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血
作者：戎马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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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血
作者：戎马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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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血 1939年至1942年，鲁南、滨海继续发生残杀干部的“肃托”事件，虽然罗荣桓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进行了干预，挽救了一百多人的生命，但山东的“肃托”运动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在前往延安路经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停止下来。建国后，山东“肃托”中深受迫害冤枉的人员在1955年审干肃反运动中又遇到麻烦，被杀的“托派”家属遭受数十年的歧视。山东“肃托”事件的彻底平反是在1983年底，距当年惨案发生整整过去了四十三年。 山东滨海地区的“肃托运动”是湖西地区“肃托运动”的延续，而湖西地区的“肃托”则是在延安“肃托”的恶劣影响下，更加上一些居心叵测的奸佞之徒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
一九四〇年三月鲁东南特委改称滨海地委，因二区的民间教会组织活动频繁，影响了我军征兵征粮工作，遵照山东分局指示成立了地委工作队，我任队长，带领三十几名工作队员和地委警卫连的一个排进入二区的庐山地区石场镇南展开工作。春风送暖，山野青绿，山溪清亮，烟柳垂丝。地头，农民们用一头重的翘杆取水灌田，一派农忙的欢快景象。战乱的气氛似乎还没有影响远离城镇的山乡。虽然每天忙忙碌碌，但我们工作紧张而有序。 好景不长，一九四〇年四月，“肃清托洛斯基运动”在山东滨海地区开始了。 肃托开始之前鲁东南特委已改称滨海地委（后又称作五地委），地委书记为柯亭，原书记景晓村调山东北部的渤海地委工作，我到工作队后，地委青年部长由刘曾浩接任。四月中旬，我奉命回到了地委机关。 柯亭书记是陕西人，三十岁不到的年纪，瘦瘦的，具有一副不太健康的黄褐色的脸皮，烟黄色的牙齿。喜欢摹仿有身份人的走路姿势，两手插在裤袋里，突突地向前走，显得很精干。他喜欢给下属做“政治报告”，那时候做政治报告纯粹是某些领导人的特权，又是这些高干们表现自己才学和经历的机会，带有很强的表演色彩。因为那时候信息不灵，很难看到报纸，对外界知之甚少，聪明的书记从山东《大众日报》上积累点儿材料，又加上点儿内部消息，而后经过自己的加工，有点文化和有较好的表现力的，就可以做政治报告了，其标题大都是“当前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之类，把自己知道的无论是欧洲的、亚洲的还是非洲的、拉美的“被压迫民族”的事情和一些大家不熟悉的国名、地名都用上，总之要说明，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形势大好，一片光明。而后讲国内，套路与讲国际形势相同，最后讲任务，也是从上而下，分大小标题，甲乙丙丁，一二三四，一层一层地讲下去。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经王明从共产国际的样本学来的。报告之前先找一个大点的农民院子，支起一张木桌，能找到床单更好，铺上当桌布，放上一茶缸开水，而后就讲，一般讲一个上午，很像现代电视节目中的评书。 从报告的内容和形式看明显是王明的文体，但报告还有表演的成分，这就是过去称报告和大会讲话为演讲的原因：一面表演一面讲话。柯亭的讲话模式又是毛泽东式的，而且摹仿得十分到位。讲话开始首先轻轻地发出“咳……咳”两声中度的咳嗽，而后：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是……咳……咳……，而后才转入正题“形势任务”等等。这时候主讲者的两眼微抬，看着前方，收腹挺胸，两臂卡在双胯，胳膊的弯处各形成个小三角型，他就这样有声有色地讲下去。必要时再适当地加上几个……咳……咳。有时身体要随着音量的大小而左右摆动，有时用上身上下做出划圆圈动作以表示内容的重要，也有表示打句号的意思。据说这个讲话姿势是从毛泽东那儿学来的，毛泽东患肺病，工作辛苦，讲话时难免咳嗽几声，卡腰挺胸可能是想表现其风流人物政治家的形象。他忠诚的下级也以极崇敬的心情学习他、摹仿他，这是很正常的，后来证明毛泽东讲话的英姿确实如此，这可以从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延安时期他在抗大等场合演讲的历史照片中找到证明。听说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是陕北干部，他是第一个模仿毛泽东讲话姿势做报告的人，可惜那时我没有机会去“瞻仰”他的表演。 柯亭书记不仅从其形象和做报告的内容方面学习领袖，而且在日常言行中也确实表现出很强的领袖欲。他曾对保卫科长张洪林说：“保卫科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党，我是地区党的领导，因此保卫科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我，保卫我的绝对安全，也就是保卫党”。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有喜欢大喊大叫“保卫”的风气和习惯，这是受到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影响。王明吃饱了面包之后，经常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电报要保卫苏联，于是这成了一句崇高的口号，上海街头有时聚集十几个共产党员就展开小纸旗，喊着保卫苏联的口号，并散发传单，结果导致被捕被杀。当时鲁迅先生就讲过：连自己都保卫不了，怎么就能保卫苏联？ 滨海地区肃托的二把手是组织部长钟林，虽为二把手，但直接主持此项工作，责任重大。他是抗战前的地下党员，曾被捕入狱，在狱中被打坏了一只眼睛，当部长时两只眼睛不一样大，那只安了假眼球的眼因为长期不用就越来越小了。一九三八年冬天他与一位刚参加工作的漂亮女士结了婚。部长在婚后身体欠佳，老是迷迷糊糊无精打采的。有一次给我分配工作，他手托着腮帮子，胳膊肘支在八仙桌上，一边隔着桌子谈话一边鼾声断续，时睡时醒。他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肃托”，很多人稀里糊涂地被杀掉就不足为怪了。但也有好处，有的人也稀里糊涂地闯过了鬼门关，我就是已被列入黑名单而忘了杀的人当中的一个。 “肃托”的第三把手是保卫科长张洪林，负责逮捕关押人犯、审讯取供、吊打定案，而后执行死刑，是真正的刽子手。不知以后什么时候，他竟混进了军队，在大军南下后在浙江省的某一军分区司令部工作。真是曷曷苍天，功罪何人评说。张洪林的警卫员叫小孙，顶多十五岁，个头一米四多一点，是机灵漂亮的小男孩，能跑能跳，办事利索。因年纪太小，大家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一枝驳克枪插在腰间，一般从逮捕人犯到处决，全部由小孙负责秘密执行。执行活埋人犯也是由小孙叫来连队的战士先挖好土坑。 这四位滨海地委“肃托”大员中，到底谁应负主要责任，谁的罪行大，谁的罪行小，今已无法说清楚，除了小孙的情况不了解外，其他三位现在都是耄耋老人，都在幸福的离休生活中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柯亭以省政协主席职务离休，还编写过革命回忆录，也不知他敢不敢写他在滨海主持“肃托”的这段“革命历史”。
