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第一次高考 作者:奔旎



 

往事如烟:


  第一次高考    

 
    1973年,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抓科技、教育。在他的影响之下,这一年的大学入学制度发生了变化。在1971年开始的推荐、选拔、突出政治的原则之上,增加了极为重要的“文化考试”的内容。

但与现在高考不同的是,这次高考有参考人数的限制,考试名额是由上向下逐级分配的。当年6月,已下乡四年多,经历过无数次招工招生推荐而政审屡屡不过关的我,凭着自己的突出表现,通过了生产队、大队、公社的层层推荐,取得了考试资格,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高考。

由于事先已通知只考语文和数学两科,而且是开卷考试,因此我心里并不紧张,只是写信给父母报了个信,请他们寄几本数学书来。其余一切皆如常,照常劳动,照常搞大队团支部工作。

考试的前一天下午收工后吃完饭,我才用夹背(双层小背篓)背了数学书去十五里外的县城旅馆住宿。当晚在旅馆里,久未谋面的知青考生们兴奋地吹了半夜牛。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怀揣一支钢笔空着手走进了考场。发卷前,我还在嘲笑用夹背背着语文书进考场的人,因为我历来认为,语文知识全靠平时积累,临时抱佛脚是没用的。

语文试卷发下来了,只有一道试题:以“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为题目,写一篇作文。比我想象的还要简单!当然也有人在唉声叹气,怕写文章。尤其是听到监考老师提醒说,试卷纸不够就举手示意,可以添加时,考室内更是发出一阵夸张的惊叹声。抓紧时间!我赶快集中精力思考: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哪里少得了“阶级教育课”?但重要的是要突出“生动”二字,写出其生动性。于是我将参观展览、听取报告、吃忆苦饭之类的常规形式先行排除,再另辟蹊径。突然,我想起不久前回成都看过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它不仅反映了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而且十分生动感人,男女老少观后无不涕泪交加。就写它了!于是我精神振奋,奋笔疾书,每当一张纸快写完时,就举起左手示意添卷纸。在规定时间内,我完成了作文。心情轻松地走出考场时,见有人垂头丧气地说没写完。

下午,我用夹背背了数学书进考场,本想万一公式定理记不清时可以翻一翻,但上午我就发现椅子有些矮,于是就将数学书垫在椅子上坐着。有熟识的考生问:“你需要翻书时怎么办?”也有人说:“你糟蹋圣贤,有辱斯文!”关心也好,调侃也罢,我都一笑置之。数学题也不难,都做得起,根本不用翻书,尽管考场内也有人将书翻得“哗哗”响。究其原因,用今天的话来说,我当年读的是重点学校重点班,基础打得比较好,所以考得还算顺利。

回旅馆退房时,见考生们议论纷纷,说有个考生才能写哟,作文写了八张纸!吙哟,写些啥子哟!我也惊叹道。走出县城东门,追上了一群知青同行,大家又在感叹这件事,我仍然随声附和。这时,一位熟识的知青对我说:“说的就是你,你添卷子的时候我数了的。”这下该我懵了,我无论如何也不记得自己写了八张纸,虽然只是十六开的纸,在我的感觉中,最多只有五张。我提出严正抗议,要求辟谣,但抵不住众人围攻,只好像窦娥一样被“冤死”了。

考完回队,继续劳动。不久,听说有招生消息了,便上县城去打听。找到所填志愿学校的招生老师,他说我考试成绩不错,政审也过关了,录取到数学系。我又是高兴,又是遗憾。高兴的是要上大学了,遗憾的是未能录取到第一志愿中文系。招生老师说,本打算录取我到中文系,但中文系只有一个名额,被县上开后门的占掉了,而数学系有三个名额,就只好按照我的第二志愿录取到数学系了。离开时他一再叮嘱我,第二天记着去公社拿体检通知,体检合格后上大学的事就完全定了。

第二天到了公社,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招生停止了!起初我以为是在开玩笑,但很快就被证实了——是真的!皆因辽宁知青张铁生,因做不起理化试题,在卷子背面写了一封信,认为上大学不应该凭成绩,而应该凭手上的老茧。这事被有的人利用,将其树为“反潮流的英雄”。这样一来,考试成绩就没用了。过了一段时间,重新调整招生,减少了知青的录取名额,增加了贫下中农出生的农村青年的录取名额。我因不是工农出生,就被调整掉了。

说实话,我真的不服气!难道学习成绩好的劳动就一定不好吗?反之,劳动好的就应该学习成绩不好吗?那么,党对青年人“又红又专”的要求又从何体现呢?要比老茧,我手上的老茧不会比他少。在劳动中,我不仅流汗,而且流血。因劳动而受伤,腿上的伤口有小孩的嘴那么大,我都坚持出工,没去医院缝针。后来听说本县这次录取的考生最低分仅8分(满分为200分),真不知他以后怎么学大学的课程。难怪知青们都咬牙切齿地骂:“张铁生,你害了多少青年人!”

这事以后,一切如常,因为在那个年代,只好认命。过了一些时候,同队的知青才告诉我,公社干部曾布置他们暗中监视我,叫把菜刀绳索藏起来,不要让我去河边,晚上轮流睡觉守夜,别让我出门。害怕我自杀?我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糊涂的念头。再说,命运已对我不公,何苦自己还为难自己?听了此事,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心里还是充满了感激,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接下来的几年中,公社又先后推荐我去读眉山师范、成都师范、成都卫校,特别是有一年将公社仅有的一个成都知青上大学的推荐名额都给了我,但结果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从此,我绝了上学读书的望。

 

                                                                201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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