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文人:真话假话真假话 作者:散白雾


 

 

  三个文人:真话假话真假话  


    在Columbia图书馆翻中文书,无意看见三个大陆中国作家自传:巴金<随想录>,王蒙<半生多事>,余秋雨<借我一生>。匆匆流览一阵,发现这三个人可算三代人,生年分别为1904,1934,1946。他们来自大陆三地域(或叫亚文化):巴金是成都人,有蜀地的天真和顽固;王蒙河北人,具京城的油滑和政治热情;余是上海人,得吴越商贾心计和南方独立性。三个文人放在一起,似乎有某种时空与人格相关的暗示。

巴金<随想录>不算自传,是他晚年对人生和社会的总结反思,对于了解老辈子意义重大。王蒙<半生多事>是正规回忆录,余秋雨<借我一生>自称‘回忆文学’,都直接可见其人其事其价值(当然难免虚构炒作)。他们的社会影响和个人德性相异,三人活动时段互有重合。王、余之间似乎小有龃龉,但二人与巴金都有直接交往与精神联系。三个人的年龄合起来延伸一个多世纪(愿王余二君长寿),其活动与著述在当代大陆文艺史上是相连的三段式,姑且叫做:糊涂浪漫段,玩世弄臣段,独立炒作段。

巴金体现通常的理想主义即我说的糊涂浪漫。出自富家(乃父为晚清广元县官),愤世嫉俗,追求真理正义而投身文学,在法国学得启蒙主义一知半解,痛恨专制腐败,误认革命为出路,蒙蒙懂懂上了贼船。1957年反右他还在稀里糊涂地跟着跑,可能还伤害过友人。待得文革时,他骨子里那些个性解放、人权自由、反帝爱国之类的罗曼思碰上硬邦邦暴力虐待(被一个14岁红卫兵撵着转圈用皮带抽打),文革后如梦初醒。

晚年巴金反复唠叨‘讲真话’不断回忆文革。<随想录>之外,他80岁以后似乎没有什么重要东西。也许有人看他有点偏执狂,至少枯造乏味。其实他给后人留下最宝贵的真知烁见就在这里:讲真话,不做假---忘记历史必重复历史。大陆当局四代(从毛到胡)一直做假至今,从假社会主义假公民权假公务员到假药假牛奶假食用油。可怜至今在网上也不敢不准不可能说真话。

巴金<随想录>是从糊涂浪漫中清醒过来的实录。可惜为时太晚,没法补回丧失掉的灵性与时光。但是他至少讲了真话,而且说得沉痛真挚。时下大陆网上插科打诨油嘴滑舌也有真话,但发泄多于批判,是为手淫民主,可能反成了一种消解社会张力的渠道。巴金说真话直截了当:假话杀人,真假话之差即是人兽之对照。一个老人你拿他怎的?他豁出去了。这仍然是一种浪漫!

王蒙的文字机巧,思路灵活,轻松幽默,作为一个人一个艺术家自有其价值。若有他这样个朋友,我会相当喜欢。而且他那套机敏玩世风格颇有人性和灵气,对挨整受害者来说,有一种精神补偿作用,即心理医疗功能,也许可以助人应对悲惨以免发疯自杀。如果在一个开放自由社会,文学家王蒙的东西应该很有价值----在正常社会里,艺术家只须个人表达,不必考虑作末子社会贡献。

可惜他是在专制中国,又被封为一代文豪,还做了文化部长。这就必有更大社会负担,即:说真话。他必须在个人体验和心理分析之上,承担道德和舆论责任(当然这有点悖论)。读<半生多事>,过滤其漂亮机智的行文,剩下的是玩世不恭,营营操作,讨好权贵,尤其对毛氏歌功颂德令人恶心。只因毛曾说过王某‘有才’,他一辈子感恩戴得,似乎茫然不知整个反右运动和所有的政治迫害都是毛的把戏,俨然一付弄臣嘴脸,挨了打还叫好。读到王自传中这些地方,好似吃麻辣烫火锅吃出来了地沟油。

我无法相信王蒙这样的聪明人没有看透反右、文革的专制暴政。<半生多事>中他卖弄老庄姿态,显示其超脱政治,遇难不惊,大智若愚,热爱生活,富于人情味,装得好像挨整流放劳改对他不是迫害,倒是丰富其人生的奇遇。他这一套心理咨询说白了就是叫人与野蛮制度苟同,装傻卖乖。对社会历史关键事件作评论,他不说真话,在做假。显然,王蒙这种做假是为存活而投机----他明明知道事情的荒诞残酷,却故作轻松愉快,对那套百姓都不相信的狗肉羊头意识形态,硬说“我们相信!”----这是王最矫情的口号。居高位执话语权而做假说假话,是谓佞臣弄臣。毛整人手段就是使人人自危、撒谎、互相迫害,其成功则取决于人肯不肯说假话。玩世弄臣那一代人对大陆社会生活的毒化,可说最为深重。

我比较欣赏的是余秋雨。不懂他为何在大陆既是巨富名流,又累受诽谤挨尽骂。可能是他屁股上有点文革的巴巴(石一歌门),也许是他标新立异文人发财引来嫉妒,要不然是他长于炒作投机惹来的不满。只看了他一本<借我一生>,我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个人奋斗,凭自己得天独厚的才华和冒险精神而发迹,于何有害?尤其是在成就颇丰地做了6年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在官场上已经崭露头角,前程无量之际,他毅然弃官且改行,扔了戏剧理论,去干什么文化研究,结果写出东西来畅销海内外。这在当今官本位的大陆,规划了一条对抗主流的人生轨迹。

余秋雨改行,按其自叙是某种顿悟,深层原因语焉不详。我猜测是出于对1989之后大陆政治环境恶化的逃避和对中国戏剧艺术日薄西山的绝望。他因同情学运而感杀机莫测,又深谙戏剧业面临崩溃,于是装病住院以卸任,之后借口黄佐临大师去世而远走高飞,‘苦旅’去了。这类盛名之下而洞悉吉凶的智慧与决断,自解危难而成功的机巧与洒脱,历史上当有先例,但是当今大陆有谁比得?

没错,他所谓的文化人类学,大体属于文史知识普及读物,多半是海外汉学及各种人文学科著述的二手货,没有太多独到发现和洞见。他有些“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东西,让人很难不嗅出点投机气味。但余的工作范围不入政治也没当高官,所发时论有误有假,我愿意容忍。以其广博知识,优美文笔,灵活多变的切入角度,加之不失时机的商业炒作和媒体运用,余秋雨无疑是杰出的文化教育家,作家,社会意见代言人,当然也是以文字发财的典范。还有一点余秋雨很独到:去边远之地游历史迹,体验异域风情。行万里路,读多语种书,外加玩文字卖大钱,人生极福,不过如此。他比巴金和王蒙高明(当然也幸运得多),真话假话皆讲,文学商业兼得,有机混合,自成一体。

糊涂浪漫,玩世弄臣,独立炒作----恰好是一个多世纪中国文学由讲真话到讲假话再到讲真假混合话的进程。

 

                                                                        201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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