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林:读高汾的《北大荒日记》 作者:林子搜集


 

读高汾的《北大荒日记》

作者:张宝林

来源:微信公号 新三届

作者简介:张宝林,1947年出生,高级编辑,资深媒体人,残疾人事业理论工作者,作家、书法家。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0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78年),文学硕士。历任人民日报记者、人民日报市场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二版主编、中国物资报社长兼总编、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中国残联理事兼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兼秘书长、法人代表。

解放初,高汾与两个子女合影日记,是非常私人化的文字。每天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录下来,既可加深印象,又能备日后查阅,所以许多文化人有记日记的习惯。

日记既是写给自己看的,按说应该有什么记什么。但不幸的是,在假话成灾的年代,这藏于密室的玩意儿也可能被翻腾出来,甚至被写进文件,登在报上,广受批判,给人带来灭顶之灾。聪明人终于明白,要避免“文字狱”,就得远离文字,于是不少人放弃了这个习惯。可惜的是,中国现代史也因此湮没了许多珍贵史料。

也有坚持记日记的人,他们或许以为,自己还是个忠实的记录者。但实际上,在那样的氛围下,下意识的警觉,已使他们“口将言而嗫嚅,步将行而趔趄”。即使不想说假话,也难以完全说真话了。

最近帮助岳母高汾整理回忆录,她在北大荒的一些日记,就是这样一种亦真亦假,半真半假的文本。


(一)

这是一个已经褪色的黑漆皮簿,从一大堆材料里翻出来的,时间从1959年5月14日开始,到1960年2月14日结束(由于1959年11月20日以后,她已经回到大公报工作,此后的日记已与“北大荒”甚少关联,所以只留几天,其它从略)。

高汾今年(编注:2007年)87岁,在大公报当编辑时划为“右派”,1958年4月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不知是没有记,还是丢失了,开始的那一年多,她没留下一个字。就是后来这半年,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有时几天一记,有时一个月只记一天。有的笔迹不同,显然不是一天所记,但又没有记录时间。这实际是一批随感录,有的长,三四千字;有的短,比如9月14日,只有三个字:“割大豆”。

找到这本日记,她颇感意外,因为她完全忘了自己还写过这些东西。最近几年,她的北大荒难友吴永良、殷毅分别出了书,记录“北大荒岁月”,都讲到了她。殷毅说,当年她私下给过他一个馒头,也许就是这个馒头救了他的命。吴永良记得他和黄苗子、高汾一起办墙报的许多细节。她说他们的记忆力真好,自己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这些老朋友的书,帮她记起一些往事,但印象依旧模糊,她简直不知该怎样叙述这段历史。还好,这本日记帮了她的忙。

她先把日记看了一遍,用笔画出重点,然后交给我。我看完后,和她有如下对话:

问:当时这些思想活动,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答:有的是,有的不是。

问:比如说?

答:改造思想的那些大部分是,当时是真想改造,真的认为自己错了。回北京时的那些想法是非常真实的,当时激动得不得了。但批判自己的话有些是言不由衷的,大家都得那么说。歌功颂德的部分,大多也不是真心的。

问:吴永良和殷毅的书都写了非正常死亡。按说这肯定是最让人震撼的,日记怎么没有记载呢?

答:哪敢写啊!“兔死狐悲”,心里难受,但不能流露出来,更不能写,让人看见,打了小报告,那就完了。他们当时也不可能写,只能记在心里。

问:北大荒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答:累,干不完的活;还有冤,有一回,我肚子疼,像刀割一样,我嚎啕大哭,把周围的人吓坏了。当时的感觉是这回活不了了,要把骨头扔在北大荒了。


(二)

这部分日记,虽然只有一万多字,但作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的实录,包含了很多真实的信息,反映了我国五十年代不正常政治生活的一些片段。

把右派分子罚到北大荒“锻炼”,是要他们脱胎换骨,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以后不要妄议朝纲,臧否时政,所以,必须把各式各样的体力劳动,比如伐木、挖沟、修坝、种粮、割豆······安排得满满的,让他们没有时间胡思乱想。显然,这种做法奏效了。

