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思考——父亲五十周年祭

作者：陶斯亮

来源：微信公号-人物传记

写在前面：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9年11月30日是陶铸同志逝世50周年忌日，半个世纪过去了，陶铸同志的高贵品格和崇高精神仍然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特编发一组陶铸女儿陶斯亮的纪念文章，以表达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的深切缅怀。

前言

去年，作家米鹤都给我做了个长篇口述历史，他友善和温暖的笑容，使我不由自主的放下顾虑，有种“恣意不必斟酌，喜乐不必等待”之感，口无遮拦的纵论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家庭，我的人生……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几度秋凉，又几度春暖，但也不乏一点浮浅的反思。

今年11月30日是我父亲五十周年祭。父亲是谁？恐怕七、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了，而年长一些的人很多是因为我的那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记住了他的名字——陶铸。

陶铸，1908年1月16日—1969年11月30日为了纪念父亲去世五十周年，我特地摘出我在《口述历史》中有关父亲的章节，又配搭了一些其它资料，整理出一篇文章。此文既有刻骨铭心的怀念，也有替父亲的惋惜和遗憾。只有历经半个世纪的沉淀，我才会认识到，最深刻的爱，就是无保留的爱他的一切，既崇拜他的优秀，也觉得缺点错误让他更加真实。

我的家族

我家祖籍是浙江会稽。大致在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会稽人陶以山（字维岳）考中了举人，中举后被派到湖南做官。据湖南“陶氏宗亲会”的同志告诉我，湖南陶姓还是东晋名将陶侃的后代。陶以山先任衡州推官，继摄祁阳篆，不是什么大官儿。但从此之后，我们陶氏的这一脉就在湖南祁阳繁衍下来了。

对我爷爷那一辈的事，听我爸爸说的不多。我只知道爷爷叫陶铁铮。他曾离开了家乡，到长沙那边开矿，做铝矿生意。后来他加入了同盟会。再往后，不清楚什么原因，爷爷学陶渊明，回到家乡祁阳隐居。

爷爷在农村算是一个读书人吧。他回到家乡后，主要做的事情是开私塾。他有两儿一女，我伯伯陶耐存、我爸爸陶际华（后来改名陶铸），还有我姑姑，三个孩子都跟着他入私塾学习。之后爷爷又在家乡开办了一所“新学”，叫铁铮小学。铁铮小学和铁铮图书馆一直到现在都还保留着，我刚寄了一批书给这个小学。

后来，据说爷爷得罪了当地的一个土豪劣绅，爷爷和他的弟弟竟然一起都被杀害了。奶奶是个小脚女人，爷爷死后她也做不了什么，整个家庭就败落了。但是陶家还是有书香传统，伯伯和爸爸也都有读书的愿望。我伯伯更是个读书的材料，书读得最好。于是全家人决定让我爸爸辍学，赚钱供我伯伯继续上学。刚刚10岁的爸爸从此不能读书了，只能打柴、喂猪，田间劳动，干农活。我家也就从一个农村的小知识分子家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农民。也正因此，我爸爸一生对农民都有很深的理解，也有很深的感情。

爸爸很小的年龄，就从山上扛木头下山。那段路非常崎岖，即使现在修了公路，开汽车也依然要走很长时间。对他这么个小孩子，干这个活儿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后来，伐木放排的老板看他天资聪明，还读过四年的私塾（在当时读过四年私塾，至少在语文的程度上，相当于现在的初中生了），就让他到木排上当了小伙计，伺候老板和他老婆，除了倒屎倒尿做家务，也帮助记点账什么的。

那时候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革命思潮激荡着新一代的青年人，也感染了跟着木排放流到达武汉的爸爸。他后来说：武汉是他的第一个启蒙点，他在那里接触到了革命的思想。就在革命思潮的重地武汉，爸爸毅然离开了放排的生计，独自一人南下奔赴广州。他要去报考黄浦军校。

黄埔五期生

因为爸爸以前读的是私塾，不会算术，所以他第一次报考黄埔军校时，没能被录取，要不然，他就跟林总同一期了。他半工半读，靠自学补习数学，第二次报考被录取了。1926年，爸爸成为黄埔军校的五期生，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我伯伯陶耐存也到了广东，他们兄弟俩是一起考上的黄埔五期。

爸爸作为黄埔学员，先后参加了北伐、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回到家乡，在家乡组织农民武装，搞武装斗争。后来党组织把他调到福建做地下工作。在福建，他干了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厦门劫狱。

