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医生——一名北京老知青的记忆 作者:冷明


 

 

 草原医生——一名北京老知青的记忆


    深秋,人烟稀少的乌珠穆沁草原荒草凄凄一片萧瑟。入夜,寒意已浓,建在高岗上的彦吉嘎庙显得冷清凄凉。“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抄家,批斗,人人自危,灾祸从天而降。微风吹动庙宇角上的风铃,发出一阵阵叮叮咚咚的声音。庙前没膝的荒草把彦吉嘎河巧妙地掩盖了,荒山、古刹,还有门前淌过的河水,白天都鲜有人的踪迹,与往日香火鼎盛,熙熙攘攘,大相径庭。

绢细的河水不知疲倦缓缓地向东流去,仿佛劳累了大半个年头的老牧民,战战兢兢地等待更严酷的寒冬到来。

万籁俱寂,从远处传来一阵阵若有若无的声音:“饿……饿……饿……”

一个女子有气无力颤颤微微的呻吟:“饿……饿……饿……”

偌大的彦吉嘎庙空旷静谧,里里外外不见一个人影。恬淡的昏月照得庙外影影绰绰,冰冷的荒野不见一个牲畜的踪影,连飞鸟也停止了呼吸。

“饿……饿……饿……”

此刻,大庙的一间小屋里,一个年轻人,正披着棉被哆里哆嗦地倾听着。真是怪事,刚刚躺下,吹灭了油灯,窗外就有人影晃动。这人蹑手蹑脚,鬼鬼祟祟,将半个脑袋露在窗户纸下,往里悄悄地窥探。

年轻人只有25岁,幸亏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从来不信鬼神,只是情不自禁地把手里的打狗棍攥的更紧了。

大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公社所在地足足有三里地,叫喊,求援,想什么都是枉然。年轻人想起了分配工作时向卫生局领导说出的豪言壮语:我要上最偏僻、最艰苦、最需要医生的地方去。可是……真是见鬼了。

说鬼鬼就到。这凄惨的似哭似哀求的声音,时断时续,时轻时重,随着微风飘然而至。

小伙子年轻气盛不信这个邪,自己给自己壮了壮胆,拿起手电筒,提起木棒,往大门外传来呜咽的地方走去。

这不是拍摄《聊斋》的外景地,也不是电视剧里杜撰的情节,这是1966年秋末,从包头医学院本科毕业的高材生,一个怀抱着伟大理想的年轻人来到乌珠穆沁草原,来到偏远的人迹罕至的汗乌拉公社经历的一个夜晚。

打开庙门,台阶上果真坐着位妇女。只见她披头散发,用宽大的蒙古袍包着个婴儿,一边轻轻地晃动,一边带着哭腔叫着:“额……莫钦(医生)……额莫钦……”

大学生用手电照了照这个女人和她怀中的孩子,一股羊膻味、尿臊味扑面而来。

“额莫钦,米尼呼(医生,我的孩子)……”

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一点不懂蒙话,望着坐在台阶上的女人,揣测着她的意思。

女人把孩子抬的更高了,哀求着他。

他把手伸向孩子,摸了摸婴儿的脑门。滚烫。他什么都明白了。“走!快进屋!”

孩子高烧40多度,憋喘咳嗽呼吸急促,用听诊器听到了肺部的湿罗音。汗乌拉卫生院本来人就不多,蒙医整趴下了,院长被专了政,卫生院徒有其名。辽阔的草原上牧民们都长着顺风耳,早知道新来了个技术高超的医生,深更半夜辗转找到了这里。

“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暂时还没到高潮,寺庙里的喇嘛虽然被批斗了几回,都被“赦免”轰回了乡下还俗,只留下一个小喇嘛看庙。后来熟悉以后问起,小喇嘛才承认头一天晚上是他觉得好奇,偷偷地扒窗户,并没有恶意。他想看看这个年轻的医生究竟在干什么——方圆数千里,开天辟地头一回来了位汉族大学生,还是医生,这在六十年代,乃至现在依旧缺医少药的草原牧区基层卫生院,都是凤毛麟角。

