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恩医杜学武——宝日格斯台知青二三事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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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恩医杜学武——宝日格斯台知青二三事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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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恩医杜学武 ——宝日格斯台知青二三事
他是当年迷倒一大片（无论是女是男）的、从北京医科大毕业后来到草原的大学生，是将我从死神处拉回到人间的杜大夫。 今年见面时，他已年满七十，隐去了当年英气四溢的风姿，而增加了几分沉稳。曾经饱满丰盈的方正的脸庞，添了不少细微的皱纹，锐利睿智的目光里闪烁和善仁慈之光。 一位与我共度十年草原生活的漂亮北京女知青，悄悄地告诉我的爱人：“杜大夫那时可帅啦……”他仍然具有魅力，只不过，这回更多的是从他对医学教育、政治经济、古今中外等等的谈吐中显露出来…… 我当然忘不了当年杜大夫把我从死亡的悬崖边缘上抢救过来的日日夜夜……
1976年7月，在汗乌拉分场配种站为种公牛做结扎手术时，我被种公牛撞倒，踏翻在地。到场医院就诊时，我已处于失血性休克状态。 当时我场医院救治我的，只有内科大夫。我注意到了主治大夫束手无策的神情。 我躺在床上，竟未感觉到任何难受。看到那朝夕相处的知青朋友们轮流守候在身边，使得年轻的我既不安，又产生了自豪感：危难见知己，死亦何撼！ 远在八九十里外的汗乌拉公社的大夫杜学武得到了我场的求助信息，急速乘车，赶来了。 当杜大夫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确信我有救了。我目视着他那堂堂的相貌，特殊的气质。杜大夫身材魁梧，阔脸浓眉，一脸漂亮的胡须，散发出英杰之气。两眼炯炯有神。 细听过我场医生的介绍，并亲自诊查后，他弯下腰，身体微向前倾，用亲切的口气对我说：“请放心，我们会尽一切力量抢救你。”一向特别要面子的我打起精神，用全身气力说了一句：“谢谢大夫。”杜大夫对我道：“我要给你先作穿刺——估计你内脏出血了。针头很粗，请你不要看。”把面子看得比命还要紧的我竟挑战说：“我很想看看您用的针头到底有多粗，您尽管穿。”杜大夫愣了一下，但不再说话。他开始用很粗的针头插进我的腹中。 杜大夫告诉我，我的肝脏出血了。需要做手术。 亲人不在身边，当然是我草原的亲人——知青朋友为我签了字。打了麻药，我睡着了。 手术过程是惊险的，在场的朋友们告诉我说—— 透过简陋的没有遮蔽的土坯房门窗，窥视者频频光顾，人头攒动。杜大夫目中无人，开始了他精细的工作。我躺在一张普通桌子上——这就是手术台了。消毒器械为一大蒸锅，给我输血的（包括验血）操作过程也是很原始、然而是一丝不苟的。 就在杜大夫做着手术时，处于沉睡状态中的我，忽然挣扎着，大吼着，那声音，有点像牤牛；一声叫，肚子里的液体、内脏，就往出涌，使得手术不得不中断。杜大夫得知我平时抽烟喝酒极凶时，立刻果断地加用了乙醚（全身麻醉）药。
一场大手术后，被施用了大量麻醉药的我醒了，脑子有些迷迷糊糊的。 面前影影绰绰地站着几个人，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向前微微探着身子，亲切问道：“你认识我吗？”“您是大夫。”魁梧大夫点点头，告诉我：“我们给你做了一次剖腹探察，给你破裂的肝脏缝合好了。你被疯牛踩踏了肝脏，导致了出血。你听懂了我的话吗？”“听懂了，您给我做了一次剖腹产……”紧张的氛围里发出了抑制不住的笑声。 魁梧大夫——我认出来了，是杜大夫。听了我的回答，他好象有点不安，说道：“我们发现了你的肝脏上有一囊肿，是包囊虫，我做了一些处理。我的话你明白吧？”我回答：“明白，大夫，我的腹腔里有一孬肿……”笑声又起。 杜大夫并未笑，他的问话有些急促起来：“你排气了吗？”“什么叫排气？”