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知青胜利大逃亡(《我们要回家》续完) 作者:刘晓航


 

 

我们要回家》——


     在暴风眼的中心/北上,北上,坚持北上!/陷于哀兵绝境的首批赴京请愿团/你好,北京!/国务院调查组飞赴云南解决知青问题/百万知青胜利大逃亡

 

第十二章 在暴风眼的中心


    正当第二封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垦区广泛征求知青签名之际,11月23日刚刚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出人意料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广大知青闻讯后争相传阅,因为《中国青年报》基本上是代表官方观点的,这篇评论员文章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质疑是多年来第一次听到,它实际上暗示中央领导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的政策将有较大的调整,知青们的出头之日终于来到了,故奔走相告,异常兴奋。虽然至今尚未获得确凿的材料,弄清当时这篇评论员文章出台的背景与内幕,但是人们评价它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冲击“两个凡是”禁区的一大突破口之一。下面抄录的是1978年11月28日勐棒农场六分场三队知青们张贴散发的这篇评论员文章的全文传单:

《正确认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

本报评论员当前,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议论纷纷。这件事,不仅直接关系到千百万青年的利益和前途,而且牵动千家万户,影响整个社会,为了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充分调动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极为重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五十年代中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教育事业普及发展,中小学毕业生数量急剧上升。由于城市工业和其他行业还没有能力全部吸收,不能继续升学的城市知识青年为了使青年们能各得其所,除了鼓励来农村的青年回乡参加生产和工作以外,开始动员一部分城市青年去农村和边疆,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这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关于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正确方针,上山下乡工作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没有产生什么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后,城市知识青年规模迅速扩大,甚至出现了“连锅端”的现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迟缓,以至走到崩溃的边缘,城市各行各业能级收的人很少。二是由于他们全盘否定教育战线的十七年,大肆砍杀各类高等学校,使大学招生人数大大下降,同时又无视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强行禁止中学生直接上大学。这样一来,大部分城市知识青年,除了上山下乡别无其他出路。可以说,这些青年上山下乡的异常状况,主要是林彪,“四人帮”推行假左真右路线,破坏工农业生产和教育事业的结果。消除林彪“四人帮”带给上山下乡工作的恶劣后果,需要花很大力气。

从长远来看,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随着社会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我国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将会招收愈来愈多的青年入学,城市各行业各部门将会容纳愈来愈多青年就业,上山下乡的人数就必将会愈来愈少,以至最后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很快就会做到。从当前的趋势看,还会有一部分青年到农村去。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范围、规模、政策和做法将会有调整和改变。在这个时候,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分清路线是非,解决好同上山下乡联系的认识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正确估计十年来的上山下乡应当如何看待十年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绩呢?我们认为,这些年来千百万知识青年怀着高昂的革命热情,离别城市、离别亲人、奔赴农村、山区和边疆,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以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长期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表现了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表现了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他们分担了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国家造成的很大一部分困难。他们在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在农业学大寨的过程中,在传播文化知识,开展科学种田的过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保卫伟大祖国的边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克服了生活劳动学习等方面的困难,经受了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艰苦磨练,增长了才干,茁壮地成长起来。这些都是应当肯定,必须肯定的。

但是,充分肯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热情和贡献,并不等于可以掩盖上山下乡的真实情况,不去揭露和解决“四人帮”一伙在这方面制造的许多严重问题。在这伙政治骗子猖獗横行的时候,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大肆鼓吹什么“伟大的革命运动”,“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什么“根本的战略措施”,“必须永远坚持的方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他们说的玄乎极了。

然而,就是在这些大话、空话、假话的掩盖下,林彪“四人帮”一面把无数知识青年的革命激情和他们做出的重大贡献记在自己的帐上,大捞政治资本;一面极力通过这个渠道收罗和培养了张铁生之流等一小撮党羽、走卒、教唆、煽动他们攻击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就是在这些大话、空话、假话的掩盖下,林彪、“四人帮”把上山下乡搞成一个谁也碰不得“禁区”。他们不仅人为地制造许多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矛盾,而且拼命反对毛主席的关于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指示,阻扰和破坏有关政策和措施的落实,致使许多本来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长期达不到合理的解决。其结果是,多数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不少人婚姻、住房、疾病等问题无法解决,许多地方缺少学习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的起码条件,弄得许多知识青年消极、低沉,群众怨声载道。

就是在这些大话、空话、假话的掩盖下,林彪、“四人帮”猖狂践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混进知识青年战线和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少数坏人,肆无忌惮地乘机谋取私利。他们侵吞和挥霍知识青年的经费,收受贿赂,勒索财物,大发“知青财”,他们压制知识青年的民主权利,以泄私愤,摧残知识青年的身心健康,以遂私欲。他们利用窃取的决定知识青年抽调去留的大权,搞交易,做买卖,“掉包”顶替,安插亲信,使“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盛行。这种种腐朽丑恶的现象,极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的思想意识,诱惑甚至胁迫其中极少数无知的人走上邪路。总之,林彪、“四人帮”对经济、教育、社会风气的破坏及其恶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估计,现在充分揭露这些问题,积极妥善地加以解决,不仅是无数知识青年的愿望,也是广大群众的要求,也是继续做好上山下乡的前提,每一个对人民事业有点责任心的同志,每一个对青年有点阶级感情的同志,怎么能让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那一套禁锢自己的头脑,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呢?

正确理解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应当怎样理解知识青年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呢?在我们看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学习贫下中农的立场、思想、感情和作风,确实是同工农相结合的途径之一。但是,林彪、“四人帮”一方面别有用心地把上山下乡就是同工农相结合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另一方面把国家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生、征兵攻击为“拔根”“复辟”,将根据革命需要回城工作的知识青年诬蔑为“半截子革命”。这样,他们就故意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有上山下乡才是知识青年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对毛主席关于青年同工农相结合的思想卑劣篡改。

毛主席号召青年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历来都是强调青年要在立场、思想、感情作风方面工农化,要“代表中国老百姓”“要一定代表他们”,这就是说,青年要坚持为工农 群众为根本利益奋斗。在民主革命时期,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由于当时历史条件,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毛主席要求广大知识青年,脱下学生装,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同农民群众一起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建国以后,革命的形势,任务和条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成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为青年同工农相结合开辟了广阔的途径。1957年毛主席就指出:“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四0页)从来没有说过,只有上山下乡才是同工农结合。今天许多知识青年立志在农村,为农业现代化做贡献,这种革命精神很值得鼓励和赞扬,他们是在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同时必须肯定,无论在其它什么岗位上的青年,只要努力学习工农的优秀品质,努力为四个现代化勤奋钻研,积极工作,就都是在走同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上。林彪、“四人帮”口头上唱着青年要同工农相结合的高调,实际上天天都在诱惑青年同工农脱离,同工农对立。他们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铁生那种工农群众的死对头,标榜为同工农相结合的典型,妄图蒙骗广大青年跟着他们去进行篡党夺权的勾当。他们破坏招工、招生、征兵等政策,大搞知青下乡,农民进城,冲击国家的劳动计划,增加了国家、集体和工农群众的负担,损害了工农联盟,他们污蔑四个现代化为“资本主义复辟”,阻扰工农群众实现这个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他们所干的哪一件不是在危害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有什么资格奢谈青年同工农结合?今天,我们在上山下乡工作上,强调要揭露问题,调整政策,改进做法。目的之一,也正是为了清算林彪、“四人帮”破坏青年同工农结合的毒流和影响,引导青年更好地为工农的根本利益、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

正确认识缩小三个差别的途径应当怎样看待上山下乡同缩小三大差别的关系呢?我们说:林彪、“四人帮”一伙把知识青年上大学、进工厂、到城市其它各行各业,都诬蔑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鼓吹只有城市青年下乡,乡下农民进城,才能缩小三大差别,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理论的无耻歪曲。

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缩小三大差别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只有发展城市大工业的同时,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以手工操作为主的落后的农业进行根本的技术改造,迅速壮大社队工业,把农村在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的条件,提高到城市的水平。只要在促使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同时,努力使广大工农群众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这种主要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状况,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才有可能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失。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实现,将使我们在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上的道路前进一大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有文化的新农民,本来是有助于改变轻视农村、轻视劳动的旧思想、旧习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是有助于提高农村的生产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扰乱国民经济,摧残教育事业,毁灭科学文化,他们就完全取消了缩小三大差别的前提。加上他们的疯狂阻扰党关于知识青年工作政策、措施的落实,使许多上山下乡的青年不仅在学习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而且在农业生产劳动方面的积极性,都受到了极大的挫伤,这又怎么能够促进三大差别的逐步缩小呢?他们干扰下的上山下乡搞了那么多年,三大差别不是一点都没有缩小吗?相反,我们强调揭露和解决林彪、“四人帮”破坏上山下乡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努力把上山下乡同发展国民经济结合起来,同发展工农业生产结合起来,促进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才真正有利于朝着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方向前进。

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广大知识青年极为关怀,正在积极研究统筹解决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严重问题,进一步采取有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各项措施。例如,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名额正在扩大,为安排城市知识青年而举办的集体所有制的企事业正在发展,不少地方创造的成功地安置知识青年的好办法和好经验正在推广。只要遵循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知识青年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就可以得到逐步妥善解决,上山下乡工作就一定会展现一个新的面貌。我们希望,劳动部门、知青部门、教育部门的广大干部和社会各方面的同志,都把知识青年的成长作为一件大事来做,热情关心他们的疾苦,努力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坚决同一切危害知识青年利益的现象做斗争,特别是大胆解放思想,根据党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千方百计地广开城乡就业门路。各级共青团组织更要认真倾听广大知识青年的呼声,反映他们的合理要求,主动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这影响面积广的重要工作。千百万知青在看着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应当以出色的成绩来回答他们的期望。
勐棒六分场三队  转抄1978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替我们呼出了心声!坚决支持《中国青年报》评论员的文章!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上的滔天罪行。

全体知识青年们,行动起来!积极地投入这场运动中去!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把国民经济推向新高潮,为实现周总理的宏伟遗愿发挥出我们全部聪明才智!

沉默与等待只会给我们带来更惨的结局!

发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敢想,敢说!把我们接受再教育的体会公布出来!

让全体人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把尺子来衡量一切吧!

勐棒六分场三队全体知识青年1978年11月28日

原东风农场十三分场学校教师,现任云南咖啡产业责任有限公司华东、华中地区副总代表上海知青叶铁淳,是11月23日走在东风农场场部所在地大勐龙街上有线广播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送这篇《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他驻足高音喇叭下凝神屏气听完全文。他感觉有一股热血从体内直往外涌,说得太好了,就象久旱的庄稼遇到了甘霖,这是一场浸透到庄稼根须的及时雨。他简直高兴地要大叫起来,因为上面(而且是官方的)终于有人公开地为知青们说话了,知青们出头之日到了!他兴奋得直往十三分场学校跑,学校应该订有《中国青年报》,但没有找到,分场的邮件总比外面要慢两天。第二天一大早,他翻山越岭十几里地,找到地方上的景洪二中,从那里找到了这份《中国青年报》,不由分说并拿了回来,在分场学校知青教师中传阅。此时已是星期五的下午,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他发动学校几位知青教师刻的刻,印的印,印了几十份,提着浆糊桶往大勐龙街上去贴,十三分场学校就在大勐龙,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在大勐龙的各个街口张贴了这篇评论员文章。因为第二天是星期天,照惯例,东风农场下属的十四个分场的知青要在星期天到大勐龙来赶集。叶铁淳要让这些来自深山密林的知青们都能在一踏入大勐龙镇的街口,首先就能看到它,获悉这令人振奋的消息。

第二天(11月26日),叶铁淳和他的同事们在街口早早迎候来自四面八方的知青们,那些已赶了10里,甚至20里山路的,裤脚粘满红泥浆的男男女女知青们果然都在围观贴在墙上的文章,并相互兴奋议论着。有上海话、普通话、四川话,但比他们更兴奋的是叶铁淳本人,他为事态的急速发展而高兴。叶铁淳是1970年从上海来云南兵团的,是个很精明能干的青年,酷爱读书,喜欢思索问题,对外部世界具有敏感性和较准确的判断力,他具有较强的演说能力,说话不仅具有煽动性,与人辩论往往一下子抓住对方思维逻辑上的弱点,所以在连队知青中他是个消息灵通的“小诸葛”。到兵团不到一年,他因工作能力强,能说会道,被团部抽去到高山拉佑族与布朗族山寨搞民族普查工作队。那里比农场还要苦,没有吃,只好用小尖椒蘸盐巴吃;他最受不了的是高山上的瘴气,经常打摆子(疟疾),高烧几个小时,一年下来人瘦得象山猴子,但他挺过来了。

工作队结束后,回到连队先后担任过司务长、文书,到营部搞宣传报道,他善于交朋友,不仅在知青中能“呼风唤雨”,营连干部不少都是他的好朋友。叶铁淳人走到哪里,后面总跟着十几个知青,缠着打探有什么好消息。此时知青们来农村快十年了,他们的生活境遇没有多少改变,当初下来时的豪情壮志已被严酷的现实砸得粉碎,连叶铁淳也感到没法再呆下去了,唯一的希望就是返城回家,但时间是最能磨蚀一个人的意志的,当他看到在场部民政办公室排着队准备登记结婚的知青们,不由感叹嘘吁:如果我们都这么消沉,我们怎么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其实在丁惠民发起公开信签名的同时,在东风农场的知青中已经在酝酿一场抗议行动,不仅是大批要求病退、困退的、调转的报告被场部扣压住不批,而且不久前场部还发了一个五十多号的文件,称知青们早已是拿国家工资的国营农场青年职工了,要安心在边疆干革命。

叶铁淳的消息是灵通的,近一段时间来接连收到几封从北京、上海亲友的来信,信中叙述了来自不同渠道的关于中央要调整上山下乡政策的消息。《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公开证实了这种喜人的趋势。

当此刻许多知青围着他,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信心时,叶铁淳脸上泛着红光,望着红光,望着知青朋友们一双双焦灼的眼睛,双手一挥:“我可以保证地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能回去,就在今冬明春!”

东风农场有近8000上海知青,他们盼望着回家的心情是迫切的,他们立刻行动起来。

12月4日,东风农场四分场以全体上海知青的名义致电上海市委和市劳动局,要求为广大知青平反昭雪。电报全文如下:

上海市委转市劳动局:

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说出了我们全体知识青年多年来埋藏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在云南边疆的广大知识青年深深体会到党中央、华主席对我们的关怀。8年前我们深受林彪、“四人帮”及上海代理人的欺骗,被一锅端弄到云南,来到农场。在农场几年来深受“四人帮”及云南代理人政治上的迫害,精神上的打击,身体上的摧残,已经走投无路了、忍无可忍了。

今天,广大知识青年已被广泛行动起来,开始停工停产,揭发批斗“四人帮”,和农场当局斗争。“四人帮”对我们知青犯下了滔天罪行。强烈要求一锅端回来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目前局势非常严重,知青运动遇到阻力,但斗争仍在继续,仍在扩大。

我们全体知青最最强烈要求上海市委接电后派人组成调查组,火速来云南景洪东风农场四分场调查处理问题,为广大青年平反昭雪,目前我们全体知青正在坐等你们调查组来。

云南景洪东风农场四分场全体上海知青1978年12月4日

更为激烈和兴奋的是丁惠民、胡建国和刘先国,他们发出并征求签名的第二封公开信的时间比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文章还早5天,而两者的基本观点是那么吻合,特别是对十年来上山下乡得失估计,对怎样正确理解青年同工农相结合,如何才能真正缩小三大差别几乎是不谋而合。这表明他们政治敏感度,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是准确和超前的,他们向中央高层领导提出的大胆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政策的决策者们也在殚精竭虑在思考,知青问题实际已提到全国一盘棋安定团结的大局上,是不能回避的。他们从评论员文章看到高层对“城市青年下乡,乡下农民进城”人口流动怪圈的不满,看到中央将城镇广开就业门路,扩大大、中专学校招生的措施,这是逐步收缩并结束上山下乡的一种暗示,评论员文章虽然一句也没有提到还在农村和农场的知青可以全部返城,但评论员文章中提出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举措分明就是一个绿色的信号灯。

他们的信心更足了,心中荡漾着春风,他们决定要加快运动的进程,把这堆火烧得更大一些。

第二封联名信发出后,形势发展迅猛,每天都有几十封各农场的知青来信被送到丁惠民手中,他每天要花一定时间读这些来信,心情难以平静。来信中有响应签名的,有表示感激的,有询问的,也有出谋划策的。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知青们以拙朴的文字在信中向丁惠民——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倾诉自己的内心痛苦和在农场岁月里所经历的种种磨难。

很多年后,《天涯》杂志在“民间话语”栏目中刊出一份橄榄坝农场知青的揭发信(出于对环境的考虑,没有写时间、写信人的姓名)。

“我要回家,要温暖,要亲人团聚——

我是北京知青,来西双版纳近10年了。这10年中给我带来的却是冷酷无情的精神摧残和疾病,带给肉体的折磨,至今不愈。

我曾患肝炎、慢性结膜炎及视力差等症。有时候病的实在难以坚持劳动,但请病假,领导不批,硬让我坚持劳动,还给我规定定额。如完不成,领导就扣工资。有病的同志申请办病退,长期拖延不予办理。如今七十四号文件出来了,使人感到心寒得很。我父母74岁就退休了,按文件精神又不予办理,有的人可办“困退”顶替。我哪一条也沾不上,只好在这里活受罪。与其在这里受罪,我看倒不如在北京坐牢!党中央华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天知道被谁贪污了。

对于上山下乡,我没啥意见,但是轮到哪个上山下乡,就让哪个呆一辈子,这怎么使人受得住?当兵的可以复员,医疗队的医生可以轮换,干部不再被赶到“五七干校”了,“五七干校”却成了安排知青的场所。知识分子解放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

曾以反共为职业的战犯都释放了,让他们与亲人团聚回家;六二年窜犯大陆的美蒋特务也释放回家和亲人团聚,难道我们的身价连人民的罪人都不如吗?国家国民经济有困难,许多知识青年不能在家乡就业,然后却把这些危机及困难全部转嫁到我们这一部分知青的头上,我实在想不过。如果采取轮批调换,才合理。

有的干部利用职权把自己的子女调回来。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XX就把他的儿子调回去了。诸如此类事实在不止一件,尤其是八场,此类事不少。如果你们调查一下就明白了。

这里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分公款。比如以八分场党委书记杨某为首的八分场干部,把一部分补助困难工人的补贴全私分了。八分场的干部几乎每天分到几十元(分场干部在七六年的事)。

有的干部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却做损害党的利益的事,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处世狡猾又奸险,捂盖子,保自己,整群众,压知青,制定土政策文件,却冒充中央精神。

以前跟“四人帮”跟得特别紧。“批邓”的哪个地方都卖力气,大肆树朱某(指朱克家)这类政治爆发户。

知青探亲超假车费不予报销,超假几个月即降为临时工,一天八角钱。有病的人和强劳动力规定一样的定额。有病坚持不了,队干部不批病假;如休息算旷工,又扣工资;群众越级反映情况,受到场地领导层层制压,他们层层互相包庇,因此把我们逼急了,我们去请愿罢工,我们要民主、要人权,不要专制。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如果你们能体验一段时间,就会彻底了解我们。

领导同志在政治上对知青不关心,一贯采取欺骗与压制。生活上也不关心,我们除了吃不上菜和油肉之外,劳动回来常常要自己做饭,因每月发给大家八斤面粉,只好自己做饭。我们名义上是四十斤定量,但其中八斤是老玉米粒,这种原粮让我们怎么吃?农场几乎没啥福利事业。自己农场的车船,都要收费乘车。农场自己生产的肥皂及橡子油却随意涨价。在农场招待所所有的住宿费也上涨,我们自己生产的蔬菜及其他农产品,自己吃用也要收钱,并且每年各队收获的花生、黄豆,分场都要强行征收一部分。

有些单位,有的知青有思想问题,有包袱,想不开,个别人甚至自杀了。我队有一个知青患癌症死去,生前她请病假不批准,直至她死去。

我要回家,要和亲人团聚,再也不想再忍受下去了。”

这封信控诉了农场知青们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这在版纳垦区农场却是很普遍的现象,知青们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广大知青为之欢呼,但却给决策者们出了一道难题。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因为知青上山下乡积累的问题堆成山,如何调整政策,更是头绪难理,会议整整开了四十天。就在会议期间,11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发表了,引起会场内外的轩然大波。

1997年由原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始末》介绍:“评论员文章的要害在于,对我国的上山下乡活动缺乏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把上山下乡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命运捆在一起,使统筹解决知青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不利于在安定团结的气氛中稳妥地解决知识青年问题。”

出席会议的多数代表认为,在会议期间发表这样的基调的文章是很不适宜的,会使下面造成错觉,以为这是中央的精神,对稳定局势不利。

上海代表看到这篇文章给市委领导同志打电话,要市知青办作好思想准备,可能要受到上访青年的冲击。云南代表说,云南国营农场知青正在闹回城,这回火上加油,工作更难做了。黑龙江代表说,现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不把问题搞清楚,不敢回去。

据各地来电来信反映,评论员文章在下乡知识青年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他们感到回城要求有了政治和理论依据。江苏省宜兴县张渚公社18名下乡青年看到文章后,立即到县城街头张贴大字报,说:“上山下乡错了!要求落实政策返城!”。上海市一些下乡青年回到市人民广场、中山公园和火车站贴出:“拥护评论员文章”的标语,说“文章讲出知青家长的心里话”。一些安置知青的县派人带着名单到上海市政府要求回收下乡青年,说他们再不愿再作“四人帮”帮凶了。到市区上访的知青猛增,并相互串连,酝酿上街游行示威……

原本敏感的知识青年问题,经过《中国青年报》一把火,更是如箭在弦,一触即发,容不得慢慢来了。但是要解决问题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为了继续开好知青工作会议,会议领导小组曾于11月29日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出席会议的负责人和知青办主任开会,说明了《中国青年报》评论员的文章并不代表会议精神,对发表此文事先毫无所知。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会议仍按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汇报提纲》精神办事。后来,胡耀邦同志要求中国青年报社吸取这一教训,不要再帮倒忙了。

由于《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的推波助澜,在1978年11月底,在第二封联名信公布不到十天,在西双版纳各农场竟然征集到5000多知青的签名,许多知青干部也纷纷开始在联名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为筹集签名在景洪农场的流沙河电站工程工地还发生了一起风浪,造成工地接连停工三天。据原景洪农场十分场八连重庆知青,现在重庆市精神病治疗中心工作的吴章明回忆说:

1978年秋天,由水电部投资修建的流沙河电站工程开工了。集中来自景洪、东风、勐腊等农场2000多名农场老职工和知青,其中三分之二是知青,而且承担起施工、测量、操作掘土机、起重机、拖拉机等技术工种也都是知青,哪里有知青,哪里就有朝气与歌声,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大概是在11月20日左右,丁惠民发出的第二封公开联名信很快传到工地上,并在广大知青中征集签名,回家是每个知青的强烈愿望,一个个毫不犹豫地签上名,没想到在一个上海知青手上卡住了。他是景洪农场十分场的,是一个连队的副指导员,他翻开这厚厚一迭签名纸,眉头紧结,他不但没有签名,反而在最后一页写上这么几个字:“我不同意签名”,并端端正正在这行字后面签上自己的大名。吴章明是十分场知青中的一个头头,他找到三连的朱一平(以后担任北上请愿团的秘书长)商量,朱一平问:“你打算怎么办?”,吴章明说:“这小子太不地道,饶不了他,我们可借这件事把声势浩大。”,本来嘛,签名出于自愿,你不签名也罢,没人强迫你;你这样做,无非是与广大知青划清界限,讨好卖乖,让人恶心。

于是他们领着一拨知青,找到工地总指挥,景洪农场十分场副场长李保元说:“XXX强奸了我们的意志,他的行为伤害了全工地2000多名知青的利益,他是知青中的败类,您啷个办?如果他不检讨,向全体知青认错,我们就停工……”

李副场长开始认为,这是知青们施加的压力,不会当真停工的。

不料第二天一早全工地一片寂然,各种施工机械、汽车、拖拉机都成了哑巴,知青多呆在工棚里不出来。这下李副场长觉得问题大了,停一天工就要损失多少钱,连忙找来十分场场长徐万一商量对策。徐万一动用了场长的权威,责令那个副指导员立即向全体知青认错,那人见自己的漏子捅了大了,也不敢犯众怒,写了检讨书。工地指挥部以为这场风波就可以平息了,但是吴章明和朱一平他们不让步,坚持要把这人的检讨书贴到景洪大街上,并在农场广播里广播,以消除其“流毒”,这显然是强人之难,工地指挥部领导谁敢这样做?,双方继续僵持。

第二天,工地继续停工,知青们此时的心很齐,大有“同仇敌忾”之阵势。

此事传到丁惠民那里,他害怕火刚烧起来,局面失控,派人给吴章明送来一张字条:“老吴,立即无条件复工,准备迎接更大的行动。”收到条子当天下午,流沙河工地就复工了,轰隆的施工机械声、汽车、拖拉机的引擎声又热火朝天地响起来。

1979年2月,当云南知青潮水般的大返城开始时,那个拒绝在联名信上签名的副指导员比谁都跑得快,20多年过去了,不知他心是否存一丝内疚?

这时,丁惠民为首的“三驾马车”觉得返城运动进入实质性运作时机成熟了,经过与各农场自发担任的联络员们商量,结束前一阶段一盘散砂的状况,要把各农场的知青们组织起来,统一行动。

11月29日,在景洪城郊的江边宾馆,召开了各农场知青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由于条件尚未成熟,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到会的有20多个农场(分场)四十多名代表。这么多人大白天聚集在房间里,进进出出,行动诡秘,引起了旅馆服务员的警惕,几次借口送开水或打扫卫生进来探听虚实。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里又地处边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下午把会场转移到景洪县汽车站停车场内继续进行。大伙佯装成是在候车,谁也不会怀疑,丁惠民夹在人缝中,把下一步计划:发起请愿活动和成立请愿筹备总组的计划交给代表们讨论,得到与会者一致同意。这次会议非同小可,它解决了回家请愿运动走向正轨后的发展方向问题,把目前还处于分散状态的各农场知青签名运动初步协调起来,为即将到来的请愿高潮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会上,代表们推选丁惠民为下一次会议的召集人。

原勐棒农场6分场10队(原6团6营10连)重庆知青,现任重庆市第一市政公司宣传干事曾永庆,是出席第一次联席会议的勐腊县的知青代表之一,在嘉陵江畔的千年古镇磁器口长大的。自幼聪颖,擅长绘画,刚15岁就能绘制几米高的大幅毛主席画像了,街坊邻里都夸他是个小画家。1971年到云南兵团后,他分到条件最艰苦的老6团,他为人热心快肠,知青中的朋友很多,是农场的文艺宣传骨干,在知青中很有号召力。2001年元旦在重庆新开辟的旅游景点——古镇磁器口一座老茶馆里,就着一杯酽酽的下关沱茶,他向我介绍参加那次会议的难忘经历:

丁惠民的第一封公开联名信是10月中旬,传到我们勐棒农场的,那天晚上我们正在农场看露天电影《车轮滚滚》,只见几个知青抱着一大摞传单在场子散发,我拿过来一看是致邓副总理的公开信——呼救请帮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吧!浑身热血沸腾,电影散场后,我们分场的一拨知青围笼在一起,激动地讨论,一致认为公开信写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来云南苦熬了8年,自己不呐喊,谁帮你呐喊?我立刻找到散发传单的十分场的重庆知青周家林,他是前几天去景洪医院治病得到这封公开信的,我们了解详情后,立刻组织起来,分头去刻写,油印了更多的公开信,逐连逐营去征集签名,去宣传、鼓励,我成了6分场知青的核心人物。大家推选我去景洪参加第一次联席会议,那次开会有点象中共地下党搞地下活动的味道。从勐腊到景洪乘客车200多公里,要整整一天时间,农场已经知道知青们在串联,所以对边卡管得很紧,知青要求到景洪的农垦分局医院都不允许,很简单,不给你开证明就行了。没有边防证明就买不到车票,你怎么去。那天我只好骑自行车出发了,骑了60公里,在公路边一个熟识的知青点歇了一夜,第二天那几个知青帮我在公路拦了一部开往景洪客车,上去,满车的人都是知青,谁知道前面一个检查站,站里的人一看我背个大画夹,一看就知道是去景洪搞串联的,便强行把我拉下来,我趴在驾驶室的车头前不让车开,车上的知青都帮我说话,把检查站的人拉开,让司机快开车,不然我差一点没去成。到了景洪的江边宾馆才知道,这部车上大多是勐腊地区及各农场的知青代表,原来互相不认识,现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亲切地握手拥抱。

就在这次联席会议上,我画了一副宣传画“归来吧,孩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泪水涟涟,举起一双手,呼唤远方的儿子。这副画贴在景洪大街上引起大批人围观,不仅有知青,还有景洪的市民和机关干部,反响强烈,产生了催人泪下的效果。丁惠民当时就确定我作为北上请愿团的成员,少不了画画搞宣传的骨干,我还推荐了我们一个分场美术很好的另一位知青,熊战国,以后我们一同北上去北京。

当时(即1978年12月初)景洪大街上贴出的除了象曾永庆这副影响很大的宣传画《归来吧,孩子》外,还贴出许多知青们写的大标语、诗词,主题只有一个:“我们要回家!”,有一组“版纳知青诗抄”很引人注目:


                           鸟夜啼

                      (一)

                       山下八年日长,
                           意惆怅。
                           记得离家之日,
                           泪汪汪。
                           到如今,
                           力已出,
                           知未长。
                           一信表示心声,
                           人心扬。
 
                           (二)
                           为使神州更美,
                           志如钢。
                           继续新的长征,
                           献力量,
                           致同辈,
                           齐努力,
                           回故乡,
                           实现四化要人
                           我们——人。

                       油啊,油(打油诗)
                           大家都知道啊,
                           烧菜要放油,
                           油啊,油,
                           为了要点油,
                           脑筋都伤透。
                           刚来一、二年,
                           菜里没有油,
                           我也提杯愁油,
                           身上油水没干透,
                           单身一人不知愁。

                       等过三、四年,
                           写信给父母,
                           要点油水有理由,
                           父母只当儿年幼。
                           把菜泡在油里头,
                           其实家里没有油。

                       五六年探亲走,
                           家里吹吹牛,
                           云南有油不合口,
                           带点家乡油,
                           一带就是四、五桶,
                           吓坏一栋楼。
            
                           七、八年难开口,
                           编点鬼话骗父母,
                           又怕父母愁。
                           自己日子又难过,
                           要到几斤好渡愁,
                           只想明年有真油。
                          
                           那想日子如箭走,
                           八年过去还愁油,
                           伤透脑筋无路走,
                           小孩正好是借口,
                           孩子喜欢吃猪油,
                           最后再骗一点油。

                       今天怎么办?
                           想想没借口,
                           九年以后再要油,
                           提笔手发抖。

                       年年回去刮,
                           父母没办法,
                           今天找阿姨,
                           明天求舅舅,
                           谁知家家都作难,
                           尽有“外码头”(指家家户户都有知青)。
                          
                           油啊,油。
                           真叫人发愁,
                           如果烧菜不要油,
                           省去脑筋多少油,
                           可惜人啊,不同牛,
                           吃菜还得放点油,
                           刮也刮了油,
                           骗也骗了油,
                           求也求了油,
                           今后哪里再搞油?
                           哪里再搞油?

 

十六字令(外一首)
                               

手                         
                         
    手,
    扶着孩子把路走,
    孩子笑,
    仰脸牵母手。
    手,
    整理行装送儿走,
    恩未报,
    叫儿怎开口。
    手,
    梳理白发强按愁,
    屈指算,
    望儿归膝头。
    手,
    不向儿女索报酬,
    归来吧,
    愿儿不再走。
    手,
    盼儿归来颤抖抖,
    “苍天啊”
    要她伸多久。

 

捐,
    为了四化早实现,
    别犹豫,
    拿出青春献。
    捐,
    数载年月多辛酸,
    心头碎,
    盼子家团圆。
    捐,
    怒向“四害”讨血债,
    同心干,
    革命永向前。
    捐,
    赴京代表已推选,
    众知青,
    同心表心愿。


    第一次联席会议后,整个局势发展迅猛,一些地处深山紧邻老挝和缅甸边界的边远连队也行动起来,各农场以分场为单位互相串联,自行集会,公开讨论联名信和今后的行动方向。北上请愿,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云南知识青年状况的时机已日趋成熟。

此时在各农场开始为北上请愿募集资金的捐款活动。在每一个农场、分场都有一批热心为知青办事的活跃分子,他们充当了各分场的组织者与联络员,到处宣传鼓动,负责收集捐款。当时知青的工资都很低,没有多少积蓄,有不少已经成家,拖儿带女。尽管如此,知青们还是尽自己的可能,捐钱,几乎每一个人都抱着一丝希望:回家。一角、两角,一元、两元,就这么一点一点凑起来,聚沙成塔嘛!丁惠民将自己刚从上海买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卖了,捐了二十元,是捐钱最多的一个。一些担任连队干部的知青怀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虽然没有在联名信上签名,但还是悄悄捐款。有的还谨慎地打招呼“不要写我的名字”,在募集捐款时,在有些分场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现在重庆图书馆的罗小文当时在东风农场六营十二连,2002年元旦我在重庆采访他,他讲述了一个“二嫂”捐款的故事。

“二嫂”姓廖,重庆人,西双队最能干的木工。此君生性胆小、吝啬,知青们便赠与了这样一个女性的绰号。

西双队的知青一听说自己的代表——北上请愿团要赴京面见华主席、邓副主席,大家的腰包虽然是瘪瘪的,却很乐意往外掏钱——为请愿团捐款。“信得过你,小文!”难兄难弟们将捐款交到我手里。当我张榜公布捐款名单时,才发现少了一个人——二嫂,我知道他那小家子气的德行,也懒得去催他。

一天夜里,我已吹灯上床。后窗被人“嘭嘭”敲响:“小文,二嫂请你出来一下”,是重庆知青金华的声音。一分钟后,我推开二嫂的房门,一粒豆大的火光在墨水瓶盖上跳动,二嫂歪在床上用旧报纸卷喇叭烟。

“我不敢上你公布的那个名单,怕挨领导整,只好请你过来了。”我明白,铁公鸡也要出血了。他不好意思看我,低头递地过一张五角的纸币。你二嫂半夜三更不让人睡觉,区区五角钱休想打发我走,别的知青一出手就是三、五元的,“思想觉悟低”的也没少于二元的。我不接二嫂的钱,倒递给他一支“金沙江”:“这次捐款可能改变你的命运,五毛是不是少了点?”二嫂抬起头来,眼睛很真诚:“小文,你知道我……”我当然知道,此君饭量大,一顿没有斤把饭是吃不饱的,为了混个肚儿圆,他不得不用辛辛苦苦备下的木料打家具上贡给连队的头头们,换来司务长一句话:“炊事员,给二嫂的口缸压满”,全连的知青都点马灯,只有二嫂用墨水瓶做了个小油灯,一个月只烧二角钱煤油。他烟瘾大,却从不买香烟,专拣别人抽剩的烟屁股卷喇叭,其水平之高完全可以申请国家专利。

在我审视的目光下,二嫂从枕头下摸了半天,好不容易又摸出一张纸币,他狠狠心:“我舍了,给你两包金沙江烟钱!”一张一角和一张五角的钞票塞到我手里,他哭了。

此时我的心里充满了同情:一个月只烧二角钱煤油的二嫂,只抽烟屁股的二嫂,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破天荒地捐出了两包烟钱,不容易了,实在不容易了!愿这两包烟真能改变他的命运。我答应,捐款的事,一定保密!

