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如焉@sars.come》 作者:林子搜集


 

 如焉@sars.come 

  

    


                                            作者: 胡发云
                                              装帧: 平装 
                                              语言: 中文
                                    出版时间: 2006年10月 
                                出版社: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 
                                          
作者简介

胡发云,男,生于一个重大的历史交替时刻。少年爱诗,爱音乐,也爱玩,由于许多机遇,读了许多同龄人当年不太容易读到的东西。当过知青,工人,企业干部,后来成为一个职业作家。 20世纪80年代后以散文、随笔,中短篇小说为主。

散淡、怠情,任由性情,写得不多。希望把生活过得比小说更有意味一些。近年的主要作品是《处决》、《老海失踪》、《死于合唱》、《隐匿者》、《思想最后的飞跃》、《驼子要当红军》、《葛麻的1976—1978》、《媒鸟5》、《老同学白汉生之死》、《射日》等。

《如焉@sars·come》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写于一个非常时期。写完以后,一直放下了。如今能出来,我希望将它献给先我而去的妻子李虹。

 

内容简介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我们的心永远向前憧憬,尽管活在阴沉的现在,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本书讲述了寡居的中年女性茹嫣(网名如焉)在其同事、高干子女江晓力介绍下,与副市长梁晋生相识相爱;与此同时,茹嫣通过网络认识了民间思想者达摩,并由此走近原“青马”(青年马克思主义小组,成立于“文革”期间的一个思想团体)的一些成员和他们的精神导师卫立文。SARS爆发后,各方矛盾凸现,茹嫣描写SARS生活的文章给梁晋生的仕途带来威胁,同样爱着梁晋生的江晓力努力拆散茹嫣和梁晋生,并为梁晋生“变被动为主动”出谋划策。最后梁晋生与深爱着的茹嫣分手,选择了江晓力。  


书摘

儿子出国前,给茹嫣留下两样东西。一只小狗,和一台电脑。

小狗是儿子捡来的。

那天夜里,她给千里之外的儿子打电话。

儿子痞笑着说,妈,我有一个女朋友了。

儿子大四了,她一直希望听见儿子说这一句话。可一旦这话来了,她又酸酸的,惘然若失。她装着见怪不怪地问,好啊,妈就等着这一天呢。哪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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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媒体推荐

章诒和:六朝无文,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惟胡发云《如焉@sars.come》而已。

崔卫平:我持续在关心思想学术界的发展,也是关注中国命运,关心社会进步。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的人物达摩,尤其是卫老师,让我觉得,我们的传统仍然在艰难地延续着,借《如焉@sars.come》的出版,我期待一个传统的复兴。

丁东:中国文学界90年代以后,几乎“毛子化”了。在作家协会系统有头有脸的作家,值得我们尊敬的很少,回过头来看,2000年到2006年,中国哪一部小说能够成为历史上站得住脚的作品?我觉得,《如焉@sars.come》就是这一部。

傅国涌:我关心的是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把目光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如焉@sars.come》的出现也许就改写了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在前苏联,即使在斯大林严酷统治、格杀勿论的年代里,也有一些作家真诚地写出了见证那个时代的好作品。前苏联产生了《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产生了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半个多世纪过了,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拥有什么?在这样一种现实的文学大背景下,我们来读《如焉@sars.come》,才能真正意识到这部作品的意义,才会发自内心地为这部小说叫好。我真的非常希望,这是个转折点,是个转弯的地方……

徐友渔:优秀的作家往往比社会科学家更深刻地洞察社会的实质,反映历史的真相。他会捕捉在宏观层面被忽视的细节,以更多的同情心和理解力观察生活样态和人际关系,刻画永恒的人性遭遇特定境况时的变态与坚持,尤其通过人物的命运讲述时代的故事。

刘川鄂:如此全方位的涉及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在当代文坛本不多见。而其间表现出的有力度的思考,在新世纪文学中更是独树一帜。胡发云本是湖北文坛“思想型作家”的领军人物,这一作品使他成为当代中国站在思想前沿的先锋作家。《如焉@sars.come》在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下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官员的命运和性格的深入刻画方面,在对政治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并支配男女情感及其他社会生活的刻画方面,有如法国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

邓晓芒:我对胡发云的评价,一个是《死于合唱》,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高峰。《如焉@sars.come》这部作品也可以看作一个高峰,虽然我觉得也许并没有章怡和评价的那么高,但里面有思想,而且这个思想是胡发云作为一个独自的个体思想者,他有话要说、不得不说,所说出来的话。
我想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作家,只要他在思考,不用追求名声或者知名度,他也会成长起来的。一个作家在当代如果真的有思想的话,他不会被埋没的。

《江南》杂志主编袁敏:《如焉@sars.come》这篇小说在北京街头已经出现了打印本,卖到了40元一本,它尖锐、关注现实,之前被多家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盯上,能在《江南》上首发绝对是对刊物的一种提升!

