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反思三则 作者:中条山人搜集


 

  小时候的故事


    前两天,和一个网友争论了几句,勾起我对四十年前一些往事的回忆和反思。首先声明,我不是理论家,不是学者,只是一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给朋友们讲讲故事。当然我肯定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不企图说服任何人,信不信由您自己。

就从我记事时说起吧。1956年,忘了几月了。我6岁,还没上学。有一天,妈妈给我6毛钱,让我到南马路一个糕点铺去买一斤点心。我很奇怪,不年不节的,买点心干什么?妈妈说,以后买点心要粮票了,你去买一斤,咱留着过年吃。我就去了,到那一看,人山人海,我就往里挤,一边挤,一边举着钱喊:“我要一斤,我要一斤!”6岁小孩子,跟大人挤显然有些自不量力。但那时候不知为什么敢挤,可能出自回报妈妈信任的一种表现。长大后想想,也许这就是常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

大概挤了两三个小时,点心卖完了,人也散光了,我也没买到。可是,手里的钱没了!妈妈是个农村妇女,没有工作,我不知道爸爸挣多少钱,只知道6毛钱是比较多的钱,因为我手里的零花钱从来没有超出过2分钱。回到家以后,妈妈没有打我,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很沮丧,很恨自己无能。多年之后,才知道,这叫:“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这似乎也有些苛求,毕竟才6岁嘛,的确还没到该长毛的时候。

7岁上学,10岁挨饿。1960年,虽然生活在大城市,好像也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以前是供应45%的细粮(白面),55%的粗粮(玉米面、小杂粮、红薯、少量籼米)。但是我家很少吃白面,因为标准粉一毛八分五一斤,而玉米面九分钱一斤,爸爸就跟别人换了,别人多吃点白面,我家多吃点玉米面。忽然间变了,粮食供应量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麦麸、黄豆、豆腐渣。舅舅从乡下送来一只母鸡,以补充我们的菜篮子。老母鸡是白色的,凤头,毛腿,一嘴胡须,老是皱着眉头,像个思想者,据说是名牌儿,叫“十斤白”,也就是可以长到十斤重。

那时一切由妈妈安排。爸爸要上班,中午带饭,两个窝窝头不能少,少量玉米面加大量豆腐渣。我们上学的,一人半个窝头。那时大都一样,早上到班里,几乎人人都是窝头,哪像现在的学生,早上包子,油条,喝碗馄饨,买一套煎饼果子。一到星期日,我就带我的一对双胞胎弟弟妹妹去农村挖野菜。有一次,我们挖了一麻袋马齿菜,往返20华里,一口饭没吃,空肚子去,空肚子回来,到家,把一麻袋马齿菜倒出来,妈妈高兴得眼里闪着泪花,一个劲地说:“这么多呀,够吃几天的了!”一时间,一股成就感涌上心头,真的找到了幸福的感觉。

老母鸡非常争气,几乎每天下一个蛋。妈妈立刻小心翼翼地拿好鸡蛋,送到胡同里对面院的一个单身老婆婆手里,换回一块钱。据说老婆婆的老公原来是个资本家,已经去世,给她留了不少钱。妈妈也非常疼爱老母鸡,关爱程度远远超过对我们的关爱。不过老母鸡最终也没有长到十斤,妈妈对它再好,也不过仅仅从我们牙缝里抠出一把米,没有更多的油水。它摄入的营养可能刚刚能够维持每天贡献一个蛋的水平。

那时城里养鸡养鸭的人不少,也经常“传鸡”,也就是闹鸡瘟,现在叫禽流感。老母鸡抵抗能力极强,好几次传鸡,我们胡同的鸡都死光了,它没事,我们也不懂,也没钱给它买药吃。大概是1963年秋的一次传鸡,它终因年老体衰,未能幸免遇难。妈妈哭了,她说这只老母鸡劳苦功高,帮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有那么一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意思。

1962年已经好转了,有一天我捡到一只小鸭子,很快也长大,它曾经和老母鸡共同生活了一年多的时光。也是每天一个蛋,不过那时我们已经不卖了,而是自己吃,妈妈希望给我们补补身体。可惜为时已晚,据说10岁前营养不良是最要命的,而我们那时主要食品是豆腐渣。现在身体状况确实像豆腐渣工程,肯定是豆腐渣吃多了。

鸭子是一年后遭杀的,国情好转了,开始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当时的胡昭衡市长下令,城区一律不准饲养家禽和小动物,要杀一个鸡犬不留。鸭子未能幸免,也没有送到乡下去,不是没有时间,而是舍不得一个来回的路费。这只鸭子和我有着非常深厚的友情,关于它的故事,我曾于四年前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待我整理后贴上。