三个月后,二嫂随知青返城回到重庆,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听说他干上了个体户,发了,还盖了一幢小楼,我想,现在可以公开这段秘密了。

面对全垦区如火如荼的大好形势,丁惠民却感到有些隐隐不安。随着运动的深入,知青内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盲目乐观,夸夸其谈,对今后可能面临的困难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缺乏全局观念,自行其事。从第二封联名信发出后,签名的人越来越多,在一些农场相继发生少数知青借故停工停产,拒绝上班干活,有的还和农场干部发生正面冲突。对此,“三驾马车”极为忧虑,曾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农场知青要以全局为重,尽量避免与农场发生矛盾,凡停工停产的知青立即无条件复工(如流沙河电站工地),遵守农场的规章制度。之所以发生这些风波,主要是知青们多年来在农场受到太多的打击和压制所造成的,但这种势头不加控制,蔓延开来,必然会伤害这个返城请愿运动的正常进行。

在一次会议上,丁惠民提醒大家:“罢工是我们最后的合法的抗争手段,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可轻易动用”,丁惠民认真研读过当时通用的1975年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28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罢工的自由……”。在这次会议上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的其中第三部分,阐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对敌人实行专政,另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修改草案规定了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又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修改草案还规定了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同时根据毛主席的建议,草案第二十八条增加了公民有罢工的自由的内容。我写到这里,需要交代的是,1979年全国知青大返城后,到1981年为时25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结束了。鉴于历史的教训,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罢工自由”这一词句被明白无误地删去了。

1982年11月26日,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作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草案关于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的规定,不仅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内容,而且规定得很具体明确,还增加了新的内容:例如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条文,是新增加的;关于公民的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以及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并指出“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和权利。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社会的利益同公民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有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得到保障和发展,公民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才有可能得到切实保障和充分实现。因此,宪法修改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它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我们要尊重一定阶级的历史状况。1978年仍旧使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且公民有罢工的自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建议加上去的,可见这是保护公民的基本的民主权利。1978年底云南知青提出的罢工请愿行动,基本上以此为理论依据的,并非有违反宪法的行为。他们认为是合法的。丁惠民再三强调,举行罢工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首先要有充分的理由,不可因一些小事就轻率罢工;第二要有严明的组织纪律,要有相应的督察手段,不能放羊、放鸭子似的,说声罢工就不管了;第三,必须是全体知青统一行动,只有大家一起罢工才能产生威力。

正当,全西双版纳垦区各农场掀起返城请愿运动时,在橄榄坝农场八分场却出现了一股反对知青请愿返城的逆流。邓贤写的《中国知青梦》对此有详实的介绍与描绘:

“并不是所有的知青都拥护罢工和返城。

12月3日,在景洪县城和附近农场出现了一些批驳凌卫民(其原型是丁惠民)和号召复工的大字报,大字报的署名为:“橄榄坝农场八分场全体知青”12月7日,“橄八知青”火力升级,再批凌卫民和罢工指挥部。

12月11日,“橄八知青”通过有线广播集体表态:坚决拥护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议;拥护省、市、州委正确领导,扎根边疆志不移,并号召罢工知青立即复工,揪出凌卫民等一小撮坏头头。

“橄八知青”的表态在知青中引起小小的分化和对立情绪。

橄榄坝农场八分场有知青九百余人,其中共青团和共产党员约占三分之二。农场党委和工作组及时把工作做到基层,防患于未然,通过连队党团支部层层表态。人人表态,写保证书、决心书,不介入罢工的党团员形成稳定的多数派,然后在开展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以党团骨干钳制知青,许以诺言。同时从外地紧急调进猪肉、猪油、白糖、面粉、洗衣粉等紧缺商品优先供应不罢工的连队,安抚人心。

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把“橄八知青”组成一道小小的防波堤,用以承受知青罢工浪潮的猛烈冲击。

州委和垦区指挥部及时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誉之为“广调天地里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但是“橄八知青”的防波堤没能挡住10万知青排山倒海的罢工浪潮。到12月14日,西双版纳垦区知青罢工率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垦区各国营农场的工作基本陷于瘫痪。

2001年12月丁惠民在厦门向我追溯另一段往事:

“这是我发起的版纳知青返城运动中,最令我痛苦的一件事,在这件事所承受的压力,要比州委、农垦分局给我们施加的压力要重的多了,因为这是知青内部闹分裂的行为。

12月初,橄榄坝农场几个北京知青跑到景洪来找我,要求我把罢工权利下放到各个农场,让各农场知青自己决定是否罢工。当即被我拒绝,他们进而要求我把指挥权交出来,由他们这几个人来指挥领导这场运动,理由是他们有渠道可得知北京上层的态度。这些自以为聪明的北京知青实在幼稚得可笑,自发的群众运动,靠的是个人的威望和群众的信任,岂是政府部门下达通知书任命谁罢免谁那样简单,即使我同意了,版纳知青会有几个听从他们的?没想到这场闹剧很快变成丑剧。这几个自命不凡伸手要“官”做的北京知青,竟敢冒天下之大不帏,不顾全体知青的利益,将我事先下发农场知青骨干手中,酝酿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的材料用大字报抄贴在景洪大街上,还刷了一条大标语:“我们要回家,不要总指挥”,将我们的意图过早地暴露于众人面前,使我们的运动陷入极其被动的状态。他们这种公然分裂知青队伍,出卖返城运动机密的工贼行动立即引起知青们的公愤,许多知青提出要组织人马去扫平他们,我没同意。搞分裂的是极少数人,策划这一事件的决不会是知青,背后一定有人操纵,就是想挑起知青的内烘,以达到破坏运动的目的。我当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措施,只是让人用照相机把他们贴的大字报和标语拍摄下来,作为见证。

1979年元月中旬,当时跟着这几个人后面的一位上海知青代表找到我沉痛认错:“当时我们那样做太不应该了,对不住您和大家。”后来我了解到,当时坚决反对罢工向农场表态要扎根边疆一辈子的“橄八分场”的知青,在大返城中比谁跑的都快,没有一个留下,那几个北京知青早就溜回北京了,人们痛斥这些“知青工贼”,是既想当婊子又要树牌坊,等别人革命成功,又是他们最先下山摘桃子。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公元1978年12月7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各地农场知青代表第二次联席会议,在景洪农场招待所公开召开,标志着运动进入白炽化的高潮阶段。这场为知青命运抗争的决战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冬天的南疆尽管不下雪,但亚热带的旱季,略带凉意的风,卷起橡胶林里枯黄的落叶,一片悲声。身穿绿军衣的丁惠民以浓厚的上海腔的普通话在给与会代表分析形势,他认为返城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了,建立统一的领导核心已成为刻不容缓之事,然后他宣布了北上请愿的打算,并将北上请愿团任务和纪律提交大会讨论。

来自西双版纳70多个农场(分场一级)的120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定和决意,并选举产生了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筹备总组(各农场设分组、小组)。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胡建国、刘先国被推选为副总指挥,选出6名常委、39名委员。会议通过了由丁惠民执笔的凝聚版纳地区5万知青心声的《请愿书》(代第三封联名信)

请愿书(代第三封联名信)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敬爱的邓副主席:

我们5万云南知识青年,在饱经风霜长达8年之后的今天,奋力鼓起最后的勇气,庄严地选派有全权资格的代表组成的请愿团,前来北京向您们递交这份凝聚了我们全体青年签名整个生命热情和寄托了我们全部人生信念的请愿书,或许是种冒失的行动,但确实由于迫不得已,甚至临近绝望,请原谅吧。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社会是多么地不公平啊!同样一代人,同样是知青,命运截然不同。有权势的人早已远走高飞,得意洋洋;有门路的悄悄溜走,不声不响;有钱有财的买通门路,不翼而飞。剩下的只是我们这些普通工人的子女,象一堆被人抛弃的东西丢在这里,过路人也不屑一顾,疾苦痛病谁过问?为了回去,有人不顾一切,女孩子被迫出卖自己纯洁的青春,有人像禽兽一样蹂躏她们;男青年不惜断肢截手,自毁身体。这难道是神话吗?不!这些事在八年的生活中,我们看够了、听够了!血淋淋、凄惨惨!沉重的劳动,缺盐少油的饮食,枯燥无味的生活,望月思亲的热泪,充斥着这整整八年的光阴。有多少人挨过领导的辱骂,干部的拳脚,无情的棒棍,狠毒的枪托……这一桩桩,一件件沾满了我们多少青春的血和泪啊!问一问,哪个青年没有一肚子苦水帐啊!想一想,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把我们害得好苦啊!是这几只禽兽用它们的恶爪子把我们推向死亡的边缘,使林彪曾一度狂吠的“变相劳改”成为现实,这八年的青春要向“四害”讨还,这八年的恨要向它们清算!万恶的“四人帮”是我们知青不共戴天的仇敌!然而,我们仰天长叹:失去的青春是再也不会复返了!迷茫,悔恨,仇火交织着我们的心房,激励着我们的青春热血,千刀万剐了“四人帮”也难解我们知青的深仇大恨啊!

八年的岁月中,心酸多于甜蜜,愁云多于笑容,痛苦淹没了幸福。这是多么艰辛难熬的八年啊!父母的眼泪,花白的鬓发,儿女的悲伤,思亲的惆怅,千里迢迢,望眼欲穿,莫非人间真有“望夫崖”?遥看银河,喜鹊搭桥,牛郎织女也有个七月七,可是我们知识青年何时才能回到父母膝下?

喜鹊报捷了!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挽救了人民,挽救了党。我们敬爱的邓副主席也重新出来工作了!知青总算盼到了曙光。“四人帮”一手压下的乌云被驱散了,我们欢笑着,我们等待着……一年、二年过去了,拨乱反正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开过了;可是我们知青问题却不见动静,音信杳然,八年了,这还不够吗?人生能有几个八年?我们的青春仅残剩两、三年了,还能无端的消磨下去吗?上了30岁能有多大指望呢?“四人帮”在上山下乡问题上没有染指吗?毛主席关于接受再教育的指示,我们是拥护的,但是具体执行的方法是对还是错呢?我们不明白: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只有农村才是我们这批人的归宿?难道再教育就是用这种八年来进行的简单笨重的体力劳动来表现和实现吗?我们要提的疑问太多了,积了多少年的苦水一下子也听不完,过去了的东西就让它过去吧,过多重复辛酸的历史只能给人带来悲伤和忧愁,而这两样东西对我们这些在农村已八年的人来说,是已经够多了。

如果中央认为以前上山下乡的具体执行方法是错误的,请赶快为我们拨乱反正吧。八年,父母的眼泪快要流尽,我们体内的青春活力即将衰老,再这样下去,我们实在受不了。

我们恳求,我们请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身边吧!

我们可以干最脏最累的活,领取最低的工资报酬,但只要在父母身边,再苦心里也是甜的。

恳求中央早日决策。

云南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上海知青,共青团员丁惠民起稿。

景洪招待所后的橡胶林里一片寂静,念完请愿书,一直沉浸在悲愤激情中的丁惠民,泪水潸然而下,他的嗓音嘶哑了:“大家讨论吧”,胶林中响起一片掌声,席地而坐在落叶上的130多名代表,不少人也落泪了,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丁总指挥的话,也说出每个人心底的呼唤,他表达了五万版纳知青,不,全国知青心中最想说的那一句话:“我们要回家!”当天下午,筹备总组发出成立公告,向社会各界说明该组织的职能,并公开承诺,一旦完成请愿任务,将自动解散。同时发出警告:如果受到外界不公正的攻击时,筹备总组将酌情作出必要的反应。

按照预定的计划,8日下午会议还在进行时,丁惠民已派出两个工作小组,分别前往西双版纳自治州州委、政府和景洪农垦分局,谒见领导汇报情况情况并交涉有关事项,向他们提出四个要求:

1) 出具请愿团赴京途中所需的通行证明。

2) 上访人员赴京期间的工资、口粮照发。

3) 上访是正大光明的事,要借用锣鼓、彩旗等东西,以供欢送之用。

4) 边疆阶级斗争复杂,为严防坏人捣乱,欢送代表时请公安局出面维持秩序。

此举目的是为了先声夺人,争取主动。同时也算给地方领导打声招呼,以后到了北京总不能怪我们“踢开党委闹革命”吧!再说,通行证也是重要的,那时云南边疆地区控制比较严,没有通行证,买不到车票,连旅店都不让你住。显然这四个要求对束手无策的州委和农垦分局领导来说有点强人所难,谁敢答应,丁惠民根本就没有想到对方会答应,这不过是筹备总组亮起的一个红色信号灯。

橡胶林地的会议一结束,指定担任联络员的知青立即骑上自行车分赴各分场,向各分场的知青传达这次会议的内容以及筹备总组向各分场下达的各项任务:

一、 准备标语(北上请愿团用)

二、 整理一套生动的材料,揭露农场方面对知青的虐待事实,要求真实;印制100份传单,5份大字报(均交北上团带上)

三、 各自在本分场召开揭发领导虐待知青的事实及其错误行为。

四、 准备一些墨汁、油漆、广告色等(北上团带走)。

五、 准备照相机(北上团将拍下有意义的镜头,返滇展出)。

六、 准备欢送请愿团的大红花。

除上述六点具体的任务外,筹备总组要求在全版纳垦区的知青在“请愿书”上签名,将各分场筹集的募捐款集中到总组,以备北上使用。

橡胶林会议结束,白天派往农垦分局的代表回来汇报:“分局领导说找他们没用,大权在州委,已给州委打了电话,对方说8点钟给答复。”晚上八点左右,筹备总组代表一齐赶到州委办公大楼,一片漆黑,只有知青工作办公室两位普通工作人员接待他们。面对一大群怒气冲天的知青,两位工作人员满腹委屈地说,州委领导不知上哪儿去了。他俩只是小卒子,没有权利解决知青们提出的问题,其余一问三不知。在知青代表们的要求下,他俩进进出出跑了好几趟,回来总说找不到领导,这显然是托词。丁惠民得到消息:州委和农垦分局,各部门大小头脑人物都集中在小招待所开紧急会议,正在商量怎样对付已经组织起来的知青们。丁惠民不想将对方逼得太急,请这两个知青办的人转告:“如果领导确实忙,我们可以在这里等候,只是希望不要拖得太久。”一直等到子夜时分才来了一名自称是知青办副主任的干部,我们又重复了来意,他怔了一会儿,摇摇头便走了,再也没有下文,可怜那两位知青办的工作人员,一直陪代表们守到天亮。

其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一位知青代表随手翻动挂在墙上的一本电话记录,陡然发现在“12月6日”那一栏里,几个匆忙写下来的潦草的字:“明天他们要闹事”,这是景洪农场打给州委的电话记录。很显然,农场事先已悉知青们的动向,统治州委,于是州委领导统统躲起来了。知青们一看火大了,一齐怒吼,让人再次去找领导,这次上场的是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老段,他见知青人多势众,只好改变策略:“你们北上请愿,只要省委同意,我们就开通行证。”“那你们为什么不向省委反映?”“我们反映过呀!”老段副主任两手一摊“省委没答复,你们的事,我看只有等待中央决定,州委没办法的。”他说的是实话。

“今天的事是你们造成的,躲着不见我们,请马上用电话同省委联系。”老段为难地说:“晚上领导难找,找到了也没时间讨论,你们先休息吧!”“不行,马上反映。”众知青一起嚷道。

段副主任无奈下,由几位知青陪着去给省委值班室打电话,对方回答:“明天答复。”知青们见皮球又被踢回来,非常生气,执意让老段将州委书记找来,否则决不罢休。

老段摇摇头:“最好不要把事情扩大,这么晚找领导不太好吧,今晚我们态度不好,明天再检讨。”丁惠民见段副主任仍然在玩缓兵之计,再也忍不住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一字一句地说,象是在口述指令:

“州委领导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派两个办事员来敷衍我们,致使矛盾扩大,现在已没有挽回的余地。如果明天早上六点不见到领导,我们就无法容忍了,我们将强行北上,直接到中央反映!”老段转过头来,望着这位总指挥,忧伤地说:

“做事要有界限,希望大家顾全大局。”丁惠民立即甩出致命的底牌:“你们不负责,是决定到明天全体知青罢工的问题。”此刻已经是12月8日凌晨一时,省委的电话来了。老段在两名知青的“陪同”下去接电话,他一字一句复述着电话的内容:

“请州委、农垦分局、各农场配合做工作,说服教育。将中央政治局指示和邓副主席讲话向他们宣传。他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党委反映。他们这种做法不对,请州委做工作。

省委办公厅方伟1978年12月8日一点”知青们让老段在电话向对方请示:“他们坚持北上,怎么办?”电话中问:“州委研究了没有?”段答:“没有。”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请州委解决。”听筒里传来一阵芒音。

老段摇摇头,一言不发走了出去。

在场的知青们破口大骂:“他妈的,州里推省委,省里又推州里,有意刁难我们!”丁惠民让胡建国和刘先国让大家安静下来,重新强调纪律。

过了一会儿,段副主任派来的人说:“州委领导已经找到,说明天再谈,因为州委书记一个人代表不了党委,党委开会研究也要有个时间。”知青们一听又要发作,丁惠民将手一挥,让一位知青作记录,他当即口授一封信:

“尊敬的州委领导:

我们一百名知青代表为了北上请愿的事求见你。从7日下午4点整一直到今天——8日凌晨2点多钟,一直在办公大楼里等你。现在我们在座的代表最后一次向你提出意见,希望你现在能和我们见面,如果这一要求不能达到的话,由此引起的后果我们是不负责的。

请想象一下,一百名代表为了求见一个领导,竟然坐了10个小时的冷板凳,还达不到目的,性质显然是严重的。我们是几万知青的代表,希望你能意识到这一点。

全体知青代表1978年12月8日两点一刻”丁惠民将这张纸条交给老段。

老段说:“条子我一定送交给领导……”转身就走了。

夜深了,守侯在州委办公大楼的知青们又饥又寒,他们互相搀扶着高唱起《国际歌》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们……”离天亮还有几个钟头,大家都太困乏了,丁惠民躺在一张长条椅上睡着了,有人悄悄脱下自己的夹衣盖在他身上。上百个男女知青就这样躺在大楼的过道上睡着了,滇南冬夜冷风刺骨,有位知青不知从哪儿拖拉一些茅草盖在身上,他们互相背靠背,沉入梦乡,等待又一个早晨。

8日上午10点钟,昨天开始接待知青代表的那两个知青办的工作人员又出现了,他们告诉大家三件事:

一) 州委对大家在办公室里过夜表示歉意,并准备作检讨。

二) 州委要求代表们学习邓副主席最近以来的两个重要讲话和中央五人小组听取北京市委汇报的纪要。

三) 州委答应代表们到农垦分局张局长(州委副书记)家谈判。

丁惠民和他的“三驾马车”马上组织知青学习文件,同时准备派代表去分局谈判,此时州委大门口已被闻讯赶来的各分场的知青和市民群众包围住了。上午,各分场知青负责人赶来,将所募集到的捐款按照财务手续交给筹备总组的财务组,全垦区八大农场的知青们共捐款一万多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丁惠民派人招来他最信得过的哥儿们,十分场机务队的重庆知青黄有志,让他负责管理这笔钱,并为他配了四个健壮的知青做他的保镖。丁惠民宣布,除了北上时用,任何时候都不准动用这笔钱。

中午,又到该吃饭的时候了,没有人来安排这百名知青代表的吃饭问题,州委推农垦分局,农垦分局又把球踢给州委,都说没有这笔开支。饥肠辘辘的知青饥渴难忍,再也憋不住,让丁惠民赶快拿主张。筹备总组纠察组刘庭明和十分场的胡长安、吴章明找刘先国商量应该怎么办,搞一点行动去堵马路,给这些当官的施加压力。在他们的号召下,上千名男男女女知青一排排席地而坐,把景洪的十字街通向四个方向的马路全堵住了,除了救护车、军车、消防车外任何车辆不许通过,从中午十二点开始到下午四点,景洪城区的交通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断绝。十分场知青头头胡长安站在一辆自行车上发表演说,叙述这两天,将近30个小时求见州委和农垦分局领导,领导躲着不见的详细经过。一个个知青站出来揭露自己在8年农场生活中所遭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演说效果最好的是位重庆女知青,她叫谢继红,她来自勐满农场一分场五队,她在家里是独生女,天真活泼,1971年来云南兵团不久,她由于劳动出色,就被提拔为排长。一次她带领女子班上山砍竹子,不幸身受重伤,门牙被打掉。由于当地缺乏医疗条件,领导上同意她回重庆治疗,病假尚未满期,便提前返回连队。她不但未受到表扬和奖励,连领导给她发工资时只算她一半工伤假,另一半算事假,还假惺惺地对她说,你是共青团员,要带头吃亏。她有理难辨,而且在她回重庆治病时,她的排长职务早被连长撤消了,农场的公理何在?她坚决要求筹备总组让她参加北上请愿团,向党中央、邓副主席汇报云南知青的情况。她生动的演说赢得了知青及广大景洪市民群众的热烈掌声,谢继红以后成了第二批赴京请愿团的旗手。

下午4点,知青们结束了景洪十字街的静坐,整队游行到景洪电影院门口,又唱起悲壮激昂的国际歌。景洪电影院的舞台上歌舞升平,出席1978年西双版纳自治州的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正坐在座位上观看州文工团的演出,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事。

晚上9点钟,州委与农垦分局派人来请代表们吃饭,静坐在地上的知青们不理,丁惠民宣布派8名代表再次求见州领导。

10点钟了,仍没有消息,刘先国代表筹备总组宣布,明天罢工,如天亮前有人答复,仍可不罢工。

11点钟,代表们撤回州委大楼。

11点50分,西双版纳州委书记王泽民,副书记兼农垦分局张局长终于出场。

会谈开始了,下面是一份保存至今的当时会议的记录:

“王书记(以下简称王):我们正开了个1500人的先代会,上级指示要开好这个会,又要接待外宾,听说同志们没吃饭,我看先吃再谈,可不可以?

知青代表(以下简称知):我们到处找你,你知道吗?

王:知道。

知:我们从昨天下午等到今天晚上,现在才来谈吃饭!大家愿意挨饿,先解决主要问题。

王:前天上午11点开会,省委有个通知,中央有文件,邓副主席有‘关于赴京上访的谈话’,我正准备答复你们。

张局长(以下简称张):王书记很忙。其实饭是下午就准备好了的,迟了一点,现在先吃饭,然后再谈。嘿嘿,吃饭的事我做检讨,安排迟了一点。

知:我们北上是正义的,比生命都重要,饿一点算什么?先谈北上问题。

张:我个人的想法是,大家的意见和要求,完全可以理解,要在各级领导下集中意见,在州委职权范围内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可以反映到省里和中央。但按邓副主席的指示,要发扬实事求是和光荣传统和作风……

丁惠民:我就是丁惠民,北上是我起的头,大家都很支持。中午我们学习了邓副主席讲话和中央一个纪要后,更明确了北上的目的和意义。你们一拖再拖,欺骗再欺骗,不是积极而是消极地对待已出现的问题,侮辱知青代表的人格。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们:明天早上9点钟以前,如果得不到北上的答复,全分局签名知青将一齐罢工,以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丁惠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读道:

罢工宣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北上请愿筹备总组正式宣布:一切知青于1978年12月9日举行无限期罢工,以维护我们的人权和尊严。复工条件有二:

一、 无条件批准北上二、 追究引起罢工的责任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团筹备总组丁接着说:事到如今,我们还在克制,罢工宣言还没有贴出来,希望能缩小影响,我认为北上需要州委表态。如权在省里,可先开到昆明的通行证,我们去交涉。

王:难哪……(王张都掏出手绢擦汗),这个问题,坦率地说,权力不在州委。

知:在哪里?

王:不知道。知青问题相信中央会解决,怎么解决现在我也说不清楚,实事求是地说,你们的材料我们可以转上去。

丁:我们决心已定,劝是没有用的,希望你们从实际出发,到底能提供什么方便?

王:还是由我们向省里反映好。

丁:既然宪法规定了就不要纠缠不清,希望考虑明天罢工的事。

王:罢工,宪法里有。但从革命和人民利益考虑,会造成损失。相信你们比我更懂,觉悟比我高。

张:农场知青来了5万多,来了以后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好,生活艰苦,我作为农垦分局长是有责任的。吃不好,住不好,这几年投资紧,材料缺乏,没有办法——这些我都有责任;文教卫生也不好,离要求相当远,怎么办呢?需要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丁:不要扯得太远……

张:好吧。我们的意见是:有意见,可以提;有要求,发扬民主提出来。王书记刚才也讲了我们可以帮忙反映上去……

王:我们要相信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解决问题的渠道是很多的,不一定要上京,你们的要求可以提出来。中央有个通知,不要上访,因为这不是一个地区的问题。

知:共产党员光明磊落,请直接回答两个字:是行,还是不行。

王:请愿问题有个通知,明确规定不能影响抓革命促生产。刘先国:看样子这样子谈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干脆不谈了。`知青们早已不耐烦了,嚷道:“散伙,休息!”王书记、张局长还坐在那里:“大家不要走嘛,还可以再谈谈……”夕日凌晨两点钟,知青终于吃到一顿饭,尽管菜只是一桶咸得发苦的煮箩卜片,但知青们仍然狼吞虎咽,饿了一天,吃啥都香。

早晨筹备总组召开全体常委会议,商量下一步怎么走?丁惠民的看法是:“谁也不敢负批准北上请愿的责任,省委往州委身上推,州委两头为难。他们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叫我自己去就是。”总组当即通知州委:罢工时间推迟,12点钟以前仍有挽回的余地。

一个上午一边等待州委答复,一边紧张地进行北上的准备。宣传组先赶着将《罢工宣言》抄写成大字报,写了不少大标语,继续收理各分场陆续交来的捐款。

12点整,州委方面没有一点消息。

宣传组的几个知青早已写好的《罢工宣言》贴在景洪大街头的墙上。

联络组的知青去州委交涉,要求派车送代表们回各单位。

景洪街头突然间又多了一张宣言:

北上宣言由于我们的合法要求未能达到合理的解决,在尽到了一切努力之后的今天,筹备总组决定于12月15日正式派出北上请愿团。我们相信,向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情愿是无罪的。

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北上请愿筹备总组1978年12月9日丁惠民决定亲自带队北上。

第二天早上,景洪农垦分局派车分送各位代表返回各农场。

这一天是1978年12月10日,星期日。在北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也正是这一天,长达40天的第二次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结束,会议的精神尚未向外界宣布。

但是,远离首都北京数千里之遥的南疆边城景洪已成为暴风眼的中心,这一天异常宁静,但铺天盖地的九级风浪即将呼啸而至。

五万金戈铁马之声,隐隐可闻。

 


第十三章  北上,北上,坚持北上!
 

    罢工的消息迅速传遍版纳垦区各个农场和分场,一堆堆干柴熊熊燃烧起来,呈不可扑灭之势。短短两三天,版纳垦区所有的指挥系统瘫痪,如同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一切权力归农会”一样,知青们迅速接管了各自的农场、连队的指挥权。只有黎明农场的知青没有参加罢工。按照筹备总组的要求,各分场在开始罢工之前必须召开“罢工誓师大会”,打开各分场的广播室,拿出广播器材,宣读罢工宣言。知青们一个接一个登台,控诉这些年在兵团和农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台下一片哭泣声,积压多年的悲愤终于在这样一个庄严的场合下倾诉出来,知青们都意识到自己是以合法的形式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最后的斗争。而农场的领导们这时却一个个躲起来,他们无法应付这场来势凶猛的知青风潮,索性回避为妙。少数农场领导因“固执己见”尝到了苦头:一个晚上,几百名知青聚集在东风农场10分场办公楼前向党委书记交涉,要求对方交出广播室的钥匙,党委书记不答应,知青们便围着他死缠硬磨,直到凌晨4点钟,困倦不堪的党委书记只好交出钥匙。在勐腊农场,知青们走进场部广播室,向各连队发出第二天开罢工誓师大会的通知。他们前脚走,分场党委书记走进去拿起话筒发表声明:“刚才的通知是知青们自己搞,无效。”第二天勐腊农场罢工誓师大会如期召开,群情激奋,会完后,知青代表庄重地将罢工通知交到党委书记手中,令这位平时放一个屁都是命令的领导十分尴尬,既恼怒又无可奈何。

在东风农场十分场,誓师大会后,全场知青开始罢工,生产瘫痪了,机务队的重庆知青们将十几台拖拉机停在正在开荒大会战的山头上便下了山。场长急了,挨个向这些知青司机们求情:“我求求你们,那是国家财产,你们难道不心疼吗?要罢工,至少也应该把拖拉机开下来呀!”他见无人搭理,又跑去找筹备总组负责人。“小王,你动员一下知青吧,把拖拉机开下山来,还有给那些春天移栽的橡胶树苗浇浇水,除此之外,你们怎么罢都行!”小王在知青中有点号召力,他看着焦急的场长笑嘻嘻地说:“我说场长啊,你也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我们来了8年了,吃苦受累,死伤这么多人,你又哪心痛过一回呢?现在你心痛拖拉机和树苗,我们的价值还不如一棵树吗?”场长无言以对。

在景洪的流沙河水电站工地,工地的指挥部在风闻知青们即将开始罢工后,已经通知各分场,组织各连队的老职工来工地,以替换知青们。近2000知青撤走,返回各分场响应罢工。知青们的离去,工地的劳动效率下降,因为几乎所有的技术性的岗位,如开拖拉机、电工、测量都是知青担任的。

按照筹备总组的要求,公布了罢工纪律,成立了执法纠察队,维护罢工秩序与治安,再三强调了不准损害老职工的利益。筹备总组制定的《罢工纪律》如下: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筹备总组的命令不得擅自复工。

二)罢工时间(八小时)不许做私活。

三)罢工人员不得干任何偷鸡摸狗(包括男女关系)违法之事。

四)罢工人员因事外出必须向本队知青负责人请假和向本队领导打招呼。

五)严禁赌博。

六)不许侵犯老工人的利益。

如有违反者,视其情节轻重,严肃处理。直至取消签名资格,后果自负。

各分场都成立纠察队维护罢工秩序。现任重庆市图书馆学会副秘书长的罗小文,当时就是东风农场6分场的纠察队队长,他瘦长的个头,一个典型的文弱书生,他出生在音乐世家,父亲是重庆歌舞剧院的老师。他弹一手令人叫绝的琵琶,差不多是专业水平,在艰苦的劳动之余,他每天都要练琴几个钟头。在6分场2连知青宿舍,几乎每天晚上,都回荡着罗小文哀婉激越的琵琶声,令人心楚,伴入梦乡。罗小文因家庭出身不好,平时劳动苦干,为人小心谨慎,但在这次风潮中,罗小文从沉默中爆发了,成为六分场知青的头头。他一改平时温良恭俭让的脾气,对纠察队员们提出要求:“凡是违反罢工纪律的,给我打!”于是,带着纠察队员们到处巡逻,检查纪律。有一次,他发现一个知青在做家具,便命令纠察队员将那人做好的家具都砸个稀巴烂,到此为止,没有对个做私活的知青动拳脚。他们巡查到一个连队的小卖部,两个上海知青拿了几盒香烟不给钱,急得当售货员的重庆女知青与他们辨理,那两个人要打她。恰巧,这时罗小文领着几个纠察队员巡查到此,不仅让那两个上海知青付了钱,还让他们吃了一顿拳头,作了检查,保证不再重犯。一天下午,一队上海知青情侣正关在屋子里行云雨之事,正好纠察队经过这里。听见里面声音异常,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罗小文敲敲门,叫里面的人出来。过了一会,那个男知青惊慌失措地穿好衣服出来了,罗小文当即通知他:“你们二人明天回上海探亲,等罢工结束再回来”给他们俩留了一点面子。第二天,这对“鸳鸯”刚离去,罗小文就在场部广播里向全分场宣布:“……由于这两位知青乱搞男女关系,破坏了我们罢工人员的形象,我们对这两人提出严重警告,并已通知分场,取消其罢工资格……”其言外之意就是要分场停发这两个人在罢工期间的工资。

筹备总组还规定,各分场的学校的知青教师和卫生所担任医务人员的知青不参加罢工。前者是为了不耽误农场职工子弟们的学业,后者是出于对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的考虑。

差不多是罢工令一下达,在有些农场罢工与反罢工的斗争就开始了,很多知青出于经济的需要和对前途的担忧,躲躲闪闪地扛着锄头去上工,但队员们追上去,将他们拦住,经过一番口舌,又劝下山来。有个别农场甚至以“干一天活给5元钱奖励”做诱饵,鼓动罢工的知青上班,但被绝大多数知青拒绝了。五元钱差不多是知青每月工资的六分之一,但为了返城他们众志成城。

由于罢工纪律严明,于是,以往时常发生的偷鸡摸狗、损害老职工利益现象随之消声匿迹,农场变得纯洁起来,知青们捐钱捐粮,抓紧时间搜集诉苦材料,抄写、刻印、蜡纸、油印,以供北上请愿团带去北京,会写毛笔字的知青则写大标语,几天内各分场都贴出一系列知青们罢工请愿的大标语:

“打倒四人帮,知青得解放!

打倒四人帮,知青要回乡!我们要人权,我们要尊严,我们要与亲人团聚!

我们不是朱克家,我们要回家!

坚决不做扎根派!

北上无罪,请愿有理!

我们要见华主席,邓副主席!

知识青年的春天到来了!”农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和谐、平静,无论是上海的、重庆的、北京的、昆明的,知青们之间变得亲热起来,在同一个连队生活了8年,难免有些矛盾,此时前隙尽弃,我们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我们共同在为命运抗争。人的思想、灵魂在社会大变革中得到净化升华,无论前面是鲜花铺满的道路,还是荆棘、火坑,我们必须肩并肩,心连心,义无返顾地往前走!

根据筹备总组的安排,罢工开始后,各分场立即推选北上请愿的代表,按规定每个分场推选两个代表,上海知青、重庆知青各一人,版纳垦区共有近70个分场,代表的总数应该为140人左右。推选的方式采取的是巴黎公社绝对民主选举的方式。被推选出来的代表几乎全都是各分场威信比较高,参与运动最热情的知青,大多数是共青团员,只有两名共产党员。由于分场、连队的知青干部对运动持观望的态度,都不愿伸头当这个代表,怕“秋后算帐”抢打出头鸟。所以被推选出来的代表中,知青干部寥寥。

2002年1月24日,我在刘先国的陪同下从去浦东张江高科技园采访原勐醒农场二营机务连上海知青,现任上海地康生物医疗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寅康。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开发研究的中药抗癌新药“康济宁合剂”被评为全国火星杯创造发明金奖和98’上海市重大科技项目。

下面是胡寅康的自述:

我是上海市杨浦区育新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是1968年12月21日首批赴云南的知青,在路上走了半个月,1969年元月5日才到达地处中老边界的勐醒农场。到1978年,我们已经在云南农场待了整整十年,开始当工人种胶树,以后调到机务队当统计员,1978年我卷入这个大潮是被动的,因为我在机务队的工作很忙,生活状况要比当工人要好一些。

1978年10月底我在五连参加一个自发的知青会议,传达景洪农场丁惠民写的致邓副总理的公开信,会场上秩序乱糟糟的。在会上,我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我们请愿不能纠缠在生活上、劳动艰苦上,年龄大了找不到老婆这些具体问题上。应该从政治、经济、历史的角度来评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对,还是错?在拨乱反正的今天,知青上山下乡应该怎么发展,应该有个定论,如果是错了,就应该让我们全部回家。我的意见引起大家的一致认可,认为我的话有思想深度,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为当时知青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我的年龄大一些,平时酷爱读书,喜欢思考问题。

对赴京请愿我开始是反对的,因为我从历史书上看到,历朝历代赴京告御状的,有几个是活着回来的?所以有点害怕。况且,当时我已结婚成家,顾虑多一些,以后全营知青推选我当赴京代表,这时我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我是代表全分场知青利益的,义不容辞。我是个思想正统的人,我酷爱读书,知青们都喊我“书呆子”。我读了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特别对屠格涅夫,这位俄国封建农奴制度最无情的批判者的小说很痴迷,所以看问题有一定深度。当时农场知青中,无政府主义,自由散漫现象比较严重,但我从不参与偷鸡摸狗之类的事,连指导员说我不是革命者,就是反革命者。在兵团建制时,连长徐殿文看中我的女朋友徐贵芬(上海市杨浦区泾南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阻扰我俩恋爱,并借故整我。我读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连长批为读苏修的书中毒太深,借我曾写过的几首诗,说我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多次在连队开会批斗我。

1975年我与徐贵芬结婚,第二年女儿出世了。女儿出世刚几个月时,七连驻地和胶林着火,我发现后没经领导同意擅自决定派了几部拖拉机赶去救火,结果营领导批评我是无政府主义。有一次,我在仓库里发现一台晶体管收音机,但拨不到频道,我在胶林里拉起一根铁丝,想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被人告发,营、连领导说我收听敌台,是现行反革命,降职降薪。

当时丁惠民的公开信象一根火柴,点燃了版纳知青这堆干柴,终于有人出来为知青说话了,代表了广大知青对未来的向往。

12月13日各分场推选出来的知青代表到景洪集中,我当时已做好坐牢的准备,我爱人反对我当北上代表,她拗不过我,就说以后要送牢房了。

胡寅康一直随丁惠民、刘先国北上,是请愿团的摄影师,他那台“珠江”牌120型照相机拍摄了数百张反映请愿团行踪的照片,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成为后人了解那段特殊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邹盛永是勐腊农场六分场推选出来的重庆知青北上请愿代表,现任重庆市鑫盛龙实业公司经理兼总工艺美术师,他的公司经营的绒布玩具占据了重庆绒布玩具市场的半壁江山。2001年12月29日我去重庆采访,他和丁惠民在沙坪坝火车站接我,他是个中年发福的汉子,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朴实、沉稳,他给人第一印象;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在重庆知青中有很好的口碑,乐于助人,处世稳妥,所以朋友很多。

邹盛永回顾那段往事:

我是重庆市石桥铺中学毕业的,两年初中几乎没学什么文化知识。1971年我们响应号召去了云南兵团,去的是西双版纳最艰苦的老六团,其中的酸甜苦辣说不清有多少。有一次我们连队重庆知青与上海知青打架,重庆人打赢了,事后,我们都被连队干部吊在篮球加上打。连长和指导员都是现役军人,强迫我们承认是想越境跑到老挝,想叛国,是现行反革命。

我的一个生死之交的朋友在1974年4月15日勐腊泼水节车祸中死了,我悲痛了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还联想到我一家人的不幸遭遇。我哥哥早我两年在四川下乡插队,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家中是剩下母亲孤零零一个人,病倒在床上几天没人开门,更不用说送饭送水了,我每想到此伤心不已。

我们来农场八年了,农场没有什么变化,农场干部对我们穷凶极恶,不少知青说与其这样活下去,不如去死。

丁惠民的信就象一根火柴点燃了我们这堆干柴,我们立即响应。《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一出来,知青们的胆子更大了,连一些知青干部也在联名信上签名了,因为我在知青中威信比较高,被分场的知青推选为北上请愿代表。

丁惠民的第二封信出来后,我便在分场中发起募捐,六分场一共只募集到300多元钱,我把这笔钱送到景洪,并参加了筹备总组,参与了与州委领导的谈判。谈判没有结果,又去景洪十字街扎马路达4个小时,州委始终不敢开证明让我们去北京。

丁惠民几次处理问题都很果断,有策略,如不允许对州委干部动武,有些知青提议干脆宣布绝食,死一、两个人造成更大声势。丁说糟蹋知青生命的事决不能干。

为欢送北上请愿代表,12月20日勐腊老六团广场上召开了欢送大会,有2000多人参加,会场上悬着两幅大标语:

“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

北上请愿是广大知青的心愿!”欢送会结束后,还在勐腊县城游行。锣鼓喧天,彩旗飘飘,代表们胸前佩带大红花,情绪激昂的留守知青们一直将我们送到汽车站上车,并于12月14日赶到景洪。

邹盛永是个细心的人,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他至今仍保留着当年这些珍贵的日记,还有大量的传单、公告等宣传品。他是版纳知青第二批赴京请愿团的宣传组组长,在请愿团里他是一个最辛苦而任劳任怨的人。

丁惠民所在的景洪农场十分场欢送北上请愿代表大会富有一定的戏剧性场面。会场四周彩旗飘飘,高音喇叭播送着轻松的乐曲,欢送大会的主持人是个矮小精神抖擞的,机务连重庆知青黄有志。在热情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中,各连知青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会场,站在已划好的线内。分场的领导们躲在远远的地方注视着会场。

大会的第一项内容是奏国歌。来自各连队知青乐手们很快集合成一个像模象样的乐队登台亮相,有拉手风琴的,吹号的,拉小提琴的,还有拉二胡吹笛子的,简直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大拼盘,这是知青自己的乐队,他们为此骄傲,在乐器合奏中,全体知青昂首挺胸,引亢高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第二项内容是请分场留守负责人胡长安讲话,他代表留守的罢工知青祝北上请愿成功。

接着给代表们佩戴大红花,会场响起一片热烈的口号声。

“向代表们学习,向代表们致敬!”“祝北上情愿成功!”刘先国代表北上请愿团讲话,他的话不多,表示决不辜负知青们的期望。

接着胡建国、胡长安等几位知青头头,提着酒瓶给北上代表饯行,其悲壮气氛真有点象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被捕临行前喝下李奶奶递来的一碗酒的唱词:

“临行喝妈一碗酒,

浑身是胆雄赳赳……”

但严肃的会场气氛谁也没敢这么唱。壮士们就要出征了——为了实现全体知青的愿望,等待他们的是祸大于福,许多知青代表们坐好了坐牢的思想准备的,诚如他们所言不归家门,就进牢门!