福建有一座监狱叫思明监狱，当时关了中共的四十多个干部，一些还是中流砥柱的负责干部。那时候，福建党组织的领导是罗明。因为爸爸是黄埔生，懂军事，就当了军事委员，并成为这次劫狱行动的队长。经过周密计划部署，行动非常成功，四十多名被捕的同志全部被营救了出来，而参加营救行动的11个人一个也没牺牲。这件事震惊了朝野。那一年，我爸爸才21岁，这是他早期革命生涯中比较出彩儿的一件事。

我曾经去参观过两次思明监狱。厦门市政府把它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作为红色教育基地，而没有拆了做房地产，这在商业大潮之下也确实不简单了。

1950年代，华侨作家高云览以这个历史事件为原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小城春秋》。这部小说当年很畅销，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一部纪实性的文学作品，故事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我爸爸，都以为纯粹是文学创作。我就曾经问过爸爸：“这个故事写的是厦门劫狱的事，那里面哪个角色是你呀？”他跟我说：“小资情调，没一个角色是我！”我后来才明白，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者给故事里的主人公编了个三角恋爱的情节。

爸爸留在福建做地下工作，担任过福州市地下党的市委书记。但是因为他反对王明路线，所以上级后来把他调到上海去了。谁知他刚到上海，还没分配工作，就被叛徒出卖了。被捕后，爸爸被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前面说过，我的伯伯也是黄埔五期生，也曾经加入了中共。但这时正处于革命的低潮，大量的地下组织被破坏，伯伯也被捕后变节了。当时，蒋介石对共产党中的黄埔生还是比较爱惜的，都是先找人来劝降，美其名曰“尽量挽救”。国民党于是派伯伯来做爸爸的劝降工作。后来，又陆续派来一些很出名的叛徒来劝降。但是爸爸始终没有被说动，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信仰。

法院宣判的时候，爸爸在法庭上自我辩护。那时他二十五、六岁，又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非常有激情的人。爸爸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居然打动了法官。当时正值“九一八”东北失陷之后，国难当头，法官看到这个有才华有抱负的年轻人，欣赏有加，动了恻隐之心，最终手下留情没判爸爸死刑，判他了一个无期徒刑。那时，蒋介石对跟随中共走的黄埔生，虽然都尽量劝说归顺，但是对于顽固不化的也都毫不留情苛以重刑，很多都被判处死刑。爸爸被判无期算是从轻处罚的了。

解放后，这个国民党法官被抓了。我爸爸还去看过他。爸爸问他：当初你为什么没判我死刑？法官说：我看你年纪轻轻的，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我觉得留下你，没准将来国家有难时会有点用，就没杀你。就这样，我爸爸活下了来。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叶剑英代表中共向国民党提了一个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名单，其中就有爸爸。身陷囹圄五年后，爸爸终于被营救出狱。

在五年的监狱生涯里，他也没闲着，是监狱里特别活跃的一个人。他领导狱友又是要求改善待遇，又是领导绝食。另外，那时候的监狱里允许政治犯看书，所以爸爸在这期间读了大量的书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那段时间正好兴起“世界语”运动，他于是还学了世界语。后来爸爸对我说，监狱是他的大学，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在监狱里学的。过去他只读了点私塾，在中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但是蹲了五年监狱，他用知识极大地充实了自己。

1937年9月26日，陶铸（前排左一）被营救出狱后与狱友合影。

平定天下

爸爸的一生经历很多，我知道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爸爸一直是个啃硬骨头的人。

抗战胜利后，爸爸到东北，担任辽北省委书记、七纵政委，邓华担任七纵的司令。后来爸爸又担任了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准备平津战役期间，他做过一件大事。

我党希望和平解放北平，在叶剑英跟傅作义正式判之前，爸爸受命化妆秘密潜入北平跟傅作义进行先期谈判。在赴北平途中遭到飞机轰炸，车翻了，爸爸摔得浑身是伤，最后是全身裹着纱布见的傅作义。

