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9(一)】:卡扎菲上台·红旗渠建成·我们重复了别人的历史…… 作者:董学仁


 

【自传与公传——1969(一)】:

卡扎菲上台——开枪比读书容易

昨晚看一部电视剧,男主人公是二十世纪初美国大西洋城的一个政界领袖,同时又是黑帮领袖。关上电视机后,剧中的一句台词,仍然在我耳边反复响起,便是那黑白两道的领袖人物说的,“开枪比读书容易”。这话说得简洁,说得透彻,可以做一篇文章的题目。

接下来想到的是卡扎菲,刚刚被埋葬在沙漠深处的卡扎菲。我还想到,他出生在沙漠上的贫苦家庭,十几岁时才被送去读书,已经过了知识启蒙的最佳年龄。很不容易读完中学,再读大学觉得太累,就去军校学习两年,当了通讯排排长,军阶很低。可是,有了枪之后,他仅仅向前迈了一步,就当上了整个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那个国家叫利比亚。在他发动政变的1969年前,国家的名字还叫做利比亚王国,领导者是国王伊德里斯一世。在政变的1969年,他成了国家的领导者,改了国名叫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后来又改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在每一个心向善良的国家,容忍异己的存在,政变者的成本就很低,机会就很大。据说同时有几个团伙,都想篡夺老国王的权力,唯独级别最低的卡扎菲团伙成功了。因为他们年轻敢干,下手更狠。这让我想起了那句话,开枪比读书容易,还想起了同一部电视剧里的情节,当美国总统巡视到大西洋城,有个十二岁的少年问道,怎样才能当上国家总统,人们认真地告诉他,要好好读书才行。但那是在美国,要是在利比亚,或者二十世纪的好多国家,读书不行,开枪才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国的革命者说的。那是个太大的国家,他们流了几千万人的血,终于在1940年代夺取了胜利,并且影响了世界反叛政府的潮流。

革命者卡扎菲就出生于动荡的1940年代,篡夺国家权力的那一年,二十七岁,年轻英俊,没有敬畏,敢想敢做。我们可以推测,他有搞好这个国家的全部愿望、热情和豪气,但是没有足够的知识,这在他废除原有的全部法律,仅仅使用古兰经执法这件事上看得出来,那不过是他出生的沙漠上的经验,离现代社会很远。可是,远和近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那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国家,国土无比辽阔,资源无比丰富,民众很容易生存,这让他稳稳坐了四十多年的江山,由一个年轻的卡扎菲变成一个年老的卡扎菲,由一个革命者卡扎菲变成一个独裁者卡扎菲。

看了昨晚的电视剧之后,我忽然觉得,所有的独裁者,都是黑帮领袖。

他开始执政时,就在国际事务里成了黑帮老大。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反政府武装,所有从事恐怖主义的组织,都能得到利比亚的援助。1972年的幕尼黑奥运会血案、1986年的柏林爆炸案,卡扎菲都被指责是幕后推手。更严重的,是1988年的洛克比空难。这一年12月,伦敦飞往纽约的泛美公司PA103号班机,起飞半个小时后在苏格兰小镇洛克比上空爆炸,一共有270人遇难。我看过的一部纪录片证实,这架民航客机是行李舱中的定时炸弹引爆的,安放炸弹的是利比亚特工人员。在世界的眼里,他是本拉登出现之前最大牌的恐怖分子。

在国内事务里,他也渐渐演变成黑帮老大。比如像黑帮一样,疯狂地掠夺社会财富,为自己的家族积聚了以千亿美金计算的财产,比如像黑帮一样,残忍地杀人灭口,曾经在三个小时里杀死了几千个反对他的人。至于他搞的几次镇压反革命人物的大型运动,更是充满血腥的屠杀。在清理异己这方面,他的暴行远远赶不上斯大林等独裁者,但这不能说卡扎菲不是黑帮领袖,只能说二十世纪里,黑帮领袖性质的独裁者,数量太多,下手太狠。

