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诸位，我这人总是兴之所至，满嘴跑舌头，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今天和诸位网虾接着侃侃“老北京”。
　　那时我还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一天，从台里出来，便被身后一人叫住。回头看时，是一个中年汉子，人长得清瘦，看脸应该只有四十岁的样子，可看那一头的花白发却足有六十多。再加上习惯性的驼背，就越发显得“老卖年糕”了。他的衣服竟然还是二十几年前的那种“国防绿”，脚上是一双破旧的解放鞋。他走上前来，问：“请问，您是某某（我当时作节目时用的笔名）吗？”见我刚一点头，便一把握住我的手：“我是您节目的忠实观众，您说得太好了！今天的社会太需要您的节目了！我想问问您说的那个老人现在她的抚养费有了着落了没有？”
　　“谢谢谢谢谢谢……”我说，“还没呢。”
　　那人着急忙慌地将一只手从外衣衿下伸到毛衣里，费劲地从贴身衬衫的兜里掏出了一个信封，双手递给我说：“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请给那位老人。请您告诉他，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我感动了，那是两千多块钱呀，在几年前，两千多块钱还是很值钱的哩！
　　“谢谢谢谢谢谢……”我说，“您怎么称呼？在哪儿上班？”
　　“告诉她，我叫‘儿子’。”
　　“儿子？”
　　“对。其实我小名叫‘二子’，就是《二子开店》的二子。可一打小儿人家就起外号管我叫‘儿子’。”他笑了，十分灿烂。“我什么都干点……”
　　接着，他拿出是封信给我，打开一看，吓了我一大跳。那信纸当头就写着“中共中央江总书记泽民”！再往下看，原来是批评当今人人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主张自下而上地搞一个“心暖心”运动。具体点儿说就是每个人都要与帮助一个周围的人。我诚实地告诉他，我大概很难将这信交给江总书记，但我可以试试（事实我也没能做到这一点）。我还说，我想到他家去采访他。他断然拒绝了，转身就要走。我一把拉住他，说：“您不能不留个联络地址电话什么的吧？就算交朋友也不能这样呀？”他想想，就向我借支笔，写了“北京右安门大街……（原谅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后来您猜怎么着？我去找他了，到他家一看，原来是个光棍儿，独身住在一间十平米的小平房里，墙上却贴满了他自己的格言：“钱眼要小，心眼要大。”“永远向雷锋学习，学习，再学习。”……
　　他是个摆摊修拉锁的，屋子里最值钱的就是他那个用不离身的熊猫牌收音机。
　　我还得知，那天他怕等不到我，天不亮就问街坊借了辆自行车，赶到了电台门口。凡是进电台大门的男人他都要问：“请问，您是某某吗？”直到十几个小时以后问到我。
　　我把这事对同时们说了，很多人都说：“这人有病！”说得我也产生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