这次谈判前，传傅作义尚未下决心起义，我爸爸是奉命来唱红脸的，要摆明我军的优势和守军的弱势，强势威慑，极度施压。如此，爸爸的处境之险可想而知。多年之后我听他的警卫和秘书说：当时气氛很紧张，就听见会客室里在吵架，拍着桌子地吵，警卫、秘书都非常紧张，手一直放在手枪把上，随时准备闹翻开枪。最终，在我爸爸的说服下，傅作义还是认清了局势。我爸爸唱完了这个红脸，奠定了谈判的基础，后面叶帅接着来唱白脸，最终达成了和平协定。爸爸这段历史很多人不知道，1978年中央为我爸爸召开追悼会，陈云致的悼词中把这一段写进去了，说他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傅作义也是湖南人，因为有了那一次交道，后来跟爸爸成了朋友。爸爸几乎每次从广州来北京，都会到傅作义家去看望，同时是蹭饭，爸爸说：傅作义家的饭好吃！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我党地方政权的建立，需要有人去参与政权建设，特别是开展土改工作。爸爸就去找青年知识分子，清华的，北大的，各个高校的有志青年，动员他们去参加这项工作。在这一点上他跟胡耀邦有点像，能把青年们“忽悠”起来。当年这批青年知识分子被爸爸那种激情给激励起来了，纷纷报名。在他的“忽悠”下，一大批北京的大学生和知识青年组成了一个“南下工作团”，到广东搞土地改革，开展地方工作。可惜的是，后来其中有些人的处境并不很好，甚至挺悲惨的，很多到了那边以后就得待下去了，再也没有机会返回家乡。还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在各次运动中挨了整。

我爸爸接着又奉命去改编陈明仁的起义部队，把近8万人整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完成整编后，1950年12月，爸爸又被派往广西十万大山剿匪。十万大山几朝几代以来匪患都非常严重，所谓土匪，拿起枪就是匪，放下枪就是民，而且其中又混入很多原国民党桂系白崇禧的部下，很有战斗力。解放军刚开始采取宽大政策，结果伤亡惨重，牺牲了很多人也没清剿干净。中央就把我爸爸派去了。他们在车上驾着机关枪进入十万大山，到了以后制订政策，重新整顿，比较严厉，很快就把匪患解决掉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十万大山就平定了。

反“地方主义”

广西剿匪胜利后，又遇到广东的土改搞不下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第三书记方方原籍都是广东。他们认为广东的情况跟内地不太一样，很多地主都是华侨。他们不赞成对地主抄没家产甚至肉体消灭，主张和平分田。除欺压鱼肉百姓者按其罪恶相应惩处外，对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财，不挖底财；对华侨、侨眷或兼营工商业的地主，仅没收其出租的部分，不收其房屋家具；对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区别对待。但他们受主席批评，说他们搞“和平土改”，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点名“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正在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1951年11月，主席再次批评“全国只有新疆的土改、广东的土改工作是两只乌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爸爸被派到了广东，按照中央的指示推进土改。一如既往，我爸爸再次成为坚定的执行者。

这事就联系到了广东的反对“地方主义”。1952年6月，中央专门开会讨论广东问题，批判了方方等人：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地方主义。接着又掀起批判冯白驹、古大存等广东省领导人搞“地方主义”的政治运动。叶帅也被靠边站。叶帅当时意见很大，说：“陶铸，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其实，我爸爸跟方方、古大存等没在一起工作过，历史上没任何恩怨。方、古被免职以后，省里把他们的工作用车也取消了，爸爸知道后非常生气，让恢复古大存的待遇，房子、汽车、工作人员等都不变。爸爸还做了个“人情”，那一届省人大常委的委员本来定的是我妈妈，爸爸却要把这个名额让给方方的夫人。他试图做我妈妈的工作：“方方的心情不好，这个名额就让给方方的夫人呗，你就别当了。”没想到我妈妈不买他的帐，而且非常生气，她说：“我是党的干部呀！我这个人大常委是中央定的，你凭什么拿我来做人情呀？你有什么权力取消我的人大常委资格！”于是，我妈妈给主席写了信，把这官司一直打到ZhX那儿。主席对我爸爸说“善马任人骑，善人任人欺”。主席断了官司以后，我妈妈最终还是当上了人大常委。

当时的广东省副省长冯白驹、省委组织部部长云广英也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恰恰我在广东最好的朋友就是冯白驹的女儿冯尔超和云广英的女儿云月波。我们亲如姐妹，关系好到三个人做衣服时，妈妈们都会给我们做一样的。我们不仅白天黏在一起，还经常住在一起。我到她们家去，她到我们家来，彼此从没有感觉到父辈之间有什么恩怨。我后来看到有一些材料说“古大存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整过曾志，所以陶铸就报复他。”据我所知，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其实他们共同走过来岁月，共同打下的江山，彼此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但路线斗争从来是党内原则问题。我爸爸属于那种执行力很强的干部，所谓啃硬骨头的人。他对主席的指示绝对坚决照办，对中央决定了的事情三下五除二，绝不拖泥带水。他在广东工作期间，由于坚决执行一些左的方针政策，而伤害了一些好人。他犯这些错误不仅与内部路线斗争有关，归根结蒂还是和他的性格有关。