《南都周刊》:《如焉@sars.come》像一封神秘的、能量巨大的电子邮件,撞击、打开越来越多人的心。

《武汉晚报》:《如焉@sars.come》是胡发云的第一部长篇,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创作完成,之前一直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在北京街头甚至还出现了40元一本的打印本;2006年,《如焉@sars.come》作为主打长篇正式发表在改版后的第一期《江南》杂志上,让这个原本销量不足2000册的杂志,销量猛增至11000册。据悉,小说的单行本将于今年全国书市前出版,有媒体称,《如焉@sars.com》可能是“2006年最火的长篇小说”。
小说的主人公茹焉是寡居多年的中年女性,她在同事的介绍下认识了本市的副市长,并与之恋爱。同时,茹焉又在网络上认识了以达摩为代表的几个知识分子。在SARS暴发之后,原本隐藏的各种矛盾也随之爆发,每个人在遭遇突发事件后,都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作者朴实沉稳的叙述中,透露出对历史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史的深刻洞察,同时也展现出作家对于现代生活迅速变化的敏感。

《都市快报》:如今这个时代,居然还有一部文学作品在用打印本的方式传播,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这部作品叫《如焉@sars.come》(现已经刊登在《江南》杂志2006年第一期上),而胡发云就是这部不可思议的小说的作者。胡发云的小说《如焉@sars.come》,被评论说是写了“网络中的人,政治中的人,情感中的人和思想中的人”。除了对网络的描写,胡发云小说中所描写的官场也让人觉得很特别。他所写的官员在会议上讲的话跟在生活中的完全不同,而且生活中会有很放纵自己随性的一面。另外,这些官员的无奈,胡发云也写得很充分。跟现有的官场文学有这么大的不同,胡发云说,是因为他觉得现有的官场文学太脸谱化,里面的人物一坏就坏到底,一好就好得上下都夸,这样的结果是让老百姓盲目崇拜清官或者加深老百姓对官员的仇恨。其实他觉得很多官员都有两面性,经常要讲两套话,他要让官员的形象更丰满,更生动一些。所以,就有了作品中一度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副市长梁晋生,“但他最后还是意识到了他的爱情不符合官场规则,无奈放弃”。

 

用诗性文字打捞高贵

――读胡发云的《如焉@sars.come》

作者:程亚林

《如焉@sars.come》第七节有这样几句话:“茹嫣是一个对文字特别敏感的人,就像登徒子对女色,熙熙攘攘的一片人海中,一下子就捕到最漂亮的那位。茹嫣这种能力,常常甚于那些吃了一辈子文学饭的大评论家大教授,有时看他们褒扬的作品,看几段便看不下去,心里说,这样的文字,怎么也说不上好呢。”

这是有得之言。真能谈文学的人,全凭对文字的敏感。如果对文字都不敏感了,根本不配谈文学。但奇怪的是,对文字敏感的人不少,能写出好文字的人不多,能坚持以文字为标准去评论文学作品的人更少。这就出现了人们喜爱也渴望好文字,但拙劣文字充斥,大评论家大教授经常为其他目的褒扬狗屁作品的现象,也不排除存在着对文字越不敏感越能当大评论家大教授的情况。这涉及文学教育、为文心态、非文学目的干预文学的问题,也涉及作家天赋、修养等问题,值得研究。但研究到最后,结论恐怕依然如《如焉@sars.come》第三十二节所说:“文字感觉,几乎不可学,只可悟。”

