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下风云（长篇知青文学连载四）
作者：朱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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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风云（长篇知青文学连载四）
作者：朱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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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风云（长篇知青文学连载四）
第十三章
不一会儿，晚饭摆上了桌子，吃的是面条。这是李木匠夫妇俩特地准备的。据说面条长长的，象征着爱情的天长地久。四人两两相对坐定，李木匠说：“边吃边谈，边吃边谈。”他妻子纠正说：“桌子上人多，人家怎么好意思谈。待会儿吃过饭，兰英送送小朱，不就谈起来了？”李木匠说：“对对！吃过晚饭，兰英你就送送小朱……”吃过晚饭，天色不早，我便起身告辞，兰英自然也就随我出门。我才走十几步路，兰英就嗲声嗲气地说：“请侬走慢一眼好伐啦？”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自己走得太快。在农场，我对自己的站、坐、走、卧都是按“站如松、坐如钟、走如风、卧如弓”的要求进行训练的。平时走起路来，人们都说我快得像摩托车一样。而现在却是谈情说爱，不是竞走比赛，理应陪着女友一步一回首，比肩同行向前走。兰英慢条斯理，悠然自得地靠了上来，俩人并肩走在小路上。兰英不即不离地依偎在我身边，多情的晚风，将她那满身的芳香吹进了我的肺腑；甚至将她那飘洒的秀发，刮到了我的脸上。啊！据说女人的头发是能拴住大象的！像这样的上海姑娘，不用开口就让人神魂颠倒！ 兰英不愧是情场老手，一眼就看出我心神不定，方寸已乱，便不紧不慢地问道：“听说侬在写书？”我答：“嗯，是的。”她又问：“哪一年开始写的？”我答：“72年开始写的。”她接着又问：“那时侬多少岁？”我答：“25虚岁。”兰英沉思一下，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到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兰英是在推算我的年龄。换了其他人，也许会直截了当地询问：“今年你多大了？”根本用不着转了三个弯来沉思推算。我知道自己遇上了一个不寻常的女人，与其转弯抹角地兜圈子，不如来个快刀斩乱麻更痛快。就在我思量着话该怎么讲时，俩人恰巧走到了公路旁的一座小桥头。虽说那水泥桥的宽度足以开过一辆手扶拖拉机，但兰英却露出十分害怕的样子，趁机一伸手钩住了我的右膀子。要知道：这种手挽手构成的“X膀子”，是当时大上海男女青年热恋的象征。不用再谈什么了，从兰英的“体语”中，我便感觉到了她对我由一见钟情，瞬间升温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夜色是多么地迷人，四周是那么地宁静，静得让我能听到兰英那急促的呼吸声。她两眼含情脉脉地凝视着我，浑身的骨头就像散了架一般地瘫痪在我身上。此时此刻，兰英好像是在欣赏着我什么，又好像是在等待着我什么。此情此景，跟邂逅史姣妹时一模一样，只待我心领神会地迎合上去，俩人便可在荒田野草窠中做一对露水夫妻。或是搂头抱颈，唱一首海誓山盟的情歌；或是脱衣解带，奏一支高山流水的黄曲。但是，只因有了与姣妹一见钟情坠入情海，酿成悲剧，分道扬镳的教训，这次和兰英在一起，我就显得格外老成持重，不卑不亢。兰英捉摸不透我的心思，似乎等待得不耐烦了，便用膀子搡了我一下，嗲声嗲气地问道：“侬在想啥呀？”我坦率地答道：“我想跟你说：我是受过处分的。”“侬讲啥？”她瞪大眼睛，露出了异常惊恐的神色。 我进一步挑明说：“三年前，我戴过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啊——！”兰英惊得目瞪口呆，那只钩住我右臂的膀子，就像被毒蛇咬了口一样，猛地缩了回去，沮丧地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我心平气和地解释说：“不过，去年我已摘掉帽子，重新做人了。现在在副业队养猪，你是否愿意跟我谈，可认真考虑一下。”兰英叹了口气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劳动，怕连累了侬。”我说：“身体不好可锻炼，劳动可慢慢来。”兰英又说：“阿拉姆妈要靠我养呀。”我说：“赡养父母也是应该的，只要勤劳和省吃俭用，该不成问题。”兰英见用种种借口说服不了我，便直言不讳地说：“侬真是拎勿清爽，阿拉跟了侬，要呕血够啦。”我问：“呕血是什么意思？”她答：“呕血就是触楣头。”啊！果真图穷匕现，少女的心，秋天的云，说变就变，变幻莫测。事已至此，我思想上早有准备，只好弹花店里死老板——“不谈”。于是，我坦然地说：“既然不谈，我们就此分手，各走各的路吧。”兰英原想我一定会追求她，甚至央求她，万万没想到我会如此轻率地提出分手，气得她反唇相讥道：“我走我的阳光道，侬走侬的独木桥！”说罢，就怒不可遏地走了。望着她大步流星过那座水泥桥的背影，我才猛然醒悟：那小鸟依人的“X膀子”，无非是一种虚情假意而已！我感到很踏实，很幸运。好在趁早收场，没有和这样的女人谈下去。否则，即使结了婚，穷困潦倒固然不必说，那样尖刻的话，又有谁能受得了？到头来迟早还不是要和我分手？ 我再接再厉，十天内谈了三个女人，最终都因我戴过“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而崩了。无情的现实告诉我：像我这样的阶下囚，要想找一个理想的对象，可真比登天还难！世态炎凉，有哪个漂漂亮亮的姑娘，愿意嫁给一个现行反革命？左思右想，我决定将自己写的书稿尽早出版，争取在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后，再谈对象。恰好当时江西省土产畜产公司来函，求购《黄鼬（黄鼠狼）的狩猎》一书，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我出版该书的信心。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写书上，整天忙忙碌碌，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充实。 真所谓背时凤凰不如鸡，虎落平原被犬欺。我落难副业队养猪时，各种好事当然轮不到我头上。反之，一些人们不愿干、不敢干的杂事，例如：舂米粉、抬棺材、杀猪、杀牛等等，却都莫名其妙地落到了我头上。 有一次，队里一条黄牛得了疯病，拉车时又蹦又跳，性子异常暴烈，一连伤了几个人。队里决定将它杀掉，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杀。队长先是叫杀猪的老蔡杀。老蔡的婆娘嚷道：“大口牲畜，是杀不得的！”闹了不准老蔡当刽子手。养牛的老余说：“杀牛的无罪，牵牛的人才有罪哪！”老蔡趁机说：“我来牵牛，老余你动手杀牛，怎么样？”老余说什么也不敢动手杀牛。几个人在豆腐坊门前，你推我却，谁也不敢下手。恰巧这时我从旁边路过，几个人老远就一个劲地喊我过去。我来到豆腐坊门前，老蔡抢先说：“小朱，请你帮我们杀牛，弄两斤牛肉吃吃，怎么样？”我随口答应：“好啊。”老蔡一听，高兴得手舞足蹈地说：“好了！好了！这下有人杀牛了。大家赶快做准备，烧水的烧水，还有的人拿绳子、杠子……”说罢，他递给我一把磨得锋快的杀猪刀。我接过杀猪刀问道：“杀牛要用牛刀，有没有再大一点的刀了？”老蔡说：“这是最大的刀了。”我又问：“怎么个杀法？”老余抢着说：“杀牛用大劘头的杀法。”老蔡反驳说：“不对！不对！用点料的方法。”说着，老余就和老蔡争论起来。我问：“什么叫大劘头？什么叫点料？”老蔡解释说：“大劘头就是将牛头一刀刀割下来，点料就是像杀猪那样，一刀捅到心脏。”我便说：“大劘头我不曾见过，杀猪倒是见过的，就用点料吧。”老余和老蔡不争了，都说：“好！好！就用点料！” 杀牛开始了，我用麻绳扣在疯牛的一条前蹄上，用提举一腿倒牛法，指挥几个大男工将牛绊倒，然后，用麻绳将牛的四蹄捆结实。那疯牛预感到自己的死期来临了，挣扎着头颈，“哞！哞！”地叫起来。老蔡拿来两根木棍，一头撬在四蹄下面，一头让几个大男工用力压住疯牛，不让它挣扎。