因为生活贫困,而我们又想改变,所以就要劳动。那时街道上搞副业,从别处揽活让困难家庭来干。我们最常干的一种活叫“拆线”。就是把服装厂做秋衣秋裤剪下来的碎头拆成棉纱,卖到工厂里给工人擦手。拆一斤的劳务费是两毛钱,那一斤有一大堆,我们只要放了学,就全家动手,一人一堆坐在那拆。就那样大概一天能拆一二斤,一个月能挣十多块,妈妈的眉头舒展了不少。

那时有没有生活好的?也有,一是当官的,二是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演艺界),三是有家底的,四是做生意,开工厂的,后来不让干偷着干的,五是双职工,孩子少的。最穷的是农民,城市郊区除外。看一看,那时和现在的区别在哪里?

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好,要穷一块穷,要富一块富。错。这个体制的设计就注定了三大差别的长期存在。“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和一块金字招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把民众分为三六九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让剥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明着为人民服务,暗着为自己服务,甚至明着就为自己服务只需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我是人民的代表,而你不是人民。还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或者腐败少。也错。可以说,腐败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且不说刘青山,张子善这大的,想一想,毛泽东为什么搞那么多运动?毛泽东为什么一根火柴就把文革燃遍全国?回想文革初期群众的大字报内容大部分与政治无关,几乎都是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除了上层政治斗争的因素之外,能够发动起群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基层干部利用特权腐败,积怨太深所致。

 

 

  工资标准的差别


    应该承认,建国初期的干部有相当一部分保持了战争年代的本色,还是能够体谅老百姓疾苦的。但是随着政权的稳固,生活的安逸,物欲的诱惑,人性的本能等多种因素的逐渐表露,事情悄悄然起了变化。

首先我们看看工资制度的设计:全国按经济发展不同,地域不同分为12类,类别越高工资越高。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可能是为了以身作则,工人阶级的工资并不高。以三类地区为例:工人,由学徒出徒到一级工是17元----30元,往上2级到8级,最高8级。一般是涨一级涨5块钱,越高级差越大,但大也大不了哪去,超不过10块钱。1级到8级有两个坎,第一个坎是2级升3级,很难,那时不论哪个厂,最多的是二级工,三类区35元,六类区41元。然后熬呀熬,熬上3级工就有盼头,可以慢慢升到5级。但是只有很少的工人可以升到5级,一般是有比例的,调级了,上面就下文件了,本次调级升5级的占百分之几,一般是二、三、四、五,没几个。升到5级了,就有希望熬到8级,当然就更少了。一般要熬到50岁左右,挣多少钱呢?80-90元,我的一个邻居8级保全工,挣100多一点,天津六类区。我在山西当过工人,厂里最高级的师傅是五级,大概工资在55元左右。

工人里还有些差别,技术工种较高一点,比如,钳工、电工、模具工、修理工、司机等。另外工人有出车补助,夜班补助,职业病补助,有毒物质补助,如喷漆、电镀等。

好,我们在看看干部,最低23级,三类42元,六类46元。最高1级,据说毛主席只拿2级,400元,中国唯一的一级据说是宋庆龄。当然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只需大概了解。据说干部也有三个坎,一个坎是17级,三类大概在90多元,我岳父17级,下一个坎是13级,就算高干了,大概在150元左右,我岳父的叔叔13级,我的中学校长是13级,插队时的县委书记是13级,所以略有了解。往上据说还有一个坎,大概在8-9级那,有几个朋友的父亲是8级,但是人家没有说过这些,咱不敢瞎说,可以类推。

企业干部和行政干部基本持平,事业单位,教育文卫部门算干部。实事求是讲,在县一级,有差别,但不是特别大。全国横向比较,差别就大了。除了边疆地区,北京上海最高,天津稍次之,各省会再次之,西南部最低。

福利:工人有劳动保护,比如要发工作服,口罩,手套,毛巾,肥皂,有些工种还要发胶鞋或皮鞋,工会每月发一张电影票,年底搞娱乐活动,发慰问品等等。有人以为干部不发,错。这些东西是从干部手中转移到你的手中的,他怎能对不起自己?反正我当工人时,厂长在这方面和我们工人保持一致。

还有,工人有加班费,但是病假要有医生开的假条,有的不扣工资,有的工厂按工龄有比例地扣;事假扣全工资。干部明确规定,没有加班费,但是病事假一律不扣工资。当然工人有生产任务,要干活,而干部没有任务,所以理所当然不参加劳动。但是那时有许多以工代干的干部,说是干部不够用,从工人中挑选一些有能力的来履行干部的职责(中国的干部永远都不够用,到了共产主义也不够用)。于是,他们不用干活,但是,工人的福利一点都不少,把干部和工人的好处最大限度地享受完。谁能以工代干呢?当然是领导说了算。若干年后,这些人都成了国家正式干部,然后根据党的需要,分别派到各个重要岗位任职。