我不敢说自己对文字特别敏感,但依凭直觉,也有取舍:文字好的,一口气读下去,不好的,读几行就丢开,全凭“望气”决定。《如焉@sars.come》是我在电脑上一口气读完的,认为它文字很好。它的自觉追求大致可以参照第十四节那些话来总结,“文字很节俭,很收敛,但是很有张力,非常干净,里面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超然”,“平缓的叙说后面有很深的思想和很浓的情感”,思想“常潜藏于诗性之中,让你感觉不到它的坚硬”,所以,读起来毫不吃力,又感到内涵丰富,诗意馥郁,觉得第三十四节所谓“精致的国语”又不管不顾地悄然登上了文坛。比如,第四十三节写道:“有时候,两人的手指如天鹅交颈轻轻缠绕,有时候十指交叉热烈地紧握,有时候茹嫣只将自己的一个指头给他,让他那只大手轻巧地捏着……两人一边说着话,两只手却在那一方小天地里悄然演着自己动人的戏。”就很耐读。

当然,这又牵涉到思想,眼光。我们不能拿“思想家”的标准来要求作者,一来他不以“思想家”为职志,二来中国思想界目前讨论的问题能否造就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思想家还是问题。但作者爱思想,能思想,有思想,却不容置疑。比如,第二十五节说:“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的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为什么有些人宁愿让港台三流歌星的商业演出占领舞台,也不让那些真正能够表达个人或大众痛苦与希望的歌发出声音。”就很有思想。套用王朔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这些人怎么就这么无知无畏,敢把代用品说成真品,三流说成超一流,而且说得煞有介事,义正词严,一点儿也不脸红,不愧疚啊!更奇怪的是,越无知无畏,越哗哗来钱,文运亨通。另外,思考几十年宣传教育有无效力,犬儒主义与理想主义有无必然联系,普世价值与现世功利是否矛盾,我们能否免于恐怖等问题,揭示海外游子与本土草民的思想差异,苏联歌曲和中国文革样板戏在中外人士心理上产生不同反应等现象,都或有深度,或独具只眼。

再说眼光。《如焉@sars.come》叙述的是新老网民、居民小区、萨斯突袭以及一群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这些大家都熟悉的生活,但打量它的眼光却无时不透露出对“高贵”特别是“高贵精神”的赞叹和向往。“精致”“典雅”“矜持”“娴静”“儒雅”“华贵”“随意俭朴中,透着一种自信和大气”“什么事情都要做出美感来才有意思”等等,是文本中耀眼的词句。“漂亮是无声无息长出来的”,“娴静平和中,其实隐含着她自己或许都没有察觉的高傲与自尊”,“草根身份,贵族情怀”,“时间酿出的诗性和苦难炼制的神性”,是它激赏的人格美。它们为文本营造了基本氛围和格调,常常让人于不经意中感到有一股承载着灵心慧性的溪流在这里那里蜿蜒曲折地流淌,闪闪发光。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眼光很陈腐,但我觉得它令人耳目一新。在我的印象中,我国近年大量文学作品,已堕入了用尽心机出风头的陷阱。有的虚构“痞子雷锋”,胁肩谄笑;有的大摆地摊,向洋人兜售假国粹;有的为“我大汉”“我大唐”“我大清”涂脂抹粉,与太监比奴性;有的故作“先锋”“前卫”状,以艰深文浅陋;有的用“下半身”写作,贩卖无耻,所有下三滥的伎俩都使出来了。在这种环境里,《如焉@sars.come》的眼光可谓一枝独秀,别开生面,而且十分诚实。也许,有人认为它“似曾相识”。不过,这不是贬语。如果“似曾相识”让人想起的是一种优秀文学传统,更证明这种眼光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之中。契可夫永远那么优雅,但他充满淡淡哀伤的目光使人觉得他是“一切虚伪永不妥协的敌人”(列宾语)。米兰?昆德拉在《不朽》里也曾赞叹嚣嚣俗尘中偶尔闪现的一个优雅的手势,一条优美的曲线,一个诗意瞬间。他塑造的女主人公阿涅丝更给人留下难忘印象:她宁愿手举一茎勿忘草,眼睛紧盯着那一朵蓝色小花,旁若无人地在噪声鼎沸的人群中独来独往,仅仅为了求得纯属个人的孤独和清静,仅仅为了向那“再走一步,一切都可能变得疯狂”的世界提出异乎寻常的抗议!这些,不都与《如焉@sars.come》“心有灵犀一点通”吗?也许,正因为“灵犀相通”,文学才在俗世里守护着它的高贵,人性才“零落成尘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遗憾的是,能坚持全身心地守护“高贵心香”的人太少。

总之,在不少人用拙劣文字制造文化垃圾的时候,《如焉@sars.come》用诗性文字打捞高贵,值得祝贺!