老余则用大锹在牛的脖子下面挖了个深坑，那是放牛血用的血塘，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我下手了。 我不慌不忙，蹲下身子，摆了个弓箭步，左膝弯曲抵在牛颈背上，右腿伸直，撑住人体重心，左手将牛脖子软囊的皮拉紧，右手握刀，朝着牛心方向一刀刺了进去，全刀没入牛体，便退刀放血。我拔出刀子，只见牛脖子被刺了一个口子，并无鲜血直涌而出，知道是杀猪刀太短，没有刺中心脏。疯牛被这一刀激怒了，吼叫着挣扎起来。围观的人群中有个王木匠起哄叫道：“噢！杀呛了！快跑啊！”人们开始四散而逃。疯牛挣扎得厉害，压在牛身上的木棍，发出了“咯、咯”的响声。事不宜迟，我迅速卷起右手衣袖，将刀口扩创后，手臂顺着杀猪刀向牛体内伸去，对准牛的心脏部位，一连捅了五、六刀，只觉得手臂已被粘糊糊的热血包住，才将杀猪刀退出牛体，牛血随着我血淋淋的手臂喷溅而出。我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抹去手臂上的牛血，跑到牛头一侧，帮老蔡压住牛头。牛血随着牛的呼吸，一冲一冲地喷进血塘，透过创口可以看到牛心牛肺的阵阵抖动。几分钟后，牛腿僵直，牛头倒地，牛被杀死了。围观的人们开始欢呼：“噢！牛杀好了！太惊险了！太精彩了！”也有人说：“别看朱蕴忠文质彬彬的，杀起牛来，居然脸不变色，心不跳……”我和老薛一起解掉捆牛蹄的麻绳，抽走木棍，开始剥皮。牛肉被一块块割下来拎走，两个小时后，地上只留下了一张牛皮和两只牛角。从那以后，周围的不少人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甚至有的人见到我就躲得远远的。直到我平反后，小组里的几个女工才对我说：“朱蕴忠啊，你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时候，经常杀牛，把我们都吓死了，哪个姑娘还敢嫁给你做老婆？”在试验站讨不到老婆了，我只好向周围农村物色对象。有一天，北边猪场老王的小姨娘来到副业队有事。我见那姑娘人品身材都不错，便悄悄地对老王说：“能不能帮我跟你小姨娘牵牵线？”老王爽快地说：“行呐，我说说看。”时隔不久，老王对我说：“明天是星期天，你骑我的自行车，到我小姨娘家去，帮我驮点粮食回来。”说这话的时候，老王有意对我挤了一下眼睛。我立即心领神会，满心欢喜，这分明是给我一次上门的机会。 第二天上午，我骑着老王家的自行车，摆渡过了洋河，来到东移七队，很快就摸到了老王小姨娘张玉华的家。她下田劳动去了，老妈妈叫我先在屋里坐坐。等到中午，张玉华卷着裤腿、光着脚，扛着一把大锹回到了家。她一眼就看到了门口的自行车和屋里的我，连忙叫了声：“妈妈，烧中饭。”就进了厨房。不一会儿，她洗刷干净，穿好鞋子，进屋对我说：“你先坐坐，吃了中饭再走。”便拿了两条咸鱼和一包虾米向厨房跑去。吃饭时，老妈妈在厨房没过来，一张小桌子，三菜一汤，张玉华和我对面而坐。我显得有些拘谨，她见我不动筷子，就夹起一块鱼放到我碗里说：“吃吧，不用客气。”就再也无话可说。低下头来，只管吃她的饭。我壮起胆子，开始仔细打量起眼前的这位对象来。看来看去，似乎也看不出什么缺点。唯一让人感到扫兴的是，她始终不朝我看一眼，更不用说是暗送秋波了。真是乡下大姑娘，有吃相无看相，憨厚朴实得很呢！吃过饭，她帮我将粮食口袋绑好在车上，说了声：“走好。”就转身去整理她的农具。唉！真是令人遗憾，和农村姑娘第一次见面，是不可能“两情同依依，举手长劳劳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问老王：“你小姨娘怎么个说法？”老王说：“我小姨娘本人没什么意见，只是我婆娘不同意，说：‘姐妹俩怎能都嫁给反革命分子’……”我抱着一线希望，找到老王的婆娘说：“张大姐啊，既然你妹妹没意见，你就做做好事，成全了我们吧。老王也是反革命，你们不是照样生儿育女，日子过得也不错嘛……”张大姐说什么也不同意这门亲事，但是，似乎她也十分同情我的遭遇，便说：“小朱啊，你人品的确不错，我保证给你找个合适的对象……”不久，便传来了张玉华嫁给了大队团支部书记的消息。接着，又听说张玉华与那男人闹了要离婚。我结婚后，又听到了张玉华男人病故守寡的消息。唉！这人生哪，也真是阴差阳错，差那么一步就凄苦了半辈子。常言道：人到八十三，不知瘸和瞎。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摆脱世俗偏见，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呢？ 春去夏来，大旱难逃五月十三。到了阴历五月下旬，老天果然下起暴雨来。河、沟、塘里灌满了雨水。溷浊的河水翻滚着浪花，奔腾向东汇入大海。我买了一口扳罾，张在了河口。扳到天中，小鱼篓早就满了。我收起网具，欢天喜地回到副业队。在回宿舍的途中，恰遇张大姐笑姿眯眯地向我走来。离我只有三步路了，她神秘地对我一笑说：“马上到我家里来。”说罢，便将嘴角朝身后歪了歪，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我朝她身后望去，只见离她十几步远的大路上，两个农村妇女正领着一个穿粉红色的确凉衬衫的姑娘向这边走来。我一下子明白：肯定是帮我说媒来了。我赶紧回到宿舍，换了件白衬衫，拎着鱼篓就来到了老王家。一进门，张大姐就说：“正好想去找你，今天来得这么巧啊。”我说：“今天扳的鱼吃不了，送点给你家尝尝。”张大姐夸道：“哎呀，小朱真能干，扳了这么多鱼哇！今天别走了，就在我家吃中饭。”说罢，又将嘴朝房里歪了歪。我料定那姑娘准在房里，便落落大方地径向房里走去。那姑娘见我直匆匆地进了房间，羞得两颊绯红，连忙用手里的扇子将脸挡了起来。我看不到她的脸面，只好自上而下将目光落在了她的脚上。只见她穿着一双八成新的白跑鞋，跑鞋上没用鞋带子，那分明是苏南无锡城里“冻紧阿妹”流行的打扮。我退出房间，悄悄对张大姐说：“这姑娘跑过码头，见过世面。”张大姐说：“刚从无锡回来……”吃中饭了，张大姐进房叫那姑娘上桌子。那姑娘姗姗而至，来到桌子旁边，对我瞟了一眼，便含笑低头对面而坐。我仔细打量起眼前的这位对象来。觉得她身材、脸盘都不错，美中不足的只是嘴大了点，顿时使我浑身凉了半截子。其他什么缺点，譬如雀脸斑呀、细眼睛呀，我尚能勉强凑合，唯独这大嘴女人，我才不要呢！因为有一次晚上乘凉，有个知青说过：“男大鼻梁高，女大嘴门阔”这样的下流话。反正，不管是否灵验当真，眼前的这位姑娘，真的让我感到扫兴。于是，一吃过中饭，我就匆匆起身告辞说：“张大姐，谢谢招待，我要回去了。”张大姐急忙起身，追到门外，拦住我说：“刚才我问了秀娥，她同意跟你谈，你怎能甩下人家就走呢？”我说：“我不想谈。”张大姐忿忿不平地说：“我辛辛苦苦，打老远把人家请来，你却不想谈，秀娥有什么不好？”我说：“什么都好，就是嘴太大。”张大姐说：“嘴大吃四方，是副福相。你总得看在我面子上，跟她谈谈吧。”我问：“怎么个谈法？”张大姐说：“你等等，我去去就来。”说罢，转身进了屋。不一会，张大姐就兴冲冲地从屋里出来对我说：“秀娥今天不走了，留下来慢慢谈。”我连忙说：“不行！不行！”张大姐说：“哎呀！真是急死人，有什么不行哪！”我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就是不行，叫她们今天回去。”张大姐见怎么也说服不了我，只好改口说：“叫她们回去可以。不过，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可要答应星期天到秀娥家去一趟。”张大姐苦口婆心地缠住我劝说，看来非要我去那姑娘家不可。无奈，我便随口应道：“好，你叫她们先回去，星期天我就到她家去一趟。”星期天一大早，张大姐就来催我到那姑娘家去。虽说我心中不想去，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自己既然答应了人家，就必须去。我骑了自行车，按张大姐指点的路径，来到了黄镇公社新滩七队。 那姑娘见我如期而至，风尘仆仆地上门来了，心中好生喜欢，对我嫣然一笑，便里里外外地忙碌起来。 不一会儿，人声鼎沸，姨娘婆子的全都带着笑声来了。我刚坐定，那姑娘就到家前树上摘了一盘梨子，削掉了皮，放到了我的面前。这一回，她与第一次见到我时，用扇子遮住脸的情景判若两人，显得格外地热情大方，喜笑颜开。她忙忙碌碌地穿梭于厨房与堂屋之间，欢快得就像一只百灵鸟似的。时时回眸一笑百媚生，频频地向我暗送着秋波，当仁不让地担当起这场喜剧的主角来了。吃中饭的时候，堂屋里显得格外热闹，几个婆子在一旁指指戳戳，评头评足，对我夸着赞着，喜得那姑娘满脸绯红，就像绽开的鲜花一样。饭后稍息，我便动身回站。到了宿舍，我反复思量，总觉得这门亲事来得太容易了，会不会又是来得容易去得快？那姑娘的心，会不会又像秋天的云，变幻莫测？想来想去，自己还是老老实实，物色一个憨厚踏实的姑娘为好。