王家罗圈一带是偏僻山区，多住了些天。“肃托”开始时，我没有被怀疑，有两三天夜里我还被分配在关押吊打托匪的门外站岗，亲耳听到那声嘶力竭、撕肝断肠、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这站岗的任务是对我信任的表示，所以不管怎样累，怎样疲劳，心里怎样的恐惧我都坚持。但好景不长，几天之后就不叫我担此重任了。我开始向别人打听什么是“托派”，他们告诉说“托派”是苏联传过来的反革命，与日寇勾结，反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而他们反对的方法就是散布反革命理论，他们的理论很高深，你根本就连听都听不明白，所以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就可能是“托派”，这就是我当时所知道的有关“托匪”的判断标准，至于其组织人员的具体情况，从来没人说得清楚，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了山东滨海托派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不曾存在过。 我被划为托匪是因为乔志一。 乔志一，山东高密人，1937年冬，与进步青年一起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着手建立人民抗日武装。 1938年8月参加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学习。此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学习结业后任中共诸城县委书记，兼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诸城独立营政治处主任。1939年4月间，乔志一被调至地委农民协会工作，是年秋至次年间，鲁东南地区肃托，乔志一于1940年夏被杀害。 1939年春，诸城县委留驻泊里镇，先后在所属各区建立区委会，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同时，建立青年和自卫团等群众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高密的先进青年、中共党组织经常与志一保持联系，开展抗日工作，志一被杀害，震动家乡父老，对社会影响很大，一度使人迷茫，本来高密籍党组织遭到多重破坏，现在又发生了怀疑高密籍共产党人为托匪被秘密杀害，真是雪上加霜。 一九三五年日寇从东北进入华北地区，搞了个殷汝耕为首的冀东自治政府，十二月发生了北京“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全国一片沸腾。“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流亡三部曲悲壮凄凉的歌声唱遍长城内外，《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处处可见，在歌声的间歇时，总会有人发表慷慨激昂、催人泪下的演说。人们挥动着拳头，高声地呼喊，演说的结果是救亡抗日求生存的信念逐渐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心头。一九三八年山东省诸城县的乔志一，就有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感动得群众痛哭流涕的能力，因之他很快被介绍参加共产党，又很快以候补党员的身份被破例地任命为诸城县委书记，乔志一当时年仅二十一岁。以后因敌人对诸城县控制太严，发展党员数量太少，在我方控制下的地区也只有那耳山附近的几个山村，公开活动困难，县委被撤消，乔志一被调到地委农协，带领一个工作队在莒县三区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其间我亲眼看到在宅科店一次四五千人的农民自卫队大会上，他慷慨激昂、神采飞扬的演说引发的人民群众泪流满面的场面。我与乔志一个人关系很好，我对他很尊重敬佩，他对我也很信任随意，这也是我后来成为托派嫌疑的原因。 一九三九年微山湖西地区党委的“肃托”风声正紧，到一九四〇年初传到了滨海，地委领导们也开始盘算着“托匪”头子的合适人选了。托匪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会发表别人听不懂的言论，而且他们工作都表现积极。乔志一不是会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吗？对！他多么像一个托匪啊！对……他一定是真正的托洛斯基匪徒……。就这样乔志一被抓起来，被毒打，被审讯。他的介绍人是谁？经他介绍的又有谁？他曾与之接近的人是谁？曾与之说过话的又有谁？一张张名单开列出来。因为地委领导对乔志一是提前定性，而后逮捕审讯的，目的不是清查是否有罪，而是深挖同党，以便一网打尽。 于是张洪林的保卫科工作忙碌了起来。他们颇为辛苦，每晚要抓进两名或三名“托匪”，经吊打定案，每晚总有几名被处决。农村房子少，不及时处决就没地方关押。但时间已是五月份了，金黄的麦浪已在随风波动，日本鬼子抢粮季节的扫荡开始了。“快抓、快审、快杀”的三快肃托方针就这样形成了。可是在执行“快杀”新方针时，夜里开枪会暴露目标，日伪军会寻声而至，于是改枪毙为活埋。把土坑挖好，夜晚把打得遍体鳞伤的“托匪”拖出来，往坑里一推，几张铁锨一阵飞舞，一位屈死的灵魂就长眠地下。更有惨者，听说最后被杀的几个，是在日军追赶相距不到十几里的山沟中，挖土坑来不及，又因山沟土少石头多，挖不下去，于是把“犯人”捆绑后按在地上，而后两个行刑人抬一块石头，猛然砸下，“犯人”脑浆迸裂而死。 回首往事，在那枪林弹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死神曾数十次与我擦肩而过，我从没有惧怕过；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历史，总是感到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阴风悄然袭来，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油然而生，心在剧烈地颤抖。往事不堪回首，那是数十条鲜活的年轻生命，那是曾与我朝夕相处的战友！写到这里，我怕引起心脏病发作，赶快转移思路，抬起双眼去看那窗外的水塔，远方的绿树…… 保卫科的小孙到底是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孩子，他不时地或不慎地把那些令人发指的情况只言片语地说了出来。有一次我听他讲了女犯崔建死前的几句对话。张洪林问她“崔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崔建估计到这是临死前给她的最后机会了，于是她理了一下散乱的头发慢慢地讲：“什么都不必讲了，我只是思念我的爸爸、妈妈……算了，全完了，见不到了……”我估计小孙当时也受到这人生惨剧气氛的感染，否则他不会如此真切地讲出这些话。崔建是博山人，约二十岁，皮肤白皙，人长得漂亮。听说与一位姓辛的同志关系好，但离发展到爱情还差挺远的。另一位死难者是诸城县的一位叫臧秉兮的人，人称臧大怪，二十四五岁，高中毕业生（记不清是否又读了一年大学）。臧氏是诸城的大姓，富裕大户较多。臧秉兮其怪有两点，第一怪是只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嘴巴上竟长长出又黑又长的胡须，剪一次不久又长出来，京剧舞台上也找不到这种年轻带长胡子的形象，皮肤白，胡子黑，人们呼他为“须眉男子”。