                                                               2006年4月于珞珈山

 

文学要有底线关怀

——在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下读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

作者:傅国涌

我是文学圈外人,用“门外汉”三个字可能最恰当,我只是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谈几点非专业的粗浅看法。我对当代文学整体评价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最近这20年来,我能看得上的小说也就几部,短篇小说集《夹边沟记事》是一本、长篇《如焉》是一本,这是就作品而言,如果说小说家,还有尤凤伟、阎连科、史铁生、王力雄、李锐、郑义等在整体上也值得关注。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逐渐边缘化,基本被淘汰。散文的情况本来差不多,但最近三年,三本书的先后出版为当代汉语散文洗刷了耻辱,《往事并不如烟》《寻找家园》、《半生为人》,这三本散文集都足以进入文学史。如果要说为当代小说洗刷耻辱,我想那就只有从《如焉》、从《夹边沟记事》开始,“夹边沟”的视角更小一些,《如焉》穿透了半个世纪的时空,更宏大一些,驾驭这么大的题材确实也相当难度。但读来下却有举重若轻的感觉。我个人私下里有个希望这是胡发云先生的开始,也是当代小说的新起点,即便是技巧上、艺术上有这样、那些的不足,都不是我作为读者现在所要关心的,我关心的是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把目光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如焉》的出现也许就改写了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

小说写什么?怎么写?这都是小说家自己的事,没有错,小说家要表达内心的真实,没有错,但如果一个小说家笔下的世界和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毫无关联,仅仅是一种美仑美奂的文字游戏,好玩的故事,酒足饭饱后的娱乐,一种与单纯的电子游戏一般的娱乐,那真的还不如看蚂蚁打架。当代那些盛名显赫的作家,往往是玩弄文字游戏的高手,贾平凹、莫言、毕飞宇、王安忆等全是如此,余华、苏童等是故事高手……除了文字和故事,一片虚无,不好听的说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功成名就,以小说为获得现世利益最大化的媒介,除此之外,他们的小说与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多大关系。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经历了多个不同阶段,简单地说就是三大阶段,一个是文学为政治服务,产生的小说如《李自成》、《金光大道》等;一个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是一个好的过渡时期,只是昙花一现。但就小说来说,成绩比不上纪实的报告文学,小说领域没有产生什么震撼人心大作品,也没有足以令我们怀抱敬意的作家;一个是文学为市场服务,走取悦、献媚市场的路子,回避现实,免得碰钉子,同样缺乏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与依附政治一样,依附市场的文学也没有尊严可言。

小说和所有文学形式,其内核都是语言,看看曹雪芹、鲁迅、沈从文……凡是第一流的作家,他的语言一定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个性,带着独有的魅力,这一点茅盾、巴金就不够。这是天赋、人生经历、读书等多方面的结果,常常是强求不来的。而我们今天一些连语言都拙劣不堪的人居然被世俗市场或官方文坛捧上了天。我第一次读到余华的《兄弟》是不久前,偶尔买了一本《收获》,一读之下,惊讶地发现基本语言都不过关,粗糙、生硬,而且并无什么个人风格。语言不行,这对一个小说家是最大的致命伤。过不了语言关,剩下的就只有胡编乱造的故事,编造吸引眼球的荒诞不真实的东西,如此一来,就把小说降低到了广告的水准。说穿了,充其量只有一点对生活的印象,骗骗少男少女,从而获得“四子登科”:流水般的银子、文坛上的位子、西湖边官家给的房子、当然还有花花绿绿的日子。

