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当年知青插队生活，有一个人是我一生难以忘记的，他就是我的生产队长王根春。我对他永远怀着一种深深的歉意和敬意。

 

“冤家路窄”

 

我们是青田县首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因为青田是个山区县，所以我们就在自己本县农村插队落户。第一批分配在石盖公社。因为是首批，为了造声势，县里搞得特别热闹。4月14日，青田县革命委员会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县革委会主要头头都参加了大会，我作为知青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表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心”。

 

4月15日上午，我们67名知青乘坐两辆公共汽车从县人民大会堂出发，到船寮公社水井头村下车，然后乘渡船到对岸溪滩，溯江而上到石盖口，再由石盖口走到公社所在地。公社革委会在石盖大队的破祠堂里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然后宣读落户在各生产队知青名单。我被分配在洪岙大队第六生产队。宣读完毕，知青们便由各生产队队长来帮他们领走，队长给他们挑行李，知青们跟在后面走。顷刻之间，所有的知青们便散去了。空荡荡的祠堂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没有人来接。等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不见队长踪影。后来，公社的干部对我说，“这里离你的生产队不远，你就自己去吧！”不得已，我自己挑着行李到洪岙村，然后四处打听，找到自己的住处。我住在村头坑边一户农民的家里。我是全公社唯一一个自己挑行李到村里的知青。

 

队长为什么不来接我呢？是不是生病了？或者有事情来不了？可是，不对呀，有人告诉我，在会场曾看到他，可是他后来到哪儿去了呢？他又为什么要走了呢？他对我有什么意见呢？我从来没来过石盖这地方，我们可是素昧平生的呀！……，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他不来接我的理由。

 

大约过了半个来月的时间，队里一个农民朋友悄悄地问我，“你是不是打过'马狸'（队长绰号）？”

 

我说，“没有！他在石盖，我在城里，我怎么可能打过他呢？”

 

他说，“我想想也不可能。他是一个农民，你是一个学生，……”

 

我问，“是他自己说得？”

 

他回答，“那倒不是他说的，是其他人说的。说两年前在青田2·15事件中，他到城里开会，……”

 

“2·15事件”，我感到有些愕然， “这怎么可能呢？”

 

“是啊，这怎么可能呢？天底下哪会有这么凑巧的事呢？村里人都讲了，不可能。看你戴着一副眼镜，根本不象一个打人的人，……”

 

“2·15事件”，农民朋友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两年前血腥一幕如电影一般在我脑海里慢慢浮现

。

 

近乎离奇的恩怨故事

 

1967年，青田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文攻武卫”阶段，武斗不断升温。68年春节过后，按照惯例，农村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开始进城参加每年的四级干部大会。2月14日，一批农村土干部背着被子从西门山往二轻局方向走，我们当时驻守在县文化馆，看到后，决定去把被子抢回来。因为2月13日晚上，我们有一些同学住在青田中学的宿舍里，被子刚刚被另外一派的学生抢走。

 

我们十几个学生拿着棍子抄小路，从百货公司到五金厂的那条小路直插金丽温公路。我们大声喊道，“把被子放下，把被子放下，缴枪不杀！……”胆小怕事的放下被子也就没事了，那些背着被子跑的，我们就追上去打。那天，我确实打翻了一个人，一棍子打在那人的头上，他的脑袋上流出了血。当天，青田"三代会"发表了严正声明，还点了我的名。当时，我也不知道被我打的是谁？我只知道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因为2月15日，青田两派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2·15”流血事件让我们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刻骨铭心，因此，对2月14日"夺被风波"这个时间，印象也特别深刻。

 

事后，我把"夺被"这件事早已忘的一干二净了。但是，没有想到鬼使神差，两年前我打了的人，两年后竟然是我的生产队长。全县三百多“三届生”，偏偏我被分配到了他的生产队。我这个人不怎么迷信，但此时，我却不能不相信“因果报应”的法则。否则，天下的事情怎么可能这么凑巧。王根春其人王根春是他的大名。在洪岙这地方，没人叫他这个名字，都叫他“马狸”。叫他的两个儿子也是“大马狸”、“小马狸”。王根春的老婆死了已经多年，当时，两个“小马狸”都还小。

 

“马狸”属猫科动物，外形有些象猫，昼伏夜出，喜欢入宅偷鸡，农民叫它“偷鸡猫”。那个年代，鸡是农民最重要的副业收入。农民就靠鸡蛋到商店换一点酱油、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农村的人都很恨“马狸”。

 

