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摘选:红八月的记忆 作者:逍遥


 

《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摘选:

  红八月的记忆


    (一)我虐待过妈妈

由于从小爱鼓捣机器,顺理成章我参加了少年宫的无线电小组。小组每星期都有活动,老师教我们制作各种电子管收音机,讲解电工原理为辅,让我们亲自动手制作为主。我当时特别投入,完全可以用如醉如痴来形容,很快便在小组里鹤立鸡群,真没少受老师的夸奖啊!初一时,五六个管儿的收音机我已能轻松地安装,修理活儿到我手里也逐渐成为小菜一碟儿。那时提倡学习雷锋,助人为乐,所以我经常主动帮人修理坏了的收音机,得一句表扬心里就美滋滋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儿,这里多少有逞能的成分,只是不自觉而已。

这么着,家里自然存有不少原器零件,像电子管、天线等等。有的是少年宫发的,但主要是我花爸妈给的零用钱在市场买的。

没想到,电子零配件有一天会成为我家的定时炸弹之一,我竟然是爸妈遭受迫害的罪魁。

文革开始时我16岁,大妹14,弟弟10岁,最小的妹妹才8岁。一字排开,除了我和大妹半懂不懂人事儿,那两个只是孩子。

1966年9月的一天,我迈进家门儿,就发现红卫兵已来抄过家了:爸爸被带走了,家里碗儿朝天、盆儿朝地,一片狼籍。最可怖的是妈妈,昔日的大波浪变成了阴阳头,跟狗啃过一样,衣服上一道道口子渗出血迹,弓着背,浑身哆嗦……几个扎着武装带的老兵儿嘴里冲她吼着:他妈的江涵是狗特务头子(江涵指我爸爸),你丫是电台台长、报务员……都他妈老实交代!

一边说着,一边拿武装带往我妈妈身上招呼。她估计已经吓懵了,痛觉已被恐惧完全镇住了,每一鞭子落在她身上,她只轻轻哼上一声,竟然不知道大声喊叫……

老兵儿命令我们四个孩子站成一排,鞭子每个人也都挨了几下。可能看我们都是孩子吧,抽得不特别猛。我没感觉特别疼,最小的妹妹只撇了撇嘴,都没敢哭出声儿。不知道是他们打累了,还是发了慈悲心,也许我们已经吓傻了,从而痛觉神经变得麻木?

几天后我才知道,爸爸已被押送到民航局隔离审查。那时,两航起义的都被怀疑成特务,关押的不在少数。民航的革命派怕关押的人“自绝于人民”(自杀),就将裤腰带一律没收。失去了自由,少吃缺喝,人越来越瘦,原先的衣服只能在身上逛荡,出入厕所都要提了着裤子……这也算民航局一道特殊的风景吧!

后来听说,我的那些电子元器件,竟然成为特务的铁证。红卫兵来抄家,当然会抄出天线、电子管等元器件,他们立刻断定我家有电台,我爸爸旋即成为国民党派遣到大陆的特务,而我妈妈是电台台长兼发报员……

除了电器元件惹了祸,街道更是火上添油,她们不但将妈妈的档案抖搂给了老兵儿,而且还揭发我家的收音机经常发出叽里咕噜的鸟语声。这一下,我父母的特务问题更加坐实了。

我家住的是两间平房。那是一座四合院儿,好几家人合住,与邻居只有一门之隔,红木雕花门,雕花的空隙只能用纸糊住。隔断属于象征物件儿,邻里间几乎没有秘密可言。我爸爸英文好,从解放前就一直爱听英文的“美国之音”,解放后也没把这毛病戒掉。当然,只能偷偷听,把音量拧到最小。但这不隔音的门儿却成为祸害,还是叫邻居听见了。邻里之间几乎是零距离,孩子又多,哪有不磕碰的。运动好比发泄机,平日的小矛盾导致互相往死里整。

爸妈的罪状一下子窜升为十几条,从敌特到坏分子,喊出来一长串儿,多得我没法儿记全。

那种阵势下无理可讲,武装带决定一切。

我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正立在当地犯晕,一个老兵儿把武装带在空中扬了一下,立即发出劈啪怪叫。紧接着,他把武装带塞进我手里:小子,老子累了,你替我打!