至于现在市场很大的“80后”少年写作还没起步就被商业性捧杀了,所谓“80后”、“90后”都些是可怕的商业概念,其实没有人生哪里来的文学?如果鲁迅在三味书屋就去写小说、发表作品,我们能想象是什么样子吗?我想是不能想象的。责任难道仅仅是环境吗?活着的个体生命是干什么的?活着的敲键盘的个体生命难道注定是毫无作为的吗?答案是否定的,看看上面提到的三本散文集就知道了,即使举世风花雪月,也有人执着地寻找真正的精神家园。《如焉》一样证明当代小说家也可以直面没有装修过的现实,正视真实本色的人生,而不是躲在用纸币堆积起来的毫宅里娱乐、过日子。是的,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过日子,人生本来也需要一点娱乐,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这个只允许娱乐民族早已娱乐过度,其次是娱乐之外能还做点什么吗?作为小说家,难道只能去选择那些娱乐自己、娱乐别人的题目吗?只能玩玩文字上的才气过日子吗?假如这样,小说的存在连金庸当初在香港写武侠小说的那种意义都比不上了。小说为了市场的需要而存在,我想起20世纪早期历史上的鸳鸯蝴蝶派,以张恨水为例,他的小说够市场、够市民化、够畅销,但骨子里还是有人性、有善恶,有褒贬,有净化世道人心的功能。今天的大多数小说连这样最简单的功能也没有了。我不懂文学,可是读了许多文学史上公认的第一流作品,它们都是有这些功能的,不是玩玩的,不是纯粹的娱乐。还有张恨水的汉语,他对民族语言的驾驭能力都是一流的,有时候只要看一个人的文字,就能体察他的人间情怀、胸中块垒。今天的作家要么文字不过关,要么过度显示自己这方面的才气,不自然,矫揉造作,过头了。在前苏联,即使在斯大林严酷统治、格杀勿论的年代里,也有一些作家真诚地写出了见证那个时代的好作品。前苏联产生了《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产生了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半个多世纪过了,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拥有什么?

在这样一种现实的文学大背景下,我们来读《如焉》,才能真正意识到这部作品的意义,才会发自内心地为这部小说叫好。我真的非常希望,这是个转折点,是个转弯的地方,从此会有其他一些小说家也走上这样的路。我与《如焉》的作者胡发云先生年龄、处境、职业、社会身份、人生阅历等等,可以说都是迥然不同,为什么他的小说打动了我、引起了我内心强烈的共鸣,有些段落甚至催我泪下?就是因为他关注了我们共同面对的当下现实,关注人的命运、人与他栖身的大环境即这个时代的冲突,苦难与悲剧、欢欣与追求、梦想与挣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作者的技巧、天赋、文字能力是否达到了最高层次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就是文学还是要有底线的关怀,即对现存社会、对人性、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关切与批判。4月18日杭州的《钱江晚报》报道,广东有一个做化妆品生意的商人借到第一期《江南》,当晚就一口气把二十万字的《如焉》看完了,非常赞赏,说是好多年没看到这样的小说。随后,立马买了500本《江南》送给员工。我相信,正是《如焉》这部作品在底线上打动了读者。

回过头来再说《如焉》,这部作品之所以造成万人争读的局面,我知道杭州有很多中学生都买了杂志,他们中很多人本来只知道韩寒、郭敬明,以为郭敬明比鲁迅、沈从文都要了不起,现在他们读了《如焉》,知道世上还可以有这样的小说、这样的文学,和我们的人生、现实是有关系的,不是一天到晚玩弄文字游戏。《如焉》证明文学是有冲击力、有影响力的,只是以文学为业的人往往自我放弃了而已。《如焉》的不足自然会有很多研究文学的专家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批评,我作为读者只想指出一点,根据我本人在中国底层生活的全部经验,小说中达摩这个人物有点拔高的嫌疑,太理想化了,不够真实,影响了小说的整体效果。还有如焉这个人物也有些理想化了,生活中很难有,其实还可以写得“矮小”一点,我指的是精神上,他与“青马”、卫老师通过网上认识、交往,如果更多地凸现其生活的一面,而不是思想的一面,可能会更丰满。我的一管之见,可能不对。

我最后一句话,作为读者,我要为这个小说大声叫好,为这个起点叫好。我不管批评家们挑出多少的毛病来,我读者喜欢就是了,就够了。

 

<如焉@sars.come>:06年最火的小说 
    
《南都周刊》访问者:黄兆晖 2006-03-10 21:00:37

受访者:胡发云

这篇小说,未发表之前已出现打印本,售价40元。

这篇小说,让一本销量只有两千册的杂志突破万册大关。

这篇小说,就是《如焉@sars.come》

它的作者,叫胡发云,出生于1949年。

近日,一部题目叫《如焉@sars.come》的小说悄悄升温,作者是1949年出生的武汉作家胡发云。这部小说正式发表之前,已经在北京出现打印本,售价40元。年初,《如焉@sars.come》作为主打长篇发表于改版后2006年第一期《江南》杂志。令该杂志当期销量达到11000册,而原先《江南》的每期销量不到两千册;在杭州的报亭投放了1200册三天就销售一空。业内人士分析,《江南》热销,《如焉@sars.come》当居首功。这部小说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流传,并引起不同阶层如此大的关注?或许我们从《江南》杂志新主编袁敏的话中可以找到答案:“关注社会,关注热点,关注普通人的身边事才能让文学真正进入生活”。