高汾日记里多次写道:“全神贯注于紧张的劳动,时间就过得快,思想就变的单纯、集中、愉快。”“现在除了劳动,就是劳动,最大的调剂是看信、看报,有盆水洗衣服,或买到半斤粗粮饼干。”“当你全神贯注于伐一棵木,挑一筐土的时候,对于蚊虫小咬就不会在意了,就不会觉得不可忍受了。”“全神关注”,这个词出现多次。只是闷头劳动,凡事不必入脑,整天累得贼死,看信、洗衣服已是享受,还会有什么奢求吗?时间一长,思想倒是“单纯”了,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东西——理性思考也就销蚀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

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请看这句话:

“思想还是健康的,主要表现是:对一些错误思想没时间去想它。”这句话的逻辑有点奇怪。“思想”还没有“想”,怎么判定它是“错误”的?等“想”了以后再分析对错不行吗?看来不行。要在“想”之前就扼杀在萌芽之中。那么,怎么知道它是“错误”的呢?我琢磨半天,只能是这样:与“上面”一致,就是正确的;不一致,就是错误的,那怕是一些常识,比如说一亩地长不出两万斤麦子,“土法炼钢”炼出来的铁疙瘩派不了什么用场,难友们的非正常死亡只是因为饥饿和超限付出等等。古人说:“防人之口,甚于防川”。我们毕竟比古人聪明,“防口”算什么?我们可以“防思”。

高汾(前排左一)与北大荒难友合影“右派”们在北大荒的劳改生涯无疑是艰苦的,但日记里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抱怨。我认为这是故意不写,写出来,岂不是态度不端正?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细节揣摩这种艰苦究竟到了什么程度。8月17日,日记中写道:“来之前,做了一件不得体的事。我的酱油膏还剩一点点,就匀了一半,兑了一些水请大家喝。小夏嘀嘀咕咕,说一点点东西,兑那么多水!经她一煽动,大家也埋怨起来。我原意是还可以吃一次,想省一点。”所谓“来之前”,是指高汾调到云山学习拼音准备当扫盲员之前。离开朝夕相处的同志,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走之前,请大家吃点或喝点什么,这当然是好意。但是请人喝什么呢?竟然是用酱油膏兑水冲的酱油汤,还舍不得一下子喝完,要留一半下次再喝!但听高汾说,这种酱油膏在当年是很稀罕的东西,是从北京寄来的,北大荒根本买不到!这个匪夷所思的小事,把北大荒正在经历的饥荒暴露无遗。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并不是只有北大荒才有饥荒。当时,大饥荒像瘟疫一样,正在向全国蔓延,只是我们把它称作“三年自然灾害”。

也许,我们可以从高汾在回京列车上的思想活动,窥见这种饥荒给人带来的磨难。

“这几天思想复杂,想着回去首先应搞什么。想狠狠地吃,菜一定要多搁油,不行!怕闹胃病,其次影响也不好。现在花些钱,思想上不在乎,因为要补这一年半的亏空。”“到北京我计划适当地吃一吃,决不能大手大脚,如果胃病因之而发就太蠢了。切记!切记!”高汾18岁参加革命,长期当新闻记者,抗战时,在桂林、重庆新闻界就很有名气。解放后也采访过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在采访开国大典时,毛主席还曾和她开玩笑,说她穿了一双“空前绝后”的鞋子。这样一个见过大世面、修养和趣味都很高的女记者,回北京“首先搞”的竟是“狠狠地吃”,而“狠狠地吃”,也不过是“菜里多搁油”。读了这样的文字,我不禁眼眶发胀,鼻子发酸。

其实,早在离开北大荒,去牡丹江总场的时候,她的目光就常常被“吃”所吸引。在列车上,甚至回到北京后,还是对“吃”保持着高度敏感。在日记里,经常看到与“吃”有关的记述。