1990年代开始，我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时，替我爸爸向被整的人表示了歉意。我认为，我爸爸在广东的工作三七开，这三分就是他领导土改的过“左”、过粗糙，然后加上所谓的反“地方主义”，没有考虑到广东的特殊性，挫伤了广东干部的感情。我说，我认为我爸爸在反地方主义、土改、大跃进啊，这些运动中是犯了左的错误的。后来文章用了一个标题党的题目，《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曰：我爸爸在广东有七分功三分过》。虽然我爸爸在文革中成为更左的路线的牺牲品，但他去世多年后，作为女儿，我愿意替他向这些被整的人道歉。后来广东一些媒体发表文章，认可我的态度，表示欢迎。

叶剑英诞辰110周年时，叶帅的女儿叶向真租了一架飞机，把我们一堆人拉到叶帅的家乡梅州参加纪念活动。在宴会上，叶向真特意把古大存、方方家的子女和我拉到一起，让我们上台握手言和。我心里没有任何芥蒂，也衷心地希望他们内心能够摒弃前嫌。我现在跟冯白驹的女儿冯尔超还是很好的朋友，建冯白驹纪念馆，她是纪念馆的馆长，我还在北京帮助跑批件、跑资金。古大存的大儿子跟我是小学同学。我对他说：我爸爸也不能复活了，不知道我能不能代替他，向你们表示歉意。

我听到一些老人评价我爸爸这个人，说他也“左”，执行中央的政策他是雷厉风行，即使感觉到这个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是行不通的，他也得执行。但是一旦有机会纠偏的时候，他行动比谁都快。

爸爸的老同事吴南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有一段：“陶铸是以极大的勇气、忠心耿耿，从失误的痛苦中认真地总结着经验与教训的。”有一件事使他终生难忘。那是在一次会议上，陶铸沉痛地解剖自已，说的是“三餐吃干饭“这个错误决定的由来。当时，许多省报的产量都比广东多。他不相信，也不服气。他认为谁能让人民吃饱饭，谁才是真本事。因此，他想用人民实际受益的事实来堵住浮夸者的口。可是，他对粮食产量的估计失算，放开肚皮吃饭纯属头脑过热，给农民造成了危害。爸爸心情沉重，在大会上对群众说：“我就是你们批评的陶铸，我做了错事，实在对不起你们！我向你们检讨！”后来，爸爸还常向人们提及此事。“他就是这样，诚心诚意向人民检讨，把自己的错误与教训公之于众。”吴南生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陶铸正是如此。”

主政广东

文革前的十七年,爸爸有15年是在广东工作。这十五年他为广东做了些什么？深圳特区报记者朱良骏在爸爸百年诞辰时写了篇文章，比较详实系统的对爸爸这一段的工作予以介绍。我根据这篇文章整理如下：

五十年代担任广州市委书记的王德，1930年5月曾与爸爸并肩指挥“厦门劫狱”的战斗。老战友一见面，爸爸就对王德说：“我到你这儿来，到处坑坑洼洼，还有好几条臭水沟。这些地方，可以修建街心花园嘛。广州是大革命的发源地，是祖国的南大门，我们要抓紧时间，把广州建设好，让海外归侨一踏进南大门，就看到解放后新中国的新气象。”然而口袋空空的王德不但不敢想修建什么街心花园，甚至连城市道路的维修费都拿不出。“抹粉要抹在脸上”，建设祖国美丽的南大门，没有钱怎么行？1953年5月，爸爸兼任广东省代主席，决定把广东市政建设经费的3/4拨给广州市。他还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建议：从企业利润中提取5%给广州市作城市建设维护费。

解放初期的广州，称得上公园的只有一个中山公园。爸爸发动机关干部义务劳动，还亲自上阵担泥挑土，改造臭水沟。曾担任爸爸秘书的关相生老人介绍说，麓湖原是荒山环绕、杂草丛生的一片洼地，每当雨季泛滥成灾，街道、农田变成泽国。陶铸发动群众大干两个多月，建成了美丽的麓湖公园；东山湖原是污秽不堪的一片臭涌和农田，蚊蝇孳生。陶铸指定专人负责，经过一年多努力，东山湖公园建成开放，广州遂有“东湖春晓”美景；流花湖一带原是牛皮癣，行人路过都得掩鼻，在陶铸关怀下也建成了秀丽的人工湖；荔湾湖原是一个个污水塘及一片片西洋菜地，陶铸要求建成既美丽、又能防洪、蓄洪的人工湖，“水浸西关”此成为历史；白云山原是市郊的一个荒山秃岭，爸爸带领干部群众上山刨坑种树，如今变成广州的“城市之肺”……