手风琴拉起激昂的《骑兵进行曲》的时候,佩带大红花的北上代表们登上一辆彩车,几辆拖拉机载着数百名知青去景洪欢送他们,由于人太多,每个连只能选派几个人去欢送。但是他们给十连的重庆女知青陈文仙破例留着一个空位子,她与丁惠民热恋多年,她要亲自去送别自己的心上人,她眼泪涟涟双手紧抱着知青朋友为丁惠民准备的绒裤和坦克服棉衣,一路北上,气候严寒,但此刻丁惠民忙得晕头转向,根本无暇考虑个人的小事。

与其他分场相比,景洪农场10分场的北上代表相对多几名,这是丁惠民考虑许久才决定的。罢工一开始,形势发展太快,一夜之间,什么事都变得匆忙紧迫,各种事物性工作如潮水般涌来,他感到有一点手忙脚乱。由于筹备总组的职能机构还来不及组建,他急中生智,也顾不上组织程序了,干脆从十分场挑选了几位平时很熟悉,也信得过的知青,如范嘉祥、黄有志、徐裕敏等跟随自己身后,遇到事情当场指派专人去执行落实,以应付住各种复杂的局面。

12月13日,丁惠民、刘先国等率十分场知青代表到达景洪,指挥部仍设在景洪农场招待所,这是一座可容纳200来人食宿的大院,四周胶林围绕,距市区仅1公里左右。

12月14日是各分场北上代表报到集中的日子,各项准备工作非常繁忙紧张。丁、胡、刘“三驾马车”不分昼夜地召集会议、会见代表、听取汇报,就象一场激战的前夜。

12月15日,按原定计划是北上请愿团出发的日子,但这一天突然出现的两件大事使出发的日期推迟了。

就在这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的消息。《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也在同一天用头版头条的大篇幅登载了这次会议结束的报道。这个被知青们密切关注的会议从10月31日开始,到12月10日结束,整整开了40天,而且直到会议结束后的第5天才正式向全国宣布,可见知青问题对时局是何等严峻,困难重重。对于广大知青们来说,是这次会议是决定他们命运的会议,而对各级领导来说,知青问题已成为关系全局的棘手难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慎之又慎。从会议的消息报道来看,与以往没有多大区别,首先是肯定毛主席倡导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至于存在的问题,从根源来说是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谈到今后,会议报道指出,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与以往稍有不同的是对城市初中毕业生的安排,要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方面的原则。会议对仍滞留在农村的800万知青的去向一字不提,使人深感困惑与不安。

知青们失望了,我们仍然是被遗弃的孩子,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恰恰也是前一天,云南省委工作组风尘仆仆赶到景洪。

版纳垦区5万知青大罢工,州委胆子再大也不敢隐瞒省委。中共云南省委感到事态严重,火速命省农垦总局、省知青办组成联合工作组,连夜赶往景洪,任务是:了解情况,稳定局势,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恶化,劝阻知青们不要去北京,有问题就地解决。工作组到达景洪后,不顾鞍马劳顿,立即听取州委和农垦分局汇报,这才发现事态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在昆明时的估计:罢工已成事实,知青已自成系统,所有的行动都是有组织的、有领导的、有计划的进行的,声势规模前所未有,这哪是以往个别农场少数知青“闹事”?!简直是集体造反了!知青们提出的要回家的要求,莫说工作组,就是省委也没有权利回复。这又如何“就地解决”呢?除责怪地方干部无能,平时小洞不补,今日终成大堤将溃之势,别无良策。省委工作组决定与知青们接触一下。

2002年1月27日,我在上海采访了当年云南省委工作组成员之一,现任上海市住宅发展局党委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的陈洪范,他给我第一印象:这是一位政治上成熟较早,精明干练的干部,他同样也是一位上海知青。下面是他的自述:

知青闹回城由来已久,虽然发生在1978年,但在知青上山下乡一开始已经在酝酿之中。上海市首批去云南的1000名知青是1968年12月21日出发的,主要集中在东风农场。我是第二批,是1969年3月2日离开上海的,那一批走了1029人,分配到云南思茅地区澜仓县插队。1970年上海知青去云南兵团的约3万人(其中有1万多人是上海郊县青年农民),主要分配在水利兵团的5个团和条件艰苦的勐腊几个团。

1972年我就被招干抽调到澜仓县革委会工作,1974年我又被调到云南省革委会知青办,抽调我到知青办工作的理由是,1973年4月毛主席给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复信并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引起中央及时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在第一次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李先念、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现役军人和干部奸污女知青,四师十八团捆绑吊打知青的处理意见批示,对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震动很大,知青工作不抓不行了。经批准,省知青办从全省抽调了12个知青到省知青办工作,便于了解情况,我们知青的经历使我们更适合做知青工作,这12个人中我是唯一从基层政府机关调去的干部,其余都是直接从兵团和农村调上去的知青,其中有东风农场的“北京五十五”的伍穗平。到省知青办后,我经常跟知青办领导住下面跑,搞调查研究,省知青办主要管插队知青,制定落实各项知青政策;农场的知青主要由省农垦总局管。1978年11月,版纳垦区的橄榄坝农场发生了上海女知青瞿林仙难产母子双亡的医疗事故,闹成抬尸游景洪的大风波,但还没闹到知青提出“我们要回家”这个口号的地步,主要是针对农场领导不把知青当人看待。11月底我跟着省委常委、省农林办主任党向民同志到景洪、勐腊搞边境调查,到橄榄坝听取农场对上海女知青死于难产酿成风波的汇报,党向民是位很有马列主义水平和工作能力的老同志(原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认为知青的事必须化解矛盾,不然会酿成大祸,当时有些农场干部还听不进去。《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发表时我们正在景洪,当时我作为在第一线搞知青工作的人,预感到评论员文章更是火上浇油,弄不好会出大事。版纳州委、景洪农垦分局向我们汇报知青闹事的迹象与事态。党向民同志让我准备一份书面汇报材料报省委,反映知青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具体内容记不清了,但总的大意和结论是知青问题必须解决,不能再拖。我曾陪同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分管知青工作的王一平同志同志在云南省调查了51天,发现知青工作中工作中的问题太多,针对男女知青比例失调,王一平说,我们能否从上海迁几个纺织厂到云南来。说起来容易,但办起来谈何容易?

我们回到昆明后只有7天,省委就获悉西双版纳5万知青大罢工,丁惠民提出“我们要回家”的口号。省委书记安平生指示立即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成立由省农垦总局与省知青办联合调查组,由省农垦局张泽民(原任省公安厅副厅长)任组长。当时省知青办领导不在昆明,便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参加这个调查组一共7个人。我们上午接到通知,中饭后就出发了,从昆明到景洪有733公里,平时要三天才能赶到,我们这次日夜兼程,一天半,即第二天晚上10点赶到景洪,距离我们12月初离开景洪刚刚7天。

我们赶到时,局面已失控,各个农场(除黎明农场)知青已经罢工,景洪城里聚集着不少知青。州委、景洪农垦分局领导向我们汇报,他们将这次风潮定性为少数知青坏头头聚集闹事,他们已掌握了一个八个人的勤务组名单,丁惠民、刘先国、都是知青中的坏人,只要将他们抓起来,事态就平息了。我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说先千万不能抓人,你抓人,情绪已不能控制的知青们就会把公安局也砸了。这次闹事的主体不是知青干部,丁惠敏只是一个普通知青,如果知青干部们一起来,问题就大了,我们的农场干部平时为什么不做工作。

省委工作组向地方领导传达了省委的精神:将知青们稳住,不能出乱子。

后来我在景洪大街上碰见范嘉祥,才知道丁惠民是景洪农场十分场的小学教师,我弟弟陈坚原来跟他们在一个分场(陈坚1973年考上上海中医学院,离开农场),便让小范捎信给丁惠民,说我是陈坚的哥哥,如果有可能的话,想见个面谈谈。当天晚上丁惠民、小范几个人就过来了,悄悄地把我找到了清静处,他们谈了很多知青问题,我说这些问题都要解决的,但是你们不应该闹,闹也闹不回去。后来丁惠民提出一个方案;他说,我退一步,你们也进一步,我不去北京告状,但我们罢工期间的工资要照发。我把丁惠民的意见跟张泽民局长讲了,他很高兴,在开会讨论丁惠民方案时,我建议不要讲知青罢工,讲他们停工,停工期间我们不发工资,但发生活费,一天大约一块或八毛钱,这样知青的要求也就满足了,罢工的问题也回避了。这个意见在会上通过了,但是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同意。这样知青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认为我们工作组说话不算数,我们也就没法做工作了。版纳知青二批赴京请愿团走了以后,我们一直呆在景洪,我让张局长先回昆明,因为我们的工作对象已经不在景洪了,我和其他三个同志继续留下来了解情况,并且做了一件具体的事情;将发生在景洪知青事态,按每个钟头记录下来,大约记了薄薄的一小本,一直没丢,但以后我搬了几次家,从云南迁回上海,到上海又搬了两次家,将这个记事本终于丢失了。不然的话,它是一份极有价值的大事记。

多年以后,丁惠民回忆当时与省委工作组的会谈:

我估计工作组此行目的不外乎起个劝阻、降温的作用,对知青们要求回家的要求是无法解决的,但毕竟代表了省委,如不予理睬,将来中央批评下来会很被动。

在农垦分局双方见面了,气氛平和,没有争论对峙情绪,倒是在场陪坐的几个地方领导此时反而成了置身事外的旁观者,神色讪讪,一言不发。工作组讲明来意,表示一定会在职权范围内尽量满足知青的合理要求,共同把事情处理好。我们主要强调两点:首先说明引起罢工的根本原因,责任全在州委和农垦分局;第二,我们无意与省委为难,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和条件,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我们回家,如果省委答复不了,请让我们上北京直接向中央反映。

当晚小范引路,我们与工作组的成员,省知青办的陈洪范单独会面交换意见。他是以知青办干部和曾也是知青的双重身份与我们讨论的,没有了官腔官调,我们双方很快达成共识,这次罢工事出有因,暂时不去追究谁的责任,知青方面可以维持现状(即罢工或改称停工),农场和地方不得干涉,工作组已经将我们要回家的要求向省委汇报。省委将中央请示,门并没有关死。当时我之所以同意暂缓北上继续商谈,还有两个原因,陈洪范向我透露,他们刚刚接到省委通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已经结束,最近两天将公布正式消息,中央文件即将下达,看看中央关于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有哪些调整,如果调整了,我们能回家何必北上呢?另外,我获悉一个意外的情况,刘先国等人向我反映,请愿代表中有人暗携匕首和自制火药枪。并声言这次到京,如果中央不让知青回家,就不想活着回来了。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前段时间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如何发动与组织北上请愿,而忽视了对代表自身素质的要求。当时在部分农场有这样一种倾向:谁的言论最革命、最激烈就选谁当代表,谁勇敢不怕死、不怕做牢,就选谁去北京。我未能引起重视,认为这仅是个别问题,语言粗鲁些,纪律散漫些不会出大格,大多数代表还是好的。孰不知“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赴京请愿带刀带枪干什么?所幸发现得早,杜绝后患。我当时考虑了两种处理方法,一是个别谈话,晓以利害,全其主动缴械;另一个办法是将他们“请”出请愿团,发路费让他们回农场。但我又怕这样做,这些莽汉会闹出出格的事,引发冲突。当时景洪聚集了数千来自各农场的知青,一旦发生内讧,后果不堪设想,危及整个运动。再三犹豫,我始终下不了决心,真是内忧外患,处境艰难,又没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当晚,我宣布明天推迟出发,时间另定。顿时大家议论纷纷,各种猜测指责接踵而来,我完全可以轻松地同意明天如期启程,但那将是对5万版纳知青最大的不负责任!我无法做出更多的解释,对各种不同意见一律不加理睬。

更令人愤怒的是在以后公布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中第五条: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问题,除了《会议纪要》提到的外,还规定“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今后不在纳入国家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你见过马蜂窝炸窝的情景吗?当时知青的情绪比这还要猛烈百倍。

“什么狗屁决定?老子受了八年罪,现在连个知青的名分都没有了!”“拼了,反正活不下去了!”一时间,群情激奋,沸沸扬扬,知青们当年的美好理想,献身边疆干革命的精神被奸污了。我们当年是以知青的名义被动员下来的,在云南艰苦奋斗了十年、八年,落到最后连当年知青的名分都被剥夺了,这太令人伤心和气愤了。剥夺了知青的名分,实际上砍断了我们返回故乡,与家人团聚的路,我们已经被逼到悬崖峭壁上,已无路可走,只有拼死一搏,只能到北京去直接向中央领导面陈实情,要求中央领导纠正第二次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对农场知青命运的错误处置,重新做出新的正确决定,以利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局,以利四个现代化建设。

可是,面前的这支队伍的素质及无法控制的偏激的情绪能承担起这一重任吗?整个行动只要梢一出错,就必然会导致全军覆没,没准不会再有东山再起。丁惠民突然感到肩上的责任变得无比沉重,几乎快要撑不住了,他必须缓一口气冷静思考,再做判断。但外界却把丁惠民缓一步北上赴京误解为是一种退缩,是被难以控制的局面压趴了。

正当丁惠民还未理清思路,在北上请愿代表中酝酿着一种“踢开总指挥,自己闹革命”的“反叛”情绪。当晚,一场近似政变的“逼宫”爆发了,那些对丁惠民昨天推迟北上大为不满的知青,此时已占据上风。他们背着丁惠民召集全体代表到饭厅集中开会表态,还做了胡建国、刘先国的工作,与丁总指挥摊牌。一些激进的知青将丁惠民包围起来,强迫他放弃与省委工作组的谈判,还有人声言:如果丁惠民想后退,就要他的命!”在这紧急关头,刘先国带着一群知青冲过来,将丁惠民解救出来,到处是一片乱嚷声:“拼命咯!”“非上北京不可,否则死路一条”……乱成一团,这些情绪失控的知青们,看上去象是一群乌合之众。为了防止意外,丁惠民让刘先国组织十分场几个知青保护好黄有志保管着的那一万多元募捐款,防止有人抢钱。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让刘先国、李长寿等人守在门口,不允许任何人进来——他需要好好地想一想。

两个小时后,脸色苍白的丁惠民出现在门口,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他,他只说了几句话:“我决定暂时不走,一定要走的,我不强留,可以先走,每个代表自己决定吧。”局势很快就明朗起来,代表们当场做出各自的选择,要求明天走的有43人,占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代表表示听从总组的决定,情况要比估计的要好,一场可能发生的内讧化解了。

此时,省委工作工作组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丁惠民因不同意北上而遭到围攻。便派出车辆佯称有事商议将丁惠民接走,弄得他莫名其妙。其实在这之前,州委领导已给了他一个高度保密的电话号码:201,只要拨这个号,州委总机便可接通你所要找的任何一位领导,但丁惠民基本上没有使用这个号码,因为双方的谈判没有什么进展,他压根就没指望能从州委那里获得实质性的承诺。

丁惠民很快就回到招待所,他把明天要走的北上代表负责人,东风农场的上海知青黄玉海、重庆知青刘庭明叫到房间里,一一交代途中应注意的各种事项,并让负责财务的黄有志拨出4600元经费交给他们。这个数字是募捐总数除以代表人数再乘以首批北上人数的一个绝对公平合理的数字,并将一面“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的旗帜授给他俩。丁惠民从他们游移不定的眼神中,明白他们的心早已在路上了。

12月16日早晨,在数千知青的夹道欢送下,首批赴京请愿团出发了。“三驾马车”一直把他们送到澜仓江桥头,并与他们在请愿团大旗下合影留念,互道珍重,一一握手告别,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丁惠民心里涌起一股苦涩。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第一封联名信公开时,就勇敢地站出来响应支持的,也许是八年过多的劫难和不幸,使他们变得急噪起来,不顾一切向前猛冲,他们此行将非常艰难,前途坎坷难测。

送走第一批代表后,丁惠民如释负重。一方面召开会议稳定留下代表们的思想情绪,另一方面秘密安排人员重新制作请愿团大旗,购置必要的各种器材物资,为随时北上做准备,同时还要继续与工作组周旋。

第一批代表走后,省委工作组似乎并不在意,在以后会谈中,他们的态度有所强硬。再三强调:上山下乡是中央既定政策,不可能改变,至于一些具体问题,如大家反映最强烈的:国营农场知青算不算知青,则可以逐级反映,希望他们冷静、理智些,不要干扰中央的战略布署。丁惠民们知道这样谈判下去已毫无意义,于是避实就虚,说些漫无边际的话题。他们是在拖延时间,等待机遇,丁惠民微闭双眼,他惦念着的是,新的团旗做好了吗?宣传资料是否准备周全?乘车从景洪到昆明需要四天,他们最迟20日该到昆明了。到那时第二批请愿团就该出发了,还得想办法找一个合理的理由来摆脱工作组……

但是留下的代表们并不知晓丁总指挥此刻心中真正的想法,望着他那一副病怏怏,满脸漠然的样子,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与州委谈判时的英雄豪气,特别是17日下午,在招待所召开的筹备总组成员的会议上,丁惠民的发言更令人丧气:

“既然全国工作会议已经结束,邓副主席表态也不希望有人到北京去上访,我们上去了也无济于事,对着干是危险的,是不自量力。我认为现在应集中打量打击农场的贪官污吏,出出几年的怨气,再说张局长已表态不追究罢工责任,工资照发,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了。”代表们不敢相信站在他们面前的丁惠民——那个振臂疾呼的点火人,现在成了一个软骨头。太令人失望了,他们中大多数人反对丁惠民的意思——我们已没有退路,只有北上才识唯一的出路,不然我们怎样向5万版纳知青交待?他们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捐了款!

东风农场的上海知青金震海是一个很有见解的人,他的发言很令众人信服:“我反对第一批北上的卤莽行为。但是我以及东风农场全体代表都主张马上组织第二批北上队伍。第二批的成员必须是沉着冷静,意志坚强,遵守纪律和各有所长的人。为什么要强调北上?从近几天很多迹象来看,农垦局是在捂盖子,只要大家不北上了,这场运动就烟消云散了,再不可能发动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了。现在我们退缩,群众灰心,上面到时候还要追究责任,我们倒霉,不过是小喽罗,而你丁惠民可就罪该万死了。”丁惠民苦笑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我个人不要命也没关系,但是我要对5万知青负责。”此话言不由衷,说明此刻这位领导复杂矛盾的心理。

在场所有的眼光都注视着丁惠民那张毫无血色,疲惫不堪的脸,等待他的决断。

但是在门外等候的众多代表早已不耐烦,他们毫无顾及地怒吼起来:“什么鸡巴筹备总组,老子们不理这一套了,要北上!”这些嚎叫传到房间里,令在座的筹备总组的知青们更坐不住了。

丁惠民显然也听到了这些刺耳的话,他终于说话了:“好吧,大家去集中一下代表们的意见,晚上来这里开会,我现在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各个房间里的代表开始激烈争论。是走,还是留?绝大多数意见是走,并表示要维护丁惠民作为筹备总组的领导权威。

吃过晚饭后,各农场知青头头陆续来到丁惠民的房间,丁惠民仍躺在床上,一根烟接一根烟地抽,屋内充满了劣质烟草呛人的气味,十几个人都到齐了,准备商讨下一步的决策。正在这时,一件突兀的事改变了整个事态的进程,打破了压抑沉闷的僵局。这时从东风农场来了十多位上海郊区的知青,男男女女站了一地,两位女知青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说要见丁惠民,大家一片惊愕,她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们是东风农场十分场的,今天分场领导在会上宣布说:‘省委工作组指示,丁惠民正在做检讨,痛哭流涕悔过认罪。其它知青代表也在办学习班,接受审查等待上面的处理,最近回不来了。要大家复工,以前罢工算旷工,工资不发,还要追究领头的。’所以今天下午就有好多人复工了,大家都怕得不得了,我们就来报告。”两位女知青说完,就坐下来,就象回到亲人面前,呜呜大哭起来。

这消息简直象捅了马蜂窝,大家一齐嚎叫乱骂起来。

“好呵!当面说谈判,背后捅我们刀子,老子不干了!”“我日他妈!谈,谈个屁,明天就北上,怕死的给老子滚!”丁惠民也被激怒了,霍地下床站起来,大手一挥:“不谈了,明天就出发!”他派人去省委工作组问个究竟,宣布不谈了,同时沉着地指挥明天出发的种种准备工作,并叮嘱刘先国:“派人去找一副担架来抬我,我决定亲自带队,明天上午9点就出发北上。”“北上”两字一出口,大家一齐鼓掌,有的人脱下帽子、鞋子往天花板上扔去,欢呼这一决策。

代表们连夜收拾行装,沉浸在大战前夜的兴奋中,而极度疲劳正在发烧的丁惠民只能靠在床上发布一道道指令,交待各方面工作。经“三驾马车”商量从现有代表中挑选了56个人组团北上,其余的留在农场坚持罢工。刘先国和胡建国商量派勐腊农场的上海郊区川沙知青顾新华做他的专职勤务员,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指定担任过卫生员的勐腊农场女知青张秀英携带药箱药品随团出发。

按丁惠民原来的计划,请愿团将由副总指挥胡建国带队北上。此人心细精明,爱动脑筋,遇事沉得住气,唯一的缺点是不敢拿大主意。但眼前的局势严峻复杂,为确保此行顺利,丁惠民决定自己率团亲征,由胡建国坐镇版纳,守好大本营,坚持罢工。

丁惠民立即将这一决断告诉胡建国。胡建国沉思一会才吐出几个字:“让刘先国跟你去吧!”两个战友多年的情谊关切尽在一言中。

接下来是布置好留守人员工作。由于通讯联络不方便,各农场指派一名联络员,负责与胡建国保持联系。请愿团北上路程中将以简报的形式和电话的方式与总留守胡建国保持联系,再由胡建国将请愿团每一天的动向告诉各农场联络员,让大家放心。

深夜,宣传组的知青已写好《告全州同胞书》一文,送丁惠民审阅,准备第二天张贴散发。

1978年12月18日——第二批赴京请愿团出发的日子。

人们很早就起床了,收拾好东西,匆匆吃过早饭。这时农垦分局来了两个人,要丁惠民再去谈判,并解释说东风农场10分场发生的事,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一定是农场自己干的,此事分局会去调查追究。几乎没有人搭理这两个干部,箭已在弦上,大家的心早已在路上,在北京了。来人见状自觉没趣,便走到丁惠民床前,温和地说:“小丁,你应该冷静些,不要和他们一样。”发着低烧的丁惠民虚弱无力地躺在床上,双眼闭着,一言不发,以静制动。那两个干部说了不少请再续谈判的好话,对方没有一点反映,只好怏怏离去。

九点整,请愿团都到招待所大门外集合,几个知青昨夜已找来一副担架,是从一个卫生院“顺手牵羊”扛来的。丁惠民躺在担架上,由四个强壮的小伙子抬着,另四位身体强壮的知青护卫在担架两侧,随时准备替换。

景洪街头,闻讯赶来看热闹的市民群众早已站满马路两旁,由各农场知青组成的百辆自行车组成的纠察队在前面开道,勐棒农场重庆女知青谢继红举着“云南版纳地区知青第二批赴京请愿团”大旗昂首阔步在请愿团最前面,两名女护旗手在她梢后两旁走着,紧跟着的是四个壮小伙抬着担架迈着平稳的步伐,担架上躺着瘦弱苍白的丁惠民,连日超负荷的操劳,他终于病倒了。他是带病出征的,很有点象历史上“车麟麟,马萧萧”,代表们佩带北上代表红布条,一个个昂首挺胸,在副总指挥刘先国哨声中,踏着响亮的步伐往前走,并参差不齐地唱起前几天刚由丁惠民作词,刘正华作曲的《请愿团团歌》:

“迎着寒风坚决北上,

任重道远无尚光荣,

我们版纳地区的赴京请愿团,

不畏艰险誓师北上。

我们要见华主席,

八年苦水要倾诉,

我们要回家乡去,

要为‘四化’贡献力量。

北上,北上,坚决北上!

肩负数万知青愿望,

我们版纳地区赴京请愿团,

宁愿坐牢也要北上。

我们要见邓副主席,

八年的怨恨要昭雪,

我们要回家乡去,

要为‘四化’贡献力量。”

请愿团在景洪街心花坛停下来,这是一个十字街口,几个代表轮流在花台发表北上请愿的临行演说。景洪市民和来自各农场数千知青都会聚在这里,没有一点声音,每个人都在屏息静听,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

如潮的人群,一直把请愿团送到澜沧江桥头,没有回去的样子。这时丁惠民让担架停下来,在两位代表搀扶下,向送行的人群挥手道别,最后紧紧握着胡建国的手,伤感地说:“建国,留下来,守好大本营,坚持罢工。”两双手紧紧拧在一起,两人潸然泪下,很有一番“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惨烈。

当请愿团队列经过驻军营区,通过澜沧大桥时,人们惊异地发现军区高音喇叭播放的竟是一曲熟悉的战争年代苏区民歌——《十送红军》,更激腾起北上请愿团代表们的满腔热血和勇气。

从12月8日起,请愿团宣传组每天编写大事记,油印后寄往景洪留守的同志,以了解请愿团的行踪。

1978年12月18日“上午9点整,在景洪农场招待所的大门口,第二批北上请愿团的代表们整装出发了,上百辆自行车作为前导缓缓地行进。一面鲜艳夺目的大旗迎风招展,上面有力地写着‘云南版纳知青第二批赴京请愿团’一行大字。大旗的后面,四名身体健壮的代表抬着一付担架,担架上躺着就是版纳知青所熟悉的、爱戴的丁惠民同志。他为了完成北上请愿团的筹备工作和解决筹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日夜操劳,引起旧病复发,至今卧病难起。但是,为了把5万知青的心愿带到北京去,为了把5万知青八年来的生活,工作的真实情况向党中央、华主席汇报,丁惠民同志坚持亲自带队去北京,代表们借来担架,决定抬着我们的总指挥一起去见华主席、邓副主席。欢送的人群和代表一起唱着雄壮的国际歌,高呼着口号来到街心花园,代表们进行了告别演讲。群众把请愿团一直送过了澜沧江大桥,还要继续远送。在代表们一再劝阻下,群众才依依不舍地含着热泪和我们分别了,五十一位北上请愿代表肩负5万知青的重托,带着5万知青的心愿(四项任务,两项要求)满怀胜利的信心,踏上北上的征途,任重而道远。全体赴京代表克服了重重困难,于晚上9点20分到达第一宿宿舍地——思茅。由于一天汽车旅途的颠簸,丁总宣布明天休整一天恢复疲劳。”思茅是滇南重镇,有十几万人口。在思茅唯一的一条大街上,丁惠民和胡寅康在百货大楼里买下柜台里唯一的一部“珠江牌”120型照相机和洗印照片的放大机,共花了55元。胡寅康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他将沿途拍摄下的请愿团的活动。

大事记——1978年12月19日“上午9点,由丁总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会上丁总重申了请愿团在外的纪律,再三强调纪律是胜利之本,望代表团自觉遵守。接着进行组织整顿,成立了团直组、宣传组、写作组、纠察队、后勤组,另外两个机动组,共7个组:

丁惠民担任请愿团团长,请愿团副团长由刘先国担任。

秘书长:朱一平  纠察组组长:李长寿宣传组组长:邹盛永 司务长:瞿荣志财会员:黄有志、谭得超 写作组负责人:凌正龙卫生员:张秀英会议在11:30结束,午饭后排队前往电影院观看中国影片《无名岛》。

下午1:40分电影散场,全体代表回旅社休息,由刘先国带四位代表去车站联系车票。2点丁总由赵兵、顾新华,卫生员陪同去思茅医院看病。3:30分云南省农垦总局四位首长,因陪同华侨回内地,路过思茅,知道我们请愿团住在边城旅社,特来看望大家,并和丁惠民同志不拘形式进行交谈。这四位是:云南省农垦总局纪副局长,西双版纳分局陆副局长,李干事,总局秘书科长王运昌。双方在互相尊重的气氛中谈到5点结束,纪副局长临走关照丁总“有代表生病和身体不好的,可到思茅农垦医院来看病,那儿有个北京医疗队。”5点10分由李长寿带队去吃饭。晚上,思茅“五七”农场来了7个知青看望丁惠民,并要求代表们去他们那里做宣传工作。11点,全体代表休息,准备第二天继续行路。”丁惠民回忆说:“正是在思茅,在旅社里听从昆明下来的探亲返回农场的知青们说,首批赴京请愿团,昨天在通关(距思茅200多公里)遭到灭顶之灾。18日早上他们正在通关一家饭店吃饭,管钱的知青突然发现装着全团经费的提包被人调包了!那四千多元是知青们一角一分凑起来的,凝聚了多少知青的血汗!当年的通关只是个百来户人家的小驿站,整条街不足百米长,仅7、8家小饭店和小商铺座落在山顶上,两边都是陡峭的悬崖,除了过往车辆,街上很少有人闲逛。事发前后似乎没有发现什么陌生人接近过知青,而几十个凶神厄煞的知青在一起,天下再胆大的窃贼也不敢下手。慌了神的知青们到处搜寻,差点没把小小的通关县翻个底朝天,却毫无线索。”大事记——1978年12月20日“清晨5点30分,此时请愿团已经行进在雾蒙蒙的公路上,气候相当严寒,大部分代表穿的比较单薄,冷得发抖。步行三公里在思茅郊区搭上一辆放空的解放牌货车,这车只到普洱。8点10分到达普洱,由于乘坐的是无蓬的汽车,一部分代表冷得不能动弹了,很多代表一下车就呕吐,但是大家想到我们肩负5万知青的愿望,吃点苦算得了什么,就是死了也心甘。

在普洱吃早饭后,在街上买了210条小棉絮,372尺白纱布,准备做到北京的防寒冻穿的棉背心和棉裤套。由于途中搭便车变化极大,又很难等到便车,全体代表排着二路纵队坐到路边,一直从10点50坐到12点40分,代表们没有一个有怨言,每人发一个甜馒头就算吃过了顿。午后由刘正华带领全体代表唱请愿团团歌,高亢嘹亮的歌曲表达了全体代表北上的信念,我们更加想念华主席、邓副主席。

下午2:30分到达通关,走到墨江林业局路口等车。3:40买票塔车于6:00到达墨江县。代表们拖着一天疲倦的身体走进旅馆,司务长忙着为大家联系吃饭。

晚上7:30分,丁惠民同志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北上代表,有一次强调纪律的重要性,给昨天在思茅旅行社打牌玩的同志提出严励的批评。并根据各种原因,提出整顿组织纪律,决定放回一部分人员回分场工作,给每人开了一张“因代表团人员多,经费少,行动不便,决定该同志回场工作”的证明,并做了这部分回去人员的思想工作,给他们发了路费。

提出暂时撤消纠察组组长的职务,对财务人员发出警告,会议一直在严肃的气氛下进行。10:30分丁惠民带领谢继红、张秀英、顾新华等人首先为大家做了几套棉背心、棉裤套。写作组和宣传组一直工作到11点,编发了四份简报回农场。”邹盛永12月20日的日记:

“早晨五点半离开思茅边城旅馆,走出三公里拦到一辆便车到普洱,吃早饭后,丁惠民为代表们准备做简单的冬衣(买小棉絮、纱布,自己做棉背心、棉裤套),晚上六点到达墨江县。

晚上七点半召开了全体大会,为今天糟糕的纪律(特别是二团知青),丁惠民认为减少人员,去掉那些纪律差的,且以总组的名义宣布撤掉原纠察组长(因为不称职),由朱一平担任。由代表讨论的结果,二团(东风农场)回去五人,一团(景洪农场)回去一人,六团(勐腊农场)回去三人,十九团(勐棒农场)回去三人,留下的代表40人。”宣传组组长邹盛永工作最辛苦,宣传组几个人背着沉重的传单、材料等宣传品和纸张,还要背着一口熬浆糊的大铝锅及面粉,但他每天都要写日记。

此时的丁惠民早已从担架上下来,精力奇迹般地充沛起来,并表现出一种先见之明。上午赶到普洱,他在百货商店看见堆着许多小棉被,灵机一动每让后勤组将它们全部买下,并且买了300多尺当时不需要布票的纱布,正值严冬代表们还在亚热带,已经感到冷得吃不消了,越往北走越冷,到北京可能是零下十几度,不准备御寒的衣物,人还没到北京就冻倒在半路了。晚上再次整顿纪律,不仅严明了纪律,而且是“精兵简政”使队伍更精干。

“大事记——1978年12月21日”:

早晨,从墨江步行出发,每人早餐吃了两个馒头,走出墨江两公里,等搭便车,代表们在路边有的唱歌,有的蹲在路边忙着改作品和材料。有的冷得实在吃不消,就在路边跳跳活动活动。一直等到10:10分,才等到一辆便车,走了一部分代表,还有一部分仍留在原地候车,先走的一批在离安定22公里处下了车,他们就地等候第二批人上来。等了二小时,代表们又饥又渴,都躺在路边,当饥饿和干渴到了难以忍受和支撑的情况下,代表看着随风飘展的请愿大旗时一股战胜困难的暖流涌向心头,想到困难是暂时的,想到不久就要到北京,想到五万知青的眼睛看着我们,顿时增添无穷的力量,几位女代表把早餐剩下的冷馒头分给肚子饿的同志吃。在同志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团结友爱精神鼓舞下,战胜了困难。下午3:15分后续部队赶上来了,搭车前往元江,在元江,司务长用私人的钱买了十几斤番茄,每人分两个,以解口渴。

晚上8点终于到达杨武,下了车大家已经筋疲力尽,司务长忙着联系住宿吃饭。丁总安排了下一步工作计划,纠察组组织人员执行纪律。丁总考虑到代表们已经很疲劳,工作上又要有些补充安排,决定在杨武休息一天,并召开核心成员会议,讨论研究下异步工作怎么做。考虑到两三天来,代表们体质不断下降,提出改善伙食一天,让代表们恢复一下过度的疲劳。并给各联络点发了电报,内容是:“21号到杨武,22日休息一天,情况梢有变化,但基本良好。”晚9时,由丁总主持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安排了下一步工作和行动方案。

一、 决定明天休息一天,整理内务。

二、 每人必须做一件棉背心、一条棉裤套,不做者南下归队并发给路费。

三、 外出上街必须请假,不得无故自由活动。

四、 不准在公共场合议论,宣传请愿团内部的事情,发现泄露机密者开除代表资格。

五、 纠察组平时观察代表的好人好事,以后回去总结,评功授奖,分一、二、三等奖鼓励。

会议于10:20分结束,全体代表休息。

多年以后,丁惠民回顾说:“21日我们艰难地赶到杨武,此地离昆明仅一百七十、八十公里,也就是说只要一天时间,便可到达省会昆明,而到了昆明就可以搭乘火车直奔北京了。但我出乎意料地停下来了,直觉告诉我,决不能去昆明,那里张着一张网,正等待我们自投罗网。同时我们这么多人这两天太疲劳了,需要休整。”刘先国回忆说:“我们是在思茅听说第一批的人的经费在通关被人偷了。21日我们赶到杨武听从昆明下来的知青说第一批的人正在昆明卧轨,是什么结果我们无法得知,只知道昆明乱哄哄的。我对丁惠民说,我们千万不能进昆明,要避开昆明走。在杨武,我们去温泉洗澡,碰见丁惠民的生活勤务员顾新华,他说他口袋中仅有的9元钱不见了,肯定是请愿团内部人偷的。我和丁惠民都很担忧,必须纯洁队伍,我俩决定再次“分兵”,疲劳过度的代表们很快沉入梦乡,黑暗中我俩打着手电研究着现有40个代表的名单,决定该留谁?让哪些人走?