第二怪就是他的终身大事，大概臧同志是很讲“爱情至上”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给他娶来的大家闺秀，他不要，被推推拉拉地去拜了天地，进了洞房，臧同志“不越雷池一步”，他拒绝上床而睡在地上，新娘的嘤嘤啜泣也打动不了他的心。后来他终于逃出“封建家庭”，参加革命队伍，以为创建人类美好社会的机会来了，谁知迎接他的是“黄土坑里埋白骨，不知死者尊姓名”。还有一位我的高小同桌同学李禾年，入伍以后改名李国典。他家在天津经商，冀东建立独立的伪政府后迁回莒县。因为是从京津大城市来，当然是会讲“一般人听不懂的理论”。其他还有胶县的曹涌涛，青岛铁路中学毕业的高中生，会画漫画；还有写得一手好字，会刻蜡板的菊耐；还有李华、魏丙烈等。在三十多名被杀者中，我现在能回忆起来名字的超过十人。有些是从敌占区来联系工作或投奔革命刚来不久的人，我不认识。抗日战争爆发前，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像山西、河南等省，几个县都没有一所中学。沿海地区好一些，一般一县有个中学，大中城市才有高中。试想滨海地区八县再加诸、胶、高三县，总共能有多少初、高中学生？为躲避战乱，流亡学生逃到大后方的、因家庭人员政治关系投奔国民党的、还有少数为日伪服务的，最后能向往光明，投奔革命事业，参加八路军、共产党队伍的学生能有多少呢？又被杀掉的多少呢？他（她）们正值风华正茂的年华，没有战死在抗日的疆场，却断送在个别领导者的手中！逝者带着迷茫困惑的痛苦化为九泉下的冤魂。生者呢？扪心自问：是错误？是冤案？是罪恶？
万仙会爆发的原因也是我方政策的错误和“肃托”的恶果造成的。没完没了的筹款、筹粮、筹集军鞋使人民不堪重负，引起富裕农户和地主的带头反对。我军负责军需的人员以势压人，可以随意写个纸条“×村×户交军鞋××双，限×日送到。”这样的条子随意写，条子满天飞，写得最多时，竟有一户送军鞋五百双的条子。而当时的农村制鞋业非常落后，把牛皮浸泡在石碳池中脱毛、软化，经过晾晒得到的皮革称为发蓝皮底鞋，供非体力劳动者使用还较合适，但穿在战士的脚上，山地行军，加上春雨连绵，一双鞋子十天半个月就不能使用了，这样所需的军鞋就多，天天募捐军鞋，农户难以负担。由“肃托”的错误引出的“老八路杀新八路”、“共产党杀学生”的说法到处流传，甚至与被杀者有亲族关系的人都知道了此秘密，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策划后，万仙会就突然出现了。 万仙会最高领导人名叫陈墨斋，四十多岁，是个具有农村知识分子形象的人物。一九三八年秋天人民群众欢迎八路军进驻时，我们的支队机关在桑园镇。那时中央号召统一战线，党员要带头交各界朋友，我就认识他了。他喜欢写字和篆刻，还为我刻了一枚准备改名时用的篆字图章。他是一个有民间智慧、熟悉政治权术的乡绅，当时他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一类的书。山野乡民按民间习惯喜欢听历史故事，刘备、关公、张飞、诸葛亮、姜太公这些名字对他们很有吸引力，甚至到了崇拜和迷信的程度。于是陈墨斋传出，成千上万的神仙都来保佑我们了，我们的教号就叫“万仙会”。每个教民的头上都绑一块红布，以区别三国时代“黄金起义”者头上的黄布，而陈墨斋本人把大地主于经武养的京剧班子提供的诸葛亮的行头穿上，手里也拿上羽毛扇，骑匹大黑骡子，后面有四个道童跟班，仆仆风尘于广大地区内，快进一个村子时，他眯着眼睛，问一声“这是什么地方？”跟班回答：“是××教坛”，于是陈墨斋被簇拥着坐上摆满香烛的案旁的椅子，教徒们跪在地上红红的一片。陈墨斋手执朱砂笔在黄裱纸上划符，每人一张，打仗前烧成灰放在酒里喝下，就可“刀枪不入，子弹不入”，打败共产党了。当教徒一旦被枪打死，陈教长则说，那是犯了教规，打仗前和媳妇睡了觉。碰巧有人说“他还没娶媳妇呢！”陈墨斋则说“那也许是做梦娶媳妇，想好事，灵符也不能保佑。”现代人听起来是天大的笑话，但当时很多万仙会教民是深信不疑的。 就这样，两个团四五千人的八路军在山沟里被撵得气喘嘘嘘地逃跑，地委机关这一二百人也显得机构臃肿，行动不便了。那些十几天前还忙于处决“托匪”的领导们开始进行机构精简，充实基层，于是我拿着一张证明党员身份的介绍信，翻山越岭走了一天一夜，到了日照县七区。路上净是些嶙峋巨石，有时手脚并用方可攀过。我在临沂念书时，读过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手接飞猱搏猛虎，侧足焦原未言苦。”焦原是莒县山区的一个地方，而古代勇士黄伯到这里都毫无畏惧。抗日战争期间我在莒县山区反反复复地活动，总留心哪个地方像李白所讲的焦原，后来我终于敢确定，焦原就是我以四肢爬行而过的那个怪石嶙峋的地方，在桲椤崮主峰之西。据古籍记载，焦原是一块儿宽五十步、下临万丈深渊的巨石。我认为李白诗中所指和我亲身所爬的是同一处怪石，该处现在的村名就叫“大石头”，长期以来就是莒县二区区公所的所在地。 我把党员身份介绍信呈给日照七区区委书记王海涛和区长范干民，他们分配我到区中队工作。那时滨海二支队在日照扩军，在七区以区中队名义成立了一个连队，已发展到五六十人枪，连长是支队派来的董堂，没有政治指导员，现在就由我代理起这个角色，给战士们上政治课，内容是现成的：统一战线、论持久战、抗战三阶段、红军长征、十年内战等等，政治课等于每天讲一段故事。文化课也不难，没有课本，我在林中树上挂一块小黑板，每天写上一句话，教会读写，下课后做练习。 桲椤山是群山中突起的一块儿巨石，形状怪异，像秋天高空变幻着的云，又像一个大青椒。崮的东面是丛山绿树掩映的村庄，附近有一日寇据点范家楼，村子挺大。因我们工作做得好，党员多，敌人的活动可以完全掌握。这时我出了一次洋相：端午节后，乡长迟令业同志在晒麦场的树下饮酒，他喊了我一声：“青年同志，你也喝一杯。”我咕噜一声一饮而尽。迟乡长又说：“你还行，酒量不小，再喝几杯。”于是他斟酒我喝，一连十几杯，竟昏昏沉沉醉入梦乡。正巧范家楼的鬼子出来抢粮了，乡政府区政府只好撤离，但这个烂醉如泥的小家伙怎么处置呢？最后决定把我放在一个不经眼的看场小草屋里。第二天早上鬼子走了区乡人员才回来，老迟见到我，远远的就说：“你行，你行，好酒量。不过第一次醉酒后不再少喝一点儿调理调理，以后就伤酒了，你还是再少饮一点。”我又喝了几杯，从此我知道自己有一点酒量，此后也常常喝一点儿酒，弄得我睡眠不好。但后来在东北作战时那些严寒的日子里，酒曾给了我温暖。 这次醉酒出了个大洋相，但是在后来很长的时间内，每当回想起这段经历，我内心都充满了愉快和甜美。这次醉酒是对死神阴影压抑下内心余悸的发泄，又是对死里逃生后庆幸不已的祝贺，心脏在酒精的刺激下欢快地跳动，好像生命中注入了新的活力，重新燃起了无限的希望。 但好景不长，半年的愉快时光渐渐远去，秋风送爽的季节到了。骨架粗大的橡树叶片开始赭黄，枫叶已醉眼朦胧，面红耳赤。怪不得王实甫说：“朝来谁染霜林醉”。一天部队在莒南县的树林里召开数千人的大会，宣布整编，六十人枪的七中队并入五团九连。我完成了任务，回地委去。地委住在莒南的张家薛兴，距江苏省赣榆县很近，地委机关及其领导们过了几个月的好日子。因我不在机关，“肃托”的情况如何、又杀了多少人、杀的是谁，我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见主管我们的命运之神——钟林部长，他一看见我就显得非常惊讶，呆了片刻后像是清醒了一些，问我：“怎么回来了……哦……哦，你怎么回来了？”我看着他如梦初醒的样子，小心翼翼地说：“我回来了，因为区中队已经整编到主力部队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紧接着我就汇报了我近来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的体会、收获等。这本书当时刚出版不久，读后也确实感到不错，特别是他引证孟夫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那一段，和一个人在受到误解，甚至受到错误对待之后应有的正确态度，这是我在当时的血腥气氛中唯一的心灵寄托。钟林部长缓过劲儿来以后，异常严肃地问我：“你知不知道你的党籍为什么被取消了、组织生活被停止了？”我十分吃惊地回答说：“没……没有……这不……”我把党员关系介绍信递到他手里。钟林部长再次惊讶，……啊……啊了更长一会儿，我估计这时候他也蒙了。他……啊……啊了好一会儿后，只好承认了介绍信的有效性，而后郑重地说：“托匪曾向你发表反动言论，但你没有发现，没有听出来，没有向组织报告。”此时钟林部长显然已陷入荒唐的逻辑混乱状态中。我没有发现、没有听出来，我又怎样去报告呢？从上面的情况，我完全可以推断出，在半年前日伪军扫荡和万仙会的追赶下，谁该杀、谁不该杀、谁已杀过、谁还没杀，钟林部长的印象完全模糊了。他的“难得糊涂”保了我一条命。但钟林部长的糊涂有别于郑夑的本意。因为部长的糊涂是源于新婚燕尔，每夜“功课”过重而疲劳过度。而郑夑说的“糊涂”却是不必计较小事，求得心态的平和与内心的平静。但不管怎么说，是钟林部长的糊涂使我的生命延续至今，我是“肃托”运动的侥幸漏网者。