时间不久,“文革”愈演愈烈,造反派们打跑了小喇嘛,寺庙里供奉的神龛、佛像被捣的粉碎。人们意犹未尽,高喊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还有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既然喇嘛、神仙都被打倒了,留着这封建迷信的破庙有什么用!斩草除根、不破不立,庙宇被连根捣毁铲除。有着几百年历史让草原人民世代供奉香火的圣地,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大学生意外获得了解放,不用战战兢兢每夜在空荡荡的恐怖的大庙里独自一人和衣而卧,搬进了卫生院的一间小土屋。

 

汗乌拉公社是西乌珠穆沁旗东部包括宝日格斯台牧场、白音花公社、哈日根台公社的中心,建有粮站、邮局、银行,卫生院是东部最大、技术力量最强的中心卫生院。即便如此,它的简陋也令人不可思议。全院只有院长中专毕业,其他人不要说上过学,多少能识几个字,已经算是草原上的文化人了。

过不多久,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卫生院,突然名气大增,能开展手术了。什么割个阑尾,做个疝气,处理个难产,都不在话下。许多病入膏肓的牧民不可思议地痊愈而归。当然所有的成绩都是“领导”领导的好,都是阶级斗争抓的好,都是“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丰硕成果。

一天深夜,从上百里远的宝日格斯台牧场拉来一位深度昏迷的病人,人们说着汉话,叽叽喳喳乱作一团,医生们手忙脚乱手足无措。拿什么抢救?拿什么治疗?这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医疗器械,少得不能再少的药品。时间不等人,病人口吐白沫,早翻了白眼,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看来只能等死了。

“医生,你救救他!你救救他!他是我们一块来的知识青年,要是有个好歹,你说大老远的怎么跟他家人交待!”

怎么发的病,为什么发病,病因在哪儿?谁也说不清,大家七嘴八舌,只知道他突然就抽了疯,不省人事。

液体输上了,不外乎葡萄糖、生理盐水,有人高声喊着让加上青霉素——这是深山老林、无边的草原上最好的药了。

年轻的大学生眉头紧锁,轻轻地摇头。他边问边伏下身,贴在病人身上,用力闻着,闻着。突然,他问一同来的北京知青:“他身上好像有股味?你们说说是什么味?”

“味?”知青们如坠五里雾中,百思不得其解。

“好像是敌百虫味。”大学生一边嗅着,一边问来人:“你们蒙古包里有没有敌百虫?”

“那还少得了!”知青们肯定地回答。

“我们全身上下都是虱子、叽子,全靠用敌百虫呢,要不偏得让吃了不可。”

“别提多痒痒了,都说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那滋味可不是好受的……”

“跟你这么说吧,不怕狗,不怕狼,就怕浑身虱子爬。你说,我们这一年四季也洗不了一回澡。唉哟,好痒痒呀。”一个知青边说边扭动身子,仿佛虱子正在他全身上下蠕动。

提起敌百虫和虱子,知青们顿时炸了锅,一同乱说。

“没错!”一个知青如梦方醒,叫道:“我想起来了,他昨天用敌百虫给裤衩、背心、内衣、内裤都涂上了。”

“快!给他脱衣服!”年轻的医生头一次像个指挥员似地招呼其他人。

病人的衣裤全都脱下来了,一股浓烈的敌百虫味直窜过来。

“小王,赶快去拿阿托品!”大学生顾不得与别人商量,武断地命令道。

“一支不行,两支也不行,再加二支!”

“不行,还得加量!”

“我说小伙子,这说明书上可没说用这么多,能行吗?这要出了事,这可是抢救知识青年啊,万一……”有人忧心仲仲地说。

“咱们这有机磷中毒唯一可用的药就是这个了,量不够肯定不行,”话没说完,他又回头高声叫着:“小王!快拿呼吸器来,病人呼吸衰竭……”所谓呼吸器不过是最原始的用手捏的大橡皮球。

血压下降,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死亡在身边徘徊,一个北京小伙子的路眼看就要走到尽头。在缺医少药的乡村,有机磷中毒时有发生,死亡不过是瞬间的事。

“草原到北京能有多少里?草原到北京能有多少里……”一首欢快的耳熟能详的歌曲还在人们心头荡漾。

草原到北京能有多少里?汗乌拉到西乌旗足足有二百多里。没有飞机,没有汽车,电话时断时通,人们束手无策,盼着旗医院的救护车早些赶来,用最简单的方法延续着一个北京知识青年的生命。

