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年父亲被批判——政治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生态 作者:荣维毅


 

五七年父亲被批判

    ——政治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生态

【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父亲荣孟源被打成右派。作为史学界的四大右派之一,与雷海宗、陈梦家、向达不同的是,三位都有在海外学习或工作的经历,父亲是在北平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在延安和革命根据地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

四川独立学者冉云飞先生是积极倡导反右研究并身体力行的人之一。他认为,如果说文革尚有人在做真正的学术研究的话,那么,关于五七年反右的学术研究,还差得很远,表现之一,是“缺少对基础资料的重视,很少有对一手材料的利用”。为此,2007年,冉整理了《右派资料知见录编年初稿》,并把1957年的部分资料清单上传到自己的博客。

从冉先生的资料清单出发,上网和读书,我找到一些记载1957年对父亲批判的文章、会议发言、媒体综述、研究和评论等材料。这些材料显示,反右的舆论阵地是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各地方党报(新华社转发)及学术刊物,发言者是史学界领导、名家及同行,是制度性的顶层设计。

2016年是文革发动50年。有论者认为,没有五七反右就没有文革,因此,很多人反思文革往往从反右或更早时期开始。把五七年反右与文革联系起来,能更清晰地呈现出政治干预学术、主流话语控制言论自由,有一以贯之的脉络。探讨知识分子在这两个政治运动中表现的相关性,是把反右与文革联系起来的一个切入点。


据杨天石《不文过、不遮丑,不隐恶——刘大年这样面对自己的历史》(《学习时报》,2007年5月21日第009版)一文载,1995年7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史学会联合举行庆祝刘大年同志八十华诞的座谈会上,针对会议发给与会者人手一份的《刘大年同志著作目录》,有学者在发言中说:“《刘大年著作目录》里有两篇文章,一篇题为《驳一个荒谬的建议——批判荣孟源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针对父亲在《新建设》发表的《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的批判。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1日,——笔者注),另一篇题为《吴晗的反革命面目》(原载《历史研究》1966年第3期——笔者注)。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作者还坚持这样的观点!我抗议。”在与会者愕然之际,刘大年坦然应对:“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它们确实是我写的,是我个人历史的一部分,作为我的《著作目录》,自然不能不收。收,是反映历史,并不代表我现在仍持那样的观点。”同年8月9日,刘大年给《刘大年论著目录》编者写信指示:对已编入《目录》的这两篇文章,要在“说明中增加一项”,即“作者认为观点是错误的,但篇目仍应保留,以符合实事求是。”(《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6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杨天石肯定刘大年对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说他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不文过、不遮丑,不隐恶,将自己写过的两篇‘恶文’编入自己的《著作目录》,“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忠于历史的精神”,“是一个历史学家如何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的典范。”杨天石认为刘大年的这两篇“恶文”是应时的“遵命文学”。那么,当初刘大年及所有在反右和文革中积极参与“大批判”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身居党政及学术机构要职的知识分子,应的什么“时”、遵的什么“命”?


1957年的形势,在毛泽东看来是“黑云任城城欲摧”(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那是以毛为代表的执政党感受到了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带来的压力。那么,身居要职的高层知识分子感受到压力了吗?如有,压力来自何方?据近代史所赵庆云先生的研究,父亲被打成右派“还有更复杂的因素纠结其中,这些批判文章实乃形势所迫不得不为”。赵在《论一九五〇年代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研究》一文提到2008年11月18日他对时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的采访记录,“据张海鹏先生言,荣的「右派」为康生划定。”(台湾《思与言》2010年第2期,注158条)

《刘大年传》(周秋光、黄仁国著,岳麓书社,2009)披露了更具体的细节。该书引用了范文澜致刘大年的一信,范在信中说:“大年同志:昨天休息时,康生同志谈及雷海宗在天津称病,两次不到斗争会,对向达批判也差不多了,是否有再开大会的必要。周扬同志也觉得雷不到会,向的骄气在此已大受挫,也就差不多了。向有可能不来,只剩一个荣开会,显得不够有力。我也觉得在二人不到(向可能不到)的情况下开会,很不值得。同意康生同志的意见。康生同志说,还没看到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报告,可能不予批准。文澜(57-?)”(《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第229页,刘璐、崔永华编,现存近代史所)。康生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顾问,周扬是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作者断定,“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近代史所的反右运动是在中宣部的直接带领下进行的。实际上,荣孟源是康生点名要批判的……”。由此也可以断定,在刘大年身后,指挥者是范文澜,而范又是根据康生旨意行事的。

