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厚土(连载四):秋季攻势·踏遍辽河千里雪 作者:戎马小子


 

 

高天厚土(连载四)


   东野的秋季攻势


    金风送爽,战马嘶鸣,一九四七年九月末,东北野战军开始了秋季攻势。这时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由九个主力纵队、十个步兵独立师、两个骑兵师及相当规模的炮兵部队组成的一支大军,总数已超过五十万。我军已稳操战争的主动权,可以挥洒自如、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此时的蒋军,像一只被猎人围击的巨兽,遍体鳞伤,完全失去困兽犹斗的气力。于是蒋介石选择了一个良辰吉日,于日军宣布投降两周年的八月十五日,亲自飞到沈阳,宣布撤消东北保安司令部和司令官杜聿明的职务,而后组成一个名为东北行辕的新的统帅部,任命参谋长陈诚兼任行辕主任,这样在名义上东北行辕成了总参谋部的一个“分店”。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中,商业广告还未形成时,商店本身常常以“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来进行促销活动,而这次蒋介石却与之相反地建立总参谋部“东北分店”,以达到鼓舞士气的目的。陈诚到职之后立即进行整顿,建立战争机制,扩大兵源,把东北地区划分为沈阳、长春和松北三个绥靖公署,并把几年来搜罗的地方杂牌部队合并整编为十个暂编师,而后又从关内调入四十九军等大批主力,总兵力也超过五十万人,最后宣布建立四个兵团。提出了“依托重点,向外扩展,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保护海口”的作战方针。这是关系东北全局的战略方针,包罗了未来战局发展的方方面面和一切可能,但只是包容一切的美好愿望而已。他既想保住沈、长、锦等重要战略据点,又想从据点里爬出来伺机而动,去扩展占领区,还妄想打通当时经常被切断的锦(州)承(德)、中长和北宁铁路,这都反映了陈诚和蒋介石对未来东北战场的美好想往,而对东北战场未来可能惨败的结局,他们也开始预见到了,这也算是自知之明。蒋在确保北宁和锦承路的同时又开始重视海口,占领它是防止日后被瓮中捉鳖的生命线,必须保护好。其实延安总部已提前一步注意到了要切断敌人的生命线这一着棋,秋季作战开始前的作战方案就已把北宁沿线狭长地带作为进攻目标考虑在内了。陈诚取代杜聿明统军东北后,被我方广大军民称之为“教师爷陈诚”,画家华君武的漫画立刻以传神之笔画出《打渔杀家》中教师爷陈诚与萧恩的对打场面。而在此同时华君武笔下的蒋介石则是另一幅凄凄惨惨的样子,蒋被画为一个伤兵,腿上缠满绷带,手持双拐杖,头上也缠绷带,还在“蒋公”太阳穴处贴了两张膏药,保留他三十年代上海流氓的典型形象。华君武的政治漫画为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每天《东北日报》来了,人们总是首先寻找华君武的漫画,并且立即将漫画模拟绘制在每个单位的墙报和黑板报上,这真是这位漫画家创作的黄金时代。秋季作战开始,作战地区选在北宁和锦承沿线展开。九月十五日,我军首先于铁路东侧集结,作猛虎下山之势。十月初大军齐发,彻底摧毁了中长路,当时名之曰“铁路大翻身”。路基被破坏,路轨经过翻身扭曲成麻花状,在战时再行修复是十分困难的。在破路后,一纵、二纵、六纵亦在中长线的公主岭、昌图、开原、双庙子沿线歼敌共两万以上,加北宁路沿线共歼敌近五万,秋季攻势第一阶段的战绩是很可观的。

东北秋季攻势后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或三个阶段,这是因为战役行动首先从北宁沿线辽西走廊开始,在取得杨杖子等一系列胜利后,作战重点自然地又转移到中长、吉长铁沿线,在彻底摧毁铁路和再歼敌两万之后,无战机可寻,于是就在沿线车站和乡村短暂休整(记得这时部队传达学习中央土地会议文件《土地法大纲》)。几天后,被打得晕头胀脑的陈诚又给我们提供了良好战机再次歼敌约两万。原来陈诚被连连痛打之后,忙于拆东补西,调动兵力意图重行布署。这时长春新一军、四平的七十一军、铁岭南面的暂三军、五十三军等南来北往,重作布署,我沿线七个纵队趁机再次取得歼敌两万的战果,我们师完成的白龙驹山歼灭战就在这段时间进行。在白龙驹山之战前一天夜晚,我率领全营,演出了一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生动故事。后来我常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他们每次都听得十分入迷,并总是问这问那,问“后来呢?”

就是这年的十月七日,我们营短暂休整后,从昌图县东约十七八里的一个村子出发,准备对中长路上频繁调动的敌军进行拦截。出发之前我即感到身体不适,发烧、头痛、牙疼,医生说这是受一颗要冒出来的智齿的影响。部队从黄昏时开始行军,我感到很不舒服,就无精打采地爬上不久前驻军西安时刚从孤山子村征集来的那匹极为漂亮的日本骏马。当时我的老搭档张振山营长刚刚调走,新来的老红军营长王义是共产党干部政策中所推崇的最高标准的工农干部。他是遵义会议前入伍的红军,贵州人,抗战期间在延安搞大生产,原来目不识丁,经多年军队生涯也学会了一些汉字,但记住的较少。因为我见到他在写我的名字时,把“陈”字右边的“东”字写到了左边。因为他刚来不久,情况不熟悉,我虽然头痛发烧,但还要事事操心那晚的行军事项。营部紧随先头连的后面,夜里十时左右,我营正行进在昌图南面的一条公路上,忽然先头连向我报告,前面大约二三里处发现了迎面而来的敌人,能听到他们叽里呱啦的说话声和车马行动声。我立刻从马背上跳下,叫通讯员把两件雨衣围成个圈,查看作战地图,判断敌人的具体位置。我看到敌人所处位置的东面是一带连绵的山岭高地,而西面又是在地图上标有小草的直径约五里左右的湿地。十月上旬的天气,还未结冰,敌人即使在选择逃路时也不会去自陷泥淖。因此,敌人别无出路,我们只有正面对敌。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立刻带领营通讯班会同一连一路小跑,急速前进,很快听到了敌军的喊叫声和操枪装弹声。他们大喊“是那一部分的?”这明明是失去联系的队伍,并不知道对手就在眼前。在战时,我的大脑反应很快,受长期战场生活的锻炼,多少也学了些闻变不惊、临危不乱的本领。我立刻大声呼喊:“自己人,喊什么喊?”“你们这些笨蛋……笨蛋……。”而且还带上几句从三十年代即流行的“国骂”,在“笨蛋”之外又加上“他妈的……”。连队的干部、战士也学着我的腔调喊叫,这时越不悦耳的语言反而越显得真实,越能证明是自家人。我们边喊边跑,迅速冲到敌人队伍的跟前,突然大喊“缴枪,举起手来……!”就这样,在一片混乱中完成了收缴枪枝。共计有七八辆胶轮大车、一辆六轮中吉普车、两百多勤杂人员和士兵,而枪枝只有七八十支,不少卡宾枪。这显然是机关工作人员、勤杂人员使用的,胶轮大车由一些东北的本地兵管理。这时正是午夜时分,又是在敌军南来北往、情况非常混乱、瞬息万变的时刻,什么也来不及细查细问。在黑夜里七手八脚地把枪枝收完后即派一个排押送俘虏到我们刚住过的那个村子去,因为师机关和后勤供应部门还有人留守,对付这批俘虏该是他们的事了。在吵吵嚷嚷行将押运时,营部通讯员忽然跑过来对我说:“教导员,我给你弄来一只小老虎。”“什么,小老虎?你开什么玩笑?”我正迟疑不解时,他就把一个长长的筒状物塞到我手里,说到:“我看过了,是一张老虎画,画得可好呢,你一定喜欢。”真是好戏连台,不一会,又一个战士跑过来,正正经经地喊到:“营首长……营首长,我给你弄来一个好东西。”一面说着一面把一个硬硬的小包递给我,就急匆匆地转身,押送俘虏向东去了。我打开包一看是一支精美的小手枪。经过这一两个小时的奔跑和忙碌,我出了一身大汗,头痛发烧也好了,那颗要冒出来的智齿也无感觉了。

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战士们送给我的那两件战利品,曾充实了我的精神世界,增添了生活情趣。

