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最美好的与最残酷的并行——歌声反映时代 作者:黎烈南


 

 

 当最美好的与最残酷的并行

             ——歌声反映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中国人特别爱唱歌,尤其爱唱“红歌”。我青少年的时代,就经历了那个激情四溢的歌咏生活。

回首往事,有三首歌,给我影响极深,引发我不断地反省。


    仇恨化为美的感觉

1958年以后,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诞生了。内容是这样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敌人!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党的光辉照我心。

这首歌词的作者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技术员姚筱舟。据他回忆说,在写作过程中,初稿有“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这样的歌词。而他反复斟酌,觉得味道不足,又不知怎样来改动。在随手翻阅一本小人书时,他看到一个地主正拿着鞭子打长工呢。此刻他猛然觉得用“鞭子”来形容旧社会之残暴比“三座大山”更形象,更生动,于是他马上改写成:“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夺过鞭子揍敌人!”不愧是搞文学艺术的姚筱舟。这一改动,不但使作品的文学性大大增强,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位歌词作者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把握。歌词中警策之词语——“鞭子”,照亮了全篇,成为了这首歌词的核心部分。马克思说过:“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也说过:“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而本歌词的作者在歌词中反复使用的“鞭子”之词语,也正以形象的语言,对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歌词作者以形象的语言告诉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史是——人们用鞭子互抽或互揍的历史。换句话说,不是被剥削者挨别人抽,就是被剥削者揍剥削者的历史。这种深层涵义,虽然作者本人不见得意识得到,但它与马克思、毛泽东的论断若合符契,在不知不觉中,生动地表达了马克思、毛泽东的历史观(其实,阶级之间是既合作又斗争的——而主要是互相适应、协调、合作的历史,如果纯粹是斗争史,人类早就毁灭于斗争的废墟中了)。

本歌词,为作者1958年创作,1962年因在雷锋日记中被发现,后被广泛传唱。我们在歌唱时的突出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党领导千百万人民大众齐奋起,用鞭子把敌人揍倒的结果。母亲虽是亲人却软弱;只有在引路人的引领下,用残酷无情的对敌斗争,才能获得永久的幸福。

是的,在歌唱此歌曲时,我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一个很朴素、简单的道理:共产主义社会的诞生,是与残酷的阶级斗争——用“鞭子揍敌人”并行不悖的。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哪有共产主义社会的诞生?而令我感到奇妙的,是:在我歌唱到最后一个“揍敌人”时,那拖长了的声调,不像是残酷的不共戴天的情绪,反而是一种优美的抒情——“揍……敌人……”真的,年轻的朋友,如果不告诉你这是“揍敌人”的词语,你一定以为作者在表达着对生活的极其热爱之情。这最后的拖了悠长调子的“揍敌人”,将不共戴天的仇恨奇妙地化为了悠然的美感,它仿佛在告诉人们,仇恨是友爱的推助力,友爱(的社会)完全可以从仇恨(的斗争)那里理所当然地转化而来。我在慷慨歌高中获得了感情的熏陶和思想的启蒙。


    美好憧憬与残酷斗争并行思想的提升

大约在我们高声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同时,一首《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曲诞生了。这是一首著名歌曲,作于1962年,周郁辉词,寄明曲,是故事片《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歌。1978年经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它带着青少年的勃勃朝气,那是我们中小学生自己的歌儿。歌词是这样的:

1.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间奏>2.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爱祖国,爱人民,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

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为着理想勇敢前进,为着理想勇敢前进,前进!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这首音调优美的歌曲告诉我们,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理想、完美的社会;而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阶段,我还从报刊、电台里听说过我们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了。十二、三岁的我在大声歌唱时,觉得最刺激、最过瘾的,就是第一段的“不怕敌人”、“坚决斗争”,还有第二段里所说的“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那时,我,一个处于热血天天沸腾、追求刺激情绪的男孩子,对“消灭敌人”这样的词句,放声高歌时,煞是过瘾!

在反复的歌唱中,可品出一种浓重的味道——共产主义的实现,必定经过爱恨交织的过程:爱祖国、人民与消灭敌人。第二段歌词道出了一个长远任务,而且提醒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准备什么——“建立功勋”。这“功勋”是什么?歌词接着说道——“要把敌人,消灭干净”。这就是我们的崇高目标之一!歌词接着写道:“为着理想勇敢前进”,“为着理想”这一句紧紧接在“要把敌人,消灭干净”的句子之后,不就是我们崇高理想的重要体现吗?