恕笔者孤陋寡闻,尚未看到足以表明1957年反右形势令范文澜等感到压力的论述。相反,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政治气候中,包括范文澜、翦伯赞、刘大年等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积极参与运动并表态。他们当时自认为是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黄广友:《刘大年史学研究述论:一种基于学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考察》,《东岳论丛》,2011年8月)。与1957年相比,文革时期高层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压力沉重且紧迫,用“恐惧”似乎都不足以深刻而确切地表达,其原因,方励之对文革的界说作了一种解读。

方励之说:“文化大革命与以前各次政治运动完全不一样。以前的运动都有很单一的打击目标,‘肃反’是打击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反右’是打击右派分子,目的清楚。但是,文化大革命则说不上谁是唯一的要被革命的对象,也说不上谁不是。”(《方励之自传》,第207页,李淑贤校订,台湾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这种不确定性导致的深层恐惧,从文革正式开始(以《五一六通知》为界)前后范文澜给刘大年、黎澍的信可窥一斑。笔者想补充的是,文革矛头直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更加深了范文澜辈的恐惧。

1966年5月,在对“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中,被誉为史学界五老之一的近代史研究所(是时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所长范文澜,紧跟形势,急于批判和自我批判。他在5月6日给刘大年、黎澍两位副所长的信中说:“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广之深,简直不可想象”,与方励之的说法吻合。“作文(对吴晗)论调要提得很高才对”,“我的草稿(指范文澜写的自我批判文稿)匆匆写出来了,请你们提意见。加以删改。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5月11日,范再致信二位:“大年、黎澍同志: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希望“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请批示。我知道你们大忙,你们略看一看提出意见,我自己可酌量修改。事甚紧急,务请快打好寄来为要”。5月18日,范又分别致信二位,仍说此事。范对黎澍说:“请毫不留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时就被动了。这一点务请采纳为幸!”范对刘大年说:“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倚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郭老批评就主动了,保封建王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有马列。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学不成了。我看情况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立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打击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以后所内和学部有学习会请通知我参加,试身事外,是大罪状之一,不可不防。‘人应保晚节,但晚节也不容易保’。应爱护我为幸!”(《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第255-260页)

1966年5月11日范文澜致刘大年、黎澍函手迹从这几封信可以看出,范文澜对可能被排除在马列主义者范围之外极度恐慌,“这位学界泰斗如此诚惶诚恐,几乎接近精神崩溃。”(孙家洲《金日成老师尚钺的沉浮与翦伯赞、范文澜之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1-13 4)。据此可以想象,1966年刘大年批判吴晗的那篇“恶文”,应该也是在这种情势下出炉的。如杨天石所说,这是应时应景的“遵命文学”,不能不“紧跟”。即便如此,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据《刘大年年表》,此文矛头指向近代史研究所,攻击、污蔑刘大年、黎澍是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刘大年来往书信(下)》第715页;杨天石,2007)。另有研究说,文革中对史学界“东霸天”、“西霸天”的批判,矛头所指是范文澜、翦伯赞(孙家洲,2004)。不管怎么说,五七年批判史学界右派的主力,文革中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1967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晋群新的文章《周扬、刘大年之流是叛徒的辩护士》。批判者被批判,亦与方励之的说法吻合。可见,所谓批判,非学术争论,政治斗争工具而已。即便是父亲,也不能免,1954年父亲和许多人一样参与了对胡适的批判,1957年自己被批判。


父亲在《范文澜同志在延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第180-1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一文中,对范文澜有很高评价,并提及1946年范文澜任北方大学校长后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情况。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自1946年初版后,不断修改校订,此中父亲出力甚多。新中国成立后,范著《中国近代史》读者范围极广,读者提出的批评意见,由父亲撰文做出公开答复。范在学术上对父亲的倚重,于此可见一斑(赵庆云《荣孟源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第1辑)。范文澜“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治学态度,也令笔者印象深刻,视其为知识分子的标准之一。