请愿团任何人都不知道我们将要行走的路线,只有我和丁惠民心里清楚,我们打开云南省地图和火车时刻表,仔细研究推敲最佳的“突围路线”。

大事记——1978年12月22日“全体代表按丁总布置的任务分头工作。每人做自己穿的棉背心、棉裤套,宣传组分头写材料,临时组织起来的缝衣组负责缝制写材料的同志的背心和裤套,纠察组二小时执勤一班。

晚上7点,丁总在杨武召开第四次全体代表大会上说到:“路过昆明探亲回来的知青带来的各种说法,一时无法估计在昆明的第一批的详细情况。对上海、重庆两地形势的变化,我认为对我们知青极有利,决定派两个小组回沪、渝两地开展宣传工作。

马上定下人员:上海组由巫学建(重庆知青)负责带队,重庆组由钱桂梁(上海知青)负责带队,拨给一部分经费,带上材料。两组人马到达沪、渝后直接和我们赴京的人联系。这样北上请愿团由40人压缩到只剩下28人。

会议后各组分头安排自己的工作。宣传组、缝衣组一直工作到深夜才休息。”2001年12月在厦门,丁惠民兴奋地向我介绍当年的“杨武分兵”。

“22日,在杨武召开的会议上,我宣布了新的行动方案。全团分兵三路,一、二小组分赴上海、重庆两地,任务是向家乡的父老乡亲解释知青返城运动的要求和目的,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广泛宣传,扩大影响,为今后实现第二阶段计划提前作准备,由28名代表组成的赴京请愿团由我率领隐蔽行动,力争尽快到达北京,一举完成请愿任务。

会议上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一致通过。大家都明白当前的局势和时间的紧迫。

23日清晨,上海、重庆小组的代表们佯装成回家探亲的前往昆明:一东一西,兵分两路。我们28个人则偃旗息鼓从杨武‘消失’了。”丁惠民读过“孙子兵法”,他还施了一回“声东击西”战略。

“刚听到第一批代表丢钱的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真想痛骂他们一顿。四十多条汉子,居然连一个钱包都看不住,还怎么去完成请愿重任?生气归生气,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我询问黄有志得知,尽管一路省吃俭用,帐面上已不到六千元了。我盘算了半天,咬咬牙让财会员黄有志划出700元现金,他满脸阴云,磨蹭了很久才勉强拿出钱来,还嘀咕了一句:”他们自己把钱弄丢了,怪谁?”我把刘胜叫到房间,派他去昆明给第一批人送钱。他是二团重庆知青,留一撮斯大林式的短须,身体壮实威武。他本来是“走派”中的一员,16日第一批出发时,有人要他“潜伏”下来,暗中监视我是否会“叛变”,我心中明白,但未动声色,让他随第二批北上。派他去昆明给第一批人送钱,向他们传达我们的诚意最合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曾查过财务登记,没有看到刘胜那个分场知青捐款的记录,估计这笔钱还在他身上。让他单独去昆明,希望他因此机会弥补过错。我让刘胜转告第一批代表,要么回农场,叫农垦总局派车送,要么在昆明原地等待我的消息。”在刘胜前往昆明后,丁惠民故意派出几个人去昆明探听虚实。

正好照相机坏了,丁惠民让朱一平陪同胡寅康去昆明修照相机,顾新华身无分文,准备找昆明的表哥借一点钱以供北上路途开销,他们三人结伴上了昆明。他们到了昆明,在火车站看到第一批代表还在卧轨,他们还去了农垦总局,他们在昆明的出现,给农垦总局和省委一种丁惠民率领的第二批北上请愿团已到了昆明的迹象。

2001年丁惠民在他写的回忆录中写到:“事实证明,杨武分兵的战略调整是及时必要的。兵分三路,主力暗渡陈仓的策略应用非常成功,使知青北上请愿团快刀斩乱麻地摆脱了所有不利因素的纠绊,确保了主力顺利快速赴京。其作用直接关系到整个运动的功败垂成。史学家们应予重笔。”

 


第十四章  陷于哀兵绝境的首批赴京请愿团


    首批赴京请愿团一行43人,命途多舛,先是在通关经费被洗劫一空,继而昆明受阻。

首批请愿团成员以东风农场(二团)的知青为主体,领头的是一营的上海知青黄玉海和重庆知青刘庭明,他们是东风农场知青中最早出来响应支持丁惠民联名信的,他俩都是筹备总组的成员。在12月7日在与州委、农垦分局的谈判中,在景洪十字街堵马路行动中,他们也是冲锋在前,毫无畏惧的。

12月15日,筹备总组与省委工作组的谈判处于僵局,毫无进展。在“走”与“留”的抉择上,黄玉海、刘庭明与丁惠民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俩对谈判不抱一点希望,坚持要按原定计划如期出发,北上请愿,有相当一部分代表拥护他们。黄玉海、刘庭明在招待所后面的橡胶林召集了同意明天(即16日)就走的代表会议,形成一致意见,于是向丁惠民发难“逼官”。因为丁惠民未将继续与省委工作组谈判的内情向众代表亮底,因此给这些情绪激昂的代表造成“丁总指挥妥协了,让步了”的错觉。他们遵循《国际歌》词的那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向丁惠民提出“第二天非走不可”的最后通牒。

丁惠民为了避免内讧,伤害整个大局,拖着虚弱的病体,苦思良久,终于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12月16日,率数千个知青一直把首批请愿团送别到澜沧江桥头,并与黄玉海、刘庭明合影,叮嘱他们一路小心,北上成功。他已预感到,这支匆匆集合起来的队伍,将出师不利,灾难与不幸在等待他们。

2001年的最后一天,经重庆市第一市政公司宣传干部曾永庆的联系,我们在罗荣臻(原勐满农场19分场重庆知青)家采访了首批请愿团另一位负责人,原勐满农场15分场8连指导员秦亮,他现任沙坪坝区一家国有企业副经理。秦亮是130多位北上代表中仅有的两位共产党员之一(另一位是上海知青贺俊杰,他是第二批的5名成员,在丁惠民“杨武分兵”时,被派回上海作宣传工作),也是唯一的一名知青干部。秦亮原来属于那种调皮捣蛋的后进青年,在兵团建制的后期,由于他转变很快,被评为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劳动苦干,善于团结人,讲义气,很快被团领导发现他是一个难得的“后进变先进”的知青典型,便努力培养树为知青标兵,发展入党,以后又提拔为干部,担任8连的副指导员。当丁惠民发起的“我们要回家”请愿活动时,他主动站出来参与支持,他与当时绝大多数知青干部的暧昧态度完全不同,他毫不顾忌将受到党纪政的处分后果,说:“我们知青的事,自己不说,谁说?”表现出一种重庆汉子的血性与豪爽,从而获得广大知青的尊敬。他是一个很有主心骨的人,提起22年前这段往事,人到中年的秦亮长叹一声:“真没想到,那是一次灾难四伏的崎岖之旅……”12月16日,我们高举着红殷殷的“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大旗,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澜沧江大桥,我们43个人排成四路纵队沿着公路北上。由于没有边防通行证,沿途汽车站都不售票给他们,许多载货汽车怕惹麻烦也不愿搭乘知青,他们只能步行。一个上午走了几十里路,又饥又渴,走到一座山口,团长一声令下“就地休息”,知青们商量对策,只有堵路这一招了。43个人很快卧躺在公路上,迎头车来,则让开,只把身后的汽车压成长蛇阵;司机们按喇叭,躺在地上的知青就是不起来,后面的车只准军车、救护车和消防车通过,其余一律不让。宣传组的知青向司机们散发传单,声明北上请愿的大义,一些胆小的司机对知青们说:“我们也很同情你,但上面下了通知,凡是搭载知青一律受处分,我们都要养家活口的,放我们过去吧!”知青们象一条条死鱼躺在公路上,僵持近一个钟头,有些性急的司机不愿被堵,便同意知青们搭便车,公路于是才疏通。从景洪经思茅过墨江到通关都是这么走一截搭一截过来的。16日晚,他们投宿思茅,并在思茅大街上刷大标语,以造成声势,思茅的老百姓早知道知青闹“返城”,景洪已成为一锅沸腾的粥,这些不怕死请愿知青到思茅了,争相围观知青们刷的大标语与传单。

“我们要见华主席,我们要见邓副主席!”

“我们要回家!”

“北上,北上,坚持北上!”首批请愿团有个上海知青专门摄影,一路上摄下数百张珍贵照片,保存至今。

12月17日清晨,他们又上路了,继续拦车前往,下午到达墨江。这时景洪农垦分局派出的干部乘车追上了他们,在一家饭店里找到正在吃饭的黄玉海、刘庭明和秦亮,劝说他们不要去昆明,有事就地解决,答应为他们加工资和改善住房问题。农垦分局将派专车送他们回农场,他们再不听话,会吃大苦头的。

身负5万知青重任的首批请愿团众口一词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18日,第一批的知青们到达通关。

通关是云南省墨江县的一个小镇,居民不多,几幢低矮的房子建在公路边的山头,以山镇路,恰好形成昆明到洛打公路上的一道关口。省府昆明以此通往边境,可直达缅甸、老挝,故名通关。

12月19日上午,经过昨夜的休整,知青们又上路了,他们在公路以身体设立路障,但等了一个上午,车堵了几十辆,却没有一辆愿搭载他们。黄玉海和秦亮找了十几个驾驶员恳求过,全无动于衷,没有一人应承。有的回答说,上头有命令不准搭载请愿知青去昆明,否则会受处分,气得他俩直跺脚。

中午时分,43个知青分成两组,一组继续拦车,另一组去饭店吃饭,之后两个组交换拦车和吃饭。饭店小而简陋,20多个知青涌进去便显得十分拥挤,无法坐下,都站着吃饭。负责保管首批请愿团经费的上海知青郭永祥,个头高大,人却很老实。吃饭时他把装钱的黑色人造革挂包放在身边,空着手来接同伴的饭菜。一转身,却发现装钱的挂包不见了!呀!好快!郭永祥惊吓出一身冷汗,饭也不吃了,慌忙抓住周围的人问谁拿了装钱的挂包?周围人等均是北上知青,一听此话谁不着急?都紧张起来,在屋里四处寻找,几乎将每一个角落都翻遍了,杳无踪影!

便有人匆匆跑到公路向等着拦车的黄玉海、秦亮报告(前一天刘庭明已去昆明打前站):钱包不见了!

黄玉海、秦亮听到这话如闻晴天霹雳,又惊恐又恼怒。要知道由郭永祥负责保管的这4600多元现金及900多斤全国粮票是版纳垦区5万多知青捐献出来的,是全团北上的全部经费,刚离景洪才三天,还未到昆明,更不说上北京了,怎么也丢不起呀!

上述是当时丢钱包的一个说法,另一种说法略有不同。

2002年元月4日,在重庆我采访到第一批请愿团另一位成员,景洪农场10分场11连重庆知青彭其国,他是技艺精湛的大厨师,现在他一人承包了重庆324医院(部队医院)伙食团。个子矮小,人很精神的彭其国在农场的绰号叫“八斤”,是当时十分场最调皮的一个重庆知青,喜欢打架,但交游甚广,故在农场很出名。只要一提起“八斤”,没人不知晓的,他所在的11连与东风农场1分场毗邻,和黄玉海、刘庭明早已是好朋友。12月15日,当黄玉海、刘庭明向丁惠民“逼官”要第二天率领北上时,彭其国是10分场唯一追随黄、刘的,他倒不是有意背叛10分场的知青和丁惠民,完全是出于哥儿们义气,彭其国回忆在通关的情况:“不是丢包,而是调包。他们20多人吃罢饭后,去换在公路上拦车的另一拔人。坐在路边保管钱包的郭永祥打开黑色人造革包,突然发现包里塞满了卫生纸,那笔钱和粮票不翼而飞了,顿时魂飞魄散。知青们围着郭永祥怒吼,郭永祥当即痛哭起来,痛不欲生地自责自怒,又举起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膛。黄玉海和秦亮说,赶快派人把旅馆和饭店包围起来,彻底查找。众人于是如梦初醒,结果仍然令人失望,尽管知青们态度强硬地找遍了所有房间,那些钱和粮票也毫无踪影,好象突然蒸发了。黄玉海和秦亮决定从内部查找,提议所有的知青都打开自己的行李,亮出自己的衣兜,搜查之后仍然一无所获。从一个绰号叫“黑三”的知青的衣兜里找到一张写有“支持你们北上”字样的2元钞票,被知青们愤怒地指责为贪污公款,当即被除名,勒令返回景洪,另外有3人也因违纪而被除名。

丢了路费,沮丧的第一批北上知青一筹莫展。下午,最后终于搭上一辆军车离开了通关,望着在暮色中渐渐隐去的通关的垭口,仿佛象张开血盆大口的虎口,知青们感叹道:“这关真难通啊!”,那些钱就作为买路钱在这个鬼门关留下了。到底是谁偷走了这笔钱?是自己人偷的吗?有点不可能,当时还没有发行百元大钞,这4600元都是一角、一元凑起来,是好一大堆零票,谁在身上藏得住?于是有人怀疑是省委派公安厅的便衣来干的,以阻止知青们北上,但至今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一说法,只能是一种想当然的猜测。

当晚,他们就到达玉溪投宿在一家小旅馆里,他们因丢失了路费而元气大伤,那一晚几乎是不眠之夜,每个人都被关在房间里,开始清查内部,人人相互怀疑,几个重点怀疑对象被拷打审问,逼得被怀疑者发誓要跳窗……彭其国回忆说,一个姓叶的上海知青和郭永祥被打得鼻青脸肿,其中一个“大胡子”重庆知青对他们大出拳脚,小郭捂着肚子嗷嗷叫娘。他和秦亮实在看不下去了,郭永祥和秦亮是一个分场的,秦亮这时只好出来制止:“你打死他,也没用,大家想想看,下一步该怎么办?”丢了所有的经费等于截断了他们北上请愿的路。第一批北上的知青们陷入衰兵绝境!他们已走投无路,此时杀回马枪,返回西双版纳无疑是丢盔弃甲的败兵,他们何颜见江东父老?无脸见对他们寄予厚望的5万版纳知青。

他们只有一条路,破釜沉舟,坚定不移地继续北上。每个人把自己衣兜里剩下那一点凑起来,刚够买30多张去昆明的车票。第二天清晨五时他们又出发了,两个小时后,狼狈不堪的第一批北上知青出现在昆明街头,此时他们已粮尽弹绝。无奈下,只好找省农垦局,他们被安排住进省农垦局招待所,刚刚竣工开始投入使用的“三叶”(橡胶是三片叶子)饭店,农垦总局盖这座可容纳数百人的大饭店,除了用于开会,主要为云南省各地农场干部和知青回家探亲,在昆明转车住宿用的。第一批北上代表成为这座大饭店最初的一批。

第一批北上知青到达昆明后,还向省公安部门报案,陈诉全部经费在通关被窃的经过。公安厅表示只要他们不北上,公安部门可以去破案,据说报案人就是那个被同伴“修理”最凶,重点怀疑对象姓叶的上海知青,公安厅有关部门为他买了一张车票和开了一张沿途免费吃住的证明,让他即日回农场,就将他打发走了。

第一批北上知青们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们忍辱负重,在到达昆明的当天,就高举着首批请愿团的大旗上街贴大字报、大标语,并到火车站广场和百货大楼前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向昆明市民募捐,两天下来收效甚微。当时仍处在贫困中的昆明市民虽然很同情知青们的遭遇,绝大多数只能是道义上的同情,真正捐款的人并不多,两天只募到一百多元,根本不够买30多张由昆明去北京的火车票。于是幼稚的他们向省农垦总局提出借钱,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中央关于不要群众去北京上访的通知下达各地,农垦总局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表示已派好专门的车辆,送他们回西双版纳,双方谈判破裂,第一批北上知青丢弃了对省农垦总局最后一点期望,决定铤而走险。

秦亮向我回忆道:“12月22日晚,我们举着团旗,列队来到昆明火车站,曾有人建议能否化整为零,把旗子、宣传品藏起来,每人花五分钱买一张送客的月台票,然后一个个溜进车厢,再集中。这个意见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他们说,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北上请愿,向党中央汇报云南知青的真实情况,不能这样鬼鬼祟祟的。”在昆明站售票处,秦亮和另一位知青递上募捐来的一百多元,再递上一张欠条,又塞进去28块手表,要购买39张去北京的车票。售票员是个姑娘,先是睁大眼睛奇怪地望着那张欠条,随即有礼貌地将条子、手表和钱一并退出来,让他们去找站长。站长接见了黄玉海与秦亮,听了他们的要求后,不禁笑起来:“当了几十年的铁路职工,还没听说过赊帐乘火车的。”黄玉海便解释:“不是赊帐,我们拿这些手表做抵押,从北京回来后一定拿钱来赎。”

“不行,简直开玩笑,我这里不是当铺。”说罢,站长木然地扭身离去,将这两个知青头头凉在一边。

买不到票,干脆就不买票,先礼后兵,站长既然不能理解我们,我们只能硬上一条路了。于是知青们列队向检票口涌去,检票员见这一大批“来者不善”的知青,来了个杀手锏,干脆将检票口大铁门“哐当”一声沉重地关上。顿时,检票口乱成一团,苦了那些购票上车的由昆明往北京的62次直快的旅客们,他们死命捶打着铁门,向站方表示强烈的抗议,很快在知青队伍后面也挤满了要上这趟车的乘客,而30多名知青被夹在长龙般队伍的中间,前进不得,后退亦不能。慑于旅客们一再的强烈抗议,站长只能命令将检票口大门打开,潮水般的人群一下子冲破检票口向站内涌去,连票也顾不上检了,知青们大喜望外,在前后两股旅客人流推涌下,一下子冲进车站,向停在第三道轨的62次列车涌去。有人顺利地上了车,大多数知青目标太明显,登车时受到阻饶,与乘警们发生冲突,混乱中各有多人受轻伤,秦亮大声呼叫,让知青们保持克制态度:“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唾沫吐到脸上都不要揩。”39人终于全部上了车,乘客们都早已知道这是一批不要命的知青,都很同情他们,但火车一直迟迟不开,原来车站向省委汇报北上知青代表强行登车,省委命令这趟车暂时停开。列车播音室告诉乘客们:由于车上有些人无票乘车,上级指示这趟列车不发了。1000多名乘客们都嚷起来,有的指责知青们耽误了大家的时间,更多的人骂铁路部门不负责任,整列客车乱成一团。

知青愤怒地朝站上喊:“开车,开车,开车!”一边又忙向乘客们宣讲求援。秦亮经几天周折已累病倒了,他在发烧,头涨痛仿佛要爆炸,耳边充满吵闹声,他终于疲软地倒下了,就躺在又脏又冷的车厢过道上,请愿团的卫生员慌忙取来阿斯匹林让他口服下,一边拿来几件厚衣叠成枕头为他垫好头部,两个知青守侯在他身边,度过这个漫长而严寒的列车上的冬夜。

第二天,火车依然不开,知青们和旅客们干脆走下62次列车,坐到其它铁轨上去,说是要不走,大家都不走。于是昆明到贵阳全线中断进行。

62次列车乘客们还在昆明火车站内外贴出“强烈抗议”——

同志们,我们62次列车全体旅客从昨日起已有十余个小时等候在列车上了,没有吃的,没有喝的,甚至连解便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强烈抗议62次列车的罢工!我们坚决要求昆明铁路局的同志支持我们主动发车!

62次列车全体乘客78.12.2323日上午,滞留在昆明第一批北上请愿团的39名知青决定开始卧轨、绝食,他们扔掉了所有带来的食物,面包、馒头、烧饼,一个个、一排排横卧在铁轨上,决心将这39条人命豁出去了。正是三九严寒,寒风刺骨,到了半夜,又饥又寒的知青们躺在硬梆梆的铁轨上,有的已经饿昏过去了,有的已经冻僵了,但没有一个人从铁轨上爬起来。此时事态愈发严重,在昆明火车站已滞留近万名乘客,昆黔线已中断快20个小时,全国铁路大动脉干线的正常运行秩序被打乱,几十对列车被滞留在南方各条干线上。此时云南省农垦总局派来许多干部劝说知青们停止卧轨、绝食,但虚弱的卧轨知青们没有一个吭声的。

昆明站的事态终于惊动了中央,23日深夜二点,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5名中央领导人联合签发的“三点紧急通知”迅速传达下来:

一、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不允许任何个人和组织随意拦截。

二、 殴打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是违法行为,如再发生类似事件,政府将依法严肃处理。

三、 现在昆明站的农场青年职工要尽快返回农场,在当地党委领导下,搞好抓革命、促生产……

……

原勐满农场七营一连重庆知青陈远前是首批北上请愿团成员,他参加了那次昆明站的卧轨,也是元月中旬赴京请愿的首批北上代表十一个人之一。2002年元月5日我在邹盛永、徐裕敏的陪同下在杨家坪重庆钢铁公司一栋破旧不堪的职工宿舍里采访了陈远前,他是邹盛永的好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陈远前个子高大,满脸落腮胡子,1979年返城后顶父亲职进了十八冶金建筑公司新业10公司。企业前几年已倒闭,每月只发98元生活费,而且这点钱有时还好几个月拿不到,妻子已提前退休,女儿高中毕业,没法上学,在家待业,家境极其贫困,他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并回顾22年前在昆明站卧轨的情形:

我们第一批在通关丢了钱,已走投无路,没脸面回景洪,但为了完成北上请愿的使命,只有硬着头皮到昆明去,掏出每个人身边的钱,买了车票去昆明。向昆明市民募捐,也没凑到几个钱,我们只有强行进站了。我们好不容易进了站,上了车,62次不开了,一停就是十几个小时,把62次乘客们也惹火了,他们贴出“强烈抗议”表示对昆明站不开车的愤慨。为了表达我们北上请愿,向中央反映云南知青问题,誓死不回头的决心,我们决定卧轨绝食,把原来准备带上火车的食品都扔了,一个挨一个躺在硬梆梆的铁轨上,开始还唱了一阵《国际歌》。那夜风很冷,又冷又饿,我们已经三顿饭没吃了,我个子,饭量也大,一顿要吃两三碗。23日晚我就饿昏过去了,只能靠深呼吸来维持起码的体力,仰看天上是满天的星,此时昆明站又滞留上万乘客,听说南方大动脉受阻也中断了,省农垦局派人来做工作,我们没一个人讲话。到了深夜两点多钟,站台上的扩音喇叭响了,开始播送国务院的三点紧急通知,让我们赶快停止卧轨。这时站长派来两个人,让我们请愿团的负责人去接省委的电话。黄玉海和秦亮就去接电话,一会儿他俩回来了,向我们宣布:“国务院来电话,同意我们派若干名代表去北京,大家都起来吧,不卧轨了!”他们在昆明站还张贴了一张通告;        昆明市各界同胞父老兄妹们:

关于62次列车昆明站停留20多小时,按时发车的事情,我们西双版纳知青请愿团在此作必要的说明。

由于我们受到州委省委的百般阻拦,在前往昆明的途中,经费、粮票(钱四千六百多元,粮票九百多斤)被别有用心的人盗走了。在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发生后,代表们并没因此而丧失北上的信心。我们多次向省委讲明我们的实际情况,省委概不解决,忽视我们的要求。我们又两次前往昆明站作了同样的解释,并拿出我们的28块手表作为车费,暂作抵押,以后用钱来取,仍无生效。在尽到一切努力后,我们代表一致通过,无论如何,北上的信心不可动摇,为此代表们有秩序地上了火车。

一天一夜过去了,火车始终没有发动。下午7时多,国务院值班室来电话通知,全文如下:“在昆明站的知青,影响62次列车发动,此事已报国务院主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同志,领导同志说,请省委尽快做工作,说服他们不要来京,说服不了,可来数名代表,具体请省委考虑做。做的结果请电话告诉我们。”省委副书记薛淘也做了指示:“关于62次列车停20多个小时不能发车一问题的责任不在那一方,不加以追究。”因此我们向各界父老阐述事情的经过和我们北上的信心,请公众自行思索。

版纳知青首批北上请愿团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虚弱的我们才一个个相互搀扶着爬起来。

这时,云南省委副书记薛涛带领一批干部已来到昆明火车站站台,来看望我们。他对我们的态度很和善,工作人员送来许多面包、馒头、汽水让我们赶快进食,将病倒和昏倒的人送到省农垦医院去治疗,然后又开过两部大客车将我们送到“三叶宾馆”,每天发一斤粮票,5月钱生活费。我们再次与省农垦总局开始谈判,我们为究竟派几名代表去北京与对方争论不休;省委的同志说,我们不要争了,你们派几名代表留在昆明等丁惠民他们来再决定。黄玉海与秦亮研究决定11名知青代表用设法凑集的钱买票去重庆,去知青家长和社会各界中去宣传、呼吁,并募集去北京的钱粮,其余的知青乘农垦总局派来的专车回西双版纳。

此时,我们并不知道丁惠民在哪里?我们赴京请愿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去北京。

陈远前被推为首批赴京请愿的11个代表之一,于元月中旬抵达北京,继续他们的使命,这已是后话。陈远前1979年初大返城后就成了18冶金建筑公司的工人,他和秦亮一样,对那段特殊的经历沉默不言,保持着低调(从不参加重庆市知青的联谊活动),住在重钢工人宿舍,谁也不知道这个高个子,家境不好的汉子曾是当年为知青的生存和前途不怕坐牢砍头而请命的首批北上代表之一。陈远前太普通太平凡了,他是那种一汇入人群,你就很难辨认出的男人。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能找到一份糊口的活计,能为在家待业的女儿找到一份工作。热心快肠的邹盛永一口就答应了,下个星期让陈远前的女儿去他开的玩具公司上班。

陈远前至今还保存着40多张记录首批赴京请愿团活动的珍贵的历史照片。

正当云南省委和第一批留在昆明等候丁惠民率领的第二批请愿团的时候,丁惠民始终未露面,令人困惑不解。云南省委不断地和昆明周边的县委电话联系,最后有人见到他们是在杨武,他们在这里停留休整。杨武方面的消息是,丁惠民等人在这里并没有停留多久,就突然消失了。

他们到哪里去了?40多人在一起,目标很大,不可能迷路,沿途也没有发生车祸。昆明是这些人北上的必经之路,在火车站,在长途汽车站均没有发现这些人的踪影。农场方面也没有这些人的消息。留守景洪的知青收到第二批请愿团的最后消息是21日晚丁惠民从杨武发来的电报:“21日到杨武,22日休息一天,情况梢有变化,但基本良好。”景洪农场被知青接管的广播站在播送请愿团的行踪:“第一批请愿团在昆明受阻,第二批请愿团失去消息,去向如何目前还不清楚。”留守的知青们忐忑不安,尤其是那些已结了婚的知青代表的家属,更是提心吊胆。

正当众人都在担心害怕时,丁惠民和他在“杨武分兵”后留下的28名精兵强将开始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战略转移,他们避开了只要二小时就可以到达的昆明,往西一拐,取道峨山。在众人视线下消失了,这是他和刘先国商量许久制定的行军路线。

大事记——1978年12月23日“早晨7点,三个组(京沪渝)同时在公路上搭车。沪渝小组先走,准备到昆明为第二批已到昆明大造声势,而赴京组准备无声无息绕路不经昆明,取道成都直达北京。9:40分赴京组在丁总带领下,取下胸前“北上请愿代表证”,收起请愿团大旗,搭上到峨山的卡车。下午1点到达峨山,每人买一只口罩,吃了午饭,从峨山做班车到玉溪。3:35乘班车离开玉溪,于5点左右到达中谊村,在中谊村商量下一步的工作。晚7点左右乘上林区窄轨小火车。上海小组离开前,丁总对将赴上海开展的几个宣传组成员作了几点要求:

一、 不能在上海进行募捐二、 不能擅自吸收知青,参加上海组活动。

三、 在上海,不能与在沪的任何组织发生任何关系和发表任何联合公报或签名,防止被坏人利用。

四、 加强纪律性,对违犯纪律者必须严肃处理。

五、 上海组的一切活动及责任都由丁总负责,其它人参与一律不负责。

六、 组员服从组长,互相帮助,组织上必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7:35分赴京组在读书铺下车,在此等候昆明发往成都的火车。

按原定计划,前天去昆明的朱一平、胡寅康、顾新华和送钱给第一批的刘胜乘明天火车离开昆明去成都,追赶队伍。

当晚8点半左右,请愿团赴京组从读书铺乘上了去成都的快车。

曾读过《孙子兵法》的丁惠民初试牛刀——“兵不厌诈,兵贵神速”。

杨武分兵是丁惠民率团顺利北上请愿的关键一着棋。他和刘先国谋划许久,决定采取新的措施,将41个人的队伍分成3组,一组26人为主力,秘密北上,避开昆明,以免被省委拦住,即便不拦,与好冲动的第一批搅在一起也是个麻烦事。不与第一代表接触的另一个原因是第一批丢了钱,他们第二批去了,两批人合在一起,手头的经费有限,无法完成北上的使命,丁惠民还有一个顾虑:第一批的人是不会听他指挥的。怕延误了北上大计,二组8人赴上海,三组7人赴重庆,将这15个人分为两组到上海和重庆是出于许多考虑:

一、 这两组人将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样就可将官方注意力引开。

二、 为第一组上京人员节省了经费。

三、 将原先予定的第二套方案提前实施。这个方案就是:如请愿失败,就发动全体知青离开农场,逃回各自家乡城市(主要是上海和重庆),打持久战,每天到市政府门前静坐,争取社会的广泛同情。

丁惠民耍了一个金蝉脱壳计,神不知鬼不觉地避开官方,在他们眼皮底下失踪了。他们从中谊村搭乘小火车到了读书铺,此时已是晚上7点半。读书铺是成昆线上西出昆明18公里的一个小站,昆明开往成都的火车仅在这里停车一分钟,上下客后即开车。晚上8点30分,赴京组26名成员偃旗息鼓,以最快的速度一起登上由昆明开往成都的190次特快列车,消失在南疆大地茫茫夜色中。”

大事记——1978年12月24日“火车已开出云南省,代表们感到离华主席、邓副主席越来越近了,心情都很激动。在火车上,有的代表朗读版纳知青诗抄,有的唱起请愿团团歌。这场面把列车员、旅客都吸引过来,这场面真象开了一次列车上的联欢会。

晚6:20分到达四川省芙蓉国——成都。丁总带领两人买高碑店(离北京还有90公里的河北省一个小站)的火车票,并决定刘先国带一人留在成都等候朱一平等4人,第二天赶来。丁总考虑到北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需要时间继续准备。要让代表们好好地睡一觉,恢复体力。决定在德阳车站下车,晚11点15分下车住宿在德阳火车站招待所。”

下面是邹盛永12月23日——25日的日记:

12月23日 晴 星期六早晨吃饭后搭乘卡车到峨山,中饭后乘公共汽车到玉溪,正好遇见到中谊村的汽车,晚乘坐从中谊村往滇西的小火车,到达读书铺。朱一平因等候胡寅康、顾新华,到昆明去找他们,所以留下了。

因我的工作安排不当,将熬浆糊的大铝锅弄丢了。晚上8点半,我们从读书铺上了由昆明开往成都的190次特快,离开了云南省,走出了北上的第一步。

但听说第一批北上人员昨天开始卧轨,迫使从昆明到北京的列车停开一天,他们从今天12时开始宣布绝食,他们的情况使人担忧。

12月24日  晴 星期日

在火车上,我们很受人欢迎,不少人在支持我们。连火车上的列车员都对我们很感兴趣,借我们要唱歌来接近我们。

晚上六点五十五分到达成都火车站,妹妹接到电报后来接我,因要立即北上,乘坐当晚10点30分的成都至北京的直快,只好简单地与妹妹摆谈一些情况,又匆匆离开成都。到德阳整休一天,一方面做好北上准备,一方面等朱一平、大康等人。11点25分到达德阳,在火车站服务部住下。

12月25日  阴 星期一

今天只有我们宣传组没有休息,忙着抄写诗词、公开信等,但还是没有完成任务,主要是我没有组织好。

但昨晚美美地睡了一觉,体力也恢复了,感冒也好了。早晨给卿霞、雷志敏写了信,大概告诉我们近来的情况。有两个代表今天违反纪律,被纠察组发现,每人记过一次的处分。

24日傍晚,丁惠民的队伍抵达成都,一下火车,丁惠民和刘先国立即奔向售票处,买好到北京的车票,当时到北京买票要凭介绍信(因为当时每天有20万人到北京告状上访,同时为了不引人注意,免生枝节,他们只好买离北京90公里的小站高碑店的票)。他们不敢在成都久留,只留下刘先国和谢继红在成都等候昆明过来的朱一平等人。到成都天气已经很冷,丁惠民见商店里有卖无指大手套和四块瓦棉帽的,便让司务长给每人买一双手套和一顶帽子,以后两天,火车北上,气候一天比一天冷,到北京的冰天雪地更是少不了。晚上11点半他们乘车从成都到达德阳下车,这一天正是第一批北上代表在昆明卧轨的苦难日子,而丁惠民率第二批北上请愿团已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德阳火车站招待所,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大觉,以恢复连日来的疲劳。”大事记——1978年12月25日“有的代表一起床就开始了工作,丁总起草了《告全国人民书》,在丁总的带动下,有的同志在抄写文章,有的同志画漫画,有的外出购买宣传用品,全体代表都积极投入赴京的准备工作。晚上11点30分,我们乘上从成都开往北京的62次特快列车,在火车上遇见朱一平、刘先国、谢继红、胡寅康、顾新华、刘胜等6人,我们终于会合了。”德阳是个很美丽、宁静的川西小城。丁惠民伏在招待所的小桌上起草了《告全国人民书》,首先概述了云南知青罢工及北上请愿团的起因和整个过程,然后慷慨陈辞,这是向全国人民倾诉,希望激起人们对知青命运的同情和理解。

“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知青是国家的主人,我们也知道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罢工的行动在经济上给国家带来了损失。但多年来,我们知青一直被人瞧不起,社会地位极低,处境恶劣,遭遇悲惨,痛苦疾病无人过问。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我们要到北京去,向华主席、邓副主席倾诉多年的苦……

丁惠民闻北京正在掀起一个西单民主墙的热潮,但知青北上请愿只要求回家,决不带一点政治色彩,他在结尾处写到:

“我们知青这一行动是正当合理的,我们知青一无社会背景,二无政治目的,唯一的要求是希望通过请愿的形式向党中央汇报版纳地区5万知青的实际情况,以及要求回家去的愿望。至于罢工,实在迫不得已,一旦中央认为我们的情愿行动是合法的,我们就立即复工。当然,对州委挑起的罢工事端的责任是要追究的。总之,我们坚决听从华主席、党中央的一切号令,如果中央认为是我们错了,那么我们全体代表甘愿承担一切责任,杀头坐牢决无怨言。”写好《告全国人民书》,宣传组立刻忙碌起来,有的抄写,有的刻印,忙得不亦乐乎。

而留在成都的刘先国和谢继红由于无事可干,他们去青年宫的电影院看了两场电影,下午还划船,傍晚他俩在成都火车站终于等到了从昆明过来的朱一平、胡寅康等四人。六人在一起吃了顿饭,于10点半上了64次特快,于11点半钟与在德阳集中的队伍又汇合在一起,他们兴奋地与战友们拥抱在一起。

火车头吞吐着团团水蒸气的水雾,穿过夜色,一路奔驰在秦岭山脉的群山峡谷中,穿过一个个隧道,一早醒来已快到古都西安了。”大事记——1978年12月26日

“早晨醒来,列车已快到古城西安。有两位乘客是宝鸡师范学院的教授,得知我们是云南知青北上请愿团的,向我们要传单,我们给了他俩几份传单。当列车在西安车站停下时,我们下车向旅客们散发了《告全国人民书》,被列车车长知道了,和代表们发生“冲突”,我们要求按铁路局的规定,补全从高碑店到北京站的车票,但列车长找种种借口不予补票。经双方一再交涉还是达不到目的,最后代表们一致决定不理睬他,坚持坐车到北京,并起草刻印了“告64次乘客的紧急声明”。列车长理屈词穷,企图阻止我们北上的行为位能实现。”26日晚,64次特快在西安站停留的时间较长,此时西安的知青已正在闹返城。从12月25日起,31名知青在鼓楼广场集体绝食,家长们帖出“救救我们的孩子”的大字报,这消息是由进站的旅客带来的。丁惠民闻讯激动起来,让代表们下车到站台和候车室去宣传,知青们拿起早已刻印好的《告全国人民书》向候车的旅客们散发。有人迅速告知列车长,他是个很正统的人,发现这些知青都是从云南去北京请愿的,想到近日中央三令五申不能让各地自发去北京上访的紧急通知,觉得自己遇到麻烦了,怕担戴被追究责任,26日白天他答应知青补票。27日凌晨2点,当丁惠民带着几位知青找到这位列车长要求补全从高碑店到北京这一段路程的车票时,他断然拒绝了,理由是经请示上级领导,他们说不得给赴京请愿的知青补票,并告诉他们“车到高碑店,你们必须下车”。知青们根本没想到经过千难万险终于快到北京了,又遇到这个不通情理的列车长,太令人恼火了。丁惠民当即决定,反正我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与列车长摊牌,他当即伏在座位上快速地起草了一份“紧急声明”,宣传组几个人立即刻印,让每两个人一组去各个车厢散发这些墨迹未干的传单——

紧急声明亲爱的64次列车全体旅客:

我们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知识青年赴京请愿团,受版纳地区5万余知青的委托前往北京向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请愿,搭乘64次列车。由于某些原因我们的车票购到高碑店。经过交涉协商本次列车长先开始满口同意将我们的车票按铁道部有关章程和手续,补签到北京,但现在又出尔反尔借口上级有指示拒绝补签,强令我们到站下车。对这种无理的行为,全体代表感到极为愤慨,一致认为64次列车领导的这种做法,是对国家法律的践踏。因为第一,对列车来说,我们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和普通乘客,请愿只是对中央而言的,与铁道部门无关。因而他们无权干涉我们的乘车自由权利;第二,关于补签车票的问题,国家法律及铁道部门历来就有明文章程,公民都享有和应用的权利,因此所谓“上级”都无权剥夺我们的签票权,否则就是违反法律,侵犯我们全体代表的人权。为此,请愿团正式声明,上述原因引起的一切后果、责任不在请愿团。

希望64次列车全体旅客主持公道伸张正义。

                                              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农垦分局赴京请愿代表团

12月27日凌晨3时3分旅客们被知青代表的大声疾呼从睡梦中惊醒,争相看传单,议论纷纷,大多数乘客同情知青代表的境遇,认为列车长太不通情理。列车长担心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知青再来一次昆明卧轨,那漏子就捅大了,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他们补票不补票,索性不出面干涉。

这一场一触即发的冲突,终于化险为夷,知青代表们的斗争终于胜利了!

上午64次列车穿越过广袤的黄土高原,由太原至石家庄,进入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一片白雪皑皑的北国冬天,空气清新,离北京越来越近了。知青代表们太激动了,丁惠民命令每个人把棉背心与棉裤套穿上,将鲜红的代表证佩戴在胸前,旅客们惊异地打量着这些衣着怪异的来自南疆的知青。摄影师胡寅康举起照相机摄下这一组珍贵的镜头,请愿团的两个画家曾永庆和熊占国架起画板立即速写下这些难忘的场面,旅客们向知青们投来发自内心的敬佩与赞许的目光。

随着车轮的轰鸣声,列车风掣电闪般地北上,车过了保定了,车过高碑店、宛平,离人民共和国的心脏——北京越来越近了。在女知青谢继红的指挥下,知青们情不自禁地高唱起《北京颂》来:

“灿烂的朝阳升起在金色的北京,

庄严的乐曲报道祖国的黎明……”

 

                       
第十五章  你好,北京!


    1978年12月27日中午12点25分,64次特快进入北京站,请愿团的知青们立刻欢呼起来。我们终于到北京了,多少回梦中思念的北京!你好,北京!