这“肃托”的故事虽渐近尾声，但还未结束，不几天以后又出现了爆炸性新闻。在对我审查后没几天，地委机关就传开了：与我同时任职的原特委青年部组织部部长张琪逃跑了！其实他早就离开了特委机关到莒南工作，所以在王家罗圈时，谁也没有想到他，因为在重刑折磨之下无辜者总是把平时常见到的人供出来。张琪虽是一个活泼好动，嘴里常哼着抗战歌曲的青年，一年多不见了，谁也没提到他。这时形势不同了，有了几个月时间的休息，“肃托”工作要继续进行，张琪正好在莒南工作，所以就受到牵连，被关进牢房。张琪是一个很机灵敏捷、干练硬朗、办什么事都很利索的年轻人，一天晚饭前保卫科的小孙到伙房去打饭，回来一看锁着的牢门竟然开了，走投无路的张琪逃跑了！一大帮人参加搜捕，忙了一个黄昏，也是杳无踪影。村东边是一条河，河两边沙滩上年复一年地生长着枝叶茂密的蒲柳，很像夏天里的“青纱帐”。河水蜿蜒流去，蒲柳郁郁葱葱几十里，几千人的大部队都可以隐蔽其中而不被发现，何况一个脱出樊笼、机灵过人的张琪。这样，张琪第二天就跑到莒城投靠日寇。以后张琪就带着日伪军，对莒城南面我们党政工作基础最好的七、八两区进行扫荡清乡和屠杀，把曾与之相识的村支部书记、党员杀掉数十人，七、八两区的党组织工作遭到严重破坏。现在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七、八区这些支书和共产党员的惨遭杀害，固然是张琪欠下的血债，但张琪的叛变，却是地委领导无中生有的“肃托”运动造成的恶果，他们是“肃托”运动的间接牺牲品。 张琪对七、八区共产党员屠杀得越多，日本皇军对他也越加信任和重视。日寇为其在莒城修建了公馆，娶妻成家。他们根据《水浒传》中卢俊义投奔梁山前的反诗“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为张琪改名为张俊杰。我们真不能低估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及其具体运用，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张嘉祥降清后，清朝皇帝给张嘉祥改名为张国梁。三十年代有一出叫铁公鸡的京剧，反映张嘉祥降清后保向荣与洪秀全谈判，是一出紧张的武打戏，其中有张嘉祥赤膊上阵、持刀拼杀、大败洪秀全的场面，而张俊杰每次讨伐也总是赤裸右臂、腰插驳克枪，手持饰以红色彩绸的大刀，把日本主子端给他的酒一饮而尽，接着就带兵出城。经过一段频繁的搜捕屠杀，莒县两个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而被迫转入地下之后，张俊杰的职务升为宣抚大队长。他们每次宣抚活动都带着留声机，先给到会群众播放军歌军乐甚至京剧，而后张俊杰发表“共存共荣建设东亚乐土”的讲话，再把糖果分给老人和小孩子，还有像书本一样大小的粉色小手帕分给妇女。张俊杰把汉奸事业干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张俊杰越来越得到日寇的信任。一九四二年底正当太平洋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张俊杰带领五百皇协军主力，在莒城北约一百华里的管帅镇修筑起坚固的据点，石料和水泥结构，非常坚固。开始，张俊杰与日寇共同守备，后日寇执行南下进攻政策兵力不足，管帅据点的防卫全部由张俊杰负责。管帅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东接诸城平原，北近安丘、临朐，西有地势十分险要的战略要地穆陵关，它是山东省东部地区南北咽喉要道。日军投降之前，国共两党的部队皆对张俊杰的据点无可奈何。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滨海地区八路军主力及一一五师领导机关从胶东栾家口起航渡过渤海进入东北，日本天皇都正式的签字投降了，而管帅张俊杰的据点仍岿然不动，滨海部队怀着未消灭张俊杰部的深深遗憾离开了山东。十一月份的东北已是满天飞雪，我营驻军吉林磐石县，在车站欢迎绕道山海关进军东北的原滨海区二支队的战友们时，我问起张俊杰的最后结局，他们告诉我说张被国民党潍县地区专员厉文礼收编了。因其罪行大，不杀难以平民愤，被厉文礼枪毙了。我以为这段历史可以打上句号了。谁知并非如此，还有一段颇不平凡的结尾。 毛泽东去世后，我国对外开放，原在滨海地区工作的青年部长刘曾浩以辽宁省人大常委的身份参与农业考察从日本回来，经南京时顺便来看我，谈起了滨海肃托旧事，他说真是难以想象的怪事，张俊杰并没有被厉文礼枪毙，很可能在其部队投降前已化装潜逃，并在战乱中又混入了革命队伍，解放后在江西工作。文革中江西省外调人员去沈阳向他调查张琪抗战时期参加我军我党的“革命经历”，刘曾浩给他们写了材料，把张琪投敌，屠杀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罪行详细做了介绍，最后他写了六个大字：该杀、该杀、该杀！后来到底如何处理的他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他那时还没有恢复自由。 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王尽美是莒县北杏人，其长子王乃征离休后住沈阳市。一九九〇年我从大连疗养返宁时顺便去看望，他也谈了一点张俊杰投敌后与其相遇的情况：一九四二年王乃征利用莫正民在他们村庄当过保安队长的关系，潜入莒城做争取莫正民伪军起义的工作。王乃征在地委机关工作时也与张俊杰认识，一天在街上突然意外地与其相遇，张俊杰以为王乃征是来投降日寇的，热情招待了他，并说第二天再来，也好到外边走走。王对我说当时他曾想借第二天出去打鸟的机会击毙张俊杰，后来想不行，张可能很快去查清情况，因此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王乃征当夜就逃出了莒县城。王乃征这个“打鸟毙敌”的构思只是一个想法，张俊杰部系日军特务机关直接训练和掌握的骨干力量，而张俊杰本人又机灵能干，不是等闲之辈，除掉他不会那么轻而易举。 以张俊杰为重要章节的山东滨海地区的“肃托”故事，讲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我还想加一个小小的结尾，使它有一个轻松一点的尾声。 一九六八年，毛泽东等中央五常委决定成立党史编写组，起草党史新本以取代胡乔木过于简略的版本，以便更多地加进毛泽东伟大的历史功勋和光辉思想，我有幸被选入这个编写组参加党史起草工作，开始时有一个半月的阅读中央档案的准备时间。阅读中央档案所规定的手续很严，必须由毛泽东等五位政治局成员共同签名才能取件阅读。这在当时，也许包括现在，实际上剥夺了其他人涉阅档案的权力，但对当时编写组却意外的宽松。我们小组负责起草遵义会议至抗战的一段。