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盐头布置了作业，看来是必须完成的。只是一敲打键盘，就发现这老家伙出的这道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抵制牵连海外贸易，远不止义和团那么简单。恰如狗扯羊肠，越拉越长，于是只得硬着头皮翻故纸堆，还得捣鼓成“快餐”，权当是一次粗略地探讨一次中国古代贸易史吧！

 

其实，中国人发起“抵制某货”并非从“日货”开始的，因为直到十九世纪末，日本基本上啥货也没有，反倒是全靠金银铜换取中国货。如果有抵制，只是日本抵制中国货，再不抵制日本就没有支付手段了。继续探究一下，上溯上去，有记载的中国海外贸易大抵从秦始皇开始。《淮南子》有记载：秦设岭南三郡“以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汉武帝时外贸记录就多了些，《史记》、《汉书》都有记录，例如《汉书.地理志》就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商贾通往南洋、印度的航线；并经印度与罗马发生间接贸易关系。至公元166年，中国与罗马间海上直接交通已经开始，罗马人用金银、玻璃、珊瑚、象牙等货物换取中国丝绸、铁器。第一个有姓名记载的东罗马商人秦论，《梁书.诸夷传》说秦论在226年就已经拜见孙权并详细介绍东罗马的风土人情了。此后，始于东汉末年的北方农民大规模南迁，江南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丝织野、制瓷业、造船业、航海业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海外贸易也随之迅速发展。孙吴造船长达二十余丈，可载600余人或货万斛；至南北朝梁时，所造船只已可载两万斛。东晋时由广州到印度、锡兰的海上航线已经普遍使用。除广州已成商业重镇之外，福建、浙江直至南京，一批商业港口、市镇也形成规模。

 

延续至唐，李世民首创的较为开明的开放政策并为其后几位继任者沿袭。唐首先开设专管海外贸易的机构，制定了各种征税及外国商人管理办法，使海外贸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旧唐书.大食传》记载了唐玄宗准外国来使免于跪拜之礼的故事；该故事在阿拉伯方面亦有相应的记载。英国学者布隆荷尔评论此事道：“当日处理此事的开明精神实胜于一千一百年以后之王朝”。他是以马戛尔尼使华遭遇跪拜礼障碍作对比的。《唐律疏义》还记有唐朝法律：“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这就是说，在华之外国商人诉讼，如国籍相同则按其母国法律判决；只有不同国籍之诉讼，才按照中国法律判决。应该说，这是“治外法权”的体现。由于驻广州的阿拉伯人众多，唐皇帝还专派回人依回律判决其间诉讼之事。可见，视“治外法权”为国势贫弱的体现，并不确切。唐文宗还有谕令：“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率外，任其自由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不仅生意，对于外来宗教，唐朝也持开明态度。官方倡导道、佛二教，但允许外来宗教自行授受，于是，景教、摩尼教、袄教、伊斯兰教均在唐代传入。在阿拉伯商人聚集的广州，还准许建立蕃坊（教堂），其蕃长为主领，授予官衔，以利其维护教徒权益。

 

唐朝的开明态度，造就了盛唐时代海外贸易的繁荣。当年曾任阿拉伯阿拨斯王朝吉巴尔邮长的伊本库达伯，以《郡国道里志》一书记录了到中国贸易的航程。据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考证，其抵华第一港为今越南海防；第二港广州；第三港泉州；第四港扬州。可见唐时与阿拉伯间海上航线的繁荣。《旧唐书.王方庆传》描述：“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货与中国交市”；陆贽《翰苑集》称：“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唐大和尚东征传》称：广州河面的外国船只，“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唐国史补》称：“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深六七丈，长二十丈，可载六七百人”。诸多中外古籍都异口同声地描述了盛唐时海外贸易的繁荣景象，不可不信。

 