由于大学生判断准确,抢救及时,赢得了宝贵时间,等来了救护车,病人辗转送到旗医院、盟医院。

这位北京知识青年再也没有回过草原。可是,我们知道,他毕竟活着走出了草原。

 

汗乌拉卫生院名声大振,谁都知道能作手术,虽然只是阑尾炎一类的小手术,在偏远的草原上却是开天辟地头一次。

又是最东部的宝日格斯台牧场打来了电话,牧场医生的妻子难产,已经两天了,危在旦夕。

根据病情分析,大家一致认为产妇可能只有剖宫产一条路。外面冻天雪地,不要说没有汽车,连马车也找不到一辆。不管怎么说救人要紧,大家七手八脚,把手术床上铺的大单缝成个大口袋,里面装上钳子、剪子、刀子、拉钩,纱布、棉签一应俱全,针剂药品怕冻,揣在怀里,大学生叫上朱医生、马大夫,几个人骑马冒着凛冽的寒风,赶往九十多里远的牧场。

在一间阴暗的小土屋里,产妇痛苦呻吟,虽然早有了宫缩,胎儿迟迟不能入盆。通过内诊、外诊,人们担忧的事终于变成了现实:产妇骨盆狭窄,正常分娩是不可能了。一家人忧心如焚,早给旗医院打了紧急电话,旗医院破旧的嘎斯救护车也在路上。

手术器械放在大柴灶上的蒸屉里蒸了又蒸,算是消了毒,大家盼望着旗医院的大夫们能如时赶到,在这样大雪咆天交通不便的草原上作手术,人们吓得已经不再提什么风险不风险了。不言而喻,万一有个好歹,输血、抢救、转移,什么都来不及。

第二天,传来了救护车在雪地上抛锚的噩耗。也就在这时,产妇腹部出现了病理收缩环。这一征兆当然逃不过内行人的法眼。子宫要破裂!如果这样,不要说胎儿,大人也难免一死。

不能等了,不能!必须争分夺秒。

屋里的烟筒烧得通红,炉火又被浇灭了。地面上洒了点水,免得尘土飞扬。小油灯、蜡烛看不清,紧急找来了手电筒。一张大办公桌临时搭成了手术台。

朱大夫麻醉,马医生当助手,产妇的丈夫虽然也是个医生,手哆嗦着量血压也不会了,一屁股瘫坐在那里。

简陋的小屋里,大学生主刀,两位初出茅庐的半路医生当助手,在手电筒光的照耀下,子宫打开了,婴儿被取了出来。

第三天,旗医院的救护车如得了气管炎的老人一样,在雪地里呼哧带喘一路蹒跚着开进了牧场,他们惊奇地看到,产妇转危为安,连婴儿都意外获得了生命,母子平安。

 

草原上牲畜成群,牧民们并不十分富裕,牲畜是集体的,牧民只挣有数的工分,难免寅吃卯粮,可毕竟能见到钱。苦就苦了一山之隔昭盟的农民,个个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到草原上搞点副业是他们唯一的来钱门道。如果没钱再得病,那真可谓是灭顶之灾。这样倒霉的事偏让这两口子遇上了。

一位农村小伙子,赶着辆毛驴车,车上垫着块破羊皮,半躺半坐着位愁眉苦脸哼哼哟哟的妇女。妇女咬着牙,一动不敢动,除了肚子痛的历害,屁股下也被流出的血浸的精湿。

“明明生的时候还没到,这马大夫倒底怎么给算的日子!”男的一边用鞭子狠抽瘦弱的毛驴,一边大发牢骚。

“哎呦,哎呦,别说了,我快不行了……”

“至于吗,不就生个孩子吗,生孩子能不疼吗!你他妈也太骄气了,快到卫生院了。”男的气囊囊地大骂着,嗔怪自己的媳妇太骄气。走了一会儿,感觉不对,媳妇突然一声不吭了。

“你怎么样了?”他推了推她。

他看着她,恐惧地放下鞭子,弯下腰,不顾一切地抱住了她,大声吼叫起来:“翠兰!你怎么了?你怎么不吭声了?”他一只手扶起她的脑袋,一只手想绕过隆起的腹部,抱住她,手却沾满了鲜红粘稠的血。“啊!”他真的害怕了,知道媳妇不是在撒娇骗自己。他发了疯似地鞭打毛驴,仿佛是这畜生耽误了自己的媳妇。“卫生院快到了,卫生院快到了……”卫生院这时成了他和她唯一的救命稻草。“到了卫生院就没事了,就没事了……媳妇你坚持会儿,再坚持会儿……”