反正，在农村找一个姑娘，尚不成问题。何必如此心急如焚，草率了事？想到这里，我给那姑娘去了一封信，感谢她对我的招待和好意，并以无锡家中不同意为由，婉言拒绝了这门亲事。时隔不久，张大姐气冲冲地跑到我门上说：“小朱啊！你也太不像话了，一封信就把人家给回了，害得人家哭了几天，我可被人家骂够了！”我说：“我去她家，她让我吃梨子，这说明我跟她没缘份，迟早要‘离’嘛，又怎能怪我？”张大姐见我实在不愿意和那姑娘谈，自然只好罢休。消息一传出去，来说媒的人就像走马灯似的络绎不绝。真所谓：阿末佬佬有饭吃。试验站男知青就剩我一个人没结婚，想婚迁进站的姑娘多着呢！根本不用怕找不到老婆。自己在政治运动中已遭不幸，如果再在个人婚姻大事上有个闪失，讨了老婆再离婚，那就麻烦大了。想到这里，我变得越加谨慎起来。 一天中午，一队的老汪到副业队来找我，说是要将自己的侄女介绍给我做老婆，并且带来了那姑娘的照片。一看那姑娘的照片，就给我一种温馨和谐的感觉，还没见到人，就勾走了我三分魂。于是，我对老汪说：“能不能将照片留下，让我考虑一下再说？”老汪说：“行呐，我侄女在一队做过临工，你可到一队去访一访再说。”说罢，便自信地走了。 第二天，我跑到一队打听那姑娘的情况，几个知青都异口同声地说那姑娘不错，不仅人品出众，长得漂亮，而且做工勤快，唱的歌还刮刮叫。知青们都说：“能谈，能谈。”于是，我就回话给老汪：“同意谈。”老汪问我要了一张近照，寄给了他的侄女。过了半个月，他跑到副业队对我说：“我侄女也同意谈这门亲事。”我问：“她在淮阴，我在试验站，怎么个谈法？”老汪说：“国庆节放假三天，你帮她买几件衣料，我陪你一起去淮阴棉花庄把亲订了，然后带我侄女到试验站来拾棉花。春节你带她到无锡旅行结婚，怎么样？”“行呐，就这么办。”我同意了老汪的安排，并且买了两套衣料，只盼着国庆节一到，就和老汪一起去淮阴棉花庄订亲。 常言道：有福害腿，没福害嘴。好容易等到国庆节，老汪却来说：“这几天嘴上害了个疔，肿得厉害，淮阴去不成了，回头再说吧。”并且提出了春节旅行结婚前，要我准备彩礼、服饰之类的东西。 老汪的话就像是一盆凉水，将我从头浇到脚跟，使我感到十分扫兴。我整天在猜测着：是否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无形之中，给我心头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唉！要是去了淮阴，肯定是和那个姑娘结了婚。可是，人与人之间，往往只是差那么一点点缘份。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相逢不相识。 一天上午，我在猪场干活，突然看到有个农民模样的人，正在伸头探脑地朝猪圈里张望。我警惕地跑过去查问：“你是哪个生产队的？到这里来干什么？”那人答道：“我是指南五队的，来看看你们养母猪的经验。”我愣了一下，急忙问道：“听说涵洞大队王小三的二姐嫁在你们指南五队，你可认识？”他随口答道：“她是我婆娘，你问这个干什么？”啊！我心中一阵狂喜，连忙追问道：“王小三结婚了吗？”他莫名其妙结结巴巴地说：“小三子小呐，虚年才21岁，还不曾找婆家呐。”我说：“既然如此，我想讨她做老婆，请你帮我做个媒，怎么样？”“啊？！”他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似信非信地打量起我来。见我说话真诚，落落大方，便自惭形秽地说：“她可没文化啊。”我说：“没文化我可以教她，农村体力劳动也用不着什么文化，只要肯吃苦，能做工就行。”他说：“做工她可凶哪，不知她肯不肯谈。”我说：“你先回去商量一下，能不能安排小三子到你家与我见个面？”“行呐！行呐！”他满口答应着匆匆赶回家去。临走前，我问清了他家的住址，知道他的名字叫严志成。 过了几天，严志成又来到副业队猪场，满脸堆笑地对我说：“今天中午请你到我家吃饭，小三子也去。”“好好好！”我满口答应。 上午十时左右，我换了件白衬衫，借了辆自行车，一路兴匆匆地来到了严志成的家。小三子还没来，她的妈妈和二姐早在堂屋里端坐。严志成向我作了介绍，我开口就恭恭敬敬地叫了声：“妈妈”、“二姐”。她的妈妈和二姐见我亲昵地称呼她们，先是一愣，接着便开始喜笑颜开，心想：人家是无锡知青，出马三分相，就是不一样，不像苏北农村青年，土里土气的没章程。二姐便欢快地跑到厨房去帮严志成忙中饭。 中午时分，小三子和另一个梳着短发的姑娘，骑着两辆自行车来到了门口场上。不待自行车架好，她妈妈就开口问我：“听说你见过我家小三子，你倒说说是哪一位？”我随口答道：“是梳着辫子的那一位。”“噢！”她妈妈终于相信我是认识她家姑娘的。 小三子进屋一见我，脸上就泛起了一阵红晕。她穿了一身新衣服，两条辫子梳得雪滑。三年不见面，女大十八变，越变越漂亮，越发变得楚楚动人，已成了一个标标准准的大姑娘了。我望着她那漂亮的脸蛋，匀称的身材，隆起的胸部，曲线般的柳腰，真是越看越喜欢，居然看遍全身都是优点。与第一次见到她时，看遍全身没有一点缺点相比，感觉好了十倍。 我暗暗告诫自己：此事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既要处处小心谨慎，又要时时争取主动。 吃过中饭，我悄悄地对严志成说：“承蒙你家招待，既然小三子来了，是否能麻烦你，陪她一起到我宿舍去玩玩，顺便吃过点心后回家？”严志成为难地说：“我去说说看。”良久，不见严志成回话。我过去一看，原来是小三子不肯去，姐姐正在劝她呢！经过几番相劝，小三子终于和那梳着短巴头的姑娘，跟着我和严志成，来到了副业队。出门前，我早已将宿舍整理得有条不紊。口间是厨房兼客厅，灶边的篮子里放满了鸡蛋，那是自己养的几只母鸡下的蛋。牛房里有的是草种子，母鸡吃得膘肥肉壮，下的蛋特别大。墙上，挂着捕鱼用的各种网具……。一目了然，不言而喻，是个很会过日子的小伙子。 进了房间，四人坐定。我就开门见山地说：“站里的老汪已将侄女介绍给我，本来已去了淮阴，只因老汪嘴上害了个疔，没能去相亲。那边的衣料，是我准备的彩礼。这是那位姑娘的照片。如果小三子同意跟我谈，我明天就去回人家，如果不同意谈的话，过几天我就去淮阴订亲……”没等我的话说完，严志成就说：“谈，来了就是谈的。”短巴头姑娘伸手拿过照片，给小三子一看说：“人品还不错呢！“我说：“我问了一队知青，大家都说人品不错，有文化，唱的歌刮刮叫。只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眼前的小三子也不错，何必舍近求远，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订亲？只是不知道小三子是否同意谈？”那姑娘用膀子捣了一下小三子说：“谈。”我望着小三子，等她回答。她只是低头微笑，并不表态，房间里的气氛变得沉闷、尴尬起来。严志成忙出来打圆场说：“我们苏北农村的姑娘，婚姻都靠父母包办，媒人说合，自己是不好意思开口谈的，今天来了就表示愿意谈，你就不要再问了。”我执意要小三子表态，便退一步说：“不说话也可以，就来个点头不算，摇头算。”说得旁边的那个姑娘笑了起来，推了小三子几下，说：“算了，算了。”严志成说：“回头择个好日子，带上衣料，化上三十六块小零钱，到她家办桌饭，会个号就行了。”我问：“什么叫会号？”严志成解释说：“会号就是订婚。按我们这里乡风，订过婚，她就是你的人了。”呃！苏北农村的姑娘居然不谈恋爱，终身大事还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纯属封建包办婚姻。我简直无法接受这种现实，但是，为了面前这位意中人，也就只好顺其自然，来个先结婚后谈恋爱了。总之，结婚是关键，恋爱留在日后慢慢谈吧。即使像今天这样谈不起来，感情生活中留下一片空白，那也只好拉倒。回想自己靠自由恋爱谈了几个女人，开头哪个不是对我一见钟情，甜言蜜语，好话说尽？甚至像姣妹那样，与我朝朝暮暮，同枕共欢，百日夫妻如深海的女子，一旦听说我戴过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就忍痛割爱，分道扬镳，杳如黄鹤，令人悲痛欲绝。我想，世人的男欢女爱之事，或许都是带有条件的。所谓纯洁无瑕的爱情，只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美好心愿而已。因此，自古以来，世人便有人生难得一知己的感叹。 自由恋爱也好，包办婚姻也罢，反正只是一种形式，实质是要找个女人结婚，共享天伦，生儿育女，完成人生中的一大任务。于是，我入乡随俗，满口答应择个日子会号。接着，便是忙了烧点心，当然应该下面条，象征着夫妻恩爱，天长地久。事后，我到一队对老汪说：“既然国庆节不去淮阴，这门亲事我就不谈了。”说罢，便将他侄女的照片还给了他。老汪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只好告吹了这门亲事。 