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忆(二) 作者:中条山人


 

往事回忆(二)

 

  随年的故事 

村西头给知青下了一个院,打了六孔窑洞。但是窑洞打成后是不能住人的,有的要放三年,坐北朝南向阳的,最起码也要放上一年,因为太潮湿。为了让知青早日住上新窑洞,队里决定让饲养员都集中在这里。牲口热量大,暖上一年半载,兴许就能住人了。随年老汉就在西头第一孔窑。随年老汉多大年纪,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我们喊他“大爷”。他喂牲口,六条牛加一匹骡子。村里二十多条牛,只有两匹骡子,他喂着一匹,可见村里很信任他。

说老实话,文化大革命对于中条山的一个小山村来说影响不大,虽然喇叭里一天到晚喊着斗来斗去,但贫下中农没有一个当真,他们沉默地活着,每天把日头从东扛到西,晚上蹲在黑乎乎的窑洞里,守着那豆粒大的煤油灯光吸溜吸溜地,喝上一碗稀稀的玉米面糊糊。中老年人不吃晚饭,他们说吃了不舒服,而且早上起来还饿;而晚饭不吃,早上肚子却是鼓胀鼓胀的,没有饿意。这是个什么道理,我至今没有搞清楚。

随年老汉不爱说话,就是迎头碰上我们,也装做没看见,自顾自走自己的路。你要是喊他,他看都不看你,就“啊”一声,再没了下文,继续走他的路。

那几年学大寨,一年一个新道道。秋后一天,公社下来通知,让我们大队的四个自然村,七个生产队每个队派一个饲养员,代表生产队到大队赛牛。以往赛牛,是几个评委评比,类似于现在的歌手大赛。这次不同,牛要上秤称,以体重为依据,比评委评分科学,防止作弊。比赛前三名有奖,第一名奖励二百斤苞谷,很诱人。随年老汉的牛大,队里决定让他去,不过谁去估计也得不了奖,比起别的队,我们队不占先。

村西头路南有个水坑,很大,锅底状。村子东高西低,每逢夏秋下雨时,东边流来的水全部流进水坑,形成一个水池,村里人叫“坡池”。池里的水黄黄的,羊屎蛋蛋飘一层,不能饮用。但妇女们在里面洗衣服和被子,也有些孩子在天热的时候,跳下去游“狗刨”。犁地的老汉收工时,干了一晌活的牛们总是下坡池美美地喝上一顿。这已经成了习惯。

秋后正是坡池水多的时候。因为赛牛,队长吩咐随年老汉,牛不出工了,净等着后晌去比赛。在家里多吃点,肚子里东西多总能增加点分量。吃罢晌午饭,随年老汉吆喝着牛,向大队走去。

走到坡池边,六条牛条件反射,呼啦啦下了水,闷头喝起来,随年老汉吆喝半天,不管用,只得任它们喝。喝得滚瓜溜圆,来到大队。牛差不多到齐了,有些称完了已经回去,还有许多看热闹的社员。那时没什么娱乐,大队有点事,看的人特别多。

轮到随年老汉,牛被吆到一块大木板上,开始过磅。没想到随年老汉的牛最重,称了五条,平均分量都暂居第一。因为比别人的牛重许多,估计随年老汉把二百斤苞谷挣到手了。最后一条牛比较犟,死活不肯上那块木板。随年老汉就拉着绳子喊:“喔,喔,”他拉,牛就往后坐。一个娃从后面给了牛一鞭子,拉锯式的进退了几次,忽然牛猛地站住了,哗啦啦,尿像瀑布一样流下来,顿时地就湿了一大片,周围的人就笑着往后躲。随年老汉和在场的干部都愣了,紧接着,称过的那五条牛像受了传染,也都哗哗地尿起来。大队部门前尿流成了河。

自然,随年老汉的成绩宣布无效,冠军还是让别的队拿走了。队长什么也没说,他知道这冠军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谁知随年老汉却认了真,很长时间竟然不出门。后来,听说赛牛取消了,他才出门。打这以后,谁要是喊他,他干脆装没听见,连“啊”一声都省了。

去年我回村,和巷娃一起看我们共同住过的窑洞,路过那坡池------不过里面已经没有水了------我想起随年老汉,随口问了一句,“随年还在不在?”巷娃说,“早不在了,死了大概有十多年了”。我说,“坡池没水了,牛也没喝的了。”他笑了。一会儿,又说:“你说,这年头掺水的事还少么?”