毛驴车爬上了一个高坡,好在坡下就是汗乌拉,毛驴一路狂奔,一直停在了卫生院门口。

当医生们把倒在血泊中脸色惨白已经陷入休克的孕妇检查过后,大家面面相觑。孕妇二十多岁,重度营养不良,预产期不详,胎头已入盆,胎心有些快,表明出现了胎儿宫内窘迫。

情况再紧急不过了。孕妇失血性休克,胎儿宫内窘迫,如果不用最快的时间抢救,不是一条命的问题,而是两条命必死无疑。

男人哭得像个泪人,不断地哀求:“医生,你救救她,救救她……”

液体输上了,当务之急是要马上行剖宫产术。为救大人,也为救孩子。

“这哪能行呢,咱们卫生院还从没做过这么大的手术,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三结合领导班子之一说。

“谁做得了?”有人不信任地望着大学生说。

大学生皱着眉头,毫不迟疑地说:“做是没问题,上次在宝日格斯台小土屋里不是还作了吗?”

“你那是赶鸭子上架,人快死了,死马当作活马医,咱们这是哪儿?别忘了,这是卫生院!万一……”一个领导奚落他道。

又一个领导发话:“再说,这个农民这么穷,他上哪拿这么多钱做手术啊?甭想。”

三结合领导班子,三个人都发了话,人家说的不无道理。

大学生却像个领导似地斩钉截铁说道:“手术我主刀,出了事我负责;没钱先欠着,还不上我负责!”

“你……”有人还想提出质疑。

“就这么着,一切由我负责!”大学生又一次重复道。

三结合领导班子,三架马车,想想每人都文化不高,这毕竟人命关天,再不豁出去抢救,过不了几个时辰,孕妇就会一命呜呼。不用说,出了事还有人顶着呢,这样看安全系数就高多了。

“要给你老婆做手术,你可想好了,这希望可不大,现在是死马当活马医,要是万一……”

“大夫,您就放心,就是死了,我也不愿你们!”

“你有钱吗?”

“钱?”农民面露难色。从兜里掏出几张破旧的人民币,数了数,不过三、四十块。“大夫,您放心,我怎么也得还上,实在还不上我就不走了,给您医院干活,还账!”诚实、憨厚的农村汉子一字一顿地说。

事情的结尾皆大欢喜,又是母子平安。这不但创造了草原上的神奇,也开创了汗乌拉卫生院做剖宫产术的先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又脏又味的牧民们来了,又穷又破的坝前农民来了,知青们都爱找他看病,干部们也视他为权威。

卫生院的工作蒸蒸日上,院长的威望与日俱增,这个偏远的卫生院能开展的手术,几乎与旗医院平起平坐。如日中天的大学生写出的第N封入党申请书却如泥牛入海,音迅全无。

他是“文革”中的“臭老九”,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复杂,批斗阶级敌人不凶狠,参加“运动”不主动、不积极,在批斗会上从不大打出手,对待“地富反坏右”及上层喇嘛、走资派等阶级敌人从不暴跳如雷,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对任何病人,对牛鬼蛇神们的身份熟视无睹一视同仁。

他就是这样一个阶级立场不坚定,政治水平一般,好像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格格不入的人。共产党员这个至高无上光荣的称号当然不能落在这样一个落后分子的头上。

他工作了好几年,只是一名普通大夫,也只能是一名普通大夫。别忘了这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批你个“臭老九”已经便宜你了……果不其然,灾难已经悄悄地走近了大学生的身旁,他却浑然不知。

一天晚上,公社要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还没下班,善良的蒙古族医生孟克乌力吉偷偷地蹭到大学生身边,小声地问他:“喂,你最近对别人说了点什么没有?”

大学生摸不着头脑,说:“我一向谨小慎微的,没说过什么啊。”

“你说过‘造反派的头头才是内人党’没有?”