我常常欣赏这两件战时纪念品。画是一幅六尺绫裱立轴,画面为“猛虎啸月图”,作画者名字题于左下角,画色较浓而字迹不太清楚,因使用丝织品作画而不是传统宣纸,故有人估计它是日本画家的作品。技法工意相间,裱工好,红木画轴。每次欣赏完,我就收拾好,放在马背行李袋中。辽沈战役后我被调到师直机关党委工作,宣传科长肖寒松听说此事就来找我,说:“你把‘小老虎’借给我玩玩。”因天津战役后我们在京郊过春节,他拿去欣赏了一月有余。后来送还给我,看到画面的右上方多了四句诗,是肖寒松的手笔。此兄长于书法,但写旧体诗还是首次见到。反正我们都是因长年战争而无机会读书的人,文化素质较低,对旧体诗文缺乏欣赏能力。他的四句诗是:“峻岭深壑密林中,稍事跳踯如潜行。孤影莽原空长啸,雄心尚在惜力穷。”我说,我们中国人都以猛虎来象征英勇与豪迈气概,你怎么这么写虎?肖说:“我这是指蒋介石,他们不是快完蛋了吗?还有咱们干部教育中不是也常常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吗?也带有批评这一现象的意思。”我听他讲得还有点道理,诗虽浅薄,但此兄毛笔字写得漂亮。一九六〇年他任广州军区政治部秘书长时病故,他的题字也算给我留下了一点纪念。一九四九年一月平津战役结束之后,自下而上各级政权相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已成为建国后的根本大法,师部宣传科的“挺进剧社”在南下进军途中经常演出阶级斗争戏剧,我的这幅“猛虎啸月图”就经常被借去作道具,布置地主官僚等剥削者的客厅。我看这幅画拿来拿去,说不一定什么时候会被剧社的这伙粗心的小伙子弄坏,于是我采取了保护措施,把画面从画轴上揭下来,很方便地保存在马背行李中,直到六十年代在北京重裱保存至今。但另一件小纪念品——那枝精美的小手枪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当时我一连好几天像是玩弄一件工艺品似地摆弄它。那是枝三号手枪,蓝黑色的法兰层闪着亮光,八十多粒崭新的子弹,底火上都涂有红色或绿色防潮漆,想必是购进时间不久,一百发子弹只经过了几次试射。这种三号小型手枪在作战时很少见到,因为不具大的杀伤力,只是个有近距离杀伤功能的玩具而已,如掌心朝下地抓在手里,对面人都难以发现。后来在与国民党军的交战中才听说,这类手枪多是在团师以上高层军官中以礼物的形式流传,其终点是“嫂夫人的玩具”。在战时的闺房之内,军官夫人们有了这样漂亮的小手枪,确实能起到自卫的作用。之所以在国民党军队中流行,也是受美国民间可拥有武器的影响。美国的将军在与蒋高层军官的交往中,就常选择镀银的美式勃郎宁小型手枪作礼物。后来我分析那晚抓获的俘虏可能就是敌军师一级机关工作人员,携带着高级军官的家属和行李。从第二天早上开始,我师进行白龙驹山之战,歼敌一个多团。由于当时我想自己保存这枝小手枪,所以就没有张扬,以后它就成了我的私人“玩具”,装在自己的皮包里。皮包也是战利品,东北军名之曰“图囊”,是专门用于保存作战地图的。我们也用来装干部、党员资料和一些保密文件,都是自己随身携带。这小手枪我试射了几次,非常好用,发射后弹壳从头顶抛向身后,而不像普通手枪弹壳飞向右侧。所以有一个中国通俗名称“翻天印”。在国民党军队中,小型手枪作为送人的礼物很是流行,这种风气自然也影响我军结了婚的领导干部,他们也尽量弄一枝小手枪给自己的女伴,可是像我的这枝这样小而精致的却很少见。那时干部的手枪多是枪牌、马牌或美式勃郎宁,个头较大,比现代的“五四式”手枪小不了多少。到东北后是使用日本手枪“张口等”,稍稍小了一点,属中等级的。再小一点的三号枪也比我这“翻天印”大得多。大是大了些,但也成为已婚女性向往的自卫武器,是当时部队流传的“爱情三宝”之一。下面就是我亲自听到的关于“爱情三件宝”的故事。

前面提到,我们从大孤山一农民手中征来了一匹阿拉伯血统的蒙古利亚种的大型骏马。那马出人意料的漂亮,时机又如此凑巧,我刚去新单位不久,正是在选一匹更加合适马匹的时候。自从这军马到来,我又像一九四五年秋冬在磐石征集军马时一样,能经常利用空隙时间到郊外遛马,在小河边奔跑,既是训练马又是体育锻炼,十分惬意。有的老战友听到此传闻也来看我,闲聊看马。一天,郑培荣与汉章同来,培荣在抗战初参军后同我在一起工作,此人会画漫画,在村镇街道的白粉墙上写一条抗战标语之后总是同时配一幅漫画,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此兄思维敏捷,能脱口而出地讲个顺口溜、俏皮话甚至带有文采的打油诗一类的话,可能很像外国人的脱口秀(TALKSHOW),但此兄讲话语速极快,甚至令人难以听得清楚,故人们送他雅号叫“郑嘟嘟”。汉章兄乃武汉人,原张学良部队一电台台长,属进步青年,一九四一年几经周折进入抗大学习,我们同在学员二队学习。此兄文质彬彬,一派江南文人风度,多年来一直在机关工作,不喜欢到基层连队去带兵打仗。有在宣传部门工作的方便,曾在纵队文工团交有一女友名叫孙建,但近来关系发展情况不详。那天在尽情闲聊和观马遛马后,临走时汉章送我照片一张,培荣反应快,他说:“你不要写了,我来……。”他随即在照片背面写出四句打油诗——“自作聪明欺自己,抱着妖女当贤妻。爱情全凭三件宝,无本哪能做生意?”而后写了一句点题“纪念汉章失恋一周年”。至此我才明白汉章的女友已经告吹,我又问三件宝是指什么,培荣说三件宝你已具备,愿你早日顺理成章。我说:“你开什么玩笑?按‘二八七团’(当时规定,必须同时具备二十八周岁、七年党龄、团职干部三个条件才能申请结婚)的标准,我一条也不够,如何去顺理成章呢!快告诉我什么是三件宝?”培荣说,现在标准的三件宝是高头大马一匹、名牌手枪一枝,还有跑前跑后办事能力强的警通人员一名。试想手枪一枝赠给女友是礼物、是纪念品、又是确有实用价值的自卫武器;高头大马更重要了,军人的美、年轻军人的威武英姿通过骏马来体现,更令人心动。还有更重要的是妇女一月一次的生理周期,在战场上特别是在冷天渡河带给女性的危险和伤害是很难解决的,这时一个关心她的异性把大马送来,甚至一马双跨,这种爱情添加剂有多大的功效是不言而谕的,她累得走不动了,可以搭方便骑一段路,也可以把自己的背包放在马上托运,非常方便。当然师一级干部这个问题就好办了,他们可以把夫人调到机关财务部门工作,既是照顾,又很方便。另外战马还带来一个好处,有一匹马必有一名饲养员。你想,饲养员与你的警通员在战时必然会成为一个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小集体,这也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我真想不到此时的“郑嘟嘟”竟会放慢语速侃侃而谈,讲出合乎战时实际的“爱情哲学”。接着他又说,机关工作就没有这样的方便条件了,一般干部还是自背背包,营级干部两三人共用一匹马,如一时马匹配不齐,行李只好放在车上,科团级干部虽有一匹马,但多是很普通的,哪有你这样子的漂亮大马。我说这也是来东北碰上了好机会,东北本来就产良马,又经日寇十多年饲养繁殖,优良品种的大马被我们接收下来。我想,在华北、在江南,不论到何处,哪能征集到这么好的良马?即使职务很高的干部也许从来也没有找到像我们当年骑的那样漂亮的马。后来我明白了,他们谈论“爱情三件宝”、谈论战马,实际上是他们在生活中经常考虑的事,所以拿起笔来才可以不加思索就写出上面这首打油诗。

