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话北京 作者:黎娉儿


 

 

  旗袍话北京


    想到北京就先想到姥姥,妈妈和旗袍。

最先见到的旗袍是穿在姥姥身上的,那时我还没上学,住在北京宣武门内未英胡同。姥姥是东北人,大眼睛,直鼻梁,身材修长,头发平平光光的,在后面挽个纂儿。姥姥毕业于张作霖创办的吉林女子一中,后又随姥爷去日本。从日本回来后,跟着姥爷,也做过几年官太太,听妈妈说,当年家里也是牌局不断的。

姥姥当年的旗袍是否也和电影上的一样,风情万种,红绸绿锻,我就不得而知了,家里也从没人提起过。在我眼里,姥姥和北京其他的老太太一样,买菜做饭,为家计和劳改的姥爷还有姨们的升学就业操心。和别的北京老太太不一样的是,姥姥只穿旗袍。

我所见到的姥姥的旗袍都是布料的,一色黑或灰色,长长的,几乎盖到脚面,夏天是单层短袖,春秋是夹层长袖,冬天是棉的。姥姥平和安静,与她的黑色灰色一起,端庄娴静,就如同我们住的灰色大宅院内的一道景物。

姥姥会不紧不慢地拉着我的手,在大院子里走动。大院子门口有两只怒目圆睁的石头狮子,再上一个很高的门坎,便是门房,过了石子铺的穿道,正前方是大厅,大厅的两边是厢房,大厅右侧是亭子间,中间一个圆形的亭子,四周有石路通向围着一圈带木格窗花的套房。套房的外墙上是青藤和紫色的花,院子里种满了草木。

大门两旁是窄窄的石子路,右拐路边是低矮的一排相连的房屋,通向一个大偏院,是个大四合院。左拐是一个石头月亮门,里面也有几间外观雅致的厢房。大院的后方是原先的后花园,在高墙间有门通到后街上。那时花园里已没了花草,只剩黄土,还有一个破旧的,网子早已不知去向的篮球架。

宣武门内大街上,可以看见高高的城墙,很厚,上边能走人。还有绿水浑浊的护城河,宣武门的大吊桥好像也还在。

周末,我们下了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坐着三轮车回到家。姥姥会牵着我的手,带我到街上去买烤白薯。烤白薯的老头,穿着大棉袄大棉裤,在街边支着冒着红火的大铁炉子,自来熟,也不知他是否真的认识姥姥,反正他会说:来了,您哪!给孙女来两块儿呀?小的五分,大的一毛,紫皮儿,干白瓤儿,冒着烫手热气儿,那个香,那个甜呀。街上还有卖糖葫芦,油茶,油饼,豆浆,馄饨,和拨楞鼓的。香气,油炸味,吧哒吧哒的拨楞鼓声,又热闹,又活分儿。

街角拐弯处就是宣武门教堂,姥姥有时会和坐在门外台阶上,揣着手儿的老头老太太打招呼,说上一两句:外孙女儿来啦?您老儿吃了?上街逛啊?家里都挺好哇?

教堂旁边是个小儿书店,夫妻开的,临时的棚子,周末生意还挺兴旺。那时小儿书几毛一本,可在店里租着看才一分,租回家两分。姥姥有时会给上一分钱,让我坐在里面看一本小儿书,她去上街买菜,打酱油醋。有时也花两分钱租回家,回去表哥表姐也能看。

未英胡同里什么都有,酱油铺子,小旅店,小杂货店,沿街一排小平房,不挂窗帘里面都看得真真切切。从胡同里七拐八拐就到了西单大街,有饭铺,电影院,剧院,大大小小的商店。

跟着姥姥去天桥看杂耍的,记得有个破衣烂衫的胖大汉子,舞着把大刀,怪吓人的。还去西单看皮影戏,讲的是西洋的故事,有个小矮个子吝啬鬼让纺纱的姑娘猜他的名字。姥姥还带我们去长安剧院看便宜日场京剧院学生演的京剧。剧院里挺亮,没几个人看,听不懂唱什么,有字幕在两旁。姥姥看的很认真,我们就在座位上扭来扭去,等着姥姥听够了,上西单大街上吃东西。

爸爸妈妈会带我们去西单剧场看电影。记得看过苏联电影“夏柏杨”。妹妹老问:怎么还不打炮呀?最后没办法,只好把她带到外面,给她买了一大包糖,让她吃到电影结束。

后来家搬到阜成门外八里庄,父母亲教书的学校就建在那。当年那片儿很荒凉,原是个乱坟岗子,四周全是庄稼地,牲畜马车往来不绝。在那片黄沙扑面的坟地上,慢慢盖起了楼房。

后来开始拆城墙了,不过还留着城门楼子。妈妈那时还穿旗袍,和姥姥的一样,都是寻常布料。妈妈的旗袍比姥姥的要好看,布料细,没有姥姥的那么长,只到膝盖下,比姥姥的有腰身,蓝白花的,白底紫叶的,浅灰白格的,素淡雅致。平时不穿,只有到作客或节假日外出时才穿。

