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怀念一个中国精神贵族 作者:熊窝搜集


 

怀念一个中国精神贵族

作者:邓晓芒

来源:网络

沈因立是我的一个朋友,离开我们40多年了,他的经历和我们这一代人有着共同的特征,但他“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清高贵族精神,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

他是北大附中的学生,母亲胡睿丝是北大附中的英文老师,父亲沈乃章是北大心理学教授,曾留学法国。早年父母都在燕京大学读书,母亲是燕大的校花,父亲是美男子。沈因立却继承了父母的缺点有余:个子矮,瓜子脸,深度近视眼镜后面是一对小眼睛,牙齿有些不整。然而在才艺方面,他是当代青年中的佼佼者。

在父母的调教下,他在学校的成绩门门优秀,本应该是未来哈佛大学的料。中学课堂那点知识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他阅尽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喜欢古典音乐、围棋、滑冰、无线电。他下围棋下得并不太好,在他眼里,围棋比象棋高雅,下得好不好并不重要。他觉得世界最美的音乐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遗憾自己不会弹钢琴。

文革爆发了,母亲被剃了阴阳头,在学校劳改队劳动,父亲经受不住批斗折磨,撒手人寰。他把痛苦深埋在心里,表面上还是我行我素,在火红的革命造反风暴中,绅士风度不改,文质彬彬,从来没听他说过一个脏字。记得那个时候去找朋友玩儿,都是站在外边大声叫朋友的名字。沈因立却总是敲门,不管是要爬几层楼,一听到那轻轻的敲门声就知道是他。冬天他照样穿上花样冰鞋在北大未名湖上做出优雅的滑冰动作。他白天找非洲留学生用英文交谈,晚上偷听音乐,偷看小说。

他是理想主义者,还带有民族主义的爱国色彩,曾说自己要写一部小说。在他的小说里,中国从唐朝兴盛一直到现在没有衰败,是世界的中心和强国,第一个发射卫星,第一个拥有原子弹;中文是国际通用语言,联合国总部设在北京;西方国家的优秀学生都到中国留学,拿中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北大就是哈佛,毕业以后都想入中国籍。

他愤世嫉俗,对文革的口号、红歌、忠字舞更是厌恶。他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一心只读圣贤书,听古典音乐,听到八个样板戏都说不出是哪一出,搞不太明白李玉和、沙奶奶是哪出戏里的人物。对政治更是不闻不问,可是一听说《人民日报》上有文章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一双眯缝眼里闪耀出愤怒蔑视的眼光。最终领袖的一句话他还是下了乡。

他去了山西榆次,插队的地方是学大寨典型,粮食产量不低,所以没有受皮囊之苦。因为懂无线电,大队派他担任建立广播站的工作。这本来是好事,但实际上对他是一步错棋,因为他远离了村里一起去的同学,失去了共鸣的环境。他古板自傲的个性,又使他不能跟当地老乡打成一片。只有同学们来看他,他才会觉得开心一点。他工作很认真,白手起家,从购买材料到挨家挨户拉广播线,为大队建起广播站。但与四周的人与事格格不入,清高的心里素质让他接受不了领导的批评,自尊心很容易受到伤害。后来同学们一个一个都走了,他本来也有一个机会去太古电机厂,可是因为父亲“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名额给了别人。去一个县办工厂不会让他更开心,而不让他去却使他更压抑,是对他的一个打击,他精神开始支撑不住了。

他暗恋着他的的表妹,却不能得到爱的回报,一封绝交信让他最后崩溃了。1974年的一个夜晚,他服了安眠药,把自己的手臂接到自制的“死亡自控器”上,夜里高压电定时通过了他的身体。

他在遗书中诉说了自己的痛苦,“…我已对这种忙忙碌碌的生活感到厌倦了。我感到精神上的极度疲劳,而应该彻底休息一下。在少年时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戴着玫瑰色的眼镜,世界上的一切都显得绚丽无比,一点事就足以引起极大的好奇心,而以后是热心,去探索、去完成。随着时间的飞逝,玫瑰色逐渐脱落了,乐观成了装饰品,生活成了负担,却依然要承担下去。现在已到了我所能承担的极点了,我就要放下这付担子,离开这个世界了…”

沈因立走了,年仅23岁。他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也是自己的牺牲品。很多知青在最艰苦的环境下都挺过来了,但他的精神过于贵族化,实际生活和他所追求的精神生活落差太大,使得他的内心太脆弱了。不管现实生活把他塑造成了什么样的人物,他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大队书记听说他自杀的噩耗,失声痛哭说“因立是个好娃”。

马克·吐温曾说,人的一生有两个重要的日子,一个是出生的那一天,一个是发现自己为什么出生的那一天。沈因立的一生中没有第二个重要的日子,他在黄泉见到父亲后一定在苦思自己为什么出生。

火化后他被安葬在原来插队村子的山坡上。40多年后的今天,他上天之灵应该得到宽慰,现在的中国离他小说中的中国也许近了一步。他的朋友们会在他的忌日播放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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