然而中国与阿拉伯间海运贸易的繁荣，尽管远远领先于世界，却没有在双方引起任何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相反，两地都是抵御自由资本主义的顽固堡垒。马老先生那一套“社会发展规律”，完全撇开思想的作用，只见物不见人的思维方式，注定了它的乌托邦性质。唐朝末年，允许外来文化在中国传播终于引起抵制，繁荣的海外贸易遭到保守势力的破坏，先是贪官污吏用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导致的障碍；继而是狂热分子用暴力予以摧残，“抵制某货”其实在唐末已经开始。公元760年，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借平息刘展叛乱，命部下杀死居住在扬州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数千人，把一个繁荣的扬州城屠为死城。《旧唐书.秦彦传》描述：“江淮之间，广陵（扬州）大镇，富甲天下，自（毕）师铎、秦彦之后，孙儒、（杨）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另一位用暴力扫荡外货的则是农民领袖黄巢。公元878年，黄巢攻陷广州，屠杀城内各国商人十二万人，摧毁一切教堂，把曾经是海外贸易中心的广州几乎一举荡平。非但如此，黄巢痛恨外贸至极，大军所至，砍绝桑树，为的只是不许养蚕织丝以货外夷罢了。中国式的抵制外货，此时便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开始了。唐末的动乱对于海外贸易的摧残几乎是毁灭性的，它源于封闭保守的文化传统，一切自由贸易都是自给自足经济所不能容忍的，尤其是这种贸易还带来异国异端的宗教与文化，那就更是罪该万死了。

 

唐朝灭亡，五代十国割据状态维持了大约半个世纪。福建本来遭抵制风潮破坏就小，兼之割据王需要外贸以加强经济实力，使福建成为五代时海外贸易的极盛之地；以广州为都城的南汉王刘隐本系商贾之后，亟需海外贸易振兴地方经济，于是极力招徕海商，以恢复遭黄巢严重破坏的海外贸易。《旧五代史》称其地“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两浙吴越王亦积极通商日本，但彼时日本醍醐天皇正“抵制汉货”，禁止日本商人西渡做生意，进展有限。通观之，五代时所幸有割据状态屏蔽了中原文化的骚扰，加上沙陀族导致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无暇顾及东南沿海，唐末海外贸易的残局便有所恢复。宋代结束了中原战乱，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各种手工业也如雨后春笋，内地商业也空前发达，以至于某些主义指导思路的学者凭借一幅“清明上河图”就想找出宋代“资本主义因素”来。这些发展确实给海外贸易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宋代的造船业更是进步神速，载重百余吨之海船为普遍船型，还发明十仓海船使之不易沉没。又在航海中首先使用指南针辨别航向，改变了过去靠天象导航的落后局面，甚至出现了“针路”海图，即以指南针导向的安全航线，这两项发明都是绝对领先于世界的技术。宋王朝采取的海外贸易是监控其发展的政策，绝对不允许任何自由贸易的企图。尽管如此，宋代海外贸易不仅与阿拉伯国家（时称大食诸国）已成家常便饭，其贸易甚至远伸至埃及、摩洛哥、索马里、坦噶尼喀、桑给巴尔、基瓦尔群岛等地方去了！近代在上述地方考古发掘出众多宋代陶瓷与铜钱，也证实宋代与东非海岸商贸之频繁。中国人总以官派的郑和下西洋广布皇恩为荣耀，殊不知宋朝商人早就比郑和航行得更远！

 

宋代把海外贸易分成两块，其一谓“朝贡”；其二谓“市舶”。前者其实是政府间贸易，外国使者携货前来都称为“入贡”；而宋朝给予朝贡国的货物则称为“回赐”，一种自以为是的虚荣心的满足使这种贸易形式得以延续。“市舶”制度完全沿袭唐朝制度，以官僚机构严格管理民间外贸的体制。远航非洲东海岸之壮举，正是“市舶”船只悄悄完成的。宋朝经历四年于1080年制定《市舶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典化取代因时因事制宜章程的法律。本来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可惜专制体制之官僚机构因贪墨而抵制其施行，直到宋亡也没能认真履行，后来竟然连原文也失传了，如今只有靠各种典籍中之摘录来拼凑它的原貌。但可以断定的是，宋朝没有发生唐末那种暴力抵制海外贸易的惨剧，这还是值得庆幸的，探究一下，宋朝似乎把文化交流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这也许是免予抵制的缘由。

 

