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柔性延迟退休（瞎想瞎说录之十五）

    从10月1日开始，上海将执行一项被解读为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即：各类企业人才在自愿协商的前提下，可以延迟办理申办养老保险金。这部分人主要指具有专业资格的人，比如高级管理人员，或拥有高级技师证书的人，他们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终止劳动合同后，可将申领基本养老金的年龄押后几年（男性至65岁、女性至60岁）。这项新政被概括为“柔性延迟退休”。

个人以为，这种“柔性延迟退休”是一个信号，虽然从目前看，这项政策被打上“柔性”的标记，但不用多久这“柔性”的标记是一定会去掉的。因为就全体劳动者而言，所谓高端职称毕竟是凤毛麟角，几乎对缓解社保资金的巨大缺口毫无作用。因此，相信这种从目前局限于高端职称开始的“柔性延迟退休”不用多久就一定会向中低职称甚至无职称劳动者延伸，并且是刚性的、不可“协商”的。理由很简单，杯水岂能车薪？

根据官方的说法，这项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由于人口老龄化而导致人口红利的减少，实行这项政策就可以缓解社保资金的巨大缺口。

上海从1993年开始实行养老金制度，在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安排上实行“基本的原则是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

稍微解读，就可以略知无论什么“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以现有的养老金支付“老人、中人、新人”的养老所需。然而，这种“现收少现付多”的办法焉能解决问题？于是，推迟退休年龄的办法自然就应时而生了。

上海是内地最早“老龄化”的都市。据说，目前在上海，平均3个在职者就要养两个退休者；又据说，市委书记俞正声直言：上海民生的第一大问题，就是社保问题，社保基金缺口很大，造成财政压力。

我觉得俞书记的话是可以商榷的，因为这不是财政补贴问题。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在养老金制度设计上因急功近利思想所造成的。

养老金制度作为国企改制的配套措施而诞生的，在国企改制前，劳动者拿的低工资，国家承担所有劳动者的生老病死。这可以视为国家与全体劳动者之间的契约。

现在国企要改制，把原来由国家承担的那部分养老、医疗剥离出来由社会统筹解决，那么国家就应该把相应本来改制后相应的国企本来承担养老功能的那部分股份划拨给养老基金，这样就不会出现那么剧烈的“寅吃卯粮”的局面了。

在面对“柔性延迟退休”时，不同处境的人们因为立场不同，对推迟退休有着针锋相对的观点。赞成者认为，这可以缓解老龄化社会的压力，有更多时间在岗就可以提高人口红利，也可以做到人尽其用，才尽其用。反对者则断然认为，退休年龄延长必然减少工作岗位供给，挤压和剥夺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自1978年开始国企改制，至2000年基本完成，其人员分流造成4050人员大量失业或隐性失业，这部分人成为了社会的边缘群体，挣扎在贫困线上，眼下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早点捱到退休。普遍的感慨是：正是能干的时候，工作没有了；到可以退休了享受养老金时，退休时间又被推迟了，甚至有这样的话：有命失业，无命退休。

再则，就是有的在特殊岗位工作的人尤其是劳动强度比较大的岗位，如矿山井下作业的，让他们延迟退休年龄，他们能继续干下去吗？

因此，解决养老金决口的最好办法就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把原来属于承担养老金那块的国有资产还给养老金本身才是正道。

此外，当人们把眼光盯着社保资金的巨大缺口的时候，是不是还能考虑到因计划生育带来的加速老龄化？自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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