他的手指头指着我妈妈。我仍旧立在那儿回不过神儿,明明听见了这话,脑子里却是空荡荡的。小子,你打不打?你们四个狗崽子都得打!不打,就是拒绝划清界限,连你们一块儿专政!耳边响起几个老兵儿的吼声,此起彼伏,像一枚枚炮弹轰得我的胸口嗡鸣作响。

恐惧使我的血液凝固了,但脑子反而有些清醒。我明白,自己是家里的老大,三个兄弟姐妹都在看着我呢。如果我不动手,下场就和爸妈一样,连8岁的妹妹都是……我当时怕,真怕啊!念头在脑子里旋转,旋转得浑身发麻,手却居然能动,攥在手里的武装带没掉到地上,已经挥到了妈妈身上。哆嗦的手挥出的鞭子有些绵软,不具任何威力,可我的五脏六腑像过了电,同身体一起剧烈颤抖……

妈妈一声没哼,低着头。我无法看清楚她脸上的表情,不知道她是否疼,可曾感觉到儿子抽在她身上武装带的痛楚?

不知什么时候,武装带被夺了过去,又传到大妹手里……当武装带传递到小妹手里时,有一瞬间,我的头脑突然变得异常清醒,视力也变得格外清晰。我注意到,8岁小妹的手还那样稚嫩,手背竟然是透明的,似乎都能看到血液在里面流淌……武装带突然又模糊成一片黑红色……我们是妈妈的骨血啊!意识到这点的同时,心仿佛被炮弹炸裂,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很快,一切又变得麻木……

代表恐惧的武装带,就这么在我们四个孩子的手里传递,虽只是象征性地比划了两下,但这象征同时撕破了我们的灵魂……

老兵儿走后,妈妈在家里被专政起来。白天,她由街道积极分子也就是邻居看守,晚上就没人管了。但她们严厉警告我们四个孩子和奶奶:出了什么事情,拿你们几个是问!按现在的理解,我们成人质了。为了这几个孩子和老人的生命安全,妈妈也得老老实实,她必须没有尊严地活下去,她没别的路可走。

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思想,何况我们几个孩子。天天有人在耳边吼叫你们是“狗崽子”,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人的本性往往趋利避害,谎话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老兵、邻居、所有的革命群众都说爸妈是革命的敌人,那他们还能是好人吗?如果不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们能在人前抬不起头吗……破碎的灵魂似乎也在给自己找借口:雷锋叔叔说过,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打敌人几下也就打了,虽然她是妈妈……人一旦迈出悖逆的一步,就不再能够收手。

奶奶吓得不再敢管事儿。在我这老大的带领下,我们真把妈妈当敌人对待了。对她吆喝来吆喝去,就连吃饭也是我们几个先吃,剩下的再叫她吃,甚至有时只叫她吃白饭……不是为自己开脱,但大革命中,革命先烈杀死土豪亲爹的都有,我们不过是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那种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理念灌输下,既然觉得妈妈是反革命特务,能不大义灭亲吗?


    (二)目睹杀人与自杀

李义是我文革前认识的哥们儿,比我大一岁,文革时上初三。他从小在军队大院儿长大,出身革命军人,父亲是位老革命。名如其人,李义为人仗义,特别崇拜《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我俩一直是不错的朋友,常在一起玩儿,但我们不在同一所学校,对彼此的家庭情况并不特别了解。

到了红八月,李义俨然已是他们那拨老兵儿中大哥大级的人物,臂上戴着黑字红袖章,腰间扎着武装带,前后簇拥着一帮穿旧军装的少男少女,跑到社会上经风雨、见世面,到处去大辩论、抄家、破“四旧”……

