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调动了人性之恶——68之殇之二:校长之死 作者:碧琼子


 

 

是什么调动了人性之恶

       ——68之殇之二:校长之死 


    充满疯狂,暴力,杀戮和血腥的文革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许多普通人参与了作恶。他们或为恐怖的恶浪推波助澜,或成为罪恶的执行者。我们要问:这些在常态社会中的教师,学生,工人,农民……为什么会变得这样残忍?是什么调动了这些普通人的人性之恶?

日前,网友叮咚先生在他的大作《两个意味深长的历史教训》中,把这种文革中(打人杀人等)普通人的作恶现象,归结于“处于苦闷中的公众对郁闷情绪的发泄”, 是“公众对僵化官僚体制和官民对立变相的愤怒和反抗”,此说甚缪。虽然作者宣称,目的是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但由此却可以引出文革的所谓’正面意义”。

美国学者王友琴的研究,认为文革暴力主要发生在两个阶段,一是文革初期的1966年七、八、九月,二是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此说甚切。文革中我生活在南疆的一个城市,1968年是文革的重灾区,此间我母校的校长遭毒打自杀。仅以此为例,对相关问题作一些探究。

 

  

母校是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在1946年由地下党为建设未来的新中国而创建,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阶级队伍中,变成了一座大集中营,一座大监狱。

笔者所在的群众组织,曾在1967年8月24日,由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两派赴京代表团是表态定性为“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同年11月18日,由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红头文件中定性为“革命群众组织”的组织,到了1968年夏秋,在两个气势汹汹的“布告“后,开始遭受暴风骤雨般的残酷打击以致镇压。成了战而不宣的反革命组织(所谓”战“,是指受到的’待遇‘,”不宣“是指没有明确的定性)有三人被拘捕,一位竟然进了高规格的北京卫戍区,三人都是中学生身份。随即工宣队军宣队重兵进驻学校。先是广为搜罗罪证,举办反革命罪行展览,凡这派师生运动中写的传单,有同学保留在抽屉里的俄语书,男女同学游公园时的照片……都是罪证。爱好摄影的同学用于洗照片的暗房被布置成腐朽生活的巢穴……接着大大小的批斗会遍地开花。被认为有问题的老师被罚跪在特地铺满煤渣的地上,一时间全铁路地区的人都会随时随意的前来羞辱他们,毒打他们,初一二的同学都成片成片的被罚跪,高年级的同学被踢打得在地上滚来滚去……揪斗遍地开花。革委会主持的大会上揪,以班为单位揪;班与班联合起来揪,还有的,是七八个人,十来个人,临时组成一个“战斗小组”,想揪斗谁就揪斗谁。高一的一位李姓女生就在路经学校男生宿舍的时候,被这样一伙人强逼跪着,把一根大竹杠压在她的小腿上,还在竹杠的两头分别站着三个人……入夜,每个教室和学校的大小会议室,都成了一个个批斗会场,口号声,呵斥声,被批斗者挨打时的惨叫声,在夜空中此起彼伏……

在这种背景下,学校有两位老师自杀。

                                                                         

  

一位是我们的校长,时为省政协委员。他雷姓,瘦小文弱,人很和气。有一个在我们少不更事的孩子看来少见的名字。待到读了陆游的《示儿》,知道了“九州”乃是中华的别称,就从中读出了一个热血青年当年忧国忧民的远大理想和方刚血气。

“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他首当其冲被揪出来了。一开始还算好,也就是隔离交待问题。到后来两派对立,他就销声匿迹,人们似乎忘记了他,或者说,他主动的和运动疏离了。

终是在劫难逃。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省报一连九篇社论,”对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他再次被揪斗了。

我一直不知道雷校长被揪斗的罪名是什么,但罪名又是现成的——当时我所在组织一位同学写了一篇《今日的哥达纲领》被康生点名,并蛮不讲理的一口咬定”不是学生写的,后面有“黑教师爷”。于是大批派别相同的的老师就不由分说的被怀疑是黑教师爷“。雷校长也就是“黑教师爷”,是“黑后台”,逼他交枪,交子弹。