1985年9月,父亲因查出癌症入住北京协和医院,不久,刘大年亦因病住院,他的病房和父亲的病房在同一楼层的斜对门,父亲曾让姐姐维刚扶着前去探望。事后刘大年对妈妈说,谁去也没有想到父亲会去看他。父亲弥留之际,刘大年嘱我:不管什么时候,你爸爸不行了,都要告诉我。父亲去世后,我到木樨地24号楼,请刘大年为父亲的遗著《史料和历史科学》作序,他欣然应允。

刘大年在为父亲的《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回顾了1946年4月他和父亲在北方大学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起源演变经过,其中就包含我和孟源一起工作的经历”,表示了他对父亲被打成右派所承担的责任。刘大年的女儿刘潞编写的《刘大年年表》记录了其父的这一表态:1987年3月,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作序,在序言中坦言:(荣孟源)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错误对待,“其时我主持近代史所日常工作,是直接责任者。”(《刘大年来往书信(下)》,第736页)

作者(前排右2)1956年与父母(后排中间)全家及亲属在北海公园我从小在王府大街东厂胡同1号院近代史所长大,范文澜、刘大年都是我的长辈。刘潞和我于1947年8月、10月先后出生于山西潞城高家庄(当时的北方大学当所在地),都是在近代史所院内跑来跑去调皮的孩子。本文无意也无能评价他们,只是想弄清楚,最高领导人的意图是如何通过自上而下的运作在一个学术机构贯彻执行的。这就涉及个人、特别是身居党政及学术要职的知识分子的选择了。还是前面提到的问题:五七年反右时,范文澜、刘大年是否也面临着如文革一样的压力?他们对父亲应该是了解的,难道就没有个人选择的空间?

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第2版发表了《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反对马克思主义——右派分子荣孟源是史学界的骗子》一文。该文以“本报讯”的名义,概述“近半个月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全体人员连日开会揭露和批判该所研究员右派分子荣孟源的反动言行。”有论者把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列为“极左话语风格对科学的危害”代表作之一,“其特点是霸道武断。没有讨论的余地,不给人讲道理的权利,戴帽子,打棍子,没有对话,只有斗争,以势压人,气势汹汹,缺乏对人起码的尊重。”(田中阳《论极左思潮的反科学性对当代报刊科学话语的影响》,《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1期)方励之把这叫做没有“辩论的自由”。方励之认为,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及辩论自由三层意涵(《方励之自传》,2013)。10月11日至14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连续3天召开揭批史学界“四大右派分子”会议。配合这次批判,揭批会的第一天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大年的“恶文”——《驳一个荒谬的建议——批判荣孟源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

刘大年的批判文章,应该是在范文澜授意或支持下写的。1957年6月,范文澜在给刘大年的一信中说,他“准备对全所同志或召集部分人,讲一次话,消除顾虑,鼓励斗志,以便发动反右斗争”(《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第176页)。据赵庆云《荣孟源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文载,范文澜在一份手稿中写道:(荣孟源)“是要提倡用客观主义的史学来争夺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史学地位”,“狂妄之极,应严加驳斥”。(该手稿现存刘潞处)1957年7月8日,范文澜在近代史所作反右派动员,20天后,全所开会批判右派分子荣孟源,整个8月上旬几乎在反右会议中度过(《金毓黼在五十年代》,中国论文网http://www.xzbu.com/5/view-1880498.htm 2012-05-02)。

刘大年作为范文澜行政管理左右手的重要性,从他们的通信可见一斑。1949年4月,从北方大学转制的华北大学近代史研究室随华北大学入京时,刘大年因肺部旧疾复发未能随行,范文澜在致刘大年的信中说:“……自您离开研究室后,我残敝之人,如觉失左右手。”(《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第43页)另据近代史所研究员张振鹍《难忘的岁月——回忆刘大年给我派任务》(近代史所网站)一文回忆,他于1953年4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当年10月,所里开展‘反小圈子’运动(批判对象主要是荣孟源,为此事“翻案”是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四个问题之一。——笔者注)。连续几天的全所揭批会都是所长范文澜主持的,会上的种种表现使人感到刘大年很像是范老的副手。果然,会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副所长。又不久,《历史研究》创刊,他担任副主编。有了这个地位,他可以给所里的人下达任务了”。另,从史学界四大右派之一的北大教授向达的“右派言论”中,也可判断范文澜在史学界作用。翦伯赞批判向达时说,向达“在很多会议上的发言中对科学院党的领导大肆攻击,说:‘现在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翦伯赞《右派在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人民日报》,1957年10月4日)


