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欠我们一顿饭

他曾经是个知青。

插队时，他与我同在一个寨子，也是只有17岁。他并不是我们学校的，是随着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一起来的。没多久混熟了，得知他家里的景况不好，父亲早逝，只靠母亲微薄的工资供养他与两个妹妹上学。文革停课后，当我们贴大字报、游行、串连、参加武斗时，他却在一家街道工厂做小工，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力。对于下乡插队，他完全是出于无奈，而且是极不情愿的。在我记忆中，下乡几年期间，他从未收到过家里的包裹、汇款单。头一年秋后分红，知青户里似乎只有他往家里汇了钱。

按说他也是个城市里长大的学生娃，却对农活有些自来熟的缘份，他很快就会做所有的农活，成为生产队里的强劳动力。他干活可不象我们偷懒耍猾，队里评工分时，他向来都是最高分，没有人会有什么异议。我们知青户的家务事分工，他向来都是干种菜养猪喂鸡的苦活累活。记得当时各人家里寄来的菜籽，基本上是他种下去的。他收工之后就去收拾那几亩菜地，不象我们收工回来就什么都不想动。

他性格有些内向，不善于与人交往，但待人却极诚恳，可以说从没什么城府，与我们生产队里的男女知青都相处得很好，在那些傣族老乡中的人缘也极好。

回城以后，大家都在忙于生计，相互间的交往越来越少，只知道他被招到了一家街道大集体工厂，先是当了多年的工人，后来估计是厂里的领导发现了他老实本分勤恳的特点，调他到财务科当了出纳。他结婚比其他人都要晚些，我当时在外地，没能参加他的婚礼，后来听说他根本就没举办婚礼，也没通知大家。以后知青几次聚会，每次都通知了他，他却总是借故不来。后来才听说，他所在工厂的效益一直不太好，长期以来他两口子的月收入，合起来只有300元不到，加上政府的低保补贴，全家三口人每月只有570元的收入，平均每人190元，他的孩子，还在上中学，我们很难想象，他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

2000年，有一个当厨师的知青插友请大家到他那儿聚会，大家发现他没来，立即派人驾车找到他厂里，硬把他给拉来了。那天席间，说起1996年组织知青回乡探访的事，我们告诉他，20多年了，那些傣族老乡们仍然记得他，要我们转达他们的问候。他似乎很激动，出人意料的，端着酒杯晃晃悠悠的站起来向大家敬酒，涨红着脸说了一大段话，大意是：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大家这样看得起我，我这辈子永远忘不了各位插友和寨子里的老乡们，下次聚会，由我做东，好好的请大家喝一次。

那杯酒，我们都干了。

我们再次聚会之时，到是聚在他的家里，他却又缺席了。

面对着他的遗象，在他那狭小的、不足20平米的家里，我们挤坐在那些破旧的、显然是购于80年代的家具中，听他妻子述说了事故经过；几个知青说了如何帮着料理后事，如何经过一番努力，争取到了十多万元的补偿；跟他最要好的一个哥们最后说了一句：打那次聚会后，他经常在念叨，下次聚会，他要请大家好好的吃上一顿。听了这话，大家沉默了，小屋里静悄悄的，好一阵之后，女知青们的抽泣声打破了静寂，男子汉们的眼眶也是红红的。

我强忍着泪，模模糊糊地看到，他正从墙上看着我们，表情似乎显得有点窘迫。唉，他怎么就走了？他还欠我们一顿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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