谁知培荣老兄介绍给我的“爱的哲学”不久之后在我的生活经历中就得到了验证。秋季攻势即将开始时,我们移驻昌图东约二十里的一个村子,正准备以猛虎下山之势西下中长路。住了不到一周的时候,一天我房东的年轻姑娘趁着无人在场,走近我跟前以欲言又止、似怒非怒地对我说:“你怎么老在偷偷看我呀?”我看她那颈项下垂,闪亮的眼睛对我注视的神情,很快明白了这是年轻姑娘表达感情的形象和动作,于是我用略带玩笑的口吻还了她一句:“你们这些女青年胆子真大,竟敢背后偷看我们这些军人。”在这仓促的瞬间,这位年轻姑娘所精心策划的对我建立对话联系渠道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因为我们兵临战区进进出出,天天忙着准备立即投入战斗的活动,而这些无所忧虑的女青年们,看到骑着大马的年轻军官,产生仰慕之情,想接近,想说说话,是很自然的。何况从日寇投降后,大小城市及交通要道地区,电影及流行歌曲并不匮乏,上海影星及他们的流行歌曲《何日君再来》、《渔家女》、《满洲姑娘》随处可闻,青年女性大大方方,不拘言笑,敢于对军人主动说话也不足为奇。但仔细想想,这件事情的出现与“三件宝”之一的骏马的确是有关的。

作为“三件宝”之一的那枝精致的小手枪,在一九五〇年我结婚时也自然地按惯例交给我的女伴,即现在我们称之为的“老伴儿”的人。我的这位老伴儿不同一般,她性格外向,在家中什么都敢干,在外面遇什么都害怕。对外热心助人,睦邻友好,很注意搞好人际关系,但明显的缺点是精神脆弱,胆小怕事。从朝鲜战争时期她在机关工作时起她就一直带着这枝手枪,可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红卫兵掀起的铺天盖地的抄家和抓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把她吓坏了,她怕被抄家时暴露手枪惹祸,就主动把这枝手枪交给了造反派,她还感到不放心,又偷偷地把家中的一尊西藏金佛送到了废品收购站,当作废铜处理掉了。这样她的精神得到了平衡,心满意足地成为伟大领袖的革命群众了。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是无法理解的。这尊金佛是一九五九年西藏平叛缴获,我的一位老战友送给我的纪念品,当时奴隶主们称之为护身金佛,其实它并不是光脑袋和尚,而是头上有帽,身穿古装,手拿一枝类似短剑一样的武器的神像,大概是宗教人士讲的护法神。这金光闪闪的神像不超过十五公分高,重约八九两,制作精美,是用黄金浇铸而成,内腔中塞满大量经文,金佛底座开口处有一硬木盖。当时我们还议论说没什么可宝贵的,按照当时银行九十元一两的黄金收购价折算,也就是三个月工资,完全没有从文物的价值来考虑问题。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几年后的一天,我们又有机会参观雍和宫展览时,我们才意识到它的价值。当时雍和宫门口的工作人员坚持一批放行十人,出一批进一批,并解释说这些佛像展品都是黄金制成,很珍贵,请大家务必维持好秩序。当我们进入展厅后一眼就看见了我们久违的那尊金佛正正经经地坐在玻璃橱里,当然不会是我们原来的那一尊,而是同等大小,相同模样,也可能是同时或同批浇铸造出的。除了这种喇嘛奴隶主随身携带的保护神外,更多的是一些大型、中型的几十公分和十几公分高度不等、形态各异的造像,“他们”似乎正心情坦然地祝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东北我军一九四七年秋季攻势从九月中旬至十一月初历经近两个月时间,歼敌近六万人,我军全部占领和控制北宁、中长、锦承铁路。我军士气高昂,将士求战心切。敌军被动挨打,忙于应付,最后只好重点固守沈、锦、长附近的狭小地区,等待末日的到来。

在军队里,军歌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也起着多方面的作用。它是军人的宣誓书,展现出军人的誓言;它是军人方向牌,指示部队前进的方向;它是军队的口头“宪法”,宣示军人的纪律信条。就在这个时候,在部队行军的路上,忽而七嘴八舌地唱出了一支歌,大概是宣传队员在行军的路上记录下战士们的喊声、笑声,经简单加工,就成了有节奏的进行曲,成了名副其实的军歌,它完全反映出当时部队高昂的士气和战斗情怀。时隔半个多世纪,我只记得歌词中的几句: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

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

瞄得准(来),投也投得远,

打得(那)敌人心惊胆寒。

克服困难加油干,敌人缴枪全完蛋。

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秋季攻势结束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部队就在沈阳、长春周围各主要交通要道沿线进行休整,其实休整包括休息、整顿、政治军事训练、组织调整和新组织的建立、干部的调动任命,兵员、弹药和武器装备的补充、作战服装发放、兵站医疗站调组以及大量战争物资调运囤积等。部队休整是一个十分复杂繁忙的时期,不过不管怎么忙,战士们总可以吃几餐红烧肉了。一个班一脸盆一脸盆地大嚼大吃,使那些干瘪了的机体细胞又充实起来,这时连排干部也都抓紧时间,为战士们消灭寄生虫。长期行军作战,夜间和衣卧地而眠,汗水湿了干,干了又湿,在汗臭的衣裤里,大量的虱子生息繁衍,严重的时候,虱子还会在不及时剪理的头发丛中安营扎寨,虱子卵白花花地长在年轻战士们的黑发上。现在时机到了,执星排长吹着哨子,边走边喊:“各班到伙房打开水烫衣裳喽!”经过开水的浸泡和清洗,虱子家族被消灭了,这样总可以维持个把月较舒服的日子,战士们可享受放哨和出公差剩下的那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这也保证了白天的投弹、刺杀、射击、爆破等训练项目的质量,有利于恢复体力,强化训练和提高战斗力。

这年秋季作战后休整中,传达的重大政策方面的指示特别多,现在回想起来可以看出,经过一年的作战,我军歼灭蒋军一百多个旅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兵力。从四平攻坚战和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开始了我军全面的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夺取全国胜利已为期不远。因之重大政策的宣布和在部队中展开学习,做到人人皆知,都是为了夺取胜利而进行准备。在这段时间里发表了人民解放军“双十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重新公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部队接管城市、接管国家机关进行准备;为加强共产党的领导,部队营以上单位建立党委。土地会议和“土地法大纲”也都是这时传达和公布执行的,强调斗地主恶霸,分土地、挖浮财(金银等物品)、处决恶霸。反对和平土地改革,保证军队兵源,军队人员如发现对土改有不同看法,立即打入敌对阶级范围处理。后来过了很久,我才明白这是二十年代在江西苏区土地革命运动的经验,利用土改保证我军兵源,因为分得土地和亲自处死了地主的农民就永远保持与共产党生死与共的关系,农民参军支援前线就成为自愿自发的行动。后来大军南下,建立全国政权后,才改变北方土改时的激烈政策。因为届时兵员充足,供大于求,而且在需要时可以由国家政府动员新兵。淮海战役时,一些阅历不深的外国记者对大量农民新兵和运粮运伤兵的农民在没有政府人员管理的情况下自动到战场上战地服务的行为迷惑不解,这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土改的情况和它所起的作用。

在部队休整中补充了大量的兵员,农民新兵是主要的,短期集训的国民党俘虏兵也占不小的比例。对国民党的老兵即所谓“兵油子”,我们一般是随抓随放的,放回去会成为难得的义务宣传员,起到瓦解敌军的作用。敌七十一军是一支很有特色的部队,在与三十八军几次对阵中,其八十七师就两次被歼,其败兵散卒跑回部队去又保住了番号,重新充实和组建。但我们在战场抓俘虏时也经常听到他们的老兵说这样的话:“我这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向贵军交枪了。”或“我这是第二次……到贵军这边了。”他们交了枪,交出了军威也不感到有愧于军人的荣誉,这显然是我们正确执行了对敌俘虏政策的作用。土改后,在部队兵员的补充中,农民占重要的比例,投弹射击不是复杂的技术,在老战士的带动下,参加一两次战斗,新兵就可以称为老战士了。这次兵员补充还有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牡丹江军分区的独立团升格到野战军主力部队,由司令员刘贤权和团长王敬之、政委曲波率领,编入三十八军。他们是日寇投降后我军建立牡丹江军分区时成立的部队,而后在作战中锻炼,在战斗里成长,他们协同从保卫四平后撤下来的三五九旅在牡丹江地区剿匪。这些匪军曾经是在日寇侵占东北后的北满地区发动起来的抗日军队,称为抗日联军,有的也称为抗日义勇军,在日寇的长期清剿下早已销声匿迹,当时在世的还有谢文东、李华堂。在一九四五年蒋介石部队到达沈阳后,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战争爆发,各派政治力量重新组合,他们又拉起了队伍,成为盲目拥蒋反共的军事力量,成为我军作战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一年多的连续进剿又加上土地改革发动农民政策的成功,这些武装全被消灭了。谢文东、李华堂也被处决,把他们的脑袋砍下来,挂在佳木斯公安局大门口长达半年之久。于是在牡丹江完成剿匪任务的部队调往辽沈前线,把三五九旅编为第十纵队的主要部分(即四野四十七军),而牡丹江独立团就编入三十八军,原牡丹江军分区司令员刘贤权就任一一四师政委,而该团的副政委曲波就被任命为三四〇团的政治处主任。