我发现红军过草地后，特别是西路军覆没、西安事变等很多资料与公开讲的截然不同，同时也意外地读到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共中央致山东分局关于肃托工作的电报，其中指出山东滨海地区“乔志一等三十余人在肃托中被杀系错案错杀……应予以平反和妥善处理……”的电报，当时查阅中央档案有严格的规定，不能做任何摘录，我只好反复看了几遍，感到这段内容与自己的经历和很多先烈的命运有关，真是太重要了，心中也感到无限欣慰，以为数十名战友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但到了文革后期的整党和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全国形势还十分混乱，一天，解放军总后勤部来了一外调人员，向我了解被专案审查人员刘策的情况，问我你曾经叫过“小卒”的名字吗？，我说有过，那是一九三九年机关的俱乐部出墙报时我曾用过的笔名，当时还有一个叫大兵的呢！他说你这个名字可给我们出难题了，前后快一年了，在全军到处找，总算找到你了。而后他才转入正题，他说刘策原名刘子榆，一九三八年曾在你领导的工作队工作过，但现在已记不得你的正式名字而只记得“小卒”。又说他的入党介绍人叫乔志一，他入党时你正在那工作。但我们向山东省外调才知乔志一是抗战时一托匪头子……故使刘策问题久拖至今，不能解决。这时候我才知道乔志一等数十名战友的冤魂至今仍在九泉含恨，顿时黯然神伤，想不到山东始作佣者的衮衮诸公竟如此滥用党给予他们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面子竟把他们草菅人命的行径坚持至今。我告诉总后外调的同志中央关于乔志一错案错杀电报的内容等情况，后来刘策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以后我又接待了几拨山东地区的外调人员，每逢与滨海地区肃托案有关者，我都宣传一遍“中央一九四二年电报”。至文革将结束时乔志一等数十人托派冤案才得到平反，得到烈士的称号，但他们因哭泣而失明的妈妈、因一生愁苦而鬓发花白的爸爸却多数头戴一顶反革命亲属的帽子而过早地死去了。快四十年了，这散发着发霉变质味道的平反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 一九八二年四月，我和儿女去礼堂看电影《北斗》，片中有共产党随便吊打和枪杀被怀疑对象的镜头。影散后回家的路上，小女儿说：“这纯系胡编乱造，不可能这样……”我很快说“你不懂，实际就是这样，我亲身经历过的滨海地区肃托，比电影上看到的情况更加严重，更加残酷呢！”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此话没错，遗憾的是，他们悲惨地死于营垒内部的暗箭。隔了几天，我们去杭州市旅游，也同去浙江省委书记张敬堂家吃饭，我刚进门，他见我拖家带口地领着一大伙人进来，就情不自禁地呼喊“啊，小卒，你长大了，你长这么高了……”这见景生情的呼喊，这毫无逻辑痕迹的语言，充分显示出对几十年时空跳跃式的对比思维时，大脑还没来得及产生恰当的语词来表示当时的心情。席间，谈兴正酣，冷不丁他突然冒出一句：“……那年肃托，差点把你也给杀了……”一席话说的得我心潮激荡，半天难以平静。这是因为自从肃托运动中不再派我看管人犯以后，我就觉得自己已被怀疑为托派分子而小命难保，但后来始终无人向我透露当时的详细情况，后来钟林部长又说停了我的党组织，可见当时我已是在劫难逃，被内定要接受审查。一九七八年我小儿子上大学后在西安看望我的老战友，空军十六航校副校长王丕争对他说：“我和你爸爸是老战友，开始他领导我，后来我也领导过他。”此话曾让我大惑不解。王丕争是我当工作队长时的队员，从来没有领导过我，我觉得他太虚荣了，没太在意。几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当时为了对我进行审查，可能虽表面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背地里已经进行了布置，已经把我当成另类了，只是一方面由于组织者的疏忽大意，一方面由于当时形势紧迫，使当权者的计划没有得以实现。张敬堂是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不高，肃托时是地委的农民部长，不可能被怀疑为托派分子，但他是一个知情人。此番从他的嘴里听说当时已确定要杀掉我，证实了我多年以来的猜想，一时间多少年来的无数个有关的情节一起涌上心头，心中百感交集，几乎不能自己。以后孩子们自然也知道了肃托运动的真实情况以及小卒这个名字的历史意义——它在事情发生几十年之后，帮助几十名优秀的年轻死难者永远地扔掉了那顶沉重的反革命帽子，从地心深处告别了科西多冰湖，告别马纳薄其深沟，走向天堂之路，走向但丁《神曲》中久久歌颂着的水晶天。 一九九〇年秋冬，我去北京，准备返回时到济南市去看望邢捷三先生，也想去看看五十年前领导滨海地区“肃托”运动的老领导，行前我到钟林部长家里打听柯亭的地址。当我无意说出关于乔志一问题的中央电报时，钟林部长夫妇二人立刻尊容骤变，哑口无言，好一阵子才清醒过来，我这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他们家，免得他们精神再受刺激。去济南看柯亭的打算也因病未能如愿。 山东滨海地区的“肃托运动”是湖西地区“肃托运动”的延续，而湖西地区的“肃托”则是在延安“肃托”的恶劣影响下，更加上一些居心叵测的奸佞之徒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 1939年8月到10月，山东湖西地区（亦称苏鲁豫边区）在湖西地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和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主持下，掀起疯狂的“肃托”运动，滥杀党政军重要干部三百余人。被处决的方式有集体被刺刀刺死、马刀劈死、集体枪杀、活活打死、集体活埋、任凭狗咬、用木榔头将脑壳砸烂。在湖西“肃托”中被关押待处决的党员干部多达数百人，所使用的刑罚包括毒打、做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用手摇电话机）、点香烧脸、子弹头刮肋骨、压杠子等七十二种酷刑，在“红色恐怖”的风暴中，“肃托”中心地带的中共党组织纷纷解体。只是由于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在11月赶到湖西，才制止了这场疯狂的内部屠杀，救出了数百名待处决的党员干部。 1940年至1942年，鲁南、滨海继续发生残杀干部的“肃托”事件，虽然罗荣桓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进行了干预，挽救了一百多人的生命，但山东的“肃托”运动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在前往延安路经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停止下来。建国后，山东“肃托”中深受迫害冤枉的人员在1955年审干肃反运动中又遇到麻烦，被杀的“托派”家属遭受数十年的歧视。山东“肃托”事件的彻底平反是在1983年底，距当年惨案发生整整过去了四十三年。
