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 作者:乔海燕


 

  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   
  
    今年,是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的祭日。之所以说四十年,是从一九六八年算起。又因为我是九月二十二号下去的,所以拿这一天算祭日。
  为什么说上山下乡是个运动?因为这是一项带有明显政治目的活动,对施者和受者而言,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有一条很明显的思想轨迹,而不是象有些文章所说,是政策性的权宜之计,是为解决城市就业、经济危机等问题。换句话说,一九六八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的重要内容。它决非*的即兴之作,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联想到文革前*与王海容关于教育的谈话,联想到在这之后的“五七指示”,就更能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他的思想中所占的分量。
  一九六八年,经历了三年文化大革命的城市初中、高中学生,被分配到农村“广阔天地”,或插队落户,或新建农场,或屯边垦荒。在我上中学的郑州市,第一批分配的初中毕业生,六六、六七两届,按照“三分之一下乡、三分之一进工厂、三分之一升学”的分配原则,还有不少同学喜气洋洋成了工人阶级,拿工资去了。等到那年年底,*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留在学校为分配吵得一塌糊涂的六八届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就一锅端,一个不剩的统统踹到农村去了。
  这就是所谓的“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届毕业生,加上高中,一共六届。全国大概有三百万人。
  谁能说清楚,*的这个政策,究竟是毁掉了一代青年?还是为中国储备了一批人才?
  作家王兆军在《是谁杀死了林彪》一书中,写到知青时说,中国的历史,在一次歪打正着的错误中,造就了一片树林。
  是这样吗?还是歪打歪着,造成一片荒芜?
  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为了解决经济危机,解决城市就业困难而提出来的。当农村无法为城市居民提供足够的口粮时,当城市无法为青年提供就业机会时,政府就动员、组织一批城市居民和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安家,或者到边疆垦荒,无论说教的多好听,其实就是种地打粮食,让那些留在城里的人吃。这是一个解决经济困难的政策。*著名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语录,就是五十年代末提出来的。但是,我之所以说一九六八年是知青上山下乡的纪念日,是指这个年代所产生的“知青”有其特殊含义。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含义。
  “老三届”知青是作为红卫兵的延续而产生的,这是一个常识。这些知青与红卫兵之间有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他们不是在城市的待业青年。他们下乡,并不是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没有出路,或者没有饭吃,家里养活不起,而是有其他原因,政治原因。
  “老三届”,初中学生多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高中生大部分也都在一九四七年以后出生。这批学生,可以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学到中学、高中,这是一批基本上按照*自己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在自己建立起来的的教育体系中,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培养出来的青年。
  这三届学生之后,也就是从一九六八年以后,*再也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要求培养青年了。
  在文革初期,是这批学生首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得宠于*和中央文革,得势于年少气盛和“造反有理”的马克思主义道理,杀向社会,杀向机关、学校、居民区、农村,所到之处,天翻地覆,风声鹤唳,闻着莫不股战、色变。
  红卫兵,是*亲自培养,亲自指挥的一支造反大军,是一支实现他的战略目标的突击队。
  到了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已经从狂飙突进发展到路线斗争(权力斗争),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参与权力斗争的工人、干部、大学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并且进入舞台中心,红卫兵的作用被逐渐淡化。
  但是,因为红卫兵是从文革初期就参与其中的,到这个时候,已经深深陷进文革的泥潭不能自拔。一些思想的先行者渐渐清醒,开始思索文革的实质,思索社会的意义,思索中国的未来;另有一些人则怒火万丈,用“痞子”的办法发泄心中的怨气。
  我在“八一八祭”的博文里曾经说过,红卫兵不是一支被培养来夺权的队伍,他们自己也没有权力意识,这支队伍在组织结构、思想路线、政策策略上,都没有做好进入国家权力机构的准备。他们虽然有改变现状的勇气和冲动,有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决心,也能看到当时的官僚体制的种种弊端,但是,就是没有权力意识,没有夺权、掌权的意识,更没有掌权的准备。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当一个阶段结束,开始另一个新阶段时,他们的失势就是必然的。
  不用这些人了,就要给他们找出路。*大概就想到了“到农村去”的办法。其实,对于任何青年,包括他自己的孩子,*都希望他们能有机会到基层去,尤其到农村去,接受锻炼,改造自己。这是他一贯的思想。
  或许,*对处理这批红卫兵确实有他自己的考虑。但是,事情到了下面,到了执行层面,到了接受这个现实的“老三届”身上,就完全不一样了。
  得宠——鼎盛——失势——抛弃,这就是一九六八年红卫兵的结局。用的时候,全国都说好,从最高统帅到“五类分子”,人人赞赏有加,所有的人唯恐拿不出更多的赞誉之词,报纸、广播、电视说的天花乱坠,地涌金莲,江青们的形喜于色,使这批十几岁的孩子忘乎所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要把胜利的红旗,插上白宫之顶!”一旦被抛弃,原来赞赏者又众口一词的谴责,似乎那时候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红卫兵造成的,就该把这些无法无天的暴徒抛弃。