“排气就是放屁。病人放个屁，大夫松口气……”我听完后，向大夫汇报说：“放了，放了，但毛主席词里说：‘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当然，毛主席说的是另一种情况，不是说真的不许放啊！”医生护士朋友们的笑声回荡在小小病房。 杜大夫神情严峻，转过身来，对熟悉我的朋友们询问起来：“病人平时说话，也有这种情况吗？”“他说话有时是这样的。”有人回答说。 大夫表情稍微缓和，若有所思，然后悄悄对身边护士道：“但愿如此。有些人在临终时经常会说一些奇怪的话……”然后，他给知青们讲着各种故事，缓和紧张的气氛。躺着的我，忘记了病痛，倾倒于他丰富风趣的谈吐之中。 以上对话场景，有的是我在手术后苏醒后的零星而模糊的记忆，有的是与护士、知青朋友们与杜大夫本人告诉我的。 事后，杜大夫告诉我：“我担心你当时的话是‘回光返照’……”
80年代初，杜大夫来北京办事，特意到我的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来看我。 杜大夫询问我手术后身体恢复的状况种种。在谈到我今后应该怎样继续治疗时，他的脸上泛起愁云——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那已经扩散了的、遍布腹腔内的包囊虫，只能靠手术来缓解，而手术是难以根治的。在没有发明新的药物前，我所等待的，只能是没完没了的手术…… 与我肩并肩地走出北图的大门后，杜大夫招招手，说了一声：“以后，多联系啊！”我看到了他脸上期待的表情，目送他消失在人群中，竟忘记了写下他的住址。 告别杜大夫以后，我又做了三次大手术，一直到（中美史克）“长虫清”药物的发明。终于，靠着服用长虫清，筋疲力尽的我活到了现在。 杜大夫曾经从包头打电话到北京图书馆，寻问我的消息，而北图已经搬迁，留守人员告诉他查无此人。而那时，我已经考上了研究生，在一所大学任教；而得不到我音信的杜大夫，对我的生存状况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位内蒙知青那里得知杜大夫的手机号码时，马上和他通了话。 “哦……哦……”我能感到他听到我话音时的激动心情。 2011年1月中旬，杜大夫来到了北京，与部分曾经参与抢救我的知青欢聚一堂。见到了已年过花甲的老知青们，他动情地说：“我当时最深的印象，就是你们知青朋友们，徘徊在病房内外；大家都沉默着，没有多少话；从外面采来的野花泡在水瓶里，一天换一次，我知道，你们之间友情很深，决不是一般的友谊……” 在聚会中，大家再一次有机会围绕在干练敏捷、闻多见广的杜大夫身边。七十岁的他精神饱满，谈锋甚健，对草原过去到国家现状的评说，从中国文化到世界形势的思考，在这位70岁（69岁刚刚退休）的教授的口中，汩汩流出。如今他没有闲着，还在给学生们讲课。他的几句话给我印象极深：“我每天要读新书，获取信息，讲课前，还要写一遍教案。” 杜大夫有道不尽的千言万语，我们更是如痴如醉地听着他深沉的声调，看着他那亲切的容颜。时间不早了，杜大夫站起身，与我们告别。我与妻子送他回到旅馆，有幸听到他对中国文化的风云变幻一次有趣的比喻：“‘孝子’，可以作孝顺的儿子讲，这时，‘孝’字作形容词；‘孝子’，也可做对儿子行孝讲，这里，‘孝’作动词讲。我不是讲中文的，请你们批评……” 我们都微笑了。我暗暗赞叹，简单的几句话，说出了多少丰富的内涵。几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产生的这两种截然不同“孝子”的现象，能给我们多少联想的空间与思考的课题。我觉得杜大夫的视野更开阔，他的思维更深刻了。古人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杜大夫年届古稀之年，而他的精神却随着日月的流逝而更加愈显年轻。古人云：“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且能西！”作为杜大夫的粉丝，我衷心祝愿他壮心不已，人新日新！
黎烈南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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