及至元代，成吉思汗的儿孙们横征欧亚大陆，故元除了承袭宋代已经繁荣的海外贸易之外，还使宋末已经衰微了的港口如温州重新繁荣起来。元采取朝廷下大力气发展海运贸易的方针，其海外贸易东起高丽、日本，南至东南亚各国，西至印度与西亚各国，非洲的埃及、摩洛哥、摩加迪沙、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地都有直接贸易。元的最大拓展是使中国与欧洲有了直接的贸易联系，双方通过波斯湾经一段陆地沟通地中海沿岸各国，欧洲的商人、传教士、旅行家通过这种联系大批来到中国，最著名的莫过于马可.波罗。在元时世界第一大商港泉州就住有相当数量的欧洲商人、传教士，开历史之先河。欧洲的科学如欧几里得几何学等都在那时传入中国。欧洲文化大举涉足中国，一方面沟通了欧亚文化之交流，另一方面导致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锐意进取的欧洲自由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愚钝保守，无可避免地会冲突起来，“抵制某货”就是这种冲突的一个反应，随着中国传统的自以为是却越来越没落，这个反应也就越来越强烈。兼之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被外族亡国的惨痛经历，这种文化情结便与民族主义思潮结成同盟。元代短短几十年就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其大批引入欧洲文化的冲击是其中重要原因。朱元璋诏书称：“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夷伦，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应是一个佐证。躺在“祖上曾经很阔”的摇篮里不思进取，却又见不得别人现在很阔，把乌龟头缩进祖先打造的硬壳里，拼命抵御一切有损于这个壳的企图，在中国会有市场。然而拒绝打碎这个乌龟壳，乌龟就永远是乌龟，不会进化成任何生龙活虎的动物。

 

明朝一立国，朱元璋立即严令“片板不许入海”，谓之“海禁”；洪武四年重申“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十四年再“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二十三年“申严交通外蕃之禁”。不仅元代几乎完全放开的海外贸易顿时一片萧条，连渔业也遭禁绝，实施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闭关锁国。为了彻底消除元朝开放海贸带来的外国文化影响，朱元璋还采取了“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政策，先以农业开发为主，稳定人口；再于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遣史赴周边各国，玺书诏曰：“朕主中国，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史以报诸国。”列周边除蒙古外十五国为“不征诸夷”。他还将海外贸易一律取缔，仅以“朝贡”为唯一海外交往途径，规定贡期，限制船数、人数、贡品数，严格控制海外贸易的规模。例如，允许日本10年一“贡”，每次不得超过三船，于是在最需与中国贸易的日本，能享用中国商品的便是极奢侈的排场。至嘉靖年间，日本进入中国的基本上只是白银，在日本金银比价为1:10，到中国则为1:6-7，且日本国内基本无货可买，白银全靠贩卖到中国才可以获取暴利、购回商品又可以获暴利。这导致日本官商为取得朝贡贸易之许可甚至发生火拼，嘉靖皇帝一怒之下便中止了日本“朝贡”达17年之久。如果算是“抵制日货”的话，那么抵制的只是日本白银的输入。

 

这里不能不说一下“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初衷是为了追剿那些有违海禁逃至海外的华侨华人，以彻底切断可能的走私贸易（也有民间传说是追捕建文帝，但经不起推敲）。当时聚居于苏门答腊旧港的华人最多，明成祖耗巨资遣郑和率二万余兵丁前往镇压，这就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郑和亦不负圣望，剿灭逃民之外，生擒其首领陈祖义等三人回京诛杀，以儆效尤。至于捎带着做一些“朝贡”生意，也仅仅以满足皇室糜费为宗旨。1405年开始的七次下西洋，耗时28年，在海外征战数次，死伤惨重，耗费空前。邹缉奏章《奉天殿灾上疏》谓之：“所出常数千万，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费中国，糜敝人民，亦莫甚于此也。”刘大夏《殊域周咨录》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在朝野一片反对声中，复辟后的明英宗只得终止了如此荒谬举措。如今夸耀说郑和下西洋《航海图》及其随从所著《西洋番国志》等书丰富了中国航海、外交等知识，也许有作用。郑和最远到达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港，然而元商人等更南进抵坦桑尼亚，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早已描述过类似风情。2004年更有英国学者发表论点，举证元朝时中国商人已经绕过好望角远航西非。在严厉禁海闭关锁国的情况下，无论有多少著作也只有束之高阁的命运。倘若没有明朝空前绝后的闭关锁国276年，元代放开的海外贸易早不知发展到何种地步去了！充其量，郑和下西洋不过补了人为损失之零头而已。

 

