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回忆之一:初到农村 作者:金马鹿


 

下乡回忆之一:

  初到农村


    看到许多知青在回忆当年上山下乡时说,动身时是多么慷慨激昂,热血沸腾。我那时可没有此类感觉,我下乡完全不是自愿的。

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的偶像是我的舅舅-一位青年时即以科研成果闻名全国的科学工作者。初中毕业时,我当然选择了继续上高中,目标就是考大学。可是高一还没上完,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1968年12月22日,那是老三届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老人家一句话,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下乡。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和弟弟从学校回家,走的妈妈单位门口,一条大标语映入眼中,妈妈的名字赫然在上,还被打上了红叉:"把女特务XXX揪出来!"。我们都惊呆了,妈妈解放前大学毕业,在工作中一直都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业务水平在同行中首屈一指,和领导、同事的关系都很好,何以被冠如此罪名?晚上,一伙工纠队员闯进家,翻了个底朝天……

城里呆不下去了,那就走吧,我第一批就报了名,得知我们的目的地是远在中缅边境的偏僻小县-盈江。

出发的那天早上,我天不亮就起床了,收拾好行李后,轻轻走到妈妈的卧室门边。妈妈没有起来,斜靠在床头。我说了句"妈妈我走了",便赶紧扭过脸去,生怕眼泪会夺眶而出。这一分别,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

弟弟帮我把行李送到了学校,操场上已经停满了带拖斗的大卡车。我们把箱子装进拖斗,行李卷则放到车厢里,白天当座位,晚上取下铺盖。

汽车开动了,路边那飘扬的红旗、送别的人群,锣鼓声、口号声,我都好象没有看到,没有听到。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车队离开了城市,缓缓爬上西郊的碧鸡关。大家都站起来,向后望去。别了,我可爱的春城,别了,我的父母兄弟。

盘山的道路是那样漫长,天渐渐黑下来了,汽车还在喘着粗气,象老牛一样爬行。有两个男生抽起了烟,谁都不说话,默默地想着心事。

好不容易,车队开进了一所学校,我们草草吃了饭,把行李卸下来,铺到拼起的课桌上,度过了离家后的第一个夜晚。

就这样,我们足足走了六天。第六天中午,当汽车转过一个山包,云遮雾绕的盈江坝子出现在我们眼前。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欢呼起来,终于到了!

我们在县民族中学卸下了行李,县上为我们开了欢迎大会。县知青办的主任是一位叫潘金生的解放军连长,对我们挺严厉。据说他对知青说过:"你们知青,骨头都要烂在盈江!"

我们六男四女十个同学被分到二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合作社,那时,边疆还没有实现公社化,到"九大"后才成立的公社。

由于县上经济十分落后,仅有的几辆汽车都是属于农场和糖厂的。我们就只有把行李交马车运送,所有的知青都只背个小挎包,步行去目的地。

寨子里的老会计到区上来接我们,他大概四十岁不到,个子不高,很精干,可惜就是瘸了一条腿,据他说是小时侯放马,被马踩的。

我们跟着老会计走了约两公里路,来到位于江边的寨子。正是日落时分,竹林中的寨子炊烟缭绕,江水缓缓地向西流去,风景真是美极了。

社上将我们安顿到社管会住下,这是一栋两层的瓦房。楼下堆放着稻种和一些杂物,还有两口棺材。楼上是一大一小两间屋,女生当然住里边的小屋,有简陋的床,男生就只有在外屋地板上搭个大通铺。

到寨子后,就赶上了春节,我们都被分到各家去过。我去的那家男主人叫波保留,又矮又瘦,却有大大小小六、七个女儿。大概是水土的原因,这里的人生女孩比男孩多。我们寨子十五户人家,有十几岁的小卜哨(姑娘)二十多个,而小卜冒(小伙子)只有三个,这个区名叫"弄璋",大约就是想要儿子而取的吧。

节后,我们就正式参加了农业劳动。因为寨子里缺男劳力,几个男知青都被分去犁田。我们先是跟在农民大哥后面,看他们如何掌犁,如何转弯,然后再自己操作。知青老H胆子最大,也是最先独立掌犁的。可他在转头时多打了牛两下,那牛发起疯来,甩脱了他的控制,拖着犁向另一丘田冲去,犁头卡在田埂上,只听"啪"的一声,木梁断做两截。一位穿西装的老头大叫起来"三孟哈!"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三块五"的意思。

我是最后"放单飞"的,分给我的是一头小母牛,脾气温顺,当然力气也小,犁得最慢,自然,我的工分也最低。

另一项劳动是往区上的糖厂送甘蔗,这活儿倒简单,推着小推车一天跑几趟就行,只是多出几身汗。我们寨子在江边,甘蔗含糖量低,一公斤只卖二分六厘,真比内地的稻草还便宜。

天气一天天变热,劳动一天天加重,烦恼也一天天增加。

一是吃的问题。我们下乡的第一年,每人有一百八十元的安家费。粮食由粮管所定量供应,每月好象是三十五斤,油二两。我们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粮当然不够吃。于是,我们先是虚报为回族,每月的油就加到三两五,又在粮本上打起了主意,把粮本裁开,重复购买。后来这招被发现了,粮管所把粮本每页都编了号,便只好到乡上打证明买碎米吃。吃菜也是问题,弄璋街五天才赶一次街,平时根本没有菜卖,我们的钱又紧,经常弄得吃盐水泡饭,有时找大妈要点酸菜,或掐点地里的豌豆苗。后来分到了一块菜地,才算基本解决了菜的问题,我们还盖了个厕所,把另一个难题也解决了。