全体知青代表有秩序地下车,列队在北京站月台上,由纠察组长李长寿整队,交待出站后的纪律;刘先国和邹盛永找到站台工作人员,办好从高碑店到北京这段路程的补票手续,在如潮水般的进出站旅客中,这是一只很引人注目的队伍。女知青谢继红高举着“云南版纳地区知青第二批赴京请愿团”旗帜走在最前面,出了车站,雪花拍打着代表们一张张年轻的,却饱经风霜的脸,鲜红的团旗在北国的朔风中哗啦啦地飘扬。

走出了北京站,他们首先找了拐角处一家小饭馆,解决了饥肠辘辘的肚子问题。每人两个馒头,一碗馄饨,连汤带水,身子暖和了,就有劲了,他们又列队出发了。请愿团副总指挥刘先国劲头十足地走在队前,他们的目的地是天安门广场。北京市民争相观看这支从边疆云南风尘仆仆来的特殊队伍,两个大娘拉着女知青卫生员张秀英已经冻红的手说:“姑娘,你们一定要找个地方住下,不然会冻坏的。”说罢,眼泪就流出来了。从北京站到天安门广场这一段路,他们差不多走了两个多小时,下午三点钟请愿团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北京,但从报纸、画报、电影中早已认识了天安门广场,今天他们的脚步就坚实地踏在广场上,他们是5万版纳知青的代表,为了赴京请愿,他们付出了多少汗水和泪水,但他们历经艰辛,终于来到这雄伟和神圣的共和国的心脏,悲喜交加。在刘先国踏步前进的哨声中,他们收束了游移的目光,直奔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按照丁惠民事前的安排,拉开在旅途中做好的两面横幅:“我们要见华主席,我们要见邓副主席”“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知青代表们排成一排,紧紧扯住横幅。不一会四周就围满了人,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外国记者信息特别灵通,几乎是请愿团一到广场,他们就赶来了。知青们开始向群众散发《告全国人民书》传单,并组织几个口才好的知青向群众发表演说,不时闪过外国记者们摄影的刺眼的镁光,丁惠民定了一条纪律,不准与任何外国记者交谈,以免被人授之以柄。围观的北京市民中有不少是知青家长,他们的孩子还滞留在北大荒、内蒙古草原、黄土高原,他们见到请愿的知青仿佛见到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当母亲的眼泪不禁落下,一片呜咽。围观的群众中还有不少是衣衫褴褛的外地上访群众,文革十年制造了多少人间惨案,他们来北京诉冤告状的,据统计每天上访人数多达十万,他们提出要与云南知青请愿团联合行动。请愿团成员没人去应和,因为丁惠民早已规定,我们赴京请愿只是向党中央反映和要求解决云南知青问题,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故不准与外地上访者发生联系。

这一天北京的气温是零下15度,雪花飘飘,请愿团已在天安门广场静坐了四个小时。这些生活在南方,沐浴着亚热带阳光的男女青年,早已冻得吃不消了,但没有一个人吭声叫苦。

天色渐暗,天安门广场一盏盏华灯亮了,汽车碾过冰雪溅起泥浆,人影幢幢。丁惠民派李长寿、郑国芳去国务院信访办联系。晚上7点,国家农垦总局刘纪民副局长带着两位工作人员来了,他们是刚接到天安门广场管理局的电话,才知道我们到了,他们埋怨云南方面没有事先通知一下,今天恰巧是星期天,司机不上班,为找司机开车又费了一些时间。对来晚了让代表们受冻了再三表示歉意。代表们上了一辆大客车,往西城驰去,安排住进木樨园的国家农林部招待所,刘副局长安排大家吃饭休息,还关照招待所,为了使这些南方来的知青能抗御北方的严寒,住房的水暖汽要一直开到天亮。

知青们睡到暖和的房间里,想到一路上的艰辛,感慨万分。刘先国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谁到北京来了?我!连做梦都没想到!谁的力量?五万三千八百四十一名知青的力量!”宣传组邹盛永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临睡前补写了这一天的大事记:

大事记——1978年12月27日“12点25分列车到达北京站。全体代表在纠察组长李长寿的组织下,有秩序地下了车,排成二路纵队,由团旗引路,整齐地走出北京站,在车站外刘先国宣读代表团在京期间的纪律,然后离开北京站向天安门进发。

下午3:05分,队伍来到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代表们心情是多么激动啊!我们请愿团旗在天安门前迎着寒风挺立飘扬。全体代表冒着纷纷的雪花,展开写着“我们要见华主席、邓副主席”和“我们要告状,我们要控诉”的横幅,就地坐下。不少群众围着代表团索取传单,希望了解版纳知青的情况,当即我们组织了几个演讲小组向群众宣讲了目前西双版纳的情况,首都人民表示同情,在广场同时散发了一部分《告全国人民书》。全体代表在一起照了相,在广场静坐的过程中,有的代表冻病了,可代表们的心是热的,我们终于冲破重重阻拦来到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身边。我们终于把5万版纳知青的心愿带到了北京,我们作为代表吃点苦是应该的,我们一定要把版纳地区知青情况和愿望向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汇报表达。”正当辛苦了几天的请愿团代表们在农林部招待所沉入梦乡时,一道电讯在全世界传播——

“中国云南以丁惠民先生领导的知青请愿团,今天下午到达北京,他们在天安门广场静坐、发表演讲……”首先听到这些电讯消息的是在版纳垦区坚持罢工的知青们,那里地处边境,电波干扰少,知青们通过半导体收音机可以清晰地收听到境外电台的频道。

那天深夜,“美国之音”、“英国BBC”、“澳洲电台”、苏联的“和平与进步”电台,不断重复地播送这条简讯,北京的驻外记者捷足先登。

胡建国、胡长安、罗小文、吴章明、范嘉祥、徐裕敏听到了,他们兴奋地跳起来,北上请愿团终于到北京了,他们有了信心。

仍留在十分场十连的陈文仙也听到了,丁惠民他们终于平安到北京了,她放心了,泪花盈盈。

28日清晨,远离北京的、地处鄂南大幕山的湖北仪表厂的一位厂医,敲开老职工丁志香的家门。“老丁,昨夜听到外台播云南知青到北京请愿,领头的叫丁惠民,是不是你们家的民民?”说得丁惠民父母一头雾水,他们一直在为儿子担心,一封信一封信寄往云南,叮嘱儿子安分守己,不要参与知青“闹事”。前几天还接到儿子从成都打来的电话,知道他随请愿团北上了,丁惠民在电话中说:“我是跟在后面凑热闹的,不会有事的。”现在,他们更为儿子担心了。

大事记——1978年12月28日28日上午8:30分,在农林部招待所召开了代表大会,丁惠民主持会议。会议总结了离开景洪至北京途中的情况,进一步强调了代表纪律,重申代表团任务,使全体代表明确目标,树立信心。会议发扬民主,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了团结,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了使国家少受损失,首先决定解决2个条件,四项任务可以推迟一步。

一、 请中央承认赴京请愿团的行动是合法的。

二、 明确分清引起罢工的责任在谁方。

两个条件得到解决后,代表团立即电令复工。

下午2:30分至5点派了两批代表前往北京民主墙贴出三份致华主席、邓副主席的联名信、《告全国人民书》,版纳知青诗抄、漫画,把版纳知青的心愿、农场的实况公布于众。”这一天,请愿团的代表们早晨9点钟才醒来,这是18日从景洪出发以来睡得最舒坦的一觉。丁惠民的身体到北京一下子康复了,早饭后他就主持了召开了北上代表的第五次大会,也是到北京后的第一次会议,有太多的事情等待着他们去做。他提出的首先必须解决的两个条件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承诺,代表团就立即电令农场复工。上午农垦总局办公室副主任贾大勤来了,和代表们座谈了一会,收下请愿团提出的“请愿书“(传单)、“在京纪律”、“任务”等材料,还在招待所留下一名工作人员专门协调与请愿团的联系,以便随时解决知青们提出的问题。农垦总局派来的医生为知青们治病,这时他们才知道,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25日已率国务院调查组飞赴云南,调查处理知青问题。

下午,两批代表带着三封联名信、大字报、宣传品去西单民主墙张贴。

这是位于西长安街和西单街口,在公共汽车仓库的一座墙,高2米,长100米,正是贴大字报显眼的地方。它是1978年年冬天在北京出现,是当时拨乱反正,深入揭批“四人帮”,呼吁思想解放,民主政治的产物。经历漫长政治与文化专制的重压,当“言者无罪”的呼声日益高涨时,这堵墙成了各种思潮亮相的舞会,其背景极其复杂,以后历史自会评说。请愿团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张贴宣传品,因为这是1978年冬天,北京人流最集中的地方,它是一座民主的讲坛,请愿团的活动本来就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只是为了让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知道云南农场知青真实的生活情况,表达“我们要回家”的强烈愿望。

他们在民主墙上贴出了丁惠民起草的第一、二、三封联名公开信,让首都人民了解版纳知青“返城”风潮的始末。北京市民人山人海围观云南知青们贴出的大字报,议论纷纷,充满了同情与愤慨,大字报的内容;一、 我“幸福”的一夜(云南版纳女知青的控诉)

二、 农场的“人道主义”——一个女知青的遭遇三、 农场的土政策四、 一头牛,一条人命五、 一天内我失去了妻子和孩子六、 天大的冤枉——一份绝密文件丢失后七、 一个知青产妇之死八、 法西斯教育——一对男女知青因恋爱而被裸体批斗九、 得罪“土霸王”十、 他是怎么死的?十一、 她是怎么疯的?……

还有众多的版纳知青诗抄(多半是打油诗)和曾永庆绘制的“归来吧,孩子!”,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丁惠民起草的“对调工作启事”。

“西双版纳是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

我们这里头顶香蕉,脚踩菠萝,

不小心摔一跤,左手抓甘蔗,右手满地花生果。

北京市民意欲前往者,愿与之对调工作。”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是以幽默调侃的笔调来讽刺当年动员知青去边疆时所进行的欺骗性宣传。

大事记——1978年12月29日“上午,全体代表在农林部招待所学习了国务院批发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解决知青若干问题的试行草案》(即四十条)。通过学习,代表们充分发表了意见,归纳起来有两点:

一、 两个文件对今后知青的上山下乡作了统一的安排,是否正确?还有待于今后在实践中检验。

二、 对已上山下乡八、九年的知青实际问题(如一片红,农民上山下乡,中学没有毕业上山下乡)等问题没有提及,对此全体代表持保留看法。

中午12:15分,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刘先国主持会议,着重提了两个问题:

一) 继续向首都人民公开版纳农场血淋淋的知青迫害的材料。

二) 进一步深入领会上述两个文件,提出我们对两个文件的看法和建议。

晚上7:20分,国家农垦总局刘副局长又来看望代表,并转达了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对代表们的关怀。”大事记——1978年12月30日“上午8点在农林部招待所会议室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丁惠民同志起草的,代表版纳知青《给党中央、国务院的建议书》(详文另发)

8:30分,国家农垦总局第二把手张修竹副局长来到农林部招待所,看望全体代表。

9:15分,在国家农林部招待所,会议室举行了由国家农垦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共青团中央、我赴京请愿团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国家劳动总局局长赵志坚和周起光同志,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党总组核心副书记张修竹,副局长刘纪民,办公室副主任贾大勤,计划局王遥栋,国务院知青办王进仁、张亚群,共青团中央农青部负责人李晓芬,以及我团全体代表。张亚群说:“国务院知青办的第一把手因生病不能参加会议。”全体代表一致强调了代表团的四项任务。丁总代表全体请愿团成员对中央转发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工作纪要》和《国务院解决知青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提出了我们的看法:

一) 上山下乡究竟是为了再教育,还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因为我们当时去云南,不是为了寻找职业,糊口谋生。

二) 现在党的政策是动员、鼓励知青上山下乡,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但以前强制性的做法(如上海的“一片红”)应如何解释?如何纠正?

三) 上山下乡已满8年的知青有否退职权?

四) 《试行规定》的第十一条中,是否包括以前的案子(即未能认真处理,民愤仍然很大,罪犯仍然逍遥法外)。

五) 《试行规定》中的第二十二条中第三点“对已婚知青的三次探亲时间,本人是否有充分的选择、决定权?如减少一次,是否能把文件下达下去的事假、工资、路费给予报销。”六) 国务院关于知青问题的规定条文,如在农场得不到落实,或歪曲,打折扣怎么办?到哪个部门告状申诉。

在会议中,代表团重申提出的两个先决条件,张修竹副局长先表示尽快答复。

11:25分会议结束。下午1:30分农垦总局派专车接全体代表前往故宫参观,全体代表感到在华主席、邓副主席身边很温暖。代表团的地位显著提高。”大事记——1978年12月31日“我团派出部分代表前往北京民主墙贴大字,继续向首都人民公开版纳农场的典型材料。下午1点代表团召开全体大会,丁惠民同志主持了会议,总结了几天来的工作。由于来防的人员较多,代表团组织了一个临时接待小组。中午会议全体代表欢聚一堂,送旧迎新。下午4点,国家农垦总局刘纪民副局长,农垦总局办公室贾大勤副主任来到代表团驻地,代表国家农垦总局,同意代表提出的两个复工条件:

一、 明确承认代表团的合法性质。

二、 所有罢工人员的工资照发。双方交换了草拟的文稿。代表团立即发出了复工令,声明罢工结束。

代表团中的两名画家熊占国、曾永庆同志所做的揭露农场少数干部贪婪无耻行径的漫画,受到首都群众的热烈欢迎。代表团作出决议为两位画家的创作提供一切方便。”多年后,丁惠民回忆起1978年岁末的难忘往事,嘴角泛起陶醉的微笑。

“经过多次会谈交流,我们与农垦总局,双方有了充分的沟通理解,气氛越来越融合;在紧张的工作中,我们迎来了1978年岁末,明天就是元旦佳节。晚餐时,我破例让司务长每桌上放一瓶葡萄酒以示节日庆祝,祈望新的一年中,广大知青能实现返城的愿望。晚上刘纪民副局长等人来招待所看望代表们,并与我进行商谈。双方很快达成一个协议:国家农垦总局将以正式文件的方式,确认请愿团的合法性质。作为交换,我同意同时下达复工通知。这一实质性的成果表明,版纳知青自发的请愿活动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为下一步知青返城铺平了道路。同时也表明通过几天的沟通对话,中央对云南知青的实际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应农垦总局领导的要求,从即日起我们停止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

当丁惠民向全体代表传达复工时,仍有一些知青不同意,但请愿团还是立即去电报大楼向留守版纳罢工的知青下达了复工令。

复工令版纳地区全体知青及其它人员:

考虑到赴京请愿团的合法地位已得到确认,以及罢工行动也得到相应的保证。为此,请愿团认为应该立即复工,以顾全大局(详见简报5号)。其它事项,有待于进一步协商,特此通令。以上望公布于众,复工后即复电。

签署人:丁惠民1978年12月31日丁惠民同时向农垦总局领导递交了由他本人起草的文稿:

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建议书我们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团,受5万知青全权委托,向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如下建议:

一、 农村来的青年农民应该回去二、 中学未毕业而来的应该回去三、 受骗上当来的应该回去四、 强迫来的应该回去五、 没有门路和靠山,也不会巴结领导干部,但确实有病的,未能办病退的,应该回去。

六、 找不到对象的,年龄25岁以上的应该回去。

云南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代表团代表团团长丁惠民

这份建议书的潜台词就是:让所有的知青都回去。

大事记——1979年元月1日(元旦)

“为了庆祝元旦节,代表团全体代表前往天安门广场集体活动,在毛主席纪念堂、天安门前合影留念,留下我团赴京请愿历史性珍贵镜头。下午2:20分,国家农垦总局特为代表团安排节目文娱活动,派专车接送全体代表往电影院看电影。晚6点,代表团电令上海组、重庆组停止一切活动,原地待命。晚6:30分,召开全代表会议,刘先国主持大会,两项内容:

一、 由刚赶到北京的刘庭明介绍第一批请愿团在昆明的情况二、 对当天违反纪律的代表进行了严肃处理从保留至今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元旦这一天请愿团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一律穿着厚厚的军大衣。丁惠民告诉我,这是农垦总局领导怕代表们在北京冻坏了,特意向总后勤部仓库借来的,都是部队上缴的旧军大衣,但很暖和。我们一路穿回了云南,没有归还,留下一笔憾事。

请愿团每天编发的简报,都从邮局寄回云南,其中还印了一份赴京代表名单(共计28人)

丁惠民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   张秀英勐棒农场八分场副业队刘先国景洪农场十分场七队   孙炼  勐腊农场三分场四队朱一平景洪农场十分场三队   朱德昆东风农场七分场六队黄有志景洪农场十分场机务队 翟荣志勐腊农场六分场基建队谭得超景洪农场十分场十队   李万云东风农场十分场八队李长寿勐腊农场七分队二队   谢继红勐棒农场一分场二队邹盛永勐腊农场六分场六队   陈允龙勐腊农场八分场筑路队赵国富东风农场十三分场三队 邱亚德东风农场十五分场五队王庆  勐腊农场二分场六队   赵兵  勐腊农场八分场六队郑国芳东风农场十分场三队   浦文伟勐腊农场二分场二队熊占国勐棒农场三分场三队   刘桂英东风农场九分场四队胡寅康勐腊农场二分场基建队 刘胜  东风农场九分场二队凌正龙勐腊农场七分场二队   曾永庆勐棒农场六分场十三队潘方林东风农场七分场十队大事记——1979年元月二日“国家农垦总局派专车接送全体代表去看电影,作为组织上对代表团在京安排的文娱活动。

下午5点,召开全体代表大会,由刘先国同志主持会议,根据国务院转发的三点意见,代表团决定留下十名代表留京完成递交请愿书任务,其余代表分两批前往上海和重庆两地给杨武分兵去沪渝两地的同志宣传,传达国务院的三点意见,在定期内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回云南后,协助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搞好知青工作。”丁惠民回忆说:“元旦刚过,我得到有关方面的示意,知青代表在京人数不宜过多,是否可以先回去一部分,抓革命促生产……这又是一道难题。二十多名代表跟随我历经艰辛,才到达北京,留谁去谁都难取舍,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最后决定暂时不把真相告诉大家,以后再向这些同志道歉吧。我以加强上海、重庆两小组力量为由,只留下包括我在内的十名代表,其余又分成两组,赴上海、重庆工作。”卫生员张秀英从景洪出发时已怀身孕,到北京后由于连日受风寒、冷冻,已出现流产的预兆,这下急坏了丁惠民和刘先国,他俩商量让黄有志、谢继红保护张秀英返回重庆,与他们一同返渝的还有几位重庆知青。

派往上海的小组,由请愿团秘书长朱一平带队。重庆知青代表曾永庆因为在勐棒农场谈的女朋友是上海知青,主动提出要去上海,顺便去看望未来的“老丈人”一家。朱一平、曾永庆一行到上海市革委会知青办报到,上海知青办将他们吃住安排好,知青办负责人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劝留守云南知青早日复工。这时上海知青的家长们也发动起来,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尽快回到上海,他们天天跑到人民广场散发传单,作演讲,听众很多。上海市政府希望他们早日离开,没过几天,他们接到丁惠民的电报,让他们尽快返回云南,到昆明集中。上海市政府十分高兴,当时往昆明的火车票难买,上海市政府立刻为他们十几个人买了卧铺,并将他们送上火车才放心了。

丁惠民下达的复工电令,由于中间隔着个元旦假期,元月三日才送到在景洪留守的总负责人手中。

在西双版纳,复工的命令遭到知青们的抵制。

因为坚持罢工是北上赴京请愿团的坚强后盾。前几天,在勐腊农场,农场领导向知青传达省委关于贯彻国务院三点指示精神后,一部分留守知青准备复工,六分场10队重庆知青邓川华当场拍案大吼:“谁敢复工!我们复工就是出卖在北京的请愿代表。谁复工,我就和谁拼命!”,人们被邓川华披肝沥胆的仗义折服了,没人敢复工。1979年知青返城后,邓川华被安排到重庆针织总厂工作,90年代初该厂是全国第一家破产的大型企业,邓川华随即下岗,并于1999年患癌症去世。

留守西双版纳的知青们并不知道北上代表在京谈判的详情,一听说复工,不明就里,他们找到留守的总组负责人胡建国。胡建国说:“复工吧!”,一位知青掐住胡建国的脖子说:“你再说一句复工,老子今天就整死你!”,胡建国说:“你就是把我打死了,也得复工,不然北上请愿团就回不来了。”胡长安上前劝阻,那位火气冲天的知青转身抓住胡长安的衣领:“你要喊复工,今天我就要你的命!”,纠察人员立即将他们劝开。

为了核实是否真的要复工,胡长安和罗小文等人跑到景洪邮电局给国家农垦总局办公室挂长途,接电话的是值班室的郑秀,他在电话中明确告诉他们:“要立即复工,农垦总局已和你们的代表达成协议。”复工的命令被证实是真的,知青们怏怏地返回各分场,宣布这一决定。

但是,已经瘫痪20多天的版纳垦区,要让知青们马上复工,谈何容易。首先是心理一时难以接受,即便是出工,也只是扛着锄头上山转一圈又下来了,时值冬闲,除了胶林管理,没什么活计。春节临近,正是每年知青请探亲较集中的时间,有些分场索性一律同意知青们请假回上海、重庆探亲。由景洪往昆明的长途汽车,由昆明发往沪、渝两地的火车大半是回家探亲的知青,留在农场的知青不到一半,罢工期间给农场并没有造成太大损失,造成损失的倒是在少数农场的返城心切的知青们,他们冲砸农场干部的家。为发泄多年积怨而毁坏公家财务的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让我们把镜头再移向北京——

大事记——1979年元月3日“上午全体代表为前往上海、重庆两地的宣传组做准备工作。下午一点半,我团全体代表由共青团中央李晓芬同志,国务院知青办张亚群同志,国家农垦总局信访办孔繁敬同志陪同,坐专车前往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毛主席八十五寿辰摄影展览》和《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革命老前辈的英勇斗争史,使全体代表深受教育,同时,决心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

上海宣传组由朱一平同志带队,在下午三点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国家农垦总局派专车把代表们送往火车站。”前两天,第一批请愿团的负责人刘庭明赶到了北京,他熟门熟路似的,很快找到了农林部招待所,找到了丁惠民他们。第一批在昆明受挫后,在昆明街头向群众们募捐,然后一部分人去了上海和重庆,另一部分人回到了农场,刘庭明独自跑到北京来,他似乎成了第一批和第二批之间的联络员。丁惠民和刘先国没说什么,就让刘庭明留下来了。

“元月4日上午8:57分,丁惠民把赴重庆的代表送上火车,回到招待所。10:20分国家农垦总局的孔繁敬便来通知他们,国务院副总理王震马上接见赴京代表团。

在这之前丁惠民曾多次向国家农垦局负责同志表示,希望中央领导接见赴京请愿团,华主席和邓副主席日理万机很忙,不可能接见代表们,但必须有一名政治局委员级领导出来接见我们。王震是前几天——1978年12月22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与邓颖超、胡邦耀同志一起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的。王震曾任农垦部长,是中国军垦和农垦事业的开创者,深受全国农垦系统、军垦系统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与爱戴,由王震同志接见代表们,令代表们非常兴奋。

上午11:15分,请愿团的代表们在国家农垦总局贾大勤和孔繁敬的陪同下,乘专车来到王震副总理的住地。11:18分,王震副总理、程子华部长同代表们握手,一同在办公室会客厅里落座。

陪同王震副总理接见的有: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农垦总局副局长张修竹,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张亚群,共青团中央青农部李晓芬及全国妇联、国家劳动总局负责人。

被接见的知青代表有丁惠民、刘先国、顾新华、李长寿、翟荣志、熊占国、邱亚德、刘庭明、陈允龙、邹盛永。由于事前规定不得摄影,负责摄影的胡寅康没有来,他留下是经丁惠民、刘先国商定的,留一个人在招待所,万一知青代表们被抓走了,总得有人向农场报信,他们是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的。

知青们一一就座。他们胸前仍佩带着“北上请愿代表”的红布条,他们望着威严的王震副总理,个个表情严肃,内心紧张,知青们平时散漫惯了,说话不知天高地厚。这会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他们被这高等级的官方场面震慑住了,按商定的,主要由丁惠民发言,其它人不准插嘴。

王震说,这几天会见外宾,今天会见你们内宾。

然后王震拿名单看,代表们听到王震念到自己的名字时,就恭敬地站起。当念到李长寿时,王震说:“你这个名字很好,长寿!今年几岁了?”李长寿回答:“25岁。”“我的年龄减去半个世纪,你就和我差不多了。”王震感慨地说:“我今年70多岁了,还有三、五年就要见马克思和毛主席了。你到我这么大年纪还有半个世纪,这么闹下去还行?我们国家怎么富强起来?”这时刘先国拿出红纸封好的请愿书,双手捧着珍重地递交给王震,王震接过来,看了看上面那行字:“敬呈华主席、邓副主席。”他点点头说:“我一定代你们呈送华主席、邓副主席。”王震同志接见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国营农场知识青年丁惠民等十位同志时的谈话:

……

时间:1979年1月4日11:20——1:00地点:王副总理办公室…………

王震同志说,我与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同志找你们谈一谈。张修竹同志和你们见过面,是不是?(丁答:见过。)同志,我们今天交脚心。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你们赞成吧?(丁答:赞成。)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国正在出现大好形势。国际形势也向好的方面发展,中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中美建交。去年那么大的旱灾,要是在半个世纪以前,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真不知要饿死多少人。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这一伙卖国贼、叛徒、特务、反革命,闹了多少年无政府主义,煽动了多少红卫兵整我们这些跟毛主席南征北站多少年的老帅老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多少老工人被打死打伤,我也被游了街,程子华同志也靠边多少年。我们的叶老帅,八十多岁了,老人家也受了苦。我们党政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也被他们诬陷。什么“二月逆流”,什么批林孔批周公,就是批我们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嘛。他们搞无政府主义,就是要把老干部百分之百都打倒。搞了这么多年,把你们都耽误了,本来应当好好上学的,想想你们也是受害的嘛!

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的干部,过去也是青年,他们都是自告奋勇到那里去建设边疆的。要立志把那个落后的地方,建设成新的先进地区,我们不去开发、建设,难道应该给苏联走狗越南人来占领吗?不能吧?那些同志很好,在这十几年中,不断受了地、富、反、坏分子的冲击。所以,应当首先承认,那些同志有功劳,有苦劳。当然,农场没有搞好、管好,我代表他们向你们赔礼道歉。

“四人帮”搞无政府主义,为的是搞反革命的夺权,这些家伙说什么,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你们也以为你们的行动是正当的,什么正当?现在,叶副主席、邓副主席辅佐华主席,把陈云同志又请出来当副主席,就是要搞现代化建设,要整顿党风,革命的优良作风,社会主义法治,这个问题要和你们讲清楚。昨天和秋里同志、方毅同志还谈到这个问题,现在不能什么事情多找华主席他们那里去,转过来行不行?(丁答:行。)转过来,和我们一起贯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路线。个别反革命闹事,破坏国家安定团结,总是没有好下场的。我们这么大年纪还要拼着命搞“四化”,死了让你们接班,四个现代化还不是为了子孙后代。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要靠你们青年人。和你们说清楚,把你们这个布条子(指青年们胸前写有“北上请愿团代表”的红布条)出去时取下来,你们搞这个,搞乱了,对“四化”建设不利。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不爱护吗?华主席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就是为了好好干事情,搞个安定团结,把这个局面转过来,好不好?把这个(指红布条)取下来,你们的行动不是正当的,但是绝对保证对你们不搞报复,保证改了就好!不干这个。我们两个老头子(指自己和程部长)对你们讲清楚,请你们务必要关心国家大事,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恢复正常秩序,把经济建设搞起来。还有一个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要团结起来,要依靠你们这些青年人,要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要把国家建设得富强起来,不能没有很多困难。对现状,我也很不满意,也睡不着觉。可以说,我们这些老头子自己觉得对不起全国人民。现在还有一亿多人吃不饱。这几天我接见外国人,他们就怕我们国内乱。他们说,我们希望你们强大,要投资,我们有钱,但你们一来红卫兵就把我们的投资冲掉了。请你们叶老元帅委员长的人大立个法,保证我们的投资能够还本付息。现在我们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才60多元(程子华同志插话:有的还不到四十元)你们……(丁说:我们一年四百元)。邓小平同志经常讲,怎么能够把人民的生活改善得快一点。邓小平同志,毛主席过去讲过他很能打仗,反修坚决,有辩证法,人才难得。对叶剑英同志,毛主席过去也讲过,“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就是表扬叶副主席的嘛!可是,林彪、“四人帮”那个时候,连朱总司令都不能和毛主席见面。毛主席后来年纪大了,又加病重,周围被坏人包围,弄得老同志都不能见面。病好一点,就说把我们的老首长请回来,就是请邓小平同志,我们都很高兴。以后又打下去了。我们的军队没有乱,就是因为有老帅们在,“四人帮”他们指挥不了,他们一个营也调动不了。(程子华同志插话:军队如果出问题,就没有现在了)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候,你们闹事,那个影响不好。小平同志不久要到美国去谈判,国内没有个安定团结局面,怎么行?你们闹事,搞不得。你们要转过来,作自我批评,行不行?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讲了,决不报复你们,但是回去还要做自我批评。今年是三年大见成效的一年,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都要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如果你们这样做,坏事就能变成好事。再不要干这个事情了,我们的国家需要团结。

华主席最近讲,不要称主席,就是叫华国锋同志。八十多岁的老元帅叶剑英同志,七十多岁的没有要元帅衔的老元帅邓小平同志,诚心诚意地辅佐五十多岁的华国锋同志,就是为了把我们的国家建设起来。

你们回去,要宣传三中全会的民主作风,宣传安定团结,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贡献我们的青春,把宝贵的年华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搞这个罢工啊,不对。但是你们来了,还是要听话的。这样我们有不同意见,和你们讲清楚,死了才好向毛主席交代嘛!希望你们要记住,要有个团结,要有个领导,党的领导,要有个民主集中制,把我们的国家建设起来。我和程子华也摆摆老资格,他(子华同志)双手都残废了,我们出百死,入一生,为了什么?好小伙们!

我们准备在春节的时候,组织慰问,组织少数家属代表到垦区农场去慰问,看看你们。

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同志已经到你们那里去了。最近越南背信弃义,投到苏修那一边,进攻柬埔寨,也进攻中国边境,在这种情况下,全国要安定团结,特别是边境地区更要安定团结。农垦这十几年也搞乱了,人增加很多,生产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过去的那些,都开割了吧?(丁答:也没有割多少)要依靠你们大家努力,把生产搞好。搞好了,三十岁讨老婆也不算迟嘛!(程子华同志插话: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三十多岁才结婚的)我们那时候,整天打仗,哪里顾得讨老婆。象贺老总、陈老总、彭老总,都是三十多岁才结婚。彭老总也翻了案,你们拥护不?(丁答:拥护)这些老总都很勇敢,打仗不怕死,是真的。

你们那里,周总理去过,贺老总、陈老总都去过。你们要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也能有茄子、辣椒吃。我在北大荒过过春节,也在你们勐腊那里过过春节。周总理还在西双版纳和吴努开过会。那个地方,我看很好,气候也很好,澜沧江有很大的水力资源,可以发电,还有铜矿、铁矿、金矿。真正搞起来,不是个落后的地方。你们要在那里安家立业,以那里为家,创造新的乐园。我是爱祖国边疆的,快死了的老家伙,烧成灰撒了橡胶园去。

和你们讲个故事,唐太宗问他的左右丞相,就是现在的总理,房玄岭和魏征,创业和守业哪一个难。他们一个说创业难,一个说守业成难。唐太宗说创业难,守业也难。他那时候,打下一个天下,当了皇帝,就要安逸了,享受了。富贵就会生乱。所以,他说创业难,守业也难。我们现在还是在创业,这么穷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还要花很大力气,还要过困难日子。你们这么一搞,全国农场有一百五十多万青年,在农村还有成千上万,还有千把万没有书读,还有一亿多人吃不饱,肚子还在半饿着。过年这一天,我们没有休息,小平同志给我们讲话,说还是要安定团结起来,把生产搞好。你们要支持、帮助农场的领导,他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嘛!要靠自己的力量,把菜种起来,把猪养起来。你们要从大处着想,远处着想,把眼界放开阔一些。老实讲,内地人口这么多,我看建设边疆是二十世纪末建成四个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我讲多了,总之,希望你们按十一大路线、新时期的总任务、新长征努力吧!按三中全会的决定办事,要搞安定团结。我们找你们来见个面,希望你们在这一方面作出努力,不要让外国人看我们的笑话。我们的青年是能吃苦耐劳的,有创造力的,有智慧的。要团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把边疆建设好。大家一致对付敌人,团结自己,争取胜利!

接着陈子华同志讲话了。他说:华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你们要想一想,你们这次罢工,你们说是宪法规定,你们有这个权利。但是,你们要想想,罢工是对谁?我们这个国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不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国家。而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国家。你们都是国家的主人,农场也是你们的。几万人罢工,损失多大,这损失是谁的?(王震同志插话:你说,一千多万人回到城市来,还有饭吃?)这个损失也是你们的,是全国工人的、农民的。不要光讲宪法有这个规定,有这个权利,你们是向自己罢工。农场的损失,你们就没责任?当然,农场没有办好,领导有责任。这损失多少?你们每月拿工资,从哪里来?是从你们劳动创造的价值中拿出一部分。你们还要求工资照发。你们是为谁劳动?再就是,你们的口号讲“还我青春”,谁耽误了你们的青春?是林彪、“四人帮”。我们这十多年也耽误了嘛!三八式的干部当时正是四十多岁,这些都靠边站了,也耽误了嘛!你们这个青春是林彪、“四人帮”耽误的,现在要华主席还吗?你们这个口号,也要想想,这个口号提得就不对啊!刚才,又来个“妈妈想念”,看到自己的小家庭,也要看看大家庭。大家庭不好,你那个小家庭怎么好得了?好些人在那里牺牲的,都不知道。那时为了什么?还不是为革命打天下,我们年纪大了,你们呢?国家实现现代化,这个担子要落在你们肩上,要向前看,看到国家的前途。不要光看自己家庭的小圈子。我们青年时,就是一股干革命的劲,你们现在也要有这股子劲搞四个现代化。回去以后,不要讲我们罢工胜利了。你们罢工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要作自我批评,我看王副总理讲得很多,很好。

王震同志让青年们讲讲。

丁惠民同志说:王副总理、程部长对我们的指示,我代表大家表个态,表示接受。不过,对国家的前途,我们也不是不想,可能是从我们自己这一方面想得多了一些。

接着,丁惠民汇报了农场许多政策落实不了,干部作风方面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希望中央在调查以后,作出一些相应的规定,使农场存在的问题能按中央的政策得到解决。

最后,王震同志说:国家农垦总局、团中央、妇联的同志还要听取你们的意见。有些问题要改,汇总到民政部。具体的经营管理问题,由农林部、国家农垦总局负责。你们回去如果做自我批评,也要帮助改变农场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我们所以站出来讲话,是因为如果让你们这样闹下去,也对不起你们。今天面对面地和你们讲这些道理,是为了使你们懂得新中国来之不易。现在要好好搞建设,全国上千万知识青年,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我相信向雷锋叔叔学习的总是多就是!至于农场的干部作风不好,要改。有些同志改了,就算了。你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看远一些。目前我们前进中的困难还很多,但是前途是光明的。青年们自己来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就高兴了。这个(指青年们联合签名的请愿书)我转给华主席、邓副主席,请你们赶快回去干革命,为实现四化作贡献。你们再写个信给华主席,叶、邓副主席,把四化搞好。毛主席讲,风物长宜放眼量。今后半个世纪是你们的,希望你们守纪律,奋发图强。”下午1点,谈话结束,王震副总理与代表们一一握手告别。

代表们沮丧地回到招待所,没有人说话,来北京的任务已算是完成了吗?但事情却没有解决,让王震训了一个多小时的话,这不对那不对的,他没有说一句“你们可以回家了。”从这位副总理的谈话里,代表们看不出国家在知青问题上有什么改变。他们各自躺在床上,想心事,这些日子来的激情与幻想荡然无存。见气氛十分沉闷,刘先国将大衣一披,说:“走,我们看电影,散散心。”代表们都跟刘先国去附近一家电影院,房间里只剩下丁惠民一个人,他一根烟接一根烟抽起来,吐出的烟圈包围着他,一下子悟到了;“其实王震什么都没讲,他只是在重复报纸广播里天天重复的那些东西,这就是政治,一种政治姿态,它的功能不是用来解决问题某个具体问题,而是让参加游戏的各方都感到胜利了。你看,中央首长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专门接见知青代表,给予亲切的教诲,这便足以证明中央是重视关怀知青的。作为知青来讲,不远万里,经历曲折来到北京,终于见到想要见到的人,请愿书也当面递交了,回去后对五万版纳知青兄弟姐妹们也算有了交代。那么,5万知青返城的户口找谁要呢?王震肯定不管户口之类的事情,只有找云南、上海、重庆的地方父母官去要了。呆在北京已没有多大意义,打定主意,丁惠民去意渐萌。

下午4:50分,守在招待所的孔繁敬接到贾大勤打来的电话,告诉知青们:王震副总理邀请代表们5:10分到他家看电影。丁惠民突然灵机一动,感到转败为胜的机会来了。他马上对老孔说:“我要写几封信,去不了,谁要谁去。”正处于闷闷不乐的知青们见丁总的表态,,也找各种理由,说不去了。这下可把老孔难住了,他知道这些年轻人在闹情绪,于是和颜悦色地劝知青们还是去。

5:30分,电话又来了。老孔叫丁惠民去听电话,丁惠民随便叫了一位知青去接,就说“我生病了”,仍然不去。老孔更着急了,天哪,这些知青真不知天高地厚,有王震副总理请看电影,应该是“受宠若惊”,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不可一世的红卫兵领袖也没受到如此礼遇。

6:30分,电话铃又响了,是王震的秘书打来的,指名要丁惠民接电话,总不能让王震亲自打电话来吧?丁惠民只好去接了。秘书在电话中告诉丁惠民,王震副总理决定将电影延长一个半小时开映,请他们一定立即来;另外王副总理还将传达邓副主席的重要指示。

丁惠民感到事情的紧迫,再拒绝简直没道理了。知青代表们在老孔和老贾的陪同下乘车来到了王震的住址。这是一座经过修茸的四合院,也许是前清的一座王府。当王震出现时,代表们明显看出这位老人脸上明显不愉快的神色,他们明白副总理是为这些知青不识抬举在恼火,双方沉默着。后来还是王震打破了沉默,说:“今天下午我向华主席、邓副主席汇报了,同意我跟你们谈话。邓小平说,你们那个地方是个好地方,今后没钱,国家贷款,国家没有,外汇也可以贷。”丁惠民听后,心想,邓小平确实是个讲实话的人,短短几句就点中问题的根本,不就是穷嘛,生活没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城。如果早半年有邓小平今天讲的这句话,我就不会搞这场请愿运动了,也许知青还留得住。但现在什么都晚了,人心思归已成定局,中央能看到这一点吗?

