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允许干事的人犯错误
　
    在同一天，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重要贡献的钱学森先生驾鹤西去，我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友袁贵仁同志出任教育部长。

一位媒体的朋友问我：作为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大学教师，你对新任教育部长最大的期望是什么？经过几天的思考，我的结论是：我最大的期望是应允许新任教育部长犯错误。

钱学森先生身后，网上有不少议论，无非是抓住钱先生的一些失误做文章。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通常，不做事的人，很少有失误，也很少犯错误。评价一个人，不能仅仅看他有过哪些失误，更要看他作出了哪些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也曾犯过错误。但是，虽然毛泽东同志已经逝世30多年，民间自发形成的“毛泽东热”，却一“热”未平，一“热”又起。毛泽东不仅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而且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尊敬，尤其是得到青年人的理解和尊敬。我希望新任教育部长能够注意到，一些“十全十美”的政治家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早已被中国的百姓遗忘，但中国百姓却没有忘记“三七开”的毛泽东。

不做事，自然不会犯错误。做事，难免犯错误。做10件事情，能够有9件、8件正确当然好，当然是我们的努力目标。但是，如果能够有7件、6件正确，有3件、4件错误，也应该得到肯定，也可以说没有辜负社会对自己的信任。

上世纪80年代初，《教育研究》杂志就专题讨论过“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20多年过去，教育官员来来往往，大多全身而退，应试教育问题非但没有丝毫缓解，反而愈演愈烈——向下已经延伸到幼儿园，向上延伸到大学本科阶段。20多年过去，儿童“厌学”的问题非但没有丝毫缓解，也是愈演愈烈——以至钱学森先生几次当面向温总理表达自己对于中国教育的忧虑。

我猜想，曾任中学教师的袁贵仁同志或许记得曾经向学生讲解过的鲁迅先生的一些话：“谁也没有发现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11月6日，我与许许多多百姓一道，在寒风中排队几个小时，为钱学森先生送行。我清楚地知道钱先生在“大跃进”、“特异功能”、“哲学指导导弹研究”等事情上受到非议，但我更清楚地知道，他像毛泽东同志一样，是有“缺点和创伤”的战士。为了这个曾备受屈辱的古老民族重获尊严，他们付出了毕生的努力。在今日中国的繁荣中，凝聚着他们的心血。

因此，我希望允许新任教育部长犯错误。我希望他能够承担起自己犯错误的风险，对“为何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作出回答；我希望他能够承担起自己犯错误的风险，把中国儿童从应试教育的重压下解救出来，把“厌学”变为“好学”，把家长们从“择校”的重负下解救出来，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未来发展，储备人才积蓄力量。

 

                                                       （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09-11-21）　

 

 

  校长实名推荐不会助长暗箱操作

酝酿已久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终于正式亮相。一时间，媒体和网络上议论纷纷，质疑声不绝于耳。

多数质疑者并不否认“实名推荐”可以为优秀人才提供更多脱颖而出的机会，也并不否认“实名推荐”在人才选拔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他们担心的是，在今天的社会信用环境下“实名推荐”会成为大学招生中的不公平因素。

作为一名职业的考试研究人员，我想强调，“实名推荐”固然可以为优秀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其更重要的意义却是可以促进教育公平。

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教育公平靠谁来监督？教育公平靠谁来维护？

迄今，监督和维护教育公平的主要是各级行政部门和纪检部门，其次是新闻媒体。二者都不属于“利益相关人”。原则上，如果行政干部和纪检干部存在“利益相关”时（如自己的子女或亲戚考大学），他们就应该回避。如果媒体从业人员存在“利益相关”时，也最好避嫌。由于不属于“利益相关人”，承担监督和维护教育公平的主要人员缺乏维护公平的动力，却很容易受到破坏公平的诱惑。这种局面，使灰色加分、更改民族、冒名顶替、条子照顾等许多暗箱操作得以进行，在“公平招生”的帷幕后面，大量有违教育公平的现象得以滋生。

“校长实名推荐”将改变这种局面。根据北大的要求，校长的推荐结果将在本校公示。这样，就把教育公平置于学生、家长和教师这样一些“利益相关人”的监督之下。学生和家长是当然的“利益相关人”。由于学生的升学情况会影响到教师的声誉，教师也是“利益相关人”。显然，这些“利益相关人”具有比行政干部、纪检干部和媒体人员更强烈的维护教育公平的热情。可以设想，如果校长不公正，学生们会举报、家长们会举报，老师们也会举报。

