自然的顿挫,而是此后由拥有话语权的人设定的。在自然的生活之流里,根本没有这条红线,知青们苦苦等待的日子里,这条红线也并没有提前给出。大家自以为事先看到的这条红线,不过是一种回顾时的错觉,时间久了,就信以为真,还无端地生出一点先知式的得意。《鱼挂到臭,猫叫到瘦》里也有等待,小说的名字就隐含了等待的意思。男女知青多不结婚,就是怕一旦结婚,回城的梦就必然破碎,或者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当地的风月老手坤生说他们:“还不是等着上调,也是作孽。唉,鱼挂到臭,猫叫到瘦。”不过这等待跟有隐含了时间红线的等待不同,那条代表厄运结束的时间红线,在当时看来,是吊在兔子面前的胡萝卜,任你跑得再快,还是吃不到嘴里。正因如此,小说写出了一种独特的时间感受,主人公阿毛和其他知青,置身的是一个没有确定未来的当下,他们不知道在此间的生活继续下去会怎样,曾经的城市生活更是遥不可及,无尽的时日铺展在眼前,自己却没有一点主动权。他们能做的,只是无奈的等待——尤其对那些娘老子地位不够显赫的知青来说。“青春正在毫不留情地离她们而去,她们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失去等待。一天又一天,她们痴痴地等待着,她们在无望中挣扎着希望,她们只是等待着回到生活的常态”。

小说中有一个公社书记,姓虞,喜欢“把衣服披在肩上,一只手或者两只手轮换撑着腰,很运筹帷幄,仿佛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回顾以往的知青小说,难免会隐隐约约觉得小说背后站着这么一位虞书记,他们大多“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因而“眼底六州风雨,笔下有雷声”。有这样宏伟的企图,即使写再艰苦的环境,再不幸的事件,他们也仿佛能从中炼得出理想,榨得出激情,只是笔下的人物不是被挟持得瘦骨伶仃,就是被横扫得面目全非,鲜明倒是鲜明,却少了一点活人的气息。在《鱼挂到臭,猫叫到瘦》中,这类人——如虞书记,如知青施同学——不再是小说的主宰,俯视着人物的命运和表现。他们也只是小说里的普通人物,有他们自己的位置。小说中人物的生离死别,引起的也不是此前同类作品容易导致的沉思,而是基于情感的哀痛。作者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没有按照事后的思考反过去修改自己曾经的记忆,而是置身其中,在小说中保持着自己对未来的未知状态,任凭无数的细碎事情在小说里蔓延。或许正是上面所说的无望等待,消泯了作者和人物的高屋建瓴,事后诸葛,让他们慢慢从各类对政策奢望中平复下来,与置身的当地和当下有了更紧密的融合,小说也因而在细节上显得邃密饱满。

小说的邃密饱满并不代表当时的生活也同样邃密饱满,任意自适,毋宁说,恰恰因为植根现实的细密,才有效衬托出了生活的贫乏。小说的发生地是向称富庶的苏南农村,但这里的生活也捉襟见肘,“饿是不会饿死,但日脚不会好过是肯定的”。精神上呢?民众自觉隔离了政治语言,这种隔离,是迫不得已。知青聚餐猜谜,施会计吟一首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大家听施会计背完,一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主席诗词岂是随便点评的,施会计不是郭沫若,背完了也不敢多说什么”。这样的自我约束,其实是外部压力的内化,谁都明白,在那个动辄得咎的年代,随便点评的后果是什么。乔治·奥威尔说:“政治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使谎言看上去更真实可信,使谋杀变得更值得尊重,让空话显得更有分量。”政治语言的长期渗透会造成语言的败坏,语言的败坏让人们更容易产生愚蠢的思想。积久成习,人们很快就会不觉得自己处于贫乏之中,甚至生出无端的豪情,觉得自己有幸生在了最好的时代。小说中的施会计,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位。不光是政治语言,即使山歌,也不是随便唱的:“原来唱山歌是民俗文化,民俗的东西终归离不开男女之间那点好事,何等生动活泼。‘文化大革命’,上面规定不准再唱男女那件事情了,经常做做倒还是允许的。男女那件事只准做不准唱,山歌就不知道唱什么了。”规矩和禁令在前,民众也只能说那些允许他们说的政治语言,争夺自己那点最低层的生存和欲望份额。看出这本元气淋漓的小说写的是这点低层的生动,才能明白本书的矛头所向,不致误解了作者的意图。

