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荒马乱的日子(文革杂碎) 作者:安大峰


 

    兵荒马乱的日子(文革杂碎


    毛主席作为影响世界的大政治家,对形势的判断真是准得很。1966年12月26日73岁生日时,他在中南海对前来祝寿的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上海市委机关干部起来造反,他很高兴,文化大革命中,学生发动起来了,工人发动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发动起来了,后院爆炸,中心开花,意义重大!毛主席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

果然如此。1967年元旦刚过,上海各路造反派起来夺权,乱哄哄刮起一月风暴,上海市委垮台。紧接着,全国各省区市纷纷效仿,造反派们相继夺权。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全面夺权的阶段。之后,似乎是效仿苏联十月革命的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党政领导机构。但显然名称没有想好,一开始各地没有统一的叫法。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喝了个头彩,率先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2月3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2月5日,上海据说是效仿巴黎公社,别出心裁起个名叫上海人民公社,还先斩后奏搞了个隆重的挂牌仪式,但毛主席不同意,于是2月23日又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后各省成立的才统一叫革命委员会。名称是统一了,但各派力量并不统一。夺权关系着身家性命,荣辱生死,岂可轻易放手?于是各派势力互不相让,尔虞我诈,争权夺势,文攻则罗织罪名,相互谩骂,上纲上线,贬损对方,抬高自己,武斗则拉上队伍,操起家伙,从冷兵器到热兵器,乃至动用自己一派的公检法力量,直捣对方司令部,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是江青大加肯定的“文攻武卫”,江青还说,武斗有两重性,乱有两重性,造反派用“文攻武卫”保卫自己,巩固自己,壮大自己。毛主席为控制全国局势,动用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名曰“军队支左”。然谁都说自己是“左派”,没有得到军队支持的那一派,就勃然大怒,愤然要揪“军内一小撮”。总之天下大乱,各省纷纷成立革委会,发致敬电,邮票发行“全国山河一片红”,热闹是热闹,但没有一个省是太平的,大街上到处贴着各地武斗的消息,黑龙江武斗啦,四川打起来啦,云南什么派火拼啦,武汉天亮啦,百万雄狮垮台啦,贴着各地各派冲突致死致伤的惨照,愤怒声讨某某派的大字报。而周恩来总理则奔波全国,找这派谈,找那派劝,苦口婆心要大家“抓革命,促生产”、要“斗私批修大联合”。

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依靠中央文革,拉着王洪文的工总司整跨了不听话的大学生组织红革会后,把持了上海的大权。然而好景不长,又冒出一个与王洪文的工总司对立的“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上柴联司”)。1967年夏天的上海十分闷热,那时没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每到傍晚,人们就像约定好了似的,聚集在街头、广场,一堆堆、一族族地交流着信息,或争相告知热烈议论,或脸红耳赤激烈辩论,主题总是与“上柴联司”有关的打砸抢事件,死人事件,也谈各地的武斗消息,哪儿哪儿的铁路不通,哪儿哪儿的工厂武斗了,哪儿哪儿又打死人了。上海的阿飞流氓也趁乱猖獗,发生多起群体性的侮辱残害女青年的严重事件,闹得流言飞传,人心惶惶。

8月初,在北京工作的哥哥嫂子的第一个儿子,在这动荡的日子里降生了。早已年过花甲的父母得到消息赶紧要去北京伺候月子,看护孙子。我便到处设法买上海到北京的火车票。但当时外地武斗厉害,沪宁线暂时停运,只有沪杭线还通车,无北京票可买。8月4日晚,我又去金陵东路外滩碰运气买火车票,路过福州路,但见成千人在上海市公安局门口围观起哄,说是上海消革会(消防局革委会)与公革会(公安局革委会)发生冲突,门口消防车来了好几辆,道路已经封锁。这时一辆满载着人的卡车开来,径直冲进封锁线,车上人挥舞着长棍短棒大叫:联司完蛋啦,联司砸烂啦!于是得知上海柴油机厂发生了武斗。第二天看到工总司散发的战报:8.4行动,联司完蛋!王洪文亲自前线指挥,以“工总司”为主体10万人马分水陆两路攻打死对头“上柴联司”,发动了全市最大规模的武斗,为巩固张春桥姚文元的上海政权再立一功。据徐景贤回忆录《十年一梦》讲,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听说王洪文指挥十万工人砸了“上柴联司”,便吩咐徐景贤把当时的电视实况录像拿来,毛主席兴趣十足看完录像,对王洪文的临阵指挥十分欣赏。徐景贤据此认为,这是王洪文日后青云直上的一大原因。

