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晚上八九点钟的月亮 作者:彭小莲


    彭小莲:晚上八九点钟的月亮   

作者:彭小莲    来源:公众号“新三届”

 

 

作者简历

彭小莲

彭小莲(1953年~2019年),曾在江西插队9年。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嘉奖,代表作品有《女人的故事》《上海纪事》《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上海伦巴》《我坚强的小船》《请你记住我》等,其中《上海纪事》曾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美丽上海》获第2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

原题

晚上八九点钟的月亮

作者:彭小莲

少年时代的彭小莲

我成长在运动连着运动,阶级斗争不断的年代里。家庭出身的成份不好,红太阳就天天照耀在头上,从来也没有落下去的瞬间,所以每时每刻感觉到的是一份灼热以及被光环刺得晃眼的苦恼。我们不说话,就在那样昏昏沉沉的日子里活着。很多很多年以后,有一个法国朋友跟我说:“如果我度过像你那样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我就去自杀。”

我对她笑笑,既不惊讶也不认同。这实在不过是说说而已,真的生活在那个时候,人的本能和对生命的渴望,是很难让任何人下定决心去死的。特别是周围,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有一份幸福感,不知不觉中你会被感染,你会产生羡慕,找不出其他迹象来说明自己为什么活得那么糟糕的原因时,你更是本能地希望去改变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能让生活变得好一点。当他们被毛泽东称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时候,你实在会不由自主地想去沾点光。至少我是这样,因为我还是不肯承认自己是社会的“渣滓”。

但是,一个回头,从别人身上看见的是自己的影子,认出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拥挤在生活的黑暗中,从亮处往暗处看时,什么都看不清楚。于是我们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名字,习惯地被人家直唿为“黑五类子女”。这个时候,我对于社会,感受到的便只有憎恨和唾弃。只有到今天,我终于从红彤彤的时代走出来的时候,才刚刚敢于和八九点钟的太阳做一次比较,我才敢于给自己一个比较“小资”的称唿,就称它为晚上的“月亮”吧。

但是,月亮在黑暗中升起来的时候,我又有点害怕回忆过去,不是因为那时候的苦难太深,是在生命走过了一大半的时候,还在诉说那些辛酸、痛苦的往事的时候,怕有一份顾影自怜的样子。特别是和父母的朋友接触以后,和那些在监狱里关押了二十多年的老人谈话以后,我突然觉得,我们的这些苦难已经不足以启齿了。

1953年,彭柏山抱着女儿彭小莲

 

贾植芳教授跟我说了一个故事:

1979年的时候,他刚从监狱里出来。借了复旦大学一个工人的军大衣去北京开会。正是这个时候,他的嫂子(李大钊的女儿李新华)去世了。他和哥哥一起为嫂子去买骨灰盒,工作人员走来汇报说:“最贵的是120块钱,另外就是80块钱的。”

他哥哥说:“就买最贵的吧,买一个120元的。”

那个人说:“不行,只有部级干部才能买那个。李新华同志是个处级干部,只能买80块钱的。”

当时,他哥哥听了非常难过,痛苦地说:“那就只能买80块钱的了。”

贾植芳教授跟他哥哥讲:“不要难过了。我死了,3块钱的都没有人卖给我。”

他哥哥的脸马上板了起来:“你改造了20多年,头上还戴着帽子,讲话还是这么随便。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北京!”

听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放声大笑,那肆无忌惮的笑声没有改变贾先生的口气,他继续不动声色地跟我说:“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活着有等级,死了还有等级。”

这时候我听到了黑色幽默以外的东西,这是一个提示,提示我怎样去重新认识我们过去的生活。

 

童年的彭小莲

“黑五类”在昨天作为一种特别等级的阶层,视为阶下囚的日子已经被现代人遗忘了。用林贤治先生的话说,这是一个被忘却的群体。即使我努力去“忆苦思甜”,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过去和现在都由不得我们任何人把握和左右的,甚至连忘却都变得那么自然。无论我多么真诚地跟现在的年轻人讲述,他们也严肃不起来,也感受不到那个时代的恐惧和害怕。常常是我自己被弄煳涂了,是我表达不清,还是当时我真有那么痛苦?似乎我在编故事,越说越像假的,因为我说话的时候态度过于认真。

所有朋友回忆我过去的样子,就是那个散漫和无所羁绊的一个人,我对自己的出身一点都不自卑。我真的有那么潇洒?其实,夜晚的月亮,将很多事实掩藏在黑暗之中。作为一个人,我即使已经谈不上什么自尊心的话,至少有那么一份虚荣心,我也渴望体面地活下去的,我总想给自己保留最后一点体面。于是在被人家耻笑、唾弃够了以后,我努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也许是因为我太在乎了。

只记得,当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看着一个一个人先后离开生产队,大家都在改变自己的命运时,我还留在村子里原地不动。周围的人没有因为我留在那里而赞美我,更没有人同情我;而是从中悟出我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谁都不用多说,已经看出我就像村子地主富农的子女一样糟糕。就这样,我在农村呆了整整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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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柏山家人合影,彭小莲(右1)