开始看电影了,第一场是戏曲片《躲灯》,第二场是美国故事片《巴顿将军》。

电影放映室不大,王震、程子华、丁惠民坐在第一排。第二排位子空着,第三、四排坐着知青代表,还有陪同来看电影的其他部委同志。

银幕上是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二次大战战争场面,丁惠民根本就没心思看电影,他在微闭双眼在思考问题,王震见他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问:“怎么了?”,坐在后排的顾新华见状,上来对王震说:“我们丁总病了。”王震打了个手势,他的秘书马上就来了,王震吩咐说:“明天派车送小丁去301医院看病。”电影终于放完了,大家准备握手道别时,又发生令人以外的一幕,前两天刚从昆明赶来的第一批代表刘庭明,突然大叫一声“王震”,一面从后排座位冲上前来,他刚起步就被两位便衣警卫紧紧地按住,在场的人都惊谔了,谁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丁惠民估计他是想向王震副总理解释昆明卧轨事件,但皇城根底下是个讲规矩的地方,岂容得你边疆山区草民由着性子乱来?

秘书走过来对王震耳语了几句,王震顿时勃然大怒使劲地跺跺拐杖,厉声道:“你要闹别扭,给我小心点——。”不欢而散,人们刚才看电影时欢快轻松的心情,让刘庭明惹的乱子搅浑了。

回到农林部招待所,丁惠民立即做出决定,明天一早不辞而别离开北京,这是他在瞬间想到的一步,这是“无招对有招”,既然已完成了赴京请愿的使命,王震又没有说可以给户口给你们,再待在北京已没有什么意义,另外他还听说第一批的代表很快就要来北京,走为上策。

第二天(元月5日)代表们早早起了床,李长寿打头阵赶去火车站买车票,司务长翟志荣则去和老孔结帐,老孔大吃一惊:“怎么你们要走?”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并说所有的伙食费由农恳总局报销,翟志荣说:“我们不是来讨饭的,我们有经费。”很快与老孔结清了请愿团在京期间的伙食费。其他代表很快收拾好行装,立即出发去火车站。刘庭明留下来了,他要在这里等待首批请愿团代表,他们的使命还没完成。

经过前门时,丁惠民在熊占国、胡寅康陪同下去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完成请愿团的最后一项任务,向周总理献花圈。由于当时在北京买不到花圈,请愿团的两位画家用一张大纸画了一个花圈,落款是:云南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团。丁惠民来到纪念碑前,将“花圈”贴在碑座上,深深一鞠躬,胡寅康按动快门,摄下这一珍贵的镜头。

赶到火车站,只买到上午开往西安的车票。有人眼尖,发现农恳总局的老贾和老孔进站来,正在月台上东张西望的找他们,丁惠民带了个大口罩坐在一角不露面,让刘先国去见他们,老贾老孔要挽留他们:“我们还有许多细节问题要谈,怎么就不辞而别了。”并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代表们在谈判中提出的“不能将农场知青们改称为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这一问题,经与多方面协商,同意知青的要求:农场的知青身份不变,仍是知青。火车开动了,知青代表们一个个从窗口伸出头来,向这两位为他们辛苦多日的干部挥手道“再见”。

在景洪坚持罢工的知青们根本不知道请愿团这两天北京的情况。下面是罗小文保存至今当年的一份电话记录:

北上请愿团长途电话联系记录


1) 关于给予请愿团合法地位和罢工人员合法权利的决定,国务院已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转到下面(即国务院三点指示),是由华主席、邓副主席、李副主席审阅过的。

2) 提出了回家问题,但不象大家想的那样简单,要冷静,要时间。

3) 大家应该立即复工,向中央调查团反映情况,诉苦伸冤,这也是积极行动,也是支持北上的具体行动。

4) 代表们提出了六个要求,已寄出,收到后立即广泛宣传,家喻户晓。

5) 如果分局,农场再向大家施加压力,应该有相应的反映,包括再次罢工。

1979年元月4日晚9点元月6日凌晨,请愿团10名代表到达古都西安,他们在这里稍事休息,他们还抽空参观“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了解到历史上奴隶主,封建王朝对广大人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代表们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无比愤恨。

胡寅康在西安为代表们拍摄了一系列有意义的镜头,其中饶有风趣的两张是:丁惠民在西安街头一幅美国影片“百万英镑”广告前的留影,他身披大衣,正在吃冰棍。

刘先国等五位知青在车站前候车神志怡然,很有点象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共青团们出征上前线。

元月7日凌晨四点五十分,请愿团上了由北京到重庆的特快,他们归心似箭要返回云南,不知是怎样的命运在等待他们。

元月8日上午,当列车到达重庆站时,丁惠民蓦然发现,自己已成为举世皆知的传奇式英雄。有上千名知青及知青家长们排成两队,夹道欢迎这些请愿归来的英雄们。刘先国在火车站发表演讲,将在京的请愿过程告诉大家。重庆市知青办安排好代表们的食宿,还派专人送丁惠民去医院治病。

请愿团在重庆停留了两天,元月9日在储奇门一家小旅馆,请愿团召集在重庆的部分知青开会,向他们传达了王震副总理的讲话,统一了思想认识,并决定十日离开重庆返回昆明。

代表们在渝期间,元月8日国家农垦总局下发了(79)16号文件:

国家农垦总局文件

(79)国垦办字16号关于认真贯彻执行王震同志对云南农场来京知青谈话精神的通知。云南省农垦局、各农垦分场、国营农场:

1979年1月4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同志和民政部长程子华同志接见了丁惠民等十名云南农场的青年同志,就这次西双版纳国营农场下乡青年罢工问题,热情、诚恳、严肃地和他们谈了话。当天下午王震同志向华主席、邓副主席汇报了这次接见的情况,华主席、邓副主席表示同意王震同志的谈话。邓副主席还指示:西双版纳这块地方一定要搞好,王震同志当晚将华主席、邓副主席的指示向丁惠民同志进行了传达,丁惠民等于1月5日离开京返滇。

现将王震同志接见丁惠民等同志的谈话纪录稿印发给你们望即向全体干部,工人和广大青年传达并组织讨论、落实。为了认真贯彻执行王震同志的指示精神,特通知如下:

一) 这次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知识青年罢工时间涉及面较广,给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这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当前我国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是很不利的,我们国家农垦总局在组建前后,对云南省国营农场知识青年思想上不稳定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但是没有及时会同有关部门,在云南省委的领导下帮助云南省农垦总局切实介决,由于“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在农场知青工作中遗留下来的一些实际问题,对这次事件的发生,我们是有责任的。

二) 云南省农垦总局,各农垦分局,国营农场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青年同志都应在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充分认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认真吸取教训。各级领导干部要看到,由于我们本身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对“四人帮”横行时造成的一些冤案、错案、假案么有及时昭雪、平反、纠正,对个别干部中捆绑、打骂、迫害青年的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好,没有把生活搞好。青年们不满意,有气。这也是引起这场罢工的原因之一。只要我们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热情耐心的进行说服教育并抓紧解决一些应当解决的实际问题,青年们是能够顾大局,识大体的,守纪律的。根据王震同志的指示精神,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二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所有参加这次罢工的青年,除极少数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需要切实查明事实,给予必要的处理外,一律不得歧视和打击。青年同志们要认真领会王震同志的提示精神。要看到当前在国营农场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问题的解决要有个过程,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尤其是解决因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在知青工作中的遗留问题,更要以主人翁的态度,要向前看,顾全大局,安定团结,积极帮助和配合各级领导改进工作,搞好生产。我们希望青年同志们要认清安定团结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这是中央的战略布署,是大局。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任何不利于安定团结和发展生产的做法都是错误的。组织这次罢工的青年同志要按照王震副总理接见时的指示,作必要的自我批评,立即解散罢工期间的成立的各种组织,回到本单位,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协助各级领导做好广大青年的思想工作,迅速稳定局势,坚守岗位,集中精力,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千万不要辜负中央领导同志的热切期望。

三) 对少数确有特殊困难,确实不宜继续在边疆地区工作的青年职工,应按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精神,由所在农场与本人原籍联系,通过协商,按调动工作的办法,积极妥善地加以解决。

四) 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是加快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国营农场各级干部和广大工人同志们肩负的一项光荣任务,许多同志长期坚持在那里艰苦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为开发建设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赞扬的。

我们相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动下,广大干部和青年同志们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奋勇前进,克服暂时的困难,把国营农场办好,在新的长征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元月10日,北上代表们离开重庆,临上火车前在站前广场,代表们向山城父老发表演讲。丁惠民因为生病,由两位代表搀扶着和广大知青家长们见面,与他们挥手道别。重庆市知青办主任和副主任代表市委领导前来车站为代表们送行。

元月11日上午,代表们在贵阳转车,尽管在这里只停留5个小时,而贵州省没有一个知青在云南,当代表们走下火车时,发现贵州省知青办的领导已在车站迎候他们,几个小时后又为他们送行,显然国务院知青办已向沿途各大城市的知青办打了招呼,对代表以贵宾相待,代表们很激动,表示一定要听从华主席的指挥,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元月12日清晨6时,请愿团到达昆明,住进向阳旅馆。云南省农垦总局副局长刘林闻讯后赶来旅馆看望代表们,并亲自为请愿团安排吃住问题。中午12点,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薛韬来看望代表们,他和丁惠民不无忧虑地交谈了一些最近农场发生的事情:

“下面的情况你知道吗?东风农场闹得最厉害,把老工人也带动起来了,组织了一个什么委员会,是华侨带动起来的。在勐定、临沧,有210人举行了绝食。我知道后打电话给赵凡同志,赵凡去了以后,讲话他们起哄,做他们思想工作也起哄,德宏州的盈江地区闹得最凶,蒙自等地也闹起来了,把砍刀、锄头都烧了。你们那里的知青开始把东西卖了,猪也杀了,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家。昨天晚上,我和赵凡同志通了电话,知道你们今天到,我叫刘林同志来招呼你们,要你们早点下去,反正问题是要解决的。请你们相信我,这么大的问题,涉及到全国800多万人,我向四川、上海的同志都做了交待,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总有个过程。

你们那里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象找不到对象,有些干部压制群众,病退、困退得不到办理。

我刚开过会就来看你们,听说你们有几个同志病了,来看望你们。下面给你们讲一下第一批在昆明的情况。

他们上午一到,下午我就同刘林等几位同志招呼他们,叫他们派几个同志来农垦局,我想见见他们,一直等到4点钟迟迟没来。我只好自己到向阳旅社,看到他们的情况,闹得乱哄哄的,因此到对面没有造好的房子里去谈,共去了10个人。谈了一会,他们不听,有一个人叫走,全部人都走了。第二天,我又约他们8点来,等到10点还没来,又叫农垦局的同志去做工作,才来了6个人,提出的问题是没饭吃,谈到最后,我们安排了他们吃住。他们反正要上,谈崩了,他们知道小丁已到了杨武,我建议等小丁来了再谈,但他们非要上北京。我感冒了,下午不能来,就请刘林同志和他们谈。下午6点又谈崩了,非要上火车不可。车子停了一天,不能开出。最后三番五次作了思想工作,谈了两个小时,还是要上。国务院知道了情况,打了电话,如实不行了,可派数名代表上来。到晚上他们下来了,他们提出要派15名代表上京,我们又建议等小丁上来再推选代表上京,他们提出:‘我们是5万知青的代表’。第二天,第二次上了火车,乘警同志履行职责,检查车票,阻拦不听,因此发生了一些小冲突,就这样国务院三条意见就产生了。我们说:‘不管怎么说总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林彪、“四人帮”祸害造成的,解决问题总要有个过程,总要有妥善的办法。他们勐定、临沧提出什么限三天答复,不然就要进行绝食。赵凡已在临沧了,今天还要取道回西双版纳,我们要向人民负责,向党负责,这不是一、二个人的问题,而是几万人的问题,要通盘考虑呀,过去的事就不必谈了,今后还要以大局为重,安定团结,协助省委做好工作。”当天下午不少从景洪来的知青闻讯也找到请愿团住地,向丁惠民反映“下面的人都快跑光了“,对这种异常现象,请愿团提出看法,指出它的危害性:

1) 是对国务院三点指示不负责任的表现。

2) 给中央调查组与请愿团回去工作造成障碍。

3) 给农场、边疆和内地造成不稳定的恶劣影响。

元月14日,省委和省农垦局领导与赵凡副部长通了电话,赵凡部长要求代表团马上下去,配合中央调查组开展工作。

这一天下午,上海知青办两位干部也来到向阳旅社,他们是接到国务院通知后,立刻坐飞机赶来的,同时到达昆明的还有四川和北京知青办的同志,他们将在昆明与云南省委及中央调查组共同研究如何解决知青返城问题。下面是上海知青办张XX与孙XX与代表们的谈话记录:

张XX:我们接到国务院通知,一共来了6个人,配合中央调查组工作。你们知青反映了这些情况,我们也很同情你们。这次中央调查组下来,也了解了许多真实情况,广泛听取了意见,而且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案和办法。

据我们所知,省委和中央有关部门正在联系研究解决农场知青的有关问题和措施。叫我来,我们愿意和同志们打成一片,和有关部门联系解决问题,是不会拖很长时间的。文件是原则的东西,还有具体问题靠大家商议,最后总有结果,没有一个结果,大家不会同意的。

我们来决不会马马虎虎工作,我们正在努力,希望大家相信我们。

孙XX:反正道理也不要多讲,同志们在下面,八年来碰到的问题、困难,我们是知道的。你们讲的我们也了解,问题成了这么一个局面。你们农场的知青问题,要妥善解决好,上海市委也交给了我们这项任务。

云南省委很重视,都在研究农场知青怎么解决法?我们各地领导同志一起来通盘解决问题,现在要把这个情况(指农场局面)稳一稳,才好解决问题。

丁惠民回忆说:“家乡人见面显得更加亲切直率,上海知青办的同志还说,‘你们不要再把事态再扩大了,这次云南被你们闹得够乱了,又是罢工,又是卧轨,又跑到北京,王震出来接见你们,还不够过瘾啊?’他们的谈话再次证实,当初我那个关于挨打的孩子有糖吃的故事即将美梦成真。中央确实有意对云南知青网开一面了。”元月15日,请愿团乘省农垦总局派来的专车离开昆明,留下朱一平、邹盛永等6位代表整理材料,准备向中央调查组和广大农场知青汇报,这6名同志将由省委和省农垦局安排购买飞机票返回农场。

丁惠民是乘车回去的,他要做出个与大家同甘共苦的榜样,他的病还没有完全好,他就睡在担架上,垫上棉被,以防一路上崎岖山路的颠簸,他没有忘记,回到景洪后,将这副担架归还到它原来所在的地方。

从昆明到景洪整整三天的路程,非常劳累。

元月18日,全体代表平安回到景洪,他们又看见澜沧江大桥和密密的胶林,澜沧江水喧哗地奔流着欢迎这些凯旋归来的战士。

但他们在景洪大街上,看到的一片冷清、寂寞的景象,再也看不到他们离开时的沸腾与激动,人们都不见了?

12月18日他们在景洪暂师北上,元月18日他们又风尘仆仆归来,恰好整整一个月,世间已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真没料到!

丁惠民让各位代表回各自农场休息三天,三天以后,也就是元月21日再回到景洪相聚,他要回十分场十连去,回到陈文仙的身边去。

12月底在昆明受阻的首批知青请愿团在元旦前赶回重庆,将联络点设在谢家湾一个重庆知青家中,他们在重庆又逗留了几天,他们举着“云南版纳地区知青首批请愿团”旗子,先后到沙坪坝、九龙坡、杨家坪、观音桥、大渡口几个繁华地段发表演说,并募捐。在重庆市民中产生强烈反响,其中以秦亮的演说最感动人,许多知青家长和市民都听哭了。他们没想到自己的娃娃在云南遭这么大的罪,真是造孽呀!许多老太太都哭了。几天下来,他们募捐到400多元现金和800多元全国粮票,大家推出11个代表(7个重庆知青,4个上海知青)购票赴京。当他们赶到北京时,已经是1979年元月6日,而这时丁惠民率第二批的10名知青已在元月5日离开北京,他们痛感耽误太久又信息不灵。他们在农林部招待所住下后,决定按计划留在北京继续向中央领导反映云南垦区情况和知青要求返城的问题。负责接待国家农垦局的两位工作人员与知青们交谈,告诉他们,王震副总理已接见了丁惠民为首的北上代表,并做了重要讲话,动员他们早点回云南。知青们性急,觉得没有中央令人满意的答复,说什么也不能离开北京,要求面见国务院负责同志,不完成这两项任务,觉得没脸回去见5万知青同伴。于是他们拉着队伍到天安门广场静坐。

一月的北京天气很冷,又下着雪,气温在零下15度,11位首批北上代表坐在冰凉坚硬的地面上,每人胸前挂着一个硬纸牌,每个牌子上写一个字,合起来就是一句话:“我们要见华主席、邓副主席”一连几天,一坐四、五个小时。雪花飘荡在他们身上,将11个知青塑成雪雕,他们身边的积雪厚达10厘米。

成千上万的人围上来询问,几位北京大娘看不下去了,上来劝他们:“小伙子,天多冷呀,把身子冻坏了也没用啊!”,一个小男孩走到秦亮跟前,先畏惧地看了一会,然后扭头问父母亲:“这些叔叔坐在地上干什么?”,孩子的母亲告诉他:“他们跟你的叔叔一样,他们离家很远,想回家看妈妈。”小男孩不怕了,走上前拉拉秦亮的手,抖落牌子上的雪,很快又惊奇地跑过去告诉妈妈:“妈妈,那个叔叔他在哭呢!”11个知青还展开那一面鲜红的“云南版纳地区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的团旗,齐刷刷地跪在天安门广场上,这一悲壮的场面,定格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空间里,这是一群忍辱负重的热血男儿,向世界呼唤版纳5万知青“我们要回家”心声的真实写照。

我是2002年元旦这一天,在曾永庆等人陪同下在千年古镇磁器口,在以四个下岗的云南知青,组建了一个民乐队的一个小茶馆里看到这副照片的,当时我就落泪了。

首批知青请愿代表在天安门卧雪静坐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知青办和国家农垦总局几位负责同志连续多次与他们座谈,并告诉他们国务院已派出农林部副部长赵凡同志带领的调查组奔赴云南调查农场知青的情况,现在已有详细报告返回。上海、四川、北京知青办已派出人去昆明,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知青问题,很快就会提出根本解决的措施。

1979年1月24日,已到北京半个月的11名首批知青代表收到发自景洪的电报第1860号:“国家已积极解决云南农场知青问题,接电速回。”11个知青代表禁不住欢呼起来,他们充满灾难与不幸之旅终于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由于春节临近,农垦总局的同志安排他们在北京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大年初三他们拿着农垦总局为他们买的车票,登上南下的列车。

再见了,北京!

             

               
第十六章  国务院调查组飞赴云南解决知青问题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刚刚结束,12月24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接到省里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情:西双版纳垦区的农场知青无票强行上车,要去北京请愿,铁路公安人员进行劝阻,他们就在昆明站卧轨,不让通往北京的火车开出,已经十多个小时了,昆明站滞留了近万名旅客,十几趟列车没法开出,铁路大动脉受阻。

问题重大,安平生马上将情况报告中央。

国务院指定刚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的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王震负责处理此事,他多次通过中央办公厅和国家农垦总局了解事态的发展,并及时汇报。国务院经研究决定派调查组火速赶往昆明处理此事。调查组组长是农林部副部长,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国家农垦局局长赵凡。

1978年12月5日,当赵凡率国务院调查组匆匆忙忙赶到西苑机场时,飞往昆明的的专机已经启动,他在引擎的轰鸣中匆匆登上舷梯,机舱里坐着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贵州省委书记马力。赵凡同他们简单的打了招呼,就挨着安平生坐下,想从他那里了解昆明事态的更多的一些情况,他和安平生是老熟人了。50年代初都曾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安平生告诉他:省农垦局的领导认为这件事的背后有黑手,是一小撮坏人闹事。赵凡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的心情有些沉重——处理这样棘手的问题,在他来说还是第一次。

90年代初,关于1979年初云南知青闹“返城”的风潮开始的报道在媒体和出版物中出现。当年,去云南处理知青问题受命于危难之际组长赵凡(有的书里称鲁田),才第一次为世人知晓,获得全国知青和他们家长的尊敬。他处理解决云南知青问题的经历充满了一种传奇色彩,感动得多少人热泪盈眶。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位老同志的近况,但他的名字在公众媒体中似乎消失了。今年初我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打听到他的通讯地址。2002年6月初,我在北京三里河国务院老部长楼里见到了我神往已久的赵凡副部长。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清癯而矍铄的老人,他已经86岁高龄,头发与眉须皆白,但脸色红润,一副仙风道骨的长者风范。在他宽大的书房里,我对赵凡同志进行断续三天的采访,了解了他的革命生涯。我来的机会很好,近期他正在撰写革命回忆录,其中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历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五十年代他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农林部长时负责指挥修建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二是1978年底至1979年元月率国务院调查组去云南处理解决知青闹返城的详细经过,澄清了外界一些以讹传讹,或添枝加叶的历史真相,这些写家没有采访赵凡同志本人,缺乏第一手资料,只好想当然去编撰了。

赵凡1916年1月19日出生在平汉路东,河南省鄢陵县圪当头村一个农民家庭。他三岁时,父母双亡殁于1919年(即民国8年)豫西那场灭绝人寰的大霍乱灾疫。留下他和大他三岁的姐姐,成了孤儿,靠叔叔抚养长大。他的外祖父是个读书人,多年乡试未中,在故土当私塾先生,在外祖父影响下,他自小萌生要读书成材,报效国家的愿望。

1933年,16岁的赵凡以九县考生第一名考上了设在许昌的省立第四初级中学。1936年初中毕业,他又考进设在新乡地区辉县百泉的河南乡村师范,这是冯玉祥将军捐建的一所为中原城乡培养师资的学堂。入学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在学生中发现了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赵凡受到这些党员进步思想的影响。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烽火很快烧到河南。保定陷落后,河南吃紧,学校停课,河南省教育厅将全省高中生集中到开封进行军训,师生走出校门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随后,乡村师范迁往南阳,在郑州转车时,赵凡遇见他的老师赵文甫(解放后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赵文甫动员他去延安投奔八路军。赵凡于是从风凌渡过黄河去山西,在过黄河的船上,他正好遇见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正在招收学兵队。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峰根据党中央的意见,在山西前线招收1500青年学生,将他们培养成抗日骨干,于是高中生赵凡成了八路军学兵队的一员。

学兵队的驻地在临汾,学员都是来自沦陷区的爱国青年,开设的课程很多,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周士弟等将领都曾给他们上过政治课和军事课。

1937年赵凡在学兵队入党,并担任学兵副连长。1938年元旦他被分配到中共北方局交通处工作,随彭真同志过封锁线,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担任晋察冀地区党委一分区地委组织部长。1943年为扩大解放区,到雁北地区恢复已被日军破坏了的雁北军区任支队政委。

1945年“8?15”日本宣布投降后,受北方局委派,赵凡随刘仁地下的北京市委城工部为北平解放做市民工作,一次在前门一家麻绳店联络工作时曾被捕,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第一个职务是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以后又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一共有12位书记处书记,现健在的还有万里、郑天翔、赵凡),副市长、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一直抓农业,还担任了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建设指挥部的党委书记,赵凡认为这是他在北京市工作最突出的成绩。

1966年春天,文革一开始,北京市委被砸烂,赵凡被诬陷为彭真,刘仁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的成员,一直被批斗、关押。一直到1975年才宣布结束对他的隔离审查,疏散到山西省沁水县,才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亲属可以去探望。他的老伴葛纯在京棉一厂任党委书记,受到他的牵连,四个孩子,有一个在甘肃农村工作,二个在山西雁北地区插队落户。

粉碎“四人帮”后,大批老干部获得解放,1977年赵凡从山西回到北京,当时吴德还在主持北京市委工作,不愿刚解放的原北京市委老同志回到北京市委工作,阻力很大,当时胡跃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便安排赵凡去担任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他愉快地赴任,和以前一样仍然抓农业,所不同的是由抓北京市的农业变为抓全国的农业,由抓人民公社的农业变为抓国营农场的农业。农业问题只是种地打粮,而眼前全国农垦系统面临的都是知识青年处境,比单纯的农业问题要复杂得多,棘手的多。

12月25日下午,专机飞抵昆明,赵凡一行直奔云南省委,双方协商,成立了一个由5人组成调查组的领导班子:赵凡、刘明辉、薛韬、张云、许法,由赵凡任组长。

赵凡回忆道:“当时云南农场共有7.5万人,其中上海3.7万人,四川3.2万人,北京2900人,昆明3600人。知青闹返城是从景洪农场开始的,11月28、29日两天,上海知青丁惠民在景洪召开会议,西双版纳各农场都派有知青代表参加。他们商定,一面组织去北京请愿,一面组织留场知青罢工;版纳地区8个农场有3.2万人参加罢工。首批请愿团42人于12月22日到达昆明,要求无票乘车。赴京请愿影响了62次列车未正点发车,经省委、省政府派人说服无效,不得不向党中央、国务院告急。丁惠民率领的第二批请愿团从另一个地方购车票乘车于27日到达北京。到京后在天安门和西单贴出大字报,提出“要回老家去”。国务院值班室以电话通知云南省委及国家农垦总局负责处理此事,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有关省、市派人参加。”26日晚赵凡亲自去昆明火车站劝说企图再次强行无票乘车的知青,并慰问坚持岗位的铁路工作人员。

12月29日,省委副书记薛韬主持召开由铁路局、省农垦局、上访知青代表参加的座谈会。赵凡以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身份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开了整整一天。

会议开始时,薛韬同志说,今天的会是听取大家的意见,首先听取你们(指上访知青)的意见。上午有四位知青参加会议,上午谈的还是有秩序的,会议结束时,赵凡同志讲话,他说:“24日事件(指卧轨)不实之词可以推倒,你们也可以派几个人把事实查清楚。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事实查清楚后,可以一种认识,也可以几种认识。国务院发了三条指示,又派调查组。不是为了查车站事件,而是为解决云南知青问题,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停工停产不是办法,还需要你们做工作,复工发工资。我是国家工作人员,又是知青家长,怎么会不关心你们的问题?你们搞的《告全国人民书》,是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还是不利于解决问题,你们好好考虑一下。”下午的会,知青只来了两个人,而且其中一个是新人。赵凡同志和与会的领导同志都严厉批评了上访知青这种不严肃的态度。在大家发了言后,赵凡同志说:“调查组下了飞机,没有休息,直接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听取意见,解决问题。中央知青会议文件已经下来了,你们应该表个态,要根据文件精神办吧!铁路是国家大动脉,他们要执行规章制度,你们如果是铁路职工,也是这样。你们要体谅大局,我想你们会回到正确立场上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的家长又都是工人、农民,我们和你们是一个立场。你们的根本目的已经达到了,消除隔膜,越谈越亮堂,讲爱国,你们不会少于我。你们想通了,气顺了,党的话也就听进去了。”12月29日晚7:30分,赵凡同志和省委有关领导碰头一致认为:“今天谈得比较好,上访知青代表回去后情绪也比较好。确定给北京(国家农垦总局)去电话,告知:○1上访知青中6个人不见了,可能经株州去了北京。○2今天和上访知青谈的情况。○3前面传回的电话,东风农场还在闹。○4 对于丁惠民,可以找家长做工作。在碰头会上,高云同志(四川省知青办副主任):“我们来之前,四川研究了办法,赵紫阳同志(当时任省委第一书记)意见,做好工作,和云南取得一致,可以分批分期回来。”张云(云南)同志说:“困难是上海,他们把一万多嘉定县农民弄来了,这些人说为什么我们非要到云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本来就是农民。”赵凡同志说:“核实一下,如果真正是农民,应该叫他们回去。”12月30日中午,赵凡一行乘飞机到思茅。西双版纳州委书记王泽民,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党委书记张志城到机场迎接赵凡同志,他俩向赵凡汇报知青闹事的问题。

王泽民说:“知青闹事的有这样几种人。○1自觉自愿参加罢工的有64人左右,参加丁惠民发动签名的947人,这些人一般都是骨干。○2随大流,跟上去,闹成了有一份,这样的人多一些。○3上工被迫参加罢工,被围斗。勐满农场有一个队,6个青年坚持上工,结果被打。○4不参加罢工,写病假、事假条在家休息。昨天出现口号:粉碎阴谋,没收病事假条。整个分层参加罢工的3万人。知青干部,相当多的也过去了。我对他们讲国务院三条指示,他们不听,说是举红旗、拉虎皮。现在战备任务重,去勐腊的公路被控断,有20辆军车被堵,是勐满3分场挖的。现在的政治谣言也比较多。黎明农场未动,景洪农场已复工,主要经验是干部做工作。黎明、勐养的经验,搞串联的送回去。闹得最厉害的是橄榄坝、东风、勐棒三个农场。

赵凡同志说:“学习几天,搞了一个高潮,形势对我们有利,理也在我们这边。领导特别体会到你们第一线的同志的辛苦和困难。基层干部更困难,现在来的干部分头下去宣讲文件,宣讲全国大好的形势,慰问我们的同志。电台要宣传宪法,要有护路队,把重要桥梁保护起来,警卫、保卫、保密都要注意。

30日下午赵凡同志带领国务院调查组从思茅到达景洪,住在军分区招待所,随即召开版纳垦区8个农场书记、场长会议。会议开了3天,元月2日才结束。会议结束前赵凡作了总结性发言:“北京刚才来电话,国务院负责同志已批准知青停工期间,工资照发。中央讲的是大道理,这一回叫宽,宽大处理。我个人不能处理这样的事,这是中央几个机关商量,决定这一着棋。同志们讲的,我可以洗耳恭听。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全党服从党中央,中央已做出决定,都要转变到这个立场上来。宽大、仁至义尽,取得总后发言权。宽大,取得进行教育的权利,稳定下来才能进行教育。我们要统一认识,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为另一种做法。当然也有痛快的做法:使用军队。不能那样做!那是“四人帮”的做法,到处关人。希望大家提高认识,统一行动,这次会不是兼听,而是全听。三天的会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我做工作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这样棘手的事。狗咬刺猬,怎样也不行。再说一遍,中央的精神,宽大为怀,叫让步也可以。对人民有利,对安定团结有利。至于打砸抢,那和罢工是两回事。下一步,我们调查组要下去和场领导团结一致,做好工作。不要互相推托,要互相配合。不要有漏洞,所有积极性都要调动起来,对知青一切冤家错案,由落实政策小组负责解决,可以吸收知青参加。”元月3日赵凡安排中央来的,省、市委来的调查组,包括上海、四川知青办来的同志分成8个调查组深入到8个农场去调查,帮助8个农场做好稳定工作。

元月4日,赵凡对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党委副书记马克勤说:“今天去了黎明农场,形势还是好的,没有闹,形势稳定,有怠工和泡病号的,那里主要是上海和四川知青。东风农场的问题多一些,连机关的戳子(即公章)也被知青抢走了,与干部有关系。橄榄坝好一些,现在全国正在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要有铁的纪律,要讲宪法的几条:

1) 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有休息的权利,住宅权不受侵犯。

2) 受侵害时,有权向有关机关申诉。

3) 公民必须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些要天天宣传。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制裁。”8个调查组根据赵凡的安排,分赴8个农场调查研究,惊异地发现农场知青的问题比他们想象得要糟。其中以东风农场闹得厉害,在罢工期间情绪失控的知青们乘着拖拉机赶到的勐龙,跑到东风农场砸了场长王文希的家,连一个酒杯都没剩,王文希恰好前几天去昆明治病去了,但他的家属受到了惊吓。为首砸王文希场长家的几个知青在大返城前受到了刑事处分,愤怒的知青们还要去收拾农场行政办公室主任,他也是一位上海知青,因为知青们砸开他的办公室柜子,发现大批被扣押不办的病退、困退回上海、重庆的请调报告及要人单位的商调函。周公正等人为了怕他吃亏,让人捎信给他,此人立即躲起来,避免了一场皮肉之苦。

据重庆知青文志的回忆,在中央调查组下来后,在东风农场发生的两件事:“吓唬”中央调查团和“绑架”副省长。

“知青们自发组织的北上请愿团赴京后,国家有关部委和各地的知青办组成的中央调查团来西双版纳调查知青的情况。这不,我们六分场也来了两位:高个子,分头润脸的,姓田,国家农林部的秘书;瘦小精干,操一口四川方言的,他就是我们重庆知青办的最高首长——张书记。此时六分场领导已管不了事儿,各队知青组成接待小组,这五花八门的接待真让人眼界大开。”

接待镜头之一:

隆重的欢迎大会后,又到了晚饭的时候。平时有首长来,分场早已备下迎宾宴。今天,干部不知道躲哪里去了,竟无人为中央调查团的钦差大臣开饭。分场的刘秘书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一碟回锅肉,一碟红烧豆腐,还有一碟老白菜邦子做成的咸菜,三个菜摆在分场办公室的桌上。老田、老张面对这样低规格的饭菜刚举起筷子,“慢!”一声大喝,重庆知青韩锦富冲进办公室端走回锅肉和红烧豆腐:“你们还是体验一下知青的生活,用这‘老梭边’(咸菜)将就将就吧!”。中央调查团的两位钦差举着筷子的手停在空中,半天落不下来,大眼瞪小眼,好不尴尬。门外一群知青一个劲冲着他俩怪叫:“能吃上咸菜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吃呀!快吃呀!”,可怜的老田、老张勉强地刨了一口饭,宣布:“吃饱了!”接待镜头之二:

靠近国境线边的九连来了一群知青,要接中央调查团的同志去他们那儿“实地考察”。我当时正负责分场的罢工工作,决定陪调查团的同志走一趟。我想,九连的上海知青多,不象重庆知青那么燥辣,出不了什么事儿。谁料这基本估计大错特错,附近几个连队知青闻讯赶来,两三百人挤在九连的场坝上,巴掌拍得震天响,演出的却是一场杀气腾腾的全武行。

四川知青“吹吹”手提砍刀直冲老田而来,我心里一惊:要出事了!结果是一场虚惊。“吹吹”将砍刀架在自己脖子上:“我要回家!不让我回家,今天就死了!”一个大个儿上海知青一把将老张拉到一扇门前:“侬知道里面装的啥?”老张莫名其妙地盯着这扇门,实在想不出里面装着啥?

