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的诱惑——河水
上海西部，作为普陀和长宁两个区分界的是一条湍急的河，叫苏州河，据说延河西去就能到苏州，不过从没有谁走过，只有河中来往的船家能够知道究竟。其实，小时候我们不知道河的源头和尽头，也不知道河的彼岸是个什么样子。
我从小就住在河的南岸，属长宁区。那时，不知对岸是什么地方，只是远远地见到那儿耸立着好多大烟囱，日夜冒着黑色或褐色的烟，随风飘得很远很远。看得见那边人来人往，还有许多骑自行车的。每天夜色将临，那边的人流或车流就会流到家门前的马路上，传来阵阵铃声和说笑声，是摆渡过来的下班工人。有时半夜醒来，也会听到铃声和说笑声，那是下夜班的工人。
我常常跑到河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船只，看着彼岸行色匆匆的人影和日夜不停转动的吊车，觉得那是神秘的另一个世界，这一切对孩提时代的我充满了诱惑。
五岁那年，饥饿时代还没有到来，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母亲时常会给一些零钱，我们可以买上一根赤豆棒冰什么的。这次母亲给的是五分钱，花去一个棒冰四分钱，手头有了一分钱的积蓄，能买一块糖或几粒盐津枣，也可以投进扑满存起来。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要用这一分钱闯一番世界，即用它摆渡到彼岸去，看看那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曾随姐姐摆渡过一次，是到长风公园，因此知道摆渡费是一分钱一次，而且还知道回来的摆渡是不要钱的，那时不知道原因，大了知道这种做法在许多港口码头都实行的，有的现在还延续着。
我按姐姐带着走过的路线，顺利来到摆渡码头，跟着大人上了摆渡船。我知道必须要跟着大人一起走，小孩是不让单独乘船的。待渡船靠上对岸的码头时，我既兴奋又害怕，毕竟是头一次脱离家人的视线单独“闯荡世界”。兴奋的是终于踏上了知晓已久、向往已久的土地；害怕的是一个人，身边没有家人的庇护。
我一个人在河岸旁走着，路是泥的，不像我们那儿全是柏油铺的。路旁长着好多绿油油的“青草”，鲜嫩可爱。后来我知道那些其实不是青草，而是发了芽的麦子，因为旁边的酵母厂为生产麦芽糖，常在此从船上卸麦子，洒落的麦粒就一片片地发芽了。靠近酵母厂，路旁有工人从厂里搬出一个个“柏油桶”，其实那不是装柏油的，而是麦芽糖，我见到有工人用手刮起桶上溢出的糖放入嘴里，一副很享受的样子。后来工人走了，我过去也学着刮了几下，果然能刮下好多，很甜很甜。有一个桶倒了，麦芽糖从桶口淌出好多在地上，几个农民模样的路人见了，蹲下用手捧着吃，边吃边说“真甜……真甜……”我看到他们手中黏糊糊的麦芽糖里分明粘着尘土，路过的工人讥讽道：“阿乡……没吃过啊？”
这儿的河岸没有像南岸那样用石头驳起，我走下河滩直接就可以戏水，这是小孩子最为喜欢的。我在河边玩着，那年头河水还算清，我捡着好些螺蛳，还抓到一条小鱼，不过后来又逃走了。我还想捞点河面漂浮的水草，那些碧绿生青的水草很是诱人，但河面已经开始涨潮，水流十分湍急，我有点害怕而打消了念头。
不知在苏州河的北岸逗留了多久，好奇使我忘了时间和处境，只听得对岸好多人在喊我的名字，我才恍然觉得自己闯祸了。
没有等我回到船码头，家人已经赶过来了。走在前面的是姑父，家里凡有大事，姑姑必定坐镇我家，打头阵的也必定是姑父。等我在人们的簇拥下回到家里，才知道家里以为我走失，全家人已经将周围都找遍了，终于有人发现我原来在河的对岸。
这次“闯天下”的后果是父母决定不让我自己有可支配的“资金”，直到上小学。
青年时代，我曾做过一个梦，梦中也是向往着一个彼岸，那里是个鸟语花香、秩序井然的社会。我在海中游啊游啊，竟然游到了对岸，只觉得那里是个美丽如桃花源一样的地方。我欣喜，兴奋，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我真的来到了向往的彼岸？梦中还几次证实了这是真的——但终究还是梦，梦终究要醒过来的！
怎么会做这样的梦？恐怕也是因为儿时的向往吧。