明代海禁的另外恶果之一，就是中日关系开始恶化。日本长期依赖中国贸易，其丝绵、医药、器用等都靠中国供应。虽然期间曾有支付问题而遭日本限制对华贸易，但都只是摩擦性质的纠纷而已。明朝严厉的海禁导致日本国内供应严重匮乏，内乱所致，1551年停止了十年一次的朝贡贸易。于是走私猖獗发展成倭寇频起，东南沿海全面遭受倭寇侵袭，明朝只得调兵遣将开展大规模剿灭倭寇的战争，长期友善的中日关系自明代开始恶化。恶果之二，本来处于领先地位的海外贸易告停，航海业也随之凋敝。明朝这276年使中国的远洋航运业从遥遥领先停滞到落后，欧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殖民国家趁虚崛起，直至葡萄牙霸占澳门、西班牙占据菲律宾、荷兰占领台湾。如今的许多文人在大唱满清如何衰，其实这种“落后挨打”的局面，其祸根乃是大明朱皇帝闭关锁国所造成的，明末就已经开始“落后挨打”了，大清国只不过延缓了挨打的时间而已。以上两项恶果相辅相成，明朝几乎断绝了日本的贸易，其渴求就为欧洲老牌殖民者填补，仅荷兰一国，1630年代每年对日贸易额即达800万盾。而日本与欧洲开通贸易后不再依赖中国，反过来增进了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袭。鉴于中国民船前往南洋均属非法，以荷兰为主的欧洲船便肆无忌惮地劫掠任何中国船，导致中国彻底断绝了菲律宾、印尼等地的往来。朱明王朝造就了中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

 

明灭清兴，照例采取某些缓和矛盾的政策以恢复经济。康熙年间为切断郑成功与大陆反清势力的联系，曾中止允许海外贸易的政策而沿袭朱明的严厉海禁，二十年后（1684年）台湾收复又取消海禁，虽然还有许多限制但也促使外贸激增。日本的金、银、铜外流严重，取《中国交通史》之数据，1648-1708年，日本共流出黄金239.7万两；白银3742.2万两；铜11449.8万斤。日本政府于是限制对华贸易，那是日本“抵制清货”，结果导致走私猖獗。那时的中日贸易全部由中国船舶从事，日本船基本上无缘。鉴于日本基本无货，南洋货物却多，于是日益繁荣的南洋贸易引起中国皇帝的忧虑，1717年康熙重新下令禁止南洋贸易。马克思评论这次海禁时说：“推动这个新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往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7页）这个评论应该是准确的，统治者谋求的首先是统治的稳固，其次才是经济与民生，至于发展与进步，压根儿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除非它已经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由于南洋海禁，商家多数便转往日本贸易，少数仍租用欧洲船下南洋。如此，大批中国商人和船员到达日本，其政府也利用中国贸易笼络人才，中国的文化、技术、医药给日本的文化生活与物资生活都带来空前的影响。日本学者大庭修夸赞中国商人和船员道：“正是这些在日本历史上默默无闻的中国人，在江户时期为日本带来了中国文化。”他没有论及的是，此举诱惑使欧洲船趋向中国，仅澳门船当年就从9艘增加到23艘。利用澳门不在禁例之机会，欧洲等地的船只、货物亦大增输往中国的数量，并经澳门转口南洋和日本。

 

雍正五年（1729年）南洋海禁取消，但维护了康熙的人员禁令，尤其严禁华侨归国，贸易机遇显然有利于欧洲商船。恰如列宁同志所言：“买卖自由、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大清皇帝所见略同，自由贸易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迟早会断了专制之路。及至海外贸易又繁荣之后，乾隆于1757年下令关闭宁波等口岸，仅留广州一口通商。且决定把中外贸易垄断于官府之手，有外贸权的只有“公行”，例如一度风光的广州“十三行”，均为官商勾结所为。查阅当时的中外贸易，中国大宗货品为茶叶、丝及其织品、棉织品与瓷器，至于日本人那是绝对仰慕“清货”的，简直是货就要；而外国输入的商品如呢、羽、哔叽、棉花、皮张、钟表在中国均属滞销商品，代理外国货的洋行倒闭者众。如此，日本的金银铜基本采掘殆尽；而至1759年为止，东印度公司统计50年的贸易数据：输到中国的白银约2700万英镑，其它货物约925万英镑，而货物亏损就高达169万英镑。尽管英国国会规定前往中国贸易的船只，所载英国货物不得低于10%，但没有一艘船能够做到。他们从未超过5%之比例，通常只有2%左右，所幸还可以补充部分南洋等国货物，才不致于支付更多白银。1807年东印度公司统计10年贸易情况：中国商品输往英国2715万英镑；英国输华的只有1660万英镑，且90%为白银。如此，乾隆给马戛尔尼带的信中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并非虚妄之言。彼时，中国人想“抵制某货”亦不知有何物可以抵制的，说抵制只是抵制别人来买货而不是卖货。

 

