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1974.8.28地震大逃亡始末——36年后重访亲历者 作者:老歌


 

 

  真相:1974.8.28地震大逃亡始末

                                   ——36年后重访亲历者


    按:这篇文字已经被辑入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于2011年1月出版的名为《八年——成都知青云南支边纪实1971——1979》一书中,在此书中的题目被改为《1974年“8.28”地震大逃亡始末——重访亲历者》。原题目中的“真相”与副标题中的“36年后”被删除。在这本书里,约6万字的原稿,我按出版方要求删减为2万字,但在正式出版时仍被删去些字数(内容)。我曾要求在出版时加上“删节本”字样,但未被获许。我不大明白的是,此稿在终审时始终未获通过,被批有ZZ问题。在“八年”这本书中尚有记录云南知青于1979年年初“大返城”的文章,据说被批的原因是“真相”的“煽动性远远超过那些文章”。

这是我的“全本”,本想再做些修改后发在敝博里,可又一想,索性就这样发了吧。但要说明的是,这一稿中我太想说话,于是行文中显得比较啰嗦或者有些重复甚至是累赘的叙述,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多,也不管了,先就这么发吧。毕竟是那段时间从采访到消化采访、整理采访笔记和平复情绪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待稍稍静得下来,再事修改。


    重访之序(1)

在进行了为期月余的采访之后,我开始一边整理采访手记一边动手写作本文。也正是此时,恰巧拿到一本梅柏青转送来作为参考资料的书,这本书的全称是《中共瑞丽市党史大事记(1950.3——2000.12)》(以下简称《瑞丽大事记》)。出于习惯,我特意看了看这本书的版权页,上面有“德文新出准印证第N0  0000100号,编辑者:瑞丽市史志办公室”等字样。

尽管在版权页还有“内部资料,免费交流”说明,但对任何一位查阅者来说,这本180千字的“内部资料”仍然可以视为一本正规出版的史料书籍,也是令查阅者不得不引起重视的历史资料。

我所关注的是有关1974年的大事记。

在1974年的“大事记”里,我读到了如下文字:

“8月28日 境外敌特传谣:‘瑞丽将发生毁灭性地震。’部分知青一哄而起,从十一团四营十连开始串连,一天内就有13个连队228名知青离开生产岗位,要求返回原籍,至31日,十一团共出走知青358人。途中,与劝阻人员发生冲突,双方受伤60多人。省委、州委获悉后下令沿途党、政、军、民进行劝阻,至9月12日,除22人回原籍外,其余全部送回原单位。事后,对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对22人进行集中学习,对王兵等8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

对于瑞丽县(现为市)来说,1974年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也莫过于此。本文也是针对此事件进行的采写。

这段文字是我时隔36年后第一次从一本正统而正规的地方政府史志办编发的史料书籍里读到关于1974年8月知青跑地震事件的描述。对于一个县市级政府的史志来说,这段描述不啻就是一段历史的结论。这很严肃,以至于在读到这段文字时,仅就我在经过一个多月对此事件的采访调查之后所了解到的实情,一时竟有语塞笔滞之感。我认为,对于历史而言,8.28事件绝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小事而是重大事件,对此的结论性描述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更来不得半点虚假。

在这本书最后一页的“后记”里,我注意到了这样一些对该书史料的结论性文字:该书全面、准确地记述了半个世纪以来瑞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各项建设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客观、真实地记述了瑞丽各个时期的成功与经验教训。其所用数据真实可信,且具有长期使用和永久保存的价值。

这本书的出版日期是2002年6月。

这些文字使我的疑惑更甚,因为这些“具有长期使用和永久保存价值”的史料性文字记录与我采访中所了解的情况(仅针对1974年的8.28事件)相去甚远。在我看来,这段文字所记载的这段历史是不符合客观真实的,其所揭示的一些数字也是不确切不严谨甚至是草率的。坦率的说,在我读到这些文字后产生的第一感觉是其的闪烁其词和极端的不负责任。如若我从其第一个概念“境外敌特传谣”就开始逐句予以质疑、驳斥并逐步提示出我所采访到的这个事件中亲历者的自述,那么,这些对于一段历史事件概括性与结论性的文字还能站得住脚么?我以为,至少在关于“史”的文字表述中最不能出现的是不可考证的内容。“境外敌特传谣”便是最为典型一例。

于是,脑子里突突的冒出一个巨大问号: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抑或是我们到底该相信谁?难道我们的“史”就都是如此的不负责任么?而又是谁在不负责任?

这是不得不发出的来自作为亲历者更是来自历史真相的诘问。

所以我首先想提出的质疑还不仅仅是上述关于8.28事件的描述,而是对其“大事记”之“后记”中“客观、真实地记述了”以及“其所用数据真实可信,且具有长期使用和永久保存的价值”的这样一些显得颇为自信的具有自我肯定和自我表扬的文字的强烈质疑,因为这段文字昭示的是不容置疑的权威。

还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此条“大事记”的结尾(结论),竟然不顾历史的事实真相而将“事件”强行终结在一个当时年仅二十岁的知青王兵身上:对王兵等8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这是极其的草率和极其的不公正!更是对历史真相的公然漠视。

我曾经采访了被《瑞丽大事记》唯一提及的知青王兵,据他说,尽管当年他曾因参与跑地震被关押进瑞丽县大狱达十个月之久而令他记忆深刻,但是,从头至尾就没有任何人代表官方对他告知对他进行的是“刑事责任追究”。事实是,王兵在1974年9月初在建设兵团第三师师部被强行参加“学习班”,在学习班他被很突兀的指控为“8.28事件总指挥”。也正是因为这个“罪名”他被关押进了瑞丽县大狱,而十个月之后又被“教育释放”。对王兵来说是稀里糊涂的被关押进去又稀里糊涂的被释放出来。

尽管我无意对为此书付出了辛苦劳动的任何一位编辑提出任何对位的指责,但至少是对此“条”而言,我必须指出:对于任何一段历史的描述或概述,都必须站在揭示历史真相的角度和立场,准确无误的还原历史的真实。否则,无论你是谁,都将愧对历史,愧对后世,也将愧对自己作为人的良知。

我还想说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告诉我们下一代历史的真相。

在三十六年之后重又探究“8.28”事件的真相,无疑是一次迟到的触碰与抚摸。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片段在一篇一篇渐次揭开并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种厚重的也是沉甸甸的责任感。

这个责任感来自两个字:尊严。

当年的老知青们完全有权力发出自己来自底层的叩问。

因为此,我认为我完全有必要在本文前写下这个“序”。


    重访之序(2)

1991年,拙作《1974:地震大逃亡》刊发在当年5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青春无悔》一书中。那是第一次以纪实文学的形式记述了发生在1974年雨季里的、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十一团(现瑞丽农场)部分知青为躲避地震而引起自发性大规模群体返回家乡返回城市的事件。

这个当年即以其发生日期而被称为“8.28”跑地震事件被云南省定为云南三大事件之一。另两大事件分别为发生在1968年的“云南滇西挺进纵队事件”和发生在1975年的“云南沙甸事件”,这两个事件当年均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知青“8.28”跑地震事件发生之后亦被定性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可见其当年的严重程度。

“云南滇西挺进队事件”与“云南沙甸事件”后均已公开平反(分别为1978年9月8日与1979年2月),尽管造成这两起震惊世人的血案的元凶是谁而又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三大事件之一的“8.28”事件呢?直至今日,我认为这起被定性为“重大政治事件”的真相仍未被真正揭开。

由于1991年写作时的仓促,那一稿主要还是凭借自己当年的了解和知晓的情况的模糊记忆,没有更加深入细微的进行过采访。所以,作为作者,我必须承认我的第一手材料是缺失的也是不完整的。同时,我觉得需要提及的另一点是,《1974:地震大逃亡》在刊发时被删去了5000字左右,而这被删去的5000字中大致包含了以下一些内容:一是作为作者我本人对那次事件的“评价”的观点或看法;二是对当年事件中的一些颇为敏感而又模糊问题的质疑和提示。如跑地震中发生的“轮奸案”,以及在后来的审查中查处了“跑地震的组织者”等等。

坦率的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这个遗憾在若干年后再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时感到的重大疏漏与造成实际意义的对于历史真实的责任感的缺失。因为当年我只能在很有限的时间里找到并仅仅采访了一位当事人岑吉安。尽管如此,在我重新采访前,我依然认为《1974:地震大逃亡》的主要线索还是较为真实可信的。

2010年6月21日,我接到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第七团知青、也是此书编辑组成员、热心的云南知青联谊活动组织者、四川省妇联退休干部王小梅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说:“关于知青跑地震的历史事件,还是想请你来写。原因之一是你是《1974:地震大逃亡》的作者,比较熟悉那次事件;第二,最了解实情的梅柏青因为没有时间写作,他表示由你来再次写作是他最放心最信任的。如果是你来写,他表示愿意为你提供他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我知道我必须接受了,因为我没有理由再行推托。于是我便应承下来。

2010年6月22日中午,我拨通了梅柏青的电话。在电话里我告诉他我已经应承再写地震大逃亡事件,并请他再约几位当年参与跑地震的知青一起摆谈。这是必须进行的对亲历者的采访。

在选择采访对象及确定人数时,我与梅柏青有过十分慎重的考虑。一是必须是参与跑地震的亲历者,二是被采访人最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三是敢于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并愿意以真实姓名出现在本文者。同时我也提出,我想要面见并采访的重点人物是当年被打进冤案的冤屈者。还有,我强烈的意识到,如在上述“史料”中被提及的“四营十连”在“8.28事件”中是个颇为重要的概念。所以,安排第一次采访的对象主要是以四营十连的知青为主。

2010年6月23日下午2:00,几位当年的老知青也是当年“8.28事件”的亲历者如约到了我家中。他们中有几位是我当年就熟知的,但除了梅柏青、王建国、张绍荣我是回城后见过以外,另外几位是在我们结束知青生活后第一次见到。所以当他们在我家沙发上坐下来时,我才有空在三十六年之后仔细地打量他们,他们似乎也略有些局促,毕竟年代久远物是人非。可以说,我与他们之间是熟悉的陌生或是陌生的熟悉。面前的这几位与我同在瑞丽苦捱了近八年的老知青,那一张张显得老态了的沧桑的脸,让我突然觉得世事在岁月中充当着最为残酷的角色,而很难让人再次把这一张张原本青春的脸在记忆中复原到那年那月。

我异常慎重的在采访本第一页作了如下记录:

采访内容:1974年8.28跑地震事件始末采访时间:2010年6月23日14:00采访地点:成都市玉林小区芳华街21号采访对象: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十一团四营十连知青:

梅柏青(现成都日报社记者)

王建国(现成都市出租车司机)

李久元(现成都市个体工商户)

邓伯新(现成都市自由职业者)

张绍荣(现成都市自由职业者)

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十一团五营五连知青:

陈树林(现成都铁塔厂职工)

附注:1、上述六人皆为当年参与跑地震的亲历者;2、其中三人(李、张、邓)则是被打入冤案中的冤屈者;3、待补充采访者尚有肖炳元、王兵等。

采访人:本人(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十一团宣传队队员,后为瑞丽农场总场部宣教科宣传干事。成都电视台记者、编导,已因病提前退休)

 

诡异密码:地震大逃亡始发之缘由

“8月28日,境外敌特传谣:‘瑞丽将发生毁灭性地震。’”——引自《瑞丽市大事记》。

按照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十一团的惯例,全团各营每个连队晚饭后稍事休息便会召开全连大会,数年如一日。大会的内容无一例外的是政治学习。

1974年8月26日,十一团四营十连原本应该在晚上召开的全连大会,却突然在下午召开了,而且很意外的没有进行千篇一律的政治学习。

在全连大会上,副连长王泽贵代表连党支部传达了一份瑞丽县革委文件。文件内容大致是:“近期滇西地区及瑞丽县将发生六级左右的地震,各单位务必做好防震准备等等。”在一片嘈杂声中,副连长王泽贵要求连队所有人员利用工余时间自己进行搭建地震棚等防震准备。尽管大家对瑞丽将有地震早已经有所耳闻,但以县革委文件形式正式传达下来却仍然使得全连所有到会的人都感到震惊。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这个细节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是否将有地震发生,而是在于是否真的是传达了又是由哪一级发出的关于将要发生地震这件事本身。

地震并不诡异而是未知,但传达的县革委关于将要发生六级左右地震的消息却显得诡异。这个诡异就在于当时身在团部的我及团部的其他人在这个事件发生前竟然根本不知道任何关于将有地震发生的消息,更谈不上传达县革委的文件。这个诡异更在于来源的渠道。至少,若是县革委有此文件,首先到达的应该是十一团团部。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这类文件当由团部下发到其所属的各营,再由各营下达到其所属的各连队。

在这次采访中,我多次询问了当时五营五连参与了“8.28事件”的知青陈树林,他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连从未传达过要地震的文件。”

此次采访后的第三天,我同样询问了原十一团团部警卫通讯排的知青张德明和当时在六营的知青关桂状以及当时在团直属三连的知青代俊文,团部宣传队夏卫平等人,他们都明确表示在他们所属的单位,根本没有谁正式传达过地震的文件或消息。实际上,其它几个营都没有谁可以证实听到过关于将要地震的正常渠道的消息传达。

坐在我面前的这几位已经鬓发斑白的当年的老知青,在不断的回忆中又提到还有个别连队也是传达过的,如四营十一连和一连。据张绍荣回忆,在自己连队传达要地震的文件之前,他曾去过十一连玩耍,十一连的知青同学告诉过他连队已经传达过要地震的文件。据曹洪发回忆,十一连连长李占常在全连大会上传达了县革委下发的将要地震的文件。在四营营部,老四川知青吴运珍因孩子得了疟疾打摆子而正在营部卫生所住院,曾听本就很熟悉的营部机务排副排长龙太源讲到过机务排已经传达了要地震的文件,而且震级在9——10级。这个地震级别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或许那时还不大清楚,但本能的知道,一定很厉害,因为在传闻中有个概念叫做“毁灭”,也即将要发生的是“毁灭”性地震。而在1974年8月25、26日间,四营营部卫生所已经开始动员住院的病情较轻的病人尽可能的出院或回老家或回连队。在此同时,许多敏感的知青已经察觉到这样一个开始“转移”的现象:部分营、连干部已经着手安排自己的妻子儿女借探亲为名离开瑞丽返回老家。

但是,还有那么多的连队呢?是否都传达过这个文件?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仅有少数连队传达过,而就因为这个原因引起了众多知青更大的猜忌与不安。在许多知青心中,由此有了被抛弃的感觉。

四营是十一团最大的营,计有十四个连队。若仅有二、三个连队传达过,那么就仅仅占全营全部连队不到十五分之一。

但此时,在四营的各个连队,或许也应包括其它几个营,瑞丽将要发生大地震的传闻早已在传播、扩散。

将要地震的消息与传闻使得原本就很敏感的知青们陡然有了更加强烈的不详之兆。

陆续有知青找到领导要求请假返回原籍探亲,但无一被获准。

四营十连传达关于将要地震的文件的时间,距“8.28事件”始发仅隔两天。

对于四营十连的知青来说,在若干年后重又浮现出那次的全连大会内容,依然显得有些诡异。在谈到这一点时,梅柏青、王建国、张绍荣等人的脸上闪现出一种既肯定而又有些疑惑的神情。因为关于瑞丽将要发生大地震的消息他们早已听闻,但为什么独独我们连会放在最后传达呢?在传闻四起后连队领导的态度却又吱唔暧昧,这也使得十连知青疑窦丛生。为什么有的连队在传达后已经安排了利用三个工作日的时间来搭建防震棚而我们十连却要求在收工之余搭建呢?为什么有的连队为知青们老职工们提供了搭建防震棚的部分材料而我们连什么也不提供呢?