——“饭厅里有大米饭,有肉,有鱼。工作人员吃的粉条白菜,油很多。”——“密山饭店卖面条,像灯草那样雪白的面条,一年半没吃过了。菜是油炸土豆片,茄子罐头冷盘,我饿极了,觉得一定别有风味。我一边排队等面条,一边吃刚打来的菜,显然很不雅观。”——“餐车里有大城市买不到的鱼、肉。”——“回家吃上了小馒头。小巧、精致,又白又松,到嘴里就滑下肚去了。还有那样稠的大米粥!”——“去食堂买菜,花样很多,很新鲜,有咸鱼、土豆炒肉片、贴饼子、芝麻甜酱等。以一个从北大荒来的人看来,物资太丰盛了。菜的味道太可口了。”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低级趣味”,她忏悔道:“回来后,有放松之处。如老想解谗,买零嘴吃。这样太浪费了,也分散精力。”39岁的高汾,瘦小、单薄,早过了“口壮”的年龄;况且,口腹之欲,不过是人第一层次的需求。她现在对“吃”有那么大的兴趣,我们只能说,她挨饿的时间太长了,肚里的油水太少了。


(三)

劳动,当然要“劳其筋骨”,但主要的还是改造思想,脱胎换骨。所以无休止地自我批判,像囚徒一样反省自己的“罪行”,是“右派”们的必修课。高汾的日记里,就有不少这样的内容。比如:

7月6日——她总结搞“三反”的收获,检查了如下问题:

“1,捡小便宜:钢笔,梳子。

2,浪费粮食:窝头常常吃不完,留下。不新鲜了,就倒给猪吃······有一次,剩了半个馒头,给了老康。

3,不爱护公物:如丢了锉刀等。

4,自由主义:小广播。上次肖村同志来信,说要来看我们。陈敏凡听到了,她去传播。我也跟吕瑛讲了。”11月17日——“过去做人方向错了,表现在几个方面:

1,自私自利,以至对党忘恩负义。

2,政治上软弱,害怕阶级斗争,对人不从原则出发,感情用事。

3,好虚荣,好名位,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眼光狭小,庸俗小市民的胸襟。

4,浮夸,好取巧,不塌实。

5,思想方法偏激,处理问题又优柔寡断。”前面的四条算什么呢?芝麻绿豆小事竟要扣那么大的帽子!后面五条就更严重了,但大帽子下面,并没有什么内容,遑论分析归纳。我们看到的只是无限上纲,拼命糟蹋自己。而且,无休止的检讨、忏悔、思想汇报、自我批判,这在当时几乎是社会常态,并不只是“右派”们的专利。

但是,光糟蹋自己是不够的,还要相互糟蹋,相互批判。

中年高汾日记里两次提到管宗祥,两次都是批判他的一张题为“我是聪明人”的大字报。管是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从引述的内容看,他无非是针对北大荒的现实发了一些牢骚,比如说北大荒蚊虫小咬多,死了人没人心疼,自己得心疼自己等,并没有触及什么敏感问题,但这也犯了大忌。的确,这种言论与当初许多人被打成右派的言论有什么不同?改造了半天,思想没有丝毫进步。这当然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于是,他在公开场合多次受到严厉批判,这并不奇怪。但是高汾在日记里也批判了管宗祥,这是为什么?高汾坦承:“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认为他说这些话太过分了,是思想没有改造好的表现,是应该批判的。”高汾的看法显然代表了绝大部分“右派”的看法。在长期的政治高压和精神驯化下,他们早已习惯了主流的话语系统,丧失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唯上是听,唯官是从,成了他们的思维模块和行为定式。在一派单一的声浪中,谁哪怕有一点点自己的观察,发出了一丝丝不同于官方的声音,他们头脑中的矫正系统就会立即启动。更为可怕的是,有时候并没有什么“事件”,也要他们相互揭发,开展批判,非要把人们心里残存的那一点自尊彻底摧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循规蹈矩,保证思想永远“纯洁”。

高汾自己就受到过这种待遇。7月19日,她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陈怀绵:1,有意见没完没了地唠叨,非说得人下不了台······2,贪小便宜检查得不够。

小戴:年底提意见,说比反右还尖锐,心里不服。

小冯:无组织无纪律,大小姐气派,浪费。”从语气判断,这显然是别人在批判她的“错误言行”。


(四)