可那是世界正义力量不够强大的二十世纪,到了二十一世纪就不同了。2011年,当五千名利比亚平民,聚集在广场上和平示威,卡扎菲派出军用飞机屠杀他们时,整个世界不能再袖手旁观了。这个文明世界的公民,像我看一部电视剧忽然明白了“独裁者都是黑帮领袖”一样,从卡扎菲轰炸平民这件事上,明白了“人权大于主权”的道理。国家的主权,是百姓的,不是独裁者的,所以,人权就大于主权。出现这样的共识,已经很滞后了。在卡扎菲上台的前一年即1968年,苏联侵略和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是他们认为那个国家的改革,危害了共产国际的生存。那时候,他们就认定了“党权大于主权”的道理,这在他们看来是正确的。可是,“人权大于主权”的更正确的观念,滞后了四十多年才出现,已经很晚,但毕竟来了。

于是,卡扎菲死了。

世界是一个大舞台,历史是一部大戏剧。我们是导演,是演员,也是唯一的观众。不反对独裁者的人们,也是独裁者的帮凶。利比亚民众醒悟了,卡扎菲的时代就结束了。虽然他贪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贪恋自己桀骜不逊的形象,但是,在历史这部大戏剧里,剧情在不断发展,规定了他在利比亚执政四十二年以后,必须离开这个舞台。

让我感兴趣的,是卡扎菲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利比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对于那个协会,他虽然只是一个名誉主席,做的事情却特别重要:逮捕、暗杀了数不清的独立作家和艺术家,以及强大的思想控制,使得利比亚几十年里的文学创作,一直处于低潮。我和许多中国作家一样,不知道利比亚有哪些著名的作家,仅仅知道中国出版的一部利比亚文学作品,作者正是卡扎菲自己。他那部小说集的书名,中文版叫《卡扎菲小说选》,原名特别长,查一下百度才能想得起来:《乡村啊乡村大地啊大地宇航员自杀及其它小说》。

“人在集体暴虐起来时,是多么凶狠啊!那简直就是汹涌的洪水,对挡在它面前的人毫不怜悯,毫不留情……个人的暴虐是暴虐中最容易对付的一种,因为无论如何,他毕竟只是一个人,集体可以除掉他,甚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个人用某种手段也可以除掉他。至于集体的暴虐,那可是最厉害的一种暴虐——谁能阻挡滚滚的洪流?”这是卡扎菲一篇小说的开头。熟悉这部小说的利比亚人认为,这一段以及整篇小说,预言了杀死卡扎菲的那场革命。他们会想到,是不是所有的独裁者,包括卡扎菲,心里都做好了被滚滚洪流吞没的准备?

 

转身之间,丢了什么

如果是下雨天,踩着泥泞的步伐,背着破旧的书包,向前走到路口,右拐是小学,左拐是中学。

秋雨凉了,流淌在满地落叶上。还有雨滴从伞面的小洞落下来,那把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油纸伞,我的几个哥哥都举着它去中学读书。在那个路口,我只停了一两秒钟,向右边望了一眼,再转身向左,把小学留在身后。

那年秋天,我开始上中学,不再是小学生了。

现在想来,向左向右,是一种比较方便的叙事方式,突出了我上中学这件事情。事实上,在那个有三四百年的路口,能看见你想看见的许多东西。比如,你站在那里,无论看着哪个方向,都有一所小学或者更多,并且相隔不远。它们与中学的区别,并不像我说的那样,在方位上有明显的对立。我现在的写作,是非虚构文学的一种。我不想把虚构的东西加入其中,但即使不去虚构事实,也很难避开喜欢的叙事方式——突出了某些事实,滤掉了其他事实。这样一来,我就怀疑起所有的非虚构文学,是不是都很纯正和纯粹。我想到,即使不计入讲述人有意虚构的因素,谁都很难说尽全部的事实,除非是诺曼·梅勒,把一件不算很大的谋杀案,写成厚厚的一本书。

前面我说过,那是个有三四百年的路口,但是也可能更早一些,那里就有一个路口,有很多人走过,包括读书的人。

我仅仅知道,中国的历史是一大片土地的历史,那片土地上出现过数不尽的国家,虽然我们把它叫做中国的各个朝代,但那些联系松散或者缺少联系的朝代,它们会同意吗?最近的一个朝代或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比我的年龄大了六岁,几年前举国庆祝的,是它的建国六十周年,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连接或割断历史。

我仅仅知道,我所在的辽宁省的中部,是三四百年前大明帝国的边疆,北面是一些游牧民族,他们中的一支不断壮大,后来打败了大明帝国。而我读小学中学的地方,千山山脉尽头的一小块平地,在大明帝国时叫做长甸铺,是附近农民前来贸易的较大集市,围着黄土垒砌的墙,盖了敬奉菩萨的庙。那时候,这里没有小学和中学,学习是一种个人行为。偶尔有一个读书人骑马经过,在土墙内找户人家喝水吃饭,在山脚下的一座庙里敬拜菩萨,然后马蹄得得,赶赴京城,参加几年一次的科举考试。