 

  绒草的故事

前村的绒草大婶是烈属,一个儿子在太原上班,家里就她自己。儿子接她去太原,她去过一次,嫌乱,待了三天就跑回来了。她男人小麦1951年当兵走再没有回来,后来县民政局送来一块“光荣烈属”的匾和一些抚恤金,她才知道娃他爸死在朝鲜战场上了。

绒草大婶没改嫁,多少人提亲都被她推了。就这样一熬十几年,娃后来也继承他爸的遗志,当兵去了雁北,复员后组织上照顾烈属,在太原给安排了工作。

绒草大婶还是坚持参加劳动,她也不指望挣那两个不值钱的工分,主要是跟婆娘们在一起热闹,日子过得快。因为是烈属,绒草大婶没受挣,即使在大饥荒,吃食堂的年月,别人挨饿,她娘俩也没受委屈。县民政局年年都要慰问,多少都有表示。村里人说,小麦一条命换绒草一辈子不愁吃喝,值!

绒草生性善良,说话总是细声细气。有一次知青的馍馍让猫叼了,两个知青追着打猫。绒草看见,就拦住了,非常认真地,低声说:“可不敢打,那是×主席!”两个知青笑得坐在地上。她没上过学,分不出毛和猫有什么区别,但眼睛里分明闪耀着真诚善良的光芒。

大概是1991年秋,一天,前村来了几辆小汽车,径直奔绒草家的崖上。有一个很富态的男人,穿着很高档的西服在几个干部的陪同下,走到绒草家门前。那男人在“光荣烈属”的牌子前看了一会,露出一丝苦笑。这男人就是绒草的男人------小麦。

小麦在朝鲜战场上没死,而是被俘了。阴差阳错地被说成了阵亡,上报为烈士。当了战俘之后,他被遣送到台湾。后来,经商发了财。在台湾,他无时不刻地梦想回到中条山,回到生他养他的黄土地。但是那时不要说打电话,连封信都发不出来。他看到回来无望,便娶妻生子,建立了新的家庭。

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两岸关系有了转机。蒋经国先生首开台湾老兵返大陆省亲之先河,大批台胞闻风而动,赴大陆寻找,探望久别的亲人。小麦算晚的,就是因为他的战俘身份的问题,他不知道回来会不会把他抓起来。很幸运,上头好像有个精神,凡是回大陆探亲的台胞一律热烈欢迎,历史问题一概不究。

小麦回来了,绒草六十多岁了,两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亲人相拥在了一起。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台湾的太太和三个孩子------两女一男,都围绕着绒草寒暄不止,一家人其乐融融。他们的儿子闻讯后,第二天也从太原赶回家中。

小麦感谢乡亲们多年来对绒草的关心照顾,在村里大摆宴席,凡是能动弹的都赶来赴宴,大鱼大肉卯足劲吃,酒卯足劲喝,一醉方休。有人说,摆了四十多桌,历来村里没有谁家结婚有这么排场。还有人说:小麦给绒草和儿子留下很大一笔钱,说是美国的人民币,可以拿到美国花的,还给了绒草很多金首饰,说那套在脖子上的金链子有小拇指那么粗,可值钱呢!

县里的干部对小麦也是毕恭毕敬,待若上宾。他们和小麦商量,希望他能回来投资,造福家乡,小麦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年小麦为投资的事还专程回来过一趟,是一个人回来的。但是投资的事还没有落实,就传来噩耗,1993年底,小麦因肺癌死于香港。

绒草恢复了以往那种啥都不想,平平淡淡,无忧无虑的日子。只是门前那“光荣烈属”的牌子摘去了。村里给她换了一块牌,上面写着:“台胞”。

这个故事还是要声明一下:本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二掌柜的故事 

小队会计行二,官称“二掌柜”。和队长、全喜他们差不多大,是一伐人。他是我村里真正的知识分子,打一手好算盘。听说他初中毕业后就在县政府工作,搞统计。这人较真,爱抬杠,大小事非要争出个我高你低来。59年质疑亩产十万斤,在会议上和领导寸步不让,结果打了个右倾,开除公职,卷铺盖回家。

也有不少人劝他,说:管他十万斤百万斤,关你个毬事?把个恁好的差事丢了,忒不值估。可他不听,反过来说劝他的人心口不一,对党不诚实。那些人本来无恶意,一见他较真,只好回避。