阴历十月初六，我拿了布料和小零钱，到王家上门会了号。从此，我便可名正言顺地带着猪肉、煤油、火柴、白糖，这些农村里稀罕的东西到她家去跑跑。尤其是休假天，那是一天不隔的。我想：既然王小三已是我的人了，我就可跟她像姣妹那样亲热亲热了。谁知，这苏北农村姑娘，还就出乎意料地古板。不用说俩人一路来，一路去了，就连跟她讲个话，都是根本不理睬你呐！我到厨房，她就到堂屋；我到堂屋，她就到厨房。俩人好像是在表演“二人转”似的。有一次，我见左右无人，就在厨房门口挡住了她的去路。气得她翻脸骂道：“脸皮真厚！”我只好忍住性子，陪着笑。再有一次，我见她挑了一担山芋回家，便赶紧跑过去说：“让我挑，让我挑。”她气呼呼地说：“不要！走开！”我还要争执，她将担子往地上一扔，头一厥，生着气走了。我蹲下身子，将滚到地上的山芋拣进篓筐，憋着一股气，将担子挑到她家中。一次次地培养感情都失败了，我心痒难搔，感到十分烦恼。回到副业队，我跟老王谈了自己的苦恼。老王心平气和地说：“小朱啊，苏北农村姑娘生来就古板。我跟她家还有点沾亲带故呢！你只管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星期天我到涵洞五队去跑一趟，找她的四舅舅和妈妈，帮了做做工作”。 老王帮我到涵洞五队去做工作了，我则加紧了与她姐姐家的礼尚往来。春节即将来临，我提出了要带人，王家则提出了要陪嫁的彩礼。虽说彩礼很普通，只是要些红棉袄、绿棉裤、风雪大衣、尼龙袜子之类的随身衣装。但是，对于每月只拿21元工资的我来说，却是一笔没有能力支付的费用。为了讨回这个老婆，我头顶星，脚踩冰，半夜困，五更起，背着20把黄鼠狼夹子，奔波在荒滩野田中，靠捕捉到的26只黄鼠狼，补足了这笔彩礼。 年初六结婚，日子已择好。婚前，婆子家的女儿陪她和我一起去领结婚证。根据当时当地的规定，两口子年龄加起来达到50岁，便可以领到结婚证。她21岁，我29岁，加起来正好达到结婚年龄的标准。于是，顺利地办好了结婚登记手续。领到结婚证后，我们便骑车回家。途经试验站时，我说：“时间已不早了，在我家吃了中饭，再回涵洞大队吧。”婆子家的女儿同意了，小三子说什么也不肯去我宿舍。我舍不得她挨饿，就从口袋中掏出一把喜糖递给她，她摔手一巴掌将喜糖打落在地，看来火气还不小呐。我感到很扫兴，很尴尬，只好强颜欢笑，目送她们离去。 终于盼到了年初六洞房花烛夜的这一天。早在几天前，严志成就到我宿舍，帮我将床铺调正为东西向，按当地的风俗布置了新房。并且向我讲述了苏北带新娘子的规矩和习俗。我认认真真地洗耳恭听着这些陈规陋习，生怕大喜之日自己出了洋相。反正，一切都得按严志成的指示去办。 年初六上午，我请了两位随从，一行三人骑着自行车出发去带新娘。离王家不远处，我们便推着自行车徒步前进。迎亲的鞭炮声响起来了，我喜气洋洋地来到王家。堂屋里好热闹，王家门上的亲戚们都来了。中午开了几桌酒席，傍晚前新娘子要赶太阳出门。趁着尚未动身，丈母娘将我叫到一边，悄悄地说：“三子脾气坏，带回家去要忍住点性子……”我连声“嗯呐，嗯呐”地答应，丈母娘似乎才放下了心。 新娘起程了，在媒婆的搀扶下走出了房门。新娘早已作过打扮，她戴上了一副墨镜，上穿绸缎红棉袄，下着丝锦绿棉裤，穿红着绿，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牡丹花一样，绿叶扶红花，显得越发光彩夺目，鲜艳无比。我和新娘在堂屋中喝过糖茶，便开始启程。新娘上车，脱下拖鞋，鞭炮齐鸣。我骑车在前，一个随从用自行车驮着新娘，一个随从用自行车驮着一只红漆木箱，那是新娘的嫁妆。除此之外，按照苏北的乡风，新娘上车时要脱下拖鞋启程，象征着连娘家的泥土都不带走一点。自行车三转两拐地上了大路，社员们都伸头探脑地出来看热闹。小孩们则在路边上手舞足蹈地唱着儿歌。 半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副业队。牛房边的大路上，胡相荣和老王早已手持鞭炮在等候。鞭炮一响，新娘进房。喜酒上桌，我和胡相荣以及两个去带新娘的随从围桌坐定。一瓶喜酒，六样小菜，虽说家常便饭，但毕竟是喜酒，大家都替我高兴。 吃过晚饭，送走众人，洗刷完毕，我喜气洋洋地进了洞房。洞房里只有我和小三子俩人，我心中自鸣得意道：“哈哈！小三子，这下看你往哪儿逃！”随即跃跃欲试，恨不得来个饿虎扑食，冲上前去，连掯带抱将她搂上床。突然，我停住了脚步，只见那小三子，早已吓得浑身颤抖，就像老鼠见到了猫一般，蜷缩到了床的西头。瞬时间，我开始同情起她来，心想：她毕竟还年轻，又没有见过世面，千万别将她吓坏了。于是，我斯斯文文地走到她跟前，和颜悦色地问：“小三子，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她说：“不要。”我以征求的口气说：“那么，就睡觉吧。”她站起身子，摘去墨镜，脱掉棉衣，睡进了床西头的被窝里。我随即脱衣解带，去揭她的被子，只听得她以命令的口气说：“去去去，到那头去睡！”我愣了一下，只好忍住性子，睡进了床铺东头的被窝。我睡在她的脚跟头，感到十分懊丧，心里捉摸着：怎么到了这个时候还靠不到呢？不慌，不慌，待会儿再试试。半夜时分，我用手轻轻地抚摸起她的脚来。刚开始，我还真的害怕她火冒起来，将我一脚蹬下床去。看到她听天由命，任我摆弄，才壮着胆子，见机而作，小心翼翼地钻进了她的被窝……
第十四章
每当出门做事，都是秀兰争了骑自行车驮我。我舒心地坐在自行车后座，一路春风得意，耳边风声呼呼，她那两条长长的辫子，被风刮得飞扬起来，时时盘落到我的头上，似乎要将我捆住拴住似的。我好不得意，抓住她的秀发，搂住她的柳腰，常常为自己能找到这么一个脸蛋像演员，身子像运动员的妻子而高兴。 有一次路经站部，恰巧遇到李医师。李医师瞪大眼睛，仔细打量了秀兰后问我：“她是你什么人？”我自豪地答道：“她是我爱人。”李医师惊讶地说：“啊！真的假的？听说你讨了个瘸子残疾人哪！”我说：“简直胡扯蛋！她真的是我老婆，不信，你问她。”不言而喻，李医师终于相信了：眼前的这位姑娘真的是我的老婆，忙连声称赞道：“不错，不错，真的不错。真是郎才女貌，小朱还就真的有本事，讨了个这么年轻漂亮的老婆。”接着，李医师就跟我开起玩笑来了：“小朱啊！你可要当心哪，自古以来，美貌元宝是祸害根哪！”我自歉地说：“哪里，哪里，这才叫：丑妻薄田家中宝哪！”“哈哈哈哈……”说罢俩人放声大笑，笑得秀兰满脸绯红，很不好意思。 站里的不少人，都为我能找到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做老婆而高兴。但是，漂亮的脸蛋上不会出大米，靠我每月只拿21元钱的工资，根本无法养家糊口。没过多久穷开心的日子，家里就寅吃卯粮，揭不开锅来。我跑遍站里各个生产队，想帮秀兰找一份工作，哪怕是杂工、临工都行。但是，又有哪个人身上不痒，愿意捉只虱子咬咬呢？什么人不能安排，偏偏要安排我这个反革命的家属去做工呢？ 我求爹爹拜奶奶，好不容易在靠近副业队的三组，帮秀兰找到了一份临工。刚开始做工的时候，还算太平，没过多久，组长大公马就发起派性来，动不动就在劳动中找秀兰的麻烦。每当秀兰回到家中，对我诉说自己受到的种种歧视时，我总是用左一个“让人三分不为亏”、右一个“惹不起，躲得起，千万不要恼人”来劝秀兰逆来顺受。久而久之，老生常谈，秀兰跟我反起犟来，冲着我说：“跟了你这个悚男人，一天到晚受人气，被人欺，只晓得让人、让人，让到人人都爬上头来……”说着便哭泣起来。我无可奈何地叹着气，六神无主地站在那里发呆，嘴里支支吾吾不知所云。自从我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后，凡事都得逆来顺受，任人批斗，能忍则忍，能让则让，一个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阶下囚，又怎能乱说乱动呢！ 组长大公马派性十足，欺人太盛。三组的赵腊、芳芳、小韩等几个知青，三天两头为了秀兰的事与他争吵得脸红耳赤。知青们常常把他团团围在田头，与他一争就是半天，一吵就是几个小时，将他驳斥得理屈词穷，狼狈不堪。无奈，大公马只好在背地里发狠说：“对朱蕴忠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要心狠手辣，叫他饿饿肚子，才能让他认得我的狠！”他说到做到，开始赖帐，不发秀兰做工的工资。知青赵腊跑到队长家里去反映情况。谁知那个派性十足的队长，居然还表扬大公马阶级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做得对呢！ 春节即将来临，穷人过年如过关，眼看着人家喜气洋洋争购年货，自己家中却穷得揭不开锅，秀兰伤心地落泪说：“做临时工，受人欺，还拿不到工资，这个日子可怎么过啊……”见她哭哭啼啼，茶饭不思，我心如刀绞，只好自叹。