长甸铺的发展极其缓慢,几百年里停滞不前,直到附近发现了巨大的铁矿,而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大战又急需钢铁,才有操着日本语、朝鲜语的人,带着步枪与钞票陆续到来。我出生的十八年前,这里成了一座被冶铁炉火映红的城市,鞍山。接下来,谁也挡不住,城市人口翻倍增长。长甸铺变成鞍山南部的居住区,可以利用的空地都盖上房子,分配给钢铁厂的工人家属。土墙和庙宇不见了,贸易的集市不见了,与它们保持着微弱联系的,是与古老地名有关的四所小学:东长甸小学,南长甸小学,西长甸小学,北长甸小学。

还有一些小学,位置也在长甸铺,却选取了与时代有联系的名字。比如,工人街小学,得名于1950年代初期,那时候数以万计的农民涌入鞍山,成为工人;比如,向上小学,得名于1950年代后期,那时候中国领袖毛泽东发表了对学生们的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比如,真理小学,建于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那时候已经把毛泽东思想当做普天下唯一的真理;再比如,向阳小学,建于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中,那时的建筑物上,到处画着红色的、有光芒的太阳,太阳之中是毛泽东的头像,下面是八朵向日葵的花盘,象征被毛泽东的阳光照耀的八亿中国人民。

唯一例外的,是一所乐群小学,看起来,它的名称与古老历史和当代社会,没有明显的关系。我读真理小学时,新建不久的教室,有几个屋顶漏水,像我家里那把油纸伞,遮住了大雨,遮不住小雨,外面的雨停了,屋里的雨不停。我们班就安排在乐群小学上课,大约一个月。乐群小学的地点在有轨电车终点站西侧,一所至少建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有面积很大的斜屋顶,墙面上的窗子却又少又小,外表看起来像一个剧场,走进去看才像一所学校。

它的样子怪怪的,不像我读过的其他小学,不管是二三层楼房还是单层建筑,都有一个很大的操场。这所学校一直就没有操场,还是把操场让出去建了工厂,是我离开那所学校后仍然想知道的一个问题。还有它的名称,乐群小学,为什么与其他小学的名称,相差得太远?

很多年以后,我曾经怀疑过它是满洲帝国时期建立的小学,因为满洲帝国的教育相当发达,并且在鞍山建了很多小学,它们的校舍特别结实耐用,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前几年,还有一些扶着拐杖的老年人,从日本或是其他国家到来,寻觅他们少年时读书的地方,惊讶地发现,那些校舍还在使用,禁不住热泪涟涟。

但我又怀疑乐群小学的名称,可能出现的还要早些。乐群,是清末民初使用广泛的词语。如果查一下历史,当时,有了资深文化人创办的乐群书局和乐群月刊,有了归国富商在江浙一带创办的乐群小学。当时创办的南开大学,倡导的一种乐群意识,就是取自两千多年前的孟子“让自己快乐不如让大众快乐”的教导,企图让南开学生形成融入民众、凝聚民众的能力。在1949年的新朝代或新国家以后,乐群(它的汉语字面意思是:使民众快乐)这个旧词语,实际上已经废止,要等到半个世纪以后才会渐渐恢复。这样看来,我读过的鞍山乐群小学,可能创办在1949年之前的任何时候。

我不仅读过真理小学和乐群小学,还读过别的小学。提前上学那年,我先读北长甸小学,不久转到工人街小学。这两所小学,都建在1950年代初期,那时苏联贷款给中国援助鞍钢生产时,盖了一批三层的红砖楼房,做鞍钢工人住宅区,还盖了这两所小学,虽然只有一层,也很宽敞漂亮。可惜没过多久,我就因为年龄不够退学回家。第二年重新上学,读的是西长甸小学,大约是大跃进年代建的,比较简陋。读了两年后,附近建了三层楼的真理小学,我的班级迁了进去,除了屋顶有时漏雨,别的方面都很不错。这样一算,我的小学时代,竟然在五所学校里读过书,把哪个算做我启蒙的母校,还真是有点麻烦。人们到了年老的时候,会对自己读过的小学回报一种深情的怀想,那么,我怀想这五所学校中的哪一所呢,这也是有点麻烦,每一所都去怀想,像是用心不专,怀想你初恋时的、结婚前的每一个情人。