《如焉@sars.come》讲述了寡居的中年女性茹嫣(网名如焉)在其同事、高干子女江晓力介绍下,与副市长梁晋生相识相爱;与此同时,茹嫣通过网络认识了民间思想者达摩,并由此走近原“青马”(青年马克思主义小组,成立于“文革”期间的一个思想团体)的一些成员和他们的精神导师卫立文。SARS爆发后,各方矛盾凸现,茹嫣描写SARS生活的文章给梁晋生的仕途带来威胁,同样爱着梁晋生的江晓力努力拆散茹嫣和梁晋生,并为梁晋生“变被动为主动”出谋划策。最后梁晋生与深爱着的茹嫣分手,选择了江晓力。

《如焉@sars.come》像一封神秘的、能量巨大的电子邮件,撞击、打开越来越多人的心。据袁敏介绍,《如焉@sars.come》的单行本将由文汇出版社于今年全国书市前出版。记者近日对作者胡发云进行了独家专访。

我希望自己保留一点草根的情怀和草根的生活状态

记者:《如焉@sars.come》整部小说的视角相当草根,而且直面当下的生活,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专业作家,你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胡发云:有一句俗话,有所得必有所失。为了我认为更有意义的生活样式,为了我持守的某些价值尺度,我拒绝或放弃了一些东西,比如分派给我的作协头衔,一些我自认为没有意义的官方活动,一些遵命的文学写作……我已经十多年没怎么参加作协的会议或笔会了,也不在任何地方以分派给我的头衔示人。当然,由此也就会失去一些东西,包括分房、职称、标兵劳模一类。我努力让自己凭自己的劳动来收获。我也像达摩一样,做很多日常工作,修理电器、整治家具、清扫房间和许多其他家务,与妻子一起收养流浪遗弃猫狗,我希望自己保留一点草根的情怀和草根的生活状态,保持一些距离,保持一点独立性。

记者:你的写作关注哪些内容?

胡发云:关注真实,关注那些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深印记的东西。我想我努力想做到的,就是让写作与心灵同一。

记者:你平时很喜欢上网,在网络上交流?

胡发云:应该说,网络改变了人们已经习惯的交往、表达和日常人际关系的模式,某种意义上,它比我们的现实空间更具有真实性。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对于长期以来不善于表达的中国人,网络的出现,给他们的自我表达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新的方式。

记者:你在网络发言时喜欢用真名?

胡发云:我是一个写作者。我平时就是以我的真名写作各类作品的。在网络上,我希望延续在传统媒体上表达的风格和样式。另外,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我想给自己一个限定,你在日常生活中,在传统媒体上受到的批评、攻击、质疑、赞美,你在网络上也要承受这一切。让日常生活和网络生活的同一化,呈现出更加真实的统一的状态。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但我并不要求每一个人都用真名上网——因为这恰恰是很多人真实地表达的前提。

切近地写了当下的生活,就一定会粗糙浅露吗?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这部小说?整个故事的高潮正是在SARS肆虐时。

胡发云: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几乎是SARS刚刚过去。从2003年12月份写到第二年的3月,写了3个月。自那之后,因为我妻子重病,就没有再动过它。可以说,《江南》现在发出的稿子就是当时的初稿。当时我就在想,这样一个和普通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事件,它衍生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一些很明白的人,在这个事件中都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为什么一个原本很简单的疫情,最后弄成一个复杂的事件?我想这就可能需要我们去记录它,表述它的意义。而对于我来说,它几乎就是我的日常生活。

记者:另外一些作家可能觉得它与现实的距离过于接近。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胡发云:一个作品和它写作的事实背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空距离?我还没有想清楚。你现在回过头去写秦始皇,写刘邦项羽,也不一定都是佳作。切近地写了当下的生活,就一定会粗糙浅露吗?这个还得看写作的对象和内容,看你如何写,你感觉到了什么东西,把握了什么东西,你表达了什么东西。我想最后还是要通过作品自身来说话。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作家不敢或不愿接触到当下社会的生活。他们会以“需要沉淀”、“需要时间”、“需要思考”等种种的说法来为自己的怯懦与逃避找理由。很多年以来我们把日常生活政治化,不管是前车之鉴也好,身边人的教训也好,内心的恐惧也好,使得很多作家产生了一种写当下生活的恐惧感。这样他就放掉了自己本来可以写作得更好的东西。反正当今的作家有很多路可以走,就像主人公卫老师说的,当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热情烧完了以后,市侩主义、犬儒主义就是最好的替代品。
  