答一位老知青朋友——海宽
一位多年从事教师工作的老知青在知青网上留言说：“我做梦都向往大洋的彼岸，不是物质的追求，是寻找尊严。”
我完全理解这位朋友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世纪之交，在进行博士后研究时，我曾经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生活一年。普林斯顿是美国最好的社区之一。这里如画的风景和清新的空气固然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但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友善。那时候，普林斯顿确实堪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事实上，我是肯尼迪兄弟、克林顿和奥巴马的粉丝。从他们身上，我可以感受到对弱者的同情，我可以感受到追求理想的热情，我可以感受到未泯的童心。事实上，那个许多人都不喜欢的小布什，我也是喜欢的。我知道，小布什认真地推动了美国的教育改革，他不仅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都不能少（No Child Left Behind）”教育改革法案，使教育改革得到法律保障，而且使“一个都不能少（NCLB）”的理念深入到美国的每一个家庭，每一所学校。我注意到一个被许多人忽略的细节：911发生的时候，小布什总统正在给16个8-11岁的小学生朗读课文。他在从助手那里听到恐怖袭击的消息后，仍然坚持给孩子们读完了课文《宠物小山羊》。（http://past.people.com.cn/bike/viewnews.btml?id=818076）小布什的努力，为美国未来许多年的持续繁荣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也基本排除了中国在50年内赶上美国的可能性。说实话，我做梦都期盼着中国出现肯尼迪兄弟、克林顿、奥巴马和小布什这样的政治人物。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安全、自由、尊严和富足的权利。对此，我是完全理解的，我也完全理解30年来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选择了大洋彼岸。
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一些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例如，近年来不少在海外已经事业有成的学子陆续回国创业或就业。在今日中国的繁荣中，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付出。例如，50年代包括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郭永怀等在内的一大批科学家回到当时还十分贫穷落后的中国。他们对民族复兴所作出的贡献，将被许多中国人世代铭记。
我注意到可敬可爱的阳早、寒春夫妇。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从美国来到中国，在中国养了几十年牛，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这片贫瘠的异乡土地。
我注意到那个随身带着五星红旗的美国人丁大卫（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903/72414.html）。至今，他已经在边远的甘肃农村学校教书17年。
我注意到那个离不开山村中的中国孩子的德国人卢安克（http://news.qq.com/a/20100127/002604.htm）。至今，他已经在边远的广西农村学校教书11年。
我还注意到，近年来，王（彪）炳（文）章、杨（构）建（胜）利、王（政）策、沈（红）彤等许多人冒着做劳的风险，别妻离子，闯关归国。
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陈ZM，20年前因那场风波被判刑13年，剥权4年。1994年，为了换取“最惠国”待遇，中美两国达成交易，同意陈 “保外就医”到美国。但是，陈坚决拒绝出国。陈的家人希望他出国，执法当局也希望他出国。同时受托于陈的家人和执法当局，我曾经与陈的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一道给陈写信，劝他出国。但是，他没有接受我们的劝说。最终，他将13年劳坐满。出玉后，又渡过了4年剥权期。今天，他仍工作生活在中国。
我在想，钱学森等，寒春等，丁大卫等，王（丙X）等，陈等，为什么没有选择“大洋彼岸”而选择了“大洋此岸”？
孟子讲：“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窃以为，这些人选择“此岸”，固然可能有国家民族情怀的一面，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恻隐之心”。
1928年春天，刘伯承致函重庆旧友王尔常，叙述了自己初学俄文时的情形。他在信中写道：“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词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我曾经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读过刘帅的这段话。或许是由于自己是川民子弟，读的时候，曾忍不住泪洒讲台。
窃以为，许多人之所以放弃了优裕的生活环境和发展前途选择“此岸”，许多富家子弟之所以抛家舍业赴危蹈险，最重要的的原因恰是“恻隐之心”，最重要的原因恰是未能完全忘怀“华民面有菜色”，最重要的原因恰是尚存一些缘于“恻隐之心”的理想主义情怀。
窃以为，百余年来，正是一代一代具有“恻隐之心”的理想主义者们，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中国今后的进步，也只能寄望于那些具有“恻隐之心”的理想主义者们。
长期以来，“人人为自己，社会即进步”、“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犬儒论调颇有市场。对此，胡（和）平先生在《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一文中曾经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犬儒病……在实现自由民主的过程中，夸大自利行为的意义，否定理念和理想主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人提出，既然自由民主这套制度是立足于个人利益之上，因此，只要大家追逐自利，无须多少理想主义精神，到头来也会自然而然地演化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秩序，市场经济的秩序可以这样演化而成，政治民主的秩序也可这样演化而成。按照这种观点，自由民主制度无非是一套关于不同利益冲突碰撞的游戏规则而已，因此，只要现实中存在着不同利益的冲突碰撞，彼此冲来撞去，这套游戏规则就自然会慢慢建立起来了。
……我对这种观点深表怀疑。道理很简单，打从远古以来，人们就一直是追逐自利的，为何不曾早早地就演化出自由的秩序、公正的秩序？何以在世界上竟还有专制的秩序、压迫的秩序存在？正因为人们一向是追逐自利的，所以才导致了彼此间的碰撞冲突。这种碰撞冲突的结果，并非总是导致自由而公正的秩序。它也很可能是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另一方对一方的臣服。……不同利益的冲突碰撞确实可能逐渐地形成一套游戏规则，但是那不一定自然而然地是一套好规则，它很可能是一套坏规则。除非我们坚持正确的理念并为之不懈的奋斗，否则我们不可能得到我们需要的好规则。
……如果大家都放弃公正的要求，只是去追逐被权势者榨取后剩下来的一点可怜的利益，我们又如何能得到一个自由而公正的秩序呢？由此可见，在促成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理想主义，要有英雄主义。从表面上看，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意味着敢于为了赢得更大的利益而甘冒失去仅有利益的巨大风险，这好象是自相矛盾，好象和赌博差不多。问题在于，当我们反抗强权，我们不仅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我们首先是为了赢得自由，赢得公正，赢得自尊。这是比单纯的物质欲望更重要、也更富人性的东西。
……以为理想社会的实现可以不经过为理想的艰苦奋斗。这显然是犬儒式的自欺欺人。当人们出于挫折、沮丧，或出于恐惧、诱惑，脱离了为理想而奋斗的行列，又不愿意被别人视为背叛理想，他们就会说他们正在“曲线救国”，争辩说不抗争倒比抗争还有效果。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会自己掉下来，用不着再去跳。
……在论及自由民主制度实现的各种条件时，学者们提到了许多因素，例如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诸如此类。这些因素无疑都是有利的，但经验证明它们并不一定都是必要的。我更愿意强调理念，强调理想，强调抗争。”
胡先生讲得何其好啊。
2008年秋，我在欢迎新入校的研究生时曾讲了这样一段话：
在昨晚的读书会上，一位同学曾经谈到，对中国的未来很悲观，看不到中国的希望。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思想方法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应是“中国是否有希望”，而应是“我能否使中国有希望”。前两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聘请你们的一位师姐去教书。行前，我曾对她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个人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人几乎可能通过努力改变任何事情，但有一件事情是你永远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你生在中国，生为华人，这是你的宿命。”关于中国的希望，我们不应以一个观众的眼光去客观地判断，我们应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去主观地选择。“中国将因我，因我们，而有希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e63730100b0bq.html）
总之，我完全理解那些选择了“大洋彼岸”的人，但我敬佩那些出于“恻隐之心”而选择了“大洋此岸”的人。