看见大家都走完的时候,我连沮丧的愿望都不想有,我知道沮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只有认命,只有在太阳重新升起来的时候,努力地活下去。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我会给自己一个假设的成就感,那就是我终于又战胜了一天。最后,当集体户的人都走完的时候,我没有参与那些送行或者告别的队伍,我跑得远远的,我把自己置身于人群之外,赶了五里路,到大队部买煤油去了。我努力把自己处理得“随意”一些。

那时候起,我越来越感觉到命运是由不得自己把握的。家庭出身一栏里,我们填上的东西,就像是法院里的判决书,可以将人死死地钉在十字架上,没有改变的余地。于是,我必须跟自己说,宿命是一个善良的精神寄托!真的,靠着它,我度过了那些无奈的年代。它让我做了一件至今都感觉到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我从来没有对我的父母有过任何抱怨。尽管我根本不了解他们,父亲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我只有22个月。

从来没有一个人向我解释这里面的悬念,也没有人敢于去思考这个运动的真实目的,更没有人能够凭良心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我不对父母发问,我不怀疑他们,我坚定地跟随着宿命的意识往前走。

插队时代的彭小莲

只是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这种命运的不合理也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现象,只要一个国家没有实现法治的时候,这种现象时时刻刻都会重演。即使在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那么早就发生的国家,当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在雨果的《1793年》里,读到的是一群一群的贵族被送上断头台,而他们的子女和家属,谁也无法幸免降临到他们头上的苦难;当斯大林的“大清洗”开始的时候,同样的灾难落在这些“反革命”家属身上;后来,希特勒上台了,犹太人的后代干脆就直接和父母一起被送进了焚尸房。再到后来,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这么大规模的集体性的灾难落到我们身上,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

但是,让人无法解释的是,我们是处在和平时期,我们的灾难却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是我们自己人在给我们同一个民族的人制造毁灭,你全无防范。突然,红色恐怖就降临了,有人走到你的面前,无理地让你低下头,不明确地暗示你,从此你就是被欺压被制裁的劣等人种类。现在重新理解那时候的处境,显现给我的是一份黑暗,而这份黑暗在消失以后,留给我们的是一份荒谬。就像贾植芳先生讲的故事,有那么一点滑稽,又觉得有那么一份可笑,但是,笑着笑着就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了,笑不出来了。于是,我们就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1980年代彭小莲与谢晋导演

表面上,这黑色幽默有那么一点不正经,但是不感觉到这些荒谬的时候,正经就会显得更加可笑。记得小时候,我没有朋友,特别是到了文革的时候,谁都不理睬我。因为我的“成分”好像不入“流”。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觉得就是我的父母整治了他们,所以我吃苦是一种报应,他们与我的矛盾是水火不相容的;资本家的孩子认为,我是“土八路”的后代,不是他们阶级队伍能容纳的人;而干部子女也蔑视我,因为我父亲是1955年就出了问题,轮不上我是“走资派”的后代,级别太低!

就这样,我夹生在这些“黑五类子女”中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找不到朋友。等级如此森严,人人都被清楚地划分在三六九等不同的阶级,即便是“黑五类的子女”,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如走进了地狱,当了死灵魂,依然需要重新划分。

我想,在昨天,这个糟糕的家庭出身没有给我带来幸福,在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噩梦以后,我是属于幸运的那一类,我存活下来了,并且没有被彻底地毁灭。恐惧,一直在后面逼迫着我们这些可怜虫,让我拼命地去追赶明天,但是就是弄不清楚明天意味着什么,还会是什么样子,总有一种愚蠢的认识:明天会比今天好。实在是因为我们在常规里看不到希望,而伟大的“语录”只让我们的生活陷入更加地混乱和晦涩。我们不断地高唿着“万岁”,同时我们已经不相信这个世界了,我们偏离自己祖先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远。

彭小莲与母亲

整个社会就这样被摧残了,传统文化被割裂了,然后就是社会的道德没有了。而我们这些人,在经历了长期的噩梦以后,心态被搞坏了。一个一个完整的个体被腐蚀,我们的自尊心丧失殆尽,对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公民认识都不给予我们理解的权力,我们没有选择地降临到这个世界,我们没有选择地接受厄运的出现,我们更没有选择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大概是我们“黑五类子女”最深的悲哀。

现在这个群体消失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生命不必再为少数“伟人”铺路,实际上作为铺路石的时间和作用已经是太久了。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价值,丧失得也太多了。可是,丧失和伤害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这之后,还有多少人可以重新站立起来?不仅是因为精神力量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生命就在这“长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被夺去,被毁灭。

过去了就意味着无法再找寻回来。只是希望这些惨重的代价,能够换取我们今天对社会的认识,让我们平等地活着,不要将社会等级划分明确,一旦人的头脑中有了等级思想,而以等级来思维的话,只会巩固社会中不平等的东西。我们作为独立的一个人的价值也会再一次丧失殆尽。

晚上的月亮该渐渐地落下去了。

(本文摘自林贤治主编《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花城出版社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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