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十年(十三)】:春播·洗被子·半斤粮票·双杠和“头拱地” 作者:在陋巷


 

【北大荒十年(十三)】:

春播

“春争日,夏争时”。

节气过了“谷雨”,北大荒的春天姗姗来迟。“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农场上下总动员,争分夺秒,春播大会战开始了!

75马力拖拉机牵引着播种机停在地头,轰鸣着;播种机有三挂,成“品”字型连接伸展,十分有气势。“蹦蹦车”把一袋袋麦种、颗粒肥卸在地头,隔一段一大堆、隔一段一大堆,小山包似的。

知青一个个裹得严严实实,腰里扎着绳子,通常分成两拨,一拨跟车站在播种机上,一拨在地头负责加料。

北大荒的春天风沙大。拖拉机加大油门奔驰着,腾起一片片灰尘。过去时右边的播种机完全被铺天盖地的灰尘所包围、淹没,回来时原来左边的播种机被完全包围、淹没在铺天盖地的灰尘里,中间的播种机两头沾边,来回都被灰尘包围、淹没。没辙,只能迎面站着。有时拖拉机速度稍慢一点,滚滚灰尘像黄龙似的窜向前方。

北大荒的地块都是“跑死马”——一望无际,一条垄长达两三里地、三四里地的稀松平常。拖拉机开半天上一个小坡,下了坡还是一望无际。一个来回过来,人人灰头土脸。就这样站在播种机上一圈又一圈,到地头哪里还分得清谁是谁?快赶上非洲兄弟了,牙缝里、鼻孔里、耳朵眼里全是尘土,就连唾沫也都是黑的。

每台播种机上站两个人,那可不是游山看景的,手里拿一根小棍,要负责看着颗粒肥拌着的麦种是不是顺着播种机上的一排排管子往大地上播撒,如果看到播种机上有管子堵塞了,要及时的用小棍捅一捅,让麦种和颗粒肥顺畅地播撒下去。

有时候会不小心从播种机踏板上掉下来,一般没事儿,紧跑两步又上去了。最惨的是一个叫“野狼嗥”的荒友,可能是没固定住播种机上的“压把”,也许是“压把”受到了震动,冷不丁一个反弹,硬生生地打落了他上边的四颗门牙,满嘴血沫子。

拖拉机一到地头,加料的赶紧背起麦种袋、颗粒肥袋加料。麦种和颗粒肥都挺沉,背着袋子,两手紧紧拽着袋子的一角,猫着腰,一步步走向播种机。有时地里挺暄,背着重物不好走,像踩在棉花上似的。最难的是到了播种机跟前,踏板离地能有尺把高,必须背着袋子站上去,一偏身,麦种或颗粒肥才能倒进播种机,这最后一步最难跨,可费劲了,幸亏有荒友帮忙,“老太太上炕——紧掫”。
“蹦蹦车”卸货的位置经常不准,数量哪能可丁可卯的?不是多了就是少了,谁也不怨,谁也没有能掐会算的本事,只有趁空隙紧倒腾,数着垄,把袋子拖拽到合适的位置。

稍有空闲,全都倚着麦种袋、背着风坐在地上喘气、休息。虽说开春了,旷野还很冷。

春天悄没声的来了!地头的杂草泛出青色,布谷鸟殷勤地“布谷”、“布谷”叫着,火红的东方红拖拉机牵引着播种机在黑油油的沃土上奔驰,活像一幅版画。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春天孕育着生机,春天孕育着希望。

一年之际在于春。我们在春天里播撒希望的种子,我们用青春的汗水,去迎接那金色的秋天!


洗被子

在农场,拆洗被子对知青、特别是对男知青来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项“工程”,尤其是在冬天。每次拆洗被子,我都要下很大的决心,头大得不行。

首先,洗被子得有水。农场的井深达三四十米,得借水筲打水。即使是在盛夏,北大荒的井水也是瓦凉瓦凉的,扎手。要想办法能烧一点热水,掺和着用,至少水能温乎点,这样才能把埋汰的被子洗干净。

第二,洗被子应该有一个大盆,可男同胞没有,只有铝质的洗脸盆。其实,叫“洗脸盆”并不完全确切,实际上它的内涵要宽泛得多,它是知青的万能盆:洗脸用它,擦身用它,洗脚用它,就是偶尔打个“牙祭”,和哥几个一起开个小灶,下一卷挂面,煮个咸肉饭,也是它!就叫“铝盆”,那才名至实归。

女同胞一般倒有木盆,可是在农场“男女授受不亲”,连队也不准男女过多接触,令行禁止,只能作罢。

一只铝盆不够,向哥们再借来两个。

被子浸透了,拿一块搓衣板,挽起袖子,坐在地上开始搓洗。地上三个盆:左面一个堆着未搓洗的被子,中间的负责搓洗,搓洗一段就往右边顺过去一段。全都倒到右边的铝盆了,怕没洗干净,左右两只铝盆对调一下,再搓洗一遍。铝盆太小,被子显得太大,“老牛掉在水井里——有劲儿使不上”,等搓洗完了,这个腰基本上也不是自己的了。

搓洗完了得用水“过”,当地好像叫“投”,一般要“投”个三“和”,水才算清。

叫上哥们,一人拽着被里一头,一起反向使劲,被里被拧成了天津大麻花,水哗哗的往下淌。

抖开,树和树之间早就栓上了绳子,赶紧晾上。

知青的通铺大炕,是“订被子”(也有叫“做被子”的)的好场所,这个我倒不打怵:我决不会笨婆娘似的把自己也订到被子里去;我订的被子,讲究针脚与被里的条纹一溜齐,心里舒坦!