事实上,我现在已经不算年轻,怀旧的情绪时常蔓延。我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有时住在长甸铺,有时住在不远的地方。偶尔路过我读过的每一所小学校舍,总要无言地看上几眼。但时光过得快,身边的环境变化更快,只是在转身之间,就感到丢了什么。几天前有了空闲,再去那里走一走,它们都不见了。我知道我所在的城市,小学生的数量逐渐减少,比起我读小学,至少减去了一半,甚至更多,一些小学合并了,一些小学撤销了,空出来的校舍一律扒掉,连着操场的地皮,卖给了开发商。

我读过的五所小学,至今扒掉了四所:北长甸小学,工人街小学,真理小学,乐群小学。西长甸小学还在,迁到了别的地方。这让我不是一般的惋惜——世界上的国家,中学里班级人数二十多人,小学更少,十多人,当年因为穷困,建不起那么多学校,中小学的班级都是五六十人,现在学生数量减少了,每个班级的学生数量,为何就不能与别的国家一样?我读过的小学,如果都不扒掉,那么中国,至少有鞍山的长甸铺,可以与世界接轨了。

 

高山流水冲积出平原

鞍山这个地方,东部是山区,西部是平原。

山区不大,风光很好,叫做千山的风景区里,据说有九百九十九座山峰,藏着几十座佛教和道教的建筑,各个朝代的都有。我无数次去过那里,在1969年也去过,那时候所有的佛庙和道观,都被红卫兵砸得一塌糊涂,僧人和道人一个不见,也不知去了哪里。当时我的历史知识不多,还不能够产生疑问:在很多年代都是国家边疆的这里,宗教怎么会这样发达?后来才想到,在专制独裁的两千多年里,一代代独裁者好恶不同,崇尚佛教的时代常常焚毁道观,尊奉道教的时代常常拆掉佛庙。藏在山高皇帝远的这里,相对就安全一些。只有到了当代极权社会,强大的力量横扫一切,佛教和道教都不再繁华。

鞍山的境内,有三条较大的河流,辽河、浑河、太子河。每隔一些年,它们都冲出河床,在大地上游荡。在自然界,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把大地冲积成辽阔的平原,并且让土地肥沃,有利于植物生长。只有在河岸边种庄稼的人,以及河岸边的庄稼,才把河水泛滥叫做灾害。有一年夏天,河水涨起来了,站在辽河大堤上,有人告诉我,向西望过去几十公里,那么大一片土地,高低的落差不到一米。我心里想,这样也好,一旦河水冲出去,没有高处阻挡它们,也没有低处积存它们,会一直向前流进大海。可是又一想,还是不冲出去的好,几公里外就是我母亲的故乡,我的舅家和姨家的表兄弟、表姐妹们住在那里,他们的生活很苦,盼望着今年的庄稼。

我希望他们的日子,不会永远像1969年那样,即使庄稼丰收,日子仍然很苦。

我三哥前一年下乡去了,到了另一块平原,离舅舅家有一百多公里。那些从城里驱赶到农村的所谓知识青年,辛辛苦苦干到第二年秋天,颗粒饱满的粮食,进了国家的粮仓,他们开始算计这一年能挣多少钱了。我三哥后来说,他第一年挣钱,想给爱喝酒的爹买一瓶酒,给妈买一斤蛋糕,还要给我买个书包,或者钢笔,可是到生产队部算账领钱的那天,这些想法都没了。

按照生产队的计算,他们这些下乡青年,与人民公社的社员一样,到队里干一天活,可以挣一毛二分钱,去掉一年里下雨下雪不出工的日子,每个人可以领到三十多元钱。可是一算细账,在这一年里面,生产队为他们提供了油盐酱醋什么的,都算是他们预支的钱,扣掉这些,我三哥剩下两元多钱,只够回家探亲的路费。看着他们都低下了头,像被霜打了一样,生产队的会计说,这还要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感谢伟大的共产党,为你们这些下乡青年拨了安置的钱,把村西头的几间破教室修了修,让你们有住的地方。明年你们住的房子还得修理,生产队掏钱,也要算在你们的账上。生产队的会计还说,你们不要不知足。你们看看,咱们队有一半社员的家里,一分钱也得不到,扣他们一年里欠咱队的钱,还不够呢。