大学生如梦方醒。“我跟小李大夫念叨过,我说那几个整人的头头才是内人党呢!我那是气话,我看他们打人、批斗人太历害了,太不讲理了,今天说这个是内人党,明天又说那个是内人党,一揪一大串,越揪越多。”

“这就得了,你小心点,听说晚上要批斗你呢。”孟克乌力吉说完匆匆走了。

晚上的批斗会果不其然,造反派头头含沙射影地说:“最近有人背后说我们的坏话,说我们才是内人党,这是明目张胆的反党行为,如果有人这样说了就站出来!”

大学生心里明白,小李大夫是他的好朋友,又尊称他为师傅,他发的几句牢骚看来是好朋友大义灭亲,把他这个师傅出卖了。也难怪,这年头,儿子揭发老子,妻子检举丈夫,人人都在革命,都在努力表现自己。

大学生不得已说:“谁要说了这话,就让听到的人对质好了?也免得疑神疑鬼的。”

造反派头头胸有成竹,不客气地说:“好!就让小李大夫起来说说。”

瘦弱的小李大夫满脸通红站了起来,低着头指了指大学生嗫嚅地说:“是他说的。”

造反派头头凶神恶煞地瞪着年轻人,仿佛说:人脏俱获,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大学生毫不示弱,站起身据理力争。“我说过这话不假,可不要断章取义。以前的会上你们不是一再说,要大胆地怀疑,大胆地假设。我看你们三个领导一会儿说这个是内人党,一会儿说那个是内人党,比谁都清楚,因此我就怀疑你们三个也是内人党。难道‘大胆地怀疑’不是你们说的吗?”

孟克乌力吉几个在下面喊:“没错!”大家你一言他一语,会场里顿时乱了套。“没错,没错,就是你们说的!”“你们让大胆怀疑,又不让怀疑了!”“怀疑谁不成啊,人家说的没错!”

大学生暗地里调查过几个被打成内人党的干部。这些跟着共产党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蒙古族干部,无不气愤地说:“我们参加的就是共产党,哪知道又来了个内人党!说我们是内人党,我们死不瞑目!” 大学生心里有了底,无疑这又是一起骇人听闻的冤案。

会场里乱成了一锅粥,在大学生的质问下,三个造反派头头瞠目结舌。

又过了几天,孟克乌力吉忧心仲仲地再一次悄声对大学生说:“不好了!达娃道尔吉书记让斗了五天五夜了,人都快不行了,你说可怎么办?”

达娃道尔吉书记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被打成了内人党,他本可以胡乱咬出一长串内人党的上线、下线,自己脱身,可这人天生耿直不阿,宁折不弯。在小黑屋里,造反派们轮流出战,不让他睡觉,斗了整整五个昼夜。

听了孟克乌力吉的话,大学生热血沸腾,什么都不顾了,只身闯入造反派的办公室。他学着杨子荣的样子,问造反派的头头们:“你们说如果达娃道尔吉这样重要的人死了行不行?”

“当然不行。要他死了,线断了,上哪找线索去?”

“这就对了。他不能死!他死了结不了案,上级不答应,你们也交待不了,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我是医生,你们可能不懂,人如果几天几夜不睡觉,很快就会死。你们听我的,先让他睡觉。”

一个无亲无故的汉族大学生,虎口之下救出了汗乌拉公社的主心骨达娃道尔吉,在草原传为美谈。

 

这样一个“臭知识分子”郁郁不得志,他难道不想跳出这个没有好房子、没有电灯、没有电影、没有文化、没有娱乐、没有好吃喝、没有好穿戴、没有奖金、没有表扬,甚至连党也入不了的火坑吗?

他非但没走,还把自己的媳妇从大城市“拐”到了这个穷乡僻壤。

大学生的媳妇苗条秀丽,高挑个,不但长得好看,体形优美,浑身上下透着尊贵、洋气,气度不凡。她肯定来历不一般——我们知青背地里纷纷猜测。果不其然,她是解放军八一体工大队专业的体操运动员,来自一个大学教授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

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肯委曲求全在偏僻的草原蜗居,是不是一身书呆子气,矮小猥琐其貌不扬?