有些大型国有企业有职工疗养制度。假如河北的国企,工人疗养去北戴河,干部就去海南岛,反正都在大海边。干部还有数不清的重要会议,往往要不辞辛苦地走遍祖国大地。

级别低的行政干部和企业干部差不多,高级官员当然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说白了,就是权力。权力是干什么的?就是管人财物的,那就是权力。权力意味着什么?那时的权力可以主宰别人的命运,至高无上的权力主宰一切。当然大多数的干部命运也是被主宰的,我岳父的叔叔和我岳父都还是非常耿直的老干部,他们一个37年,一个38年,都在基层。级别不算高,一辈子唯唯诺诺,小心谨慎,踏实工作。如今人都已经去世,老百姓还是很怀念。但是看了上面的介绍,如果在那个时代让你选择,你是愿意当工人呢,还是愿意当干部?

那时不少基层干部把子女放进工厂,想让他们的生活单纯一点,但最终又都离开了工厂。我想这很容易选择,但是你往往别无选择,也许你命中注定要当工人。如果你悟性高,你就会知道怎么努力,怎么要求进步,怎么靠拢组织……那是唯一可以改变你命运的一条路,但并非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光有悟性不行,还要有天赋。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有人说,怎么觉不出那时的腐败呢?这是因为:1、由于当时生产力太落后,物质比较匮乏,经济不活跃,所以腐败受到一定的限制;2、保密工作做得好。没有透明度,高级领导的事情一般人不可能知道;3、中下层干部在马不停蹄的大小运动中自顾不暇,心存顾虑,确实不敢过分腐败;4、老百姓整天为了糊口疲于奔命,公民意识淡薄,敢怒不敢言。

 


  生活与环境


    建国初,国家干部的来源大部分为部队转业和地下党组织,工作人员中也有部分原政权遗留人员,主要在业务性较强的部门,比如金融,医疗卫生,教育,工程技术。而工人的主要来源是城市贫民和农民工,我的亲属很多就是来自天津附近县的农民工。因为百业待兴,劳动力需求旺盛,于是还有相当一部分逃难者,逃荒者,乞讨者,流浪者也加入了工人队伍。

天津市房管部门有公产房,来源一般是接手的旧社会的公产,军产,以及没收的租界地的外国资产,资本家,旧官僚的私产。租界地的办公大楼基本由政府使用,私人的小洋楼基本由政府官员使用。我有几个同学,家里是市委,区委,河北省委的干部,都住在和平区,河西区租界地的小洋楼里。那里环境幽雅,街市繁华,道路平整。享受住房福利的工人一般都是国有大型企业,绝大部分企业是不分房子的。工人一般居住在自己租来的房子,或者自己盖的房子。

从战乱中来到安定环境中的人们非常满足于现有的生活,尽管还谈不上生活质量。天津西站附近,有一个叫沧德庄的地方,就是当年从沧洲、德州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农村,流浪乞讨到天津市的农民逐渐建立起来的部落。那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就像现在有些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我居住在天津市老城里,那里也有许多城市贫民。离我家很近,有一条胡同,叫“周永顺胡同”,南北长约150米,宽不到两米,其中居住的几乎都是拾荒者,天津人管“拾荒”叫“拾毛兰”,那条胡同被称为“毛兰胡同”。

我家住在一个小院子里,总面积大概有一百平米,八间房,每间建筑面积十平米,剩下就是院子,没有厕所,胡同南边有个公共厕所。住六家人,两家是老天津人,各住两间,其余六间住六家人,都是从附近农村来的农民。整条胡同都是基本一样的小院子,南边隔一个门,八间房住了八户人家。

好,现在就说说我家居住的是什么环境。共用自来水,每家有一个大水缸,一副水桶,一根扁担。我放学之后,第一个动作,掀开水缸盖,看看水多不多,不多,马上去担水。因为一个自来水龙头管一片居民区,所以担水要排队,往往要等上十几、二十分钟才能排到,当然远到不很远,大约四五十米吧。说来很令人难以置信,这种局面到1983年还没有解决,大概是1983年后半年自来水才入户。由于有了担水的基本功,我1968年插队后,对山区的“扁担炖肉”不是很害怕,甚至还感到很亲切。