这真不是骗他们。我三哥和那些下乡青年,确实比社员们的生活好了许多。我去过三哥的青年点,也就是安置他们的集体居住地,与当地明显不同的,是外面栓了几条绳子,晾着换洗的衣服,干干净净地在风中飘动。他们从城里带去的旧军装,带去的其他衣服,颜色新鲜,补丁很少。而附近的十多户百姓家,只有一家晾着换洗的衣服,颜色灰暗,带着补丁。我看过一两部侦探破案的电影,自作聪明地开始推理:他们干着重体力的农活,衣服磨损很快,他们也想干净,也想漂亮,但没有换洗的衣服,他们没有钱,他们买不起,就像辽河河岸边我的表兄弟们。每隔一两年,都有农村亲戚到我家里,大包小裹地,把我家穿旧了的衣服,从城里倒腾回去。再隔一两年,我去河岸那边,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出穿在他们身上的,正是从城里带走的衣服,它们旧的不成模样,补着各种颜色的补丁,在夏天里发出尘土、臭汗、尿骚等混合的味道。

如果我是这个国家里的经济学者,我还会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比如,农民的贫困,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在1969年前后大约二十年里的中国,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天的平均收入,仅仅在一毛钱左右。在农作物丰收的年份,他们的生活依然困苦。

如果我是这个国家里的社会学者,我思考问题的角度还会变化。比如,在强令一千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些年里,中国农村并没有接纳他们、为他们提供生产和生活条件的能力。贫困中的农民,没有谁欢迎知识青年来抢他们的饭吃,许多地方出现了欺负和迫害知识青年的现象。

如果我是这个国家里的政治学者,有良知的政治学者,会看到一种政治事件的两面性。比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经典论断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以后又反复强调,要通过教育农民,克服农民的狭隘自私落后思想。但是到了需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他又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如果这两种并不兼容的观点,只有一种正确,应该是哪一种呢?

但我不是什么学者,我只是我三哥最小的弟弟。并且听我三哥讲述的,比任何学者讲述的都要生动。

他说,刚刚下乡的时候,农村里的干部还装模作样地教育我们,把我们当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以改造,没有几天就发现自己水平太低了,而我们这些毛主席的红卫兵,这些城里来的学生,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比他们高多了,接受我们的再教育还差不多。那些农村的地痞无赖,仗着自己政治出身好,又是大队民兵,手里有枪,都想欺负我们。我们是谁,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大浪都见过,血流成河都不怕,还斗不过地痞无赖?一到打仗的时候,附近几十个青年点的同学召之即来,几百人都不怕死,猛冲过去,打得他们哭爹喊娘。

他说鞍山知识青年下乡的时候,正是寒冷的冬天,吃的是一种高粱米,叫晋杂五,特别高产,但是特别硬,像枪砂一样。吃的菜是冻了的白菜萝卜,又没有油,特别难吃。那个冬天,农村的鸡鸭鹅狗明显减少,被下乡青年偷吃了。特别是偷鹅,比偷什么都容易。农村的鹅不怕人,看见你就挺着坚硬的脑袋,伸着很长的脖子冲过来。这时候你一只手抓住一只,再把两只鹅的脖子打个结系在一起,扔在自行车后面就行了。

他还说他们到了秋天,队里让他们看青,也就是看住收割前的庄稼,不让人偷。因为他们都不是本地人,捉到偷青的人可以不讲情面。有个下乡青年,听到前面玉米地里有动静,冲进去一看,原来是屠宰场的场长和团支部的书记,一男一女,没穿衣服,抱在一起。没想到要捉偷青的,却捉到了偷情的,他就愣住了。那场长和书记跪下来,苦苦哀求,求他不要报告给组织。农村干部偷情的挺多,不报告给组织,组织就不管。以后,那屠宰场场长成了青年点的常客,每次都带来一些肥膘肉和下杂货,青年点的伙食改善了。

我三哥还讲过一些事情,但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东西都变得模糊不清,和别人讲给我的混淆在一起,不容易分开。关于知识青年的下乡经历,有数不尽的长短篇小说与民间纪事,像高山流水冲积而成的平原,密密麻麻长满了植物。

前面讲的最后一件事,想捉偷青却错捉偷情,在各地都发生过。甚至这件事就是别人讲给我的,误记在我三哥的账上,也有可能。

 