于我个人来讲,巧的是8.4那天沪宁线恢复了通车,我总算替父母买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8月6日,我陪父母上车。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合拢,火车过长江要轮船摆渡,但因南京武斗,火车渡轮居然被不知那一派组织开走了,真是癞痢头撑洋伞无法无天,乱了套了。中午车到南京,旅客被告知,需要自己摆渡到对岸,再坐火车继续北上。南京站离中山码头挺远,为了能尽快赶到对岸的浦口车站争到座位,许多旅客挈妇将雏、左包右袋、争先恐后涌出车站,一下子把我父亲给冲散了。南京站外边乱极了,到处是人啊,车啊,卖水的,卖瓜的,还有一些半大孩子拉着板车在兜生意。我母亲认定父亲走散后会直奔中山码头的渡轮,便招来一辆板车坐上,让拉车的赶快往中山码头去,叫我在后边紧跟。母亲盘腿坐在板车上,一手按住行李,一手挥动着,连声喊:快快!我在板车后边猛跑,8月的南京热如蒸笼,我直跑个汗出如浆,浑身湿透。和母亲一起挤上过江的轮渡,等船要离岸了,还没看到父亲,正着急地四处张望,父亲挤了过来,他说:交关吓人,交关吓人(宁波话:非常害怕)!差一点被挤落水!原来父亲急急赶到中山码头,渡轮正开始离开码头,他一把抓住船栏杆,跳上船舷,但被一个船员阻拦,扳开他的指头要推他下船。父亲整个身体悬在船外,脚下是滚滚长江水,父亲大吼一声:侬发痴(宁波话:你疯啦)!那个船员才遽然收手,旁边几个好心人也伸手抓住我父亲,于是我这个已年届68岁的老父亲翻过栏杆上船,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陪着惊魂甫定的父母在浦口站上了火车,找到座位安顿下来,我在火车轨道旁的水龙头旁,给二老绞了几把湿毛巾,让擦擦汗水,定定心,目送年迈的父母继续北上,去北京看望照顾刚刚出生的孙子。

列车开走后,我脱下湿透了的汗衫,在月台上擦了个身,把汗衫过了过水,顺手晾在停着的火车车厢铁把手上。烈日很快把汗衫晒干了。走出车站,这浦口镇很小,连个卖冰棍的都没有,就坐上摆渡船回了南京。头一次来南京,想顺便去南京大学看看,问人家坐几路车去,答曰:已有一星期没有公共汽车了,武斗闹的。抬头望见眼前的挹江门,古老而高大的城墙,斑斑驳驳,黑越越的。太阳渐渐落下,挹江门旁的公园里,树荫浓浓,湖水清清,一些人在打拳、在钓鱼、还有在水边洗衣服的,一片宁静。我往南京站方向溜达着,街上店铺开门营业的不多,有的店门上了锁,贴着告示:因屡遭暴徒洗劫,暂停营业。天色渐晚,街上乘凉的人多起来,竹榻、席子、长凳纷纷伸到了街中心,人们在南京宽宽的马路上恣意地乘凉休息。暮色下的南京站前广场上仍然车水马龙,人声嘈杂,到处是茶水摊、凉面摊,还有卖洗脸水的,五分钱一盆,一条毛巾搭在脸盆上。南京站正实行军管,解放军把着门口,凭票才能进站。我琢磨买一张明天的回上海车票,凭票先进站睡一晚,第二天把票退了再去南京大学看看。但临买票时却弄错了,塞给我的是一张还有五分钟就要开车的票。不容我分辨,售票员大声嚷嚷要我快快上车。赶紧出了售票厅往进站口奔,抬头一看,南京著名两大对立派组织的大字报斗气似的并排张贴,标题都字字斗大,赫然醒目,一派写的是“坚决打倒许世友”!一派写的是“揪出反革命分子杜平”!好家伙!居然都敢把矛头指向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我想看个究竟也来不及了,赶快进得车站里去,跳上那辆已经响起开车铃声的列车,回上海去也。

 

(后记:一晃四十余年已过,我父母心急火燎要去北京看望的出生在动荡岁月的孙子,也年过不惑早成家立业,现定居加拿大,已是一位注册建筑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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