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告别2007年，还住在日月潭边的小旅馆里，电视上播放了一段关于大陆三处地方农民宣告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报道，叙说不甚详细，经上网搜索得知，乃是黑龙江省富锦市72个村的四万农民宣布他们平等拥有150万亩土地的所有权；陕西华阴、潼关、大荔三市县原三门峡库区回归移民宣布占有所得补偿之15万亩土地所有权；江苏宜兴市省庄村250户农民宣布誓死捍卫其宅基地、耕地、山林的所有权。这三件事都发生在2007年12月上中旬，也就是我赴台之前。这是一件大事，比起当年安徽小岗村那些签订生死状搞包产到户的农民来，这些地方堪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它几乎同时发生在山南海北，又显示出一种农民普遍的要求，只是先吃螃蟹了而已。

早已有论述说：邓公允许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种田，其意义不在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在于否定了农业集体化生产模式。根据财政部年鉴的数据，联产承包前的197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5655亿斤；1978年即达6095亿斤；及至1983年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的93％实现承包种田的情况下，粮食产量达7745.5亿斤；1984年更达8146亿斤，较1977年粮食产量增长44%。不仅粮食，农业总产值从1977年的1400亿元骤升至1984年的3790亿元，净增长2390亿元，增长170%。它雄辩地证明：集体化的农业生产模式是一种陈腐低效的模式，人民公社其实使中国农民沦为农奴。农奴主一声号令，三千万饿殍证实了这种体制的野蛮性。
 
实际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又是一种掩饰，恰如那些经院文人所总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取消了人民公社，又没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既发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是适应我国农业特点和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管理水平的一种较好的经济形式。”这表示，邓公所谓“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的说法是要打折扣的，充其量，它只是维持所有权改变经营权而已。农民的地位也仅仅从农奴转成佃农，并不是土地的主人。为了使他们放心，先是“十五年不变”，后又延续为“三十年不变”，然而土地寻租之利益则与农民无关，一旦市场发生土地升值，农民非但无权获益，所有“不变”的承诺也都灰飞烟灭，土地所有者与开发商合谋瓜分这块巨大的利益，打着“土地国有化”的旗号。前些时对于“小产权房”的取缔，显示了权力对于觊觎土地升值利益的农民的打击。而“集体所有”则为底层权力攫取剩余蛋糕准备条件，最终完成权力支配利益的格局。我们以楼市持续涨价为例，因为土地所有权掌控在政府手中，所有楼盘的开发都必须从政府手中取得开发用地。楼市价格飞涨说明市场对于房产的需求旺盛，若真心抑制楼市飞涨，惟一的做法就是增加土地供应量。遗憾的是，我们看见房开用地供应量一直在下降，这是房价急剧上升的根本。但放出来的土地越少，政府获益越高，尤其是在“招拍挂”的模式下，各地都有“天价成交”土地的“地王”惊现于新闻中。以我所在城市为例，刚刚爆出500余万/亩的天价，下一次拍卖就被1202万/亩打破，按照拍卖时规定的容积率计算，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均摊地价为4508元，已经超过本市楼盘均价接近一倍！不折不扣的“面粉贵过面包”。这就是杯水车薪效应，房价如何降得下去？稍微留心我们就不难发现，商品房用地价格的上涨幅度超过楼价涨幅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开发商建房卖房远不如倒卖土地，虽然政府不许土地过户转让，市场却有连土地带公司整体转让的对策。且中国诸多“巨富”竟然都是躺在“地价”这条船上骤然暴涨成名的，例如广东碧桂园的那位“首富”。妙就妙在，上市公司从股市圈钱买地，买得地就刺激股价“飚红”，又赚的大笔资金回头圈地。从前称作“革命生产两不误”，现在叫做“股市楼市两不误”。我们且不去深究地价飞涨注定会产生的“权钱交易”，因为那土地是权力的“独养儿子”。然而政府方面却不断地在资金供给方面做文章，2007年六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四次调高存贷款利率，货真价实的“王顾左右而言他”。据新华网消息，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副局长郭宝平12月28日透露：“明年将继续严控供地总量”。这对于那些房地产大鳄来说，无异于最利好的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富锦农民的宣言书，其第六段有：“我们相信，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因为争取到了土地经营权而使农村发生了伟大的变化一样，农民争取到的土地所有权将使农村发生更加伟大的变化。我们农民受够了被掠夺，被欺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命运。现在我们认为农民只有自己直接实践权利，农民才能拥有权利，农民的人权才会提高。”这段文字表明宣言书远胜当年小岗村农民那份“秘密协议”，也是30年改革开放的积淀萌生出来的突破。我们有理由静观当局是否具备当年邓公笑纳小岗村农民主张的魄力，看看这场改革开放究竟是继续前进还是走回头路。

三地农民此次所作，无疑令掌门人为难：像邓公当年认可小岗村一样认可他们，那么就坏了朝纲，依共和律，土地私有一旦成立，那什么主义根基就动摇了。倘若不予认可甚至予以取缔，无疑将严重损害“亲民”政府的形象，弄不好，还会惹出乱子。