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竟然养不活自己，这算什么世道！秀兰哭干了眼泪，突然她站起身来，痴呆呆地跑进房里，找了根麻绳，悲切地对我说：“活在世上受这种凌辱罪，不如两个人，一条绳，上吊算了。”我上前一把抢过麻绳，抱住她哭了起来。我抽泣着说：“秀兰，我对不起你，没想到让你受这种苦，你可千万别想不开。我经历了那么多磨难都挺过来了，要是没有了你，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我泣不成声，放声号啕大哭。哭声惊动了隔壁刚搬来的老王家。老王家两口子不知出了什么事，跑过来一看，顿时傻了眼。张大姐说：“小王啊！年纪轻轻的，别想不开。人生几十个节子才过到老哪！小朱哪一点对你不好啊？……”老王也凑上来劝道：“小王啊！小朱既聪明，又勤劳，只是时运不济，才落到这样的困境。将来有个出头之日，你跟着他福还享不过来呢！”张大姐得知我家断炊，连忙跑回家端来了一大脸盆黄玉米粉，拉着秀兰一起去烧锅。几个人连哄带劝，叫秀兰吃了一碗玉米糊，她才擦干眼泪，情绪有了好转。第二天，我想起了何庆跃说的：“人在难中，想亲友”这句老话，就跑到他家去求援。老何一听，二话没说，就将我带到了他叔伯哥哥老何爹爹家。老何爹爹正在办摇绳厂，听了我的诉说后，当即答应安排我家属去割茅草。我感激得热泪盈眶，悲喜交集地说：“老何爹爹，我真不知该怎样感激您。我家属在大公马小组做工，不但受到欺侮，而且还拿不到工资，秀兰气得不肯吃饭，竟想上吊寻短见。我想请老何爹爹到我家去，帮我做做秀兰的工作……”说着，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没等我把话说完，老何忿忿不平地嚷道：“岂有此理，不给人活路！回头我去找站长评理！小朱，你不要难过，现在我就到你家去。走！”我带着老何爹爹来到家中。老何爹爹一进屋就说：“小王，吃过饭哪？”秀兰答：“吃过了。”老何爹爹说：“吃过了就好。小王啊，东庄不借宿，西庄一千家！回头帮我摇绳厂割茅草，我来开工票给你。不要怕，天无绝人之路。小朱有什么不好啊？站里有些人老拿他的蹩脚票子，我就不买这个帐！我常对他们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一天到晚板门缝里看人，把人给看扁了。’……”老何爹爹一番话，驱散了秀兰心中的悲伤。她为自己能找到一份工作而感到高兴，脸上开始露出了笑容。人在难中，能得到他人的搭救，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在我落难的时候，居然连老婆找一份干苦力的工作，都是那么地艰难，那么地不容易。 终于盼到了收割茅草的季节。大伏天，人们在树荫下乘凉还热得喘不过气来。秀兰一大早就拿了两把镰刀出门了。临走前，她跟我交待了去的方向和地点。我干完猪场的工作，就赶着牛车去装运茅草。茅草运到场上，晒干、整理干净，捆起来卖给摇绳厂。 秀兰起早贪晚，拼命苦干，她一个人割的茅草，超过了整个摇绳厂女工割的数量。仅割茅草一项的收入就超过了我一年的工资，从而解决了生活问题。每当我到会计室去兑现工票时，邱会计都会当众夸奖说：“朱蕴忠讨了个老婆是摇钱树，拿的工资比十三级干部还高，是个标标准准的‘三大员’。呐，脸孔像演员，身体像运动员，一个月能赚钞票几百元……”一番话说得周围的人们都眼红起来。但是，那种靠苦力干出来的血汗钱，也并不是那么好赚的。记得有一次，在四队防风林北头割茅草，牛车进不了防风林，我只好一捆捆地将茅草扛到南边大路上。沉重的茅草压在我背上，我匆匆忙忙迈步走在坑洼不平的防风林中，额头上的汗水直往下淌，将两眼浸得迷迷糊糊的，看不清脚下的地面。突然，我一脚踩空，左脚发出钻心的剧痛，脚底板被钉在那里，动弹不得。我扔掉肩上的茅草，咬紧牙关，将脚拔了出来，鲜血洒了一地。原来刚才一脚踩空，一根削尖的柴穗槐，戳穿了我的球鞋底，将脚底板戳了个破洞，鲜血正在一个劲地从破洞里往外涌。我深知不妙，要是感染上破伤风什么的，那就不得了了。于是我一步一瘸，跑到二里路外的四队知青宿舍，找到了赤脚医生万究之。万究之查了创口说：“伤口很深，里面断着六根树刺，必须动手术，将树刺全部取掉，否则是会发炎的，你可要挺住哇。”我说：“肚子感到饿，先给我一杯糖开水。”万究之二话没说，给了我一杯糖开水。喝过糖开水，手术开始了。从创口里每取出一根树刺，都会发出蚂蚁啃骨头似的尖痛。不少知青都跑过来围观，面对众目睽睽的场面，我必须大义凛然，拿出英雄好汉的气概来，不管怎样疼痛，都是不能皱一下眉头的。半个小时后，六根树刺都被取出来了。万究之再次认真地检查了创口，确认没有异物残留后，便将创口进行了消毒、止血、包扎。手术做得很成功，我谢过万究之，一步一瘸地向防风林北头走去。来到地头，我对秀兰说：“刚才我左脚被树桩戳伤了，到四队去包扎了伤口。你帮我一起把茅草扛上牛车，回去吧。”秀兰说：“怪不得这么晚不见你来，碍不碍事？”我说：“不碍事，就是不能正常走路。”我扛着茅草，用左脚脚跟踮着地走路，一趟趟地将茅草装上了牛车。然后一步一瘸地赶着牛车回家。走到桥口，迎面遇到了四队的老姚。老姚是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劳改释放后，受到了周围人们的百般歧视。他和我一样，都是讨的农村老婆，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平时，老姚见人总是低三下四，点头哈腰，满脸堆笑。说起话来总是“对对对”、“行行行”、“是是是”，从来不敢冒犯哪个。只是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遇见了我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才会眼睛观着周围讲几句心里话。老姚见我步履维艰，就关切地说：“小朱啊，脚不好就在家里歇歇，不要跑这么远来割茅草了。”我无可奈何地说：“老婆连个临时工也难找，即使做了临工，也拿不到工资。不割茅草，日子怎能过得下去？”老姚愤怒地说：“试验站些老×养的，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毒太深。不管你怎样老老实实，他们还是要爬到你头上来拉屎。因此，对他们不能客气，你不日他的妈妈，他就不叫你爹爹。人怕狠，鬼怕恶，必要时就得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老姚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自己谨小慎微，逆来顺受了多少年，结果还是跋前踬后，动辄得咎，连老婆都说我是个“悚男人”。忍无可忍，物极必反，我相信老姚的话是对的。就像有人将“无度不丈夫”理解为“无毒不丈夫”一样。我决心对那些欺善怕恶，平白无故来欺侮我的人，给他们一点厉害瞧瞧。 几天后，左脚的伤刚愈合，我就对秀兰说：“我脚上的伤刚好，跑不远，附近是否有茅草可割？”秀兰说：“我在三组劳动时，看到三排北头有一段茅草。但是大公马人很坏，我们只能中午趁他下班后去割。”我说：“好吧，那就早点吃过中饭去割吧。”中午，我们赶着牛车，来到三排22条田北头，果然看到田埂边上长着一段很高的茅草。秀兰挥舞镰刀割了起来。我将割下的茅草扎成捆子，装上牛车。每次割茅草，我都只顾运输，秀兰割起茅草来，就像收割机一样，根本不需要我动镰刀。突然，她停下镰刀叫了起来：“看哪！草窠里结着不少南瓜呢！”我跑过去一看，果然见到草窠里结着不少南瓜。南瓜藤的根，长在棉花田里，分明是有人种植的。我说：“大公马这家伙，胆大包天，不顾站里三令五申不准种十边的规定，居然在棉花田里种南瓜。不义之财，取之无罪，把它摘回家烧了吃！”秀兰忙阻止说：“人家长的东西，是不能摘的。”我说：“人家长的东西，我不能摘。唯独大公马这家伙长的东西，我就是要摘。去年他扣你的工资，今年我吃他的南瓜，一报还一报，合情合理。今后有人胆敢欺侮我们，我就要想方设法报仇。不报这个仇，岂不便宜了他？”说罢，我就将南瓜摘了往牛车上装。摘光了南瓜，我又挥舞镰刀，将南瓜藤砍掉。我边砍边叫：“割掉你这个资本主义尾巴！”同时唱起了《白毛女》中的一段唱：“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舀不完的水，扑不灭的火，我要活，我要报仇……”几天以后，大公马发现种在沟边的南瓜不翼而飞，瓜藤也被人砍死了，气得暴跳如雷，面无人色。他召集小组职工，发动深挖细排，结果一无所获。唯独老蔡的老婆汪瞎子，一口咬定南瓜是朱蕴忠和王小三子偷的。老蔡还一趟趟跑到站里汇报：“朱蕴忠这个反革命分子，一点也不老实，居然偷小组里长的南瓜……”消息传到我耳朵里，铡猪菜的时候我对胡春说：“老蔡这家伙，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偷不偷南瓜关他个什么事。”