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村大学

刘仲林

总结自己曲折离奇的求学经历，我想起于1968年8月18日写的一句话“异想天开，脚踏实地”......

《我的大学》是前苏联作家高尔基创作的自传体小说，描写主人公阿廖沙16岁抱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但理想无法实现，喀山的贫民窟与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1968年我国“文革”的上山下乡大潮，打碎了千万学子的大学梦，不由自主地的上起了各色各样的“社会大学”。

我1960年由天津南开区一纬路菜桥子小学考入南开中学，初中在5班，高中在2班，初高中六年，加两年“文革”，在南开中学整整八年。在校期间参加过学校的波波夫电讯社、航海多项队，还参加了天津市少年宫民乐队、南开文化宫工人文学创作班等。因为从初中起就读了很多科学家传记，很早就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理想。

1965年第6期《红旗》杂志发表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读后深受鼓舞，立下从事理论物理和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志向。记得在上学的路上，常常驰骋想象力，胡乱构想基本粒子的各种可能结构。在高三，还曾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写信，表达自己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决心和愿望。

1968年11月15日，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我回到老家乐亭县黑坨村，投靠伯父母插队落户。因为过去多年寒暑假回老家探亲，1967年夏天还参加生产队农业劳动一个半月，对村里很熟悉，也很有感情，也受到村里的欢迎。在农村，当过男劳力、记工员、大队民兵连副指导员、县“斗批改”工作队队员等。

无论做什么工作，我的真“大学”梦并没有消失，当时流行最高指示“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使我坚信国家的“赶超”需要现代科技人才。在到农村插队前，我曾到处收集大学的教材，同窗苏健同学的姐姐“文革”前自河北大学数学系毕业，从她那里获赠几本大学数学教材，我又从劝业场楼上的旧书店，低价购买到一些物理和外语书籍，这些书籍使我如获至宝。

1969年5月26日，初高中同窗好友马振华专程从天津来到乐亭，我们一起筹划自创“农村大学”，开始边劳动、边学习大学课程的理想生活。根据当时所记，我们商量：1、决定我们的学习名称“农村大学”，定出学习计划。2、学习内容为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英语等。3、总结过去，分析形势，决定今后努力方向。4、做好学习总结，向各地同学好友寄发“大学公报”。经生产队长于成元的同意，每天振华代替我上工半天，我们俩白天各自半工半读，晚上交流讨论，实践“农村大学”的崭新生活。持续一段时间后，遇到了问题，因为振华是农活新手，有的技术活做不好，引起个别社员议论，后来就改成我全天上工，振华负责帮助伯父母做家务及《农村大学报》编写。我们用垫多层复写纸手写，出了多期农村大学报，寄给亲朋好友。下半年，天津的学校这边催促振华到黑龙江插队的风声越来越紧，我们只能依依惜别，他于10月下旬下乡到黑龙江。

“农村大学”变成了我一个人的“大学”，大学教材成了我最好的老师，在高等数学、普通物理自学方面有了长足进展，一本本笔记记录了艰辛孤独的自学历程。后来在公社当“斗批改”工作队员期间，与年轻的本地队员颜广林住在一起，我们两个都是读书迷，虽然读的内容不一样，但有着共同的志趣和语言，我们经常讨论一些诗词歌赋，他是一位多产的“诗人”。

在县城集训期间，我向县革委会文教组（教育局）于金涛等人汇报了自己的“赶超”志向和自学情况，得到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因为没有真正的大学老师指点，自学的究竟怎样，心里没有底，就有了到大学向有关老师请教的愿望。

1971年9月19日，由县文教组开介绍信，我到唐山换了地区革委会文教组的介绍信，来到北京大学工宣队接待室，提出希望能向物理系和哲学系老师请教的愿望。工宣队接待人员一看背着住宿行李远道而来的青年，大有住下不走的意思，吓了一跳。问明原委，他们给出两点回答：一是现在是战备期间，老师们都挖防空洞去了，不好找老师；二是根据上级规定，北京大学接待外地人员，必须经北京市革委会接待组的同意。我又背着行李赶到那里，接待组说你的介绍信是唐山地区开的，按规定接待河北来京人员，必须持有河北省革委会李雪峰主任亲自签名的接待信，我们才能接待。

结果一天很累，学习上毫无收获，当天回到天津。第二天，我来到南开大学，没有再找校方办公人员，而是直奔南大主楼的哲学系，大楼里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人。看到一个房间，几个老师正在打乒乓球。我和一个没有打球的中年老师攀谈，介绍自学物理学和自然辩证法的情况，他很惊讶、也很感兴趣。这位老师姓赵，是物理系的老师，参加过1958年学校自然辩证法班的培训，可以说是一位集物理与自然辩证法为一体的老师。赵老师跑回他的办公室，拿出他当年参加培训时的自然辩证法油印教材赠给我，我们就物理和自然辩证法学习谈了很多，他的鼓励和指教，使我非常感动，是这次到大学访学的最大收获。

1972年初，传来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消息，当时县里分配我们公社两个正式名额，一个备选名额。通过各大队推荐，公社革委会研究，我被列入备选名额。两位正选名额，一个是邻村大队领导班子成员、本地女高中生，一个是由县里指定必选的初中生，听内部人说是因为该初中生父亲给县领导治好了病。各公社名额报到县里，在综合平衡中，因为我到北大、南大学习的事县文教组印象比较深，又是高三毕业生，加之是县知识青年学毛着积极分子代表，县里经研究把我列入正式名额，初中生列为备选名额，并答应下一年推荐他上大学。

招生大学名单下来，这批大部分是河北省内大学，只有少数几个外省市大学，我专门找有物理系名额的大学，其中河北师范学院的物理系引起我的注意，就找到该院招生老师了解情况，介绍自己从事物理研究的志向。该女老师很和蔼，热情替我分析，她说师院物理系学制只有两年半，主要培养中学物理老师，没有高深研究内容。她劝我报河北大学，那里学制三年半，研究力量比较强，虽然县里只有河大的数学系名额，但可以到校后争取调系，即使调不了系，数学与物理的联系也很密切。后来，我报了河北大学数学系。

1972年4月，我到河北大学数学系报到后就一直努力向物理系调动，经和物理系老师接触，他们欢迎我去，但没有跨系调人的权限。在数学系上课一个月后，终于听到学校将根据所推荐单位实际需要，严格控制，可个别调系的消息。在物理系老师指点下，我给学校军宣队负责人蒙师长，写了一封短信，并附上我十来本学习笔记，提出调系申请。过了一段时间，学校正式公布20个调系名额，我幸运地列于其中。其他人调系理由都是推荐上学单位的应用急需，只有我的理由是扎实的物理学基础。

我终于到了梦寐以求的物理系学习，成为该班36名成员之一。虽然其专业全称是“光学专业激光应用方向”，离我追求的理论物理尚有距离，但是河大物理系不但物理专家云集，自然辩证法也有知名专家，以至扫厕所的人也是物理学专家（当时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特别是1975年在吴振球老师联系下，我参加了毕业生在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中科院物理所的实习，接触了更多的物理学专家老师。此后，我一步步逼近自己的理想。

总结自己曲折离奇的求学经历，我想起于1968年8月18日写的一句话“异想天开，脚踏实地”，无论在什么时期，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只要有卓异志向和务实努力——天道酬勤不是虚言。

作者介绍：刘仲林，1966届高中生。初高中均就读于南开中学，“文革”期间回原籍河北省乐亭县插队务农。1972年入读河北大学物理系。后为南开大学哲学系首届研究生毕业。先后任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来源公众号“30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