不仅要把广州的公园建设好，还要在马路两旁都种上树。1956年，爸爸在越秀山作了植树绿化的现场动员讲话并带头种树。此后，广州一直坚持发动群众栽花种树，并成立了专门的绿化部门（注：爸爸很早就有绿化意识，广州建口至今流传爸爸的一个段子，说陶铸有令“凡砍树者提头来见！”）

珠江是广州的母亲河。解放前，珠江上有３万多“水上人家”，他们祖祖辈辈漂泊在珠江河面，捕鱼捞虾、搬运摆渡……生活异常艰苦。爸爸多次到珠江岸边，深入到“水上人家”了解他们的疾苦。他与设计人员共同研究，在珠江南岸的滨江路和跃进路等地，分期分批建造新房，结束了数万渔民、船工们风雨飘摇的生活。看到珠江两岸布满零乱不齐的大、小码头和破烂建筑，爸爸决心大力整治、改建。1965年4月，随着滨江大道工程的竣工，珠江展现出“眉清目秀”的风采。

1959年至1964年，爸爸曾六下深圳（当时的宝安县），其中两次是为建深圳水库。至今抬眼就能见到爸爸手书“深圳水库”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镶嵌在水库大坝上。

在深圳市史志办副研究员詹延钦眼里，陶铸1961年５月和6月的两次深圳之行意义更加重大。５月１日，爸爸到宝安检查工作时指示，要利用香港建设宝安，努力把深圳镇建成游览区。６月，爸爸再次到宝安调研，提出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恰恰是这两次的深圳之行，文革期间成为爸爸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之一。

“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勇于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往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开放的初步尝试。”詹延钦说：“正是这样的‘小开放’，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大开放’。”  时任宝安县委第一书记的李富林生前曾撰文回忆：“历史上，宝安、香港两地群众往来密切。但由于1956年起边境封锁，宝安的对外贸易近乎停止。1959年，香港出现劳工短缺，内地出现饥荒，导致宝安民众大量逃港。针对这些情况，县委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政策，得到群众的积极拥护。这些措施报到省委，陶铸不便公开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反对。其实，陶铸对我们的做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61年，陶铸到宝安检查工作，我向他汇报时，陶铸仍然采取默许态度。”三年困难时期，我那时候是在上海上大学，寒暑假才回去，所以农村的情况我没有切身体会。但后来我知道，粮食被大量调出后农民的日子很难挨，大饥荒期间，广东还出现了大规模的逃港事件。我最近看到一些报道，才知道我爸爸当时曾做出了个惊人的决定：开闸放人。有材料记载：三年大饥荒期间，广东逃港达到高潮。鉴于饥荒蔓延的现实，1962年5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下令，撤除岗哨，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直到5月25日中央下令关闭边卡。“开闸”短短20天时间，约30万人逃港！

虽然“陶铸开闸放人”一说流传很广，但他的这一决定有没有请示过中央？是得到上面首肯还是擅作主张？至今没有任何佐证。按常理说父亲不会不顾及党的组织纪律性，但仅三天就突然关闸，这又说明了什么？

1960年12月，爸爸出任中南局第一书记，记得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信阳事件”。“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我当时看过我爸爸拿回来的照片，一个县委书记作威作福，坐在一个很豪华的大船上在河上走，一些穿着破破烂烂单衣的农民在岸上给他拉纤。我觉得很惊讶，共产党里怎么有这样的败类！记得爸爸当时非常气愤，摔着那些照片说：“这哪里是共产党的干部，简直是国民党！”