胡春气愤地说：“这家人家坏透了，我儿子的婚姻，就是他跑到中东七队去捣掉的！提起他家，哪个不恨！只是大家都怕他，敢怒不敢言而已。去年，老蔡还跑到老樊门上去，要扇人家的耳光呢！”我说：“队里也不管管他家？”胡春说：“队里也管不了他家。前年汪瞎子跟队长的婆娘吵架时，公然泼口大骂队长的婆娘‘养私伢子’呢！”“哎！老蔡家居然这么厉害？”我不信地反问。 胡春说：“哎唷！厉害得吓死人了！这几天，站里的广播天天在通知，收庄之时不准拾玉米。汪瞎子天天鼓鼓囊囊地往家里背，又有谁敢说一句哪！”我说：“我就不信这个邪！要是我去抓她偷玉米，打起架来，只要你能证明：是老蔡家动手打我就行了。”胡春说：“只要你敢抓，保证副业队人人帮你说话……”第二天上午，老蔡到站里汇报过我偷南瓜后回副业队,在桥口与我撞了个满怀。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老蔡啊，不要老到站里去汇报我偷南瓜什么的……”没等我把话说完，老蔡就脸一板，眼一瞪，手一舞，口一张，狠道：“你还以为自己有理呢！我去站里汇报，你又能拿我怎样？！”我也并不示弱，回敬道：“行呐！行呐！倒看谁有理！”我匆匆回家，换了双球鞋，对秀兰说：“今天早些吃中饭，中午我要抓汪瞎子偷玉米。”秀兰一听，吓了一跳，忙说：“不要，不要惹祸，让他去汇报算了。”我忿忿不平地说：“让他们要批就批，要斗就斗，揪了我这么多年，这回也该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中午，我见汪瞎子背着一裙子玉米从南大路走来，便拔腿迎了上去。秀兰追上来阻拦，一把没有抓住我，急得直跺脚。她知道：一场恶斗马上就要爆发，她怎能不为我的安危担心呢！ 我大步流星跑到路边，正要冲上去抓汪瞎子，突然看到金凤跟在汪瞎子的后面，身上的围裙里也鼓鼓囊囊地放着玉米，便一个转身退了回来。秀兰问：“怎么不抓了？”我解释说：“金凤跟着汪瞎子一起拾了玉米回来，如果我现在抓了汪瞎子，就株连到了金凤。金凤与我家无冤无仇，我不忍心连累人家。”说话之际，金凤已和汪瞎子分手，独自向东走去。我再次出击，尾随汪瞎子来到老蔡家。胡春见状，知道我要出手了，急忙转身进屋，叫自家男人和二儿子出来帮忙。 汪瞎子进了家门，忙将玉米倒在脸盆中。我一个箭步冲进屋去，一把揪住汪瞎子的衣襟，大声吼斥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偷公家的玉米！走！跟我到站里去！”说罢，便动起手来。 汪瞎子被这突然其来的举动吓呆了，她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平时一向规规矩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今天却突然凶相毕露，气势汹汹地跑上门来惹是生非。从我抓她衣襟的分量，她深知自己不是我的对手，偏偏男人又不在家，一贯凶蛮的她，为了不吃眼前亏，只好低声央求道：“小朱，松手，松手，我的玉米是拾的……”为了扩大事态，激怒汪瞎子，我嚷道：“拾的也不行。走！跟我到站里去！”说罢，便使劲拖着她往门外走。汪瞎子终于忍不住了，举起脸盆向我打将过来。我急忙闪身，她扑了个空，玉米籽撒了一地。我退到门外，大叫：“打人啦！打人啦！”胡春家的男人和二儿子早已站在门口，听到我的叫喊声，立即冲上前去拦住汪瞎子。俩人个个磨拳擦掌，捋起衣袖，齐声怒吼道：“来！你敢来！”摆出了一副打架的样子。汪瞎子寡不敌众，吓得大哭起来。徐队长住在一栋宿舍的西头，听到汪瞎子家吵吵闹闹的声音，便跑过来问胡春道：“什么事？吵吵闹闹的！”胡春答道：“汪瞎子偷公家玉米回家，小朱说了她一句，她就摔起铜盆杀人家。要不是小朱逃得快，哎唷哇啦！那一家伙杀下去，肯定是没命了哇……”胡春绘声绘色，一五一十，牛皮加紧张，慷慨又激昂，一席话把汪瞎子说得一无是处，十恶不赦，那还了得。 徐队长一听大怒道：“简直没有王法了！倒看有没有药搽她的头！”随即招呼我过去问道：“小朱，你说说今天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紧不慢地说：“中午，我到老蔡家去拿豆腐店的水桶挑水，看到汪瞎子偷公家的玉米，就劝她：‘公家的东西，不要往自己家里拿。’她便泼口大骂我是现行反革命，举起铜盆向我劈头盖脑地打来，要不是胡春家男人和二儿子拦住她，我早被她打得头破血流了……”不等我把话说完，徐队长就说：“行了！行了！你赶快去站里汇报，就说是我叫的，叫站里的人来处理。人证物证俱在，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倒看她蛮到哪一天！”我心中大喜，撒腿就向站部奔去。心想：这下可有好戏看了。要知道：墙倒众人推，平时受老蔡家欺侮的人，都盼望着站里派人来治一治老蔡家呢！ 站领导听到我的汇报，引起十分重视。恰巧当时正在狠煞拾庄稼的歪风，想不到副业队就出了这种典型。于是，站领导派知青曹中三到副业队查处这起事件。我跟曹中三一起来到副业队。途中，我对曹中三说：“好男不与女斗，刚才汪瞎子打我，我没有还手。要是她男人动手，我肯定要自卫还击，打出纰漏来可不要怪我啊！”曹中三说：“哪有这样的蛮人，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样子。”我和曹中三来到汪瞎子那栋宿舍。汪瞎子的男人老蔡回来了，听了汪瞎子的哭诉，正在门口破口大骂：“朱蕴忠个反革命！今天我跟你拼了！”老蔡见我神气活现地来到跟前，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气得暴跳如雷，毛发根根竖立起来；脸色铁青，眼睛犹如铜铃。真是：张口骂声不绝吐沫飞，闭口咬牙切齿咯咯响。恨不得搬起石头砸天，一拳将我打瘫在地。 我也不甘示弱，右手握紧拳头朝他一晃，左手指着他的鼻子说：“今天你敢动手，别怪我不客气！”老蔡气疯了，骂道：“婊子养的！你过来！我跟你拼了！”说着，张牙舞爪，捋起膀子，摆出一副打斗的架子。汪瞎子也站在老蔡身边，左一个“反革命分子”，右一个“日死哩妈妈”，泼口大骂，为男人帮腔作势。现场的气氛十分紧张，武斗随时一触即发。就在这时，徐队长出来支持公道了。只见他声色俱厉地冲着老蔡说：“今天你敢行凶打人，我就叫基干民兵把你捆起来！”说罢，转身对胡春家男人和儿子说：“今天他敢动手，你们就把他给我捆起来！”胡春家男人拿到鸡毛当令箭，马上进屋拿绳在手，他早盼着报仇的这一天，要不是老蔡家到中东七队去捣空，他家二媳妇早就讨回家了。二儿子更是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冲上前去，揍老蔡一顿，泄泄心头之恨。副业队的其他职工也闻讯赶来了，大家早已恨透老蔡家，于是围着徐队长七嘴八舌，趁机落井下石，只盼着早点动手，将老蔡捆起来扭送公安局。 汪瞎子见势不妙，拖着老蔡就往家里跑。老蔡嘴里骂着叫着，发着无底穷狠，却脚下生油，跟着老婆进了屋子。汪瞎子关起大门，老蔡仍在家中骂骂咧咧。我对曹中三说：“你看到了吧。偷了公家的东西，还这么嚣张，还要动手打人。”徐队长怒气冲天地说：“一天到晚打人骂人，简直没有王法了。”说罢，便陪着曹中三到站部去汇报情况了。 站领导会办研究，作出了让老蔡停职检查，扣发当月工资的处罚决定。 老蔡整天愁眉苦脸，再也不敢骂人，更不用说是打架了。他四出活动，到处求情，千方百计想躲过眼前这一关。 过了大伏天，茅草一变硬，就不能摇绳了。我跟生产队的养牛场联系，安排秀兰去黄豆田割菽草。菽草割下晒干后，就是牛过冬的上好饲料。那年头站里忙着搞阶级斗争，斗来斗去斗出了一批阶级敌人。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黄豆田里净是菽草。不少地方，不见黄豆只见草。菽草足足有半人高，是个菽草大丰收的年代。 一天中午，我和秀兰俩人，在一队养牛场，过称晒干了的菽草。一直忙到下午两点钟，才收起家伙回家吃饭。称菽草的金叔叔回到一队，见毛金林正在跟队长汇报说：“朱蕴忠的老婆王小三子，中午在一排27条偷花生，我一直追到她指南五队二姐家，才不见了人影。”金叔叔感到蹊跷忙问：“中午几点发生的事情？”毛金林说：“中午一点发生的事情。”金叔叔说：“老毛啊，你不要冤枉人。今天中午，朱蕴忠家两口子一直在养牛场跟我称菽草，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我。你不要在那里胡说八道。”毛金林一口咬定说：“肯定是朱蕴忠的老婆。他的老婆王小三子，我还会不认识吗？”金叔叔争辩道：“真是活见鬼了。朱蕴忠家两口子刚回家吃饭。噢！你们看，南边大路上不是朱蕴忠家两口子吗？人家刚离开牛场，还没到家呢！”