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那一天

 

那一年的那一天，是个阴霾的日子。天还没亮我就出门了，独自一个，昂头挺胸，没有一点留恋的顾盼，走了，不清楚是憧憬还是无奈。

我是六七届的，本来嘛，有一半同学可以分配去工矿。那一阵父亲月薪还有二百（再早十年可是八百哦），家里算是富裕的。我并不急着工作，反正有钱花，区区十八元太微不足道了，很心安理得地接受“待分配”。却不料这边分配方案刚刚实行，那边传来消息，父亲月薪降为四十了。于是吃饭就成了问题，得找出路啊。学校里已经开始向建设兵团送人了。黑龙江要成分好的，咱沾不上边；云南兵团名额很少，挤不进去。那就插队去吧。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怀疑过，能不能养活我自己。实事也证明，路是人走出来的，尤其在那个荒蛮的时代。直到最近才听见有人说，当年她们选择去农场是为了养活自己，我真的惊叹她们早熟的市井味。

我朝学校走去，最后一次走这条路了。今天，那是离乡背井的出发地。晨曦随着我的脚步退去，却不见朝阳升起。学校里早已有一辆大客车默默地等着。我无牵无挂，率先上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鼻子对着窗外呼吸，似乎可以减缓压抑的情绪。

眼前煤渣地的操场，已经不再平整。当年作为校排球队的队员，我每天在此早锻炼，每周还有两次高强度对抗。那时候正赶上大松博文走红，我们也接受了“魔鬼训练”，尽管是打了折扣的。我的个子不算很高，弹跳一般，于是鱼跃滚翻成了我的强项……

这辆客车将我们一行三十来人载到虹口体育场，在那里几十辆客车排起了长队，蔚为壮观。啊，原来有那么多人同行！当局特意安排的行车路线是：四川路——海宁路——吴淞路——外白渡桥——外滩——南京东路——河南路——天目路——共和新路——澎浦车站。故意让我们再最后看一眼上海，可是我没有什么冲动的感觉。走就走吧，根本就没有想过还要回来！古人云：“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家父十四岁离家闯荡，一辈子也没有回老家几天！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的观念在同龄人中略显异端。

客车上了天目路，街景就陌生了。那一带我很少去，澎浦根本就没到过。到了澎浦车站，感觉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那芦席搭起来的也叫车站？加上初春乍寒，很是凄凉。然而就是这里，我们被指到了那墨绿色的列车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的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一组奇怪的镜头——犹太人被党卫军赶往集中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同样是待分配身份的两位同学来为我送行了，多少可以免得我在最后时刻还有举目无亲失落感，即将远行的知识青年几乎都是在亲友簇拥之下啊。这两位为我送行的，一位割掉半个胃，留在上海，现在是街道干部；一位经不起动员，后来去了黑龙江饮龙河农场，如今也回城了。当初要是实在没人送我，我大概会觉得很没面子的。

我去插队落户是为了吃饭，按照马斯洛的说法，是为了最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与绝大多数人不同，所以我没有什么悔与不悔的问题，另类么？）。至于选择云南，则是苦涩的浪漫。我读过一本书《南行记》，为艾芜的历险所折服；我看过一部电影《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惊叹其中的奇花异草和珍禽猛兽；我听过一首歌《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优美的3/4拍时时萦绕在脑际。就这样我选中了云南。当然还有，家父参加过滇缅公路的建设，到过瑞丽，到过保山……也不知道算不算踏着父辈的脚印前进。

当列车开动前最后两分钟的铃声响起的时候，整个车站上的人们像是得到了一道命令——哭，齐声嚎啕。那个声势，尤为动听，此后再也未曾亲历。在震耳欲聋的哭声中我微笑着朝二位同学挥挥手，然后掏出香烟……

列车行经杭州的时候，站台上有小孩子们为我们唱歌跳舞。好天真、好可爱哦！

天色渐晚，忧伤的人们毫无睡意。我可管不了这么多，爬到行李架上，整出个空挡，摆平了睡觉。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觉得有人在拉我的袖子，我以为有谁不服气我睡在上面，要找茬？正准备挥拳头迎战，突然瞥见全车厢的人都毕恭毕敬的站着，在山呼万岁呢。咋的？九大闭幕了！得，咱下来吧，那个万岁是一定要跟着喊的。得罪不起。

已近深夜，窗外一片漆黑。那时候大概处在金华地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