从那时起,我就将爱一部分人(人民)与恨一部分人(敌人)的观念牢记在心,将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境界与最残酷的——消灭敌人的斗争,联系起来。这美好境界与残酷斗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年幼的我还未接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当然不可能搞得清楚。但我熟知《国际歌》。其中有这样的歌词:“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消灭”的事业完成后,“照遍”的幸福生活就会即刻来临;而“照遍”的美好生活,正是“消灭”的结果呀。我们所实践的,不正是《国际歌》的路线吗?


    文革——制造敌人的残酷阶段

既然对敌斗争是这样重要,那么,夺取政权的人们,对于那明的、暗的,或有哪怕些微嫌疑的“敌人”,提高十二万分的警惕,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在文革爆发前夕或约略同时,我听到了这样一首歌,题目为:《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当时的救援工作做得很好,老百姓感谢政府,编了前四句民歌。著名作曲家李劫夫,在四句歌词后面,加上了后两句:“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反映了他对于阶级斗争方面的远远高于受灾百姓的敏锐感觉。

在革命进程中,地、富、反、坏之后,我们的国家又增加了一批敌人,那就是右派分子(其中我震惊地得知,自己的父母也是右派——人民的敌人);当然,为了巩固政权,向共产主义迈进,进一步挖掘、寻找那些隐藏很深的敌人,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项重大任务。在李劫夫所加上的歌词中,我们得知敌人的一种新概念出现了——反对毛泽东思想。

“反对毛泽东思想”,比起地、富、反、坏、右,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这样,如同我们后来所知道的,敌人的范围自然而然地扩大了。

如果你有一种地主“对农民让步”的说法——这种说法,与毛泽东的地主对农民“反攻倒算”的观点不合,那么你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如果你提出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运动中有某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那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如果你提出“三自一包”,那更直接违反了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思想,于是这样的领导者便注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如果你是那些地、富、反、坏、右、反动权威、走资派的子女,那么,你最多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毛泽东语录)。你必须要按照毛泽东指示办事,与父母划清界限,否则你就是文革时风行说法的那种“狗崽子”,注定要走错人生之路。

总之,如果你的言语、行动,与毛泽东思想相左或不符合,那么,你就有人民的“敌人”之嫌。而在生活中,能与毛泽东思想完全合拍或能紧跟的,能有几人?文革中被冤枉、打倒者无数,这一残酷结局,在李劫夫填加的歌句中,已经有了肇始的信号。李劫夫本人当然不见得想到了这一层,但这首歌词的发表、传唱,与文革几乎同步,决不是偶然巧合,它正反映了文艺对于政治的敏感性——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度。

共和国寻找到了更多的敌人。

当时报刊社论提醒我们的是:国外,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一切反动派;国内,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后来又增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名目;从地域上说,在北京:有反革命文人团体“三家村”,在内蒙,有“内人党”,在全国各地,还有“里通外国”的种种特务与内奸。总而言之,敌人种类繁多,形式复杂,机谋狡诈,凶狠无比。当然,我们学生们还恍然大悟:教我育我的老师们,多是牛鬼蛇神,因为教师所做所为——皆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毛泽东语录);甚至国家主席竟是睡在共产党内的“赫鲁晓夫”,妄图改变国家颜色。我们那时的心态,已经不是震惊这二字所能概括的了——我们必须加入到这场保卫国家、民族的革命运动中去!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场全国范围的大内战进行了十年。后来的结果,大家知道,在一些地方,多少民众,互指对方为“保皇派”,为封建社会的“孝子玄孙”,互相为敌,乃至兵戎相见,子弹纷飞,国家的状况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文革中,是中国历史上“寻找”到了——不如说是“制造”了最多敌人的特殊时期(其实大都是无辜的好人,不少是民族精英)。从人数与范围的角度上看,是一个惊人的创造。

而能在和平环境中,制造出大量的敌人,不能不说,是一种颇具想象力的天才创造。回顾历史,我们惊叹这一制造敌人的天才想象力的同时,还应反思一下:用最激烈、乃至最残酷的斗争手段,去实现最美好的理想社会,是可能的吗?

我的耳边,响起了《共产党宣言》中铿锵的声音:“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暴力革命与美好社会建立的并行不悖而且必须,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发出的预言。

文革结束不久后,我听说恩格斯以《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代替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的批判》一文,对共产主义理论提出重要修正。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由主张暴力革命到主张议会斗争。恩格斯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国……”恩格斯对于暴力革命的重要修改,在我们这样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人人都要学马列的国家内,为什么在文革中和文革以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没有那些研究或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来告诉人民呢?

当然,我们更应该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用脑子,而几乎是用脚后跟去思考,去判断事物呢?

对一个有着几千年的、一贯用武力来改朝换代的民族来说,接受美好理想与残酷斗争并举的观点,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这样的观点对我们这样的民族来说,是有着实践基础的,还带着几分浪漫情调……

歌声,能反映时代,也能移人性情……

 

  黎烈南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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