采访之初,我就决定将对地震消息来源的探究放在了首位。这至关重要。

2010年6月25日晚,我拨通了原十一团二营副营长、昆明知青严绍霞的电话。在电话里,严绍霞表示,1974年8月发生的知青大规模参与跑地震之前,在她印象里没有传达过任何有关将要地震的文件或通知。但据她回忆那几日曾有一天的确发生了地震,她说:“记不清是哪天了,但一定是在8.28之前的一天。那天晚上,由于要处理一些事情,我独自在营部办公室里,大概是在十点左右,我突然感觉到办公室的窗户发出“嚓嚓嚓”的响动,紧接着开始有了一阵摇动。我不知所以,还以为是谁家的孩子在闹着玩儿,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可能是地震了。于是我赶紧跑出办公室。这时候,营部的许多人也都从家里走出来,站在营部的空地上。这天晚上,我和营部的知青王卓娅、杜志和、张长键等人在拖拉机的车斗里度过了一夜。这之后的三天,我们都是这么度过的。”

对严绍霞的访问,可以提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当年在二营没有传达过关于将要地震的文件;二是那时的确发生过小级别的地震而这个地震在许多人的记忆里被忽略了。实际上,由于年代的久远,许多记忆出现了误差或彻底的忘却。但曾经出现过小级别的地震却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我曾打电话采访如今尚在云南瑞丽农场四分场十队的退休干部,当年曾任四营十连副连长的李金玉,提及往事,我感觉他在电话里显得尤为小心谨慎,最后他对我说:“哎呀,太久了,我真的记不得了。你再问问其它人呢?”和李金玉通话后,我又打电话到了北京,找到当年曾在四营营部任军务参谋的转业军人方荣华。方荣华在电话里客客气气的对我说:“当年那些事我的确记不得了,这么多年了。那段时间,我是因为结婚,在8月初就去了北京,等我回来,跑地震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好些事都是我回来后听别人说起的……”我知道我不能再打扰他们。毕竟年代久远。当年的老三届知青们大都开始过着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退休生活。作为当地干部,老方当年娶了位贤慧的北京女知青,如今过得幸福平静而波澜不惊。祝福他们!

2010年6月27日,梅柏青来到我家,兴奋的地告诉我说他终于找到了他当年也即他在1974年8月之后记录下来的关于跑地震的“大事记”。这个“大事记”梅柏青早就跟我说过,但他始终没找着,为此他十分懊恼。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曾为三师十四团知青的妻子告诉他,那份被他视为极其要紧的“材料”她早就为他收藏好了。梅柏青在谈到这事时,脸上流露出孩童般的兴奋使得我不感动都不行。

我从梅柏青手里接过这个凝聚着厚重而又复杂情感的“大事记”,小小心心的放进一个塑料文件夹。在文件夹上,我附上了一个小卡片:梅柏青私人资料。

与官方出版的《瑞丽大事记》不同的是,梅柏青的“大事记”是一叠发黄的厚厚薄薄的纸,分成两本装订成册并加上了封面。我数了数,这两本共有59页。已经生锈了的订书钉把不大一样的纸张并不很整齐的装订在一起。封面齐眉顶头处,竟钉了七枚订书钉。看得出这些纸张主人的精心和仔细。这就是梅柏青当年按日期顺序所记的“大事记”——整整保存了36年的注入了一位当年年仅二十岁的知青的泣血记忆。

在三十六年之后的今天,从这些发黄了的纸张与那里面密密麻麻有些缭乱的字迹里,我们仍然能感受到这泣血记忆里所饱含着的青春生命的重要。

当晚,我仔仔细细阅读了这份沉甸甸的“大事记”。

在“大事记”里,我找到并抄录下如下这些文字:

“1974年8月26日星期一午后全连开会,会上,副连长王泽贵宣读了县革委印发的地震预报。预报中说,今年九、十月间,在滇西地区特别是瑞丽地区,将发生六级左右的地震,要依靠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切实做好防震救灾工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防止阶级敌人造谣破坏等等。会场上,大家只是静静地听着,并未感到突然,因为早就知道了,但是当王泽贵要求大家用业余时间自己砍草备木料搭防震棚时,下面一阵嘈杂议论……”

从梅柏青三十六年前的笔记,在得到我第一次采访时对一些被采访者回忆内容的佐证的同时,我们已不难判断出当年的实情。但我还是想再进行了解访问,以便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我心中想:如果是案子,我就一定要把这案子做成铁案。

2010年7月1日下午3:00,我打通了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十一团团部军务参谋、转业后回到老家遵义早已经退休了的杨友琦的电话。在电话里,我主要询问了以下情况:第一、1974年8月中旬,是否有瑞丽县革委下发的关于近期要地震的文件?第二、当时团部是否有过此类文件的传达?对此,杨参谋回答说,第一,当年团部没有传达过,而瑞丽县委也没有下发过此类文件。第二,倒是记得那时有过提高防震的一些防范要求。但年代久远,杨参谋也记不大清了。

我多少有些失望。杨参谋是我这次采访中唯一的一位当年的现役军人干部,可他也记不清了。还好,杨参谋告诉我说近期准备来蓉,到时候见了面再细细的聊。于是我期待着与杨参谋的见面。

有时,回忆也需要由回忆来启发。我相信,历史在记忆里总会留下些痕迹。

为扩大采访范围,我决定利用网络开始进行网上采访。

在“云南知青团QQ群”里,有一位当年的女知青“莲子”对我说:我是4营8连的,我们连没有传达过这个文件。记得那天我正在割胶,十连、三连的人背包拿伞的下来了,看见我们割胶还说“还不快跑,要地震了!”他们说是外国电台说的。当时是收听的“敌台”。

“莲子”说的“那天”是“哪天”她也记不清楚了。当年诸如此类的传闻很多,都是“据说”是收听了“敌台”的广播。但是,在采访中从未过任何一个人能证明到底是“谁”收听了“敌台”。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境外敌特传谣”?而这个“敌特”又是谁?

2010年7月10日,原十一团团部军务参谋杨友琦终于来成都。我在原十一团老四川知青葛现勋儿子的婚礼上见到了杨友琦杨参谋。由于杨参谋是当年的老熟人,加之前几年杨参谋来蓉旅游也曾见过并在一起吃过饭,稍事寒暄我便拿出采访本直奔我想要的主题。杨参谋当年的身份使我深感他的重要。

下面是我们的谈话内容:

问:杨参谋,你是否还记得1974年8月中下旬知青跑地震事件?

答:咋记不得?那次跑地震闹得很凶哦。

问:是啊,是很凶。我这次采访了许多知青,对那次事件也有更新的了解,但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感到困惑。

答:啥问题?

问:就是关于地震消息来源的问题。

答:哦?

问:关于这个问题,我采访了很多知青,似乎只有原来四营十连、十一连、一连和营部机务排的人回忆说是听了上级传达的将要地震并要求做好防震工作的文件。但是其它营连的知青都说从没有听说过有文件传达下来。而当年我们在团部也没有传达吧?我想要落实的是当年到底有没有传达过将要地震的文件。

答:哦,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好像是……好像记得当时是由瑞丽县革委和十一团形成了一个通知,内容大致是要求做好防震的准备工作。但由于那时怕因为地震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混乱,所以,在下发通知时要求各基层单位以此为基本原则,看具体情况再决定是否将通知传达下去,但有一条,如果传达也首先在党团员和干部中传达。

关于地震消息来源的诡异突然有了新的情况,杨参谋终于被唤起的回忆使得一些原本模模糊糊的东西开始变得不再那么模糊。原本显得有些诡异的地震消息突然有了较为清晰的源头。

2010年7月18日上午,为欢送即将返回贵州遵义的杨参谋,我们一群原在团部工作过的知青在成都望江公园露天茶座又组织了一次小型聚会,我很本能的抓住这个机会把杨参谋拉到一边再次谈及此事。虽然具体时间在记忆确实模模糊糊,但基本的事实是清楚的,而杨参谋又回忆起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据他的回忆,大概是在1974年7月下旬或是8月上旬,十一团团部关于在瑞丽将有地震的文件曾在现役军人干部中传达。

我再次得到了他的证实。这也是我此次对当年瑞丽将要发生地震消息来源采访的一个重大突破。

使我感到最遗憾的是,我仅仅采访到杨参谋这一位在当年任职的现役军人干部。据杨参谋说,十一团当年的团部首长们大多相继离世。

2010年7月28日,我通过原十一团七营北京知青杨文顺寻访到了原十一团四营副营长、北京知青徐凤琴。这天晚上,我拨通了徐凤琴的电话。电话里,在我道明了我是谁缘何找她之后,这位当年的知青副营长回忆说:“我好像没有印象传达过有关将要地震的文件。但那段时间,我们营部也的确是有地震的防范措施的。我为此曾经连续值守三个晚上的通宵班,而且,那时我们营级干部都配了手枪,要求如果发生情况譬如地震,就要立即鸣枪示警。”我明白了。

在我提出若在本文中提及这次通话内容,是否能使用徐凤琴真实姓名时,她略微沉吟,便答应了。在此,我表示由衷的谢意!

实际上,无论是谁,在三十六年之后的今天,在提起当年的一些情况时,都有可能忘却或是记忆模糊而不大清楚。但是,历史的真相,不正是从一点一滴的模糊的或并不十分清晰的回忆中逐渐还原并渐次拨开的呢?

在网上,通过“云南知青QQ群”,我遇见了原十一团三营一连的女知青胡西萍。在得知我正在采访后,她热心的向我提供了一则她当年的日记,并大度的表示可以以她的真实姓名示人。

这则日记是这样记述的:

“最近,上级领导发下了防震通知,这是非常震动人心的事。对于地震,许多人,特别是我们知识青年,谁也没有经历过,所以不知道它的破坏力有多大,社会上的传说也很多,都为地震而感到恐怖,这多么值得我们警惕啊,阶级敌人一定会跳出来,煽动人心,造谣破坏。”这则日记的日期是:1974年8月20日。

这是个精确的时间概念,一时令我心跳不已。至少我可以得知那份文件是在8月20日之前传达的。

在给我的邮件中,胡西萍还附有这样一段话:“我刚才向从我们连队调到营部工作的同学询问了一下1974年地震的事,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是有一些知青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广播里把地震的事说得像真的一样,说是大约在7、8月间,中国的云南西南部与缅甸相邻的地方可能会发生地震,一传十,十传百地,很快基层连队就传遍了,人心惶惶地,很多人决定要赶快离开,回成都避难。为了安定人心,也为了如果真的有地震发生时不至于慌乱失措吧,营部决定以口头通知的形式,告诉各个连队既不要慌乱,也不要毫无准备,起码是心理上不要毫无准备,于是,就有了虽然是正式开会通知,却没有见诸于书面的状况。”

这些“说法”本身就有矛盾之处。一方面是有听过传达的,但更多的却是风闻。或许,正是由于出现这样的状况而使得知青们更加惶惑。

实际上,哪怕是三营,也不是所有的连队都传达过这份关于将要地震的文件。

2010年7月23日傍晚,原四营机务排拖拉机手、北京知青程国维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如下一些残存在他记忆里关于地震文件一事。他说:“前几天你给我打过电话后,我又仔细的回忆,也找过几个人询问,记忆的确很模糊。但我告诉你,地震的那份文件我看到过,就在我们机务排。机务排传达了这份文件。”当我再次问及文件是否提到地震震级时,程国维表示:在他的记忆里文件没有提到地震震级。

仅就这个电话所提供的回忆线索,梅柏青等四营知青在此之前也谈到过。据他们回忆,在四营机务排,曾由副排长龙太元传达,传达后很快就传开来的是瑞丽将要发生的是9——10级地震。

2010年8月2日,原十一团二营知青杜志和给我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在他们前几日的一次小型知青聚会上,偶然提及当年跑地震一事,在谈及到底是否下发过将要地震的文件时,一位原在二营营部工作过的女知青王卓娅说她清清楚楚的记得曾下发过关于要地震的文件,因为这份文件是她亲手签收的。我很兴奋,当即请杜志和尽快安排见面。这也是我在基本完成采访后的一次重要的补充采访。

8月4日下午,在杜志和的安排和陪同下,在成都市高笋塘紧靠一所医院的沙河边,我与梅柏青见到了这位当年亲手签收地震文件的知青、如今的教师王卓娅女士。

那天很热,没有一丝风。沙河边沿着河岸斜斜的凹凸不平狭长的坡地上,生长着几十棵颇为高大的枸树,形成了一个很小的大概只有百余平方米的小树林。枸树林外,还残存着几列老旧的二层红砖楼房。

在闷热潮湿的空气中,枸树将稀疏的枝叶伸展开去,竭力为不多的光着膀子摇着蒲扇的茶客遮挡住热辣辣的阳光。

这里显然是都市建设遗留下来的一个小小角落,而正是这个小小的角落,成就了一个极其简陋也是成都最为传统的露天茶座。

一位四十来岁模样、白白胖胖的老板娘从不远处斑驳的树荫下钻出来,扬着被热得红扑扑的脸笑咪咪的迎着我们走过来,边擦汗边长声吆吆不紧不慢的唱:“来了哇四位?喝啥子茶?我们这有两种茶,一种3圆的是花茶,一种5圆的是素茶,你们要喝哪种喃?”我们相视一笑齐声说喝素茶。老板娘于是又长声吆吆的唱着“四杯素茶就来哦”笑眯眯的转身走去。只一小会儿,我们每人面前便泡了杯5圆的素茶。老板娘顺手将一只外表不大干净的暖水瓶放在简易的折叠式茶桌脚边。

我们四人也边擦着汗,边在如今都市里并不多见的竹椅上“吱吱嘎嘎”的坐下,没有寒暄也没有客套,我们都是当年曾在滇边红土地的一隅苦捱过数年的知青。

于是便开门见山。

王卓娅说:“我记不大清楚是1974年8月几号的具体时间了,但我清楚的记得是我接到并签收的文件。因为是说瑞丽将有地震,所以我记忆深刻。那是份团部发来的红头子文件,记得好像是叫通知。文件正文是打印机打印的那种深蓝色的字,内容大致是近期将有地震发生。但……时间太久了,那天跟颜绍霞、老杜他们聚会完回家后,我想了很久,但实在想不起来具体内容了,就记得这些。肯定没错,是县里和团部发来的关于要地震的通知。”她有些歉意的笑笑,又从随身的挎包里拿出一张纸,接着说:“我还特意查看了我当年的日记,很遗憾,其中只有一篇大概可以提供些帮助的,我给复印了一份拿来。”

我伸手接过这份日记复印件。看得出,复印件上的日记是写在笔记本上的。32开本的笔记本的一面上有规整的横条,而另一面则是带着边框花纹图案的“毛主席语录”。这是一本具有着鲜明特色的只有文革时期才有的笔记本。

日记原文如下:

1974年9月1日前久,我们传达了一个关于瑞丽地震的文件。

八月二十八日,由四营开始的逃跑事件,已经涉及很远了。这件事,省委也已经下了结论: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已经构成了破坏批林批孔、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社会治安,阻碍了交通运输。现在,师、兵团、省的工作组已经下来了,沿途动员了好几千人的工纠队,声势也闹得很大。我营也跑了57人。

从这件事的性质看,问题是严重的。

(日记完)

这就是许多知青在回忆时提到的8.28事件当年定性为重大政治事件的“三个破坏一个阻碍。”

王卓娅当年曾是二营团工委专职副书记,并兼管着营部文件的收发工作。

1974年年底前,王卓娅很幸运的离开了瑞丽,前往四川南充师范学院读书。她告诉我说,这篇日记是她在云南知青时代的最后一篇日记。

在对王卓娅表示感谢的同时,我提出要求,请她在那份日记复印件上签上她的名字,并明确告知,我将在本文中引用她的日记并会出现她的真实姓名。没有丝毫的犹豫,她在日记复印件上签上了“王卓娅”三个字和这天的日期:2010年8月4日。

在这里,我仍然要由衷的谢谢王卓娅!谢谢杜志和!也要谢谢陪同我前往采访的梅伯青!

这天晚上,我重又整理了一遍采访笔记。我欣喜地发现,梅柏青当年写下的“大事记”;杨参谋的回忆与我对原四营副营长、北京知青徐凤琴的电话采访;对知青王卓娅的采访以及她提供的日记;知青胡西萍在网上为我提供的日记;北京知青程国维的回忆等等对当年的实际情况至此都有了相互的印证,关于地震消息的来源,我们已经可以还原出一个基本轮廓:

一、1974年7、8月间的确下发并传达过瑞丽关于将要发生地震的文件(并同时提出各单位要切实做好地震的防范工作);

二、此文件由瑞丽县革委和十一团党委联合下发;三、这个文件传达出地震消息的最早时间应该在1974年8月20日之前;四、在十一团所有的七十多个连队及其它单列基层单位中,只有极少数的不到10%的连队和基层单位传达过将要地震的文件或口头通知;五、当所有关于将要地震的传闻在传播中逐渐放大(地震级别)并在得到相关文件传达证实之后,对未可知的地震的恐惧心理也同时达到一个极限。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由官方传达预防地震的通知本身应该是一件好事情,而且从年代背景上看那时各级政府对地震预报也是比较重视的,譬如1975年就事前预报了辽宁海城的7.3级地震,有效地减少了人员伤亡。但是在2002年出版的《瑞丽市大事记》里,为什么要掩盖曾经传达过的关于瑞丽将要发生地震文件的事实?如果当年导致一群知青大逃亡的的始发缘由真的仅仅如“境外敌特传谣”这般简单,不显得诡异么?