尊严是一种感受——河水
海宽兄在华知论坛上给我留帖：
在我给你的回贴后面，有一个新的跟贴：

黎京2010-05-20 04:39:24
   我生活在不算是大洋彼岸的欧洲。在这里所谓尊严好像没感觉到。二十多年看到的是金钱能使人的地位发生变化。没钱就等于没尊严。更多的感觉是，很多人并不清楚西方世界，不过是用梦来催眠。

以上是海宽转的黎京的跟帖，内容是我们先前关于尊严的讨论，我回帖如下：
 
尊严是一种感受，因为对事物感受的差异，对尊严的感受也会不同。尊严也因比较而言，教养不同，境遇不同，对尊严的理解和感受会产生差异，不是尊严本身的差异，而是人们对尊严追求上的差异、要求上的差异。不知生活在欧洲二十多年黎京先生对尊严的理解为何？
其实，我对尊严的追求很简单：领导我的应是我信任、投票的，享受的应是公民权利而不是接受施舍；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不为冗闲买单。
上面涉及两个方面，一个属政治，太深且自己实在也没有水平讲清；一个属物质即关系到钱，钱又关系到每一个人，黎京说“没钱就等于没尊严”，对极！看看大陆是怎样分配的吧。
现在一般地有三个等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即公务员、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职工。这三个等级在薪酬上差距很大，一个30岁左右的人，如果是公务员，年总收入可能20万，而且不需要缴纳这个金那个金；如果是教师或记者，年总收入可能10万，需要自己缴纳部分统筹金；如果是企业职工，年总收入可能3-5万，需要自己缴纳三金四金（如果是央企或国企的高层，则参照公务员）。而这样的差距会保持在退休待遇上，一个企业职工五年的退休金甚至不比一个公务员一年的多！
如果如此悬殊的等级差别是因为工作责任、负荷，个人能力、才智的不同而产生的，应该有它的合理性，可是，在大陆并不是这回事，全国上下机关里冗员累累、人浮于事，却个个享受着优厚待遇，有车有房的是些什么人，是他们！而他们怎么进入机关的，是能力过人？智力超强？非也。其中，有近些年考入的英才，有运气好的福将，更多的是怎样进机关的只有天知道了。
一个四处租房的企业职工对比开轿车的公务员，尊严在哪儿？我不知道黎京所居的国家是否也是如此，如果个人的付出和努力不能得到应有的公平的回报，又何必在这个欧洲国家苦熬二十多年，还是回来享受大陆有限的尊严吧，毕竟本乡本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