当然,《鱼挂到臭,猫叫到瘦》不是一本控诉之书,即使作者有他的意图,也并未因此掉头美化苦难中的农民,焦灼等待中的知青,把他们描绘成黄金样的人品。对农民,更的的像他在《上山下乡运动ABC》中说的,写出了他们的“自私和大度、怯懦和凶狠、善良和狡诈、诚实和虚假、保守和放荡、可怜和可恨”。对知青,不用说行为鲁莽灭裂的人物了,即使像主人公阿毛心仪的蒋芳萍,作者也会写:“阿毛觉得蒋芳萍的来信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有一种不知不觉流露的轻蔑,还有强加于人的怜悯。”不过,对人性伸展出来的各种丑陋枝杈,作者也像对待小说里的所有事情一样,写完就写完了,并不就此分析、探究,以刔发出人心更深处的黑暗来。作者的态度,更像是一个对人生细节充满兴趣的耐心的旅人,注重的是全面的观看,而不是深入的批判。

对社会较为全面的观察,而不是盯住一点不放,让《鱼挂到臭,猫叫到瘦》呈现出知青时代更为复杂的社会景观。在关于上山下乡的号召中,一则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则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民为什么可以再教育知识青年呢?因为“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也就是说,农民们虽然外表差强人意,内心却更为纯净,有担当人性导师的完美资格。但是,回顾一下此前指示中对农民的论述,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要克服农民的狭隘性,把他们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即使考虑到不同指示的发出时间,难道作为群体的农民在三五年或七八年间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变得内心特别纯净了?退而言其次,即使承认其目的是让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小说通过细节展示的农民和知青在品质上共同的参差不齐,才是人性的真实面目,不存在一个群体教育另一个群体的问题。

倒是农民和知青在生存的挤压之下,对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有更朴素的认识。这个认识,最尖锐地表现在男女问题上。阿毛和小美头情愫初生的时候,小美头说:“你们早晚要回到城里去的,我们乡下人,哪配得上你。”与阿毛暗通款曲的心妮明白,“知识青年不要乡下人的”。知识青年也知道,在婚姻上,“农村人我们也不打算,生活习惯不一样,文化背景也不一样。将来一旦有机会上调,结了婚就没有机会了。就算有机会,家总在乡下了。将来再有小孩子出世,小孩子的户口、口粮、求学,这些都是无法解决的事情”。知青之间结合呢,每人有限的那点口粮,养活自己都很困难,怎么抚养孩子呢?在如此情形下,知青也只好违背最正常的生理和情感需要,“鱼挂到臭,猫叫到瘦”。当然,这些都是基本到不能再基本的常识,算不上什么高见,但把这些基本的常识跟阿毛后来跟农村女性的鱼水之欢对照,才看得出那些活色生香的场景后面,有着作者对当时社会状况怎样巨大的愤慨和无奈。愤慨和无奈的作者在小说里写道:“非常态的生活无法用理性去思考和判断,你不能指望小学、中学、大学、工作、生儿育女这样一条正常的路;你不能按六年、六年、四年这样的次序来设计生活;理性对非理性的判断毫无意义,革命使得生活失去任何依据,没有任何可以捉摸的希望,破坏了一切理性的或者约定俗成的社会秩序。”如果有人觉得这本小说所讲的道理太过平常,那不妨先看看这本非常好读的小说,然后判断一下,在一个被非理性主宰了过长时间的地方,是不是应该先回到最最普通的常识。

不过,回到常识是一本优秀的小说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小说要以语言自洽。除了奇怪的书名,《鱼挂到臭,猫叫到瘦》最独特的,正是语言。这一点,作者也颇为得意,在一篇随笔里,更的的不无自负地说,这本小说起码证明:“汉语可以写得看起来很美。”这个美,首先表现在对古典语言的使用上。在当代大部分作家的作品里,对古人语言的继承大都来路不明,面目模糊,不是一无所知的拒斥,僵直生硬的照搬,就是附庸风雅的炫耀。《鱼挂到臭,猫叫到瘦》有效避免了这类问题。小说对古典语言的使用,主要集中在诗词上,从《诗经》到历代诗歌,从经世壮词到俗调艳曲,从人生感喟到香艳秾丽,作者几乎是随手拈来,让小说语言有了一种独特的弹性。更重要的是,这些词句在作品中并不显得突兀,而是精妙地置于邃密的叙事之中,几乎没法单独挑选出来。挑也挑得出,只是会失在小说里的那种恣纵佻达的媚态,颊上三毛的神韵——远山含黛,鬓云欲度,剪下来,煞风景罢了。