“阿拉告诉侬,这是武器库,枪支弹药呗!侬转告中央,半年回不了家,阿拉抢枪当土匪啦!不活了!”操场上乱轰轰响,听不出谁是谁,一个嗓门吼出这么一句话:“阿拉要结婚,没老婆啊!发老婆阿拉就不走了!”人们都疯了,我找到九连的知青头:“你是不是成心要搞这些事来找麻烦?!”“放心,小文,我们只是‘吓唬吓唬’中央调查团,不会动真格的。”我真是哭笑不得,他们不知道这一吓唬“会产生多坏的影响!”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绑架副省长?有!时间:1979年1月初,我亲眼目睹这一幕。

一辆北京吉普车驰进东风农场场部,一群知青围向吉普,要看看何许人物。从车上走下来一个操昆明的小伙子,嘴很不干净:“拉屎养的,看什么看?!”话音未落,就挨了知青一顿拳头,躺在地上。一个胖老头挤出车门:“有话就说嘛,打人不对!”“老同志,他不该一下车就骂人。邓小平同志说,有气可以出!这人下车就骂人,我们也有气,打他是为了出气。”打人的知青满嘴的歪歪道理。

“我是云南省副省长张云。就是邓小平同志派我来西双版纳搞热带作物规划的。我过去在广东省工作,想不到你们的火药味好浓哦。”知青们一阵兴奋:“省里来了一个大人物,是副省长,别放跑了!”有人端来一张椅子请张云同志坐下。副省长沉稳地坐在椅子上:“要说什么统统告诉我,我代你们向中央反映。”一百多知青围着他七嘴巴舌地开起了“诉苦会”,这时几个上海知青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驰进人群:“你们围着什么人啊?”“是云南省副省长张云。”有知青回答。

“哈,大鱼,大鱼!张副省长,去我们连队看看怎么样?”几个人不由分说,把张云同志连同他的座椅抬到小手扶拖拉机拖斗上,扔下一群目瞪口呆的知青,扬长而去……

这几个知青是哪个营的,哪个连的,没有人知道。当天晚上,张云同志平安地回来了,送他的还是那辆手扶拖拉机。

我还知道,这位副省长回昆明后为知青说了不少好话,这是一个好老头。

与老挝接壤的勐腊农场部分知青因要求回城得不到答复,竟砍断了近百株已经开割两、三年的橡胶树。

中央调查团来到地处中老边境的勐腊农场一分场,这个农场平时出的事最多,知青们火气最大,正因为如此,农场方面没有安排中央调查团来到这个农场。知青们希望中央调查团来看他们,想诉一番苦。他们死缠硬磨住场长,要求场长打电话叫中央调查团来,场长被折磨得挺不住了,只好打电话。他在电话中大声呼喊:“这边知青要我的命了”。中央调查团的人便赶过来了,他们规定每个分场只能来3、4个代表,以座谈会的形式进行交流。但这一天全分场所有的知青都来了,人们坐着拖拉机,骑自行车或步行十几里赶到场部,几千人挤满了操场,中央调查团的人只好出来与大家见面。在会场上,一位上海知青突然冲到讲台上,从身上脱下一件白衬衣,猛得咬破自己的一根手指,用流出的鲜血在白衬衣上写下:“我们要回家”五个鲜红、血淋淋的大字,他高举着这血染的白衬衣,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有人哭起来,全场一片哭声,中央调查团一位来自重庆知青办的姓周的老干部忙扶起那位知青,他泣不成声地说:“不要难过。你们反映的情况是正当的,也都是事实。我们回去以后一定如实地向中央反映情况。”中央调查团来到勐腊六分场,一位北京知青驾驰拖拉机,拉着一位中央调查团的老干部下连队,让他饱受颠簸之苦。这位北京知青还算是心软的,他在拖斗上放了一把椅子,椅子上还垫着一条棉毯,让老头子坐地舒服一点。中午给他端来知青们平时吃的饭菜:三两米饭,一碗“玻璃汤”。“看吧,这就是我们每天吃的。”然后他拿出从小商店里买回的猪肉罐头款待客人:“这是最好的,招待你的。”表现的很通情达理。

中央调查团来到勐腊七分场,召集全场知青到场部开会。几位知青胸前挂着一块写着“我们要回家”几个大字的牌子,跪在地上,双手向中央调查团的人递上“我们要回家”的请愿书,全场近千名知青一齐跪在地上——为了生存的权利,他们别无选择地采取了这种有损做人尊严的举动,庄重而肃穆,全场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中央调查团同志走下讲台,不胜唏嘘地说:“大家起来,大家起来。”元月7日下午,赵凡找团中央来的唐铭植、路薇薇谈话,告诫他们要注意工作方法。“这次下来,是我做工作以来,最难做的工作。狗要刺猬,不知从哪儿下口好,只能用诸葛亮的方法,不能用张飞的方法。这是非常激化的人民内部矛盾,有的事是知青干的,有的事是别人干的,这次事情暴露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上海的农民也当知青送到这里来了,他们情绪激动是可以理解的。”当天晚上7:20分赵凡在景洪听取高云(四川知青办主任)、王宪民(四川知青办处长)、陈洪范(云南省知青办干部,省委工作组成员)等同志的汇报。

元月8日,正在勐腊农场处理突然事件的赵凡,突然接到州委转来的中央办公厅给他的急电,告知中办一天接到近百个勐定农场电话与电报,称该场已经全面罢工,要求答复回城的要求,中办指示他迅即赶往勐定处理。

勐定农场,地处临沧地区的耿马县,是滇西南农场中规模最大,植胶最多(7万亩),知青最集中的地方,光成都知青就有2000多人。赵凡接到电话,于当晚8时从景洪出发,连夜急驰勐定农场。从景洪到勐定的公路上,跨过许多高山大河,路况差,夜间行路很危险,但是为了“救火”,赵凡已顾不了这些险阻,连续行车一天一夜,非常疲劳,总算于元月9日安全到达勐定,住进驻军35513部队招待所。

元月10日,赵凡邀请勐定农场知青四个代表到部队招待所座谈,说明来意。下午四点,赵凡一行来到农场招待所门前的广场上,当时已聚集了很多人,估计约1500多人。正要安排赵凡讲话,忽然前面一些知青跪下,赵凡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等待大家静下来后,他做了简短的讲话:“你们从城市下来,经历了锻炼,为边疆做了很大贡献,当然生活上也确实遇到很大困难。我既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是知青的家长,我有4个孩子,有2个在山西插队,我能够体会到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把你们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你们首先要回到生产岗位上去,给领导上以解决问题的时间,这样乱哄哄的什么事也办不成。特别是在这里连夜坐着,晚上很冷,会冻病的,把身体搞坏,将来即使回到城里去,什么也干不成,希望你们接受我这个劝告。”大会后,赵凡邀请20名知青代表座谈,进一步向他们做工作,要求他们带头安定下来,要求大家首先回到生产岗位上去,给领导解决问题的时间。如果将来你们能走,也要给农场以时间,农场需要多方面的安排。

据原2师7团(即勐定农场)一位成都知青回忆:“这一天,分场广播突然广播通知:‘明天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业部副部长赵凡亲临我团,召开慰问全体知青的大会,届时营部有车送大家……’知青们非常兴奋,中央终于派人下来了,大家奔走相告这一喜讯,但还有一点疑虑,只怕这位赵部长也是当‘消防队’的,但是一种‘事情闹大了,有希望了’的念头在我们心中涌动。

团部大操场上坐满了黑压压的知青,主席台象一座孤岛,又象一条条小的舢板,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显得十分渺小。前几排知青显然是有组织的,他们穿着白衬衣,头上缠着白布条,直挺挺地跪在地上,仔细看才发现他们的膝盖上都在渗血,这种下跪已失去本来所具有的哀求的色彩,而变的具有强烈的示威和抗议的精神。高音喇叭一遍一遍地播送着已故毛主席10年前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赵凡部长出来了,当他看到前几排跪得膝盖渗血的知青,应该说对他的震撼是巨大的,他立刻去搀扶他们,向他们,更向全体知青深深地鞠躬了:‘知青同志们,我们来晚了……’这话一出,立即引来许多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恸哭。于是赵部长说他的两个孩子也在山西插队,完全理解我们的处境和要求,他一定会负责任他把我们的情况向中央反映。”另一位知青回忆当时的情景:

“中央调查组的几位女同志,抱着几位跪在地上的女知青哭在一起,两代人都哭了。历经十年浩劫之后,两代人的心贴在一起。

赵部长直起腰,擦了擦挂在脸上的泪水,拉着一位知青的手,哽咽着,但却是那么郑重地向仍跪在地上的知青们保证:‘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可以解决的。’知青们听得真真切切。顿时,他们的哭声、叫喊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有的知青干脆倒在地上,歇斯底里地乱吼叫着,知青们真想把赵部长抬起来。

而此时的赵部长和他的同事们,却没有从沉重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他们比知青理智地多,知道事情的艰难。”据说有一位成都知青当时摄下一张知青们集体下跪的照片,也就是后来邓贤写的《中国知青梦》扉首上的那一张。

元月11日,赵凡听取了中央,省委工作组的汇报,一起研究下一步工作安排。当晚和12日凌晨同临沧地区农场干部座谈,对他们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岗位表示赞扬和慰问,要求他们继续做好稳定工作。

元月12日,赵凡一行赶到景洪。

元月13、14日接连两天,赵凡在景洪主持召开西双版纳各农场的调查组负责人和农场领导人会议。会议开始时,赵凡讲了这次勐定之行的感受,他说:“这次遇到了请愿、罢工、静坐、绝食、包围干部、向工作组下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是积累下来的,这次参加调查组,是我参加革命以来,遇到最棘手的问题。抗战时,打日本鬼子就是了,现在软的,硬的都不行。党中央的文件,从来都是受欢迎的,唯有这一次不行。乌合之众,在那里跪着大哭,叫我给他们一个字,一个时间表。我答复不能有时间表,全国农场有160万知青,过去我是稳定的看法,这一次改变了。今天看,是有具体问题的,知青探亲困难很多,社会遭遇难应付,又没有钱,他们谈这些我都流了泪。论年岁,我62岁了,都哭了。

事出有因,今天的事,不是几个坏分子可以煽动起来的。老不接触不行,直接交谈就会体会到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在四川省委有个意见,他们送出来的知青分期分批弄回去,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都同意。但估计上海有困难。昨天北京来电话,说上海同意大部分收回,要求分期分批,分门别类,好来好去。云南省已将这些意见上报中央,假如中央批下来,做好工作,通过开会做一个部署,不要乱了套。”赵凡同志的讲话,得到与会同志一致赞成。东风农场调查组组长,云南省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王子贤同志说:“听了四川的办法,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农场的知青稳是稳不住的。”勐腊农场调查组组长,国家劳动总局副处长林昭信说:“对于知青,上边有这样的考虑,应当尽快定下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说千道万稳是稳不住的。我们下来十天,在困难中度过,到处是一片哭声,这一次要好来好去,不要再搞得乱七八糟。”橄榄坝调查组组长,团中央青农部部长唐铭植说:“四川、上海的措施很有必要。”在各调查组组长和各农场场长汇报后,赵凡做了总结:“要用最大的努力解决好知青问题,对西双版纳8个农场存在的问题做一个分析研究。度过这一段,使农场继续向前发展,实现邓小平同志关于加快西双版纳农场发展的指示。”元月16日,赵凡率国务院调查组离开景洪,于20日返回昆明。

元月21日,赵凡与省委书记安平生参加了已召开多日的四省市(北京、上海、四川、云南)三方(动员地区、接受地区、国务院调查组)会议,经过多次协商,各地都有明确的态度。首先是四川省表态,他们出来的知青全部回收;北京市与昆明市此时滞留在垦区农场的知青数量各只有两、三千人,很快表态同意全部收回。只有上海困难大,上海知青在云南尚有3万多人,但在黑龙江、北大荒的、安徽的、江西、贵州等省的知青超过20万人,上海的空间本来就小,这几十万人回去了,住房、就业都一时解决不了,实在吃不消,但在其它省、市的压力下,上海市也同意了。上海郊区属农民范围的知青,给予退职,其他知青按病退、困退方式,分期分批调回。

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讲话:“知青闹事两个多月了,现在情况明了,办法有了,解决问题国务院有6条,省委同意,全省7万多知青,尽量做工作,愿意留下的欢迎。上海困难大,最好多留一点,不愿留都走……”他还提出解决措施的15条:

1) 病退可以继续办,父母退休可以顶职。上海郊区一万多农民都可以回去。时间是今、明两年内,上半年一批,下半年两批,明年三批。要讲清楚,要讲一下回去有困难,要排队,留多少,走多少,要统筹解决。

2) 关于知青冤假错案要解决,要平反,过去的经济帐要清理,要归还。

3) 已经结婚的要少回上海,以减轻上海负担。

4) 对知青闹事,打砸抢分子要教育,民愤大的要处理。

5) 干部工人被打伤、抄家,要保护、要治疗,抄家的损失要先赔偿。

6) 元月份开始拿十一类地区工资。

7) 边疆干部、工人的边疆补贴要恢复,元月份开始。

8) 家属要落户。

9) 每个农场的医院要县里来投资。

10) 先拨200万元解决住房问题。11) 农场的福利劳保按工人待遇。

12) 工人子弟要给予照顾,要多培养教师。

13) 以工代干的要转干。

14) 电影片按11个县发行。

15) ……

元月22日,国务院调查组和云南省革委会共拟了《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的调查报告》(详见本章附录)。

元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认为,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关于国营农场的知青问题,确实研究得不够,有的规定过于笼统。比如“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提出了“商调”的办法,但“商调”的渠道和手续没有明确,再加上许多农场问题成堆,长期得不到解决,使青年们感到“无路可走”。最后大家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农场知识青年请愿团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6条意见,即:

1、 积极办好国营农场,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国家给予支持,职工工资适当提高。要尽量把知青稳定在农场,这是前提。

2、 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仍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

3、 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

4、 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

5、 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青年。

6、 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

这六条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了方便之门。

当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分别给四川、云南省委打电话,把国务院会议精神告诉了他们。

1979年2月上旬,云南省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商讨如何具体落实国务院“六条”精神时,云南省的昆明,四川省的成都、重庆代表很干脆,表示保证6个月内,优先安排农场知青返城。北京、上海作为变通办法,同意走病退、困退这条路。

这些重大的变化,丁惠民是元月23日才知道的,他在十分场休息了几天,补充了营养,体力恢复了,病也好了。23日是他规定的请愿团代表到景洪集中,处理善后问题的日子。23日上午他从十分场乘车赶到景洪,在农垦分局门口被在分局担任接线员的几位女知青围住了,大声叫道:“总指挥,我们胜利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她们递给丁惠民一份昨夜收到省委给局领导的电话记录,这是省委书记安平生21日在昆明举行的四省市:”知青会议上的讲话:“知青闹事两个多月了,现在情况明了,办法有了,按国务院六条办,省委同意……上海困难大,最好多留点,不愿留的,统统都走……”在街上,丁惠民又碰见仍留在景洪的省委工作组,省知青办的陈洪范,老陈拉着小丁的说:“你们胜利了!”“是的,我们胜利了!知青们胜利了。”刹那间,丁惠民想起很多事,从第一封联名信到今天,刚刚99天,形势天翻地覆。他想起第一封、第二封联名信时的情景,想起在江边旅馆里秘密召开的第一次联席会议,想起在杨武带领大家做棉背心,想起在天安门广场的静坐、演讲……

狂喜的知青们流着激动的泪水,里三层外三层将丁惠民、刘先国等人围住,要抬着他们在景洪大街上游行,被丁惠民阻止了。他明白,他还要做最后一件事,那就是给王震副总理发一封认错的电报,即表明知青们诚恳的态度,也能切实保证数以百计发起返城运动的知青骨干和北上代表们的安全,而不被人秋后算帐。这是极其明智的一着棋,后来有一部反映云南知青闹返城的小说,把举此曲解为“总指挥晚节不保”,实在是太冤枉丁惠民了。

丁惠民亲自拟定了一份电报,代表们争着要在上面签名,想与他共同承担责任。理由是:大家一起坐牢,也好陪你说话。丁惠民恼火了:“糊涂,大家一起坐牢了,谁给我送饭。”最后只同意胡建国、刘先国在电报上署名,电报全文如下:

“国务院王震副总理:

一月四日,你接见我们知识青年代表,深刻体现了党中央、华主席对我们青年的关怀。您的谈话进一步表达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说实话,当时我们对您的讲话不十分理解,认为有些地方批评过重了。回去后大家心里是闷闷不乐。晚上,当你传达了华主席、邓副主席的指示后,我们的思想情绪才稳定下来。我们全体代表连夜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一致认为虽然知青问题是重要的,但在全国这盘棋上,它还是小局。小局服从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局。因此,不论我们知青问题如何解决,既然中央有了明确直接的指示,特别是您王副总理对我们进行了具体的谈话,那么即使一些方面我们一时还不理解,但在行动上必须不折不扣地听从党中央华主席的一切指挥。局部必须服从全局,这也是我们党的一贯规矩。同时,大家也相信党中央一定会对我们所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要求给予妥善安排的。在明确这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大家一致决定马上返回农场,尽快把党中央及您王副总理对我们的指示精神带回去,迅速贯彻落实。

第二日(5日)我们离京取道重庆,在重庆市革委领导下,帮助做了一些工作,发出了倡议书,号召在重庆的农场知青迅速回到生产岗位上去。18日,我们回到云南给您打了电报,简单汇报了一下情况,不知您收到没有?回到云南,看到农场情况比较混乱,我的心里很着急,全体代表立即分头回到本单位,向广大青年传达了您的指示和国家农垦总局的有关文件,并自动解散了我们当初成立的组织,配合农场党委和中央调查团做了一些工作。目前,除了个别单位外,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了。当然,存在的问题还很多(还有一些单位复工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们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好工作,请党中央、华主席放心。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两个月所走过的道路,所做过的一些事,我们心中无不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是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考虑得少,所以当时由于个别领导同志的一些不妥做法,我们就忍不住了,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草率决定用罢工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是虽然我们当时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影响了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您和程子华同志批评了我们,当时我们还不服气,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再看看农场的实际情况,心里才明白过来,思想上转了弯子。您王副总理的批评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和关怀,是为了不让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以免做出对国家、对人民不利的事来,对您的关怀和帮助。我们从内心深深地表示感激。我们之所以会做错事就是因为只考虑到自己,而没有想到国家,现在经过您的批评帮助,在大量事实面前,我从内心认识到我们做错了,上次您对我们的批评不是太重了,而是太轻了。在此,我们真诚地请您给予我们更严厉的批评吧!我们一定老老实实地接受,并把以往的教训作为鞭策自己今后更加努力的动力。请党中央原谅我们,相信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前的错误。

在这里,我们向您、向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保证。我们全体青年一定在今后的工作劳动中为祖国早日实现四化而百倍地奋发努力。

最后,请王副总理把我们以上的决心向华主席、邓副主席汇报,请他们放心。

我们怀着诚挚的心情向您王副总理致以最崇高的革命敬礼!

云南省景洪农场十分场知识青年、共青团员丁惠民、胡建国、刘先国

1979年元月23日几天以后,丁惠民收到王震副总理亲自签名的回信。

丁惠民、胡建国、刘先国诸同志:

你们一月二十三日电,我于二十七日读悉,请首先让我向你们祝贺新春。新任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同志已到任就职,我即将你们来电和邓小平同志所做“一定要把景洪地区农场加速建设好,成为有志知青英雄们的创业基地”的指示与王任重副总理商办,并报党中央、国务院和华主席等领导同志。

    此致

革命敬礼
                                

                               王震

                                1979年元月27日

中共云南省委于元月25、27日连续召开两次常委会,就知青离开农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赵凡同志参加了这两次会议。

元月25日云南省国营农场党委书记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由省委副书记薛韬主持,赵凡发表重要讲话:“召开这样的会议,本来是应该集中全力学习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实行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迎接新的经济大发展。但是,我们还做不到,还有更迫切的问题,需要我们讨论。知青问题在云南出现已经两个多月了,可以说,现在我们的脑子里的就是知青问题。最近两个多月,同志们遭遇了不正常的困难很多。参加革命半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考验了我们,也锻炼我们。这是大好形势下出现的困难,当然,有的同志挨了打,抄了家,不是小事件。是严重的,要正确对待。

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要看到困难是暂时的,不要互相抱怨,也不要逃避。党需要我们坚守岗位,决不动摇,这是解决重要问题的一次机会。这次调查组,力量强,是党中央对我们的关心,这样想,我们的内心还是热乎乎的。这是党的事业,把会开好。把省委意见吃透,坚定不移,什么困难都不怕。”元月28日赵凡同志率国家农垦总局几位同志乘飞机离开云南。元月29日是春节,他们在广州度过的。元月30日赵凡等飞抵海南岛,海南岛是我国最大的橡胶种植基地,那儿国营农场集中大批广东知青。他非常关心在海南岛知青的劳动与生活状况,当他看海南岛的交通比云南方便多了,知青的劳动、生活状况也比云南强多了,才放心下来。并深入到各农场调查研究,对海南岛的国营农场的发展规划做了指示。

2月中旬,赵凡率国务院调查组返回北京,这时全国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已经涌动。

2月19日上午10点,在国家农垦总局的碰头会上,赵凡对去云南调查解决知青问题做了总结发言,并说:“知青问题不仅是云南问题。新疆、黑龙江、上海、北京都有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工作重点转移有问题。去云南灭火,对付这样的事要有准备,很难说,我们工作组就不再出去了,火急了,打了电话就要去,经过这一段工作很有好处。”王任重副总理于2月15日,对国务院调查组与云南省革委会《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的调查报告》的处理给赵凡打了电话,告知国务院已于2月7日批复了云南省委关于处理云南省农场知青问题方案,其中已解决了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因此国务院不再开会听汇报,把调查报告送国务院办公厅,分发给各位领导同志就行了。

事隔23年后,赵凡同志平静地说:“我个人是渺小的,要妥善处理云南知青问题,体现了我们党历来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当时知青问题涉及千家万户,事关全国安定团结的大事。”他对经过艰苦环境磨炼的成千上万知青大返城后,在接踵而至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深感欣慰。

我代表广大知青向赵老表示崇高的敬意,并祝他健康长寿。

 

附录:

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的调查报告(1979年1月22日)

为了协助云南省解决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国务院派出调查组于1978年12月25日到达昆明。在和省革委会一起解决知青北上请愿团12月24日无票上车的纠纷事件之后,即分赴西双版纳、临沧、德宏、红河、保山等地区农场,进行调查和说服教育知青的工作。去西双版纳的调查组于12月30日到达景洪,听取了自治州党委关于知青闹事情况的汇报。12月31日到1月2日,在景洪召开了八个国营农场党委书记会议,研究了如何妥善处理知青闹事,以及国务院调查组开展工作的问题。1月3日调查组分头进入各个农场。1月13日、14日又召开了农场党委书记、调查组长会议,汇报了情况,总结了经验,部署了下一步工作。去德宏的调查组于1月2日到达芒市,与知青进行了30多次座谈,接触了3000多人次。去临沧、红河、保山的调查组,也和知青、农场干部、广大职工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接触。通过十几天的调查,基本上弄清了知青闹事的情况、原因,研究提出了一些解决农场知青问题的措施。

一、 知青闹事的情况云南省国营农场有知青75500人。其中来自上海的37000人,占49%;来自四川的32000人,占42%;来自北京的2900人,占4%;来自昆明的3600人,占5%。这次知青闹事,有一个酝酿的过程,最早是从西双版纳开始的。1978年10月,景洪农场十分场小学庶务员丁惠民(上海知青)发表了给邓副主席的公开信,后来发动大家签名。在签名的基础上组织了“北上请愿筹备总组”。11月下旬,省委派常委农林政治主任带工作组到西双版纳各农场劝解无效。11月30日筹备总组确定发动捐款,准备经费,要求州委批准到北京请愿,州委没有同意,进行了劝止。12月2日东风农场七、九两个分场开始罢工,并烧掉了生产工具。12月7日筹备总组开会,9日发出“罢工宣言”,有7个农场的知青参加了罢工,只有黎明农场没有参加。12月12日罢工人数达到30400人,占知青总数的70%。

12月12日由省农垦总局张泽民同志带领省委工作组到达西双版纳,找罢工带头人丁惠民等谈了话,劝止北上。丁等一方面表示他们不赞成北上,答应协助工作组进行说服工作;另一方面却秘密串连,组织北上。他们募得捐款13000元。12月16日第一批北上请愿团从景洪出发,18日丁惠民率领第二批请愿团也开始北上。第一批北上请愿团抵达昆明以后,于12月22日和24日在昆明站无票强行上车。第二批请愿团绕开昆明,从附近一个小车站上车,12月27日到达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西单大街贴大字报。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派人接谈,达成了复工后发工资的协议。他们表示,再不同其他地方的知青搞串连,从1月1日起不再到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愿意解散其组织。王震副总理于1月4日上午接见了他们,热情、诚恳、严肃地和他们谈了话。他们表示愿意复工,4日晚在北京发了复工电报。

12月25日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处理云南知青请愿问题的3条电话统通知,经过广泛深入传达,部分人开始复工。国务院调查组下去后,反复宣传党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央[1978]74号文件,又有一部分人复工,但是仍有24000人继续坚持罢工。他们说全国知青会议的两个文件,没有反映和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的问题,对于国营农场的知青不再办理病退、困退,失去回城的希望,表示不满。丁惠民的复工电报于1月7日、8日传到西双版纳各农场,没有发生多大效果。只有两个场(景洪、勐养)复了工,有三个场(勐腊、勐满、勐棒)说是复了工,实际上并未复工;有两个场(东风、橄榄坝)仍然坚持罢工;有一个场(黎明)原来没有罢工,1月10日有400人宣布罢工。他们说,丁惠民代表不了他们,不听他的。形势还未稳定。现在,不少青年纷纷卖掉家具、行李、自行离场,返回城市;在场青年,大多数也不出工;勐定农场青年给四川、上海市委发出电报,如不答复返城时间,准备再次绝食,后经劝说未再绝食。

知青请愿、罢工的唯一要求是返回城市。这个要求普遍、坚决、强烈。东风农场的知青对调查组说:“你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一是让我们回去,二是派兵镇压,没有其他办法。”勐棒农场有的知青说:“不回家是死路一条”“宁可杀头,也要回家”。勐满农场二分场八队一知青串连了5、6个人,准备好汽油,声称“五一”节前不解决他们回家的问题,先离婚,然后到上海市最繁华的地方自焚。当调查组到勐腊、勐棒、勐满、勐定、盈江等几个农场时,都发生知青向调查组围攻、跪哭不起、哀求回家的事。

二、 引起知青闹事的原因这次闹事有它的历史原因,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积累成山,长久未得到解决。

一) 有些地方动员知青来云南时,不实事求是。由于“四人帮”一伙的严重干扰破坏,上海曾强制一些知青和郊区人民公社青年农民来边疆。去四川省动员时,有人把经济落后的西双版纳吹成天堂,把“建设兵团”说成解放军。说什么“西双版纳是头顶香蕉,脚踩菠萝,伸手就是满把花生米”。还说在建设兵团中“穿军装,发被褥”等。许多人在这一片美好的宣传中,满怀激情来到农场,有的连被褥也没有带。来了一看,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但也回不去。在昆明市也曾以参军的名义,把八百名小学生骗来,当时有的只有十四、五岁。

二) 生活条件太差。农场处于边远山区,又是初建阶段,食、住、行各方面都相当艰苦,从1968年到1971年短短4年内集中了十万多知青,生产、生活安排和管理教育等方面都有许多困难。加以有些农场对职工关心不够,缺菜、少油,住房简陋,日用品很少,文化生活基本没有。现在知青住的房子还有不少是阴暗、潮湿、漏雨的茅草屋。东风农场4分场9、12队有些知青住的房子,全部没有门,女知青用塑料布遮一遮,男知青干脆不档。由于各种付食、日用品很少,知青回家探亲时,都带一些生活必须品回来。有些知青每次要带足两年用的东西,旅途艰难不说,还常常因为超重被罚款或没收。东风农场一个知青因带草纸、肥皂、榨菜超重,被昆明车站检查人员罚款74元。还有个青年带了20斤食油,因超重,要没收,虽经苦苦哀求,也不行,青年一气将油统统倒掉。知青谈到这些情况,泣不成声,说这些食品都是爸爸妈妈一家人嘴头上省下来的。农场的唯一文化生活是看电影,但在边远的分场、生产连队长期看不到电影,有时为看一场电影往返要跑几十里路,回来时天已经亮了。

三) 少数基层干部对知青的管理简单、粗暴,个别的还贪污受贿,违法乱纪,打击报复。这主要发生在“四人帮”横行时的“兵团”时期,当前少数生产队也还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兵团”时期的生产连队干部,多是现役战士担任,方法简单,强迫命令,捆绑吊打知青的事时有发生。知青纷纷反映他们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受到的虐待,由此造成了一些冤案、假案、错案,仅东风农场就达400多件,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该场8分场2队知青吴语龙,1977年4月被诬为盗窃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遭到捆绑吊打和游斗,以致打成残废。事后公安部门查清,偷东西的是当地的一个傣族盗窃集团,和吴语龙根本无关(已做处理)。瑞丽农场4分场8队知青李晓红,给分场写信反映过队干部的问题,清查时被支部说成与“四人帮”有牵连,受到冤枉。有些基层单位还制定了一些不恰当的管理办法,例如有的规定加班劳动迟到一小时记事假一天;到了下班时间,地里活未干完,拒绝继续干的,全天不算出工;政治学习不参加,扣发工资,因病未愈超假的,按事假处理;探亲超假十天的不报销旅费,有的还扣发工资,不予报销探亲期间的医疗费,等等。有的基层干部勒索知青从家里带来的东西,发“知青财”。还有少数坏人调戏、奸污女知青。不完全统计,仅东风农场从1970年至1974年就有30名基层干部因奸污女知青,情节恶劣,受到刑事处分。遭到他们迫害的女青年达100多人。这种事情虽做处理,近几年少了一些,但还时有发生。勐养农场揭发一名机务人员,利用职务,调戏奸污了十几名女青年,至今没有处理。广大知青和家长对这样的事,非常愤慨。

四) 社会歧视。来云南的十万多知青,近年来因病退、困退、升学及走后门,走了两万多人。留下的绝大部分是工人子女和上海郊区大青年农民。他们说,现在社会上以上调和离开农场做为衡量知青进步的标准,认为坚持在农村的是没出息或是犯错误的。探亲途中旅馆不愿安排知青住宿,常常被迫露宿街头;即便接受,也是安排在被褥很脏、又阴又暗的房间。

五) 交通不便,探亲困难。有的生产队没有公路,回趟家要步行,搭牛车、马车、汽车,几经周折,约7、8天才能到达昆明。逢年过节,交通拥挤,在昆明往往还要等上一个星期,回来又是如此。遇到雨季,困难更大。旅途受阻时间长了,钱粮用光了,只得步行回农场。有的青年是一路哭回来的。东风农场12分场上海知青张建荣,来场三年后才回家探亲,批给59天假,路上花了33天,因怕超假,提前离家,到达农场还误了两天,因为超假,农场不给报销路费。

因为生活条件太差,就是原来一些满怀革命豪情主动报名来边疆的青年,也感到难以忍受。他们说:“刚来时满怀激情、热血沸腾,而现实生活如冰水浇身,苦上二、三年还可以坚持,如今七、八年甚至十年了,实在不能再忍受了”。

上述种种,积怨很深。过去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对提意见的动辄打击报复,因此,知青敢怒不敢言。而今发扬民主,允许讲话,按他们的话说,“蕴藏在心底的火山爆发了”。我们深深感到,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闹事,有其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决不是少数几个人煽动起来的。

三、 由于知青闹事造成的损失一) 先是政治上的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出现了安定团结局面,全国形势一天比一天好,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云南知青闹事,在全国甚至世界上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当西双版纳知青在景洪大街上贴大字报、演讲时,已经为外国旅游者所注意。后来他们又到昆明、上海、重庆等地贴大字报、演讲,最后到北京贴大字报、漫画,更引起外国别有用心的记者的“兴趣”,有的外国通讯社已经发表了有关闹事的消息。当丁惠民等人在北京贴大字报时,有人贴条子、写批语表示支持。在昆明、上海、重庆等地,还有人参加了他们的大会。知青的罢工行动,对农场广大职工群众也有影响。

二) 经济上的损失,仅西双版纳州八个农场,由于知青罢工,去冬今春应开荒十一万亩,只完成了一万多亩;已定植的橡胶树,有90%左右没有管理;橡胶苗圃四千八百多亩,也有60%左右没有管理;备耕工作(拟种黄豆二万亩,花生二万二千亩,玉米五万六千亩,甘蔗一万亩)基本未动。勐棒农场六分场知青在国务院三条指示广播后,还把锄头、砍刀等劳动工具一起烧掉,并把四十亩已经发芽的油菜全部毁掉,损失有三、四千元。有的生产队还把母猪和小猪杀光了。

三) 罢工期间出现了一些打砸抢的行动,伤害了一些干部,给国家财产也造成了一定损失,仅东风农场就有16个干部挨打,其中重伤一人。东风农场场长王文希的家里被砸。黎明、东风、勐满农场,以及西双版纳农垦分局,都发生过大批知青抢饭吃的现象。有的吃过饭以后,把饭碗也摔掉。至于围斗干部,各场都有发生,有的强拉住干部和他们一起绝食。有的知青还散布了一些反动言论。

四、 对知青问题的处理意见知青闹事的情况,已基本查清,根据中央[1978]74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好云南知青闹事问题,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云南省委和调查组一致认为,由于这些农场均处于边境民族地区,为了稳定边疆,适应当前反修斗争和战备的需要,应根据云南边疆农场的特点和条件,采取以下措施:

一) 云南国营农场是国家的重要橡胶生产基地,发展前途很大,应当切实搞好各项建设事业,使广大知识青年看到在农场大有可为。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尽可能多的知青自愿留在农场。坚决不愿留场的,经与有关省、市协商同意,采取如下办法解决:○1办理病退、困退;○2父母退职、退休,由子女顶替;○3劳力多余的,进行调工;○4上海郊区农民,按上海市意见,回去当社员;○5参军复员的,回到父母所在地安置;○6农垦部门在当地办中专和技校招收一部分知青。分期分批处理解决。

二) 已婚知青,处理不好影响也大。和当地青年结婚的,应尽量动员留下,不回城市;各城市的男知青与女知青结婚,应相互照顾,允许到一方城市落户。但应说服少归上海。

三) 知青当中的一些冤案、假案、错案,还没有解决的,要切实解决。有错必纠,这是关系到实现安定团结的大问题。

四) 有的知青提出要清算过去积存下来的经济帐,例如超假的探亲路费和回城看病医药费的报销问题,以及一些不合理的罚款等等,这些事情,都应实事求是地由农场妥善解决。

五) 对这次知青闹事中,少数有打砸抢行为的人,一般应着重批评教育。但对情节特别严重,并造成恶果的,应当切实查明事实,追究法律责任。对这些人不加追究,不足以保卫社会主义法制,亦不能平民愤。

六) 对被打的干部,要进行慰问、鼓励和表扬,经济上有损失的,应追究退赔,还有困难的由国家给以补助、救济。

五、 做好广大职工群众的工作,切实办好农场老工人是国营农场的骨干,是依靠力量。他们大多数是在年轻的时候,自告奋勇来到边疆,批荆斩棘,为建设国营农场贡献了力量。广大基层干部也是辛苦的。目前他们生活上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应当十分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一) 关于职工的工资待遇问题。这里是十类、十一类工资地区,而农工却是拿的六类地区的工资,相差6元。这个问题存在已久,职工反映很强烈,应当从一九七九年一月开始,一律改为拿十类、十一类地区工资。

二) 边疆津贴问题。在边疆地区的国营农场,原有的边疆津贴已经取消,应当从1979年1月开始重新实行。

三) 以工代干问题。农场的各级干部约有半数左右,至今拿工人的工资。有的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干部,担任农场党委书记,还是农工五级(43.9元),应当定职、定级,从1979年1月开始,按新级别发给工资。

四) 生活问题。有的反映住的是“三怕房”(怕风、怕雨、怕火),吃的是“三差饭”(变质霉烂的米面,没有菜,没有油),农场要狠抓一下职工生活,在四季如春的地方,职工吃不上菜是不应该的。要修建一批职工住房,西双版纳地区住房造价要比昆明高一倍,应按这个标准拨给建房经费。1979年由省农垦局拨给一部分经费用于修缮职工住房。粮食部门对橡胶农场职工口粮应保证供应。农场职工的定量供应商品,应和城镇职工同等对待。

五) 为了解决日用百货供应不足问题,省委已决定国营农场商业点从1979年第一季度开始直接从二级批发站进货,减少中间环节,增加国营农场的货源。农垦部门的医院,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械,应设立户头,按人数由二级批发站负责供应。

六) 老工人对子女教育问题反映强烈,他们说,我们的子女只有住山沟,没法上大学。农场师资缺乏,教育质量低,一向比较突出,在知青走了之后,这个问题将更加尖锐。建议今后师范学校要为国营农场设班培养师资,所需经费由农垦部门拨给。

七) 边疆农场工人在内地省市家乡结了婚,配偶落不上户,有的落了户没有粮食吃。有的生了一、两个小孩还未落户,几个人吃一个人的粮食。应当解决他们的户口和头一、二、三年内的吃粮问题。三年后粮食应由农场组织生产自给。

八) 职工文化生活问题,也应给予必要的关心,书报要多一些,农场所需书报杂志按县级单位供应。电影发行公司应把国营农场当作县一级单位,供应拷贝。

九) 国营农场应成立工会。国营农场职工的劳保待遇应按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十) 知青走了之后,主要靠提高机械水平,解决农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能够使用机械作业,例如定植橡胶、种植甘蔗等都要尽快使用机械。还要发挥老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力仍不足时,尽可能补充一部分自愿合格的工人。当前,要有计划地培养割胶工、汽车司机、拖拉机手、机务技术人员等,以解决生产上的紧急需要。对文教、医务、财会人员的缺额,亦应立即选拔、培训、补充。

这次闹事是一件坏事,应把坏事变成好事。国营农场多年存在的问题来了一个总爆发,一大堆问题都要提出来了,引起了云南省各级领导的重视,一起动手来抓。解决问题,消除隐患,使国营农场走上更加坚实的发展道路。

我们相信,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鼓舞下,经过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一定可以把国营农场办好,完成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云南省革委会

                                       国务院调查组

                                         1979年元月23日

 


第十七章  百万知青胜利大逃亡


    云南国营农场知青的大返城是从1979年2月中旬开始的。

1979年2月6日云南革命委员会下发了“云革(1979)22号文件”关于彻底贯彻中央(1978)74号“统筹解决我省国营农场知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它指出:“针对我省边疆地区国营农场知青中存在的问题,在国务院调查组的帮助下,经和上海、四川、北京有关省市协商,并取得他们的同意,提出以下统筹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 战斗在边疆农场的知青同志们要从国家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局出发,尽可能地留在这些暂时虽有困难,但发展前途广阔,大有可为的国营农场工作。实在不愿意留下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由原籍省、市分期分批按下列办法解决:

1) 办理病退、困退。

2) 父母退职退休的可由子女顶替。

3) 劳动力多余的,进行调工。

4) 从农场参军又复员到原单位的可以调到父母所在地安置。

5) 上海郊区的农民,按上海市委意见回原籍当社员。

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暂时还不能走的知青,必须坚守岗位,搞好本职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 知青中尚未处理的一些冤案、假案、错案,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文件精神继续加以解决。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实事求是地纠正、平反、昭雪。

三) 对知青中有些未处理和处理不当的经济问题,如探亲路费,回原籍看病的医药费的报销,应该根据有关规定合情合理地加以解决。但对个别无理取闹的人,不能迁就,不该报销的不应给予报销,不然不仅有损国家利益,也会使其犯错误。

四) 对一些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知青,要进行批评教育。对个别违反社会主义法制,侵犯干部、群众人身安全和财产、破坏国家财富,造成严重后果,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者,要依法处理。

五) 对被殴打、抄家和个人财物受损失的干部、职工和知青要进行慰问,受伤者要医治,其所受财产损失,由农场给予合理的补助。对保护国家财产有功的职工,要给予表扬奖励。今后,如再发生殴打干部、群众和抄家等违法乱纪事件,必须从严处理……

这个文件等于揭开了云南国营农场知青大返城的序幕,同时言辞切切对在返城风潮中一些理智失控的知青的打砸抄、损坏公物行为,提出谴责并追究其责任。比如打砸东风农场场长王文希家的几个上海知青,很快受到刑事处分,被判刑事处分若干年,出狱后才办理返回上海原籍的手续。

1993年出版的邓贤写的《中国知青梦》对云南知青大返城的狂潮有详实、精彩的描写,现摘几段以飧广大读者。

“1979年2月下旬,农场的灾难降临了。

昆明会议一结束,云南省昆明近水楼台,招工招干人员闻风而动。紧接着,成都、重庆、上海、北京各劳动部门,知青家长所在单位的招工人员纷至沓来。回城理由百花齐放,名目繁多;招工、招干、商调、困退、病退、家照独生子女等等,只要一个小小的理由,或者只需一纸公函,农场立即盖章放行。

很快干脆连理由也不要,因为许多回城心切的人等不及公函或招工指标,他们惟恐政策变卦,赶不上回城的末班车,于是在一片近乎世界末日到来的逃难般的疯狂情绪驱动下,农场关卡节节失灵,回城政策竟相放宽。只要你是知青,来自城市,这就是最好的理由。哪里来的,哪里去,农场一律开绿灯。在知青热泪盈眶的欢呼声中,农场被席卷而来的知青返城大潮淹没了。