曲波在几年后发表了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这部小说一时名躁全国,引起极大的轰动,经久不衰,是全国解放后的畅销书。在此之前的解放战争后期,反映农村和土改题材的长篇小说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前者还在苏联获得斯大林和平文学奖,但在国内外并没有多少读者。影响较大的倒是苏联奥斯托洛夫斯基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本书从一九四七年在东北再版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十多年时间有较大影响,因为其内容是反映十月革命后苏联内战和共产党政治学说基础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同时也受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和“一面倒”的国家政策的影响,但在一九六〇年中苏关系破裂和我国提出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以后,这一著作也无人问津了。《林海雪原》恰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一九五八年出版的。那时政治运动连连不断,镇反、肃反、反右倾、反右派、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等,大概除了鲁迅的著作之外一律在批判之列。所有的文化人、知识分子皆噤若寒蝉,文化食粮极其匮乏。只有《林海雪原》一枝独秀,大红大紫,城市的人读,农村的人也读,当官的读,士兵也读,一九六〇年英文版出版,也请外国人读。当时全国工农业正遭受大跃进的严重破坏,小学生学习课本都无纸张印刷,但仍没有影响这书的大量发行。到文化大革命中,《林海雪原》没有遭受被“革命”和被批判的命运,而且被搬上京剧舞台,拍成彩色电影《智取威虎山》,获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在“上海、北京两大城市同时上映”的荣誉,成为文革中八个“样板戏”之一,一直流传至今。半个多世纪后,经过久久的反思,我体会到,这本书所以长期倍受推崇,首先是政治的原因。该书的全部内容符合党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大政方针反映当时国共两党所进行战争的实际情况,与我党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我军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执行阶级斗争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当时在东北、在全国,正面战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战役,岂容那些盲目崇拜中央“正统管制”的地方国民党军在我军后院点火。三五九旅和牡丹江军分区就是顺利完成了“后院熄火”任务的典范,亲历其境的曲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资料,做了大量的素材准备工作。当然,在曲波搜集素材时也十分重视搜集山林老人、年轻猎户的亲历和口传的“满洲胡子”森林匪徒的真实故事,以“采风”的方法不断充实素材。

《林海雪原》的成功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例如它吸收并模拟了清代传统小说创造人物形象和写作的技法,这些清代小说就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论述的诸如《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在《林海雪原》中,总能见到它们的影子。在这些侠义、公案小说中,侠义的一方协助清官,除暴安良,消除匪霸,为民除害,为国立功。在与匪霸的战斗中,义侠们都有高超的武功,他们会飞檐走壁,窜房越脊如履平地,最后总是消灭匪霸,给痛恨贪官污吏、土匪恶霸的平民百姓以极大的心理满足。从清朝初期直到抗日战争之前,侠义公案小说一直是民间街坊说书场中的重要话本。《林海雪原》中杨子荣和他的小分队身穿伪装衣、脚登滑雪板,飞驰林海雪原,历尽艰险、出奇制胜,与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客义士的飞檐走壁几乎一模一样,给读者同样的心理感受。这种写法在我们的战争文学中也属首创,当然首创也是因为东北具备长白风雪松花坚冰的严酷自然条件,因为那里的人民有使用雪爬犁(雪橇)的习惯,很多人还练就了出色的滑雪技能,故事中的当事人也多属真人真事,所以人物显得鲜活而丰满。杨子荣被誉为特级战斗英雄,他的事迹和肖像至今还存留在我军军史的重要篇章之中。另一方面,《林海雪原》在写作方法上也得心应手,自然地体现了爱情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这一观点,他以适当的篇幅写了“小白鸽”与少剑波的爱情故事,使读者像是在冰雪世界中见到升起的红日,给现实世界增添了无限的靓丽、无限的美。

在我国,人民解放军的番号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似乎人人都知道,但又都说不清楚。回顾一下历史,我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关里、在关外,部队番号的使用及其后的改变,都是与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和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直到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爆发之前,我军仍使用蒋介石政府在红军改编后所给予的八路军、新四军这两个番号,只是加上了华东、中原、西北、华北等地区名称。在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全面爆发和我中原部队突围后,国共谈判再无任何可能时,我中央军委才于一九四六年六月正式使用人民解放军的番号及所辖五大军区的编制序列,而东北地区在苏军占领、国民党军事接管和大量我军部队及时进入广大城乡的情况下,根据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亦三次改变部队的番号,这就是东北人民自治军(一九四五年九月——一九四六年一月)、东北民主联军(一九四六年一月——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最后当东北我军秋季攻势结束,蒋介石龟缩沈长锦一线时,林彪、罗荣桓正式向中央建议,改近八十万大军的东北民主联军的番号为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而在这两年的时间,蒋介石对我军的称号,也根据战争形势和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断发生变化,由抗战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到抗战胜利后改称为共军,以后又污之为共匪和匪军。一九四六年十月,全面内战爆发,在蒋军占领我解放区最大城市张家口后,胜利冲昏了蒋介石光亮的脑袋,他立刻决定,当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建立蒋家王朝,宣布我党我军非法,撕毁国共两党的所有协议,并正式把我党我军定名曰奸党、奸匪,这也是蒋介石历史性的一大发明。报纸广播和蒋家所控制的所有新闻传媒“一片奸言”地大骂,但这无碍我军乘风破浪,横扫千军如卷席千军如卷席,直到把蒋委员长撵到台湾。

 


   踏遍辽河千里雪


    作家刘白羽在三年的东北战争期间作为随军记者,写了大量的前线新闻报导。辽沈战役结束后写成《光明照耀着沈阳》一书,综论东北敌我争战的进程,抒发战争结束后的喜悦,倾诉了东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的心声。

《踏遍辽河千里雪》是刘白羽在战地报导中首先使用的文章标题,这一标题深深印在百万东野战士的心里。那些战地报导记录了百万大军的英雄壮举,歌颂了战士火与血的战斗历程,在关东白雪皑皑的玉宇琼野中描绘出一幕幕、一篇篇血红雪白竞相辉映的悲壮画卷,引发我们对血染黑土的战地生活的深情回顾,难忘在高寒风雪中进行的一百天战争。

回顾一九四七年冬季“踏遍辽河千里雪”作战,开始的全国战争形势犹如一本连环漫画。其中主要篇章是:

蒋介石戎装立马,高举战刀喊着:“五天之内消灭中原李先念”,“四个月到六个月之内消灭奸党共匪”;

张家口城垛的瓦砾上一片破碎的青天白日旗下,蒋介石披着黑斗篷,叫喊“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还政于民,实现宪政”;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头戴冕旒,身穿龙袍,登上皇帝宝座,群下山呼“万岁”;

毛泽东骑在马背上看着作战地图,而后信马东去,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彭德怀举着望远镜向远方了望;

周恩来点着马灯与作战参谋拨着算盘,计算一年的战绩,最后总和数字是:共消灭蒋家军一百个旅(整编前的师),歼敌一百二十万;

孟良崮下装载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棺柩的美国道奇十轮卡车开往南京……

在国共两党战争的第一年,按蒋介石统率部所谋划的军事战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面进攻,这个全面进攻只维持了半年时间,原计划全部消灭“奸党共匪”却毫无结果,相反是精良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军”被大批消灭,兵力捉襟见肘,全面进攻无法维持。于是第二个作战阶段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集中优势兵力于东西两翼:东进山东,西攻延安。

延安象征着共产党的首府,占领延安,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山东地区是共军华东野战军集中地,蒋介石投入三个兵团,近二十个整编师(军)齐头并进,力图把华野主力赶往胶东半岛狭小的三角地带,聚而歼之。