作者不只钟情于古典语言,举凡小说发生时代的各类流行词语,都以各种不同的样式进入了作品,毛泽东诗词,鲁迅杂文,流行读物,革命歌曲,伟人语录,标语口号……拥有这些语言解释权的人,原本想借这些凌空蹈虚的语言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用自己的雄图大略格式化民众的大脑,让他们成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趁手工具。作者却在小说中,通过用词,用句,用段,用篇,用意象,正用,反用,截搭用,反讽用,调侃用……拆解了这类语言一本正经的面目,翻转成了对人们日常行为的描述,在语言的抽象指向和真实作用的落差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格调。知青聚餐:“女生吃好了就放下碗筷,其他男生也开始先后站起来去打饭,只有庄同学和杨益民还在宜将剩勇追穷寇,风卷红旗过大关。”里面的两句诗词,本来各有极其明确的政治含义,作者却用它们来形容两位男知青的吃饭。引用者不再是原文的良弼或诤臣,反成了剪径的豪杰,啸聚的英雄,就像本雅明说的:“我作品中的引文就像路边的强盗,发起武装袭击,把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从桎梏中解救出来。”作者对当时流行语言的使用,意在把它们从单一的使用可能中解救了出来,消除其背后的重重机心,让它们回到生机勃勃的生活语言的长河之中。在小说诸多涉及欲望的地方,对流行语言的使用,读起来更有一种奇异的快感。这样的例子在小说里俯拾即是,其中的妙处一看便知,就不在这里引用了。

在雅致精巧的古典诗词和指鹿为马的政治语言之外,作者还写了一个生动的世俗语言的世界。这个生动的世俗语言世界,不只是小说把当地农村独有的语言——像偶老子、点把点、没有数目、讲法门、遣、歇盼、嚼老蛆、滚死烂壮、好大一捧——揉进了作品,还因为这个世俗的语言世界,自有其饱满和生动。只是这饱满和生动,自觉地维持在极低的生存和欲望层面,想象和谈论的自由,都局限在这里——“胜林又忽发奇想,男女的东西刚好长在裤裆里,如果长在手上多好,见面握手点把点快活。坤生说,你最好长在眼睛上,眼睛一看,点把点快活。胜林就蔫头蔫脑不响了。”除了在必须的公开场合,民众抛弃了崇高的、言不由衷的、别有用心的话语系统,并把政治语言悬为厉禁,把自己从早已四分五裂的政治社会中隔离出来,语言也就自然显出独特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挑战了古典语言的雅不可及,拉低了政治语言的高亢调子,有一种别样的活力。这种活力又反过来调整了古典语言和流行语言的各自为政,让三者脱离了各自的言说动机,变成了自成一体的小说语言,指向一个生动的世俗世界。

展示生动的世俗世界,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华之一,《鱼挂到臭,猫叫到瘦》明显对此有所借鉴。当然,这借鉴不是袭用章回体或话本体,不是刻意追求故事的戏剧性,也不是在某些转捩点上来几句点睛的诗词,而是一种独特的况味。怎么形容这况味呢?“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下面是小说的开篇:“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那雨已经自行其是淅淅沥沥地下了七八天,稻子已经割完,小麦还未出苗,油菜尚未栽下,满天世界就是白亮寥廓,四处看去都是极其雾蒙蒙的烦人,而且萧瑟。”文字初看似无意味,却“触物以起情”,是一部小说的起兴。首句引词,写的是天地。雨做了天地人的中介,牵引出人的各种活动成果,然后是人的感受,却并不见人,只人的气息在其间流荡。开篇以下,是熙熙攘攘的俗世生活了——插秧收稻,饮酒吃饭,媚眼横斜,风月无边,阴晴圆缺,悲欢离合,正是传统小说的能勾起的那种阅读欲望。作品的传统况味,差不多就这样散在文字中,难以句摘,却气韵流传,让人想起古典小说的绝世风华。

不只是况味,《鱼挂到臭,猫叫到瘦》在结构和细节上,也大有追摹《红楼梦》之意。小说第四部分,知青聚会,唐娟娟拿出一本《唐宋词三百首》,每人盲挑一句,用来算命。阿毛得词:“枕前发尽千般愿。”唐娟娟得词:“脉脉此请谁诉。”蒋芳萍:“纵使相逢应不识。”蒋芝萍:“年少抛人容易去。”读毕小说,回头来看这次游戏,正像《红楼梦》第五回的册子词,结构性地写定了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为此后的种种铺排,作了暗示性的说明。小说里另有一处作者的得意之笔,是关于农村收支账目的,诸如当时的农业税是多少、如何收的?公积金、公益金、生产发展基金提留比例各是多少?当年农村的合作医疗是怎样的?费用从何而来?诸如农民一年能获多少工分?得多少口粮?口粮能吃到何时……细细的一笔流水账,固然显示出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却也自有来处,翻翻《红楼梦》五十三回乌进孝的礼单,就不难明白其渊源了。

在关于知青文学的谈论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作家们经历了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居然没有写出一本配得上那个时代的书,实在遗憾。这个说法隐含着一个前提,即那个时代理应有一本与之相配的作品。其实不然。不是因为作家有了经历就必然应该产生一部好作品,而是有了一部好作品之后,那个此前晦暗的时代才被点亮,人物经受的种种无奈、屈辱和悲惨,才在如歌的行文中得以洗清,得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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