在西双版纳,在德宏、红河、临沧、文山,每一个农场都为知青返城敞开大门,成千上万的知青将场部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在场部外面围起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等待办理繁琐的回城手续:体检、政审、鉴定、提档、组织关系、工资关系、粮食、户口等等,其中惟有一项户口证明须由县公安局盖方才有效……

在勐腊农场,几千知青排起几公里长的队伍,但是工作人员即使伸出三头六臂,每天最多只能办理两百多知青的返城手续,如此类推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办完,于是在一些农场采取发放号签的方式,每天发200个名额,来消除拥挤、混乱和排长队的现象。不料这种方式竟引发了意想不到的悲惨事故。据二师7团5营成都知青聂晓薇的回忆:勐定农场有一个连队很偏僻,大约离部40多公里。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场部开始发放迁移证。消息传到这个连队时,已是几天以后了。欣喜若狂的知青们连夜步行40多公里,赶到场部去领迁移证。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何等热闹,几百个人满怀期望挤在一个窗口前。等到一个小个子知青挤在窗口时,迁移证已经发完了。小个子知青如五雷轰顶,跌跌撞撞地回到连队,蒙头就睡。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在门后上吊死了,他太绝望了,以为没有领到迁移证,就永远回不到成都。其实,过了几天,场部又开始发第二批迁移证了。”于是有些农场干脆将那枚代表农场权利机构的公章用一根铁丝悬在办公室的窗口上,人们根本不需排队,自行去盖那枚改变自己命运的大印,正如多年后人们以上海叶辛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孽债》中看到知青们争先恐后去抓那枚悬在窗上公章盖印的情景。还有一个喜搞恶作剧的上海知青,在自己的白汗衫上盖了许多红粑粑印,以留做纪念。

邓贤在《中国知青梦》中写道:“溃堤的洪水从云贵高原汹涌而下。从云南边疆通往内地,几乎所有的水陆干线;国道一线、三线,滇缅公路,中老公路,滇越铁路,怒江、红河、澜沧江一列列满载难民般的知青火车,一辆辆汽车,一艘艘轮船昼夜不停,与源源不断运往前线的军列形成鲜明对比。有的知青两手空空,吊儿郎当。‘赤条条去无牵挂’,有的成双成对,拖儿带女,还有人趁机会购许多优质木材(政策允许每人托运两立方米)和走私商品。‘堤内损失堤外补’,意欲打回老家去轰轰烈烈大干一番。有人欢天喜地,有人步履蹒跚,有人大哭大笑,有人乐极生悲,总之世界原本是个大舞台,十万知青演员在这里匆匆上演了一台精彩纷呈大喜大悲的人生短剧。

从宏观上看,知青大返城是十年前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必然重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概括为“社来社去”,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政策依据之一。因此知青们扛着红旗上山下乡,在边疆埋葬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拓荒梦之后,就丢盔弃甲地踏上重返城市的归途。

不同的是,十年前那些热情洋溢的稚嫩面孔消失了,代之以一群群皮肤黝黑,饱经沧桑的男人和女人。‘’据重庆知青邹盛永和易立新的回忆,当他们从北京和重庆回到勐腊时,县城大街上全是农场的上海郊区农民,拖儿带女在这里等车,因为人们一窝蜂地仓促离开农场、县城,农场的各种车辆加一起来一天也送走不了多少人,于是他们在勐腊县城大街安营扎寨,到处堆着行李卷和原木家具,就象一座挨一座的难民营,在初春料峭的寒风中,他们就蜷缩在这些行李卷上,但他们很满意,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这时中越自卫反击战已经开始,为了抢运这些迫切离去的知青,中老公路上从老挝执行军事任务归国返空的军车也奉命搭载这些知青。在1979年2月至5月,亚热带雨季来到之前从打洛到勐腊,从景洪到昆明的长达737公里的公路上,一直风尘仆仆地颠簸着这些运载知青的各种车辆。三月份勐棒农场的知青曾用庆和他的伙伴们办理了一切手续,接连两天在公路边拦车往昆明,一辆辆塞满人和行李的汽车从他们眼前风掣电闪般疾驰而去,根本不停。最后终于拦下一辆军车,从驾驶室走下一位威严的军官,问他们要干什么?小曾说,请把我们带到昆明去,那军人没吭声,小曾以为他同意了,飞快地爬上车厢,见里面空荡荡的横排着几个白色蛇皮袋,小曾用手一摸,惊恐地跳下来,原来车上运的是前线阵亡士兵的遗体,忙向军人说了声对不起。军车开走了,消失在夜幕中。

知青大返城前夕,由于罢工复令下达后没有多少人复工,农场几乎陷于停顿,春节临近,所以许多知青借这个机会纷纷回上海、四川探亲去了,大返城的消息他们还是在故乡家中获悉的。于是大批知青又匆匆踏上归途,日夜兼程赶往云南去办理返城手续。原来东风农场14营9连指导员,现任中国包装技术协会副秘书长的周公正充满激情地回顾这段动荡的岁月:

“1979年3月,西双版纳最难熬的日子,烈日炎炎,热浪灼人。我和女友陈英颠簸了四天汽车,一路风尘,从昆明赶回农场。一路上,滚滚北去的知青专车,烦躁的人群,吓人的流言,一种阴影越来越沉重。踏进分场部,我俩惊呆了。一副劫后的场景:鞋袜衣衫,箱桶碗盆,四处乱丢;竹筐草排,破桌烂凳,随地可见。知青住的草房东倒西歪,摇摇欲坠。图书室门窗大开,只有几本残书散落门前,显然遭抢了。小商店、米干店、办公室静悄悄,死沉沉。几位老职工迎出来,悲哀的面色,惊讶的神情。跨进屋门,一股霉气直冲脑门,小范他们都已走了,我的家什孤零零地堆在床上,厚厚尘埃,空空荡荡。陈英见状,一屁股坐下瘫了,辛酸的泪花,无言以对。短短的2个月,太突然了,太出乎意料了,昔日的喧闹,熟悉的身影笑影全没有了,眼前四壁空荡,冷冷清清。

返城是知青生活后几年的最高愿望,就是在我这间屋子里,我们不知争论多少回,该不该回城,能不能返城,当知青返城罢工浪潮席卷南疆,这里成了“自由论坛”。各种消息、言论、观点滚滚而来,争论不休,扰得我思绪纷乱。凭良知,知青该回城;讲理智,知青又不能全回城。加上头上一顶不大不小的官帽,一个党员的责任,知青言行的悲壮,既定理想的憧憬,躁定不安的现实。孰是孰非,何去何从。我第一次感到六神无主,怎么办?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我和陈英返沪、渝探亲了。

在上海,接知青们的来信,云南知青返成问题圆满解决,农场知青基本走光,因我无顶替、商调、“落实政策”的照顾,他们只得到场部医院、院长室门口高挂着个大印,盖个章。“早期肝硬化”函已发至上海,在信中他们还提醒我办函时不要说错病因。呜呼哀哉!当年一颗红心,满腔热血,屯垦戍边。现在要拿着病退函回转老家,叫我如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望着病瘫在床的老母,心想天转地移,我这个不孝子将要回家待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好马不吃回头草,心一横,还是决定回农场。

到昆明,碰到省委宣传部的知青老友,他惊讶地劝我还是返沪为上策。至此我才作出一生中第二次抉择,发电上海,速发函调。一个人生的怪圈,十年艰辛,十年奉献,却要你回到你十年前的出发点。

我在空荡的草屋收拾归乡的行装,百感交集,十年“苦行僧”生活,自讨苦吃,一无所求,只要回家就行了,却发现自己是个可怜的无产者。只有一大堆书和学习资料,要运回上海?病退知青行李费只够托运15公斤。算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拣了一套上海慰问团送的《马列选集》《毛选》和鲁迅文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它书付之一炬,映着熊熊的火光,一种无以名状的轻松。

要离开农场,离开西双版纳,是激动的,又惶惑,真个心都是空荡荡的。我们要走了,老职工们都来送行,当得知我们如此两手空空回去处,老李他们集体商量决定,从仓库里拿了4方件行条给我,深情地说:‘小周,你回上海也该结婚了,这几根料子拿回去,打几件家具……’我第一次颤抖地握着他们的手,这些年来我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他们教会了我吃苦、坚韧、朴实,教会了我“做人”。

1979年“5.1”节

昆洛公路滚滚北去的车队,有凯旋而归的自卫反击战官兵,有拖儿带女步行逃离农场的原越南华侨。当然更多的车辆载着胜利大逃亡的北返知青,我也坐在高高的行李堆上,望着渐渐远去的南疆山水,思绪万千。1968年12月21日,我们千余名首批赴滇“老上海”,告别黄浦江,一路风尘一路歌,昂首下南疆。作为带队人之一的我,是那么忙碌、兴奋,憧憬着我们这一次年轻的生龙活虎的队伍的明天,那是时代的潮流,潮涨潮落。现在知青狼狈北返,一泻千里,没有笑声,没有歌声,默默地走了,匆匆地走了。走了,我们曾引以为第二故乡的西双版纳;走了,融化着我们青春和理想的红土地;走了,我们这辈子必将终身为之梦回魂萦的神奇土地。”周公正的叙述代表了当时农场知青干部的普遍心态。

原一师6团17营的重庆知青马平1992年写的《最后》则生动记叙了在知青大返城途中发生的救火难忘的一幕:“1979年3月,知青的农垦史已熬到尽头,连续几个月的躁动、兴奋、罢工、上访,终于可以回家了。知青们含泪相告,办理手续,打点行装,争先恐后地离开曾经憧憬而今怨恨的地方。短短几天,5千多知青的农场已是空荡荡,农场瘫痪了,头们躲了,只有曾与知青朝夕相处的老工人一双双惶恐不安的眼睛露出一丝丝迷惘与惆怅。咳,都走了……

26日,勐满这个百米长的边陲小镇上,不象从前那样熙嚷。镇上邮局旁码放着一堆简易的行李,歪斜地靠着,坐着一批最后办完手续候车返城的知青。

时至中午,一阵旱季特有的劲风将烧荒的火迹刮到镇边的上空。只见北边傣家村的竹楼上,一股浓烟腾起,瞬间窜出丈高的火焰,跃过楼端,借着风势噼里啪啦往南席卷而来,寨上老人哭喊,小孩惊叫,火枪轰鸣,寨子惊炸了,小镇惊炸了。

知青们猛地从行李上翻起,迷糊地揉着惺忪的眼睛。

‘糟了,寨子着火了!’眼前的情景使知青们倒抽口气,个个寒毛直竖。凭着8年的生活经验,这竹木结构的傣家村寨和勐满街将化为灰烬。必须立即抢出寨中老小与财产,切断与街子的火源,保住银行、邮局和商店。谁也没想到,今天是他们最后返城的日子,今天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此刻谁也没有想到:冲进火海,是否生还?知青们敏捷地翻越寨子栅栏,冲进火海。

又是“大耳朵”跑在最前面,挥动手臂呼喊:‘快救人’‘快去切断那边火源’。

说完登上竹楼,闯进了火海,那神态又象1975年救哈民族山寨那场大火,那神态又象1973年那次打群架。“轰轰”竹楼在阵阵热浪中坍塌。“刘胎”背着一位咪傣(大娘)刚奔下竹楼,竹楼就在火中轰然倒塌,气浪将他掀翻在地,他还紧紧用身体护着咪傣,转身又冲出火海,声嘶力竭的猛嚎:‘快点呀,老人娃儿要烧死了!老子今后屙屎都不朝这个鬼地方!’烟瘴火幕中,“胖娃”又冲出来,眉毛头发都被燎燃,只见他一手夹着侬英(小女孩)侬仔(小男孩),背上还背着傣家老乡的大捆财产。“华子”拖着那瘦弱的身子,用那双被“极左路线”致残僵曲的手,接应着知青们从火海里抢出的一件件财产。浓烟呛得他吁吁之喘。记得在办公室办完手续那天,知青们也在农场的操坝上燃起一堆大火,“华子”和疯狂的知青们一样扔进他八年唯一的家当:一张红椿木写字台,希望那熊熊烈焰能烧走压抑在心中的不满。

知青们一路切断火源,一路又扑向银行、邮局、商店,抢救国家财产,路边抢出的东西堆成小山。为了防止意外,“白沙”这个农场的基干民兵,罢工时的纠察队长,又雄赳赳地握着一把砍刀站在一旁守护。

远处劳动的傣族老乡赶回来了,农场职工赶回来了,边防战士赶回来了,与知青们一道继续同烈火搏斗。烈火终于在接近街子的边缘被切断了,扑灭了。小镇又恢复了平静。

望着烟雾未尽的寨子废墟,望着被救出的乡亲,望着完好的银行、邮局、商店,一颗颗不安的心终于落下来了。

大伙面面相觑,黑漆漆脏兮兮的一身一脸,都笑起来,开始互相问道:‘烧伤了没有?’“大耳朵”拂拂烧焦的衣角,一拍胸口,从怀里抓出那盖满大大小小印章的“户口迁移证”。

‘只要不烧它龟儿,啥子都好办!’知青们有兴奋起来。

再见了,第二故乡!”在各个农场的知青们掀起返城狂潮时,丁惠民他们在干什么呢?

完成请愿使命筹备总组撤消,丁惠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和刘先国、黄有志,忙着清理北上请愿团的帐目并将它公布出来,这些钱都是知青们募捐出来的,应该对广大知青有个交待。黄玉海、刘庭明也来景洪找丁惠民,把首批请愿团旗送来,表示他们已经完成使命,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丁惠民还向景洪农垦分局要了一部吉普车,他和胡建国深入到版纳垦区几个农场转了一圈,了解农场对知青落实政策的情况,尤其是那些多年积压下来的冤案、假案、错案必须立即平反,决不能让农场在知青的挡案中留下尾巴。

一天他们来到勐腊农场6分场,只见场部已经贴通知。

紧急通知全分场的知识青年同志们:

我们的总指挥丁惠民同志特意从景洪赶来看望大家,望我分场全体知青务必在早上7点来分场集合欢迎,以来表达我们的心意,并传达安平生书记的讲话,望准时到会。因丁惠民同志工作很忙,8点就要离开农场去景洪,欢迎干部、职工来参加。

勐腊6分场筹备总组

元月29日勐腊农场有很多来自上海郊县的农民知青,文化水平不高,他们以下跪这种中国农村传统而虔诚方式向丁惠民这位登高振臂一呼,使他们实现返回家乡愿望的领袖表示发自内心的感激,弄得丁惠民和胡建国非常尴尬,将他们一个个扶起来,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丁惠民、胡建国沿途看到几乎是一片战争劫后的惨状,户口迁移证拿到了,农场发的路费与行李托运费也有限。特别是那些已经成家的知青困难很大,他们只有卖家当,将家当拿出来摆成地摊,任老职工和老乡们来选购,价格当然大打折扣,也卖不出几个钱,有的一气之下,把剩下的、带不走的家具物品浇上煤油,一把火烧了。

大返城时期,也是知青离婚达到高峰的时期,其中以一方是知青,另一方是当地人的夫妻离异现象较多,但决不象一些书上所描述:“仅1979年大返城时,仅云南勐腊农场知青离婚逾千对,弃子送子数百人,昆明市收容弃婴近百名,最多一天收容11名”,这显然是个不确切,被夸张的数字。根据我在重庆、上海、北京的采访,大返城时已婚知青夫妇离婚并不多。弃婴有,但很少。2002年元旦,我在重庆采访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在农场结婚的吴绍怀,他也是景洪农场10分场的。1978年他与农场老职工的女儿杨秀芝恋爱结婚,杨秀芝是云南墨江人,她很爱这个头不高,但干活不怕苦的重庆知青。杨秀芝的父母也很喜欢这个憨厚老实的小伙子,但她的两个哥哥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吴绍怀是知青,知青都是飞鸽派,说不定哪一天就回城了,丢下老婆不管了,他们怕妹妹日后受苦。但爱情的力量是强大的,这对劳动中结下深情的青年男女很快就结婚了。到1979年大返城时,他们已经有了一对儿女,杨秀芝一家很通情达理,让吴绍怀迅速办理了返城手续。当吴绍怀恋恋不舍道别妻儿,爬上北归的汽车时,杨秀芝已哭成一个泪人,汽车一下子就从视线中消失了。杨秀芝揩干眼泪,把一对儿女紧紧楼在怀里,她相信吴绍怀不是一个负心汉,他会来接她的。

吴绍怀回到重庆被分配到重庆市第一市政公司当工人,他一趟趟往云南跑,在单位组织的关怀下,终于在8年后将杨秀芝及一对儿女的户口迁入重庆。杨秀芝也上班当了工人,二十多年来,他们夫妻感情很好,杨秀芝早已下岗。吴绍怀仍在市政公司挖地下管道,这是一份又脏又累的工作,他对生活毫无怨言,因为他们的两个孩子已长大了,一个参军,一个上班,在重庆这个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他们是最普通的人。

走在大返城最后的是那些已经有了荣誉与职务的知青干部,在知青闹返城的风潮中,他们的处境很为难,处于当时的处境,起初免不了要站在大多数知青的对立面,招来很多人的责骂,因为知青的身份使他们中的大多数立场有所转变,持观望或暗中支持的态度。弄成了也有他们一份,谁不想返城?

有一位已担任农场副场长的知青,当时负责病退、困退工作。他恪尽职守,觉得许多知青已经成为农场许多关键岗位的骨干,把他们都放走了,使许多工作瘫痪了。他认真执行有关规定,对确实病重的知青一律放行,对条件不够的耐心劝告,对伪造病情的严厉批评,他认为是在坚持原则,却招来这些急于返城的唾骂:“侬是不是电话听筒,十三点!”。后来见大势所趋,他也明白了,知青的返城和当年的下乡一样,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最后他也返城了,现在他成了上海市的一名政府官员。

在云南农垦系统1500余名分场的知青干部中,搭末班车返城的占90%。绝大多数知青的返城,在留下来的知青标兵中引起了巨大的波动,他们想坚守自己扎根的诺言,却又怀疑这究竟能坚持多久,最终他们也返城了,紧步早已回去的知青伙伴们的后尘,去城市重新寻找生活中的位置。这些扎根派的离开,意味着所谓知青上山下乡的半硕成果已荡然无存。

返城的愿望实现了,知青们以各种方式与农场,与老职工门告别。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描写道:

“勐腊农场9分场15连,就是中央调查组途经勐腊,鲁田副部长曾经批评过的那个砍橡胶树的连队。知青临行前,自动上山将橡胶林全部精心护理一遍。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但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无法了却自己内心那笔感情债。因为这些橡胶树毕竟是他们十年心血与汗水的结晶,是他们永远留在红土地上的青春岁月的见证。

深夜,全体知青在橡胶林通宵守护,燃烟防霜,驱赶牲口,就象将远行的母亲守护着一群熟睡的婴儿。当太阳红彤彤地升起的时候,许多知青抱头痛哭,与橡胶林挥泪作别。直到汽车开出很远,人们还是忍不住频频回首,眼泪朦胧。

在勐岗农场场部墙上,人们在围观一张知青们写的“告别信”:

敬爱的农场广大职工、家属同志们,敬爱的大伯、大妈、大叔、大婶及小弟弟、小妹妹们:

我们就要走了,要离开这片边疆红土地,奔赴新的战斗岗位。我们在农场生活了整整10个年头,与你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我们不会忘记,是你们手把手教会我们怎样劳动,怎样生活,也是你们教会我们怎样战胜困难,顽强地、不屈不挠地生存下来。感谢你们,我们相儒以沐、风雨同舟的朋友和亲人。知青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跳动。

前些日子,我们为了争取知青应有的权利,曾有过一些较激烈的言行,也许侵犯过一些职工的利益,伤害过一些朋友的感情,我们在这里向你们道歉,并祈求原谅。为此,我们将本着《三大纪律八大注意事项》的原则,派出小组对罢工期间损坏的一些公物私物进行清查赔偿,希望同志们予以配合。

另外,全体返城知青一致通过决议,将原先捐募筹集的罢工经费,全部留下给农场,支援农场发展教育和橡胶生产。

这笔经费数目不大,却是我们农场全体知青的一片心意。

我们会永远想念你们的

致以最后的敬礼

勐岗农场全体知青1979年2月对知青大返城感到最伤心的是农场的老职工们。10年前知青们刚来农场和兵团时,都还是一些16、7岁的娃娃,当时他们同情这些嫩生生、稚气未脱,远离父母的后生。10年在同一块蓝天下,在同一块红土地上和天斗,和地斗,也和人斗,这其中虽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的难以逾越的鸿沟,甚至有不少是鸡毛蒜皮的过节与矛盾,但10年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已有了血水交融的感情。当知青们闹返城时,他们的心态是复杂的,大多数是同情和观望,也有反对的。后来发展到他们受知青的启发,也行动起来,向农场提出平反历史冤屈,增加工资,提高待遇的要求,并且得到部分解决。现在知青们要走了,又伤心;知青们走了,将鲜活的生机与朝气带走了,将现代文明与知识带走了,农场又恢复到往日的沉寂……

对知青大返城抱有最复杂感情的莫过于农场的各级领导了。因为经过10年的磨砺,知青已成为农场的骨干,他们是农场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离去似乎象一场战争,把农场洗掠一空,农场今后怎么发展。不少农场领导痛心疾首地说:“知青们都走了,橡胶树怎么办?连队怎么办?学校怎么办?医院怎么办?还有拖拉机厂、机械厂、加工厂?……真是抱来的儿子养不安家呀!”据云南农垦总局1979年底的统计:是年全系统知识青年在刮回城风中,返城者达61515人,占知识青年总数的94%,占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勐棒农场有13个队全部走光,东风农场4000多亩投产林地无人割胶。仅西双版纳分局生产队干部走了22%,机关干部走了38.2%,中小学教师走了71%,医护人员走了67.5%,驾驶员走了71%,割胶工走了78.6%,当年付给知识青年路费、补助费2000万余元。

其中版纳垦区只留住了700知青,他们已把生命的根扎在这里了。

一位勐定农场的上海知青近年在“榕树下”网站发帖子,回忆当年离开农场的情景:

“小少离家的孩子,好容易老大归了”。这次可是永远的了。怀着“世纪末”似的疯狂,把任何可以吃的东西统统吃完;把当初带去的全部日用品统统留给老职工,颇有些“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潇洒。这在一般人看来,这种做法有点“张狂”,其实不然,在我心深处是对10年来给过我帮助的人,最后的感谢,对青春作一次“祭奠”,以面对新的人生……

早晨,一样的天气晴朗,美丽的彩霞依旧漫天。与过去任何一天的早晨,没有什么区别,但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新的一天翻开了。营部机务排的拖拉机来了,就象当年接知青一样,但今天却是送我们走的。坐在拖拉机上,面对在路旁默默地目送我们走的老农工和他们的孩子,突然想起“青春无悔”这个词,我开始有些依依不舍起来,喉头仿佛哽塞了似的,想起了许多……哪些?哪些是我难于忘怀的?丝毫没有“风飘飘似轻杨”的感觉。也许今后我会有机会再回来看看?”就在知青大返城人流涌动向滇缅公路时,1979年2月18日中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3月5日,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云南临近战区充满了战争的硝烟。每天在通往中越、中老边境的公路上,白天跑的是交通车,晚上跑的是军车。交通车往北开,一车一车满载着大返城的知青行李。军车往南,拉的是军人和军火。战争是云南知青返城速度加快了,原先说2年内分期批返城,形势突变,云南垦区的知青差不多是半年之内跑光了。

北上请愿团知青们纷纷回去了。

勐棒农场的胡寅康走得最早,他害怕夜长梦多,二月中旬以最快速度办好手续,就带领同连队30多个知青返回上海了。

胡建国走了,他回上海去顶他母亲的职。

与丁惠民同一分场的陈文仙、徐裕敏、胡长安、黄有志都走了,还有不少正在上海、重庆探亲的知青都是委托留在农场的知青办好了返城手续,托运回行李。

勐腊的邹盛永和曾庆国也走了,他们走时连头也不回,只说了一句:“今后撒尿都不朝这个方向。”最后刘先国也走了,他是回重庆顶父亲的职,去当一名木工。

只有丁惠民一个人仍留在云南,他独立场坝上,望着空荡荡的十分场学校,望着四周一片片蔚然成林,培育了8年,即将开割的橡胶林,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寂寞和孤独。半年多来的经历象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片时时伴随着他。他似乎听见他起草第一封、第二封联名信,象燎原星火,燃起版纳垦区5万知青的熊熊烈火,举起亚热带雨林一般稠密的手臂,为命运为公正和尊严的抗争;他想起逆风数千里出征北上,似乎听到北上车轮的震耳的轰鸣声,他的双眼被泪水模糊了……

最后,丁惠民还是走了,在父母一封封电报再三催促下,他办理了返城手续,他没有回上海,那里没有他的家。他只能回湖北去顶提前退休的母亲的职。

1979年12月31日,他才赶回湖北南部的一个小县城崇阳县,去父母的工作单位湖北仪表厂,这是报到的最后一天的期限。

云南农场知青的胜利大返城象一张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立刻在全国各垦区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促成全国百万农场知青的胜利大逃亡。

黑龙江国营农场知青返城风刮得比云南还要早。地处北疆的北大荒气候寒冷,生活条件艰苦,农场管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食堂、宿舍条件太差;冬天放三四个月的假,撵知青回城;不发工资、粮票,住房紧张,文化生活单调。47万知青在农场已苦干了十年,变化不大,对前途感到渺茫,都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离开农场。

到1978年,黑龙江国营农场的病退、困退风迅速蔓延,不断升级,而年底结束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给插队知青网开一面的同时,却几乎关闭了农场知青返城的大门,也就是会议文件明确规定的:农场知青一般不办理病退和困退,如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通过组织商调。在决策者眼里,农场知青是拿工资的国营企业职工,基于稳定农垦职工队伍的考虑,这样考虑是可行的。但农场知青们则认为:当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不远数千里来边疆屯垦戍边,十年过去了,依然一无所有,完全是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的。如今上山下乡政策调整了,在返城问题上去与插队知青两样看待,太不公平了,连知青名分都剥夺了,等于切断了他们返城之路。因此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后,北大荒各农场知青的返城风不仅没有趋于缓和,反而越刮越猛。

到1978年底,黑龙江国营农场知青通过各种渠道调离的已达20多万,农场知青总数的一半左右。要求返城的申请表继续成千上万送到领导机关。仅仅1979年第一季度,全农场系统又有7.4万知青返城,另有6万人已报病退材料待批,此时农场知青只剩下10万余人。

著名知青作家梁晓生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写道:

“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八九。四十余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如钱塘江大潮,势不可挡,一半师团、连队,陷入混乱状态。”大批知青返城,给农场的正常秩序和生活秩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1979年初,全农场系统连职以上干部走了25000人,技术骨干走了8000人。一些农场出现了机器无人开,学生无人教,帐目无人算的瘫痪局面。建三江管理局知青占全局职工人数的80%以上,到3月,知青返城已达77%,劳动力奇缺,播种无法进行。

1979年3月1日,黑龙江省委鉴于返城风势头过猛,严重影响生产,宣布自即日起,暂停办理农场知青困退、病退手续,于是引起了哈尔滨市知青请愿事件。3月1日上午,该市500多名知青在市革委会机关门前集合,堵塞交通达5个小时之久,风波一直到3月3日才平息。省市领导认真听取知青意见和要求,研究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知青代表也作了自我批评,问题得到解决。

在黑龙江,曾是文革极左路线的重灾区之一,1975年由官方炒做的两个农场知青刘宁与黄一丁关于“扎根和枝根”的争论,大力提倡知青扎根边疆一辈子革命,树立起一批立志扎根知青典型。提出“天涯何出无芳草,何雷马举裹尸运”,铮铮誓言,但是知青大返城的洪流中,扎根舆论不堪一击,扎根派几乎全军覆没,一个个随大流返城。当波澜壮阔的返城风平息下来后,农场47万知青已所剩无几。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二团知青干部李建才在《北大荒风云录》的文章“零落凄迟一杯酒”对这段历史作了生动的描述:

“1977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更名为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在总局农业处工作的我,眼瞅着返城的浪潮席卷而来,学校没有了老师,机耕队没有了驾驶员,许多担任连长、指导员甚至但当团长、政委的知青也都悄然隐去。被几十万知识青年的青春热血沸腾起来的北大荒,一下子蔫儿了。我走不了,只好呆在那儿,一呆就是6年。

……1979年春节前夕,我出差到了北安的几个农场,工作结束后,已是小年夜,处处无家处处家,在北安农场过年算了。但一看,仅剩下的几个知青也准备回城过年去了,掂量掂量,还是趁早回总局去吧,那里总还有自己的床。

夜里的火车,我逛了一下午街。天黑了,才钻进一家小酒店,店中冷冷清清,只有我一个客人。先要了二两白干,看着店里只有一种血肠,虽没吃过,我还是称了一斤,没想到这血肠比豆腐渣还难吃,我端着酒杯直发愣。弹指10年,于今孤身独饮一杯酒,心中倍觉伤感,多少铁心扎根的青年都飞走了。记得报纸上大做文章的一位知青榜样,曾与他返城的女朋友断了关系,可如今也与他的上海妻子双双飞去。

北大荒啊,北大荒,你为什么留不住他们呢?

小店主人见我端着酒杯不喝,就走过来和我唠了起来。他谈起曾几何时的北安镇,兴安岭上闯关东的伐木工人,大把大把地花着用生命换来的血汗钱……

凛冽的北风鼓动着雪花,不时掀开小店厚实的毡门帘,抬眼望去,街上灰蒙蒙一片。我最里嚼着血肠,直象是打落牙齿和泪咽,心中一阵剧痛,我想哭,我想痛痛快快地哭,用泪水来稀释自己心头上浓浓的孤独和惆怅。

……

到了1982年,我终于办理了返家的手续。我带着妻子和出世不久的女儿,坐在汽车行,十三年的酸甜苦辣,爱恨恩怨随着汽车的颠簸在我心头翻腾。别了,北大荒。别了,我的青春。”1979年后席卷全国的知青返城风潮对各大城市产生巨大的冲击,特别是上海市,始终处在风潮旋涡的中心。

早在1978年11月,上海市街头已经出现知青请愿、游行、要求返城。12月10日,各地回来的知青举行集会、静坐,提出“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的口号,形势日趋动荡。

上海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超大型城市,青年升学、就业一向比较困难。“文革”10年,动员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高达100余万,且具有跨省安置多,进入边疆生产建设多的特色。迁往外省的70多万知青分布东北三省、新疆、内蒙、云南、安徽、江西、贵州等省区。1978年,在城市人口已达1100万(其中城区人口600万)的巨大压力下,再想为100万下乡青年(何况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结婚生子)让出一块生存空间来,难度实在太大了。

1979年春节在即,上海市迎来了数十万知青回家探亲过年的知青。节前,上海市有关部门举办了内容丰富的慰问活动,以期安抚情绪不稳的返沪知青。然而即日期间的走亲访友,为知青们沟通信息彼此串联提供了便利,知青们躁动的情绪迅速蔓延开来。

1979年2月5日,即春节后的第9天,一大批知青(包括一部分已在外地工矿就业的青年)在一个所谓的“行动委员会”的带动下,走上街头,他们高呼口号,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因为要求未得到满足,部分知青于当日下午聚集在上海站共和新路道口,采取了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大批围观者将上海车站通往南京、杭州方向的咽喉地带堵得水泄不通。有的建议,如果市委不解决,将乘46次特快上北京。一些知青高举着白布横条,墨笔大书“坚决要求市委彭冲、王一平接见”“我们要回上海参加四化建设”等口号。上海铁路局的几位负责人奉命到现场,劝说卧轨知青撤离轨道,没人听他们的。

当晚,4名知青代表到上海铁路局办公大楼,请铁路局向上转达要求市委领导接见,并表示只要市委领导接见,愿意撤离铁路。不久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严佑民在上海市革委会接见了知青代表,批评了他们阻拦列车,中断铁路交通,影响铁路运输的错误行为。

铁路大动脉被阻断的消息很快惊动了中央部门。6日凌晨,国务院下达了电话指示。随即,部分卧轨青年撤离铁道,至清晨4点,仍有不少人坚持不下来,市公安局只好调动民警和消防队前往现场,驱散人群,将少数人扭往公安局。卧轨事件从5日下午5时开始至翌晨4点30分终止,使作为交通枢纽的铁路大动脉中断了12个小时,造成上海站共有29趟车不能发出。31趟车不能进站,沪宁、沪杭两线陷于停顿,8万多乘客(其中包括数千名外宾和华侨)不能进站、出站。并且波及到津浦、浙赣等几条铁路线的运行秩序,经济损失达220余万元。这次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政治后果。为了消除这次事件的影响,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上海市委于2月7日召开电视广播大会,号召知青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

春节前后,在其它一些大、中城市同时发生了知青请愿、游行活动。

1月25日上午,200多名农场知青在南京市委门口集合,要求回城工作,这次集会由苏北东辛农场一些知青发起的,他们串联了14个农场的知青,利用春节返城的时机,集体行动,要求市委解决他们的问题。

南京市委派秘书长和知青办主任接见了知青代表,但少数知青不听劝阻,在墙上刷标语:“还我户口,还我青春,结婚无罪”。有的把矛头指向“走后门”进城的农民工,提出“开后门”上来的农民工滚回去,把农民非法占有的招工指标退出来,安插农场知青。这突出反映了知青对农民大量进城,增加了知青返城和就业困难的强烈不满。下午一些知青结队到市中心鼓楼、新街口等交通要道,他们拦截汽车,在车身上刷上标语,交通堵塞近3个小时。

这一天南京市委召开了两级区委书记会议,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做好农场知青工作,由于南京市委的耐心及时做仔细的说服和疏导,使这次请愿活动很快平息下来。

在杭州市,一些在省内处农场工作的知青,以及一些在外地就业的知青,趁着春节大批返城的机会,到市委请愿,要求返城。2月5日,一些知青在解放路、延安路口聚众集会,阻拦车辆,堵塞交通,致使公交车停开数日,经市委及有关部门做工作,逐步平息了这场风波。

在西南最大的城市重庆,数百上访知青,连续围攻市劳动局干部,甚至把管图章的干部强行拉走,致使机关工作不能正常进行。2月17日《四川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谴责极少数人以发扬民主为借口,冲击政府机关,阻塞交通的错误行为,这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

在天津市,2月7日也发生了知青闹事。这天下午,在繁华商业区和平路人民商场,聚集了许多返津知青,他们要求市委解决他们的户口和工作问题,他们推翻了马路中心的岗亭,人行横道上的垃圾果皮箱;拦阻往来车辆。和平路、滨江路一带的交通为之断绝,附近商店纷纷被迫停业关门。

这场风潮也席卷到沿江的一些中小城市,包括我的故乡安徽芜湖市。我记忆犹新的是2月上旬的一天,受上海、南京知青上街游行的影响,他们在芜湖市最繁华的鸠江饭店前掀翻了一辆吉普车;包围了市知青办,一些失去理智的知青还冲砸了几家商店。市中心聚满了围观的市民,当时我正在一所师范院校读书,默默地站在围攻的人群中,我对他们的境遇表示同情,但对他们过激的行为不能赞同。经过十年浩劫的共和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我们要给政府一段时间来治理社会灾难遗留下来的问题,要相信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华西里说的一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为了平息席卷全国的知青返城风潮带来的巨大震荡。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王震副总理接见云南知识青年代表,勉励青年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立志边疆的报道和《人民日报》编者按:“去年年底,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国营农场知识青年代表丁惠民等同志来到北京,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当地国营农场存在的问题。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同志接见了丁惠民等同志,勉励他们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殷切期望他们立志边疆,保卫边疆。同时严肃地指出了国营农场确实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改进。王震同志的讲话,深深教育了丁惠民等同志。他们回到云南以后,给王震同志发来电报,表示坚决听从党中央、华主席的指挥和安排;决心为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现将王震同志的讲话和丁惠民等同志的来电摘要发表。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定会从中受到教育。”第二天全国各地报派转载这篇报道,成为稳定局势,促进安定团结的一份活材料,这是丁惠民当初未预料到的。

为了刹住变本加厉的返城风,制止越轨行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接着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相继发布关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通告》和《布告》,对防止再度发生卧轨之类严重破坏秩序的事件起到了大作用,但知青们为争取返城展开了的请愿、游行的活动,却仍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其中以文革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和山西原北京知青返城活动持续时间最长。从1978年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才得到比较满意地解决了。《中国知青事典》对此有详细的介绍,本书因篇幅有限,就不在此赘述。

知青回城风是刹不住的。

云南农场知青争取返城活动,几起几落,终于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为长达2年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画上一个句号。

1980年夏天,国务院知青办对一年多来各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统筹解决知识青年的问题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并向中央做了汇报。

一) 通过城乡广开门路,安排了350多万插队知青就业,特别是近百万1972年以前下乡的老知青,得到优先安排,尚在农村的200万插队知青可望在年内大部分得到安排。多年积累的插队知青问题,可以基本解决,这是大得人心的。

二) 缩小了上山下乡范围,调整了安置形式,在城镇郊县办起的8000多个知青农场队和农工商联合企业,安置了50多万知青。

随着政策调整,继续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路难以走下去了。

国务院知青办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几点意见》,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原则同意。接着拿到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讨论修改。1980年9月6日,国务院领导小组将这个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文件提出:

一、 今后安排城镇不能开的中学毕业生,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能搞一刀切。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不能全部或大部分在城镇安排的,要从城乡两方面广开生产门路,予以安排。

二、 对于当地农村插队的知青,一定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力争一、两年内,区别不同情况,把他们安排好。

三、 需要在郊县知青农场队安置知青的地方,实行政治动员与经济吸引相结合的办法。进场队的知青其城镇户口两关系不变,留场就业的计算工龄。

这个文件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即可以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不下乡了。这是全国范围内,这是全国范围内,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对各地的工作是一大解放,对社会公众是一付安心剂,可谓皆大欢喜。

实际上1979年全国仅有24.7万人上山下乡。最多的是黑龙江、辽宁两个省下去5万多人,下去不到1000人的有10个省,其中江苏、甘肃省各下去100多人;上海、西藏未动员上山下乡。1980年全国动员了15.5万人到郊县知青场队。贵州、云南、西藏、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10省宣布停止动员下乡。进入1981年各地基本上立足于城市自行消化,不再动员下乡。至此,历时25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已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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