洗一回被子,难得的休息一天基本就算交代了。

现在,我在家洗被子已经用上滚筒洗衣机了,只要设置一下,一摁按钮,“它工作,我休息”,再也不用我打水、烧水、使劲搓洗的紧忙活;但我还是喜欢手洗衬衫等小件衣物,天天把洗净的衣物晾在阳台上有一种小小的满足感,这既是我在农场练成的生活能力,也是我对那一段艰辛岁月久久不能忘怀的怀念……


半斤粮票

在我收藏的下乡物品中,有几十斤全国粮票,崭新的,当初没舍得用,现在成了念想;还有好几张黑龙江省地方粮票,挺新,也是我的珍藏。

1972年夏天,某天我到北安办事。出门时只记着速去速回,带了点钱起个大早就出发了。分场距北安来回二百来里地,只请了一天假,挺赶的。到北安当然是先急着办事,还没办妥,已临近中午,觉得肚子饿了,就找了个挂一个幌子的小饭铺想对付着解决午饭问题。到柜台前一摸口袋,才发现忘了带粮票!一下子就傻眼了。收银的女服务员有四十来岁了,伸着手,一看我傻柱子似的愣着,乜了我一眼,赶紧招呼别人去了。

北安城不大,有一些可能是老街坊、老顾客,他们和收银的服务员好像很熟,都亲热的管她叫“张姨”。

当时我的脑子里还在琢磨着要办的事情还没办妥,下午该咋整,别的都有点心不在焉,有点听岔了,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以为她叫“张仪”或者“张怡”。

农场繁重的农活锻炼了我的体魄,也使我成了“大胃王”,挺能吃。“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一到饭点,肚子就闹情绪。俗话说,“一文钱憋死英雄汉”,我虽不是英雄,可也不能活人让尿给憋死、让一斤粮票给憋死在北安街头呀。老天爷饿不死瞎眼雀,天无绝人之路,商量商量!

我又到收银台前,心想我已经和“张怡”有过一面之缘,好歹也算混了个脸熟,就红着脸对她说:“张怡,我忘了带粮票;我多付点钱,能不能卖两个馒头给我?”“张怡”非常惊讶,愣了一会儿,重新打量我一番,见我一副知青打扮,老实巴脚的样子,也许动了恻隐之心,想了想,也没说话,接了钱,夹了三个馒头给我,我连声道谢,又要了个木樨肉。

狼吞虎咽地吃完饭,抹抹嘴准备走人赶紧办事,没承想“张怡”叫住了我。心想,饭钱已经付清了呀,又再次道谢。“张怡”递给我几张粮票,说,“拿上!”还清楚地记得那是“黑龙江省地方粮票”,全都是一两一张的,一共是五张,正好是半斤。

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我的脸又红了,眼睛湿润了;我要给她钱,“张怡”一挥手,说“走吧,走吧!”午后的阳光照耀在街上,热辣辣的,明晃晃的,我的心,也充满了阳光!

在返回龙镇的火车上,回想起中午吃饭的情景,不禁噗哧笑出了声,这才回过味儿来:我在北大荒还有一门亲戚哪,那是我在北安认下的——张姨!


双杠和“头拱地”

在《猪圈隔壁是宿舍》的那幢宿舍门前,紧靠着墙脸儿,有一副知青自己做的“土”双杠,桦树杆的,用小镰刀刮去了桦树皮,虽说仍然显得粗糙了一点,但非常结实耐用。

都是二十郎当岁的年纪,“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虽然常常一天累得贼死,但早晚稍微有一丁点空闲,我们还是爱攀上杠子活动几下筋骨。

这副双杠挺高,也挺宽,最初我上去锻炼还有真点“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够不着”。就是上去了,也觉得杠子左右太宽了些,两臂直哆嗦,支撑不了多久,赶紧跳下来。

刚下乡那会儿,我的身子骨挺单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手无缚鸡之力。

有一回,哥们从家属那里买来一只老母鸡,笨手笨脚地照鸡脖子来了一刀,放了血,叫我摁住,他去整开水。谁知老母鸡不想束翅待毙,就这么俯首贴耳地进知青的肚子,实在心有不甘。它扑煽扑煽翅膀,劲儿还挺大,回过头来狠狠地啄了我两口,硬生生地从我手里挣脱出来,还溅了我一身血点子,我忍着疼又追了十几步才把它重新摁住,这才明白什么叫垂死挣扎。

农场的活儿还真累,特别是在农忙的时候,那可是动真格儿的,没日没夜没休息天。当时最豪迈的口号就是:“头拱地,也要拿下春播大会战!”“头拱地,也要拿下夏锄大会战!”“头拱地,也要拿下麦收大会战!”“头拱地,也要拿下... ...!”只要任务一重,时间一紧迫,就“头拱地”。

“头拱地”,现在想想,对一帮正处于长身体时期、花样年华的年轻人说来,那是一种怎样的悲壮!那需要一副怎样的强健体魄!

我自幼身体条件不太好,特别羡慕五大三粗、膀大腰圆的荒友,“个大力不亏”呀!我也深知农场不是“养大爷”的地方,咋整?没啥说的,练!

锻炼费筋拔力,因为白天活儿累,回到宿舍也有打蔫的时候,想到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讲究个持之以恒,“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早晚有空我就在双杠上比划比划,从易到难,循序渐进,慢慢地我在杠子上的时间长了,能做摆动,能做支撑,还能做水平。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日久天长,适当的锻炼增强了我的体质,除了割麦、割大豆经常落在“打狼”梯队,其它农活都难不住我。真赶上时间紧、任务重的“大会战”,别人都“头拱地”了,咱也不含糊,咱也“头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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