茹嫣的身上其实有我妻子的影子

记者:主人公茹嫣是一个相当奇特的角色,她的审美情怀相当“古典”,作为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女性,在SARS期间,茹嫣却写出一些关系公共话题的文章。

胡发云:首先我觉得你的这个判断是对的,茹嫣是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不懂政治的人。她所做的对她来说都不是政治,只是她的日常生活,她的真实感受。对于茹嫣来说,她并不知道政治是什么东西,只知道一个大学生在南方被打死了,她只知道一个小狗被残忍地撕裂了,只知道眼下看到的一些事物让她心疼——这些是她的日常生活,一个善良的、单纯的、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女性的最日常的生活。

记者:如果是这样,茹嫣身上似乎也有相当浓郁的理想主义的气息。

胡发云:前面说了,茹嫣是一个不太懂理论也不太懂政治的人。她是一个感性的女人,单纯、真诚,善良也很坚定。她的判断常常直接来自于她的内心,那些普世的基本价值。这让我想起了俄国12月革命党人的妻子,她们中的很多人对丈夫的革命事业并不很了解,但一旦她们的丈夫被沙皇处以重刑、流放西伯利亚的时候,她们就会义无反顾地,迎着风雪,踏着泥泞,跟自己的男人一起走上漫长的不归路。因为她们坚信自己的丈夫是正直的、高贵的,追求真理的人。女性往往是以她们的直觉,也就是基本的人性的价值来对一些事情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往往比条分缕析的理论判断、政治判断更真实,更直抵事物的本质。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茹嫣的身上其实有我妻子李虹的影子。她父亲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高级干部,还有一个庞大的家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对我的一些想法并不全然理解甚至还有很大距离。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因言获罪,被我当年工作的一家部队工厂打成“现行反革命”并单独监禁的时候,她便公开宣布了她对我的感情,并搬到我家去居住。我平反回家的第二天,她便向单位提出了结婚申请。人性的力量,有时是可以穿透意识形态迷障的。

记者:梁晋生可以说是个矛盾重重的人,尤其可以从他在SARS期间的表现看出来。

胡发云:梁晋生这样的官员跟他们的父辈官员相比,他显得变通,活跃、多元。他具有两面性,应该说他私生活当中的一面更加真实一些,进入官场以后,他是遵守官场的游戏规则的,这带有某种强制性。

知识分子的两面性一直都有,当今表现得尤其淋漓尽致

记者:小说中的人物卫立文卫老师是一位老革命,也是一位老知识分子,他在建国初期少年得志,而后在胡风案中落马,由此开始了漫长的反思,他的思想来源是什么?

胡发云:卫老师早年的思想来源于三个方向:一个是五四新文化,一个是传统文化,一个是当时盛行于全球的左翼思潮。

记者:如果没有这种遭遇,卫老师是否能够得出后来的思想?

胡发云:在以革命为名的厄运面前,卫老师与许多革命知识分子一样,第一步是追问是不是自己真的错了,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很多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被革命的气势、崇高的道德感所臣服,充满了一种自我批判的精神,充满了一种非常狂热的信仰,还充满了一种因为背叛自己所属的阶级、阶层生活而具有的豪情,这个让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工夫去真正思考一些更深处的问题。如果没有涉入胡风事件,如果仕途上一帆风顺,如果历次运动中他是处于一个把握别人命运的角色,那么卫老师即使到了老年,也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思考者。在这一点上,卫老师感谢命运给予他的磨难。

记者:努力正视历史以及坚持独立思考的卫老师却成了一些人眼里的异类。

胡发云:他之所以是异类,是因为他没有简单地、违心地、自利地迎合环境。很多老人宁愿把一些真话闷在心里或者是在几个密友之间私下交谈,但不会像卫老师那样表达出来,公之于众,形成一种语言的力量。卫老师做到了,虽然他知道自己说话的后果。我觉得这是老一辈革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的一种责任感,宁愿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延续自己年轻时候追求真理的豪情和勇气。