真是天可怜见!他如何知道,更如何交得出!于是逼供,毒打……关押他的学校原先师范部的小食堂里,日日夜夜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几天后,令绝大多数与会者瞠目结舌,一个重磅炸弹轰然炸响。学校附近驻军的一名战士出来揭发,说在学校附近的一次武斗中,他亲眼看见雷校长在现场指挥。

稍具常识就知道这是天方夜谭。前面说过,当时雷早就被“揪出来”“打翻在地”,整个运动都深居简出,纵有贼心,亦有贼胆,敢于出来指挥武斗,可当时目空一切无法无天的造反派,又怎么会听从他的!而且,当时直接导致我所在的学生组织覆灭的《今日的哥达纲领》已被康生点名,揪黑教师爷的呼声甚嚣尘上,雷作为一个资深校长,断不会去自蹈死路。且不说他一介书生怎懂得指挥武斗!所以,据当时在场的人说,此揭发一出,不少人就在下面哂笑不已。

雷校长却是百口莫辩——作为一个“运动的主要对象,他早已没有了话语权。他只能被翻毛皮鞋踢得像一团破布似在地上滚来滚去。

随后又有人就想出更绝的“绝招”:逼他跳到粪坑里去捞子弹。那时学校的粪坑是老式粪坑,革命了,无人清理,,粪集得很满。他被逼着跳下去,粪就齐了大腿。一处捞不着,再逼,再打,换处地方,逼你再捞……

逼人跳进粪坑来作践人,是彼时彼地的一大发明。据其他的被害者说,当时学校凡是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都被逼跳下过粪坑,包括几位昔日文雅秀美的女老师。

我们民族的传统,知识分子被称为“士”。“‘士’可杀而不可辱“,庄严宣告他们重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胜于生命。另一方面,“士”也是爹生父母养,也是血肉之躯,他们对于暴力的承受也有一定的极限。雷校长是知识分子,是这所著名重点中学的校长,是堂堂正正的人。当天晚上,他悄悄来到学校后门的竹鹅溪,愤然自沉。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了他,潺潺的清澈的溪水已冲刷掉他身上的污秽,他的面容清癯而严峻。

次日早晨,我看见了他曾经美丽端庄的妻子,我们学校的师范部主任,蓬头散发,面色黧黑,形容枯槁,步履趔趄,手里拿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颤抖着往学校大礼堂的墙头上贴……我瞥了一眼,那标题是“与自绝于党和人民的雷××划清界限”……

我猛地低下头去。我不敢和她对视。我不能想象那是怎样一种心情……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怀抱理想,孜孜追求生命意义的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把雷校长逼向了绝路?

最有说服力的,是雷校长的遗书。

雷校长被批斗的时候,不许回家,关在学校的教师宿舍,睡在回家探亲的化学老师徐老师的床上。事后,徐老师在席子底下发现了他的遗书:

“老徐同志:我把这封信的底稿.留在你的抽屉里.

你看了.请你转给刘××(同住的另一位老师)和杨×(死者妻子)看.希望你们能了解我自杀的原因和心情.我反复申明:我决不是"畏罪自杀".我没有什么罪可畏.我主观上也决不是抗拒运动.我的自杀是经受不住过分的凌辱和超过我健康负荷的肉刑.你们知道我是个世界观沒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我有自尊心."士可杀不可辱"的旧思想正支配着我.我愿饮弹速死.不愿凌辱和刑罚熬煎.我是带着安靜的心情去死的.

永别了!千言万语.昐望你们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康莊大道.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燿下奋勇前进.

 

                                                   雷扶九 1968.9.23

这里说的很清楚,“我绝不是畏罪自杀,我没有什么罪可畏”“我的自杀式经受不住过分的凌辱和超过我健康状况的肉刑”.

那么,对他施恶的是些什么人?