大清国君臣都躺在“天朝物产丰盈”的床上酣睡之时，欧洲人并没有休息。为了平衡贸易导致的赤字，商人们的鼻子比狗鼻子更灵，他们很快就发现中国最畅销的货物――鸦片。跟着他们便大批以鸦片取代白银，以弥补贸易的逆差。需要指出的是，那个年代鸦片并非“毒品”，世界各国都无禁令，怪就怪在，吸食鸦片只是在中国成为“时尚”，于是成为畅销品。史家普遍认为英国输入鸦片始于1773年，例如《远东国际关系史》便称：“1773年是英国商人把鸦片从加尔各答输入广州最早的一年”。可我们从《鲁宾逊漂流记》看到的却并非如此，鲁宾逊说：“我们买了点鸦片”，“这第一批货，我们拿去卖给了中国人，很赚了一点钱；因为当时那里非常缺乏鸦片，正很需要。”而此书出版于1720年，早半个多世纪。大清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认识到鸦片危害的政府，雍正于1729年便开始禁“鸦片烟”了，并以酷刑招待违禁者，因为银子流失得厉害。然而国民却巧妙地玩起文字游戏来，“鸦片”并非“鸦片烟”，而官方竟认可了这项辩解，禁令顿时化为乌有。当英商开始以鸦片来弥补巨额贸易逆差、并迅速使逆差变为顺差时，国人却不愿意抵制“英货”，因为他们亟需鸦片。嘉庆元年（1796年）为防止鸦片导致的贸易逆差便禁止鸦片进口；道光即位更是禁得严厉。说政府严令“抵制鸦片”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是国人无论官民均不愿抵制鸦片，皇上抵制的后果是鸦片价格连续攀升，其利更厚，乃至走私更猖獗。官民团结共同抵制的不是“英货”，反倒是朝廷的禁鸦片烟令。如果我们的国民能像后来“抵制某货”那样积极抵制鸦片，历史肯定会是另外一种写法，可惜历史不容假设。

 

民间迫使官府抵制洋货成功的第一个案例似乎非铁路莫属。1876年英商怡和洋行修筑了上海至吴淞的铁路，不久就因辗死行人而引起民间抵制风潮，内外交困的清廷遂出资28.5万两白银收购后将其拆毁，中国人抵制洋货首战告捷。以后就是举世闻名的义和团事件，这个事件至今仍被《中国通史》之类官方大著讴歌不已，其实它只是当年黄巢血洗广州城的翻版。在一个自以为是关起门来大吹大擂的文化氛围里，这种吹嘘早就习以为常了。义和团对于外货的抵制是极其次要的，它打击的重点在于外来文化的侵扰，各种议论早已比比皆是，我们也就无须在此多说什么。唯独需要聊几句的是中日之间文化之差别，其间最大的差异在于：日本文化是善于自我否定的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坚持传统的文化。因此，中日两国的“同种同文”必然分道扬镳就无可避免。当初日本文化如饥似渴地吸纳中国文化，但那只是“养子”而非“嫡传”，当这个“养子”没什么出息，再领一个金发碧眼的“养子”回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反正他姓田边或者松下而不姓杰克逊或者查理了。中国人则不同，“各家羊各家拴，自己的孩子自己疼”，再没出息的孩子也姓赵钱孙李，断不可领别家的孩子来充数，那关系到血脉香火的延续，更别提领养一个金发碧眼的“谬种”了。如今中国人格外兴奋于反日，明说起来道理也相当简单：日本人侵略了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过巨大灾难。不过仔细寻思又有些不妥，中国的史书里侵略中国造成灾难的多了去了，例如苏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之外，还割掉中国四分之一土地，比日本更厉害，照样可以当“老大哥”的。又何故？潜意识里大抵离不开阿Q所骂：“儿子打老子！”几千年来日本都是中国的儿子，一下子就反了天，长得比老子还要高大威猛不但，竟然骑到老子头上拉屎撒尿还要拳脚交加，这老子的面子绝对是没地方搁了，何况还有“父父子子”之道在脖子上卡着，这口气一时半会儿是咽不下去的。

 

回眸看看整个历史进程，从外国人仰仗中国货到中国人“抵制某货”，这巨大的落差不过两百年不到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怪谁呢？当那个别有用心的英国人李约瑟整出来“四大发明”麻痹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果然兴奋不已；可四下里瞄一眼，光那个美国佬爱迪生一个人的发明就数不过来了，吹嘘什么“四大发明”是否很没面子？吹嘘“祖上曾经很阔”是极其没有出息的，“抵制某货”则是更没出息的哀嚎。忽然记起一件小事：某大网站邀请一位名人，一边操作着东芝笔记本一边振振有词地讲述“抵制日货”的道理。天那！如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我们还能“抵制”什么货呢？真要抵制，还是抵制一下陈腐的思维方式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