他虽隐约知道我出身不咋地,在我面前也逐渐开始摆谱,处处透着掩不住的优越感,可还是继续罩着我,有这样的活动也不忘通知我。那时,我们家已经被抄,父母都被打成了特务,可我没敢告诉他,就这么瞒着,甘心做他的红外围,努力跟着他干革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做文章,是不是就要人的命呢?十六岁的我不是个有独立见解的人,头脑中历来被灌输的又是革命与阶级斗争的理念,这一次,一切犹如急风暴雨,由不得我去思索,更来不及分辨是非,我只能紧跟革命形势。既然李义他们是革命的弄潮儿,打砸抢属于革命行动,我就得紧赶紧努力,证明自己是要革命的,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避免被革命大浪淘沙,成为众人踩万人踏的沙子。

别说我这样的,就是工人阶级出身,都没有铁券证书保证。

我们班有个工人子弟,有一天翻着毛主席语录说;这书红皮儿白瓤。说的不过是事实,没有任何引申含义,却被体会出引申的含义来,被老兵儿揪了出来,用皮带一顿狠抽,抽得直流哈喇子……

所以,我得紧跟李义。

那天,我们一拨人来到一户人家。家里只有三口人,一对中年夫妇,样子像知识分子,都戴眼镜。孩子是个女儿,模样清秀,身材高挑,约有17、18岁,大概是高中生或刚毕业吧。当时抄家,除了学校掌握的情况,就是街道把住户的档案有意抖搂出来。比如抄我们家和这家都跟街道有关系。根据街道提供的情报,这家的男人解放后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解放前当过反动国民党政府的伪参议员,属于历史反革命,当然在被抄之列。

让三口人低着头,老老实实立着,抄家开始了。

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并没见任何值钱的东西。一通翻箱倒柜后,有人从床底下搜出来一台收音机。仔细一看,还真跟普通收音机不一样,一般收音机是长方形,这台则是正方形、铁壳儿,底下多出一块。翻过来,便看到一个标签,上面标明是四几年的产品,说明是解放前生产的。大家立刻高度警觉与兴奋起来:若是普通收音机,为什么要藏在床底下?为什么和普通收音机的模样不一样?这不分明是部电台吗?

李义知道我懂电器,立刻冲我招手。我赶紧过来,他指着那台东西说,你给看看!我检查了一下,一般收音机都是交流电的,离不开有电源的插座。这东西虽与普通收音机结构有异,不过是个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底下多出的一块是个装干电池的盒子,不需插座就能听广播,方便携带外出,属于国民党的军用收音机。我估计这就是把它藏起来的原因:国民党军用的,犯了大忌讳。

可在上天入地、火眼金睛们的搜索下,哪里有安全的藏处!反革命一旦有了安全,革命者就不安全了,这就是响当当的革命逻辑。

这时,我耳边响起了李义的询问声:是电台吗?我小声对他说:不是电台。李义伸直了腰,眉头拧紧:谁说不是电台,就是电台!

电台,电台……像一堆吃粮食的蝗虫嗡嗡叫着,在我耳边轰响。他们抄起了武装带,开始抽打那个中年男子,逼他承认他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那台收音机是电台。此时,蝗虫们啃嚼的不是大田里的庄稼,是一个活生生人的肉体。中年男子倒在了地上,皮带与皮带扣漫天飞舞,耳畔是那男人撕心裂肺的嚎叫……

我分辨不清是否听到了中年女人和少女的叫声,我又一次吓傻了,如同我家被抄的时候一样。在男子的喊叫中,六七个人上去压住他,两个人手持一枚大钉子,硬生生往他的胸腔里摁。没有伤到要害处,男子继续嚎叫,又有六枚钉子扎进了男子的胸膛,叫声越变越小,终于停止……

一堆人又拥上去,打那个中年女人,嘴里叫骂着“狗特务”之类的话。不用再审,案情已经确定,只剩下泄愤与打反革命的快感。除了用武装带,还有手持自来水管的。有的乱抽,有的胡戳,女人在地下乱滚,伴随着愈变愈弱的嘶叫……终于,有个人用大皮靴在女人的脑袋上狠狠踢了一脚,女人不再动弹,一丝声气也没有了。

有人吼了一声:你他妈装死!不久,便有人端过一盆凉水,冲躺在地上的女人泼去。

这都是从电影里学来的,当年国民党抓到了共产党,据说就是如此对待的。如今革命后代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