红旗渠建成——激情之后还是激情

有一部记录片,四十多年前拍的《红旗渠》,本来已经忘了。中午与朋友闲谈,一位朋友说红旗渠是激情年代的产物,另一位朋友提到了电影《红旗渠》,据说那条红旗渠修了将近十年,那部纪录片跟踪了将近十年,拍了一万多尺黑白胶片,是最认真拍摄的一部中国纪录片,算得上革命年代的经典。

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四十年前,搬一把小凳子,坐在中学操场上看的。记得是我刚读中学不久,放电影的人来了,在昏暗的天色里挂起一块白布,再用灯光把它照亮。那天的电影是《地雷战》,一部老片子,看过很多遍,可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搞电影的人都忙着搞革命,好几年没拍故事片了。

电影前面加映的,就是纪录片《红旗渠》。它比后面那部《地雷战》还要精彩。同样是使用炸药,《地雷战》用来炸死日本侵略兵的,都是很小的地雷,威力也不大,而《红旗渠》炸开挡路的大山,一个炮眼就装了几千公斤。那是电影里说的,我们看到的炮眼里装不下那么多,不完全相信电影,但是爆炸的场面却惊天动地,烟尘向上翻腾,碎石到处乱飞。更让我们兴奋的,是系在长长绳子上的人,在山崖间飘来荡去,那些惊险动作,把我们看的眼睛都直了。电影里说他们像天上的飞鹰,我们看他们,却像山上的猴子,拉着藤条穿越林间。不管是飞鹰还是猴子,反正都一样姿态优美,动作敏捷,让我们喜欢,让我们羡慕,让我们的心中荡起激情。

更多的激情感染,不是来自画面,而是来自解说。那个男解说员的声音,像是从金属的喉管发出来的,并且始终在高音区喊叫。电影里的人民公社社员,开凿一个隧道之前,先在山石上写下“青年洞”几个大字,接着就响起了解说员金属般的声音:“社员们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中!吸取了无穷的力量!钻透太行山!埋葬帝修反!修渠为革命!凿通青年洞!”另一个画面上,人民公社社员在抬石头,一步一步,艰难向前,解说员仍然提高了嗓门,替他们喊出革命的豪言壮语:“毛泽东思想炼红心!铁肩能抬一千斤!修渠架桥为革命!敢叫山河日日新!”在我们听来,不管那解说词用的是什么标点,解说员一律读成了惊叹号。一部电影四十分钟看下来,耳朵快震聋了,以至于看过电影以后的几天,我们每个人说话的嗓门儿都高了八度,听起来像是吼叫。

红旗渠是一条渠的名字,也是一条渠的精神,一条渠的激情。

在修建红旗渠的河南林县,可能一直就存在缺水问题,并且很严重。我这里用了“可能”这个词,是因为那部电影说林县一直严重缺水,但它没有提供有关的任何细节和证据,按照世界电影的划分,它不是一部严肃的纪录片,而是一部宣传片,未必完全可信。

按我的理解,有水才能生存的人类,曾经是择水而居的,假如这里一直就闹水荒,怎么会出现一个县级的居住区域?电影拍摄林县民工翻山越岭修建人工渠道时,使用了一些民工在积水中作业的画面,这也让我想到,他们的用水环境,未必就很恶劣。甚至那个县的名字,林县,也让我觉得可疑,叫了那个名字的地方,怎么会是一直严重缺水的地方?

有一份近期的报刊资料,是负责治水的林县领导的自述,说他开始修建红旗渠之前的1958年,林县小麦丰收,亩产114斤。那个虚报浮夸的大跃进之年,其他的县都多报了产量,“在我后面发言的,就说自己县里边的小麦亩产400斤、500斤,也有谎称亩产1000斤的。可是,后面事情就来了,上级收征购粮,那个县亩产1000斤的要求上交500斤。这些在1958年很风光的地方,在后来的困难时期基本都垮了。”结果还是挺不错的,那一年的林县,趁着1958年丰收,也没有因虚报产量而多交征购粮,悄悄攒下了4000多万斤储备粮,也攒下了200万元的资金储备,有了修建红旗渠的一部分条件。

现在,我们相信他,相信他描述的1958年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会不会想到,这样一来,林县可能不是严重缺水的地方,即使在两年里只有一年丰收,上一年的积蓄用于下一年的补充,民众也可以安稳地生活,还有必要修一条红旗渠吗?

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你会看见什么?