显然,作恶者当时就感到这些恶行终究见不得天日,一个个批斗场的门都关的紧紧,窗户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但凄厉的的惨叫声仍然划破夜空,有人偷偷撕开报纸,看到了批斗雷校长的现场,也看到了施恶的人们:几个驻校工宣队员,两个教师,几个高中学生。

他们都是普通人。

 

  

他们是普通人,有的此前在铁路沿线施工抢险,栉风沐雨,有的曾经站在讲台上,给我讲过数学;有的和我坐在同一教室,为头痛的俄语发愁,改革开放以后也曾见过其中的人,还是老同学,相对而坐,侃侃而谈……当然,他们不谈文革,不谈雷校长。

这些普通人,当年为什么会作恶呢?

龙应台先生曾引用德国《明镜》首页的报道,说明二战期间普通人作恶的现象:

"……从医生到歌剧演员,从老师到逃学的学生,都曾经是二战时欧洲屠杀犹太人的帮手。约有二十万的普通人参与其中。一个进行多年的研究快要出炉,明确指出,现代社会的国民可以在一个邪恶的政权领导下做出可怕的事情。“

一个邪恶的政权,这个政权营造的邪恶汹涌的环境,这个政权标志的向恶的价值取向,这不是原因的全部,但却是原因的主要。

《明镜》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

“马特纳,一个维也纳的小警察,1941年在白俄罗斯执行勤务,参与了枪毙2272名犹太人的任务。他当时给妻子的信写道:执行第一车的人时,我的手还发抖。到第十车,我的手就瞄得很准了。很镇定,把枪对准很对很多的女人和小孩,还有很多婴儿。我自己有两个小宝宝在家,可是我想,要是我的小宝宝掉到眼前这批人手里,可能会更惨。“

应该说,一开始马特纳还是在执行勤务,带有一定的被强制性,到后来就完全是就完全是自觉地了。“很镇定”,“要是我的小宝宝掉到眼前这批人手里,可能会更惨。”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希特勒宣传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同样,斯大林在协助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的时候,在侵略波兰的时候,都宣称杀的是“犹太法西斯主义”,“波兰法西斯主义”,(纪录影片《苏维埃故事》)这些被害者在被施以暴力之前,已被非人化,妖魔化了。

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处于不断膨胀的权力需要,极权在裹挟和利用普通人行恶的时候,首先会利用无比强大的舆论工具把一部分人妖魔化,非人化。

在原有的许多罪名’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历史反革命”等等之外,文革一开始就又发明了许多新的罪名:“黑帮,”“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叛徒’”内奸”“假党员”“反动文人”……并且随着运动的发展阵容越来越大。一旦被冠以这些罪名其中的一种,你就被妖魔化了,非人化了。既然你已被剥夺了人权,那么,对一只猪,一只狗,羊,猫,鸡,鸭……施恶的时候需要什么同情心呢?而且你比猪狗羊猫之类要可怕可恶的多,你“亡我之心不死“,“满怀阶级仇恨,“时刻准备反攻倒算”,“要夺回失去的天堂”……他们打杀你的时候甚至会怀有正义感呢。

同样,雷校长被逼死之前也已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教师爷”。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种普通人的施恶行为,正是极权的需要,因此他们的恶行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得到鼓励,弘扬甚至提拔,重用。

文革初期,1966年的八月,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制造了滥杀无辜的红色恐怖,数千无辜的老师、校长、市民……被拳脚打死,被皮鞭钢鞭抽死刺死,被开水烫死……一时间北京的火葬场尸满为患。但他们的恶行不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得到彰扬。当卞仲耘校长被打死,首开北京杀人先例,有人把事情报告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吴德时,吴德说,“打死就打死了呗”,随即,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红卫兵的行为定性为“革命行动“,“我们对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再接着,在举行重大国事活动的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接见了北师大附中打死人的凶手,并为她改名为“要武”……

当时毛泽东的地位正如其中天,意识形态高度的大一统,楚王好衣紫,灵王好细腰,穷凶极恶的暴力行为既被肯定,接下来无边的漶漫就是必然。

因此,极权之下法西斯主义的疯狂,正是普通人作恶的根本和主要原因。

 

  

亲爱的读者,也许你会说,“你这样说,不是违背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哲学原理吗?”

