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　廖　沙

我上初中时，外语课学的是俄语。开头有一课有几句简单的对话，老师随便指了男女同学各一人站起来表演，男生表演敲门者，先说：“克多、克多”（敲门声），女生问：你是谁？（这句俄语我忘了）男生则答曰：“艾的呀，阿廖沙。”就这么两句话，那个幸运地被老师选中、看起来很老实、穿着件补了好几块补钉且已洗至发白的兰褂的男生，便极不幸地背上了两个绰号，一个是“克多”，另一个则是“阿廖沙”。后来因为有人连叫几声“克多”，被人叽为“老母鸡下蛋了”，这“克多”便没人再敢叫了，“阿廖沙”便成为这个男生一辈子都抹不去的绰号了。
不久后，同学们混熟了，放学后开始互相串门。阿廖沙从不参加，也不邀任何人上他家玩，一放学就独自走了。有一天我们去另一个同学家，走至一条废弃的米轨铁路边时，那个同学指着路边一溜低暗的棚屋中间的一间，告诉我们说那就是阿廖沙家，那个在油毡屋檐下坐在一个小草墩上、以一个方凳为桌，正在埋头做作业的那个扎小羊角辫的小女孩是他妹妹。当时大家都半信半疑的，虽然大家已经知道他家里很穷，父亲2年前死了，他母亲没有正式工作，靠做手工活养家，可我们见到的那房子也太破旧了，比民工住的工棚好不到那儿去，简直不敢相信能把那地方称为家。我们走过去问小女孩阿廖沙在不在家？小女孩很乖巧，管我们叫哥哥，告诉我们她哥哥帮妈妈拉车去了，我们没进他家门就走了。有几个同学说曾在路上见过阿廖沙他妈妈拉着辆平板胶轮车，车上堆着小山一般高的纸盒，阿廖沙则在车后推着。同学们见到了多半会帮他推上一段，他妈妈会很客气地道谢，阿廖沙则只是笑笑。我们从那个同学家回来时已经很晚了，再次路过他家时他和他妈妈正好在家门前干活，便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他们做的活都是裱糊纸制品，好象有三、四种产品，我记得有火柴厂的火柴盒，烟厂的装烟丝的圆纸盒。做火柴盒的工序少些，只是将那些裁好的薄木片用纸粘成内外两种盒子，在外面贴上被称作火花的商标，便可以放到一旁阴干了。做圆纸盒则麻烦一些，要先将报纸裱成一张张纸板，吊在绳上晾干，送到纸厂用裁刀切成宽窄不一的条状和圆形，再裱糊成一个个漂亮的纸盒子。我们见阿廖沙的小妹妹正手脚非常麻利（昆明话“利索”之意）地在粘火柴盒，一眨眼功夫就做好一个。便试着也做了几个，都不成功，还弄得两手糊满了浆糊。他妈妈弄水给我们洗手时，从门外隐约可见里面放着张双台床，一张小桌、一个齐胸高的木柜，还有些锅、碗、瓢、盆什么的，看来里面几乎没有可以转身的空间。回到家，我发现我父亲抽的斗烟丝的包装盒正好是阿廖沙家做的那种纸盒，火柴盒则不一样。
阿廖沙在班上人缘很好，很稳重，从不跟谁争吵打架，见到象我这样调皮捣蛋的家伙们干坏事时也只是笑笑，既不参与，也不干涉。课间休息时他很少跑出教室，即便出去上厕所也是立即回到教室赶作业。大家知道他放学后要帮他妈妈做事，也就不去打扰他。记得有段时间体育老师病了，代课老师图省心，让女生在室内做垫上运动，男生则到操场上踢足球。阿廖沙也参加踢球，但他是将那双尖上补着皮子的布鞋脱掉，打着赤脚参加的。曾有一次他铲球弄得脚背满是鲜血，让他去医务室他硬是不去，用草纸包上了事。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不算最好，但一直很稳定地排在前10名之内。似乎所有的老师对他都很照顾，没有谁为难过他。当时那些下乡学农、到工厂学工、到商店学商、到部队学军的活动，从不见他参加，就连游行、旅行、参观之类的活动，他也多半不用参加。我们听说学校在收学费时对他也有所照顾。
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打宣布停课直到复课，阿廖沙就一直没到过学校。划红黑五类时，也有人提到过他，说他家那么穷，应该算红的，正准备派人通知他来参加“组织”，被我们班主任阻止了，据他说，阿廖沙的爸爸解放前成份并不太好，是个小手工作坊业主，雇过两个工（其实就是带过两个学徒），当时的几个红五类领导迟疑了一阵子后，决定将他划为“灰崽子”，之后也没人想起通知他来参加运动。于是，停课近二年多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期间，我们一直没见到阿廖沙。复课后，久别重逢的同学们聚在教室里，（我们初中生跟高中生不同，即便派别不同，相互间并无多少私怨，）男生们大吹特吹武斗时的见闻，女生们则围成一圈叽叽喳喳议论。等到军代表点名时，大家才发现阿廖沙不知何时已经端坐在他的座位上了。还是那个老样子，身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兰褂子，又瘦又黑，笑的时候露出一口白牙。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他早已是一家街道工厂的小师傅了，每月能挣20多元钱呢。