“实名推荐”的意义在于将教育公平置于“利益相关人”的监督之下，在于将以往的一些“暗箱操作”变为了“阳光操作”。

 

                                                         （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09-11-17）

 

 

   值得深思
 
    一位留美的博士生说：美国教师是把没有问题的学生教出问题来，中国教师是把有问题的学生教成没有问题。
 
    （2001年美国一个教育代表团来到上海考察中国的科学课。上海市安排他们听了一位特级物理教师的课。这节课上，教师教学目标明确，重点突出，课堂气氛活泼，老师提出的问题，学生对答如流。当中方人员询问对这节课的印象时，美国老师说：这节课上的所有问题学生都已经会了，上这节课有什么意义呢？）

 

   公务员笔试是不得已的办法
 
    从2007年12月14日《南方日报》一篇关于公务员考试的报道中，读到一位考生的抱怨：“国家每年都招那么多的精英，可是聪明的人就一定会正直善良吗？只是会做一堆数学题、文字题、图表题吗？只是能说会道吗？从这些就能看出他的真正人格吗？”（http://news.southcn.com/community/shms/content/2007-12/14/content_4291125.htm）
  
    许多人都可能对公务员考试提出类似的疑问。产生这样疑问的原因，是由于尚未对公务员录用选拔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其实，采用笔试的方式选拔公务员是不得已的办法。显然，人才选拔的最好方式是“试用”，这是比“考试”好得多的人员评价方式。在公务员录用方面，“试用”的可靠性要远远超过“考试”，尤其是超过单纯的笔试。但是，在实际的公务员录用中，不可能仅仅采用“试用”的方式。试想，一些热门岗位有上千人申请，用人部门不可能试用所有的申请者。按照相关规定，所有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都有“试用期”，要经过“试用”。那么，首先试用哪些人呢？这就需要借助其他的评价方法。
   
    作为一个职业的考试研究者，我知道“面试”是比“笔试”更好的人员评价方式。许多人不这样认为，他们更多地忧虑面试过程中的不公正因素，担心面试过程中考官的个人偏好和徇私苟且导致人才埋没。就可行性讲，让用人部门为一两个岗位组织数以千计的申请者面试，是不切实际的。即使不考虑可行性，仅就评价的可靠性讲，许多人也要反对取消笔试直接采用面试，他们担心自己会在面试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因此，在面试之前，只好再安排笔试和资格审查。采用笔试，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那位考生的质疑是完全正确的，笔试仅仅能够考查“聪明”，不能考查“人格”。其实，笔试的局限性远远不止考查不出“人格”，笔试还存在着更根本的局限性。任何一个科学合理的笔试，必定是“标准”的：以相同的试卷测试所有的考生，按相同的规则给所有考生打分。但是，没有一个考生是“标准的”，每个考生都具有不同的个性、生活环境、教育经历，每个考生都具有能动性和选择性。以“标准的”考试来考“不标准的”人，这是笔试最根本的局限性。对于每一个考高分的考生，我们都不能保证他一定干得好；对于每一个笔试不及格的考生，我们也不能保证他一定干不好。
  
    正是由于考虑到笔试的这种局限性，在公务员的录用过程中，还安排了资格审查、面试、调查考核、试用等环节。目前的录用程序是综合考虑到科学性和可行性的一种妥协方案，我认为是基本合理的。
   
    对于用人单位的人事主管，认识到笔试的这种局限性尤其重要。几乎人人皆知人才对于事业成败的重要性，也几乎人人皆知“三顾茅庐”的故事。倘若当年刘备相信“考试录用”、“公开招聘”和“竞争上岗”，他的事业就不可能得到诸葛亮的支持，也开创不出“三分天下”的局面。他很可能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小军阀一样，瞬息淹灭。真正的人才，不是“考”来的，不是“招”来的，也不是靠“竞争”得来的，而是“顾”来的。长期以来，“猎头公司”在发达国家就有很好的市场，在人力资源开发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我国也已经涌现了一批“猎头”公司。为了自身事业的发展，如何“顾得”和“猎取”人才？这是那些真正有抱负的人事主管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发表于《教育与职业》2009年第1期，总6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