女人仍旧一动不动,有人过去摸了下脉搏,说了声:死了!当时,打死人忌讳把手伸到鼻子部位,怕万一人醒过来,垂死挣扎,咬上一口。

两个大人就这么在我眼皮子底下被打死了。

大家横七竖八站着,嘴角带着残忍的微笑,仿佛有个无形无影的指挥,大家突然同时挺起胸膛,同时振臂高呼: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敌人不投降,就让他(她)灭亡……我的手也跟着举了起来,不易觉察地慢了半拍、手臂微微颤抖。

只剩那个少女,这回要冲她去了。

刚才,有几个人正按住她。此时,大家齐声高喊口号,谁的胳膊也不甘落后。一起举手的间隙,那少女得以挣脱,只见她从院子的一头儿斜刺刺往另一边儿跑去,侧着身体,一头便撞到了墙上。只听“砰”的一声,头皮似乎从中间撞裂,一边的辫子耷拉下来……

我的呼吸刹那间仿佛停止,一家三口就这么惨死在了我眼前。多清丽的一个少女啊,就这么自戕了!

当又能呼吸的时刻,我突然感到万幸,我家里也几乎是这种情况,要是当初来抄家的是我的哥们儿李义他们……我不敢再想下去了。我可没有少女这般刚烈!想要一头撞死,得有多大的决心与毅力啊,我这种俗人决计办不到!

鲜红的血仍旧在我眼前飞溅,像红色的喷泉,把眼前的一切都染红了,呛得我喘不过气。

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也是一只蝗虫,一只翅膀折断了的蝗虫,只配抖缩着折断的翅膀,趴在大田埂上观望。

我没有资格也不敢露出牙齿……

 

四、武斗旁观者

一)冷枪打死了同伴

自从家里被抄家、父母双双被打成特务,除非万不得已,我几乎不愿在家多呆一分钟,我开始发疯似的往外跑。除做老红卫兵的外围,就是沿街野逛,我甚至有幸成为第一批到外地串联的学生。那时,往外地跑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革命大串联”。而我主要是为逃避现实,革命倒在其次。这话只敢现在说,要当时说出来,非把我斗得吐血不可。

刚开始,我在火车上蹭票,到外地蹭个能吃住的地方;到后来,革命大串联蔚然成风,一切都可以公开蹭了,时间就变得格外好打发了。跑的地方多,我也算见多识广,大规模的武斗没见过,但武斗的一方活埋对方,冷枪打死人等等,我都曾是旁观者。就这么瞎混,直到我“主动”报名去到内蒙古草原。

1967年初,全国已是山头林立,谁都自诩造反派、革命派,把对方打成保守派、反革命派,唇枪舌剑很快演变成大打出手,甚至动了真枪真炮……

当我听说长春发生激烈武斗后,立刻就登上特快59次列车。那时,我跟打了鸡血差不多,一旦听到哪儿有枪炮声,为了亲历战争场面,恨不得当天就奔赴现场。我不怕死,把命当成了足球儿踢,没考虑什么正义、非正义,只为好奇与寻求刺激。“活一天就赚一天”,用这话形容我当时的心情颇为恰当。

这次串联我属于单打独斗。当然,还是得蹭车出行。不是第一回了,我蹭车已属于老油条级别,查票、躲猫猫我当然玩儿得一路顺畅。

火车上,我已经打听清楚,长春最大的一派在地质大学。如今,我已经忘了那派的具体名称,只记住当地人称地质大学为地质宫,那就暂且称他们为地质宫派吧。下车后没人管了,我向站上的人打听怎么往地质宫去,然后就开动我的11路。我这11路的两条腿儿绝不含糊,步行串联也经历过,走这短短几里地,不过是放松两条肌肉绷紧的腿而已。

一路走过,我发觉这座城市相当奇怪,路上见不着一个警察或军人,犹如一座死城。

本该最繁华的斯大林大道,大街上却几乎看不见一个行人。建筑物的玻璃上大多粘贴着米字,有的用布条儿,有的用纸条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怕弹片儿飞过来,把玻璃打得过碎,因为碎片儿容易伤人,才这么做的。沿途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地受损,不少已经残破。机关的大门敞开,谁都可以进去。我顺路去了几家,桌翻椅倒,文件、纸头摊在地上,风一吹漫天飞舞,一片凌乱……太像我在电影里看过的场景了——被战争洗劫后的萧杀与凄凉。

我发现,小胡同里人倒多些。我上去跟好说话的人答咯(交谈),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告诉我,建筑物上可能趴着狙击手呢,可不敢在大街那嘎达走!还说,正经商场和市场都不开门,黑市猖獗着呢!