乔志一，山东高密人，1937年冬，与进步青年一起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着手建立人民抗日武装。 1938年8月参加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学习。此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学习结业，时是，中共诸城县委员会成立，志一任书记，兼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诸城独立营政治处主任。 1939年春，诸城县委留驻泊里镇，先后在所属各区建立区委会，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同时，建立青年和自卫团等群众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高密的先进青年、中共党组织经常与志一保持联系，开展抗日工作，志一被杀害，震动家乡父老，对社会影响很大，一度使人迷茫，本来高密籍党组织遭到多重破坏，现在又发生了怀疑高密籍共产党人为托匪被秘密杀害，真是雪上加霜。 39月4日，115师罗荣桓和陈光接到杨得志（当时他正率领冀鲁豫支队，这个支队由115师的３44旅一部组成，直属八路军总部指挥）和苏鲁豫支队彭明治发来的电报，说（微山）湖西地区正在搞“肃托”，杀了许多人。 平静的微山湖突然掀起了大浪。 八路军内部出了“托匪”，罗荣桓接到这两个电报，心里想，不好！共产党中的一些人的毛病又犯了。早在红军时期，反“ＡＢ团”扩大化，就不知冤枉了多少红军优秀干部、战士，造成了重大损失。当年，很多国民党出很高奖赏都没有抓到的*员，最后却惨死在自己战友的枪口之下。这些事记忆犹新，今天有的人又搞起了这套把戏。 “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罗荣桓暗暗下了决心。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派别。30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作托派而遭到杀害。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的模式，大肆鼓吹“肃托”。38年1月，康生抛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年８月，康生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涉及全党，很多共产党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里受到影响，把“托派”当成汉奸，或者如同10年内战时期的“ＡＢ团”、“改组派”那样来理解。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8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为“托匪”。他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招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分子名单。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和干部已达数百人。因为“托派”从性质上讲同汉奸是一样的，既然是汉奸，那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当时的情况怎么能让人民公敌留在世界上呢？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有约300人被无辜杀害。
39年5月间，遵照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领支队部和第2、3大队及独立大队，支队政委吴法宪率领第１大队和第７大队一部，分别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以东地区活动。第４大队由副支队长兼大队长梁兴初和支队政治部主任兼政委王凤鸣率领，留在湖西地区活动。苏鲁豫支队的这３支队伍，分别处在津浦路和陇海路十字交叉点徐州的西北、西南和东南角（第686团则进入徐州的东北角），南联彭雪枫纵队，西接冀鲁豫支队，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队伍的活动范围是越来越广了，按这样的情况看，这里的抗日形势是一派大好。然而，到38年8月间，湖西地区突然掀起了“肃托”的狂风恶浪。 王须仁搞“肃托”，得到当时兼任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依据这些不确实的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是越肃越多。 “肃托”像瘟疫一样，很快蔓延到湖西区党委，许多领导干部被关押。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大批优秀干部被杀害。二王草菅人命，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115师报告，而且还嫌当地“托派”的人数不够，“肃”起来不过瘾，于是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发报，说在冀鲁豫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得志将该地区的“托派”抓起来，送到湖西地区处理。杨得志一面向上级反映，一面回电严词拒绝。不久，杨得志率领部队路过湖西，听说他们仍在杀人，又当面对王凤鸣和大队长梁兴初说：“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王凤鸣对此置若罔闻。而梁兴初当时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肃托”的情况。他听了杨得志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向王凤鸣提出意见。王不但不听，反而说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的敌人有密切联系，也是“托匪”，突然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此例一开，４大队的“托匪”一个个“揪”了出来。很多营连干部被投进监狱，这些人大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 听说梁兴初被关起来后，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他对王凤鸣搞的“肃托”表示反对，不同意逮捕梁兴初。王凤鸣不仅不听，反而又想抓彭明治。彭明治无力扭转王凤鸣造成的险恶局面，只得发报向罗荣桓和陈光反映。罗荣桓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湖西发报制止，同时说明将亲自到湖西了解情况。见到罗荣桓的电报后，王凤鸣慌了手脚。他一面不得不派侦察科长到湖东侦察敌情，准备迎接罗荣桓的到来；一面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制造的既成事实。被关押的干部很快认识到这是一起大冤案。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副支队长李发原，是红25军干部，内战时期见识过“肃反”扩大化。他不愿坐以待毙，设法逃出了虎口，并向山东分局作了报告。区党委巡视团主任张子敬也跑掉了，但又被抓回来。一些逃脱不掉的干部也千方百计地向上级报告情况。被关押的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等，在一个纸烟盒子的背面，给山东分局和115师首长写了一封信，报告湖西“肃托”的情况，然后把这封信交给同监的一个小贩，托他释放后交给*的地下交通站，再转到分局和师部。罗荣桓赶到湖西时，收到了这封信。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把共产党监狱内犯人的信交给共产党的机关，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恐怕是极为少见的。