蒋介石及参谋总长顾祝同麾下的军事家们把这个东西两翼的重点进攻誉之为“哑铃战略攻势”。

蒋介石的战略算盘往往由毛泽东来拨弄。延安的彭大将军以三万人的兵力与蒋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三十万人马周旋于黄土高原的沟壑之间,实行“蘑菇”战术,并于条件具备时大量歼敌;华东野战军更不想钻胶东的牛角尖,而是转战沂蒙大量歼敌,发起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全歼了国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七十四师,至此重点进攻再也无法进行了。于是蒋家军军事战略进入第三阶段,改战略进攻为分区防御,以所控大中城市为中心建立起二十四个绥靖区,实行“分地到户,自负盈亏”,年底蒋介石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长江防御,小诸葛白崇禧也提出“守江必守淮”防御战略,此时,蒋家王朝开始显现颓势。。

东北战区冬季作战开始之前的蒋介石军队纷纷撤往几个主要城市,提出集中固守,保证辽西走廊安全的作战方针,随后范汉杰兵团从山东调往锦州,确保北宁线这一咽喉要地。国民党退守沈阳、锦州,北据吉林长春,中间四平孤城一座,东北的国民党已成为盘中餐。四七年东北的冬季作战(后来多被称为冰期战役)是林彪、罗荣桓提出,在战役进程中得到毛泽东同意,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决策。

冬季冰期作战,早在年初即开始进行谋划筹措和具体准备。敌人撤往辽河平原城郊重镇集结固守,决定了敌我双方百多万大军的预决战必然要在这里进行,但这里河川纵横,湿地芦塘密布,小部队活动犹感不便,难以容纳下百万人马的奔突驰骋。西面蒙古高原阴山、大青山水系所汇集的十几条大小河流,同方向地经旷野流入西辽河,发源于长白山西麓的东辽河也在几度蜿蜒曲折、纳入众多支流后流向辽西。东西辽河汇合于此地区,而这里就是预定的、无法改变的战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暴风卷着冰雪,将辽西大地的河流、沟壑、水塘、低地填平,往日奔流不息的辽河水也变成了厚厚冰层,深埋雪下,所有的道路全都无影无踪。千军万马在此驰聘征战。直到第二年的三月,我军攻克四平后,战士们常常相互议论,我们不是在辽河一带作战吗?怎么我没见到辽河,你见到过吗?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东北军区所筹划、组织、指挥的冰期作战开始了,近百万大军在冰封的辽河平原全面展开,以“踏遍辽河千里雪”为题的新闻报道,“零下四十度战场歼敌”的新闻记实经常见诸报端,同时对我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也立刻产生了影响。我在雪夜行军奔向法库的路上,就见到因棉衣单薄被冻死的农民向导的尸体,大军急速前进,救护人员在哪儿?宿营后,行军和宿营报告也无法写了,因为找不到一只可以写字的笔。钢笔被冻住了,不能写字;墨水瓶冻成冰坨,有的还爆裂。送宿营报告、宿营地图也无法例行,只好派出骑兵通讯员去作口头报告,打个招呼。第二天的行军路线及各项工作要点只能面对各单位干部口头传达。“要记住,要记住地名,要多问向导,问群众,千万不能走错了路,不能掉队……”不断听到这样的叮嘱语言。这个冻裂墨水瓶不能作文字书写的时间并没有维持太久,几天以后就想出了办法,全部改用复写纸进行复写。日军投降后我们才看到复写纸用于办公。

我不甘心,找来一块羊皮制成口袋,装入墨水瓶和钢笔,揣进胸前衬衣口袋中,但墨水照样结冰,钢笔胶囊照样冻住。没办法,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在渡海进军东北时开始的《战时要事随录》无法继续,现在留在记忆中的只是些残碎的影子。直接参与的战斗,如沈阳北的大连屯之战,辽阳、鞍山、新立屯、公主坟以及后来的解放四平还记住一些细节,如地名、时间、敌军番号等,除此之外的大多数战斗都无法在记忆中搜寻了。

冰期作战开始前,部队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武器弹药和冬装的到位到人,每人一幅白床单,是雪地行动的伪装布,棉鞋是日式帆布羊皮大头鞋,这年的棉衣被战士们称为“会站立的棉衣”,因为棉衣中装进了大量的棉花,有人称了一下,一件棉衣竟有八九斤之重。这是接受一九四六年冬季作战大量战士被冻伤、冻死的教训,同时又为冰期作战认真提前准备的成果,从春天开始即把东北可征集到的粮食运往饥荒中的苏联,换回亚麻布和哈萨克晚秋的受冻棉桃,又经我军解放区全民的努力,城乡妇女一齐干,一针一线地行制而成,行距是一寸见方一个固定点,棉衣厚而结实耐用,只是硬邦邦的,折叠都不方便,棉衣发到连队,战士们把棉裤立在地上,又把棉衣和狗皮帽放在裤子上,竟然不倒,俨然像一个大型的稻草人。战士们从稻草人中得到了欢笑,但也受到了痛苦的折磨。冰期作战开始后已是旧历的冬至,是一年中最冷季节的开始,部队开始行动后,有人同时穿上棉衣和棉裤,行军的途中就开始叫苦,到达宿营地之后,不少人的腿裆部位的皮肤因被磨破而鲜血淋淋。办法只靠自己想,以后的行军中,有人就尽可能不穿棉裤,绑在背包上面,因为急行军并不冷。但以后证明最好的办法是撕下四寸宽的床单布,上端系在腰间,把男子汉标志的“三角部位”保护起来,减少摩擦。东北战士很快有所感悟地说:“日本兵就有这种布系裤裆,这种布叫兜裆布。”我自己从那时开始用上了这种布,而且把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一九五八年。当年,从穿厚衣血淋淋的教训中我受到启发,我立刻想出了“半月增衣法”的措施,因天冷雪深,骑马不便,只有依靠两腿走路才能维持体温,行动中一定不能穿皮大衣,以保证动作灵活,我在外面只穿了一件美式蚕豆青色的风衣,里层白色,是最好的伪装服,而后把自己冬季可动用的衬衣、棉纱衫、绒布内衣、毛线衣裤、毛衣裤顺序排列,每隔半月或十天增加一件。增衣之后,立感暖和,这样我竟坚持到攻占四平之前没有穿皮大衣行军,利利索索、蹦蹦跳跳地经受了坚冰白雪所构成的冰期作战的考验。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到东北那年发给营团干部的那套日式飞行服,质量与保暖性能都好,经修改加工成为我军的军服,我注意保管,每年冬季都穿它,充分发挥了效用。

寒区作战,多发冻伤。一夜行动,黎明进村,经常看到冻伤的战士,耳鼻部位常出现大葡萄粒一样的水疱,或几个脚趾红肿发紫,较严重的不便行动者就只好作为非战斗减员,送到卫生队进行短期治疗,再严重的就要进行截肢手术割脚趾了。这年因防寒工作好,大的截肢不多,割去一两个脚趾的小手术还是经常有的。

脚部冻伤是最常见的,因而是防护的重点,加强行政管理是重要的一条,一天夜里,我营在通江口附近一村庄找向导时,因看不清个别战士在黑影里坐在背包上休息而发生多名战士冻伤,从那以后,规定凡在夜间,任何情况下的休息或待命,一律不准坐背包,全部站立跺动双脚。以后我常可以听见成百上千双冻硬了的棉皮鞋敲击着地面,发出细碎而急促的声响,那是一种没有任何动作可以模拟的声响,也多少有点悦耳。在整个冰期战役中,不断完善防冻的措施,大概在战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毛毡袜、靰拉鞋就不断下发到主要作战部队中,靰拉有各式各样,但都非常实用。谚语说:“东北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这些年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和更加远离了战争年代,竟把东北三件宝改为“人参貂皮鹿茸角”,实为数典忘祖的表现,人们忘却了乌拉草对人类生存繁衍立下的汗马功劳,对东北战争的胜利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时发到部队的靰拉,有四种式样,一种是长筒毡袜靰拉,毡筒较长,底部就是皮制靰拉鞋壳,里面垫有乌拉草。毡袜靰拉是较高级的一种,因为长筒毡袜还可以起到小腿部御寒的作用。还有淌淌马靰拉、淌淌牛靰拉和普通靰拉,淌淌马靰拉有象毡袜的深皮筒,而淌淌牛靰拉是粗布制的袜筒,最为方便好用,因为布袜筒的上端可以用绳子捆紧,防冰雪进入。普通靰拉没有袜筒,只是把靰拉口部位的粗布用绳子与棉裤结合处捆紧就行。这四种靰拉都是最好的御寒防冻用品,但其中重要的构成部分还是乌拉草,这就是它被人民歌颂为东北三件宝的原因。人参貂皮是达官贵人享受的东北之宝,与千千万万百姓相依为命的宝贝还是首推乌拉草。