据赵庆云的研究,1950年代初,范文澜、刘大年作为近代史所领导、唯物史观派学人,致力于追求史学更高的科学性而“尤注重史料”。范文澜、翦伯赞甚至宴请金毓黻(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史学名家——笔者注),邀其编辑《太平天国史料丛刊》,答应出版金所编纂的《民国碑传集》等(赵庆云,2010)。换言之,这些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物,都注重搜集史料、视史料为历史学科建设之基础,与五七年他们批判父亲关于搜集辛亥革命以来史料的建议,显然是矛盾的。父亲在遭批判的《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新建设》1957年7期)一文中说,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研究存在“以论代史”的倾向,不重视史料的整理编撰问题,建议改变这种状况,系统地整理辛亥革命以来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还说,“我知道有人整理过辛亥革命以后的资料,因为这种工作不被重视,于是把工作中缀,把资料束之高阁,使自己成为无所事事的所谓‘潜力’”。赵庆云分析,显而易见,这是为金毓黼鸣不平(赵庆云,2016)。

为什么会有这种学术认知与社会实践的差异?除了涉嫌政治禁忌外(赵庆云认为父亲的文章触犯了当时视民国史研究为禁区的政治忌讳),还有什么压力?是否有出自个人利益的考虑?笔者以为,遵循政治潜规则必然涉及个人利益。我虽然认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反对不承认主体性的机械决定论和庸俗唯物论。在分析社会环境压力的同时,也需反思个人选择的作用,毕竟,“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之故,任何公共领域发生的事件(包括基于权力不平等的私领域问题),都有个人选择和责任的问题,属于汉娜?阿伦特讨论的“平庸的恶”范畴。

笔者曾写过一篇博文《被抛弃的前妻》,想讨论的问题是:有一定政治和学术地位的老革命,和右派妻子离婚,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或主动选择的。该文谈到于光远和查汝强这两位解放前清华地下党成员、解放后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都因妻子被打成右派而离婚。于光远的妻子孙历生文革中在北京女三中被迫害致死。王友琴在《不可抹去的生命血痕》一文讲述了孙历生的故事,特别令人难过,也引起关注和讨论。查汝强的前妻钟鸿在她的回忆录《风雨半只莲》(华龄出版社,2006)中,讲述了她被打成右派后查与其分手的过程,查(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兼马列主义讲师团团长,《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的选择远没有于光远那样刻骨铭心的悲剧性,更多的是主动性。

于光远的女儿于小红在其博客《榴花落无声——爸爸妈妈的爱情悲剧》一文说:妈妈是1957年12月被定为右派的,“1958年春天爸爸妈妈还在一起”,但“组织要他离婚的压力可能已经很大了”;“暑假一过,风云突变。反右再次补课,爸爸成了目标,……中宣部党支部开始了对爸爸的批判,要求离婚并不许再见面。如果不听从则结果严重,他即使不被划右派,有个右派妻子也必须离开中央机关。”1958年10月,于光远作为离婚申请人和孙历生办了离婚手续。离婚后,他们的联系一直保持到1959年被迫中断。于小红说父亲不愿说起过去的“苦事”,即“他的善良愿望和对组织的信任害了妈妈”。年迈之后,于光远偶尔和女儿谈到前妻时说,“如果人生重新来过,他会处理得好很多。”读于小红的文章,能够感受到政治运动对个人家庭生活的摧残,能够明白对于光远之选择离婚不能非对即错简单化、概念化地理解。与此同时,于小红也谈到了“选择”。于光远在组织压力下虽然有个人有朝着不同方向选择的努力,但最终还是离婚了,符合了组织的要求。

回到史学界。范文澜、刘大年等人在反右中选择了与上方保持一致,文革中仍是同样的选择。无论是批判别人如对父亲,还是批判自己如范文澜,都是怕被体制抛弃。范文澜于1966年5月在给刘大年的一信中谈到,希望他的自我批评文稿能在“有审查的地方”如《新建设》或什么地方发表,希望能被人看到他“表示愿意接受改造的态度”,说自己“过去太胆大了,随便说话,是个教训”。(《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第264页)