阴暗的牢房里立刻活跃起来。“有救了，有救了！”人们交换着欣喜的目光。白天，大家都把目光转向窗户，盼望看到罗荣桓的身影；夜晚，大家都在侧耳倾听，想听出有没有罗荣桓到来的马蹄声。人们都在默默念着罗荣桓的名字，心里想着：“罗政委，你快来吧！” 罗荣桓比他们更急。在被关押的人盼望他到湖西的时候，罗荣桓一行正马不停蹄地向湖西赶来。对于罗荣桓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多争取一点时间，就等于多为革命挽回一些损失。 罗荣桓骑在马上，脑子中闪过一个个画面：抓“ＡＢ团”，“肃反”扩大化……有多少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被惨遭杀害，革命遭到了多么重大的损失！人们已饱尝了因过火的政治斗争而造成的巨大痛苦，为什么现在还有人重蹈覆辙呢？ 罗荣桓一句话揭穿了湖西事件的真相，解开了江燮元心中的疑团。江燮元向罗荣桓汇报了湖西“肃托”后的严重局势。罗荣桓考虑到湖西的情况，就叮嘱说：“你们暂留在湖西吧，不要回去了。王凤鸣也会把你们抓起来的，我们去处理这件事。”江燮元及其所率部队就留在了湖东。罗荣桓一行渡过微山湖便直奔单县，到达第４大队驻地附近后，为了避免发生不测事件，他们先住进了一个小村子里，随即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两人来汇报，并把所带的干部分为两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调查事件的真相。在罗荣桓及其随行人员住的村子里，到处都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罗荣桓看了王凤鸣编造的谎言，愤愤地说：“把党组织搞垮了，大批的党员干部被杀掉了，弄得人心惶惶，干部战士人人自危，还说什么‘初步胜利’，如果‘彻底胜利’，那要搞成什么样子！” 按照事先安排，郭洪涛与区党委书记谈，罗荣桓和王凤鸣谈。王凤鸣一跨进门槛，就看到罗荣桓政委紧皱双眉，狠狠地盯着他。他知道事情不好，赶紧低下了脑袋。他手里拿着一叠事先赶出来的材料，但假的就是假的，汇报漏洞百出。平时非常耐心，总是让人把话说完的罗荣桓，这次实在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便打断王凤鸣的话，单刀直入地问：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王凤鸣举起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出来的？”罗荣桓更加严肃起来，他根本不理那些材料，不等王凤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 “你打人了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 这一连串的提问，好像连珠炮，王凤鸣终于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用了刑罚。“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根据！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次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厉声责问道：“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了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的。” 在罗荣桓义正辞严的斥责声中，在湖西地区专横跋扈的王凤鸣，此刻像泄了气的皮球，软在椅子上。 原先对王凤鸣唯命是从的区党委书记，经过郭洪涛的谈话，悔恨交加，意识到自己铸成了大错。罗荣桓同他谈话时说：“你们应当分析一下嘛！区党委的同志，像王文彬同志，我听六支队的段君毅同志说，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曾经当过北平学联的宣传部长，他和张如等同志在湖西拉起那么多武装，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们是托派，能这样干吗？” 罗荣桓同志到了湖西之后，所谓的‘肃托’斗争才被制止。”经过与郭影秋这次谈话，罗荣桓和郭洪涛、张经武一致认为，已经没有必要逐一进行甄别了。罗荣桓决定快刀斩乱麻，无条件释放一切被关押的同志，让他们返回原岗位，恢复工作。接着，罗荣桓等又去看望了被囚禁的梁兴初和李贞乾。 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梁兴初，看到罗政委走进牢房，立即扑上前去，紧紧抓住罗荣桓的手，泣不成声地说：“罗政委啊，您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您了！”罗荣桓搀扶他坐下，仔细察看他的刑伤，极为愤慨地说：“这简直是犯罪！”罗荣桓又向梁兴初问了一些情况，勉励他打起精神，好好工作。罗荣桓等人又去看望了李贞乾。他是受刑最重的一个，受刑后一直卧在地铺上。罗荣桓进去时，他挣扎着要坐起来，罗荣桓赶紧迎上前去，随行人员介绍说：“这就是罗政委！”李贞乾没有见过罗荣桓，目光中还有一丝疑虑。罗荣桓立即安慰他说：“李贞乾同志，你受委屈了！你是一位好同志。为了开辟湖西根据地，你和区党委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党是知道的。”李贞乾听到这暖人肺腑的话，热泪夺眶而出。罗荣桓随即派人将李贞乾转送到卫生队，并再三嘱咐，要细心护理，精心治疗。
“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是我们党的严重过失！”他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与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严重损失。他要求受冤枉的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积极帮助党组织把问题搞清楚。罗荣桓的心情依然沉重。 “肃托”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救，可是身为领导的罗荣桓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有一天，他散步时，遇到了在第４大队一营当组织干事的陈忠梅。陈是1929年后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曾在罗荣桓领导的第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过。如果是在别的场合，罗荣桓见到他一定会亲热地谈一会。可是此时此刻，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一见到陈忠梅就表情严肃地说：“小鬼呀，你还记得打‘ＡＢ团’的教训吧？湖西事件又重犯了那种错误呀！” 在这一段时间内，罗荣桓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红军时期肃“ＡＢ团”的运动。红军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在红军中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结果造成了乱捕乱杀现象。罗荣桓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任红４军政委，一位年仅十几岁的小战士也被打成了“ＡＢ团”，原因是他给被打成“ＡＢ团”的人买了酒和花生米，最后是罗荣桓救了这个小战士。当时有人说１２师师长萧克也有“ＡＢ团”的嫌疑，准备抓起来，是罗荣桓保护了他。