毛金林还想争辩什么，陈队长说：“算了，算了，别争了！中午我也看到朱蕴忠家两口子在牛场上称菽草，恐怕是看错人了。”第二天，我到一队开工票，金叔叔跟我讲了昨天发生的争论。秀兰听了，气得要发疯，说：“毛金林追到我姐姐的生产队去，污蔑我偷花生，我还有脸见人吗？我非要找他去算帐！”我说：“毛金林太可恶！我跟他无冤无仇，为什么他要造谣中伤，破坏我们的名声？无非是想在我头上立新功。”秀兰说：“跟了你这个悚男人，鸭咂咂，鹅咂咂，个个都想爬到头上来欺侮人，倒看你怎么办！”我发誓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迟早要报这个仇！”果然一语破的。天不转地转，才到第五年，毛金林一家就栽倒在我的手中。 五年之中，由于毛金林与他人关系紧张，接连调换了两个生产队，最后来到副业队与我住在一栋宿舍为邻。 一天夜里，朔风怒号，黑天半夜，我刚上床入睡，就被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吵醒。紧接着就听到徐队长挨家挨户地敲门喊：“开会啦！大家集中到队房开会！”副业队的职工们，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大队房。深更半夜喊大家来开会，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大家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猜测着，谁也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站里的几位领导，也赶来参加会议了。徐队长看看人到了差不多了就宣布开会说：“大家不要讲话了，现在请彭站长讲话。”彭站长站起身子，勒紧喉咙说：“今天这么晚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只因今晚副业队发生了一起投毒事件。有人将玉米籽拌上乐果农药，撒在徐队长家鸡窝的门口。请大家帮助查一查，提供破案线索。我们也希望投毒的人，能主动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否则，查出来是要坐牢的。”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们个个竖起了耳朵。彭站长的话一结束，就传出了“啊唷”、“没得命”之类的惊叹声。 徐队长接着补充说：“今晚我从站里开会回来，走到家门口，闻到一股农药味。打开电筒一看，鸡窝门口撒了一地白玉米籽子。拣起来一闻，净是乐果农药味，才知道有人在我家门口投毒。鸡吃了这种玉米籽子，必死无疑。人吃了这种鸡，也会中毒。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我希望投毒的人，自己站出来主动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否则，严惩不贷，也希望大家提供破案线索。”会场上又是一阵骚动，大家议论一阵后，又恢复了平静。领导们轮流发言，都是老生常谈，既无人提供线索，又无人自首投案，会场变得冷落起来。徐队长急得直搓手，彭站长愁得猛抽烟。一筹莫展，只等散会。就在这时，我站起来说：“这起投毒事件，肯定是我们副业队里的人干的。我建议将副业队的人都集中到这里来，我的鼻子尖，一闻手就能知道是哪个人投的毒。”领导们正愁破不了案，突然听我说能闻出投毒者来，个个喜出望外，信心倍增。彭站长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说：“就照小朱说的办，先将副业队的人都集中到这里来，一个都不能漏，然后挨排从门口出去，让朱蕴忠闻手。”半个小时后，副业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到了会场。闻手开始了，我站立门口，人们伸出双手，挨排从我面前走过。我仔细分辨着每个人手上的各种气味，有搽雪花膏的香气，有沾着厨房菜肴的油气味，也有令人恶心的汗臭味……。闻到毛小二子时，我分明闻到了一股用香肥皂洗手的气味。我当即怀疑起来，睡觉之前，为什么要用香肥皂洗手？莫非就是他投的毒？我一把捏住他的手，抬头直盯盯地望着他的眼睛，分明是在告诉他：“我已经闻出来了，投毒就是你干的！”毛小二子顿时吓得脸如土色，差点叫出声来。我心中早已明白：投毒非他莫属！于是，不动声色地放过了他。换了其他人，我肯定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千万别恼人的态度。何况毛金林跟我住在一栋房子，远亲不如近邻，恼了邻居瞎只眼，这些基本常识我还是懂的。但是，一想到五年前，毛金林污蔑我妻子偷花生，我曾发誓要报仇一事，也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了。真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只是时间未到。现在时间到了，就该不失时机地报这个仇。闻手结束了，大家一回到座位，徐队长就迫不及待地问：“小朱，闻出来没有？”我毫不含糊地说：“闻出来了！”“啊！”人们开始惊讶哄动起来。 徐队长忙追问：“快说说，是哪个？”我说：“人多不便讲，叫大家先回去。”彭站长当即宣布：“散会！”人们带着几分惊讶和遗憾的表情，哗啦啦地出了会场。徐队长又问：“是哪个啊？”我说：“肯定是毛小二子！趁他惊魂未定，我们赶快追到他家，打他个措手不及，他必招无疑。时间一拖，夜长梦多，大人教他死不认帐，事情就难办了，动作要快！”徐队长说：“快快快！快去毛金林家！前两天收棉花，我质量抓了紧一点，要他家返工，没想到他怀恨在心，下此毒手！快！大家快走！”毛小二子刚回到家中，父母见他脸色不好，正想教他死不认帐，话还没说出口，徐队长就带领一帮子人追到了他家。 彭站长冲着毛小二子厉声训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铁证如山，快快交待，投毒是不是你干的？”毛小二子抬头看到我跟在彭站长后面，知道事情已经败露，投毒被闻出来了，难以抵赖，只好心惊肉跳地说：“是的。”“走！跟我们到站部去！”彭站长下令说。 毛小二子被带走了，毛金林一家没了主张，只得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地干着急。徐队长趁机落井下石，借题发挥对彭站长说：“毛金林一家去年在一队养蜂，人际关系搞得紧张才调到我们副业队。去年站里发生的药蜂投毒事件，说不定也是他家干的。今年能药我家的鸡，去年就能药人家的蜂！”彭站长连声赞同道：“对对对！去年的药蜂事件，肯定也是他家干的！”于是，站里将药鸡、药蜂事件合并在一起，作为特大投毒案件，上报向阳县公安局。向阳县公安局立即抽调精兵强将，赶到试验站，将毛金林一家关押在几个不同的地方，日夜突击审训强攻，毛金林全家被揪得惨无人形。尤其是毛金林的妻子，平时打扮起来还像个大姑娘，关进学习班没几天，就被整得蓬头垢面变了人形，几乎成了老太婆。有个公安战士在审训她时还说：“看你那个死贼样子，还像个人形吗？”毛金林一家被整得半死，结果也没整出什么名堂，只好把他们放出了学习班。事后，毛金林不服上诉。但是，在那个年代，任你告到哪里都没用，只好哀声叹气，自认倒霉。 在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你揪我，我揪你，揪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生产力自然遭到破坏。但是，当时舞台上演出的都是：某个地方生产搞不上去，甚至遭到破坏，原因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经过一番斗争，揪出了那个阶级敌人，于是生产突飞猛进……。不少人都被这种奇谈怪论，愚弄得走火入魔，变了人心。直至揪到自己头上，方才痛定思痛，猛然觉醒。我报了老蔡和毛金林两家的仇后，在站里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终于知道：朱蕴忠这个反革命分子也是不好欺的。被他报复的人家，家家都没有得到好下场。常言道：“明枪好躲，暗箭难防。”朱蕴忠使的明枪这两家都没躲得了，要是来个暗箭伤人，那还了得！罢罢罢，认得他狠，别跟这种人噜苏。从此以后，试验站再也没人敢欺侮我。一段时间内，日子过得相当太平。 一天上午，我到站部去理发。理发室里已有很多人在等候，我只好坐下来翻翻报纸消磨时间。突然，我眼睛一亮，看到《新华日报》上登出了评论《十五贯》的文章。《十五贯》是古时候发生在无锡东亭的一起冤案。