1949年以后的中国,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需要大量的电力和粮食生产,支援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于是以亚洲大陆前所未有的气魄,向一条条大江大河宣战。毛泽东先后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还把他在长江游泳时出现的“高峡出平湖”的设想,提到了议事日程。在他委托周恩来积极准备三峡工程的那一年,还出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是我在一位旅德学者的文章中看到的:1958年,中央政府认为,“实现了水利化,就消灭了水旱灾害、旱涝保收了,再过几年,中国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灾荒了”,因此,撤销了中央救灾委员会。接下来是大跃进,中国出现了在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的两个运动,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上马于1960年2月,同时上马的还有数不清的水利工程,后来都因为大跃进失败而中断,只有红旗渠坚持到最后,于1969年7月全部竣工,至此一个激情年代的幻象,变成了唯一可以看见的实体。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你会看见,红旗渠具有更重大的意义,那不是对一个小小林县的意义,而是对全部国家的、那个时代的意义。

都说在中国人里面,河南人出了名的善良淳朴、吃苦耐劳,从红旗渠来看也是这样。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下,红旗渠由一批贫穷、闭塞、俭朴、内敛的中国农民修建而成,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说是响应国家号召也好,说是服从政府命令也好,他们以性命相搏改造山河,表现出对苦难超乎寻常的忍耐力、承受力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完成了这场向人类极限挑战的劳作。事实上,红旗渠建设者们的精神,被当作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国家精神。据说在1974年,中国送给联合国一批表现中国风貌的纪录片,我看过的那部《红旗渠》就在其中,并且安排在第一个放映。

那些见过世面的美国人,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与当年正在读中学的我一样,也是看得眼睛发直。也许,我说的不够准确,他们可不像我,从小就在那个年代长大,已经见惯了中国的事情,只是看到其中的某些画面眼睛发直。对于他们,电影里的每一个镜头,都体现出一种可怕的激情,让他们震惊。就是那时候,他们刚刚结束了基士米河水利工程,只是把那条弯曲的河拉直为将近一百公里的人工渠,耗资三千万美元,用的是美国工程兵和先进设备,同样耗费了十年时间。

 

我们重复了别人的历史

我在媒体工作了太多的年月,其中的内容之一是策划和拍摄纪录片,也投入了同样多的年月在学习,能找到的纪录片大部分都看了。有一次,我找到1930年代的德国纪录片《意志的胜利》,那位活了一百零一岁的莱尼·里芬斯塔尔的作品。她拍摄这部电影时三十多岁,年轻貌美,谁也想不到,她竟把纪录党派代表大会的内容,拍摄成很难超越的经典之作。

其中一个从下向上的移动镜头,看得出来,是使用消防云梯拍的,二三十米的升降区间。类似的方法我用过,但找的是路灯维修车,它也有升降梯,升起三层楼的高度,也算不错了,可是在拍摄一组喷泉时,风向忽然转过来,淋了我一身水滴。里芬斯塔尔的大场面,你也看得出来,有的用了几十个机位拍摄,比现在的足球世界杯电视直播的机位还多,但在她的年代,电视还在发明之中呢,她用的是电影胶片,靠的是拍摄后一英尺一英尺地剪裁。

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影片中德国人的表情,好像在哪一部电影里看过,还肯定是纪录片,不是故事片。想啊想啊,终于想起1969年,坐在鞍山的电影院里看过的,同样是拍摄党派代表大会的纪录片,片名里同样有胜利这个词语,但片名太长,记不住了。

两个国家分别拍摄的、相隔了几十年的电影,真的有那么多重复的面孔?我觉得奇怪,那些面孔,同样的兴奋与激动,同样的近于疯狂,喷火一样的眼神,肌肉扭曲的表情都彼此相像,难道不是某种东西,使得那些表情如此相像,就好象某处必定有一条直线,绑住了这些人的灵魂深处?我甚至觉得,这些扭曲的表情有着更多的意义和内涵。我想到的一条直线的比喻,来自帕慕克的一部小说《黒书》,他以小说家的敏感,发现他小说中的一些人物,重复着富有内涵的表情。

重复是很难避免的。我们键盘上的文字,偶尔会重复别人的想法,就像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偶尔也重复别人的事件。这是无意的重复,还是有意的重复,我说不清楚,也不想说清楚,不愿意陷入更多的困扰。我只是想说,历史的重复,真的太多了。