我就这么走到了地质宫。听说我是首都来的,虽不至于夹道,也立即受到欢迎。那时,我们这些北京人都沾了伟大领袖的光,两派无论怎么你死我活,看见北京人,一律视为革命开路先锋。

有两个人主动走过来,向我介绍革命形势,一位叫小郭,另一个叫小李。他们说,两派都去抢了武器库,据说上面不让军人开枪,革命行动因此很是顺利。武器库打开后,武器被抢走了,分散在两派手里,也有个别流落到老百姓手里的。大型武斗刚过去几天,双方的武器都还没被收缴……

第二天,小郭和小李约我一起吃早饭,吃完了,表示愿意陪我一块出去走走。既然来了,就不能当缩头乌龟,我欣然应允。

三人同行,走了刚几百米,忽然,我听到一声类似鞭炮的响声,在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时,小郭已应声倒地。小李喊了一声:中冷枪了!血从小郭的脸上往下流淌,子弹射中了他的脑袋!他不住呻吟着,我和小李以为他只是受了轻伤,赶紧过去把他搀扶起来。可他已然走不动了,我们夹着他,往前只走了几步,这几步迈得格外艰难,他不住往下出溜,神志似乎已经不清,呻吟声也越来越小……没办法,我和小李只有轮流背他往地质宫跑。几百米的路程,我们气喘吁吁,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长,才从炼狱转回人间的地质宫内。小李立刻去叫卫生员。等他们赶到现场,小郭早已停止了呼吸。

他的尸体被停放在操场,地质宫派的被集合起来,面对死去的战友,有的满脸是泪,大家纷纷举起铁拳,全体高喊激昂的口号:血债要用血来偿!报仇!报仇!所有的声音如同一个声音,所有的意志如同一个意志,那就是一定要为死者报仇雪恨。

我倒没想替小郭报仇,因为我不知道敌人躲在哪里。我只感到特别惋惜,挺豪爽的一个小伙子,也就比我大四五岁吧,二十刚出头,耳中听到的似乎只是炮竹的声响,人就这么没了……想到这里,浑身的肌肉都紧张起来,忽然觉得自己的后背湿漉漉的。我把衣服脱下来,才发现衣服上都是血——小郭的血,衣服上的血迹未干,仍旧是鲜红的,小郭的生命却已经消失了。

近距离接触死亡,特别是触摸到鲜红的血,我才真真实实感觉到了后怕与紧张。如果我穿着血染的衣服出去,说不定就会成为活靶子。可我没有带别的衣服来,只有赶紧去洗衣服。

水龙头下,鲜红的血半天都化不开,带着小郭生命的血迹就这么在我眼前慢慢逝去……

注:当时地质学院是长春公社的据点,属于“反军派”;其对立面是红二总部的,属于“拥军派”


    (二)活埋对立派

不久,我从长春到了西安,经过那儿去往成都。串联学生都北叫做革命小将。小将我首先寻找负责革命串联的站点,通过串联点的介绍,我住进了一家工厂。该厂设在城乡结合部,位于郊区,厂房外头就是野地,没种庄稼,只是荒草一片。

那时,成都的两派真刀真枪打得特凶,两派互有伤亡。

一天下午,我忽然看见一帮人吵吵嚷嚷走了过来,神情激动,听见有人在说:在那儿要活埋人了……只见人越聚越多,像一堆黄蜂嗡嗡乱叫。中国人历来爱看热闹,我当然也不例外,便随这帮人来到那片野地。