这就是我为什么执意要进行关于地震消息真正来源调查的缘由。

我以为,关于地震消息的文件在“8.28事件”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试想,如果十一团所有的连队按照统一部署进行了必要的及时的传达,在明确了关于地震的消息之后再作出相应的防范措施等等等等,或许,事态不会发展到后来不可收拾的局面。

 

绝望出走:悲壮的选择与放弃

“部分知青一哄而起,从十一团四营十连开始串连,一天内就有13个连队228名知青离开生产岗位,要求返回原籍,至31日,十一团共出走知青358人。”——引自《瑞丽市大事记》。

人的一生始终伴随着选择与放弃,而无论选择还是放弃都引导着前行中的步履蹒跚。可以说,文革后的这一代知青从踏上社会那一刻起,就在唯一的选择中“选择”。这是一种历史的无奈。尽管如此,带着被文革的扭曲心理,在人生初始的选择中,知青们仍然执着地延续着火红激情年代里于近似于幻象中的瑰丽景色。也正是由了此,知青们在农村、边疆的广阔天地里依然期望着轰轰烈烈的人生。而当这一切都被自己面前无情的现实一一击得粉粹的时候,他们赖以坚持的精神支柱便不可避免地在简单枯燥的重复中轰然倒塌。于是,他们能作出的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放弃。而支撑这放弃的,只有一个最简单最本原的祈求:回家。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在知青所有的祈求、期待或者期望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心理诉求:没人愿意作职业知青。

于是,这选择与放弃就被加注了一个概念:悲壮。

2010年7月8日深夜,我与原十一团四营五连北京知青、现居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情报专家姚仲勇在网上云南瑞丽知青QQ群里有过一番关于当年“8.28事件”的谈话。在谈到我对那次事件的采访、思考以及写作时,姚仲勇有过这样的议论:“选择跑地震是一种悲壮的选择和放弃。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不安全并且难以预见结果的行为不单纯是从众心理。因为当时的环境对于知青尤其是四川知青充满了绝望。军人进入农场是对于农场本来就很贫瘠的资源的强势掠夺。知青跑地震,不是单纯的青春的冲动,关键是绝望,是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

的确如此,“绝望”是那时知青的一种普遍心态。当年的知青实际是选择了一个自己根本没有对付这样经历的经验的行为方式。以至于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自己原本基本无意识的意料,也就有了以后如揭竿而起般出走后在前途未卜途中炼狱般的不堪经历。

十一团四营十连也注定了将会成为“8.28事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

除了在上述《瑞丽市大事记》里有幸被权威的提及外,当年的十一团四营十连若用现在的话来讲,的确算得上是很另类的了。这个连队的知青似乎特别团结。尽管在知青中亦分为好些个因了性格、志趣等等原因而自然分成的小团体,但只要遇到什么事,那么,平日里的各个小团体就会立即义无反顾的一致起来,并且在一遇到什么事的时候会显得异常凶猛和血性。

四营十连还有个特别引人关注的原因,这就是,在这个连队有四营乃至十一团最著名的知青人物,那年月被叫做“舵爷”或“舵把子”们。

这是个从旧时代延续下来的四川特有的一种亦官亦民的民间袍哥文化现象,“舵爷”或“舵把子”是袍哥会里对“老大”的称谓。而“义”字是袍哥间必须遵循的第一法则。当时民间流传两句话:“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倥子即未参加过袍哥组织的人)”。由此可见,袍哥的确是当时江湖上的川人参与人数甚众影响颇广的一个帮派组织。

新中国建立后,旧时代的东西皆被废除。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许多东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得以延续。

从1966年小学五、六年级就懵懵懂懂的参与进文革当中的这批人,在他们的行为中不可避免的带有着那个时代特征。

文革后期,许多曾在文革中冲锋陷阵的中学生红卫兵在失去了继续学习机会的那一个同属“逍遥派”的阶段,都走上了社会,延续着文革中不同派系不同学校或不同工作单位等等原因,成为了当时社会上相互不买账进而时时会有挑衅到斗殴的不稳定因素。那时,就有不同的派系之老大也即“舵爷”、“舵把子”的称谓。这个称谓不仅在文革后期无序的社会中流传,也带进了文革初期刚十二、三岁、后来成为了支边云南知青中。实际上,这个称谓带有的全部含义不外是一个讲江湖义气的“义”字。

在四营十连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义”字的氛围。

就是这个四营十连,在特殊的时刻总会有激情迸发。所以在那个强权时代,兵团连队动辄捆绑体罚知青是家常便饭,但是无论是谁都不敢在这个连队里对知青为所欲为。无论你想要对知青们做任何可以令知青们感到不平之事,那么,这个连队的知青们一定会团结一致的奋起反抗。

当一个实际的弱势群体不得不以强势的模样进行自保时,就自然形成了强烈的自保意识,而且不畏强权。

曾出现过这么一回事,四营及连队领导要求十连知青集体去参加修水电站,但由于知青们感到在分配工作时有所不公,于是集体拒绝参加。正在四营视察工作的三师老红军出身的张副参谋长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说:“谁胆敢不服从领导不去修水电站那我就修理谁。”赶到十连的张副参谋长在连部立即把几个带头捣蛋的知青叫到连部办公室训话。训斥中见那几个知青对他的话根本无动于衷,而办公室门口及窗外还有一大群知青围着起哄,张副参谋长忍不住拍案而起,让他没想到的是,小个子知青张绍荣也对着他拍响了桌子。张副参谋长气得大叫:“拿绳子来都给老子捆起来!”而让他更想不到的是,在他发出此命令时,在场的数位营、连干部都站着没动,没有一个干部去拿绳子。直气得张副参谋长佛袖而去。

也正是如此,四营十连不仅在十一团,也在三师挂了号。曾有师部首长怒斥:这个连队的坏知青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这么一个在各级领导者眼里恶名昭著的连队,也有其的可爱可贵之处。

1973年旱季的一天中午,与十连毗邻的四营三连橡胶林突发大火。一时间,大火照亮了整座大山,正在午休的附近几个连队都响起了急促的哨声。此时,急速奔跑近两公里率先冲进火海救火的正是一拨以往被指斥为十连的坏知青们。

四营十连的知青就是这么一群人。无知无畏敢作敢当不计后果义无反顾。没什么他们不敢的。

当年我就听说过此事。也记得曾有许多人热议:都说那些人是一贯打架闹事的坏知青,但是,就那次冲进橡胶林救火,咋就他们冲在最前最先冲进火海,而那些平日表现最好的党团员却都落在后面?

在这次的采访中,我有意提及了那次橡胶林救火一事。没想到的是,虽然我能感觉到那次救火他们记忆犹新,他们却并不愿多说,只憨厚的笑笑。他们并不粉饰自己,实实在在的面对着自己作为人的良心。

不熟悉橡胶垦区的人或许不大清楚,橡胶树因了其富含橡胶乳汁是极易燃烧的树种之一。一旦发生火灾,就几乎无解而极其恐怖。

其实我很想了解他们那次的救火。王建国憨厚的“嘿嘿”一笑,说:“那天我正在附近的一个连玩耍,突然看见那边火光冲天橡胶林失火了,就赶紧冲出去。但是我脚上穿着一双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回力球鞋,好几块钱一双,我舍不得啊!但是橡胶林失火了肯定要去救,我就干脆脱了鞋光着脚就冲了过去。差不多有一里路的距离,等我冲到着火的橡胶林时,我看见我们十连的九泼(李久元)、高哥(张绍荣)、邓伯新他们也已经冲到了。那时我们也不懂,随手抓起地上的橡胶树的树枝子就迎着火浪冲进去又扑又打,但还没接触到火手里的树枝子就燃烧起来了。真的,好恐怖!”在后来我对十连知青肖炳元的补充采访时,提到那次救火他也笑着说:“橡胶林失火太吓人了,记得我还有几个知青身上都被火燎着了,我们又不咋个懂,毕竟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大火,结果我们几个慌不择路的跳进一个烂泥坑塘里打滚,好不容易才把身上的火灭掉……”

这个连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知青中各色人等各路角色齐全,既有远近闻名的操哥舵爷,也还有几个不算安分的喜欢看书的读书人,还有几个爱好音乐的吉他手,连队的吉他声每晚都要闹腾到深夜。当年云南兵团恐怕有近千个连队,我听说由成都知青自己作词作曲作为“连歌”的只有四营十连这个连队,直到今天只要十连的人聚在一起,大家都会一如当年癫狂地唱起这首叫做《连队的春天》的“连歌”。而且这个连队还有一种清谈论辩之风,年少气盛,刚刚读了几本大部头,两个大胡子(王兵和梅柏青)喜欢高谈阔论,而且喜欢捉对厮杀,辩题往往都是民间版的那些大得吓人的江山社稷的事情。而往往这时候十连那些平日里很少读书的操哥舵爷也喜欢扯场子坐在一旁听这两个大胡子疯疯癫癫口吐狂言。

所以,以我在采访中对他们的基本了解,当四营十连的知青率先开始提出跑地震时,我并不感到奇怪。

但是,十连的知青又是怎么在如今来起来是很轻易的作出了要跑地震的决定的呢?

重新翻开梅柏青当年记的“大事记”,我们不妨试着从这里“概要”的回到1974年8月:

“8月23日星期五有关地震的传闻早已经传到十连。当时山下的连队有的已经传达了地震预报的文件。而在十连,大家知道的也就是传闻中要地震,地点在瑞丽,至于震级大家也不清楚。晚饭后,照常有几个关系好的来寝室里玩儿。闲谈中,北京知青江新生把他听到的最新消息带给了大家,据说是一个在县城的北京知青在收音机里无意中听到的,消息是日本广播电台广播的,说是在中国瑞丽与缅甸南坎之间将会在九、十月间有七——八级地震。大家对这个消息很感兴趣,围绕着七至八级谈了许多,也谈了不久前四川甘孜地震和云南昭通的地震……到后来,气氛渐渐紧张起来,心情都很沉重,最后不欢而散。走时,大家还建议,夜间门不要关,睡觉时要清醒一些等等。”

“8月25日星期天午间,原我连老职工周孝悌来我寝室,又和他谈及地震一事,他说他们一连传达了县革委印发的地震预报文件,预报是六级左右,地点是滇西地区主要是瑞丽县,时间是九、十月间……他也谈了山下连队听到的有关地震的种种说法,盛传的有这么几种:一是日本电台的广播,震级是七——八级;二是英国电台的广播,震级是8.2级;三是外国(这里的外国街指的是缅甸。笔者注)街上的商人都不做生意了,都在向南坎山后转移等等……

“8月26日,星期一午后全连开会,副连长王泽贵宣读了县革委印发的地震预报……

散会后,我和张翠寿、江新生到了谢肇景家里。谢的孩子打摆子,在营部卫生所住了几天院,刚回来。问了病情后,谢就问下午在开会?张说是。说会上传达了县革委的地震预报。谢马上问预报中说的是几级地震?张说是六级左右。谢说,怎么我在营部听说的不同。谢就把他昨晚(25日)在营部机务排全体大会上听到的、机务排副排长龙太源口头传达的瑞丽地区将有九至十级地震的惊人消息告诉我们。我们马上惊慌起来。谢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很颓丧,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孩子刚刚在打摆子,拿了几天的药就回来了。说的是营部卫生所因为另有防震救灾任务,因此把住院的轻重病人全都动员回家……

……晚上,联系到这几天来的所见所闻,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绝望……大家都默默无语。突然,这个连里以大炮著称的张翠寿叫嚷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走!我们的命是值钱的,说我怕死我就怕死。老子死在战场上还是烈士。死在这里,泡都不冒一个……我们干脆回家算了。”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冲动过。刚才还无声的寝室,现在就像开了锅的水一样,人声鼎沸、大吼大叫,马上引起了共鸣。他也的确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不走,难道要我们在这里等死?”

到底是青年人单纯的表现,一提到要走,这么重大的问题突然就决定了。至于一路上还有那么多具体问题,谁也不去多想了……时值月底,大家身上都没有钱,向谁去借呢?就在这时,张绍荣说了声:“卖铺盖。”这把大家都提醒了。反正有些东西带不走,该卖的就把它卖了,只要这些东西一脱手,一路上的钱就够了。大家嘻哈打笑了一阵,从他那里出来,已经是十一点了。”

“8月27日一早,江新生摇响了电话,接营部机务排,找机务排的北京知青程国维。当时电话机旁边还有冯全达、张翠寿、陈华群等人。电话接通后,江便把龙太源25日晚传达九至十级地震的情况问了一遍,希望得到证实。程国维证实了这一问题,说龙太源确实说过有九至十级地震。

打完电话后,我和张翠寿、唐艳春去借钱,我们先到的八连。一进八连,气氛大不一样。房前屋后,许多人都在搭防震棚,三五成群,紧张忙碌着,想到我们连上还没有动静,领导还要业余时间自己搭防震棚,有点让人寒心……我们没有久坐,马上又到营部,气氛就更不同了。招待所门前停了一部汽车。许多人在往车上搬东西,像是在搬家。办公室的门都紧关着,看不见一个工作人员。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营部周围家家都搭好了地震棚,有的都搬进去住了。营部的议论就更多了,当时我们在十一连就听说了,李副营长到团部请假回家未获准的消息,还听到了徐副场长的抽屉里,请假申请已经是厚厚的一叠了,那几日请假回家的特别多。26日,营部宣布冻结批假,才把这股风刹住。

……关于九、十级地震,有知青问营部徐副营长有无此事,徐副营长回答道:“不会那么严重,要真是九至十级,不要说你们,我们都要走。”

回连的路上,我们边走边谈,最后达成一致的意见,走是肯定的了,最迟不超过31日,具体哪天,等回连队再商定。”

“8月28日早饭后,照常敲了上班钟,也就在这时,陆陆续续的每排房子都走出了一些提着旅行包的、背挎包的、身上系着包袱的、手里拿着吉他的男女知青,他们有的在向老工人道别,一些小孩子围上来,好奇的望着我们。在他们的目送下,我们渐渐离开了连队。

就这样,大家仓促成行了。”

从上述文字反映出来的种种实际情状,哪怕是在三十六年之后,我们也不难作出合理的推断。

实际上,在采访中我发现许多连队基本如此,只不过四营十连似乎显得更为典型罢了。或者说,他们是知青们当时整体心态与行为的典型缩影。

我同时惊异的发现,梅柏青所记的“大事记”里,当他们以决绝的态度确定了要出走的时候,这些当时刚满20岁的知青们心中原本感到的惶惑不安、沉闷焦虑以及对一些领导的不满甚至愤怒在那一刻起突然变得明快起来,而且“大家都很兴奋”。知青们突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们甚至联想并谈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在那一刻陡然间似乎多出了一抹浪漫潇洒而不顾后果的豪情。这不能不说是悲壮!不能不说是他们真的是“天真”和“年少无知”!从我了解的情况看,整个“8.28事件”出走的知青,绝大多数是被叫做“小四川”的成都知青,而几乎没有比他们稍稍年长些的老三届北京、上海、昆明知青。

四营二连参与了出走跑地震的一些知青在回忆中甚至表示:“其实,铺天盖地的种种传闻与上级传达的地震消息交织在一起,地不地震那时对我们都显得有些麻木了。我们只觉得那些日子里太苦了,每天十几个钟头的重体力,没谁吃得消。干脆走吧。如果真的地震了,我们算是躲过一劫,如果没地震,我们也趁机出去躲躲繁重的体力劳动,连带着也算是旅游一回。”

坦率的讲,建设兵团时期的劳动的确异常繁重,经常会组织诸如“大战红五月”、“平田改土大会战”、“开荒大会战”等等名目军队集团式的劳动,这不仅是对年轻的知青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就是那些老工人也感到吃不消。在我的记忆里曾有这么件事:1972年底到1973年初,我们为架设团部到一营、三营及团直属一连姐告的电话线,每天都要抬着沉重的水泥或木质电线杆沿着线路走好几里地,如此反复长达半年之久。一日,一位当地山上的村民大爷叹着气对我们说:“看着你们好多久了,哎哟,你们都是些娃娃哟,咋吃的人饭干的牛活儿哟。”

完全超出人的极限的繁重劳动,与那个时候的极“左”做法和军人主政后盲目追求政绩有着直接关系。

1971年7月初我到达我所在的连队后,因为是新建的橡胶连,每天干活首先得爬近两个钟头的山,然后才开始砍荒等作业。那时,仅爬山就已经爬得很累很累了,而每天的饭菜也仅仅是一碗白米饭与一勺没有一点点油的苦菜汤。毕竟,那时的知青不过才十七岁。到1974年8月,三年积累下来的从身体到精神的一切的一切早已经压得知青们喘不过气来。于是,他们最终选择了三十六年后我们才强烈感受到的悲壮的、不得不放弃的“放弃”。因为没有留恋。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按兵团时期知青两年一次探亲假期规定,知青们在1973年已经陆续返回原籍探亲。而返回原籍探亲给知青们带来的更多的则是被强化了的结束这样的生活回到城市的强烈心理期待。

2010年8月8日下午,杜志和给我打来电话,补充了一个情况,他告诉我说,近几日他和原四营二连、九连以及二营的部分知青在一起聚会接触中,曾谈到一个细节,即1974年8月28日之前,不仅仅是他所在的二营,四营的部分知青也曾感到发生了地震,尽管地震的级别较轻,但正是由于此,有了关于地震文件传达,加之传闻四起,真正触发了那根令人最惶惑的神经,才促使他们最终下了跑地震的决心。

 

凶途密码:从踏上滇缅公路那一刻起就预示着的……

途中,与劝阻人员发生冲突,双方受伤60多人。省委、州委获悉后下令沿途(指滇缅公路。笔者注)党、政、军、民进行劝阻,至9月12日,除22人回原籍外,其余全部送回原单位。——引自《瑞丽市大事记》。

滇缅公路的历史见证了承载了太多的奇迹与功勋。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1938年竣工不久就成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对滇缅公路,有这样的评价:这是一条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国际通道,是一条滇西各族人民用血肉筑成的国际通道。在中国,在世界,没有哪条公路像滇缅公路这样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没有哪条公路能像滇缅公路这样久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对于滇缅公路,我们自然不敢把“8.28事件”与她相提并论而紧密相连。但事实上,自从文革后期共和国开始大规模下放突然被改变了学生身份的城市知青到农村到边疆去之后,曾有数以万计的北京、昆明、上海、成都、重庆等各地知青从这条滇缅公路踏上了滇西南这块红土地。而在1974年的“8.28事件”中,那些神色凄然踏上这条自己走上社会的来路的知青们,不也是将这条路视为自己唯一归途的通道的么?