比如1969年中国的党代会,与苏联的某次党代会,奇妙地、惊人地相似,都是在大饥荒之后出现大清洗,大清洗之后召开胜利大会。

我们知道,苏联的大饥荒,起始于1932年,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饿死的人太多了。我们还知道,国家无法挽救那些生命,那是他们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但他们不能改变政策,改变了那种政策,就不是那种党派了。因为他们的政策,比所有人的幸福,比所有人的生命还重要,这是黑暗的极权时代的规则之一。于是,大约三千多万生命被屠戮,社会全面倒退,全国都在骚动。

以上这些事件,从1959年开始的中国,几乎毫不走样地重复了一遍,甚至连饿死人口的数量,都很相似,三千多万,甚至更多。可能有很多人觉得中国饿死的人口远远超过苏联,那是因为中国大饥荒年代的档案解密了,而苏联还没有等到全部解密,就已经解体,变成了十多个国家。那些没有解密的,现在一旦解密,会不会引起国际之间的纠纷和赔偿?

大饥荒并没有造成百姓造反,但党的官员们却无法接受了,他们残存的良知,寄希望于独裁者下台,恢复党内的民主生活,重新制定党的路线。用群体智慧的充分协商,代替一个人的独断专行,这可是人类建立党派的最初设想。但党内出现独裁者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于是大饥荒的后面必定有一场大清洗——仇恨、妒嫉、傲慢、绝望、放荡、暴疟的撒旦,在1938年开始降临苏联,以清洗党内官员为主,附带清洗百姓中的怀疑者。对苏联人来说,那时的大清洗,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有的胆量小一些的,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还没等到恐怖的敲门声响起,赶紧从窗子钻出去,跳楼自杀了。

谁也料想不到的相似,是历史长河中的时间。

从时间来看,苏联的大饥荒从1932年开始,大清洗从1938年开始,之间相隔了五六年,而中国的大饥荒从1959年开始,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清洗大批官员和百姓,之间相隔了六七年,仅有大约一年的误差。如果不很挑剔的话,这一年的误差,在无穷无尽的漫漫时间里,可以忽略不计了。

被清洗的百姓很难统计,可是,被清洗官员的比例,会不会非常相像,让我们都觉得奇怪呢?

我记得,看过一份资料,说中国1969年初的党代会之前,也就是1968年底,按照惯例,先开一个全体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至少要超过半数的委员参加。可是,已经有三分之二的正式和候补委员被清除,有的死了,有的在狱中服刑,有的在劳动改造,其中包括党派和政府的大部分领导人。这一比例,恰好与苏联相同,他们在前一次党代会选出的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被逮捕和枪决的也是三分之二。

更有意思的,1969年中国的党代会,与前一次党代会(1956年)相隔的时间,是十三年之久。而1952年苏联的党代会,与前一次党代会(1939年)相隔的时间,不多不少,也是十三年。这种你想象不到的巧合,如果出现在一部电影或一部小说里面,是模仿还是借鉴,是抄袭还是雷同?

想要看清这个问题,我查了中国各次党代会召开的年份,看到了人们视而不见的一个事实,在毛泽东担任党派领袖的四十一年里,召开了四次党代会,平均十年以上召开一次。是不是当时党的章程就这样规定的呢?不是。在建党初期,规定每年召开一次,但实际上做不到,十多年里只召开了六次,平均两年多一次。在他担任领袖之后,章程修改了,规定每隔三年召开一次,更符合实际情况了,如果考虑到毛泽东的喜好,应该从每年一次改为十年一次。

我在前面说过,用群体智慧的充分协商,代替一个人的独断专行,这可是人类建立党派的最初设想。党代会就是充分协商的一个办法,所以不能间隔太长的时间,时间太长,群体协商就没有了,只剩下一人决策。还有,在毛泽东担任党的领袖之前,十几年里召开了六次党代会,先后换了五六位党的领袖,如果党代会间隔时间太长呢,只剩下一人长期决策了,这显然是违背了人类建立党派的最初设想,仅仅对党内的独裁者有利。

1969年的党代会,为什么隔了十三年才召开?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实际上是清除了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再开党代会,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这样看来,我们不会故意重复别人的历史。不会因为德国的党派代表大会拍了纪录片,我们也一定要拍纪录片;也不会因为苏联的两次党派代表大会相隔了十三年,我们也一定要相隔十三年。

但我们还是重复了他们。

那可能是一种巧合,也可能不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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