他似乎对回农村无所谓,他说自己本来就是农村人,农活又不是没干过,回去干活照样是把好手。所以让他卷铺盖回家的时候,他很有点大义凛然。村里人说他“毒气大”,不知是不是这三个字,还是“度气大”?反正就是“有股子狠劲”那个意思。他也确实能干,基本农活没有落在什么人后头,连全喜都服气他。

其实他身体并不是很好。一次,不知害了什么病,好长时间猫在家里不出来。偶然一次看见他坐在窑洞门口晒太阳,一脸的菜色,憔悴极了。本来秋高气爽,暑意未退,他却穿着一件棉袄,两只手还吞在袖里。

知青插队后,开始是他老婆给我们做饭,所以有时他也来坐坐。毕竟都是念过书的人,沟通比较容易些。但他也经常跟我们抬杠,而且他必须赢,否则他追着你辩论。比如“究竟是盐香还是油香?”我们坚持油香,我们一年分一斤半油,对油的渴望与对肉的渴望并列第一。但他很执着地认为盐是最香的,没有盐就没有咸味,没有咸味就没有了味道。他认为这很哲学。

二掌柜对我们并不是非常友好,比如,评工分。他10分工,他就拿他和我们比。他认为我们什么都不会干,开会时,力主给我们低工分。尤其像我,体力很弱,虽然后来锻炼得一般农活都可以和其他社员差不多,但割麦子不行,我才定了个7分8,比妇女队长还低0.7分,听说就是他的提议。由于我从来不过问这些,所以也没有人给我涨,第三年我才和妇女队长平齐,给了个8分5。10分工才三毛钱,我还打个八五折。

二掌柜还有两个绝活,会做酱油,还懂修路架桥。我们村每年秋后要做两锅酱油,除了社员分一些外,其余的公社供销社全拉走,一直卖到县城。这也算是我村的副业吧,当然队里也不会委屈二掌柜,我经常看见他掏出纸烟来抽,虽说不是特别好的牌子。

至于修路架桥就更牛了,每年汛期之前,途径我县的209国道上的“八政桥”就要进行一次大修,这时,县交通局就来通知请二掌柜。此时,二掌柜就整理行装,专门等晌午社员刚吃罢饭,即将出工之前,在村里招摇一番。恰好他家在村东头,从村西头去公社,每走一步都不糟蹋,都能碰到村里人,他向乡亲们频频招手示意,微笑着,得意洋洋的样子。1971年209国道铺油,有的路段需要重新规划,二掌柜居然是副总指挥,而那正指挥是交通局长。显然就是二掌柜指挥了。

然而,就这么一个能人,县里始终是用时就招来,不用了就踢回去,没有一个人说,给他落实一下政策,恢复他的公职。没有。我后来在县城遇到县政府的人就打听他,恰好原来的教育局长跟他一起工作过。对他的评价是:人是个能人,可以说什么工作都认真去做,一丝不苟,漂漂亮亮地完成。就是嘴不好,口冷,骄傲,目无领导,说话领导不爱听。爱提意见,那意见一般还都提得很对。可是,哪个领导愿意身边放一个爱提意见的人?

我说,他走了,不影响工作吗?局长说,唉,工作啥影响不影响?干是那样,不干,也是那样。你汇报时多说好就是了,多拣领导爱听的说,没影响。

2004年我回村也见到了二掌柜,他正挑着一担“稀茅”(掺水的人粪便)往自己的地里送,居然精神抖擞,满面红光的,根本想象不出是70岁的人!过了一会,他从地里回来,我去了他家,见到了给我们做饭的大队妇女主任----他的老伴。

闲谈中,二掌柜拿出一沓黑乎乎的纸,神秘兮兮地说,你看我这里有好东西,是去年翻腾出来的。我拿过来一看,是油印的1969年我们小队的分红报表。我掏出老花镜,在密密麻麻的人名中找我的名字,一看,哈哈,狗日的,我刚去时,给我的分不是7分8,是7分3!我一皱眉头,对他说,二掌柜,你们太不够意思了,6个男知青,怎么我分最低?谁知,他竟然说,你干活最不发肆,你想要多少?我笑了。接着,他也笑了。

瞧,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他还是那个样子。

 

  大海的故事 

我村有个大力士,叫赵大海。和二掌柜是本家,年龄相仿。我村东边是大山,南边是黄河,北边是盐池,距大海至少有一千公里,而我村的人坐过火车的只有一两个,最远到过太原,我保证我们村的人百分百没有见过大海。我很奇怪,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我问过赵大海,他傻呵呵地笑,什么也不说。