所以,不管怎么说,本文记录的事件中的知青们却也正是在这条公路上、在这条诞生三十六年之后的公路上、在1974年行进过未果的第一次主张自己人生权利的悲壮——为了绝望的青春。令我感到惊异的是,从1974年到我重新写作“8.28事件”的2010年,恰恰又是一个三十六年。

从1938年到1974年、从1974年到2010年,竟然是同样的两个36年,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无论是否是巧合,曾参与“8.28事件”中的知青们已经将自己与那条漫漫长路紧密连接在一起。而实际上绝不仅仅如此,历史一定会从滇缅公路的迷雾中穿越出来,与我们一同寻找并还原当年的真相。

历史将再一次牢牢记住滇缅公路。

1974年8月28日一早,十一团四营十连梅柏青、李久元、王兵、张绍荣等25名男女知青背着简单的行囊,在连队老职工和孩子们的目送下,毅然离开了连队,往山下走去。写到这里,我在想:被确定为重大政治事件的日期,是否就是因了四营十连于1974年8月28日出行的呢?

沿途,他们经过了四营的三连、八连、营部、十一连、十二连、一连等,不断有知青加入进来,陆续形成了有着102人的知青队伍。这支队伍里甚至还有一名仅十个月大的婴儿,是知青魏安成的儿子。但这还不是第一支因躲避地震而踏上前途未卜的归途的知青队伍,却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知青群。

已经不可考证的是当时到底有几个知青群行进在滇缅公路上。

在采访中,几位当年四营十连的老知青谈到一个细节:也不记得是谁最先的提议,其实是意识到了此行的莽撞以及路途中一切的不可知,也知道身为知青的这些人似乎是天生的无所顾忌的破坏力,于是,在清点了人数之后定下了一条在路上的铁的纪律:“秋毫无犯”!

对此,我反复询问,记忆中是否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四个字?他们回答:是。

从四营十连出走,当天晚饭时分他们终于抵达瑞丽县城。经过短暂的商量,他们决定在县城吃完饭,而后直接向瑞丽江桥进发。

从瑞丽县城到江桥有27公里的路程。

他们行进的速度很快,或许是由于刚上路还有充沛的体力。晚上约十点左右,他们已经到达了二营所在地:姐勒。

“大概十点左右,在姐勒前头迎面遇到了团部的130汽车。首长们下来了,劝我们回去,大家吵吵嚷嚷的,总之要走,也谈了些走的原因。130车上还坐了十来个我营四连、七连的知青,他们见到了我们,有的就跳下车来汇合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几小时之前,因过江桥被守桥部队拦下来后,团部派车去接他们回来的。我们没听首长们的劝说,又继续走。十一点过的时候,我营二连的许多知青又追上了我们。离江桥很近了,大家想到夜间过江桥不好,怕出问题,所以就在二营一连过的夜”。(摘自梅柏青原始记录之“大事记”)

“29日早七时,大家起来洗漱后就前行了。走了三、四华里的路,就到了瑞丽江桥。江桥是个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地方,大家想到我们没有任何证件就要通过这里,虽然有这么多人,难免还是有些紧张。本来拖拖拉拉的凌乱不堪的队伍这时大家都相互叮嘱‘靠拢点靠拢点’……女生害怕掉队,都挤到前面去了。经过驻军营房时,十来个解放军都站在上面望着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走到桥头时,一个解放军站在路边,只是问了大家两句话:‘你们是哪个团的?’前头几个女生回答:‘我们是十一团的。’‘你们谁是带队的?’又是几个女生回答:‘我们没有带队的。’他们没有阻拦也没再说什么。就这样,大家似乎还有点不敢相信似的,顺利的通过了瑞丽江桥。”(摘自梅柏青原始记录之“大事记”)

在他们过了瑞丽江桥的这天,十一团团机关组织了团部宣传队队员及机关的部分干部组成“劝阻队”当晚开赴江桥。“劝阻队”接到的命令是:尽力劝阻,尽力不放走一个。

1974年8月30日,瑞丽江桥在放走了几批知青后,接到了上级下达的强行阻拦的命令。也由此出现了陆续而来的知青以方队形式强行冲击江桥。

作为当年劝阻队队员之一的笔者本人,亲眼见证了知青方队冲击江桥时的情形。笔者1991年写的《1974:地震大逃亡》中对此有如下的真实描写:

天刚亮,团政治处副主任胡纯富就集合了宣传队的全体队员,宣布了团党委的临时决定,立即组成劝阻队开赴瑞丽江桥,与守桥官兵一同进行劝阻,尽量不放走一个知青。

面对着一夜之间就变得面部严峻的胡副主任,宣传队员钟老五说:有毯用!

胡纯富一怔,随即无力地挥了挥手,说:“我相信你们,当然,如果你们……”他说不下去了,神色黯然地离去。

守桥部队的丁排长和他的士兵们用毫不掩饰的甚至是有些敌意的眼光接待了宣传队员们。而宣传队员们也故意用什么都无所谓的眼光打量那些神情紧张的战士,并大声说:“我们也是知青。”宣传队员们发现,县公安局和海关的人也在其中。

对知青其实没有任何介蒂的丁排长耐着性子简单介绍了一些情况后,忍不住破口大骂:“那些小知青,都带着长刀。要不是有命令老子的枪早就响了!谁也别想从这里跑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窝囊过。按规定,凡过往江桥的人必须在验明通行证件后才能通行。夜晚,若在10米以外不听命令,守桥士兵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开枪。因为这是在边境,江桥是整个瑞丽与内地连接的命脉。可他却眼睁睁地让一群知青从他奉命镇守的桥头肆无忌惮地冲了过去。“哪个敢开枪?”往日斯斯文文的姚娃儿突然像是漫不经心地冒了一句。丁排长怔住了,一下住了口。脸上却露出愤愤的表情。

县公安局最出色的刑警老张,打破了这颇为尴尬的气氛,他和宣传队员都很熟。他走上前,用浓重的保山腔说:“有什么子说场?这劝阻可不好劝啰,知青都带着景颇刀哟,先要下掉长刀,睑上要有笑手上要有动作……”老张一边说着一边做出几个夸张的擒拿动作,引来几声无可奈何的苦笑。
突然,一阵急促的喊声传来:“来了……”一名被派出观察知青动向的士兵喘着粗气、神色紧张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来了来了…好多……好多人……”“准备好,手挽手!”丁排长猛地发一声喊,大家纷纷扑上公路,手挽手地站成几排人墙,封住了一面靠山一面临江的路面。他们身后,就是瑞丽江桥。

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中,人墙前方不到100米的公路拐弯处,传来一阵整齐而又急促的脚步“嚓嚓”声,紧接着,一个知青方队出现了:一圈强悍的男知青,全部双手高举着亮闪闪的景颇长刀,形成方阵的外围;中间,是神色坚定而又凄然的女知青。几十张年轻的脸都布满着悲壮冷峻的铁青。

人们顿时被震住了,谁也没见过这样的阵势,谁也没想到知青会组成如此的方队。

双方的距离在“嚓嚓嚓”的急促脚步声中一秒钟一秒钟地缩短。犹如迎面拍来的巨浪,还未正式接触就已经感到了那股迫人的气势,人墙开始下意识地缓缓后退,紧张的空气在双方不断缩短的距离的挤压下开始凝结……只有十多公尺了……知青方队猛然发出一声暴喊;“让开——”长刀开始挥舞了,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白亮亮的弧线,在那一霎那,劝阻者们挽着的手相互摔开着退到公路两旁,方队也乱了,呼号着向前猛冲。在紧张和杂乱中,丁排长首先清醒过来;他猛然大叫着“不能过去呀”扑了上去……

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那震人心魄的场景:在瑞丽江桥桥头那一小段窄窄的路面上,上百人撕扯在一起,土路扬起一股股黄尘,人群中不时发出女知青绝望、惊恐的哭声和凄厉的尖叫;亮闪闪的景颇长刀在人群上空挥舞,发着“飕飕飕”的颤音;人们相互抓着扯着搂着抱着挣扎着厮打着……不时有人跌倒又挣扎着爬起来,不时有男知青冲出去又返回来,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同伴,他们要一起冲过去;仿佛冲过桥就是生,冲不过去就是死!撕扯的人群中,一个女知青刚被拖拽着冲出来,便无力地重重跌倒,她几次想撑住身子爬起来却总也爬不起来,她的头发散乱了,嘴角也渗出了一丝鲜血。混乱的人群中,有的女知青干脆坐倒在地上掩面大哭,嘶叫着:“我要回成都,我要回家呀……”一个男知青被数名军人围住,怎么也冲不出去,他大吼着“一起死吧!”用景颇长刀在自己面前挥舞成一个大圆圈……混乱中,几个宣传队员似乎是有意无意地.用身子挡在那些冲出去的知青的背后,让自己被追上来的军人抓住,拉回,然后才说:“我是劝阻队的”……

仅仅持续了几分钟,劝阻者们终于顶不住了,几近疯狂了的知青终于呼啸着冲了过去,没有冲过去的十几个知青却被死死地拖着抱着,再也挣不脱了。一个留着浓密的小胡子的瘦高个子的知青,他被3名军人死死地抱住,猛地,他放声大哭,不再挣扎了的身子一阵阵地抽动,霎时,江边的人都被这哭声惊住了,一切都仿佛静止了,只有那哭声在流淌的江水上飘荡。

江对岸,已跑过去的一群知青也被这哭惊住了……猛地,又爆出一阵呐喊:“你们等着,我们过来救你们!”长刀又开始挥舞了,他们向江这边冲来。

放声大哭的男知青见状猛地放声大吼:“你们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管我们……快走吧快走……回去告诉我妈就说我死了……”他边吼边挣扎着身子向江水扑去……

——瑞丽江下游,在缅甸境内汇入伊洛瓦底江。

劝阻者们,无论是军人还是宣传队员,都被那哭吼深深地震撼了,人人都默然相对。

以后很多年,只要想起在瑞丽江桥的那个早晨,耳边就会响起“告诉我妈……就说我死了”的凄厉哭吼声。至今,我仍记得那位留着浓密的小胡子的知青。

劝阻失败了,瑞丽境内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唯一的一道防线被知青突破了。当天,又出现了知青第二个方队、第三个……相继冲过去了,踏上了前途未卜的遥遥千里的滇缅公路。

在芒市:路参谋长的温情和两行热泪把时间重拉回到1974年8月29日。

跑地震知青中最大的一个群落以四营十连的知青为首,计有102人。这天天刚亮,他们就以方队的阵势顺利通过了瑞丽江桥。他们在畹町镇堵截了三辆空载的大卡车,男女知青便分乘这三辆车。在翻越三台山时迎面开来一辆吉普,“吱”的一下停下,吉普车的人下来和卡车司机说了几句话,然后吉普调头。约下午四点,这辆吉普带着三辆大卡车径直开进了德宏州所在地芒市镇的三师师部。知青们毫无戒心,有人猜测估计还能在师部吃上晚饭,这让大多囊中羞涩的知青们兴奋不已,于是在进师部大门时车上的知青们猛地发出一阵欢呼:“晚饭有师部管了!师部万岁!”果然三辆大卡车停在师部偌大的食堂门口,带着简单行囊的102个的知青下了车,蜂拥着进了食堂。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三师路参谋长正在食堂等待着他们。

这位路参谋长不到五十岁,头发略秃,络腮胡,上身穿一件白色短袖圆领杉,下穿草绿色的军裤,脚下蹬一双军用长筒马靴,显得威武干练。

在知青中,路参谋长突然发现了张绍荣,便笑着伸过手去,大叫一声:“高哥!老朋友!又见面了。”说着,又掏出自己口袋里的一包春城烟扔过去:“来,抽烟!”听路参谋长亲热的叫自己的绰号,张绍荣一直紧绷着的脸一下便松弛下来。他做着怪相笑嘻嘻的走过去,伸手接过,点燃一支平时难得抽到的春城烟。让所有知青都没有想到的是路参谋长却伸手从高哥包里掏出一袋毛烟自己裹起来。

路参谋长的热情举动,反倒弄得高哥反没了抓拿,甚至还有点羞涩起来。

在路参谋长眼里,面前的这个小个子知青是个浑人。他在十一团视察工作时曾在四营见过几次高哥,也知道这小子对张副参谋长拍桌子的事情,可能军人都喜欢有血性的兵,所以那次以后路参谋长对这个小个子知青也似乎另眼相看。而此时,路参谋长心里很清楚他该怎么做。他们必须尽可能用感化来挽留住知青。

路参谋长与高哥的寒暄以及递烟、自己裹毛烟抽的举动,在那一刻一下便拉近了与知青的距离。紧接着,他亮开他的大嗓门开始讲话:“知青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知道昨晚上你们在瑞丽江桥边一个连队睡的地铺,还有那么多女孩子,让你们受苦了,这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到了师部就是到家了,今晚你们好好吃饭,吃完饭我已经给你们全部安排在州委招待所住,三个人一间,先住下,天大的事先住下来,等休息好了再说……”路参谋长当年号称德宏州的三大嘴子,这一席温暖人心的话,听得一路上忍饥挨饿、担惊受怕的女知青眼圈儿立刻红了,有的已掉下眼泪。

受到感染的知青们把心放下来,有些知青立即将自己随身携带的简单的物品都集中摆放在食堂中间的那张乒乓球桌上,然后四下里散开休息。其他知青的行李都放在食堂那几排长椅上,其间路参谋长与大家闲聊跑地震的事情,说说笑笑,亲密无间,这个北方军人尽情地施展他亲和的人格魅力,仿佛来到师部的都是他的孩子,在他父亲般身躯来遮挡地震的阴影。

不一会儿,食堂开饭了。

吃过晚饭,师部饭厅里突然来了许多穿军装的军人干部,都三三两两的各自找到一些知青闲谈,平静中酝酿着某种不安。知青们心里很清楚:这是在各个击破,既然已经吃过晚饭,此地不可久留!可是一些女知青显然已经想着晚上的三人间了。

路参谋长一直没有吃饭,一直在知青中走来走去口若悬河地说话,劝大家该到招待所睡觉了。这时候一个男知青装怪:“路参谋长还没吃饭啊!”“对,路参谋长不吃饭,我们就不睡觉!”一群男知青大声说。食堂里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路参谋长从那些男知青的眼神里很快就发现,任何思想工作对于铁了心的要“回家”的知青们来说已经晚了,他们众志成城几乎不费力就跑出一百多公里路,这时候凭嘴皮子劝下他们几乎不可能了。