那时候的人都心怀着一个崇高的目标,毫无怨言地在简单甚至贫乏的物质生活中,追逐着一种信念,一个理想。

乱坟岗子上渐渐楼房多起来,和菜地,猪羊马鸡混在一起,热热闹闹。小学,中学,机关,医院,纷纷盖起。我们的小学就是一座庙改建的,我们伴着菩萨佛爷上课。直到我去加拿大,西郊八里庄北洼路一带,还是一片绿色的农田,小商店也只有一两家。

九十年代再回北京,街道加宽了许多,农田上盖起了很多高楼,安静的北洼路已经商店林立,餐馆成群,路两旁都是叫卖的商贩,通了公共汽车,私家车也遍地都是。

旗袍似乎又隐隐派上了用场。多半是宾馆饭店里的年轻女服务员穿着,颜色鲜艳,图案靓丽,以红,金为主。总觉得她们穿的旗袍和姥姥的不一样,没有那种与古亭古院相映的醇厚与朴素,也和妈妈的不一样,没有那种在田野菜陇上的清新与明丽。但她们年轻,充满了活力,脸上,眼中有新时代的坦诚与期望,旗袍穿在她们身上,由她们赋予这古老的服饰于崭新的涵义。

那时的北京,城墙都已拆完,西郊八里庄已不再是乡下乱坟岗,到处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人声嘈杂,店铺林立,农田已经不见了,活的,满街满地跑的猪,羊,驴,马,鸡,鸭也不见了。

终于也想有自己的旗袍。我的第一件旗袍是在北京甘家口一家小裁缝店做的。女师傅是安徽人,心快手巧,一个人可同时接待好几个顾客,丝毫不混不乱。我挑中了一块丝绒的暗红和黑相间的料子,选中立领无袖,长款式,领口下方有椭圆形开襟的样式。女师傅量身剪裁,缝功也细密,我穿上后很满意,合体而曲线适当。

回到加拿大,这旗袍的还真很派得上用场,节庆宴会,朋友正式聚会,晚宴,甚至加拿大国庆节和多元文化节的各族裔的服装展示,大方又庄重。

过去在加拿大不大看得见旗袍,唐人街偶有几件,也是式样陈旧,面料单一,颜色俗艳的。近年旗袍渐渐多起来,各式新款,新面料比比皆是,不光中国店卖,普通大商店也有卖的,我的后几件旗袍就不用再回中国做了,都是在店里买的。

加拿大其他族裔的也有穿旗袍或改良旗袍出席晚宴的,有的式样很大胆,图案也新颖别致。

回北京反倒没有穿旗袍的机会,同学聚会,老友团聚,大家也穿得很漂亮,不过没有人穿旗袍。大家从小相识,或年轻时同学同事,都是穿着千篇一律的衣服,现在虽都跳出了黄蓝灰黑的框框,可还真没人穿旗袍,起码在我们的聚会上没有。

北京大大的不同了,坐车在一二三四环上转,高楼层层叠叠,成片,成海,让人头晕眼慌。我的未英胡同早已没有了原先的样子,我的八里庄也面目全非。大路,汽车,商店和楼群中充满了时代的挑战,蓬勃的商机,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

旗袍虽然还是旗袍,也不同了,不只是中国人穿,外国人也穿,式样,色泽,用料,图案设计都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

如今在多伦多也能买到很好的旗袍了,虽然还是不如北京的选择多。又买了两件旗袍,都是用纱做底料,再配上网眼罩纱,穿上舒适贴身,流畅有形。一件是大红罩纱的,有隐隐镶缀的小亮片,在灯光下星星闪闪,穿上很喜庆。还买了件紫色罩薄薄的黑网纱的,从上到下有一支梅花图案,底儿是艳紫,罩上黑网纱就成深紫色,配上浅紫色的梅花,在灯光下尤其典雅而醒目。虽然穿得机会不多,但看着喜欢。

儿时记忆中的北京,就象姥姥的旗袍,淡淡灰色的,平和娴静,古朴无华。青少年时的北京,就如妈妈的旗袍,素雅,清丽,明快,带着青春的朝气。现在的北京,就象模特大赛中的旗袍,古典的内涵已被靓丽,开放,大胆,新颖,前卫的造型所改观。时代日新月异。

北京还在变,每天都在变,充满了机遇与希望,但不管她变成什么样子,在我的记忆里,永远给我的北京留下一角青翠的绿地,在我的心里,也永远给姥姥,妈妈,和她们的旗袍留下一末温馨的蓝色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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