记得我们在公社开完欢迎知青大会,就是赵大海驾驶一辆大胶皮车拉我们回村的。那是元月二号,天气特别冷,中条山刚刚下过雪,东方远远地有一座大山,连绵起伏,高低不平,白雪皑皑,煞是好看。我们知青中叫建国的是个话痨,一个劲地问,“大叔,还有多远?”“到了没有?”那大海穿着一件很大的羊皮袄,鞭子甩得山响,憨笑着,“啊”,“啊”地应付他,因为他根本听不懂建国在说什么。

后来慢慢熟了,才知道,大海是几年前从山里迁下来的,身体强壮,二百斤的口袋自己撅起来就走,进山打柴总是小二百斤,是全村最有力气的人。因为是外来户,见人就笑,很少说话。当初来的时候,队长稀罕他虎背熊腰的身子,一把好力气,二话没说,就同意迁户口。

大海现在住的是别人家的弃窑,他自己打的窑洞在村边沟旁,还没有正式启用。那新窑一共两孔,据说是大海自己一个人用了三年时间打成的,而这三年他每年最少出工三百天。也就是说,他用的几乎完全是业余时间。从下院到两孔窑打成,所有的土,填沟垫院,至少有一千方,全靠一辆小推车和一条扁担两个厝(河北叫筐)-----他的厝好像是特制的,特别大。别人家的厝一担土八十斤,他的厝一担土得有一百六十斤。你看厉害不厉害?

1970年,我脚上长了一个鸡眼,就是两个知青按住我,请他拿刀子剜掉的,出手利索,眼睛眨都不眨。被我誉为“最心狠手毒的贫下中农”。不过,那鸡眼再没有长出来。

他媳妇叫“中看”,长得也算还行,只是名字起的有些不谦虚,而且过于直白。我只见过她几次,大海从来不让她劳动,他随便干点啥都能养活她;也不让她出门,好像生怕让别人看了去。他们没有孩子,收养了一个女孩。大海很疼爱他的媳妇和女儿,张店一年四个“会”,每个会都必须要带她们去。中看穿得花枝招展,孩子也是一身新衣服,骑在大海的脖子上,一家三口逛会,一跩一跩的,兴致勃勃。在会上,全家人总要吃两碗“羊肉泡馍”,扯上一块花布什么的。

大海每年要到山下盐池担上一个月的硝,是计件的活路,非常苦累,但很挣钱,人家说大海一趟回来能挣二百多块。每当他去担硝的时候,中看就把大门一锁,很自觉地把自己关起来,绝不出门,直到大海带着钞票回来。两口子恩爱得很苛刻。

前队有几个知青原来在天津上学时练过摔跤。有个叫金洪亮的,是他们里最棒的。金洪亮个子不高,一米七左右,也不胖,看上去很普通。得知大海是大力士,金洪亮没事就找大海,大海一看这学生娃比自己矮将近一个脑袋,哪里把他看在眼里?

一天,两人商量好在场上比一回。聚了一大帮社员,中看也抱着孩子在一边看。若是平时,那大海早把中看赶回家里去,这一次大概想让中看高兴,就没有吭气。两个人打个抱拳,很像那么回事,然后就纠缠在一起。大海块头大,力气大,那金洪亮个子小,就像个老鹰抓小鸡。终于,金洪亮被抓住了,大海就抓着他转,想把他摔着地上,但是金洪亮也抓着他,甩不掉。转了几圈,大海只得把金洪亮放下来。谁知,就在放下的一刹那,金洪亮一伸腿,使了个巧劲,把个人高马大的赵大海放倒在地。

“这狗日的,会武功……”大海嘟囔着,拍拍身上的土,爬起来,赶忙拉着中看回家了。社员们一阵哄笑。从那起,大海不参加类似活动,金洪亮他们再勾搭他,他也不上当。“这杆学生娃会武功,狗日的……”他老是叨唠着这句话,好像明白了:光有力气,不中!

2008年我回村见他了,样子没怎么变,感觉矮小了许多,还是憨憨地笑。我问他,我是谁,他摇头说,“想不起。”我说,“你怎么变小了?”他说,“老了么。七十岁了。”我说,“你还记得摔跤么?”他看了看我,竟然说:“哦,你是金洪亮?”一句话让我笑弯了腰。这家伙,接受了知青的一次再教育,竟然刻骨铭心,四十年了还记着。我说:“不是,我是XX。”他又笑了:“啊,你不是金洪亮啊,那狗日的,会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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