再说下水。隔我们一条胡同,距我家大概有一百二十米,有一个下水道,一个大约两米乘以一米五左右的水泥池。方圆二百米之内的住户都到这里来倒污水。于是每家还要有一个污水桶,洗衣洗菜,淘米做饭,小便等等一切淘汰的液体,都要靠这个污水桶来周转。南边的厕所不准倒污水,那时的人比较规矩,厕所门口写了几个字,就真的没有人去倒。一放学,我们除了担水之外,第二个任务就是倒污水。最怕冬天,那时天冷,污水池周围都是冰,稍不小心,就会滑到,沾点脏东西回来。这种局面好像截止到1970年左右,记忆中,我插队走时还没有改变,那是1968年年底。

大概是1975年,我回家探亲,发现天津的自来水又苦又咸,和尿差不多,颜色都是黄的。爸爸妈妈说这样的水喝了好长时间了。据说根治海河以后,年年大旱,华北地区严重缺水。特别是天津,大城市,用水量大,最后不得不让居民饮用净化的海水。说是“净化”,它又不是以色列,哪里有那技术?不过是消消毒,让它别毒死人就是了。后来有个市委书记陈伟达,微服私访,发现天津市民喝的水像尿一样,他在市委机关从来没有喝过这样的水!原来市委市政府和一些机关是供水专线!陈伟达立刻向中央反映,并请求北京支持,把密云水库的水借一点过来,以解天津市民饮尿之苦。

后来陈伟达走了,李瑞环来了。为了彻底解决天津市民的饮水问题,李瑞环亲自指挥了引滦入津工程。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对天津市的领导人,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陈伟达,一个是李瑞环。我最痛恨的是那些给首长安装供水专线而让几百万市民喝尿,并长期向领导隐瞒真相的干部。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些人后来仍然身居高位,操控着市民的命运。

前边提到,我家门口有一个公共厕所,这是周围五六条胡同唯一的一个厕所。估计它原本是一条胡同,在东西两条胡同中间穿过,好像“H”当中那一横。在它三分之二的地方堵上,上面加个屋顶,东边是男厕所,西边是女厕所。男厕所19个蹲位,女厕所9个。每天早上,四面八方的老少爷们提着裤子往我们胡同跑,高峰时门口排队,有点像现在排队买打折商品。一到夏天,特别是中午,我们胡同上空到处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臭味,我们这些小孩子每人端一碗饭,拿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吃----就着那臭味----身在臭中不知臭。如果赶上掏粪,胡同里的臭气要两三个小时才能消散。这在当时的天津市并不是个别现象,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当时没有家庭电话。我们附近只有一个公用电话,我很奇怪那一家怎么会享受电话?他传呼一次要收五分钱,而打一次才要三分。再有就是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有了,门口的副食店还有一个,但是人家不对外。好在是小孩子,没有那么多外事活动,所以对电话的渴望并不是很强烈。那时还没有电扇和沙发。我在大商场见过电扇,常常在夏天逛商场时跑到电扇底下站一会,否则就觉得没占到便宜,一天都不爽。

我第一次见到家庭电话,沙发和电扇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上中学是天津重点学校,以为都是成绩优秀的学生。结果,班上好几个留级生,都是高干子弟。后来才知道人家是分配来的,并不是考上的。这些同学大都穿一身军装,以区别于其他人。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寡言少语,表情严肃,都有一些爱好。他们基本上在比较封闭的干部子弟的圈子里活动,跟平民子弟一般不搭话。平民子弟一般也比较自觉,没有人去巴结这些穿军装的人。那时学校里谁的成绩好,谁就会受到尊敬,那些人也确实没有值得巴结的地方。

虽然不值得巴结,但是我第一次见到家庭电话,家庭电扇,家庭沙发,家庭厕所,家庭自来水,却是在干部子弟家里。而从那一刻,我对干部子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文革开始后,很多干部受到冲击,这时你会发现,他们也不是那么狂傲,也希望与人交流,特别是插队以后。文革中,我去过一些干部子弟的同学家里,才知道原来厕所也是可以放在家里的。记得那一次我想大解,我同学说去吧,但却没有告诉我是坐着完成的。我试了半天,觉得蹲在上边不是很安全,终于放弃。

看到了人家家里的沙发、电话、电扇、暖气、厕所、自来水,才知道,人间还有另一种生活,不免有些自卑。转而又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里,还不如我们,我们难道还不幸福吗?这是对自己唯一的安慰。因为是一派,后来又去了几个干部子弟同学的家里,家家都是这样。我终于明白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前几天,和北京的朋友聊起,她说,她父亲是13级,算高干了,但是在她们班上,根本没有人跟她玩!她爸爸的官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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