乌拉草是生于东北地区沼泽湿地的莎草科植物,有三角形的茎和细长的叶,其纤维坚韧耐磨,是制作草鞋、草褥、人造棉的天然材料,经捶打细揉,塞入靰拉后,便可充分发挥作用。它经久耐用,柔柔的、潮潮的,在稍有空隙的靰拉鞋壳中,利用脚的摩擦,释放出暖湿气,形成小型的温室效应,保护了两脚良好的工作状态,在白天行军途中,休息号声吹过后,你可以看到战士们脱下靰拉,整理乌拉草时,赤裸的两脚都在冒着热气。但唯一不足之处是限制了干部们骑马,因为靰拉到底不是马靴,它太宽,无法踏进马镫中去。


暴风雪是生活在寒区的居民最厌恶的,也可以说是最可怕的天气现象。辽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的严冬季节经常发生,一般发生在气温低于零下三十度的时候,冬季里进入东北地区的寒流一是从西伯利亚经呼伦贝尔草原进入辽河平原,一是从东西伯利亚的奥伊米亚康进入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与寒流相随的就是暴风雪,对居民特别是对草原牧区造成很大的损害。东北寒区人民给这种恶劣天气起了个怪异的名字,称之为“烟泡”,是从字面上无法解释、在气象书籍中也无法找到的名字。“烟泡”到来后那种神奇、那种怪异的劲儿,令人十分恐怖,就是对它毫无恐怖感的战士也没有好办法对付它。狂风卷起积雪在空气中碰撞,没有任何湿度的雪化成了粉末、粉尘,化作飞雪的精灵,如烟似雾,上下飞腾,随着怒吼的风,飘过原野,充塞太空,太阳也象在恐惧中远远地躲开了,天与地的空间里好像矗立着一个撞天距地的巨大魔鬼,乌蒙蒙的雾模模糊糊,天地间充满灰暗,一片迷茫。我们在行军的路上遇上过“烟泡”扬雪天气,一切都要重作计议。步履艰难,行动迟缓,用很大的劲也挪动不了三四步的距离,最可笑的是那些日本骏马,体大个高,有大于人体几倍的受风面,它们被狂风吹得像些醉鬼,七零八落地被吹离行军行列七八步之远,训练有素的军马在饲养员的呼喊声中也会卧地避风,战士们的行军变成了与暴风雪的扭打,但“飘风不终朝”,几个小时后风暴渐息渐远。天地又变得明亮,而后又变得耀眼,当你眯起眼睛,望大地白雪皑皑,但见一望无际的天鹅绒似的战场又平平柔柔地出现在面前,唯有战斗的拼杀留下的伤痕——血染的大地和黑呼呼的弹坑。

“老马识途”是句谚语,它像一条真理一样得到人们的承认和赞许,其实这句话的真谛应该是对饱经世事风霜的老人经验智慧的形象赞扬。在动荡多变的战场上,应该是“骏马识途”更为确切。只有矫健、体壮、牙口较小的战马,才能完成那突如其来的任务。战时的生活规律是,傍晚宿营,烧水造饭,战马入槽,几乎是刚吃过饭,营的军政干部即随上面派来的骑兵通讯员到师部或团部开会,反正全师的战斗力就是那十个营,于是营长、教导员立刻跨上正在恋栈的战马,随骑兵通讯员奔向五六十里外的师(团)部开会,听取上级指挥员的敌情通报,分析或布置作战任务,分配作战地段、行军路线等,战时会议时间短,一般一小时左右即可结束,于是我们又纵身上马,返回驻地,在路上充分享受起“骏马识途”的表演、享受起战马在夜幕中纵情奔驰带来的高频率刺激所赋予的快感,还在饥饿中的骏马,为求得及早吃上马槽中准备好的饲料,立刻沿着原路风驰电掣,奋蹄奔跑,虽在夜色苍茫中,又是夜来风雪迷归路,但骏马天生的识途本领充分发挥出来,它总是沿原路不差分毫地往回奔,有趣的是如果来时途中某处有一个九十度陡转弯,回程时这个转弯仍被它一步不错地跑出来。我在多年的征战中,不止一次地亲历骏马识途的表演,但我总是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器官、什么天赋的功能,使这些与我们朝夕相处、体型健美的动物得以精确地测距定位?是依靠视觉吗?那多是在漆黑的夜里。是依靠自身嗅觉分辨马蹄残留的气味吗?风吹雪埋,又能有几多残留?

战时防冻措施进一步到位,我们收起了日式大头鞋,穿上了“淌淌牛靰拉”以后,骑马外出活动的机会暂时没有了。但我们改用马拉爬犁作为交通工具,“骏马识途”照样可以继续进行,农民工支援前线,运送物资、拉运伤员,大大小小的爬犁上前线,有的马拉,有的农民自己拉,反正轻便好用,连营都有自己直接管理的专业爬犁,我们晚上到师团机关开会就改用马拉爬犁,仍然是来来往往,奔驰如飞。一个战士驭马,两个干部乘坐,十分实用和舒适。十分聪明的战马,好像每次外出时都自愿要表演它的“识途”本领,这只有在战时,在部队有马的条件下,才有机会充分领略这一时代风情,现代化进入军事领域后,骏马已成为艺术形象,只有到赛马场欣赏了。

任何对过去战争资料的记述,或影视艺术对过去战争历史的再现,都把双方统帅部军事指挥人员的活动作为主要的内容加以描述,我在“踏遍辽河千里雪”的战时回忆中,也就自然地想到了我们师的将领们的战时指挥中心——一辆怪模怪样的胶轮马车,所以称它怪模怪样,是因为这辆胶轮马车被改装成人们闻所未闻的水平,先是把马车两侧作了适当的扩大,而后用白色的椴木做成一间比铁道值班房更矮的扁扁的小木屋,两侧及前部有小窗,挡有厚棉质窗帘,小木屋内有固定的铁煤炉,炉上有烟筒,直通屋顶之外。小木屋前后均有木板小门,并有厚棉帘保暖,屋内有蜡烛及战时食物,平时用手提煤油马灯照明,可容纳四五人坐卧,温度可保持在二十多度,部队在极寒冷的夜里行军途中,小木屋内亦可正常办公开会,指挥员可仔细地查看军用地图,对所属部队行军、作战及时下达指示、宣布命令,是雪地战场上最理想的作战室。因是用白色椴木制成,小木屋有极好的防空伪装功能,当然更重要的优点还是彻底解决了摄氏零下四十度低温条件下,军事指挥人员方便观察军用地图的问题,在任何较具规模的作战中,营、团领导的军事活动、行军宿营,师及师以上领导人的运筹帷幄、克敌决胜,无时无刻不依靠充分观察和使用地图,那种适用于冰期作战的师、军级指挥员的马车作战室,不知发明设计者是谁,是应该获得鲁班技术奖的。在骑兵出现之后,我国古代史上也出现过军事指挥员乘车指挥作战的事例,那只有战国时齐国的军事家孙膑,因为他被庞涓陷害,挖掉了膝盖骨。《三国演义》中,把诸葛亮描写成一个生着长长的胡须,道袍鹤氅,羽扇纶巾,坐在四轮车上,指挥大军作战,而且每战必捷的形象。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但也为后世学者所垢病,指出该书“七分真实,三分虚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三分虚构当然是文学作品所允许的,只是把宽厚待人,有长者之风的刘备弄成个伪君子形象,把一个无限智慧集一身的诸葛亮写成一个邪教妖人的形象也未必可取。

