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吹来的风 作者:wenjunq


 

   重庆吹来的风


    自打薄熙来主掌重庆,这个抗战时“陪都”似乎刮起一股风,又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这股来自山城的风,一是唱红歌,二是打黑社会,网民们精简成“唱红打黑”。包含在“唱红”里的,应该有样板戏。现在大多数被纳入“红色经典”的歌曲,当初也曾被毛氏宗祠当毒草除掉,缘由仅仅在于它们的宣传力度不够,甚至上纲上线诬其为“反党”,例如那首电影插曲《送别》。样板戏则是毛氏宗祠搞的几个经典作品,以供全国文人们“克隆”。它于是具有另一种功能:禁锢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使之成为巩固政权得心应手的工具。

巴金老人曾有叹息,说听见样板戏他的心会颤抖。我非常理解他这种心理延及生理的反应,样板戏是一个符号,暴政摧残文化艺术的符号。它的内涵,不仅有中国文化艺术的满目疮痍,还有中国文化人的血泪遭遇。我理解那些曾经被这个符号笼罩过的人们,包括我自己,有时会下意识地哼哼其曲调或唱段,因为它曾经覆盖了那个时代所有人生命的一个阶段,我们已经不可能彻底刨掉那个阶段。但若不理解这个符号的涵义,那属于无知;继续炫耀这个符号的涵义,则属于无耻。

薄书记君临重庆,首先就建了座十层楼高的毛塑像,乃至于“毛派今年1月组建了‘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制定《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号召‘推翻现今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即胡温政权),造反有理!’推举薄熙来为总书记。”(辛子陵:《走出两个误区》)辛老还介绍说:“毛派把重庆比作‘延安’,派三十多人秘密到重庆,筹备将于2010年召开的毛党十一大(他们不承认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段历史)。后被中央发现,查问怎么回事?薄熙来下令把这三十几个毛党骨干抓起来了。”

抓归抓,是否存在“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句话是毛当年给霍查电报里的。辛老认为不会,因为老薄的爹当年在牢里坐了若干年;老娘则“受迫害致死”,自己也被管教过许多年。俺寻思辛老太教条了,没瞧人家刘家请毛家吃饭,倒像是老毛受了多大委屈,要设酒席压惊似的。还记得毛文革时怎么说武斗的?别的略去,只说“好人打好人,误会。”既得利益驱使,相逢一笑泯恩仇嘛!要不,他干嘛塑像唱红呢?

实际上,“唱红”并非老薄之首创,在他之前就有,例如江西电视里“红歌大赛”。红歌的涵义比样板戏更宽泛,一言以蔽之,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方式,其音乐要素只不过是宣传的载体,绝非艺术的创造。红歌对于激励革命士气起到过不容忽视的作用,这是苏俄传授的有效方法。纵观近代,无论辛亥革命还是五四运动,皆无什么歌曲流传下来,它可能当时就不存在,也就没有流传的可能。苏俄扶持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北伐,红歌开始广为传播,仍以改词为能事。比如那首《工农兵联合起来》,改自李叔同填词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皇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娇子,吾纵横。”而曲调则取日本校园歌曲《学生宿舍的旧吊桶》。再一问,日本人拿来的是一首匈牙利民歌的曲子。

老OK说的“两只老鼠”,一变而为“打到列强”,法国民歌成了黄埔军校校歌,还代了一阵民国国歌的。最绝的还是美国佬,他们在84年奥运会为两岸运动员入场奏了同一个曲子,大陆运动员听见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台湾运动员听见的是《国民革命军之歌》,皆大欢喜。其实,如果北洋军听了也没意见,那是他们唱的《大帅练兵歌》:“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好,方知今日练兵最重要。大帅练兵人人都知晓,若不当兵国家不能保。……”再往前,清军还没意见,那是张之洞编词的《大帅操兵歌》:“朝廷欲将太平大局保,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第二功课要靠官长教。第三行军莫把民骚扰,我等饷银皆是民脂膏。第四品行名誉要爱好,第五同军切莫相争吵。……”用的是《德皇威廉练兵歌》的曲子。谁说没有普世价值呢?西方那一曲,在我们这儿延续了四个朝代,至今还算“红色经典”。

改词套曲最令人啼笑皆非就是那曲《东方红》,男欢女爱卿卿我我的缠绵调,居然成了颂歌。从《诗经》里的“颂”开始,历朝历代不乏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之词,然而毕竟“国家不幸诗家幸”,据说国运越衰歌声越嘹亮,此类歌总是会兴旺于国家衰微人民遭难之时。然而似老毛那样,只准“颂”不准“风、雅”的,却没有。就连那些样板戏里,尽皆男鳏女寡,唱词要么杀气腾腾,要么肉麻颂恩,哪怕略有一点人性气息也得打磨干净。

还有一段老兵轶闻,说的是孙立人在印度练兵,嫌他原来的“新三十八师师歌”不合时宜了,想换。找来些歌谱哼哼,发现有一首很不错,于是令全师官兵习唱。唱了许久才知道,那是《八路军进行曲》,只得废了,老孙只好自己创作,写了首《知识青年从军歌》,弄好了队伍也扩编了,就成了新一军军歌。红歌果真厉害!

那么,很显然,官方如今大搞红歌竞唱,只不过借此励志罢了,基本不具备什么文化艺术因素。历史上唱歌励志已无源头可考,东汉蔡邕《礼乐志》曰:“汉乐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可作证据的是《诗经.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以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算军歌鼻祖吧?倘若不肯励志,像凤凰卫视说前两天说湖南卫视台长、还有总编什么的被免职了。不搞红歌大赛,成天在那里嘻嘻哈哈的,什么超女啊、快女啊、超男啊,弄得潇湘圣水里长出朵“芙蓉姐姐”来。

似我辈,除了红歌基本不会唱别的歌,偶尔哼哼亦不为过,谁让我们在红色海洋里成长起来呢?本来挺可悲的,若是拿来显摆,那就尽显滑稽了。尤其是那些假红歌,后来的御用文人编造的那些歌。例如《十送红军》,当初出发长征,绝对的高端机密,除了核心成员少数人之外,没人知道。谁若是跑出村头高歌送红军,不是“AB团”也是奸细,非杀头不可。还有上面说陈然那首诗,是罗广斌、杨益言编书时创作的,居然弄到《革命烈士诗抄》里去了。倒是有些真的革命历史歌曲,比如这首:“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净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不知曲子如何,是一篇介绍西路军女战士的回忆文章里介绍的,那女兵饿得捱不住,唱歌充饥,有点像曹阿瞒当年的“望梅止渴”。只可惜它没有那么些颂词慷慨句,是真的也不算了。

薄少“唱红打黑”,雄赳赳器昂昂地显摆了一次“人治”威风,还判了一位李律师。案情所知皆传言,于是懒得掺合。我倒是想,假设李大律师果真唆使被告造假了,“该判”。如果原告造假,会不会也“该判”呢?谁来判呢?只要司法没独立,都受政法委管着,我不会相信任何一个判决是公平、公正的,何况,公开至今办不到,俺怎么瞧,那个庭上的天平都是歪的。

 

                                                                    2010.1.13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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