你道这人长相如何?不用多费笔墨,只要把著名影星发哥,周润发拿出来比比,还得是他年轻时的照片,周润发也会相形见绌呢。

我们知青暗地里常常感慨,真是一对金童玉女郎才女貌。这男的高大英俊,有文化有知识,心地善良且医术超群;这女的要人有人,要个有个,为了追寻心上人,甘愿放弃世人羡慕的运动员生涯和舒适的大城市生活。虽然爱干净的出奇,可是有工作有条件的人谁像我们这帮住蒙古包的知青呢。女知青们喜欢这样高高大大英俊倜傥的男人,那时虽然没有什么影星、名星,没有追星一族;男知青们嘴上不说,可还是暗地里把他列入了杨子荣、李玉和之后的崇拜对象。

 

冬季的草原狂风怒吼滴水成冰,一个瘦小的兵团战士步行十几里,擦黑赶到了汗乌拉团部医院。军医们草草给他看了看病,开了点药,漫不经心地对他说:“没事,你回去吧。”

小战士结结巴巴着急地说:“大……大夫,我,我,我还发烧呢,肚子疼着呢,您看……”

“没事!回去吃点药,多盖点,躺一昼就好了。”

“我……”

小战士还想争辩,不等他说完,英俊魁梧的军医打断了他的话:“你这样的我见多了,还不是想歇几天病假,你说这大冬天的打苇子是艰苦,可你不干别人也得干啊!”

小战士泪眼汪汪,有口难辩。军医侃侃而谈,大道理一串一串的,瘦小枯干的战士显然不是他的对手。

这个冬天格外的冷,雪又大,上级安排兵团战士们每天步行到苇塘打芦苇,天寒地冻,又累又乏,有点小聪明的嘎小子们动不动就装病、泡病号,也难怪军医们见多不怪。

“别让他走了。”屋子里正在开会,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报纸社论,坐在后排的一个人突然站了起来。

大家回过头,惊讶地看着他,真是吃了豹子胆,谁敢反驳主任的意见。

“主任,我看他是真病了,让我再给他看看吧。”

汗乌拉早归属兵团,卫生院升格为团部医院,虽然从卫生院转过来的这个人没职没权,可大家知道他是正牌的大学毕业生,尽管平时夹着尾巴作人,却是公认的技术权威,主任、院长们也对他另眼相看。

“他是病了,正发烧呢,刚才我给他试过体温了,再说这大雪天,外面正刮白毛风呢,要迷了路可不是闹着玩的。”真是夫唱妇随,大学生的夫人杨瑛紧跟着说。

“哪,你再给他看看吧,看是真病假病。”主任有些不耐烦地说。

小伙子这次可是真病,发烧、肚子痛,强忍着走了十几里路,要是再让他冒着严寒顶着白毛风走回连队,那岂不要了他的命。

几十年后,在北京老知青们为我们曾经崇拜的这个人举行的宴会上,一位素不相识闻讯赶来的兵团战士,把这样一个并不曲折的故事讲出来的时候,如释重负。“要不是他们两口子,我顶着白毛风往回走,肯定得迷路,必死无疑!再说了,既便迷不了路,发烧的历害了还是死路一条。这么多年了,他们两口子可能早不记得这事了,我可一辈子忘不了,只想见到我的救命恩人,亲口说一声谢谢……”

几十年过去了,这位兵团战士依旧瘦小枯干,只不过从一个瘦小伙儿变成了瘦老头而已。他声情并茂说个不停,因为喝了点酒甚至有些语无伦次絮絮叨叨,却让我们从心里对这位草原医生肃然起敬。兵团战士说的没错,在人生的长河中,谁都难免遇到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过不去的坎,如果你不幸遇到的是狼,只能遭遇灭顶之灾;如果有好心人不经意间搭一把手,你的生命历程可能就会改写。

 

大学生无形中成了团部医院的顶梁柱,急病、重病、疑难杂症,什么硬骨头都要他啃。

“七连有个兵团战士病了一天一夜了,肚子痛的历害,他们连队卫生员说好像是急腹症,杜大夫,你去不去?”