秋季攻势结束后,我们三十八军是在中长铁路东侧,依靠辽源、梅河口一带的铁路交通线完成部队兵源、弹药和冬季被服的补充,十二月中旬大军挥师西下,经伊通、昌图、通江口、康平,直达内蒙科尔沁一带。到内蒙科尔沁草原后,部队饮水发生了困难,不是没有水,而是所有的井水都是含碱量很高的黄水,无法饮用,我们只好化积雪为炊。此后我军两个师南下彰武寻找战机,我师转身东返法库铁岭一带地区,在调兵山附近集结,在其东面大青堆村,我师追新六军一部,在大青堆激战后,敌溃逃回铁岭。在调兵山我曾见到杨宇霆的尸骨。一九二八年日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之后,沈阳亲日派杨宇霆阴谋夺取东北部队的领导权,被张学良铲除。调兵山之东的杨宇霆墓地修建得十分气派,一片苍松翠柏中围绕着一个巨石和水泥浇铸成的“大馒头”,当时土地改革轰轰烈烈进,农民分土地、挖浮财,竟也光顾了杨宇霆的墓地,把这位上将从地下挖了出来。我去观光这位“上将”尊容的时候,已是在被农民进行了多次搜寻宝物之后。杨宇霆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完好无损,但是已没有了脑袋,一说是被张学良处决时所击碎。杨宇霆尸体上已没有了衣裳,陪葬夫人的尸骨没见到,只看到地上散落着黑黑的毛发和蓝色的丝缎碎片。

一月份,我军包围了法库城,守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六军的精锐二十二师,师长刘志高是我历经半个世纪后仍留下深刻记忆的敌方师级指挥员。据敌情介绍和战地情报,他是年方三十左右的少壮军人,军事指挥能力强,多谋善变,能攻善守。

初冬时节,刘志高率二十二师人枪一万进驻法库城,执行陈诚固守大城市的作战方针,依托沈阳坚守外围。刘志高利用气温尚未酷寒之际,挖掘冻土,修筑壕沟土堡,建成较完备的防御体系。我军在城外,黎明时可听到敌军起床号声。我军进行一段时间的围困,开始对法库进行扫清外围的作战,我师三四一团开始对刘家窝棚进攻。敌人的防御阵地用冻土筑成,积雪覆盖,厚而坚韧,土堡隐蔽,壕沟相连并能避风、保暖,守敌处于十分有利位置。而我虽对敌阵实施破坏性射击,步炮协同,主攻加助攻,火力掩护,交互前进,最后送炸药炸土堡,但爆破效果不佳,只能炸开很小的爆破点。在此零下四十度气温去攻击有备设防之敌,增加了战士的伤亡。刘家窝棚战斗结束时,有半个营的战斗伤亡名册呈报到机关。这是战争最残酷的蚂蚁啃骨头式的硬仗。

刘志高坚守法库的同时,在沈阳周围特别是西北方向的彰武、公主屯、新立屯一带,敌我双方正展开激战,法库远离沈阳,军火供应中断,又面临强大对手的进攻,最后的败局是难以避免的。刘志高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他这样做了,而且开始一段还做得很成功。远离沈阳和铁岭的法库孤城,其南其东都是常理中的必然突围路线,但刘志高却对我使用“出敌不意”的手法,把突围路线直指北方的康平,他们急行三十里后又转而东行,向铁岭前进,黎明之后三小时中,刘志高二十二师竟在我军视野中消失,表现了法库突围的精彩一幕。但“出敌不意”的逆方向突围计划,有其得也有其失,三小时后,我军发现了二十二师部队的位置,刘志高的先北后东长三角型的突围路线既浪费了时间,又增加了路程,终于在其距离铁岭三十里时被我追击部队赶上,结局又是歼其大部,残敌溃逃铁岭。这位知兵善战的少壮军人又去重新搜罗兵源,组建他的部队。八个月后,辽西会战结束,东北野战军全歼蒋军,共俘敌将军二百八十名,少壮军人刘志高也在其中。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旬,东北我军冬季作战全面展开,我军主力在沈阳周围地区集结,对铁岭、法库进行围困,以切断敌人从四平、长春南下沈阳的通道。十二月下旬,我军首战彰武,歼敌一个整师,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元旦急急忙忙地出台了“二百里正面扇型攻势”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原是蒋介石亲自制定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七年陈诚接管东北军大权并遭受我军秋季攻势严重打击之后。十月八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对陈诚面授“沈阳外围决战”机宜。这是东北作战的基本方针,意图依托沈阳及周边重镇,以“老虎出洞”之势消灭共军主力,但要实现这个计划,共军主力必须能够送上门来。陈诚等了两个多月,交战的对手果然来了,他决定立刻动手。从元旦开始,陈诚就按照蒋介石制定的决战计划行动,东起铁岭,西至新民,以五个军中的十个主力师向沈阳西北推进,这正给我军创造了在运动中野战歼敌的机会。一月七日,我军在公主屯地区对敌发起总攻,歼灭新五军两万四千人,俘军长陈林达。三天后,即一九四八年元月十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撤消东北行辕及陈诚行辕主任的职务,成立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东北“剿总”。从此陈诚即以养病为名离开东北。

“二百里扇型攻势”全面垮台后,我军立刻以野战与攻城并重的作战方针向敌进攻,按毛泽东刚刚公布的《十大军事原则》的作战方针,连连取得胜利,在新立屯歼敌二十六师之后,二月份即开始辽南战役,上旬克辽阳,歼敌一万余人(敌五十四师),中旬克鞍山,歼敌二十五师。这时沈阳西北外围我军主力在新民、巨流河、高台山、公主屯、石佛寺一带与敌激战,肃清敌“扇型攻势”时存留的残兵败卒,正在此战局胶着,战线不定,敌情多变的情况下,我部进行了大连屯之战,时间是二月二十六日。

大连屯地处石佛寺之东、沈阳之北约六十里左右,地处敌军在沈阳北郊一零五榴弹炮炮群的射程之内。那天天气晴朗,部队正在大连屯西面四、五里远的一个小村子里埋锅做饭。村小人多,院里院外、墙根房角到处都是行军锅,浓烟缭绕、人喊马叫。正在这时,沈阳北郊的敌军大炮连续十几发炮弹在附近爆炸,战士们边吃边骂:“他妈的龟孙,不让老子吃饭。”不少战士们在喊:“赶快,向首长请战,我们去消灭东边(指大连屯)这帮小子。”这是三四二团一营的战士们在大喊大骂,一营的营领导原来曾当过政治指导员,他曾经几次在连队发起进攻之前端着白酒,让战士们每人喝一口,并说“喝了这杯酒,让我们齐心协力英勇杀敌,胜利之后我们再共饮庆功酒。”他从《水浒传》一类旧小说中学来的英雄好汉喝酒盟誓的办法挺灵,鼓舞了士气,总是取得胜利,后来被称为模范指导员,又升为营的干部。这天吃饭时敌人打来十几发炮弹,大大激怒了战士,大家要求把进攻大连屯的任务交给一营,请战很快就得到批准。不一会儿,也就是下午两点左右,一营就发起了进攻。问题就发生在“不一会儿”上面,大连屯之敌不是长久盘踞、修筑了作战工事之敌,但村子较大,周边原有土围墙,虽高矮不一,多处残缺,但部队据守,面对来于白雪茫茫平原的进攻,还算是处于有利地形的,又是晴朗白昼,下午两点从西向东进攻,我进攻部队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敌军火力之下。本来这样战斗的正确打法是,首先进行必要的准备,组织炮火支援,那时团与师都有自己的炮兵部队,虽然只是山炮、迫击炮,对没有暗壕土堡守备的敌军可以起到很大的杀伤作用,掩护我军占领敌阵。可是进攻开始前都没有考虑这一切,被部队高昂的士气和求战心切所左右,结果从两点钟打到夕阳西下,一营一个连队接一个连队的数次冲锋没有冲进大连屯,过大的伤亡使部队已接近丧失战斗力的状态。

黄昏时我营投入进攻大连屯的战斗,我与营长王毅也是以请战的形式得到攻歼大连屯这一作战任务的。我们心里明白,我营虽同样没有炮兵支援,但已是傍晚,即将降临的夜幕就是我们的保护伞。在黑夜中,在我们营强大的九二重机枪和各连六零炮排的集中火力的掩护下,第一波冲击,我们二连就冲入围墙,进入村内展开巷战。有作战经历的人都知道,巷战这一军事术语具有很广的内涵,在十几二十户的村子偶与敌人遭遇的战斗一般称之为村落战,但已具有简单巷战的性质,与敌相逢,敌方又无长久设防的工事,冲冲打打很快就结束了战斗。真正称得上巷战的是经过炮火的配合,突破敌人外围工事,进入市区街道敌人纵深处,这就是较为复杂的作战形式。城市中一般都有不同质量不同高度的建筑物,敌守我攻,随之而来的就必然有夺取制高点与摧毁街道路口火力点的问题,大连屯虽不是城市,却是有几百户人家的较大村镇,我们突进村子后立刻遇到敌人火力封锁,火力点是敌人在临街民房院内穿墙挖洞修成,因此大连屯巷战的开始就是摧毁敌军火力点,于是三个步兵连从三个方向面对敌人分头前进,绕到敌人火力点的背后去摧毁敌人,居民的房屋栉比鳞次,一个院子与一个院子相连,这必然地使战士们上墙爬屋,穿房凿壁,迂回前进,与控制村内的敌军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拼搏,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争夺,这就是大连屯作战的基本作战形式。