2008年开门就迎来两个新闻：其一是辽宁锦州市西丰县委书记派警察赴北京捉拿法制报的记者；其二是湖北天门市城管队员群殴路见不平用手机拍照的水利工程公司总经理魏文华。这两则新闻引起轰动，其实类似的事件并非仅此二件。例如一年前《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兰成长被浑源县一黑煤矿殴打致死。但很快就有说法称兰成长没有符合规定的记者证，是为假记者。当地政府也很快出台《打击假刊假报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还有其他如重庆短信事件，等等，不一一列举。

县委书记派警察抓记者与城管打死路人看似相远，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维护权力的面子。不过他们做得有点过，适得其反伤害了权力的面子，受到追究也许难免。倘若没有过，书记只是抓了一个治下草民而不是皇城根下的记者；城管队员只是对路见不平者拳脚相加而未夺人命；文章恐怕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了。这类新闻向人们昭示了权力的狂傲与暴躁已经到了何种地步！我们又获知，西丰县委书记张某人身上所兼有的各种职务，简直如牛负重。改革已经30年了，怎么位高权重就改得如此离谱？我们至少知道，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各级人大主任不是第一书记兼任的，改革之后这个职务已经变成第一书记的法定兼职。查查历史记录我们得知，1959年1月23日召开的中央第四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批判了党委和监委之间“平行机关”的错误，强调监委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工作。如此，还监察什么呢？当公检法三家皆隶属于政法委领导时，你又如何指望哪一家可以制约另一家？总之，此类新闻是权力没有制约的必然，靠“一哥”自律以“施仁政”的做法是靠不住的。

纵观年关之际的几则新闻，可见一个总的脉络：“旧制”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而“旧制”的核心在于权力至上。戴逸在回答凤凰卫视采访时介绍说：毛主席说过，康熙为我们做出了示范。即使此言不够准确，毛那句“马克思加秦始皇”也足够了。号称要“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的马克思主义竟然可以衔接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专制主义，应该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的老祖宗摸索了两千多年，发明了“科举制”，有效地解决了权力至上的组织问题。顾准先生说：“统治阶级愈善于自被统治阶级中选拔人参加统治集团，它的统治愈是稳固。”唐太宗李世民似乎早就明白此理，有“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之说道，当他目睹科举考试盛况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当“科举制”为“一党专制”所发展，“读书做官”也就演变成“入党做官”，未能做官的党员类似于不能及第的秀才。有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就更妙了，所有“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乃至文化、教育、艺术、体育、国企等等，皆须由“组织上”察选精英，全部官僚化，组成权力大同盟，扎实地打造出权力至上的体制来。

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它所获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不过我们现在似乎应该细细品味“可持续发展”的深刻含义。历史像一面镜子，遵循旧制的中国人当初已经创造出天下第一强盛的经济实体，据说已经占世界GDP总量的32%，乃至于乾隆皇帝有资本傲视英帝国派来的马戛尔尼使团，可以狂傲地宣布：“天朝无所不有”。然而，那只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昏梦，不到五十年，“坚船利炮”就把这个梦搅得七零八落。然而，当世界走向“四大自由”的时候，我们又误读了历史，以为破碎的梦境得以重圆，重拾游离于世界之外的法宝。

严格地说，改革开放其实只是开放，改革是很少的，其本质，无非张之洞所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西方拥有资本、技术、管理，但缺乏劳动力以及更广阔的市场，而中国正相反，拥有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缺乏资本、技术与管理。开放恰如黏合剂，二者互补的结果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实西方也是获利的，也许更大的利益。薄熙来所谓“八亿件衬衣换一架飞机”，似乎已经道出些许奥秘。问题仅仅在于：“中国制造”可持续多久？至少我们尚未做到“康乾盛世”时的世界第一，难道就可以再次高呼“天朝无所不有”了么？

有趣的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几乎同时开始“思变”。蒋经国1978年5月上台，海峡对岸首先开始“改革开放”；同年12月，邓公在大陆通过“三中全会”亦开始“改革开放”。至1988年1月蒋经国辞世，台湾人均收入从154美元升至2344美元。海峡那边实施的是真正的改革，蒋经国于1986年3月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开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当年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解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1987年7月15日正式“解严”，接着开放了报禁、党禁。蒋经国对幕僚们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国民党内有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老蒋重臣、“国策顾问”沈昌焕跑来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回答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接着，蒋经国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十亿同胞、对全体华侨有个交待。随后指示立法院对“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进行修订，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团小组长邓公在海峡这边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小蒋那么潇洒，权力之梦贯穿于他的改革开放始终。于是，当官僚阶级在海峡那边消失殆尽之时，却在海峡这边空前壮大，并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有声有色的活剧来，年关之际的几则新闻便是其中花絮。究竟是还权于民顺应历史潮流还是权力至上更顺应？恐怕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