多年之后,当我们重新审视和剖析兵团时期军人当政的心态时,我们或可发现他们的基本问题所在。1991年我在《1974:地震大逃亡》中对十一团团首长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知青跑地震举动时曾有这样的描写:

“团部的电话从来都没有这样频繁过。几日来,团部不断接到各营的紧急报告:以成都知青为主的知青队伍仍在不断聚集,向……进发……连队已失去控制……

所有这一切,都突然地摊到面前,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风暴,团首长们一下全都懵了。

谁也想不到知青的动作会如此迅速。其实,当团部接到第一个报告时,事态就已经很严重了。

政委王以哲稳稳地盘着腿缩在藤沙发里,一连几个钟头都保持着这个姿式。他明白,什么办法都已不是办法了。有人说要追查谣言,可去找谁?怎么追查?有人说应该找出知青中带头的,谁是头?强行在江桥阻挡,谁敢开枪?可知青敢动刀!他把心头几次的强烈冲动都硬压下来,始终吸着烟。在他脚下,已有一小堆烟蒂了。这个祖籍河南的老兵,是属于五六十年代部队中的儒兵;有着颇为丰富的历史知识并颇通哲学。此刻,他想的却是另一回事。

会议室里的辛辣烟雾令人喘不过气来,王以哲终于想明白了,知青的这次风潮实际上有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知青的全部目的都在于回城!而对于他,作为这个团的第一政委,他却带着职业军人的思维和眼光来管理和看待所谓的兵团战士的。他们始终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被他们领导的实际上是一群地地道道的农民和一群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城市学生而绝不是一群训练有素的、能够用军纪紧紧约束的士兵。”此时,路参谋长心里很是窝火。看着食堂里分散在知青中劝说的军人干部,这位老军人控制了4个多小时的胸中火山突然爆发了,他猛然对着那些军人大吼:“你们都给我滚,滚!”刹那间,军人们都悄悄的消失了。他下意识的走到食堂的窗前,手扶着窗户的栏杆自言自语地发着狠说:“老子打过日本,打过老蒋,打过朝鲜,我就不信收拾不住你们这些小知青!”说这话时,路参谋长脸上淌下两行热泪。

在回忆起这个细节时,梅柏青叹着气说:“说真的,真的感觉路参谋长是个好人,那天他连续四五个小时口吐白沫地劝说大家,安慰大家,他已经尽力了。即使发火,他也没有对着知青而是对着那些军人。那天,我恰好正站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观察他,偶然看见他说那些话时流下了两行泪,直到现在都让我感动。”路参谋长一声大吼后,食堂一下子静下来,空气仿佛凝结了。大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这时候,一个四营十连的知青走到食堂中间的那张乒乓桌旁,默默地取了自己的东西朝门口走去,没有谁说一句话,其他知青跟着也都默默的走过去,重又收拾起自己的行囊离开了师部食堂。

从三师师部出来,这102个知青走进了茫茫夜色。

这时的时间是晚上九点过。

深夜12点:师部会议室开始五人谈判待走出食堂,知青们才发现外面已下起小雨,被路参谋长轰出食堂的几十个军人干部全都站在门外的雨里,正好形成两排夹道的队列,知青的队伍就从他们中间鱼贯而过。知青们大气也不敢出,只是疾步快走,军人也没有阻拦,大家就这样走出师部大门。

待走出食堂,知青们才发现外面已下起小雨,被路参谋长轰出食堂的几十个军人干部全都站在门外的雨里,正好形成两排夹道的队列,知青的队伍就从他们中间鱼贯而过。知青们大气也不敢出,只是疾步快走,军人也没有阻拦,大家就这样走出师部大门。

茫茫黑夜,在走出两里多路后,发现没有人追他们,知青们才收住“砰砰砰”跳荡的心。这时候已经出了芒市街面,前面是荒郊野外了,雨也越下越大,路边正好有一座可能是个修理厂的破旧棚子。他们决定,就在这里过夜吧。好在还有个能遮雨的棚子。

八月底,正是雨季天。当大家摸黑找出一些可以铺垫在身下的木板席子,取出随身带的塑料布相互依偎着或坐或躺下休息后,雨下得更大了,破旧的棚子几乎抵挡不住那风中的大雨。

一阵阵冷冽的风夹带着雨肆无忌惮的不停扑进破旧的棚子。黑暗中,有一些女知青在悄悄哭泣……

这个夜很长。

不知过了多久,暗夜的风雨中突然传来一阵汽车轰鸣声,很快,一声急促的刹车声在离这座破旧的棚子不远处停下。

知青们立即从迷迷糊糊中惊醒过来。

黑暗中,一个身影快步走近:“高哥在吗?张绍荣在不在?在就请出来一下。”是路参谋长。高哥很快爬起身,迎了上去。黑暗中,路参谋长对高哥说:“这样吧,你找五个知青中有威信的代表跟我一起到师部,我们再谈谈,师首长要了解情况。”稍稍犹豫,高哥叫醒了十连的梅柏青、李久元、邓伯新和三连的魏安成。大家去了给路参谋长提出两条担忧:“一,我们只是五个知青,可以给首长反映情况,但不是代表。二,谈不好会不会把我们扣下来?路参谋长能不能给我们保证?黑夜里路参谋长的话掷地有声:“我是军人,军中无戏言,既然是我接你们去的,谈得好谈不好我都一定送你们回来!”就这样,五名知青坐着路参谋长的吉普车一同去了师部。

此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

这是必须面对的一场谈判,前去的五位知青心里都清楚,由不得多少有了些紧张。但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得去。至少得给路参谋长面子。

深夜12点过,这五名知青在三师师部机关二楼的小会议室里坐下。应该说这是当时一间很阔气的会议室,顶上有雪亮的吊灯,会议桌上铺设着雪白的台布,桌上早已摆放好了茶杯,四周的藤沙发上已经坐着20来位军人,军帽一律放在前面的茶几上。会议室里烟雾沉沉,气氛极其严肃紧张。

路参谋长主持会议。他首先提出你们十一团知青为什么要跑地震?能不能尽快回到各自所属的连队以防途中出现任何意外?

梅柏青作为知青代表,第一个发言。

采访时我忍不住问:“老梅,在那样的场合、并且是面对师部的领导,对发言你是否有过准备?”梅柏青说:“哪有什么准备啊,高哥把我摇起来还在睡梦中,上了路参谋长的车就一直担心他们会扣人,神经一直都绷得紧紧的,但是好多问题我一路上都在想,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跑地震?是有原因的,所以在那次会上,我只有如实的说了。并且一开始我就自报家门,说我是连共青团员,有责任向师首长汇报下面的情况。”在会上,梅柏青在谈到为什么要跑地震时主要说了几点:

第一、下面关于地震的传闻很多,许多知青由此也心存惶恐;第二、连队传达了瑞丽将要地震的文件,绝对不是无中生有;第三、连队没有防震措施,没有做思想稳定工作,知青没有木料也不会搭防震棚,我们连不安排搭防震棚的时间和材料,老职工有现成的小伙房可以住,对我们知青却不管不问,所以让我们感到心寒。都觉得还是回到成都才是最安全的。

梅柏青最后表示,既然我们已经出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回到成都。

梅柏青发完言后,有的军人干部沉不住气了,用不无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你还要继续跑,那你先退了团再说!”梅柏青那时还担任着生产班长,十连共青团的宣传委员。

我能想象得出来他们面对的压力。毕竟面对这些年仅二十岁的小知青的,是三师师部的师级首长们,这些首长可都是老革命啊!知青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

在会上,让这些老革命没有想到的是,面前的这些小知青竟然会如此坚决,始终针锋相对。

会议一直持续到凌晨,孔副师长实在忍耐不住了,这位白发苍苍的老红军拍着桌子“啪”的一下笔直地站立起来,高大的个子一脸威严:“你们跑你们跑,我警告你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你们跑到哪儿我都要把你们抓回来!”“啪”的一声,高哥也拍响了桌子,大声回敬道:“你就是抓了我我还是要跑!”李久元也发着狠对孔副师长说:“你就是打断我的腿我也要跑!”路参谋长想缓和一下气氛,笑呵呵地说:“高哥呀,你跑到哪儿我就陪你到哪儿,因为你是老朋友啊,你们小小年纪,一路上我不放心那!”他还说:“高哥,我送你三句话,这是毛主席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什么叫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地震有什么可怕?毛主席教导我们就是要与天灾斗,与地震山崩海啸斗,其乐无穷啊。”高哥回了一句:“要斗你们去斗,我不想斗!我就想回成都!”凌晨五点左右,“谈判”破裂,会议在紧张尴尬的气氛中结束。

“你们走了,要后悔的!”这是路参谋长在送这五名知青走时说的最后一句话。他没有失信,用车把五名知青送回到了接到他们时的那一隅、竟然包容了102名男女知青暂且栖身的——芒市郊外雨夜中的破旧工棚。

1974年8月30日一大清早,三师师部的首长们来到破旧工棚再三劝说无果,知青们又上了路。

 

永平的狂欢与祥云的不祥

出芒市的路上,他们拦截了四辆标有云南省电业局字样的未装货的大卡车,在听知青们的说明后,几位司机表示了同情并同意搭载。

很快,大卡车便抵达滇缅公路上一座著名的江桥——惠通桥。见到大卡车上都是知青,一名解放军战士跑步过来,在确认车上都是知青后大声说:“接上级通知,让你们过桥了,你们赶快通过。”30日晚,102名知青顺利到达保山市。

在保山第一旅社,由于大家都没有边境通行证,按规定旅社不能允许住宿。在这样的情况下,知青们没有与旅社争吵,而是进行了理智的选择,他们中的六、七人径直去了保山公安局说明了情况,一个小时后,保山第一旅社终于同意向知青们售出住宿票。

1974年8月31日早,知青们在保山街头仍然坐上这四辆空车,向保山以远的瓦窑、永平县方向进发。下午在澜沧江大峡谷的山路上突遇堵车三个小时,在等候通车时,保山市的一辆小车追了上来。两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下车劝说知青们不要再走了,并表明他们是保山地委专门派来劝阻的干部。知青们反倒劝他不用再劝了,堵车时知青和他们谈天说地侃大山,大家不伤和气。见实在劝说无果,那两位干部在离开时送了知青们一句话:“你们组织纪律还是好的,但是方向路线错了!”

这句话给知青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真的就错了吗?

这天到达永平县时天已擦黑,几位司机带着知青们浩浩荡荡的开进了一家饭馆。下车后,几位司机客客气气的告诉知青们,由于他们第二天到了下关市要装货,也就是说,到了下关市他们就不能再搭乘这几辆车了。但连续两天都搭乘这几辆车,知青们决定要感谢感谢云南省电业局几位司机对知青的理解和这一路的辛苦,于是商量好当晚每人凑两毛钱请几位司机吃饭,然后利用这家饭馆再开个联欢会以示感谢。

晚饭后,在这家饭馆里,大家让7位司机坐在前排的条凳上,知青们围成一圈,节目主要是吉他弹唱、川剧清唱,说笑话。这晚是102名男女知青最开心的一个晚上,从瑞丽出来四天行程五百多公里,滇缅公路已经过半,广通火车站在望了,成都在望了!大家唱啊,笑啊,狂欢啊!司机们和饭馆师傅都拍着手开心的说:“阿莫莫(当地土语,感叹词),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啊,你们‘小四川’嘛太好玩了咯。”

一时间,知青们的欢歌笑语引来了众多当地市民的围观。永平县这一隅的这个夜晚是独特的,而对于这家饭馆,在她的历史中,这么个由一大群知青开的多少有些突兀的小小联欢会估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采访中,这个小小细节令我感概万千。因为在前途未卜跑地震途中出现的联欢几乎就是个奇丽景象。我发现,看似一个极其简单而又偶然的小小联欢,但这里面其实包含着也承载着许许多多的诸如知青们的感恩之心、他们的年少幼稚、他们的无知无畏、他们原属的文化特性等等内容,但实际上,只有一条是支撑他们本原的根基:回家。

1974年9月1日,四辆大卡车翻越点苍山过了西洱河,中午时分这批102名跑地震的知青顺利到达云南省下关市。

下关市是大理州首府,古南诏国、大理国门户,地理位置重要,也是他们一路上经过的最大的城市。知青们不敢怠慢,大家商量还是汲取芒市的教训,102名知青分头吃饭,然后化整为零尽快穿过下关市,尽量不惊动当地政府。

下午,大家吃完饭,在约好的下关市前方的一个里程碑处集合。傍晚时分又顺利的堵截并搭乘了几部车到达了祥云县的清华洞。事后他们才知道,那天大理州革委会预计第一批跑地震的知青中午将到达下关市,在州宾馆专门停了一个全州的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给知青们备好了午饭,8个人一桌,并且腾出了招待所。但是在下关市这个重要关隘,做好了准备的州革委却没有发现一个知青——102个知青分头吃过饭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像泥鳅一样“溜”过了下关市。

1974年9月1日晚,他们又神不知鬼不觉抵达了祥云县清华洞。

一切似乎都太顺利了,顺利得有点让跑地震的知青们不敢相信,过了清华洞还有200公里就可以到广通上火车回成都了。但是,当他们一走进云南省祥云县地界,却风云突变。1974年的“8.28事件”发酵到9月1日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祥云这个地方似乎就注定了某种不祥。事后他们都认为那是一块凶险之地。

这种不祥的兆头其实在一出下关就已出现,当这批人到达滇缅公路412公里处后便开始拦车,他们瞅准了车牌为“丑9”番号的几辆军车是空车就强行拦截下来,要求搭载。几位年轻的军人的说什么也不肯,僵持在当地。后来一位军人说可以搭但你们只能上头一部车,于是大家又蜂拥着爬上这辆车。那辆车刚开出一截突然拐进旁边的一条乡道,后面的军车加大油门“突突突”全开走了。车上的知青明显感到受骗大叫起来,一路上憋着的野性终于爆发了,一个知青马上脱下衣服爬上车顶遮住了前挡风玻璃。军车一个急刹,几个男知青跳下车冲向驾驶室拉出驾驶员就要动手,一个男知青刚扯下驾驶员的军帽就被后面上来的几个知青一把抱住然后拖开。

车没坐着,还差点打一架。那几个没过着瘾的知青觉得很窝火。一路上他们拦车搭车几乎都是顺顺当当,没费什么周折,怎么一出下关就有点不顺?而且这里当兵的也是那么野?这群小青年当时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个不祥的兆头,后面还有更大的凶险的在等待着他们。

2010年8月30日,我接到梅柏青发来的邮件,向我叙述了他们一行在祥云县的遭遇。出于对梅柏青的尊重,我全文转载如下(转载时略有改动。笔者注):

就在我们再次搭了车向祥云县清华洞方向进发时,我们并不知道一个决定我们命运的重要会议已经在云南省委召开。这次会议后来被兵团反复宣传为“云南省委紧急电话会议”,会议对震惊云南乃至全国的十一团知青跑地震事件定性为“8.28严重的政治事件”,事件性质为“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社会治安、阻碍交通运输。”会议下令“沿途党、政、军、民对跑地震知青进行堵拦劝阻。”后来我们推算云南省委这个决定应该是在1974年9月1日做出的,并于当天通过召开紧急电话会议进行了传达。而事实是自9月1日深夜起,滇缅公路开始冻结所有普通车辆通行。

1974年9月1日晚,第一批102名跑地震知青在祥云县清华洞饭馆吃过晚饭,因为回家心切,决定连夜赶路。但是上路拦车时就发现车辆很少,并且已经没再发现空车。没办法,我们只好就是重车也拦截,只要是前往楚雄方向。大家都感到惶恐不安,只要拦住车就都抢着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只要拦住车就让女知青先走,但都要配上几个男知青以便照顾。就这样,陆陆续续的拦截了几辆重车也陆陆续续的让大部分知青先走,最后剩下我们22个男知青。

这时已经是9月1日深夜,公路上已经没有过往车辆。我们22人只好摸着黑顺着公路继续往前走。不知走了多久,我们猛然发现路边有个道班的工棚,于是,我们其中有七八个人立即铺开塑料布躺在公路上等车来,其余的人进了工棚休息。

9月2日凌晨四、五点钟左右,我们在迷迷糊糊中被一阵汽车的轰鸣声惊醒,赶紧爬起身,才发现这是从清华洞方向开来的一辆北京吉普。吉普车在离我们二三十米处一个急刹停下却并没熄火,雪亮雪亮的车灯直射着我们。车上跳下几个人走过来在近处查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返回到车上。这期间他们没说一句话,仅仅一两分钟吉普车调头开走了。当时我只是觉得有些蹊跷,心中隐隐感到不安。