范文澜在文革中直接受到毛的保护,应该与他的选边站队有关(想想前述他为批判自己是如何的心力交瘁)。1966年国庆在天安门城楼,毛对范文澜说,“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1968年7月,毛派人到范文澜处传话,要他重写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得令后马上组织安排写作。1969年7月范文澜去世,此事搁下。(陈其泰《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学术交谊》,《光明日报》,2001-10-11)从范文澜的履历看,除至逝世前一直是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外,还是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郭沫若);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1956年当选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69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有评论认为,“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当选中央委员,这在建国后极为罕见。”(胡新民《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史”缘》共识网,2014-02-14 14:24)

刘大年在文革时虽然受到冲击,但很快被解放。范老去世后,刘任近代史所所长至去世。据《刘大年年表》,1971年4月,郭沫若把他从河南五七干校叫回,参加中华书局组织的标点二十四史工作;后又负责《中国史稿》第四分册的修改和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下册的编写。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此职至第七届全国人大;是六、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刘大年1979年10月至1980年1月应邀赴日讲学,10月19日他致信向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请假时说,“这项工作对于研究辛亥革命很有意义。”(《刘大年来往书信(上)》,第294页)当年,刘大年批判父亲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是“荒谬的建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可他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下大功夫研究辛亥革命史,赴日讲学也以讲辛亥革命是为主”(黄广友:《学术与政治——刘大年史学研究风格简论》,《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第1辑)。这种转变除了大环境的宽松外,是否包含着对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歉意和反思?

再看翦伯赞。文革中,翦作为毛亲自点名批判的人物,遭到残酷斗争,与夫人一起双双自杀身亡,令人唏嘘。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说,翦之被批判,跟很多文人一样,“是因为对政治的不敏感而诱发的”(《翦伯赞的悲剧人生——成功有多大的自由,失败就有多大的可能》,黄建伟882新浪博客,2014年6月5日)。这种概括把问题简单化了。翦伯赞有自己的选择。如,毛肯定戚本禹在《评李秀成自述》中把李秀成论定为叛徒的观点,翦伯赞却在近代史研究所的座谈会上作长篇发言反驳戚本禹(靳树鹏《翦伯赞逆毛泽东之意力挺李秀成成文革"祭品"》新华网)。又如,对翦伯赞关于让步政策的观点,毛不以为然,说“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毛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讲话)

翦伯赞是悲剧人物,因为他还有另外的选择,伤害过很多人。原北大教授巫宁坤在回忆中提到,1950年代初,在高校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中,包括巫在内的许多海归爱国知识分子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巫说:人称“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教授翦伯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约我到他府上谈话……”,态度傲慢地要巫交代问题。(巫宁坤《燕京末日》,2017-02-20逃向蒼天微信公众号,可参见巫宁坤回忆录《一滴泪》。)

1957年,翦伯赞多次撰文和发言,批判包括父亲在内的史学界右派。8月28日,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版第4期发表翦伯赞《资产阶级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一文;9月18日,翦伯赞在郭沫若主持召开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座谈会做《社会科学界反右斗争必须进一步深化》的报告;10月11日至14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连续3天召开揭批史学界“四大右派分子”的会议上,翦也有发言。这种政治姿态换来的是,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翦伯赞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副校长;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只是,到文革不行了,是知识分子的悲哀!

还有一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在其《伪装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3期)一文中,对父亲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也许,这是在当时形势下不得不做的选择,不应苛求,但至少说明,选择不是盲目的、纯粹被动的。据百度百科介绍,白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十大代表,连续当选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五届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法制委员会委员等。

结语在缺乏宪政民主的地方,话语权是用政治选择换来的。紧跟是一种选择。试想,如果不是选择按最高领导人的意志上纲上线地批判右派、批判最高领导想批判的人,批判自己、批判本来正确且自己践行的事情,结果肯定不一样。这样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换言之,在党国体制下,与以往中国历史一脉相承,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体制内知识分子,都必须服从体制潜规则。对此,在中国清廷任职达半个世纪的英国政治家赫德(1835-1911,主持创建了中国海关及现代邮政系统等)有精到的观察和论述。他说:“中国官府的权力,只有那些愿意接受和遵守中国社会和官僚行为规范的人才能掌握。这些规范特别注重中国文化的特有组成部分,包括文字修养,合适的礼节和思想上的顺从。在帝国统治的两千年中,凡符合这些标准的,往往能享有权力并有影响力”(《赫德日记(1863-1866):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这是对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生存状态的一种诠释,也是对一般人所具有的常识和经验的概括。至今仍不过时。

(2016年6月初稿  2017年2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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