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 俘

 

1972年的秋天，是我在呼盟阿荣旗插队的第四个年头。一天，担任生产队长的我正在张罗着打场，一名负责护秋的社员气喘吁吁跑来告诉我，又抓到一伙偷庄稼的贼。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几名护秋的小伙子神气活现地端着土枪、梭镖，押着一群“俘虏”朝场院走来，走到眼前才看清，被押解的竟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妇女。

秋天的黑土地最迷人，可秋天又是最受累、最操心的季节。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到了成熟的季节，各种威胁也接踵而至。首先是大兴安岭那变幻无常的天气令人生畏，稍不留意，那些果实累累的庄稼就可能被无情的暴风雪所吞没。更让人忧虑的是在那动荡年月里，许多为了生存而闯关东的盲流、饥民到处骚扰，堆在地里的谷垛会被齐刷刷地剪走了谷穗，成片的大豆常被用棍子敲走了豆粒，留下了一堆堆豆壳。

因此，尽管秋收人手那么忙，也不得不抽调大批青壮年劳力护秋。然而狼烟四起，防不胜防。为了护秋，械斗、打架之事时有发生。这次抓到了偷庄稼的贼，况且又是一群女“俘虏”，很快引起我们那个只有二百多口人的小山庄的轰动，大人小孩纷纷围拢来看热闹。那十几名被困在围观、哄闹人群中的“女俘”，犹如任人宰割的羔羊一样惊恐、绝望。

这十几名“女俘”，年纪小的也就十五六岁，年长的有三十多岁，手里大都拎着捆庄稼用的麻绳之类的家什。我望了她们一眼，心里涌起了一种酸楚的感觉，但为了杀一儆百，我还是让护秋的社员押她们到场院里去扒玉米，我指着一大堆被雪压着玉米说，什么时候扒完，什么时候放她们走。同时又面对围观的人群气恼地吼道：“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有什么好看的!”人们摸不清我为什么把火气撒在他们身上，悻悻散去。

天色将午，我忙得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忘到了脑后，妇女队长匆匆跑来找我：“队长，他们抓来的那伙妇女里，还有一位是你们北京老乡呢!”接着她便将从村里一位娘家与这位女知青同村的大嫂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我。

这是一位与我一样，1968年从北京来的女知青。她所在的青年点，下乡三年就土崩瓦解了，二十几名知青中，有点门路的都远走高飞了，剩下的七八个人中，最可怜的是几位女知青。按照呼盟农村的习俗，妇女结了婚便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做饭、喂猪、养鸡。农村的女孩子嫁人早，在地里和男劳力干一样重活的往往就剩下一伙女知青。她们要忍受更多的难言之苦，有的人落下了终身的疾病，有的人为了活下去，匆匆嫁给了当地人。这次被我们俘获的女知青就属于后者，她与当地人结婚后，与她农村丈夫相处得不好，婆婆又是一个很挑剔的人，她家生活仍很艰难，这次出来偷庄稼也是被生活所迫。

按照妇女队长对她的形容，我记起了她的样子：年纪很轻，高挑的个子，匀称的身材，苍白的脸上镶嵌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乱蓬蓬的头发上挂着草叶，浅花格对襟棉袄，两只蓝布套袖。如果没有人说明，已很难在她身上找到北京知青的痕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和北京老乡在这难堪的场面下不期而遇，使我感到凄凉，也不由使我想起与她一起被俘的另外十几名农村妇女：她们也各有一本难念的经。我让妇女队长中午为那群被抓的妇女安排一顿饭，并嘱咐她，饭后好言安抚一下我的北京老乡，然后把她们都放走。

在我下乡的时候，男知青结婚的比较少，找农村姑娘的更少。结婚知青中，干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少，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多。图布新公社保国大队六队的女知青们就是因为农活太艰苦，返城无望，才一个个都嫁给了当地农民。没有结婚前，追求她们的那些人家往往都是好吃好喝的招待，一但踏进了农家门，真正成了农民的媳妇，每天就开始了上有老、下有小，没完没了的家里地里劳作。城里来的知青与当时相当落后偏远山村的农民生活习惯差距很大，但没有几年随着她们一个又一个爱情结晶的降生，胳膊上抱着吃奶的孩子，膝下缠着学步的孩子，一切都变得麻木而无奈。嫁给当地人的女知青是知青中一个最不幸的群体，她们忍受着精神苦闷和生活艰辛两付重担，待百万知青返城时她们又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苦难的命运沉甸甸的压在这些从北京来的柔弱女子们的肩上。

两年后，我得到确切消息，那位曾因偷庄稼被我们抓过的女知青，因家庭感情不合，生活压力太大，偷偷的喝下一瓶敌敌畏，抛下了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含恨自杀了。我真是不敢相信，她还那么年轻就倒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

至今，这位女知青成为我的“俘虏”时的神情，还常常浮现在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