  抛到哪里?农村。自一九四九年以后,把受到惩罚的知识分子发配到农村去“劳动”(劳改),是*的一个主要做法。
  我下乡那天,当火车缓缓开动时。突然,几乎所有车厢都传出《三套车》的歌声。“你看这匹可怜的老马,它随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财主要将它卖了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悲怆的歌声低沉、愤怒,又惊心动魄。我们知道自己被人家用完了,抛弃了,却又无以言表,只能用歌声来表达心绪。
  这就是一九六八年知青下乡的背景。并不是象有些人所说,是为了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其实,当时的“老三届”,完全不存在就业问题,继续上学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国家也不是真拿不出这三百万人的商品口粮,大部分人的家庭也不是养活不了这些孩子。但是,政治需要,就要抛弃。用时甜言蜜语,弃时如同敝徙。这就是政治,就是当时的现实。
  当“老三届”们在一夜之间完成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转变,从繁华的城市被送到偏远的农村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才逐渐发现,真正叫他们触目惊心的,首先不是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无所适从,而是农村极度的贫穷、落后,是那些淳朴、善良的贫下中农依然过着穷困的生活,在苍白、无望的日子里打法着苍白的时光。这些知青们第一次发现,他们在学校的课本中学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贫下中农当家作主”、“麦浪滚滚闪金光”的描述,统统都是假的!
  我下乡所在的生产队,秋季分配,全队二百五十六口人,分配的现金总共不到一千五百块钱,平均每人不到六块,支撑的时间从当年九月到来年五月,九个月;夏季分配,现金只有不到八百块,平均每人三块钱多一点,时间是六月到九月,三个月。队里最强壮的单身男劳力,每年现金分配也到不了一百块钱!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扣除口粮钱,基本没有现金分配。
  口粮,夏季分配(小麦),三个月口粮最高不超过九十斤;秋季,加上一半红薯(五斤顶一斤原粮),每人最多不超过三百斤(主要是玉米和高粱)。这些,还都是原粮。
  除此之外,还有文化生活的贫瘠。
  这对于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无法忍受的生活。然而,这就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现实。
  当谎言被揭穿,当真实赤裸裸的呈现在你面前时,最能教育人。现实非常残酷,它把几百万天真、单纯的心灵放在太阳下暴晒,放在贫穷中锤炼,放在愚昧中煎熬……它逼着我们思考,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不是当红卫兵才受骗,我们一直在受骗!
  我以为,这就是一九六八年“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这就是“歪打正着”的意义。大概,连*都没有想到,他把“老三届”送到的不是农村,而是送进了炼狱。他希望他们完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体力锻炼,而他们却开始了突破思想牢笼的探索;他希望他们认识到“脚上有牛屎的农民最光荣”,他们看到的却是愚昧和落后;他希望他们看到真实,他们却用这真实戳穿了谎言。当几百万曾经高喊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知青,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分化、裂变,开始新生时,那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景啊!只不过这样的过程,不是发生在学校的课堂上,也不是发生在所谓“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而是发生在风雪弥漫的漫漫长夜,发生在风雨凄迷的泥泞路途,经历九十九座刀山的切割,九十九
次冰河的浸泡,完全靠着自己内心的煎熬、挣扎、思索,才得以完成。
  虽然大多数知青都看到了农村的现实,也都感受到这个现实的意义(我记得,我们大队的知青从农村回城探亲时,看到城市普遍使用的票证,再与农村的贫穷相比较,才真正理解国家经济的现状),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把现实作为自己前进(其实,用“挣扎”这个词倒比较确切)的动力。认识的变化,并不一定能使他们的思维方式出现变化。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为了别人的理想,为了别人的主义,为了别人的幸福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思维方式的因循和突破,造成知青队伍的分化。尤其在知青回城以后,一些“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的人,努力寻找个人道路上的起点、路途和突破口。还有一些人,则把自己的希望交给了党和国家,自己或者等待,或者任劳任怨,或者安于现状。
  这才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悲剧所在,不是在下乡时,而是在回城后。当不该为别人的时候,他们全心全意为别人;当该为自己的时候,他们却不会为自己了。只有当悲剧一幕幕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或许能从正面理解*“上山下乡”的考虑,或许能理解他告诉王海容,叫她的同学“九点到学校还早点,可以十点再去”的意义。
  当然,说知青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难,也不无不可。但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现实意义呢?虽然现在城市就业难普遍存在,可是,有那一个领导,有那一届政府,敢再提出“上山下乡”来解决就业难题呢?
  因为我们已经用亲身经历告诉了后来人,这条路,代价太大,经历太惨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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