在这个时候刊登出来，不是借古讽今又是什么？回想自己，不是也像《十五贯》戏中演的那样，是个冤案么？我清楚地意识到：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政党，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都必须先造成舆论。刊登评论《十五贯》的文章，莫非中央要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认清了形势，认为已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了。自己必须奋起申诉，再次上访！于是，我决定给北京中央政法干校的沈莲芳去信。一则征求她的意见，二则来个投石问路。这样，便可万无一失。不久，我便收到了沈莲芳的回信。信中写道： 朱蕴忠同志：你好！ 来信详悉。我刚从“五·七”干校调回中央政法干校工作。你信中反映的问题，可向当地有关部门提出申诉。目前，党中央已作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我相信你的问题是能得到圆满解决的。如有什么困难，望再来信。因工作忙，余言不作赘述。 致礼！ 沈莲芳 9月18日 我一口气读完了沈莲芳的回信，高兴得跳了起来。我欣喜若狂地跑回家，对秀兰说：“秀兰，这下我要平反了！我蒙受的十年不白之冤要昭雪了！从此，我可抬头挺胸，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秀兰弄不懂什么叫平反昭雪，只是她从来没有见到过我这么高兴。她感到莫名其妙，惊惶失措，不知家里又要发生什么大事……。
申诉书1964年9月，我在无锡市第七中学毕业后，积极响应政府“上山下乡”的号召，主动放弃在城工作机会，带头要求下放到苏北Y城地区新泽农业试验站务农。不料，政治风云变幻莫测，1970年5月3日，一群号称“战斗员”的人，采用“先定性、后审查”的方式，将我和同宿舍的常州知青余锁兰非法抄家后，关进“对敌斗争学习班”，大搞逼、供、信。在逼死了余锁兰之后，我被放出了学习班。 一出学习班，我就到有关部门进行申诉。结果，我又被关进学习班整了七个多月。当我第二次出了学习班，再次上访申诉之时，1971年4月29日，我竟被押上Y城市体育场万人大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Y城专区公检法军管会，以为其父朱云生判刑劳改不满，坚持反动立场，长期收听敌台，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党的方针政策，污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吹捧帝、修、反等污蔑不实之词，无辜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戴帽交群众监督改造。现本人不服，再次申诉，并对有关污蔑不实之词驳斥如下。 一驳为其父朱云生判刑劳改不满，坚持反动立场。 我出生在贫下中农家庭。因家贫难养，出生后即寄养到无锡堰桥许巷村。8岁时，继母王翠娣病故。于是，随继父朱云生进城，定居于无锡市东大街76号。1958年，朱云生因走资本主义道路罪，被判刑劳改。当时，本人才9岁，尚不懂得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且与朱云生生活在一起不足一年。本人在校品学兼优，初中毕业后，就带头上山下乡，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立志耕耘。思想一贯要求进步，从来没有为朱云生判刑劳改发泄过不满言论和情绪。另外，继母季雪芳之前夫在台湾工作，也与本人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本人与所有出身不好的子女一样，被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受到百般歧视。学习班中，又以“一个父亲在劳改，一个父亲在台湾”对我大举迫害。且无中生有，故意捏造事实，以“坚持反动立场”为莫须有的罪名，凭空诬陷本人。 二驳长期收听电台。 事至今日，本人没有矿石机、收音机这类收听敌台的犯罪工具，根本不存在长期收听敌台的事实。 三驳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党的方针政策。被本人攻击的林彪、“四人帮”都已垮台。 四驳污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本人拣到的一条小狗，名叫“阿米尔”。该名字是由沈一林起名叫开头的，不属本人行为。《冰山上的来客》电影中的阿米尔，虽说是解放军战士，但作为个人，不能代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五驳吹捧帝、修、反。 本人年轻无知，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既不知道帝、修、反有什么可值得吹捧的，也根本没有吹捧过帝、修、反。 综上所述，本人根本不存在上述犯罪事实。要求上级有关部门，拨乱反正，查明事实真相；复查纠错，对本人宣告无罪平反。 申诉人：Y城地区新泽农业试验站朱蕴忠 1978年9月26日我满怀希望，将《申诉书》一封接一封地投寄出去。两个月后，站里派尤家骥到副业队，说是Y城地区公安局来人找我。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着尤家骥来到站部。多少次来，都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次公安局又来人找我谈话，不知是凶是吉，是福是祸。一路上，我眼皮直跳，总觉得罪加一等的可能性很大，宣告无罪平反的可能性十分渺茫。似乎凶多吉少，又是在劫难逃。不过，事已至此，别无选择。我只好硬着头皮，抱着不卑不亢的心情，跨进了招待所的房门。 Y城地区公安局的两个来人，早在招待所房间内端坐等候。见我一走进门，其中一位就站起身来招呼说：“你是朱蕴忠吧？请坐，请坐。”我捉摸不定，连忙询问：“找我有什么事？”来人说：“我们收到了你的申诉书，从现在起决定对你的问题进行复查，希望你跟我们很好地配合。”啊！原来是一场虚惊。我抑制着激动的心情说：“谢谢你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听说我要平反了，大公马急得团团转，一次次跑到站里去汇报：“现行反革命分子朱蕴忠一点不老实……”尤家骥听了，忿忿不平地说：“大公马简直利令智昏，愚昧无知到了极点。朱蕴忠马上要平反了，他还造谣中伤去揪人，真是太不识时务了！”又过了两个月，原先与我同一天押上Y城体育场万人大会、判了十年刑的文无敌，被提前释放回站，住进了招待所。 文无敌在洪泽湖农场劳改了九年六个月之后，突然被提前释放，带回新泽试验站，住进招待所，一日三餐作为来宾招待。他百思不解，感到莫名其妙。是减刑提前释放呢？还是算体现对劳改释放犯给出路的政策？九年半的劳改生活，已使他变了人样。他脸色苍白，两眼无光，沉默寡言，心力交瘁，常常一个人站在招待所廊下发呆。站里的许多人已不认识他了。即使认识他，大家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愿去和一个劳改释放犯噜苏呢！ 我一见文无敌，就义无反顾地跑到他跟前，对他悄悄地说：“终于熬出头了，一别就是十来年。马上我们就要平反了，你身体可好吗？”文无敌两眼直盯盯地望着我，抽搐着嘴唇，从牙齿缝里迸发出两个字：“诬陷！”就激动得浑身颤抖，再也说不出话来。他简直不敢相信，也无法接受我说的这个现实。自己平白无辜，被判了十年徒刑，劳改了九年半后，突然宣告他无罪平反，又有谁能受得了？从他被抓进牢的那天起，他就盼望出现一个清官，帮他洗清蒙受的不白之冤。在监狱里，他咬破手指写血书申诉；拆掉被面的丝线，绣成字申诉。用尽了所有办法鸣冤叫屈，盼望着拨乱反正，宣告无罪平反的这一天。结果，却是罪加一等。甚至被几个犯人打倒在地，将他的头掯进了水塘里。就在他感到绝望之际，突然，他被放出了牢笼，带回试验站，住进了招待所。听说要平反了，他始料莫及，悲喜交集，欲哭无泪，欲诉无语，周围的人们都说他精神失常了。于是，一辈子孑然一身，连老婆都没讨到，更不用说生儿育女，共享天伦之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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