少数民族的饮食开头也让我们不习惯。有一次,我们和农民一起捉了不少鱼,因为没有油,就煮了一大锅鱼汤。正当我们馋涎欲滴时,一位农民从家中拿来一盆酸笋,哗地倒进锅里。闻到那股酸臭味,我们顿时食欲全无。不过可能是气候的影响,慢慢地,我们也习惯了酸的食物,现在要闻到那味,还觉得挺亲切的。

二是住的问题。社管会只是我们的临时住所,农忙一来,社上要用那屋开会、放东西,就把我们男生赶到寨子中一所废弃的牛圈里居住,这里只三面有墙,另一面是些稀疏的栏杆,用来拦牛的。这还好办,砍点竹篱笆来挡一下就行了,要命的是到了雨季,上面漏雨,下面出水。尽管垫了不少土,下起雨来地面还是冒水珠,连我带来的一块自制万用表都锈死了。每天劳动回来,躺在湿漉漉的被子里,那滋味真是难过。这局面一直持续到秋收后,社里给我们盖了一排小草房,才算好转。

三是疾病和蚊虫的困扰。边疆有"三个蚊子一盘菜"之说,蚊子不仅多,还会传染疟疾,边疆是疟疾高发区,到了七、八月,往往全家甚至全村病倒。我们寨的知青小L首先被疟原虫击中,等他病好点,原来就瘦的人又瘦了一圈,加上他父母在干校挨整,心情极坏。有一天,他告诉大家,要出去散散心,便独自离开了寨子。后来,又有几个同学生病。我吃了解放军以来队送来的抗疟药,当时没有病,但却埋下了病根。在招工回城后一个月,我就因感冒引发了疟疾,饱尝了那种"热时节热得蒸笼里坐,冷时节冷得冰凌上卧,颤时节颤得牙关挫,痛时节痛得天灵破"的难受滋味。

农村的医疗条件是很差的,尽管也搞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但只能对付点小毛病。我有一次腰上不知被什么东西叮了一片疱,又痒又痛,走几公里路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医生给开了些金霉素,价钱不低,花了我五块多钱,疗效却不好,反而引起副作用,几天吃不下饭。多亏解放军医疗队进村来,才把病治好。我们大队的知青小S,在农忙时突发肠梗阻,就因抢救不及时丢了性命,死时还不到十八岁……。

蚂蝗也是讨厌的东西,我们以前在市郊劳动时虽然见过,但这里的蚂蝗特别大,能围着小腿绕一圈。傣族妇女喜嚼一种槟榔、草烟、石灰的混合物,遇到蚂蝗用这种混合物一抹,蚂蝗就掉了。我们知青就只会硬抠下来,然后就流血、溃烂…。更可怕的是旱蚂蝗,又叫草蚂蝗,这家伙只有火柴棍那么大,黑色,两头着地,一拱一拱地爬行,头上好象有类似红外探测器的器官,只要人往草地上一站,立刻从四面八方围拢来,叮上人时没有感觉,等发现,它早吃饱跑掉了。有一次我参加种花生劳动,看天气不热,便把草帽摘下来放在地边,等劳动完没细看就戴上了。谁知里面藏了一只草蚂蝗,把我的额头叮得鲜血直流。

四是想家。弟弟在我下乡后几天,也到盈江来了,和他的同学在一起,离我这儿几十公里。妈妈进了干校,爸爸在工地劳动,一家四口人分在四个地方,经常几个月不通音信。即使是家还在昆明的知青,想回去可不是一件容易事。除了山高路远,缺少路费外,那几条纵贯南北的大江是最大的障碍,过任一座桥都必须有县人保组的证明!知青要想拿到这证明,要经过大队、公社、县知青办的层层审批,哪个环节卡一下,你就别想回家。不象内地的知青,不批假就偷偷跑,大不了回来斗一顿。知青们为了回家,真是想尽了办法,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游泳过江淹死的,有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冻死的,据说还有为躲避过桥盘查,藏进油罐车被闷死的…。我有几个同学算是幸运,他们买通了运大米的驾驶员,躲到卡车车厢中大米包的空隙里,成功地过了桥。至于再回农村倒很容易,只要到原学校开个证明就行了。


自我介绍:

我1949年9月出生,1956年在北京上小学,1958年转到昆明,1968年高中毕业,1969年2月6日动身到云南省盈江县插队,1971年8月调到昆明某厂工作,任行车司机、电工、仪表工、技术员,1991年到省局技术推广站,任工程师,1994年机关面临改制,跳槽到一家计算机公司做硬件工作至今。


  在小院里读书

   寨子里的小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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