9月2日凌晨六点多,天已开开始亮了。我们在工棚里守了一夜,也没看见一辆往车辆,估计不会再有车了。我们这22人准备出发。有人说“就是走路也要走到楚雄。”经过大半夜的休息,体力似乎缓了过来,大家还在嘻嘻哈哈。但是当我们刚离开道班工棚,头顶上突然响起了喇叭的广播声。我们猛然吃了一惊。到达这处工棚时已是半夜,四下里一片漆黑,谁也没注意到这简陋的工棚旁边的电杆上居然还有大喇叭。

大喇叭里反复广播着同一内容:“瑞丽县来的知青同志们,接上级通知,要求你们迅速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要求你们迅速返回……”我们怔怔的听了一会儿,心里想:竟然跟踪追击到这儿啦?虽这么想着,却谁也没把那广播当回事,我们22个人仍然嘻嘻哈哈无所顾忌的上路了。而这之后所发生的,使我终生不忘。

1974年9月2日凌晨,后来我把它称之为“血腥的凌晨”。

上路时我下意识想栓一下鞋带,好像这才发现自己脚下竟是一双从瑞丽穿出来的缅甸人字拖鞋。无奈。此时天已大亮,我才看清这里的地形,公路蜿蜒在一片荒山野岭中,这里没有过往的汽车,没有一户人家,路两旁怪石嶙峋,荒草丛生,我们竟把自己置身于这个方圆几公里不见人烟的山谷,心里不禁打了个冷战……

  

清晨,祥云山谷里响起了拦截知青的枪声

顺着公路,我们开始了犹如长征般的征途。还好,刚走出不远,清华洞方向开来了车,一共4辆被篷布遮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我们这22人一阵欢呼,赶紧蜂拥着冲上公路把车拦截下来。第一辆车驾驶室里坐着的一名四十多岁的军人从车窗伸出头大声对我们说:“车上都是修路的民工,前面普棚(地名)塌方了”。我们中有人跑到车后掀开篷布一看,确实是满满一车手拿扁担锄头的青壮年民工。我们知道没办法搭载,只好让开了路面。

我们站在路边,眼巴巴的看着那四辆卡车扬起的灰尘。一咬牙,走,接着走。哪怕就这么走回成都也得走。

1974年9月2日凌晨七点过,当我们走过一段S型山路,前面是一片山谷。而从山谷到公路上,陡然出现黑压压的数百名青壮农民和武装民兵,手持枪支扁担棍棒迎面封堵住了公路,旁边站着刚才在驾驶室里看见的那位40多岁的军人,腰间皮带上还别着一只五四手枪。见此阵势,我们一下就怔住了,但随即就有一股火从心底里窜出来。我和王兵强压怒火走上去指着他质问:“你哪个单位的?”“祥云县武装部的。”王兵冲着他大吼:“我们是知青,今天出了血案你要负责!”这时候,情绪激动的知青们已经被刚才还是“修路民工”摇身变成的武装民兵彻底激怒了,不知谁大叫一声“冲过去!”我们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三把景颇长刀开始挥舞着冲向围堵的人群。

其实,我们根本不是眼前几百民兵的对手,但情绪失控的22人此时变得异常凶猛,那三把长刀刚挥舞了几下,还没有任何肢体的接触围堵的民兵就闪开一条口子,我们22人全都趁势冲了过去,然后拼命的朝前跑。

让我们怎么也没料到的是,几乎就在我们奔跑出去的同时,拳头般大小的修路用的鹅卵石便从我们身后犹如雨点一样“乒乒乓乓”打过来,好几百武装民兵呐喊着在后面紧紧地追。一时,石头砸在地上砸在身上的声音、民兵的呐喊声、杂乱的脚步声在往日寂静的山谷里响成一片。惊恐万状的我们谁也顾不了谁,只有拼着命的跑。奔跑中不时有知青头被石块砸倒在地……我们都慌不择路,在密密麻麻不断飞来的石头雨中逃向了从路边延伸出去的那片山谷。凭感觉,我们认为只要冲进山谷也许还可以保住一条小命。而这时,山谷中突然响起“叭叭叭叭”的枪声,开始大家还以为是朝天开的枪,仍然拼命的跑。跑在我身侧的杨华章猛地惨叫一声:“哎呀,老子屁股挨了一枪!”这声惨叫使得所有的知青都吓傻了。我的腿一下软了,顺着路边的斜坡滚了下去。对面是一条小河,我趟过小河,掉了一只拖鞋,发现张翠寿也躲在那里,赶紧和他跑到一块包谷地趴在地上藏起来。

我趴在包谷地里被眼前的血腥吓呆了,河对面公路上已经是打声一片,20个知青被几百个蜂拥追来的民兵死死围住,然后一个个打翻在地,农民挥舞枪托扁担棍棒边打边喊:“打死你个反革命!”“打死你土匪!”“你小狗日的,看你还跑不跑!”“打那个大胡子!那个大胡子是带头的打死他!”公路上喊妈喊娘,哭叫之声之惨,我许多年后都还听得见。这样足足打了有10多分钟,知青们最后被打得不能动弹,直到叫不出声来。最后清点人数,我和张翠寿被持枪的民兵搜寻到押出来。后来开来一辆解放卡车,20个知青几乎像收尸一样被抬上车。

上车后知青横七竖八躺在车厢上,我坐着托着被打休克的黄永明的头,他嘴上的白沫子吐了我一腿。后来王兵大哭起来,他大声叫喊:“梅头,梅头!”我丢开黄永明抱住了王兵,他满头满脸是血,头上裂开一个大口子。他断断续续说:“我要死了……你回去给我妈说,我们不是反革命,不是土匪……我们是回家啊……我要死了,我死了就把我埋在这个山顶上……老子要他们倒霉一辈子……”当天上午被送到祥云县下庄公社卫生院包扎。几床破席子往走廊上一放,20个知青又横七竖八躺在席子上,哎哟哎哟喊痛,过往的医生护士都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这些满身是血的年轻人。一群农民围着看热闹,我一边哄开农民,一边扶知青进外科包扎缝针,十连的吴克忠的小腿肚子被农民一刀砍成了娃娃口,缝针时又不打麻药,吴克忠一下子晕针了。我发疯般大骂那个武装部的军人,要他给医生讲打麻药,要他赶快去买白糖打开水,让知青喝了糖开水再去缝针。他屁颠屁颠的,一一照办了。

我统计了22名知青受伤情况:3人枪伤(其中九连的杨华章伤及屁股,十连的王兵伤在左手手指,十连的唐艳春右手肘被打了一个洞,后来我陪他在祥云空军医院从里面取出纸片、棉花,医生说此种枪伤为教练弹所伤)。另有10人头部身上为刀伤棒伤石块砸伤,都缝了针。还有3人胳膊和腿被打成骨折,身上血肿,脱不下衣服。其中一个知青(记不清名字)接连几天屙血尿。九连的黄永明被打休克了6个小时,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哟,他们屁眼太黑了哟,尽朝我心口上打!”第三天,祥云卫生院阁楼上有了歌声缝完针我们22人被安排在公社卫生院的阁楼上,这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木结构二楼,大家躺在一间装中草药房间里的地铺上。第一天大家被打蒙了,谁也不想说话。第二天一早起来大家都说“跑马”(遗精)了,22个小伙子共同经历了头一天那个“血腥的凌晨”,山谷里的奔命、惊吓、开枪、被枪托棍棒朝死里打,从未有过的死一般的恐怖、身体的创伤、精神的屈辱、体力的极度虚脱,后来我问了一位医生,医生说,岂有不集体“跑马”之理!

第三天,大家也没有多少话,但阁楼上开始有了吉他声。我们22人带了四把吉他都在山谷里被砸烂了,不知是谁挑了一把稍好点的琴,用筷子支起打扁的音箱,用几把琴的弦凑在这把吉他上,于是吱吱作响的二楼走廊上传出了很蹩脚的吉他声。有了吉他声,就有了知青的歌声,有了知青的活力,他们开始用歌声为自己疗伤,给自己压惊,抒发自己的愤懑。先是一个人弹唱,慢慢是三五个人唱,后来竟是22个人在唱,毕竟是刚满20的小伙子,音乐让他们恢复了活力。第三天,知青们已经不再躺下,从瑞丽一路唱来的《美酒加咖啡》、《一见钟情》、《望断蓉城》已经在卫生院二楼走廊上唱响。

这歌声让知青们自己感动了,也感动了楼下的医生和看守我们的民兵们。一位年轻的杨医生忍不住用昆明话朝二楼上喊:“再来一首《一见钟情》好不好!”知青们的歌声越来越大,杨医生鼓掌:“兄弟,唱得太好罗!”楼上楼下一片笑声。

此时那些看守22人的民兵还是一天三班制,两小时点一次人数。上街吃饭、下阁楼上厕所都是他们押着,生怕我们跑了。一个民兵悄悄告诉知青:他们不该那样打我们,那天他们只是为了一天的全工分,外加两个馒头的补助。

后来接触多了,卫生院主刀的陈医生、钱医生对我说:“看你们那么年轻、热情、单纯,刚来的时候还真的把你们当成反革命了。”我说:“反革命?是武装部的人说的吧?”两位医生笑而不语。

在卫生院的第5天上午,开来一个大面包车,20多个干部钻进了我们又脏又臭的阁楼,他们来做22人的安抚劝回工作。带队的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总部的江副政委,有大理州军分区的吴副司令员,大理州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三师的路参谋长等等,随同的有我们四营副营长徐辅仁,十连副连长王泽贵。

兵团总部江副政委高高胖胖的,他讲话主要是安抚知青伤员,要大家安心养伤,拆线后再返回原单位,并一再保证回去后不追究,不歧视,不打击报复等等。

大理州军分区的吴副司令员讲话则直截了当,他说:“我们组织了沿途的几万民兵和工人阻拦你们,你们跑不出去,想通了,还是好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此话为四营十一连曹洪发回忆。)

22人在祥云县下庄卫生院疗伤七八天。那几天知青和卫生院的医生、照看我们的民兵朝夕相处有了感情,离开前的一个晚上,为了感谢他们的照顾,22个知青临时决定要和他们联欢,晚上知青们表演了一个多小时的节目,长贵、岑吉安两人原来是团部宣传队的,自然有一些绝活,节目最多的就是知青的吉他弹唱,头部受伤的高哥还很滑稽的表演了个“猴子摸耳朵”。

1974年9月10日上午,押送22人回瑞丽的大客车来了,我们上了车,马上要离开卫生院。此时清点人数少了一个张翠寿,民兵们四处找他,结果他躲在手术室正在和陈医生下棋。他是下完最后一步棋才和陈医生道别的。陈医生、钱医生夫妇出来送我们时都流了泪。他们是昆明的老大学生,在卫生院安家了。回去后张翠寿和陈医生通了几年的信,竟成了好朋友。

回去的大客车到了下关市,大家突然提出不走了,要求在洱海洗澡、吃饭、住旅馆,一干人在下关潇洒了一天。此时,王兵、高哥的头部还是十字大包扎,杨医生背着药箱紧随这支奇怪的伤兵队伍之后,知青们跳进洱海刚洗了澡,把游泳裤用树枝挑着扛在肩上招摇过市,他们一路向下关人民宣传成都知青跑地震挨打的经过,迎来无数下关人惊愕的目光。

但是世事难料,第二天他们一干人还是被押送到芒市师部。还未下车就有人上来念名单,结果高哥、王兵等人被押解到师部学习班。此前第一批已经跑到楚雄的李久元、邓伯新以及第二批的老包、李有涛、肖忠兴等人已经被扣在师部办了几天学习班了。

(梅柏青的讲述转载完)

 

枪声在知青手中响起

大概是在8月30日,其中一行有五营五连、二连及四营等男女知青约70多人于早上抵达瑞丽江桥,在冲过去之后,当天到达德宏州府所在地潞西县芒市镇。

这批知青是我在此次采访中采访到的大概算是跑地震中第二批最大的一个知青群,女知青多于男知青,有五营五营的陈树林、二连的老包、成武及四营的肖忠兴等人。

在他们到达畹町镇时,发现三师师部的路参谋长率领四名警卫员在守候,一见他们到来,就开始说服动员他们返回瑞丽,但被情绪高亢的知青们拒绝了。路参谋长走到知青陈树林面前,指着他头上戴着的那顶还镶嵌着红五星的军帽说:“你怎么还戴着军帽?”陈树林笑了笑顺口答到:“我喜欢。再说了,我们是兵团的嘛,咋不能戴军帽?”路参谋长笑着走过去,说:“你们不听劝阻又执意要走,戴着军帽怕是不合适吧?这样吧,我们交个朋友,你就把军帽送给我好吗?”陈树林笑着取下军帽交给了路参谋长。

陈树林的讲述:

从畹町出发,在山上,我们拦截了一辆大客车,也巧,这辆大客车是空车,于是70多人硬生生的挤进去,乘坐大客车很快便到了芒市。到芒市后,我们一行人统统被带进了师部。师部继续对我们进行劝阻。但第二天,我们还是出发前往龙陵方向进发。路上,我们拦截了一辆运送耕牛的卡车,几经软硬兼施,最后我们将车上的两头耕牛牵下来拴在路旁的树上,乘上卡车。这辆卡车上也硬生生的装进了70多名男女知青。当天我们顺利的到达了保山。一到保山,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便接到我们,并把我们安排进了一家旅馆。

到9月1日,我们到达了下关市。在下关市,我们被前来劝阻的政府工作人员安排进了政府的一个大礼堂里。半夜,有知青起来上厕所,才猛然发觉已经有许多持枪民兵等把大礼堂团团围住。这下,知青们开始着急。到凌晨五点左右,我们开始强行往外冲,引起一阵混乱,也发生了打斗。

期间,发生了两件事。在拉扯打斗中,有一知青在面对一穿军装的干部时,一时激动在混乱中抢夺下了他跨在腰间的五四式手枪,而另一知青也强行下了一民兵手持的一只苏式冲锋枪。在反复拉扯中,那持枪民兵机敏的把冲锋枪的弹夹取了下去,而后在混乱中跑走避开。于是,陡然间事态出现了变化。原本出于强势的由武装民兵等组成的劝阻人员在知青抢夺下了枪支后出现了变化:知青手里有枪。气氛顿时变得异常紧张。“砰砰砰”,接连三声炮竹也似的声响惊呆了劝阻的人群。当所有的人反应过来时,有人惊叫:“知青开枪了。”

在采访中,我对知青开枪了这个细节尤为关注,于是仔细询问。陈树林回忆说:“其实是这样的。抢到枪之后,有知青觉得好奇,而且也从没开过枪,也不晓得是咋的,好像是想过过打枪的瘾,很突然的就朝天打了几枪,没有想到过要对人也不敢对人开枪。”

当知青们趁劝阻人员忌惮知青手里的枪而出现松动之时,知青们蜂拥着冲出了政府大礼堂。

后来得知,被知青抢夺了手枪的是大理州武装部的一位副部长。

挣脱包围的知青蜂拥着冲上了公路。这群知青中男少女多,待上了公路时,人人都一脸的苍白。女知青们大多都开始了虚脱的前兆。男知青们知道,必须再抢一辆汽车,否则不可能挣脱包围更不可能继续前进。在他们身后,好几百武装民兵仍然紧紧跟着。就这样,仓皇的知青们加快早已疲惫不堪的奔命的双脚……

走出下关市市区二、三里路时,他们猛然发现,路的两边是高高的围墙,好像是什么单位,在围墙上方,出现了一长排手中持枪的民兵,枪口都对准了他们。

知青们吓呆了,他们很自然的排列成方形队伍,男知青同样把女知青紧紧围在队伍中间。手中有枪的两名知青也将手里的枪强硬的指向围墙上方的持枪民兵。谁都不敢贸然有所动作。若此时有一支枪响,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时,一直紧跟在身后的劝阻者也走近了他们。其中领头的则是那位被抢了手枪的情绪激动的身穿军装的武装部干部。知青们再次被死死围住。

神情紧张情绪激动的知青们此时根本不可能听劝,而围堵的民兵也开始了失控,不时有劝阻者进来把知青往外拉,很快,由拉扯而发展到了打斗。混乱中,“闷沙”猛然狂吼着冲上去,朝着人群中那位军人干部猛扑过去。这是正在拉扯打斗的人群中的一个突发意外,在许许多多人的注目下,突然变得异常凶猛的“闷沙”又扑又咬直到把那军人扑倒在路边的水稻田里……