1961年，陶铸在澄海参加劳动，与农民交谈。

有时候一激动起来爸爸什么话都讲得出来。在中南局期间，1962年夏天，爸爸和王任重同志到广西的龙胜县做两查研究。他发现当地联系产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即“联产承包”，其实就是后来的“包产到户”）很好，当即主持写了《龙胜座谈纪要》，准备在中南五省推广这一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做法。7月初，爸爸到粤东检查工作，一路上他都在讲龙胜座谈纪要。到了汕头，刚好澄海县委在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他便在会议上非常激动地讲：“我们不搞贫穷的社会主义，要搞富裕的社会主文！”，“增产就是马列主义！”这话在当时是很危险的言论，下面的人和他的秘书都很担心，私下里说：“糟糕，又走火了！”爸爸老部下王匡回忆：在被后人称为“广州会议”上，总理讲话后，陶铸发言，他说：“我拥护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不能再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力量，应该叫人民知识分子。”王匡叔叔说，“在当时的形势下能够这样旗帜鲜明地为知识分子‘摘帽加冕’，是很需要一番勇气和胆识的，甚至是要担政治风险的。但是，陶铸的话说到了知识分子的心上，代表了我们党的正确主张。”王匡还回忆了爸爸对国学大师，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的关心照顾，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他说，陶铸经常去看望陈，解决他的困难。听说他用脑过度，常为失眠所苦，即嘱人从香港买来进口的安眠药。陈寅恪视力不好，陶铸便命人给他家修了白色甬道。1962年，73的陈寅恪不慎摔断右腿，住进医院。陶铸得这一消息，指示给他派专职护士长期照顾。住院的第三天，他亲自到医院探望，又指示再加派一名护士。当时有人对此提出非议，爸爸反问道：“陈寅恪双目失明，要不要配备一名护士？双目失明又摔断了腿，要不要再配备一名护上？瞎了眼还著书立说，要不要再配备一名护士？我看护士派少了，而不是不应该！”1986年《陶铸文集》出版，七十年代末曾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仲勋同志特意为文集写了序言，其中一段话说的非常客观，他说：过去我和陶铸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但是每逢相会、总是无话不谈。在我到中央工作之后，只要有机会见到他，都要亲切地交谈，谈形势，谈问题，交流经验，检讨失误。能够谈真心话，这就是我印象中的陶铸。前几年我在广东工作时，常常听到与他一起工作过，受过他熏陶和教诲的同志对他的赞许与怀念。他在广东时，工作勤奋，成绩卓著，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当然，他和许多普通人一样，难免也有缺点和错误，但他为人豪爽，从善如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富于自我批评精神，这不仅没有降低了他的威信，反而更增强了人们对他的崇敬。

后语

1978年12月，人民日报破列分两次刊出了我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让全国人民知道了父亲在文革中的惨痛遭遇，全国人民用泪水洗刷了他的沉冤。

1978年12月24日，陶铸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纵观父亲的一生，短短61岁的生命，为国家，人民和党奉献了43年！他的忠诚是不容置疑的。无论是北平谈判，改编起义部队，广西剿匪，还是广东土政，凡中央让他去处理的硬骨头，他都是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文革是他唯一次执行的很不得利，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例如，本来是让他到中央来充当炮打刘邓的炮弹，但他不仅没有听从，反而尽可能的去保刘邓。那个时期主席非常倚重江X，曾一再暗示“江对我帮助很大”，“江政治性很强”，但父亲仍然不把江放在眼里，甚至敢向旗手拍桌子，弄得她大哭。林X几次暗示他“要被动，被动，再被动！”，但他却大张旗鼓地去搞“抓革命促生产”……总之，在文革中，他以往坦克式的执行力始终没有对准过目标，让主席很失望。但一直到死，父亲始终相信和热爱主席，热爱人民，热爱党，他将忠字刻于骨髓融于血液，这是他的初心和信仰，是永远不会动摇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儒教家庭，传统启蒙，又让他兼具了“义”的品格，这是人性底线，是不能放弃的。当忠义不能双全时，他就无所适从了，那么倒下去的只能是他自已。但是父亲的死并不是没有价值的。经过半个世纪，我们再来审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父亲用坚持实事求是，用敢于讲真话，用对人民的真情厚意，坚守住了共产党员的底色，兑现了他入党时的誓言。

2008年父亲百年纪念大会的时候，中央要有个领导讲话，当时是为了准备稿子，中央文献找我谈了多次。我说：我坚持这么一个观点，我父亲的优点，他的功绩要讲透，但是他的错误缺点，也应当讲出来。他们问：你坚持吗？我说：我坚持，你们写吧。后来他们写的比较长，但到最后领导念的时候，一句负面的东西都没有了。我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说，这是诞辰纪念嘛，就评功摆好吧，就别提那些缺点错误了。

党和国家对父亲已然有了明确的政治评价，严谨且权威，我在这篇文章中对父亲的功过评述，仅仅是作为女儿和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总结与反思，不能代表组织做盖棺定论。但我觉得我心中的陶铸有血有肉，更真实，更生动。想父亲的在天之灵，会赞同他最爱的女儿对他的理解和诠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