高汾是江苏省江阴市人,从小在学校读书,18岁就参加工作,从没干过农活。挖沟,割豆,收麦子,锄草,打草绳,这些对她来说,都是陌生而又困难的营生。虽然她也抱怨自己“笨手笨脚,没有效率”,慨叹“腰快断了”,“全身淋得精湿,把我冻坏了!都不敢弯腰,一动,凉风就往身上灌······”但干起活来,她还是全身心投入。某项技能稍有提高,就兴奋起来,毫不吝惜对体力劳动的礼赞:“劳动是有趣味的”,“劳动时一定要付出全部精力,越使劲,越不易觉得疲劳。”“人,当他掌握了一种技术时,是会极度愉快的。”“感情是通过劳动改变的。”如果说,高汾对劳动的赞美是真诚的,那么,在紧张的劳动之余,频繁地写下欣赏自然风光的文字,我总觉得她在掩盖或逃避着什么。

“土地是湿润的、柔软的,踩在上面,像踩在厚厚的地毯上。肥料颗粒落到苗叶上,发出轻盈的‘沙沙’声,美妙无比。最愉快的时刻是一阵微风吹拂过来,身体和心情都舒畅,加上阳光普照,蚊子、小咬都跑了。”“黎明时刻,旭日东升,天边有两道雾带,一道是兰色的,一道是浅灰色的,血红的朝阳镶嵌在中间。近处的丛林层层叠叠。我们沿着公路的斜坡,往东方走,仿佛是走向天边的神话境界。”“天上,云卷云舒;地上,麦田像绿色的地毯,向远方延伸出去;远处,有深山密林;身边有鸣唱的百灵鸟,粉色的土豆花,初展的南瓜花······对生活该满足了,一切个人的得失该抛弃了。”她的观察很细腻,文笔很优美,大自然也确实是美丽诱人的。但请不要忽略这句话:“对生活该满足了,一切个人的得失该抛弃了。”对一个政治上饱受歧视、人格尊严屡遭践踏的“异类”来说,周遭的人,包括同类都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但是,身边的环境是友好的,蓝天白云,绿树红花,和煦的微风,明媚的阳光,不仅不会害人,还可以抚慰你受伤的心灵。那就尽情地欣赏吧,陶醉在其中吧!这样,你就忘记了苦痛,免除了烦恼,至少可以暂时远离现实。何况“清风明月不用买”,你一个钱都不用花,那么,何不寄情山水,醉对烟霞?

我在这些美丽的文字中,读到的是隐忍、酸楚、无奈和哀伤。

尽管想在疲累中忘却,想在良辰美景中逃避,但那无时不在的牵挂,还是紧紧地缠绕着她:

“孩子们都很好,叫我放心。宁参加了六一中山公园的盛会。小兴画画没大进步。”“昨日接永姐来信,叫我作两年打算。洁夫来信也说,要‘思想上安家落户’。但想到孩子,心里着急。”“看人民日报几个儿童故事,描写五个孩子心灵的成长,很有风趣。将来很想研究一下儿童心理。想到家中孩子无人照管,又有些焦急。”在农场,她是克制的。这些记述完全没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她把思念压在了心底。

在终于获得“解放”,坐上回京的列车,已经没有这种刻意的掩饰了。这几页日记泼洒了她多少炽热的情愫,披露了她多么真实的心态啊:

“我兴奋过度,这几天睡不好,惦着如何与孩子、亲人见面。我打了电报。他们可能来车站接。原不想打电报,但希望他们思想有个准备,否则我白天找不到他们。

“快到北京站了。时间觉得过得太慢。思想是紧张的。北京啊,当我与你分别的日日夜夜,充满了多少思念!亲爱的北京,还有我的亲人,我的儿女们,我的爱人!“我要买瓶酒,举杯说:‘没有离别的痛苦,哪有团聚的欢乐!’“北京的每幢房子、每个窗口,都向我伸出友爱的手!有许多话要讲,但又无从讲起。我只是说,离开了北京,才知道做个北京人的幸福;离开了亲人,才知道团聚的可贵!

“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从头开始。40岁不算晚!”

我觉得,这几句话,比日记里所有的话都更加真诚。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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