所谓复课，其实一堂课都没上，没过多久就下乡了，奇怪的是不知为何阿廖沙也跟大家一起下去了，按理说他可以享受家庭困难的政策照顾不用下乡的，班里有几个家况远比他好的同学都还争取到了照顾，在城里分了工作。
下到边疆后，阿廖沙分到了一个半山区傣家寨子，同他一起的还有我们班的几个男、女同学。那个寨子离我所在寨子不算远，半个月后我们跑去找他们玩，赫然发现阿廖沙已经独自住进寨子边上的一幢空竹楼，过起了独立生活。我们去看他时，他正忙于收拾“家”，没空跟我们闲聊，只见他极熟练地用砍刀破竹子，那手法一点不比那些傣家汉子差。问他要不要帮忙，他连连摇头，我们便很知趣地告别，回另外几个知青的住地。吃饭时，那几个同学诉说阿廖沙的不是，说他刚来两天就找乡上要求将他的安家费单独分给他，估计他将大部份钱寄回昆明了；还说他每天埋头干活，深得社员们和队领导的好评，相比之下，其他知青则显得偷懒、娇气、奸滑；据说他刚来没几天就跟队里要了一块自留地，每天收工后就泡在那块地里，从不串门，跟大家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隔阂。看来，阿廖沙大概是知青下乡时就带了菜籽的极少几个先知先觉者之一，待我们写信向家里要求寄菜籽时，他已经在公社“街子天”（当地风俗是每五天赶一次街）卖菜了，在当时的街子上，他是唯一的站在菜摊“后面”的知青。之后，我们时不时地到他那个寨子串门，但都没想到去看看他。听其他同学说，他养了两头猪，好多鸡和鸭子。待赶街天见到他，特意看了看，摊前果然放着成筐的蛋。我们没买过他的菜。有同学说曾经想照顾他生意，结果他拼命推让不收钱，反而闹得很尴尬，以后大家就有意绕开他的菜摊了。
转眼三年过去，待到开始招工时，又听说他是他们队里首推第一人选，他却坚决地表示不走，把那名额让给了别人。有同学分析过，若是当工人，他早就当过了，当初也大可争取不下乡来。他肯定是认定了当农民反而有更多收入，才不肯回城的。据说头两年分红时，他都是队里的第一名，每年都接近500元。他那个生产队分值并不算高，但他的分红值肯定是所有知青当中数一数二的。我被招工前，特意找他话别，他陪我喝了杯茶，送了我一个他手工制作的装茶的竹筒，这件小玩艺做工相当精细，即使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可以算得上件工艺品了。
我回城后没多久，便有同学告之，阿廖沙回来了。不清楚他是探亲还是也招工了，大伙儿便约着星期天一起到小铁路边他家去看他。到了那里一看，那棚屋还在，门却紧锁着，透过门缝窥望，屋内空空如也。莫不成是搬家了？正好邻居有人回来了，上前一问，答曰：全家迁户口去边疆了。
打那时起，即使是同学聚会，也很少再有人提起阿廖沙。我则是逢搬家时，老伴翻出那个已经开裂的竹筒问我扔不扔时，才会记起他来。那竹筒后来还是被扔掉了，可记忆却一直埋在内心深处某个角落里。
转眼2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去边疆。1996年，当地政府组织老知青返乡，我才得以如愿。当两千多名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的中年“知识青年”全都穿着由当地政府发的白色短衫，聚在庆祝大会会场时，前排却坐了一排穿红衫的人。看他们也是中年人了，跟穿白衫的我们相比较，显得黑一点，处老一些，但又明显地不像是当地人。待大会开始，当地政府领导发言中介绍，才知他们是当年数千知青中仅存的30多名留在当地的。当他们站起来，转过身面向全体返乡知青致礼时，我的眼睛突然模糊了，拼命忍住那盈眶的泪水，一个个地认，从他们布满了岁月刻痕的脸上我认出了几个曾经熟识的、少年时代的同学。但所有穿红衫的人都看遍了，却没有找到阿廖沙，待我好不容易挤进人群，与老朋友说上话，才得知阿廖沙没来，据说他日子过得很好，家还在那个寨子，他母亲已经早几年死了，他妹妹嫁给了当地一个汉族干部，他找了个农场老工人的女儿，已有一儿一女，儿子已经从州里文艺学校毕业，分配在州民族歌舞团。与其他留边知青不同的是，他是唯一一个至今仍是农业户口的老知青，据说他多次拒绝了选拨当干部、上学的机会，而且连队里选他当干部他都不愿当。
当晚联欢会上，一个当地小伙子登台献歌，刚开口说了一句：“叔叔、伯伯、婶婶、阿姨们……”便哽咽住了，一位老知青跳上台去拥住这个小伙子，老泪纵横，接过话筒向大家介绍：“这个孩子是我们一位老知青的儿子，他父亲当年把他奶奶、姑姑的户口迁来，一家人扎根在这块热土上……”这是阿廖沙的儿子吗？仔细一看，真象极了当年的阿廖沙。此时，那孩子已经哭成了个泪人，全场一遍嘤噯、抽泣声中，在我的耳边，分明又听到了“艾的呀，阿廖沙”这句课文，唉，我就是个钢打的硬汉，也忍不住了……

2001-07-01




			◇ 阿　廖　沙作者：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