天已经擦黑了,外面飘着雪花,离七连足足有上百里地,一个汉族人,骑术不高,即使是蒙古族牧民冒着大雪赶路,也要掂量掂量其中的风险啊。

“去!”大学生毫不迟疑地回答。

“主任,他一人能行吗?这万一……”

“要不让陈大夫跟他一块去。”

陈大夫是个老退伍军人,虽不是身经百战,却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风雪中,两个骑马人,一前一后,从汗乌拉出发,往哈日根台方向,一头钻进弥天大雪之中。

黑夜在风雪中来的更早,这雪也仿佛是黑暗的孪生姐妹,越下越大,刮得昏天黑地,一会儿的功夫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仿佛老天有意考验两个人似的,伴着黑暗,白毛风扑天盖地席卷而来。

你能想象得到草原上暴风雪的情景吗?夹杂着雪花的飓风旋转着,猛刮着,搅得本来白茫茫的一片天昏地暗,草原小路被从天而降的狂风暴雪履盖得严严实实,干涩的寒风带着雪花吹打在两个人的头上、脸上,冰冷生硬的雪花吹进他们的脖子,起初两个人还能顶风往前走,不一会儿就失去了方向。天更黑了,没有声音,没有人迹,两个人越走越怕,渐渐地,寒冷、失望、困倦和死亡吹进了两个人的心田。

“小……小杜!咱们俩算是完了!这回偏得死了不行!”陈大夫大声吼着。

“陈大夫!咱俩千万别分开!”年轻人大声吼着。

“对!快下来吧!在马上快冻僵了!”

两个人应声下马。牵着马,一步不敢怠慢。

更强烈的风雪迎面袭来,在耳畔怒吼呼啸,凶狠地撕扯着他们的衣帽,刀割般刺痛着他们的脸颊,简直要把他们脖子上的脑袋揪下来。

“给衣服脱下来一件,包着点脖子、脑袋!”老兵油子急中生智。

在狂风暴雪的压力下,几乎难以呼吸,像有个魔鬼用铁爪把他们紧紧抓住,咆哮着要把他俩拖进地狱。

一步,两步。风在刮,雪在下,天寒地冻步履维艰,一阵阵极度的痛楚撕咬着他们,一阵阵绝望的苦闷撞击着两人的心扉,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真正精疲力竭,一步也不能走了。好像已经走到死亡的边缘。

“小,小杜,我实在走不动了,你带着刀子没有,现在只有唯一的办法了。” 老兵油子紧急中再一次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

“刀子到是带着呢。”因为走远道,怕遇见狼什么的,年轻人怀里确有把蒙古刀,只不知这刀有什么用处。

“刀子能有什么用处呢?”大学生想起了在草原上唯一的一次迷路。

一年冬天,从胡吉图大队赶着几只肉食羊往家走,天将擦黑,突然,天昏地暗,什么都看不见了。草原上的天气如孩儿的脸说变就变,不一会儿的功夫,刮起了白毛风,大学生没有骑马走夜路的本领,不一会儿就迷路了。他怀里分明也揣着把刀,可是有什么用呢?他需要方向,需要温暖,需要保住命。

他慌里慌张,东奔西走,什么也看不见,他想,这辈子算完了。他茫然失措,嗷嗷地叫个不停。

突然,一个骑马人来到身边,大声问了几句话,帮他轰着羊,走进了一个温暖如春的蒙古包。兴安大队的牧民小桑杰让他在蒙古包里睡了个放心觉,第二天又把他的羊一直送回了他家。在草原上,纯朴善良的牧民从来就是这些外来人的护身符。

“咱们只能把马给杀了,关键时候没有别的办法了。”老兵说。

“杀马?”年轻人更不明白了。

“把马杀了,咱们缩成一团,钻进马肚子里,什么时候白毛风停了,等来人救咱们,要不是咱们只能等死。这白毛风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停,要是刮个几天几夜,不是冻死,就得饿死。咱们在马肚子里,实在没辙啃几口马肉,怎么也死不了……”

一步,两步......年轻人的脚踝深埋在寒风和吃吃作响的雪地里,他气喘吁吁地站在雪地中喘着粗气,考虑老兵的话也许不无道理。

风雪刮的更猛了,几乎要将他埋没。

“不能停!一停就得冻僵了。”

