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祭因各种原因永远安息在那里，认识和不认识的兵团战友们

 

本来以为已经忘却的一段记忆,一个不太熟悉的兵团战友 ，最近常常涌现在脑海中。我想可能一是由于人到了这把年纪，过了而立接近知天命之年，容易怀旧；二是最近常在知青网中游荡 ，网友们的回忆文章，击活了那些沉睡很久的记忆。

 

我已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是69届的北京知青，70年来到我所在的连队：内蒙兵团二师十二团二连.。他个子不高，人显得很单薄，也很单纯。我所在连队的前身是一个劳改采石场，男同胞的任务是在陡峭的半山腰论大锤打炮眼，体力消耗非常大，当时流行的一个顺口溜是，大锤一举，两个半馒头全跑光--这是我们每顿饭的粮食定量。可能考虑到他身薄力单，难以举起那沉重的大锤，连里决定让他担任司号员，每天负责吹号 ，告知全连起床，吃饭，熄灯的时间。

 

开始时，他吹号技术不十分熟练，吹的号音常常跑调。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能从他那跑调的号音中辨认出哪个是叫我们吃饭， 哪个是让我们睡觉。他十分勤奋，为了使号音早日归队，他每天比全连早起半小时，上山顶练吹号。我们常常在半睡半醒的迷迷 瞪瞪状态中听到他那渐渐归队的号音。

 

他归连部管理，除了担任司号员，在专职文书到任之前，还兼了一段时间的文书，有时要到全连的各个部门通知开会，传达首长指意，因此，他几乎和全连所有的人 都打过交道，全连所有的人也都认识他。加上他生性活泼，天真单纯，乐于助人，和人们的关系处得还不错。

 

我和他的关系只是认识而已，谈不上熟悉。这一是归功于当时的兵团风气，男女授授不亲，避免交往过多带来的嫌疑，二是本人属于不善于社交的冷面人物（对此我自己常常是得罪了人还不知道），许多男同胞为了避免碰钉子，除了工作交往逃不开外，也不和我多打交道。所以，我对他的情况知之甚少，听别人说，他似乎是家里唯一的男丁。在那个年代按照政策，独子是可以留城的。但当时内蒙兵团是半部队建制，参不了军但又想过参军瘾的人，将其作为次优选择，我所在的连队就有许多已经分配在工厂的人带着美好的幻想，放弃留城的机会来到兵团的。不过他不是其中的一员，70届的分配是全锅端到农村或者兵团，没有留城的选择。

 

他的工作平平淡淡，没有什麽辉煌的成绩，也没有大的闪失。日子就这样平静地晃过了两年多。后来，兵团建制调整，采石场属于工业，而十二团是农业团，因此，师里决定将采石场交给作为工业团的十三团，我们连由乌拉特前旗的刁人沟迁到新安镇的沙 头，改为农业连 。我想， 这也是命中注定，如果没有这次调整，也许他还会活着。

 

我们连到沙头后，他仍然是司号员，但已不兼任文书了。文书由九连调来的一个名为侯明选，外号“红皮靴”的浙江籍知青担任。起因是我连指导员是南方人， 口音很重，每当他大呼小叫地找侯明选时，远远地听起来就象是在叫红皮靴。由于年龄相当，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好，更是由于工作关系，两人简直到了行影不离的程度。但 事情坏也坏在这上。干起事来，两个人的胆子往往比一个人要大 。

 

我仍然记得那个夏天的中午，天气很热，全连在午休，我躺在床上看书，忽听有 人喊道，炸死人了。我当时的感觉是心猛然往下一沉，就像从水面沉到水底，心里堵得厉害。这几年中，连队出过事故，伤过人，但从未死过人。出去打听得知，他和红皮靴趁午休，偷得连里的炸药到河里炸鱼。他手捧点燃炸药寻找更多的鱼时炸药在胸前爆炸。红皮靴事后讲，他曾催促他赶快扔炸药，但他过于贪心，为了炸到更多的鱼，迟迟不放手，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当天下午上工，所有的人都不说话，神情惨然，那天晚上炊事班催促了好几次，各班才把饭打回来，但没有任何人动筷子，饭盆几乎是原封不动地送了回去。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整个连队的情绪低落，少了笑声，少了话 语，无论是和他熟还是不熟的人，都像失去了亲兄弟一样，处于极度悲痛的心情之中。

 

连里很快通知他远在北京的父母前来料理后事，并于一个月后举行了追悼会。会上唏嘘之声不断，每个人心头都像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他年迈的父母丧子的惨痛不忍目睹。连里用很好的木料为他打制了一副馆木，我们所有的人绕棺一周向他作最后的告别，我没有看到他的容颜，因为他的胸部已经被炸空了，脸也被炸烂，只有一件军衣盖着他 的头部和上身 ，还能看到他裤子上的斑斑血迹。在得到了他父母的同意之后，连里决定将他葬在他曾经工作过的采石场所在地--乌拉山脚下，他以20岁的青春年华永远地留在了那块土地上。

 

由于他是违反记律炸鱼而死的，他得不到任何待遇，也没有在兵团史上留下任何纪录，他就像一个影子，轻飘飘的来轻飘飘地去，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我常常想，如果我们连仍然在采石场 ，那里没有河，也就没有鱼，他无鱼可炸，也就不会死。如果他不来兵团而留在北京，留在他父母身边，在父母的监督和约束之下，可能他也不会死。如果他不生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也会像今天的青年那样，对生活有多种选择，生命之中充满希望。算起来，他如果活着，今年应该有45岁了，正是壮年，应有许多事可做。他 那年迈的父母也不知现在怎样了。每当我想到他，我都会感谢生活，感谢那段人生经历。它让我懂得了人生的可贵，生命的可贵。

 

在后来的一些日子中， 我曾经路过那里，远远的就能看到乌拉山脚下的那座孤坟，映在苍茫的天空下，那样无奈，那样孤独。希望他在天之灵能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