“闷沙”是条黄色的半大土狗,是绰号叫槽头的陈树林养的,从瑞丽出发就一直带在身边。

后来“闷沙”死了,被一群人围住用粗大的木棒乱棒打死的。槽头为此伤了好久的心。采访中,槽头伤感的说:“也怪了,闷沙好像认得谁是谁,只要哪个上来拉扯知青,它就会猛扑上去……”我想,是否闷沙也有着知青的特性或属性?槽头说:“真的,闷沙什么都懂,连它也知道要维护我们知青……”闷沙为1974年8.28事件付出了生命。

冲突中的知青,有人突然发现路边停着一辆卡车,那司机也许是被路上的混乱的冲突场面吓得不敢再开。这时,反应过来的几名男知青挺着长刀便冲了上去,而其他男女知青也赶紧奔跑过去相互搀扶着爬上了大卡车。外号叫耙红苕的男知青一步踏上卡车驾驶室的脚踏板,用长涮刀逼住那司机,喝令他赶紧开车。

卡车终于启动了。70多名知青也终于松了口气。

被知青的决绝的态度与强硬的长涮刀逼退了的数百劝阻者在无奈中看着大卡车渐渐远去。面前,只留下一股股黄尘。

颠簸中,大卡车很快接近了清华洞。而前面清晰可见的形势却让车上的知青大吃一惊。前方不远处,公路两边的山坡上,爬满了端着枪向他们瞄准的民兵,大概也有几百人吧。而更要命的是在民兵身后再稍稍远一些的山坡上,竟然是一排排军人。军人的阵势显然比民兵更加专业,而且,知青们发现,军人的阵势里有数挺机枪。他们知道,这是一道由两道防线组成的拦截阵势。他们知道,部队也出动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冲过去的了。

在清华洞,他们终于被这两道全副武装的拦截线给阻止。有军人上来缴了知青手中的枪。而后,他们七十多男女知青统统被武装押解到祥云县,被关押进祥云县文化馆。两天后,他们被押解回三师师部。

这就是知青在跑地震途中令人震惊的抢枪并鸣枪事件。

 

一丝生机:屈辱记忆中最欣慰最温暖的一丝亮色

世事就是如此,在历史的进程中,许多事往往会由于一个突发或偶然而被改变。尽管“造物弄人”,但毕竟“命不该绝”而“苍天有眼”等等,这些都有了实际意义的应验。

有一个名字是我在采访中被数次提及而这个名字又与知青原本搭不上边的,他叫何光珽。在本文涉及的知青冤案中,何光珽是位极其重要的人物。

我决定尽快见到并采访他。

几经探问,我终于得知了何光珽的电话号码与住址。

2010年7月13日9点正,我驾车出发,如约去面见早已退休赋闲家中并已经从市内迁居到温江区的四川日报记者何光珽先生。

10:00左右,我在何老师家(一楼)室外的露台坐下,开始采访。

写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对何老师做个概要的介绍:

何光珽,1938年出生于重庆,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四川日报任记者。1992年职称解冻,被评为高级编辑,同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在此之前的数日里,我曾与何老师有过几次电话联络。在得知我的来意后,何光珽先生很爽快的答应了,但同时也表示毕竟年代久远,当年的许多东西已经远去,记忆也是模模糊糊的了。

其实在去面见何光珽先生的路上我的内心极为忐忑,我唯恐他记不清楚如过眼烟云逝去多年的那些往事。但当他拿出一份发黄并且有些破损的旧报纸时,我笑了。记者出身的他,职业记忆里的思路一定清晰如初。

这份报纸的日期是1975年3月28日。这份报纸上有一篇题为《祖国边疆是我家》的整版长篇报道,正是他当年远赴云南采写的。

1974年深秋的一天,何光珽很偶然的读到一本徐迟的诗集,其中有一篇写的是云南,他一下就被里面描写的五彩云南深深吸引。那时他毕竟还很年轻,不过才三十六岁,突然有了一种想要去云南看看的冲动,他急切的想去看看去体味那里的风土人情那里的异域风貌。过了几天,何光珽找到四川省知青办,谈到想要去云南采访一事。他对知青办负责人说,四川有那么多的支边知青在云南,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采写一些关于他们的生活,反映他们在建设边疆中的事迹呢?实际上,这是他对想去云南采访耍的一个小小的滑头,为自己寻找去云南的理由。说到这里,何光珽先生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

其实这没什么,若是我,也会找这样的理由的。但正是这个去云南的理由使得何光珽很意外的采写到了事关重大的内容,也使得原本几乎是不可能逆转的事由此发生了巨大转变。也正是这个原因,好些当年身陷冤狱的知青对何光珽念念不忘一辈子感恩不尽。在第一次对一些知青的采访中,我就有了很深的感触。那是6月23日那天的下午,在谈到当年的遭遇时,王建国突然叫:“对了,我想起一个人,是川报的记者。那时候,你们几个都被抓进去了。”他指的的李久元等人。这一下便唤起了在场另几位老知青的回忆。外号叫高哥的张绍荣也跳起来大叫:“就是就是,我想起来了,当年就是那位川报的记者。姓何,是他帮了我们!我记得我记得。”当记忆的闸门在一个看似是不经意间的启动之后,所有的一切就“哗啦啦”的根本不加控制的涌出来。李久元始终颇为平和的表情开始发生了变化,而性情与当年几乎有着天壤之别的邓伯新也开始激动……他们几乎同时回忆起一个名字:何光珽。我预感到这个名字的份量,我对他们说我一定要找到并采访他。

在这之后几天的一个夜里,我在网上的云南知青QQ群里遇见了当年的哥们儿,原四营五连绰号叫小四眼的北京知青姚仲勇。我告诉他我正在做调查做采访,于是又谈起了8.28跑地震之事。于是我俩开始在QQ里打字聊天。

在这次聊天中,北京知青姚仲勇为我提示了另一个人,当年四营五连的知青赵德俊。正是由于他压抑不住内心里的疑惑而忍不住向来自四川日报的记者小心翼翼的提及。也正是由于这次小心翼翼的提及,促使了有着高度职业敏感的何光珽记者在不经意间触摸到了一个原本十分隐秘而又已经被盖棺定论了的冤案的冰山一角。

在我们聊天时,有四营八连知青网友“莲子”插进来问:“你是否要找赵德俊?我有他的电话。”

2010年7月22日上午,我终于拨通了赵德俊的电话。在电话里,我对他进行了为写作本文在本地采访中唯一尚未见面的采访。采访的主要内容为8.28事件中出现的“七人轮奸案”。

在采访本上我对赵德俊的叙述作了如下记录:

当年“她”(“七人轮奸案”中受害女知青)和我的女朋友也是现在的妻子住在一间屋子里,在我们大家的印象中,她是很老实也很要求进步的人,她那时是有男朋友的。但在跑地震之后,她突然成了轮奸案里的受害者,在被宣布的轮奸案中那几个轮奸者里,她的男朋友居然也在其中。当年我们都感到疑惑。最大的怀疑是,知青合起伙来轮奸自己女朋友的可能性是不可能有的。有知青自己害自己的可能吗?在那些被宣布为轮奸犯的知青里,四营十连的好几个知青都是当年的大操哥舵爷之类的人,久泼(李久元)就和我是同班同学,我了解他,他绝对不会是那样的人。所以,当何记者来时,我忍不住的就悄悄提出了这个疑惑。何记者很重视这件事。而那时,“她”已经因为此事被调到了团部直属连队。

赵德俊真的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他那忍不住的被憋了很久的疑惑,何记者就不可能触摸到那件冤案的一角。而也正是由于了此,那件冤案实情也终于被揭露被还原。更为重要的是,在被关押了整整十个月之后,那些被冤屈了的知青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回到对何光珽的采访。

何光珽在时任四川日报编委许川(后曾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支持下,经总编辑李半黎的同意,决定派他前往云南采访。采访主题是:反映四川支边知青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中的事迹。并提出,最好有一位摄影记者前往。于是,文字记者何光珽与摄影记者郑国斌一同前往云南。行前,四川省知青办一位负责人慎重的告诫何光珽,在采访时千万注意分寸,并告诉他,曾有一位新华社的记者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采访时由于触及了一些敏感问题,如有知青被捆绑吊打遭受迫害等等事件而被兵团方面扣押达半个月之久。此事传回北京后,曾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在周总理的干预下,这位新华社的记者才得获自由返回北京。

1974年12月底,何光珽、郑国斌二位记者到达昆明。他们最先到达的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所在地:景洪。

在景洪,他们遇见到正在景洪开会、时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副师长的成都女知青董玉华(1976年十月的一天,董玉华在瑞丽游泳时不慎溺水身亡)。在得知他们是四川日报派出来采访知青的记者时,董玉华提出,其实三师也有许多值得采访的知青的先进事迹,并诚邀记者一同前往德宏州。就这样,何光珽与郑国斌二位记者便随同三师副师长董玉华的车于1975年一月到达第三师所在地德宏州潞西县芒市镇。

在三师师部,他们被安排去瑞丽十一团采访。

同行的摄影记者郑国斌生性活跃随和,一到十一团便与知青们交上了朋友,无意间听有知青比较含糊的说知青中曾有过冤案。这引起了作为记者的他们的注意,也产生了如果知青中有冤情,他们就应该反映上去。

十一团团部派了一名团部宣传队队员、成都知青王兴培陪同他俩去了四营。在四营,认识了四营五连割胶能手、成都知青赵德俊。

何光珽谈到在瑞丽的一件小事。那天,他和郑国斌正在团部招待所休息,门突然被推开,有几人直接闯了进来,进来就问:“二位老师你们是从成都来的吗?你们是四川日报的记者吗?”他们回答说是。这几个人闻之猛然放声大哭,边哭边说:“我们是成都知青,要来反应情况,见到你们就是见到了亲人啊……”这使得何光珽、郑国斌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成都知青见到他们竟然会有如此的举动。所以,当他和郑国斌从赵德俊那里听闻了知青中有冤情时,就决定一定要进行调查。采访时他对我说:“那时的想法也简单,就是认为,知青们受到冤情却又无助,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到当事人,了解真相。”

从四营采访赵德俊返回团部后,何光珽开始暗中去找那位在轮奸案中的受害者“她”。

在团直属三连,何记者找着了“她”,并在她住的那间草房开始了第一次采访。

面对坐在自己面前的显得十分疲惫十分憔悴而又欲言又止的“她”,何光珽猛然对自己提出了安全的顾虑。这间草房四面透风,恐怕会隔墙有耳?他当机立断,悄悄对“她”说:“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干脆我们换个地方谈。去我们在团部的小招待所可以吗?”

就这样,对知青冤案中至关重要人物的采访,从团直属三连转移到了团部小招待所。

这次采访的具体时间,何光珽怎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大概是1975年年初的一天早上。他只记得,当年他是回成都过的春节。

采访进行中,“她”始终流着泪,边抽泣边述说,好多次都由于泣不成声而无法继续。何光珽不断启发“她”,“我是过来人了,你要相信我,我们有责任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但是你也要说实话,你只有说了实话我才能够帮助你。”“没有那些事,真的没有,根本就没有轮奸案,我是被冤枉的,那些男知青也是被冤枉的……”在断断续续的诉说中,“她”下意识的不断这么反复,两眼迷茫而又如同自言自语般。

何光珽一面飞速的做着记录一面反复询问是否真实。在“她”表示所说全部是真实情况后,何光珽告诉“她”说:“作为记者,我有责任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如果有冤情,我回去后会如实向上级汇报,争取得到公正的处理。”

此时,门外突然响起一阵轻微而又急促的敲门声。何光珽拉开门,一位团部的成都知青站在门外。他放低了声音急切的说:“何记者,团部已经有人在监视你们了,你们还是赶快走吧。”这位知青说完便匆匆离去。

何光珽大吃一惊,猛然想起临行前四川省知青办那位负责人的告诫。于是赶紧结束了采访,让“她”先悄悄回去。然后收拾好行囊与另一位记者郑国斌急匆匆的出了团部小招待所的门,直奔瑞丽县汽车站而去。

在汽车站售票处窗口,他们被告知:去芒市以远的汽车票早已售完。

情急之下,何光珽、郑国斌拿出记者证,反复说明自己有要事必须即刻返回昆明。还好,在反复验看了记者证后,那位售票员告诉他们,若要立即离开瑞丽,只有前往邻县陇川的车票,可以在陇川再购买去芒市等地的车票。没有丝毫的犹豫,何光珽、郑国斌立即买了去陇川县的车票。

那天中午时分,这两位来自四川的记者,终于有惊无险的离开了瑞丽。

也许,在离开时,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将在一段原本并不起眼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他们的历史痕迹——异常耀目的一笔。

采访时何光珽老师说:“说实话,那时我们也很怕,生怕因为这个采访被扣押。而无论我们是作为记者还是仅仅作为一个有着社会良知的人,我们都觉得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我们了解到的知青中真实的事情带回去,汇报给四川,汇报给家乡的父老。至少,我们不能让我们家乡的子弟,在对边疆作着贡献的同时,还遭受到这么大的冤屈。”

静静的听何光珽老师讲述时,我已经记不下去了。有时就是这样,我们时时会惊叹历史中曾经出现的偶然、而这偶然又彻底改写了一段历史、进而到挽救了几位当时年仅二十岁无辜的知青时,我们除了感叹唏嘘庆幸之外,还能怎样?

接下来的故事并不离奇,一切似乎顺理成章。

回到成都后,作为前往云南采访四川支边知青回到四川日报社的记者何光珽、郑国斌,迅速写完长篇报导《祖国边疆是我家——访战斗在云南边疆的四川知识青年》,并图文并茂的刊发在1975年3月28日的四川日报第三版上,占用了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

在完成报社采访任务后,何光挺本着自己强烈的职业敏锐感与出于记者的良知,他悄悄在家中重新撰写了另一份稿子。只可惜,他已经记不起来那篇稿子的名称与写作的具体时间,但这并不妨碍。要紧的是,何光珽在写完之后,立即去了四川省知青办,在把刊发长篇报导的四川日报带去的同时,也把在瑞丽采访期间的意外收获以反映“知青七人轮奸案冤情”的内参报告慎重的交给了四川省知青办的负责人。

这篇内参报告立即便引起了四川省知青办的高度关注。在请示相关方面并进行了必要接洽后,四川省知青办将这份内参报告转到了云南省知青办。

何光珽老师说,他后来还关注过此事。据四川省知青办的负责同志说,云南省知青办在接到由四川省知青办转来的这份内参报告后,立即汇报给云南省有关方面,最后是由云南省革委会同昆明军区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询问和调查。

这之后,在1975年10月,被关押在瑞丽县监狱里长达整整十个月的5名知青轮奸犯被宣布教育释放。

(如今,对那份宣布“释放”的法律文件我们已经无从查询,被冤屈的知青们只记得当年他们是被教育释放而非无罪释放。对此,我们又能说什么?历史又能对这些被冤屈了的知青作如何的回答与解释?事实上,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无情。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在河南“赵作海”冤案被揭开真相之后,不是又发生了广西“赵作海”事件么?)