“小杜,你走吧,你年轻,有劲,我是实在不行了,就让我趴这儿吧。”老陈大夫哀求道。

“咱们慢慢走。”两人搀着拽着停停走走。

“我要是死了,你无论如何给我们南京家里报个信,我这辈子兵当的……”老兵有气无力地说着最后的嘱托。

天已经破晓,风更猛雪更大,天气更寒冷,侥幸闯过了一昼夜,如果风不停,在如此大的风雪里,饥寒交迫,不会再有侥幸了。

两个人磕磕绊绊,走进了坑坑洼洼好似开垦过的庄稼地。

“麦子地!”俩人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有了庄稼地,附近就会有连队。顺着坑坑洼洼的土地,果真摸到了连队。

连队生病的战士得救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老陈大夫兴奋地对年轻人说。是祝福,也是钦佩。

当然这祝福同样适合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

 

大学生积极申请入党十年,公社党委的“老牧民们”终于破例接纳了这样一位出身不好、家庭有问题的人加入了党的队伍。这样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不让人羡慕!

人非草木,孰能无错,大学生也概莫能外。

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知青办审查知青们病退的档案里,这个医生的名字出现的次数最多,以至知青办不得不派人千里迢迢跑到汗乌拉来调查:此人为无数的知青书写病退证明,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为知青编写疾病诊断证明,确实要冒很大的风险,在那个年代,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有这样的胆量。

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造假?你是医生,为什么昧着良心开假证明?医生的责任、党员的义务在折磨着他,良知在折磨着他,他又想起了那场大火。

1972年5月5日宝日格斯台牧场,发生了令世人震憾的草原大火,六十九名兵团战士舍生忘死扑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烈火把六十九个年轻人烧得面目全非,如焦炭一般。他曾含着泪,与其他医务人员一起,把战士们的尸体,凭着一点点蛛丝马迹,仔细地辨别,标上姓名,整理,包裹,入土为安。

兵团战士们战天斗地,不分白天黑夜用拖拉机耕翻草地,深夜,拖拉机手打瞌睡,把沉重的铁铧犁直接开到了前面战士的身上。医生们紧急去抢救,他为了查看病情揭开战士的大皮帽,头发连同头盖骨一起掀了起来。年轻的战士临死只说了句:“我要回家。”

一名女战士夜晚到井台打水,从结满冰的井台一头栽下深井。人们希望大学生妙手回春,他看着那具冰冷苍白的尸体,欲哭无泪。

一片片水草丰美的草原被拖拉机翻来捣去,已经折腾成了寸草不生的荒漠。几年过去了,兵团战士和知青们,胆大的非法同居,私生子时有发生,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地抢劫者也大有人在。年轻人没有活干,冬天没有烧的,有人干脆把门窗拆下来取暖。大学生为喝醉了酒,冻掉了手指、脚趾的知青疗伤,为没钱的知青看病。他知道,草原是牧民的天堂,可在没家没业没前途的知青们眼里却如炼狱一般,没钱,没工作,没媳妇,只有寒冷和无边的寂寞。无论如何要让这些年轻人回去!他们的家人在盼望着他们,国家需要他们,他们要上学,要工作,要结婚生子,要过幸福的城市生活。一个人的乌纱帽与那么多知青的命运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改革开放三十年,祖国面貌一新。当年所谓的知青们都要加上个“老”字了。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已经不可能像年轻人一样随随便便追捧一个人,崇拜一个人。在我们身边有些共产党员让我们大失所望的时候,提起这个曾经年轻有为的大学生,这个1975年入党的老党员,无论是成绩斐然的佼佼者,还是生活不如意的回城老知青,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竖起大拇指。在战场上,我们需要冲锋陷阵身先士卒的共产党员;在和平年代,我们佩服的是大慈大悲、悲天悯人、位卑未敢忘忧国式的共产党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位默默无闻的大学生脱颖而出,从技术高明的草原医生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他就是曾任包头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包头师院党委书记等职的杜学武。

我们依稀记得他年轻时的风采,因为离的远,不知道他后来在重要岗位上的政绩几何。“非典”肆虐的日子里,人们戴着大口罩,足不出户,恐惧像病毒一样漫延,医务工作者一个个倒下了,大家对SARS唯恐避之不及。就在我们思量,“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偶像是不是已在家安享天伦之乐的时候,传来了杜学武临危受命,担任内蒙巴盟医疗专家组组长,夜以继日,直至疫情稳定。这场灾难过后,杜学武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在草原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来自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ngming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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