当时,在经过秋季攻势和冬季作战的连续打击下,整个东北战场的敌军陷入全面溃败的边缘,我军战士摩拳擦掌、士气高昂,一营的进攻虽未成功,但未影响我营进攻的锐气。那时我们向各连强调提出战场上要鼓舞士气,开展战场立功活动,对敌军进行政治攻势,战场喊话,瓦解敌军。要求各连队不打“哑巴仗”。大连屯的夜战,贯彻了战场要有政治攻势和不打“哑巴仗”的要求。尽管黑夜中枪炮声不绝于耳,但喊声叫声也断续可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交枪不杀早回家!”、“蒋介石快完蛋,交枪回家早团圆!”夜幕中另一种喊话声是针对自己的,是指挥员的声音,“投弹!”“射击!”“掩护!”“打洞,拆墙!”等,还有震动人心的“为×××同志报仇!”、“我代理×班长,跟我来!”“我代理×排长,跟我来!”的呼喊声,这是某班长或排长伤亡后部队中所要求的,任何一个士兵都可以自行宣布,以带领部队继续作战。在黑夜的呼叫声中还有二连指导员石迺玉的声音,他在宣布战士火线入党和立功的决定。这种做法是从外单位战时政治工作经验中学来的,在战后我们营的总结会上得到了承认,并受到了表扬。总之,大连屯之战,枪声、炮声、呼声喊声,声声不断,战斗进行得热热闹闹,生动活泼,把本来是人间最残忍的撕杀场面变得热情奔放、英勇豪迈。现在感到有些不可理解,但当时是提倡的,是受到表扬的。也正是广大范围的人群的喊声、呼声大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声威,打击与动摇了敌军士气,在民家院的争夺中,不断收缴武器,送下战俘,从晚上八点多钟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前后,最大数量上百的一批敌人是在大连屯关帝庙内全部缴械的。激战结束了,各连共同校对呈报战绩,毙、伤、俘敌总共四百余人,已查明的有五个连的番号,敌人向东南方突围的数量没搞清楚,那时敌军正从失败了的二百里扇型攻势中撤退和收缩兵力,十分混乱,甚至敌方的番号和建制也没问清楚,记得好象是五十九师。

天蒙蒙亮,战斗结束了,我的伙伴营长王毅呼喊了一夜,嗓子已很难正常发音,他对干部说话、对上级和机关打电话时总是先解释说因指挥打仗,嗓子嘶哑了,解释时总是有些高兴和自豪的口气,因为我营取得了胜利,消灭了大量的敌人。我们取得的这个胜利是在三四二团一营三个小时苦战中付出二百多人伤亡的基础上取得的,最后完成歼敌,是我们两个营共同取得的作战成果。

大连屯战斗中我营负责抢救和俘虏下送任务的是副营长冯德福,他与营部医生、书记等共同负责,组织安排得体,没有发生问题。由副教导员王青芳所分工负责的烈士遗体掩埋工作困难很大。天亮后,四十几名战士的尸体已集中在南大门附近的广场上,田野里是厚达一米的冻土层,锹镐根本啃不动。大规模野外运动战正在进行中,无法把尸体运走,沈阳北郊一零五榴弹炮发射的炮弹又不时地在附近爆炸,战士遗体一时无法处理,我们只好全体人员动手,征集村民家中现成的棺木、衣柜和粮柜等,能安放烈士的遗体就行,而后排放南门外农田中,上面放一层高粱杆,又培上厚厚的积雪,而后全营人员自动地在棺木附近合拢一起,干部与战士们此起彼伏地喊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为战友们复仇!”,随后,自动武器卡宾枪和轻机枪响了一阵,大家流着泪,默默离去,撤离大连屯。

眼泪不属于战士,走不多远,队伍中就有人开始津津有味地谈论穿墙打洞抓俘虏的事了,真切体会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我在默默的行军中想着,雪里埋不住尸体,但愿野战结束后,我们还能回来重新安葬这些战友。这是我当时最挂心的一件事,但我们没有回来。

东北我军的冰期作战已连续进行了三个月之久,最后攻占四平的任务已摆在我军的面前,正如战士们经常议论的那样,沈阳、锦州到北边的长春,像一条被砍下来的牛腿,我们一口一口地吃它的肉,剥它的皮,断它的筋。现在四平(街)这座孤城,这条牛腿筋到了应该被收拾的时候了。

国共两党军队在东北的战争中,四平战役引人注目。在此之前,争夺四平之战已经进行了三次: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我军攻克四平,全歼辽北省省长刘翰东为首的保安部队四千人;

四月蒋军集中东北全部精锐向我进攻,我军坚守一月之久弃城撤出四平;

一九四七年春我军进行反攻,六月我军乘胜进攻四平,七十一军在陈明仁的指挥下,顽强坚守十六天,在沈阳敌军增援下,我军被迫撤离,这就是当时驰名中外的四平攻坚战。

这三次四平战役,东野部队第一纵队(三十八军)阵阵不拉,而每次参战都是主要力量,因此在广大干部的多次请求下,经林彪、罗荣桓批准,一纵终于取得了第四次四平战役的“出赛权”。一纵司令员李天佑任这次四平战役的前线总指挥,并统一指挥协调所有的参战部队。这真是我们军全体指战员所期盼的大喜事。但当时东北蒋介石已精疲力竭,没有任何主动出战的能力,其残兵败将据守几座孤城。而当时我军总兵力在行将进行的作战中第一次出现兵力供大于求的现象,所以就出现了“杀鸡用牛刀”的战役作战部署。大部分部队是在观战,还没来得及放一枪,四平战役就结束了。

当时东北野战军总兵力共九个纵队(军)十个独立师,用于直接攻击四平的是一、三、七纵队、独立第二师及八个重炮营,二、六、八、十纵队和独立四师负责在沈阳以北准备打敌出援,在战役计划中,如敌出援,则先全歼援敌后再攻四平。除此之外南北又各有一路大军进行牵制,南路四纵在沈阳之南,八纵、九纵在沈锦之间,北路牵制大军是六、七、八、九师,在长春、吉林间加大军事压力,又有独立五师、十师在长春南北防敌出援或外逃。

三月十二日上午八时对四平总攻开始,一纵队在五十六门重炮配合下,从三道林子,沿铁路突击,三纵在十四门重炮配合下对大东门实施突击,七纵队在西面之七道街沿线突击,三小时后,一、三、七纵队在市内中山大街会合,而后分别在市内分割、包围、消灭守敌,至十三日早晨,仅二十三小时激战,全歼七十一军等部一万四千人,四平战役胜利结束。在此还有一个尾声,就是四平总攻开始前,我北路牵制大军各独立师团围堵追击从吉林市弃城逃向长春的敌六十军,歼敌三千余人,收复了吉林市。一箭双雕,连克二城是四平战役的结局,从此长春守敌过起了孤独的孤岛生活。

据后来军史材料统计,东北一九四七年冬开始的冰期作战开始于十二月中旬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结束,共歼敌十五万六千余人,这个数字正好是当时东北敌军总数的四分之一。蒋介石一月的沈阳军事会议后,已感到东北部队大量被歼的困境,为挽救危局,决定调五十四军及范汉杰兵团进入东北,保护北宁线,以防其东北部队被“瓮中捉鳖”,但八个月后还是全部被捉了鳖,被称为“教师爷”的陈诚,到东北后仅几个月就以失败告终。现在卫立煌又来了,战士们说:“黄了,黄了,要完蛋了!”“黄了”本来是指麦穗黄了、谷穗黄了,是收获的季节到了。东北我军大丰收的季节快到了。

刚上任不久的卫立煌提出“固点、联线、扩面、加强防御”的作战方针,这是异想天开的作战方针。从字面上讲是完美无缺的,既在固点中守住原有的一份,又在联线中得到已丢失掉的一份,再从扩面中夺取不属于自己的一份,这是完美无缺的作战方针,但只是完美的空想而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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