一帮手持武器、臂带袖章的男女走了过来,神情悲壮,大多带有杀气,首先立在那儿,振臂高呼了一堆口号:报仇雪恨!血债要用血来偿!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再踏上一只脚……期间夹带几句毛主席语录。口号刚停,一个头头儿模样的人眉头拧在一起,突然高叫一声:带上来!一男一女被反绑着双手,慢慢走了过来。两个人的衣服都已被撕烂,上头染着点点血迹,明显受过拷打。此时,他们的双脚没被捆绑,脚步迈得铿锵有力。那男的个头儿不很高,生得浓眉大眼,阳光下一头黑发似乎有星星闪烁;女孩子面目清秀,白皙的鹅蛋脸由于激动泛着粉红,金色的太阳映照下分外娇艳……两人脸上都带着大义凛然的表情,使我立即联想到电影《红岩》中的许云峰与江姐。只是,他们比革命先烈要年轻许多,脸上还带着难以掩饰的稚气。

透过人头攒动的脑袋,我看到不远处已经挖好两个大坑。有人冲到那一男一女的身边,打算把他们推下坑去。两个人同时厉声喝道:不用你们,我们自己会下去!说的同时,两人先后跳了下去。

然后,他们高昂起头,同时喊道:为革命牺牲,虽死犹荣!杀了洪长青,自有后来人!土被一锹锹扔进坑里,两个人不再喊口号,而是叫骂:今天杀了格老子,明天就有人为我们报仇!龟儿子不得好死!格老子18年后又是一个,饶不了你们!死了也变厉鬼,拿你们垫背……

土掩埋到接近胸口时,两人的叫骂已然含混不清。围观的人太多,都在吵吵,我听不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土埋到脖子、只有两个头露在外头时,两个人已然不能发声,脸也变了形,逐渐变为紫色,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张着大嘴,露出的舌头竟然也是紫的……我又一次感觉到害怕,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一股凉气从脚心往头顶直窜。

那些带红箍儿的人不让围观者靠近,维护着现场。不久,人们逐渐散去了。

两个死者也就和我一般大吧?革命先烈就是带着对信仰的坚定不移、视死如归走向刑场的。两个年轻人面对死亡的英勇表现,一点儿不输于革命先烈,我似乎应当肃然起敬。然而,两派都说自己是革命派,那么,到底谁革命,谁又是反革命呢?如果不幸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死得岂不轻如鸿毛?我一时很是茫然。

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笔下杀人示众的描写来:我不过是个围观的看客,在围观杀人而已。

后来听说,当天晚上,尸体被死者那派的人抢走了。

两个年轻姣好的生命就这么从人世间消失,离开了这个喧嚣残酷的时代。风把他们带走,是东风还是西风?太阳把他们带走,是滋润他们的阳光还是烤焦他们生命的阳光?

至死,他们都以为自己是革命烈士。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们知道真相了吗?

那一阶段,我几乎没在北京安生呆过,一直混到1967年11月。

当时,父母的特务嫌疑尚未解除,我爸还在民航局关押,我妈也在大院里被群众专政。但形势已渐趋和缓,革命群众不再天天到我家尽监视妈妈之责,她只需每天与五类分子一起去街道报到,然后干些扫街之类的粗活儿。

自从听说了有自愿报名去内蒙古,我立刻毫不犹疑地报了名。除想要逃出北京,逃出叫我喘不上气的那个家,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那时,已经批判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老兵儿属于那线儿上的,他们已作鸟兽散,不少人的父母也被专了政。从那时开始,我就时常在心里自责,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要不是自己那一堆电子元器件,父母的问题也不至于升级成特务,被关押专政至今,自己还居然动手打过妈妈,打了最爱自己的亲妈啊,我还算个人吗?所以,死也该死得离父母远点儿……就这样,我来到了内蒙古草原。

然而,我对北京与父母又有种难以割舍的感情,所谓主动报名,不过是权宜之计,心里想的只是在那儿呆上一年半载,最多几年,早晚我还得回北京,回到我长大的城市。没承想,这一呆竟然是半辈子……

(作者按:《草原二十三年见闻杂记》是根据兴国的口述整理,根据兴国本人的愿望,兴国及地名均为化名。按语则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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