另外，还有一个罗荣桓“刀下留人”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红４军政治部通知说１２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ＡＢ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个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不到两个月，这个师抓了１００多人。当时规定，捕人由各团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不须向军党委和总前委请示报告。 就在准备动手的那一天早晨，１２师领导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萧克便骑马到军部向罗荣桓政委请示。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待了他，听了他的汇报。罗荣桓当即明确答复：“不能杀那么多人。”听了罗荣桓的意见，萧克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赶，救下了３０多人。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军许多部队中流传开来。过去的事就不要去想了，先把“肃托”的事处理好吧。罗荣桓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罗荣桓一到湖西，就开始注意到王须仁这个人。他整天弓着腰，显出一副谦卑的样子，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满是络腮胡子的脸上，加上一副眼镜挡在前面，很难看清他那诡秘的眼神。罗荣桓来了以后，王须仁很少抛头露面，话也不多，似乎并无多大本事。可是郭影秋、郝中士等都揭露了王须仁的大量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罗荣桓初步了解情况后，便很尖锐地向区党委书记指出：“现在可能是这种情况：好人牺牲了，坏人却在逍遥法外。” 罗荣桓指示保卫部进行调查：原来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据说在抗战前，他在北平读书时入过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他与北平流亡学生一起到了山东，先在韩复榘的部队和第５战区第２游击司令部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加入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２总队。起初，２总队政委王文彬感到这个人来历不明，就没有让他带兵，叫他在政治部当军法官。后任政委郭影秋见他搞刑讯逼供，便不让他管审讯，分配他到湖边地委当组织部长。随后，罗荣桓决定解除王须仁的职务，并交保卫部进一步审查。不久，王须仁感到自己的罪孽太重，就畏罪自杀了。 至于王凤鸣，由于他很年轻，又经过长征，罗荣桓当时认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罗荣桓在对他进行严肃批评后，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686团当团长。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罗荣桓认为这样处理太轻了，就与陈光商量，准备撤销王凤鸣的职务。于是，在1940年10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115师干部配备问题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 41年２月，中央根据王凤鸣所犯下的罪行，决定判处他徒刑。这一决定转到山东时，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据当时在115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回师部，向他宣布了开除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决定。罗荣桓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要判处王凤鸣的徒刑，主要意图是先稳住他，打算随后把他送到延安，再宣布对他执行徒刑。不知是走露了风声，还是王凤鸣自知所犯罪行太多，他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奸。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立即以陈光和他自己的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王逃走的第２天，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又就此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罗荣桓的自我批评也确实符合实际。他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的方面估计，尊重干部的自觉性。但在对湖西“肃托”事件的处理上，则表现为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但是，王凤鸣作为一名军人，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他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军队中的一名中级干部，说明他也曾为革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后来做出那些有害于党有害于八路军的事情来，是阶级报复，是私欲膨胀，还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们没有完全搞明白。对于王凤鸣这样集战功和罪孽于一身的人，处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难怪罗荣桓会产生失误。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和湖西各县县委陆续恢复了工作，湖西抗战形势逐步好转。在湖西被罗荣桓营救的干部，后来许多人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罗荣桓处理湖西事件的历史功绩，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40年，鲁南的第３地委曾开了一个70多名“托匪”嫌疑分子名单，并在费县抓了２人。当时驻在鲁南地区的罗荣桓发现后，立即对地委负责人说：“这个名单有没有根据呀？这是很严肃的事，不能盲目地搞。”根据罗荣桓的意见，鲁南的“肃托”运动很快就被制止了。 1941年，115师师部进驻滨海区。一天，罗荣桓听说山东纵队第２旅奉命在搞“肃托”，抓了几十个人。他立即对旅长邓继先、政委江华说：“此事应当慎重。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要赶快把被捕的人放掉。”孙继先和江华按罗荣桓的指示，立即将被捕的72人全部释放。 山东的“肃托”，直到42年４月，刘少奇来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被制止。
200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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