王根春是个小老头，个子小，脑袋小，眼睛小，但是嘴巴不小，也可能是小时侯咬硬的东西咬的比较多，下腭的牙齿比较朝外，因此他的嘴巴看起来永远是撅着样子，有些“尖”。所以大家就叫他“尖嘴马狸”，因为“马狸”的嘴巴尖。其实，叫他“尖嘴马狸”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的这张嘴巴从来“不饶人”。只要是他看不顺眼的，他就要说话。因此，村子里一有什么“罚禁”之类得罪人的事，都要请他出面。他是个不看别人脸色行事的人，铁面无私。每次，都是他坚持着“一定要按照'乡规民约'办事”。他说话说一不二，从来不改口，经过他处理的罚款都很重。因此被处罚的人总是在心里头恨他。但是尽管恨他，但是每次处理什么矛盾、纠纷，大家都还是一致推选他。那个年头，附近的山上都基本“剃”了光头，只有洪岙第六队的山林依然一片郁郁葱葱，人们说，这都是因为有“马狸”看着。

队长王根春是这样的一个人，如今我在他手下插队，接受他的“再教育”，他会不会报“一棍之仇”，我感到有些担心。

 

“一碗清水面”

 

“马狸”的脸总是拉的长长的，没有一丝儿笑容。第一天出工，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没名没姓地说了一句，“你跟碎民（大马狸）去西周潭扒灰堆”。那个时候，队里的活都是由队长派的，我知道他这是派我的工，我也不响，跟着大马狸走了。

 

西周潭离村子有十里地。十里弯弯的山道，走都有些走累了。所谓“扒灰堆”，就是把灰堆里面没有被烧尽的杂草枝桠扒出来，清理到一边，然后重新烧掉。这活虽然不是很累，但是很脏。一抹汗，脸上就象“包公”一样黑黑的了，最主要的还是灰堆里的荆棘太多，还只是半天功夫，两手早已是伤痕累累了。

 

一个多月过去，“马狸”队长一直是这样冷冷地对我。我明白，他心里是对我有"气"。有好心人劝我，去向队长“认个错”“道个歉”。我不愿意，“一是不愿意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二是不愿意再次把两年前的旧疤重新撕破。我下决心在劳动中改造自己，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以赢得贫下中农的信任，什么农活我都干。

 

半年过去，插秧、耘田、耙田、铲番薯垄等简单的农活基本学会了。皮肤黑了，手上的老茧厚了，脚底板硬了，肩上的力气也有了。

 

双夏（夏收夏种）是农村最忙的季节，抢收抢种，所以特别紧张。一年里面，也就是这段时间最辛苦。每天出工的时间长，干的活也多。农民已经习惯，他们并不感到怎么样，作为我们知青，第一次这么累，大家都感到有些受不了。

 

记得有一天中午，我累得回到家里就躺到床上去了，午饭也懒得做。在迷迷糊糊中，我突然听到窗外有人叫我。我起身一看，原来是队长。他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一碗面，说“就一碗清水面，我知道你肚子也饿了，充充饥吧！”我不推脱，也没说一声谢谢，端过来就吃了。吃的时候，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我不知道这眼泪究竟是感动的眼泪呢？还是辛酸的眼泪？

 

这是一碗地地道道的清水面，别说肉，没有一丝油花，就是菜叶也没有一片。但是，这是我平生吃过最难忘的一碗面。

 

“我不写大字报”

 

1971年冬，在全国各地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当时，青田的派性斗争还很激烈。因为我曾经当过青田县一派学生组织的头头，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冲击。大队和公社的一些不同观点的人开始串连。有人在村头的墙上贴出了大字报，把我当年棒打贫下中农、共产党员王根春的事抖露了出来。有人找到我的队长王根春，动员他写揭发我的大字报，“当年你头上被他打了一个洞，你难道忘了。你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你应该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趁这个机会报仇”。王根春撅着那张又尖又长的嘴巴，骂道“妈的，我再也不会上你们的当了”。前来动员他的人讨了个没趣，悻悻地走了。

 

他没有对我提起过这件事，有人动员他写大字报的事是事后别人告诉我的。当时，我确确实实被他深深地感动了。我终于对自己当年的无知和鲁莽感到愧疚。

 

在洪岙大队插队的两年多时间里，队长王根春从来没有问过我是否真的打他一棍子的事，他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过那“一棍子”的事。直到我就要离开洪岙的头一天，我特地去他家里告别，告诉他事实真相，并向他道歉。他说，“都是早已过去的事了，我都忘了，你还提它干什么。我们无怨无仇，我们都是上当受骗。”这就是我的队长，这就是我们农村的农民。

 

在洪岙两年多的插队生活，使我开始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从队长王根春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农民的朴实和善良。

 

两年的农村生活，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最主要的是让我懂得了怎样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