不瞒阁下,笔者从少年时候读《矛盾论》,就对此说心存疑窦。此处无力展开论证。仅就毛泽东用作例证的例子就足够。毛氏以温度可以把鸡蛋孵成小鸡,却不能把石头孵出小鸡,来论证内因是决定性因素,而从另一角度,同样是鸡蛋,有适当的温度就能孵出小鸡,没有适当的的温度就不能孵出小鸡,岂不又是说明外因是决定性因素?这两者的关系,应当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消长的复杂关系。

龙应台先生的文章说,“二战后,主流意见认为,这些丧尽天良的事,都是一些特别病态的人,在少数大战犯的领导之下做出的。这样来理解,让人比较宽心。

从一九九零年就开始的这个大型研究却有重大发现:具体证据显示,起码有二十万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通人“是罪行的执行者,不同宗教,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的人,都有。”

既然各种情况的普通人都有,就说明是他们作恶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的内因,他们的个体差异,而在于他们共同面临的外因。

纵观中外,成批的普通人肆意作恶的情况,都发生在社会动乱时期,发生在法西斯肆虐的时期,二战时的德国,文革时的中国,都是如此。

 

  

那么,是不是这些作恶的人就没有个人责任了呢?当然不是。

毕竟,在邪恶的政权下作恶的,绝非所有的也远非大多数。随意杀人,杀无辜之人,残杀,虐杀,是要把自己的人性抛弃殆尽的!幼时听到过家乡的民谣:“举刀三分罪,死了锅里焙!”是民族对这种恶性之首的切齿诅咒!

这些人有他们的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

这一点,和二战时德意法西斯治下比,文革体现得尤为鲜明。那就是,这些作恶的普通人,有着鲜明的’阶级”特色。运动初期的老红卫兵,组成时对家庭出身要求就极严,要纯粹的“红五类”,骨干和头头全是革军革干子弟。清理阶级队伍中那些的骨干打手,当然也是“阶级队伍”中人,有“响当当”的出身。

已有研究指出,阶级斗争理论是一种鼓吹仇恨,及一个族群必须灭绝另一个族群的学说。这种理论在我们这里被强力灌输了几十年。它一方面使一部分人带上原罪,他们的尊严、人权乃至生命可以随意剥夺,另一方面,又使一部分人出生就衔着政治的金钥匙,是天然的左派,天然的掌权者、接班人。望着触手可及的全方位的特权,其中的一些人的功利心膨胀,需要在斗争有出格的表现,对一些没有人权的“敌人”施恶,就是势在必然的了。

这些人也多有自己的个体特征。

就参与批斗毒打雷校长的几个人的情况看,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同程度的心理缺失。他们有的曾因作风问题被校长处分,心怀私愤;有的有家庭成员出身自“剥削阶级”,希望以更激进的态度洗刷自己;有的或学业成绩不好,或因考大学落榜,有的常年在条件十分艰苦的铁路沿线施工,物质和精神生活极度匮乏,感到压抑……

在合理的社会,他们的心结同样应得到理解,人格同样应得到尊重,合理的诉求应得到满足,心理应当得到正确的疏导,那些天然的左派、接班人,社会应以公平的竞争机制使他们懂得,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应由他们为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决定……但在邪恶的政权掀起的的疯狂反人类恶浪中,他们被裹挟进来,错误的选择了以作恶来作为不平心态的宣泄口。他们是受毒害而坠落到人性底线下的一群。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全集,第一卷,第411页)在普通人施恶的事实中,我们可以从施恶者和受害者两个角度来理解这句话。

那极端黑暗极端恐惧的一页已经翻过。它会重来吗?不知道。就我知道的事实,在那个文革中曾有十数万人被残酷杀戮的省份,还有不少人仍生活在恐惧之中,谈之色变,话不高声。当年曾吃过被害者人肉(这里是实指)的人们,竟对被吃者的家属极端仇恨(我没有把意思写反)。对那页黑暗历史的反思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和歧视,当年无端受到迫害的人,或许仍在这里那里会看到跟随的“影子”。

 一旦历史重演,你是选择作恶还是被残杀呢?无数事实证明,极权是全人类的敌人,你无处逃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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