记者:“青马”(青年马克思小组)是与卫老师有着精神传承的。与“青马”的另外一个成员达摩相比,毛子成为一个“功成名就”的思想学者和文化官员,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某种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在一定程度上,他似乎背叛了卫老师的教导和“青马”。

胡发云:知识分子的两面性一直都有,当今表现得尤其淋漓尽致。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到打压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受难者的道德崇高感。而今天的某些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到某种限制,更多的则是受到了利益的诱惑。在一次一次地从利益集团分得一杯残羹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本身的贞洁感,或者说道德感,也在一次一次地被剥夺。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找出很多理由,为自己的这种犬儒主义做辩护。毛子显然是其中的一员。

记者:在危险的关口,毛子的翻身之作是替领导写了一篇文章。而后为了挣“装修费”,他又出了一本自己都羞于启齿的书。

胡发云:他说为了装修费,只是一种调侃托词。第一次诱惑没有拒绝的时候,你已经开始遵从某种游戏规则了,第二次第三次你就没有办法再拒绝了。不断失贞的后果,就是失去写出道德文章的底气。失贞以后的畏怯感、自卑感对他们来说,是比纯然的打压更厉害的消解。

很多民间知识分子在达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记者:身处底层的思想者达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也是小说里一个主要的主人公,他好像继承了卫老师许多的思想品性。

胡发云:应该说这类知识分子数量还是庞大的。在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他们,他们被淹没在最平凡的生活底层。一般体制内的精英知识分子,几乎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一旦有了网络,这批人就通过这么一个平台浮现出来了。我知道有很多这样的高人,他们像达摩一样,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学术训练,也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力、对于各种文化吸纳的能力,他们内在的需要,他们求知和表达的动力,我觉得远远超过了很多体制内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更多的功利的诱惑,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他们愿意做的,源于内心的善良、愤怒和真诚的思考。如果重视这一批人,给予他们更加公正的、更加宽松的表达平台,他们对我们思想文化界的贡献将非常大。

记者: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达摩似乎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

胡发云:我确实对达摩这种草根知识分子充满了敬意,甚至有一种偏爱,也希望从达摩身上得到一些启示和力量。我希望自己身上保留一种草根的状态。

达摩的理想主义我想已经不是早年的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更加理性的理想主义。他为一个自己信奉的思想理念在努力。他的生存能力保障了基本的温饱生活,同时与现实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保持着一种血肉相联的亲密关系;而在精神生活领域,他过着“具有贵族情怀”的日子。这种“精神贵族”的自我感觉,达摩一点不比院校里的精英知识分子差。许多精英知识分子知道自己犬儒的软肋,倒是多了一些草根的痞气。达摩的贵族情怀,我觉得是有底气的,所以卫老师给他的评价——“草根身份,贵族情怀”,是非常准确的。

我知道几个网络上的高手,与院校里的许多学者相比,他们的文章见识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之中有些是商人,在商言商的时候,他们同样斤斤计较、精明强干;还有一些当老师的,也为了保证升学率而上课,也为了增加收入给学生补课,尽管他内心深处很清楚,也是抵触的。但是他们会反观自己,批判自己。当他们成为写作者、思考者的时候,就会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达摩这个人物出来以后,很多民间知识分子就认为在他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得到了某种鼓舞,或者照见了自己身上存在的某些缺憾。

我希望精英知识分子和草根知识分子能够对话、融合

记者:你认为目前精英知识分子与达摩这样的草根知识分子处于一种怎么样的关系。

胡发云:前段时间,作家白桦看了这个小说,给我来了电子邮件。他说:“我原以为没有这样一个中国,看来的确还有一个这样的中国,还有一个达摩。毛子却是大量的,知识界大量的人都是毛子。虽然我怀疑在中国有没有一个茹嫣,但我希望有。很多中国的普通人也许就是茹嫣,不知不觉地走出自己的局限,从狭隘的利益走向终极的思考。”

我想应该有一个窗口,让达摩们伸出头来让大家看一看,有这么一批人,是社会优秀的人,会给社会带来很多好处,做出很多贡献。我想这是我写达摩的一个动机。

我希望精英知识分子和草根知识分子能够对话、融合,互相吸纳,形成一种更加和谐的建设性关系。而不要某种时候,两拨知识分子因为意气和门阀之见,再一次重演历史的悲剧。

(编辑:蓝海 实习生:陈株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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