对于教育释放,我们无语。

 

冤案密码:从师部学习班到县大狱

对22人进行集中学习,对王兵等8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引自《瑞丽市大事记》。

在我拟定的采访名单中,有一个是始终难以确定的人,虽然我有所顾虑我也知道她很不幸,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突然成了“七人轮奸案”中的受害者。所以她注定了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我们可想而知她当年面临的巨大的来自屈辱来自尊严来自知青无所顾忌的排斥等等方面的压力,能够坚持到现在她一定是个很坚强的人。尽管如此,我们又能在这么多年之后再度撕开那道早已结痂的伤口吗?但如若要真正揭开这个冤案,就必须采访到当事人,同时也必须对她进行隐私保护。

2010年7月16日下午2:00左右,梅伯青陪着我在成都市琴台路一家叫寿喜堂的茶楼上见到了她。她叫W。

我并不认识她,所以在略略的客套寒暄和简短介绍之后,我们都显得有些慎重的面对面坐下。

在此之前,梅伯青向我介绍过,W回到成都后一直在基层环卫部门工作,九十年代曾荣获市级先进工作者称号。仅凭这个称号,我们就不难得知,W是位工作优秀的要强的女性。成都日报社也曾对W做过专访。

W是位中等身材的女士,俯身坐下时额前不经意间飘出几丝白发,她的面色里使人能够感觉她长期从事户外劳作留下的风雨痕迹。她略微显得有些紧张,双手下意识的紧紧抓住随身的小包,但她始终面露着一丝丝笑意,表达出她的坦然和坦荡,W是位敢于面对那段不堪回首往事的了不起的女性。这也使得我对她肃然起敬。

轻轻的礼节性的啜了口茶,W开始了她平静中并不平静的讲述:

“1974年9月初,我们好多参与跑地震的知青都被送回到团部。回到团部的第二天一早,团部的段干事就找到我,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谈话。我很奇怪怎么会找我,在这之前我根本不认识他,跑地震中我也没做啥呀。但他说的事却让我感到吃惊,他说:“你就是W?我们知道你,你受了这么大的冤屈,组织上是了解的,所以一定要为你昭雪。”说了好半天我才明白他指的就是轮奸案,而我是这个案子中的受害者。我很诧异,说根本就没有这事。于是段干事就一再说要我放心,组织上会为我撑腰并且一定要严惩罪犯。我还是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但段干事根本就不听我说,一再表示组织上都了解清楚了,而且清楚到在轮奸实施过程中,谁是第一个谁是第二个谁又实施了几次等等。听他这么说,我一下就急了也慌了,我赶紧反复强调说没有没有根本没有这事。

“那段时间,我在团部招待所住了十多天,每天都有人监视我。段干事还找来另一个我认识的女知青来陪着我。在团部期间,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要找我谈话,反反复复的要我说出实情,一直反复询问我被轮奸的细节。那段时间,我自己都觉得我变得有些恍惚了。有一天,段干事突然把我叫到团部卫生队,叫来一位医生,说是要给我做妇科检查。我觉得很屈辱,但我也没办法,从头到尾都稀里糊涂的只能按段干事说的办。

“记得是在1974年9月中下旬一天晚饭后,在团部的一间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可能主要都是团党委的领导,好像是党委扩大会。段干事把我带进去,开始审我。那天我怕极了,全都是领导啊。那晚审我一直审到凌晨,我早就支撑不住了。恍惚中,段干事拿出一份准备好了的文字材料要我签字,里面的内容我也没看,但我坚决不签。于是段干事就威胁我说:“这个字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在万般无奈之下,我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在签字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快要崩溃了,忍不住的大哭起来。

“在后来的几天,我还记得曾有两次,忘了是为什么,段干事安排我到县公安局,大家都知道,在被关押的所谓轮奸犯里也有我的男朋友,其实我也很想去看望他,因为他们都是被冤屈的。但他就是不见我,而且这以后他也一直很仇视我,回到成都后也是这样。而我也无法面对他,无法面对他们。所以那两次去县公安局,只要段干事不在我身边,我就找机会对县公安局的人说,这案子是假的,没有什么轮奸案,这都是段干事一手策划的。但谁会听我的?唉!那段时间里,我一直都处在精神恍惚中。后来,段干事又要我在文字材料上按手印,每次都是连续审我跟我谈话,在我最疲惫的时候让我按手印。真的,那段日子我真的快崩溃了。在那年的十月底,我被调到了团直属三连。到1975年8月底,他们几人被教育释放出狱,也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此案的平反。我那时好像已经成了罪人。”

1974年10月28日,十一团四营营部召开大会,宣布对8.28事件中出现的“七人轮奸案”要犯进行刑事拘留。七人中,除有二人被当场释放外,其余五人当天便被押往瑞丽县监狱。

在他们的记忆中,这一天是一生中最为耻辱的一个日子,他们忘不了那天他们被五花大绑着,脖子上都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有“轮奸犯XXX”字样。

这是一段在8.28事件中出现的而后来又从未被公开提及的刑事案件。这个案件那时有个骇人听闻的称谓:七人轮奸案。这同时又是被掩盖了整整三十六年之久的案件。

这在采访中是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当采访渐次进行,对亲历者一一采访之后,这个案件的真相才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历史当中的尘垢也开始渐渐被吹散。

1974年9月10日到12日间,参与地震大逃亡的知青除极少数已经侥幸返回原籍成都以外,全部回到了瑞丽,并立即安排回到各自所在的连队。只有极少数知青被留在了三师师部。留下的名义是参加三师师部专门为他们举办的“学习班”。

如今的人,尤其是如今的年轻人也许并不能理解何谓学习班而学习班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学习班”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新鲜,但这个概念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却被赋予了全新的涵义。简单的讲,“学习班”等同于“牛棚”。或许后来的人只要对文革稍稍有些了解就不难得知。兵团时期,知青时常都有被办学习班的可能。在那时,这是一种特殊的象征着强权政治并且有着“关押”和“改造”的管理和处罚形式。

被留在三师师部被办学习班的知青不多,但只有李久元、张绍荣(高哥)、王兵、邓伯新、厉蓉生、唐艳春、老包、李有涛、肖忠兴、陈树林等人。属于被重点关押的,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单间里,而且都有武装人员看守。肖炳元、李杰、冯全达和李青山等被关在四营营部。

那段日子,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被勒令深刻反省检查和交代自己的罪行。

在我进行的第一次采访中,坐在我面前的这几位知青都不约而同的提到,原来以为就是因为参与了跑地震或者还由于在连队都属爱打架闹事的原因而被办学习班,可当他们被单个隔离关押又被单个审讯时他们才大吃一惊。

在审讯中,他们分别被严厉询问了同一件事,这件事就是他们7人曾经制造实施了1974年8月26日晚的对另一个连队女知青XXX的轮奸。

这段经历在他们的记忆里是永生难以忘却的。

1974年10月中旬,他们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师部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后,开始被审讯。

谈到那段往事,李久元、张绍荣、邓伯新突然沉默下来。

半晌,张绍荣猛地睁大着布满血丝的双眼,狠狠的说:“天晓得!我们咋想也想不过,我们咋个就变成轮奸犯了?”

在他们的记忆中,审讯他们的主要是两个人,一是三师师部的现役军人董干事,一是他们四营十连的副连长王泽贵。

在这次采访的当晚,我写下了下面这段备忘文字,我记录的题目是:张绍荣、李久元、邓伯新讲述被审片段。

当我再一次凝视他时,我还是觉得有些难以想象。在张绍荣那不足1.60M如今开始微微发胖的身子,当年瘦弱甚至有些卑微的他竟然在遇到冤屈时会产生出一股巨大的无所畏惧的不无野性的张力。

还在师部班学习班期间,他和李久元、邓伯新等分别被关押在不同的房间。他们之间是不能见面的,这是为了杜绝身为犯人的他们有任何串供行为的可能。

在那段时间里,他每天都会被提审。每次提审的内容都基本相同。都是逼迫他承认他们七人在8月26日里犯下的轮奸罪。

张绍荣双眼红红的,他并不看我们,而是把不定点的目光投向未知的所在。声音也在陡然间变得嘶哑,他狠狠的说:“我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没有。随便他们咋个逼迫我打我……我就是不承认,一直没有承认过。”

副连长王泽贵不知何时赶到了师部学习班,而此时正端端坐在张绍荣面前的桌子后面,在他旁边,是一位师部的军人干部董干事。

被五花大绑着的张绍荣坐在一只板凳上,距审讯者约有两米的距离。

“啪”的一声响,王泽贵猛然拍响了桌子,紧接着就是一声历吼:“张绍荣,你个小狗日的,告诉你,老子现在不得怕你了,因为你现在已经是反革命了,老子也不怕你报复。以前你们厉害得很,谁都不敢惹,现在你咋个不敢耍横了?你也回不了连队了。告诉你,你犯的是死罪,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你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老老实实的交代你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

“我没犯罪。”张绍荣死死咬住这句话。

王泽贵再一次拍响了桌子。他站起身,从身后取出一条粗大的绳索。张绍荣发现,这条粗粗的绳索至少是用八股细麻绳编织而成的,令他更为吃惊的是,这是一条浸过水的粗大绳索。

“你说不说?”王泽贵再次厉声喝问。

“我没犯罪!”张绍荣仍然倔强的回答。

“啪”的一声颤响,浸过水的粗大绳索从半空中呼啸着抽打在他瘦弱的背脊上,顿时,一股火辣辣的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传遍全身。张绍荣忍不住重重的“哼”了一声。但随便遭受到怎样的毒打,张绍荣就始终没有承认过被指控的罪行。

我不愿再写下去,因为在张绍荣的叙述里,他和他同样被关押在师部班学习班里的几位知青,在那些日子里,每天就这样重复着。重复着同样问题的审讯,也重复着被毒打重复着变着花样的屈辱的折磨。而这样的场景在我们青少年时代甚至在如今还能时时通过影视剧见识到。

在张绍荣谈到这些时,一直没说话的李久元突然插了进来,他激动的说:“我也是,每天审我每天打我。那狗日的王泽贵太毒了。每天都要我承认我参与了轮奸。我早想好了,随便你们狗日的咋毒打我,老子没干过的事老子就是不承认。再说了,说被我们轮奸的那位女知青,到底长的啥样子,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我根本不晓得,凭啥要老子承认?狗日的他们还说了好多轮奸的细节,一直逼迫我承认,我一直就没承认过。”说这话时,隐隐可见他当年曾经的霸气。

邓伯新也激动起来,他说:“狗日的他们太狠了,为了逼迫我承认参加了轮奸每天审讯时就毒打我,也是说了好多所谓细节要我承认。”

此时,刚坐下的张绍荣站起身,朝着只隔着一张茶几的李久元双手抱拳一拱手,喊着李久元当年的绰号说:“九泼,我一直没问过,这么多年了,哪个在里面到底说了啥我都没问过。现在才晓得你也一直没承认,我服你。真的!”

“也没啥子,你我兄弟间不说这些。记得有一回审我,又是又用麻绳抽打又是打耳光的,把我打毛了。我跳起脚对王泽贵说,你要打就把老子打死,否则老子总有出来的那天,老子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你们全家!”

在第二年被释放出狱后,李久元等人回到了阔别十个月的十一团四营十连。在营部,李久元猛然发现副连长王泽贵正躲在人群背后,他没有任何控制的拨开人群,径直走到王泽贵面前,当众给了他狠狠的一耳光。所有在场的人都没有说一句话。

李久元只打了这一耳光便转身离去。

这一耳光能消弭掉所有的不平与屈辱吗?

与他俩的遭遇一样,所有被办学习班的知青在被审讯中都遭受到了令人发指的严刑拷打。

不仅如此,被严刑拷打审讯的这几位知青同样被审讯者问及一个并始终想要逼迫他们承认的问题,正是由于他们七人在1974年8月25日深夜曾对一女知青实施了轮奸,所以在8月28日,就想出了以跑地震为名进行逃脱的行动。而且,绝大多数知青是被他们威胁、蒙蔽、煽动、裹挟着一同参与了跑地震。

这不是阴谋又是什么?

当我们渐次揭开“8.28事件”尘封的历史,在深究这一至关重要的细节时,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一个推断:为了将“8.28事件”的责任转嫁出去,有人竟不顾事实,制造并强行把引发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原因转嫁到几个知青身上。

2010年8月5日,我采访了一直因为忙于工作而未采访到的肖炳元。这天晚上,我同样单独写下了肖炳元片段。在统稿时我直接将这段文字移来此处:

这位叫肖炳元的老知青进入我的视线,是由于他是我在确定了第一批采访名单后始终未能见着面的人。因了他工作地点由市区转而到了都江堰,时间总是不凑巧。而后他又出差去了北京,始终未能见面。我对梅伯青说:“肖炳元我一定要当面采访。”八月五日,他从北京返回成都后的第三天,开出租车的王建国放弃了营运时间,开着出租车把他和梅伯青一起送到我家。

当他在沙发上坐下后,我开始仔细打量着他。其实这个人我早有耳闻,耳闻中的肖炳元一是他作为餐饮业的职业经理人有着不错的口碑和业绩,二是听说他在知青时代就已经弹得一手好吉他,自弹自唱的肖炳元曾经为知青枯燥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欢快和乐趣。而我所不知道的是在他回到成都后,竟然曾经从事过十来年的音乐,那时的他活跃在都市的歌厅和夜总会。怀抱着一把从云南带回来的已经显得有些陈旧但被岁月历练出上乘音色的吉他行走在自己回城后的那段日子,或许他原本可以成为一名不错的音乐人的。但当他坐在我面前,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曾经在知青中大名鼎鼎的吉他手的时候,我却怎么也不能把音乐与他联系在一起。但他的确是云南知青为成都这座古老的都市带来了或许是第一批自弹自唱的不失为时尚的吉他手人才。当年他有个外号,叫“肖干芯儿”,“干芯儿”在四川方言里是清瘦的含义。而如今的他是位身材粗壮结实面色黝黑头发稍稍有些卷曲的一条莽汉形象。

我以闲聊的方式开始了我对他的采访。他也闲谈似的谈起了往事。

1975年3月的一天午后。这天并没有什么特殊,盆地里昏昏然的阳光懒散的照射着,呈灰色的都市街道上依然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一位满脸焦虑、身材瘦弱的年近半百的中年妇女从成都市青龙正街那条窄窄的小街道中急匆匆走出来,坚定执着的走上大街。她的目的地是红星路二段。她已经打听过了,四川日报社就在那条街上。为了节省下乘坐公交车来回的那一两毛钱,她决定走着去。她知道要走一个多小时,但她还是决定走着去。她要去找一位姓何的记者。

在四川日报社那座灰色的大楼里,她开始四处打听一位姓何的记者,她几乎见人就询问,谦卑着客气着小心翼翼的说着话。但姓何的记者有好几位,有人问:“你要找哪位何记者?我们这楼里不止一个呀。”闻言她也只能茫然的摇摇头。因为她甚至没有弄清楚这位何记者叫什么就急匆匆赶来了,她只知道这位记者姓何而且才从云南采访回来不久。她还知道,她今天必须找到何记者。于是她从报社的一楼开始一层一层、一间办公室一间办公室的询问,依然很谦卑的客气着唯恐哪句话说得少了分寸少了礼数。

老天不负有心人啊,终于在一间办公室里,一位身材瘦高眉清目秀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对她说:“哦,我就姓何,我年初才从云南采访回来,你是要找我的吗?”对了对了对了一定是他,才从云南采访回来的何记者。中年妇女猛然觉得眼前一亮。她定了定神,颤声问:“何老师,听说你去了解过在瑞丽受了冤屈进了监狱的知青了是吗?”何记者一怔说是。何记者话音刚落,她“嗵”的一声就跪了下去。何记者大吃一惊,连忙俯身去搀扶,嘴里叫到:“这位同志这位同志,有什么话你就说,你说吧,千万不要这样……”当她把头抬起来的时候,早已是满脸的泪水。她只说了一句“何记者啊,救救我的儿子吧,他在瑞丽当知青,他是被冤枉的呀……”她忍不住的失声痛哭。

在她离开何记者的时候,何记者对她说:“你放心,一定要放心。这件事我已经写了内参送上去了。只要是冤屈的,就一定会得到解决。你要相信政府相信组织。”

何记者叫何光珽。那位中年妇女就是肖炳元的母亲。

在肖炳元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我不忍再看着他,他的眼里噙满了泪。他顿了顿,用变得暗哑的嗓音说:“我后来回家探亲的时候,我妈告诉我的。那时候,也不知是听谁说的何记者,就急急忙忙的去找,等找到何记者的时候,她说她给人跪下了……”

对母亲,我们肃然起敬。

这位母亲仍健在,已经八十好几了。肖炳元说:“老母亲身体还行,但毕竟年事已高……”我要对这位母亲说:祝您老人家康健!保重!

人世间也许真的会有感应。

当这位母亲去找何记者的时候,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刚满二十岁的儿子正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但作为母亲,也许她真的感应到了,感应到了那种只有骨血之亲才可能有的感应,所以她焦虑、紧张、压抑、委屈。所以她失声痛哭所以她……所以她才会义无反顾的去找寻有可能的希望。哪怕仅仅是那微微的一线。

此时也刚刚是过了冬天,初春时节的空气中仍带着一丝一丝挥之不去的寒意。

蹲在瑞丽县公安局监狱里的肖炳元此时正做着每日必做的“功课”:双手抱膝,腰板直挺端正无比的坐在小板凳上反省自己始终没有承认的罪行。同在牢房里还有几个犯人,连同他一共七人,此时都规规矩矩的坐在小板凳上。按规定,这些犯人一天只有两餐。所以他们从早上一起来就必须这么坐着,一直坐到午饭才能起身。而按监规,凡未到时间便改变姿势的,就必受惩罚。

进监狱已经好几个月了,肖炳元每日以同样的姿势反省。刚进来的那几天,心里想不通,怎么跑了回地震就成了轮奸犯了?他一直难受得连饭也吃不进。只要他把饭盆放在一边,其他几位随时都饥肠辘辘的犯人就赶紧凑过来分而食之。一个不知犯了什么罪的插队的昆明知青悄悄开导他说:“你莫仿这种,犯了事了进来了日子还是要过,饭还是要吃的。”那之后他就开始吃饭了,因为那昆明知青说得没错,他还有日子要过,他还得回家看望妈妈……

在监狱的日子里,他们唯一的读物便是贴在墙上的监规条例,按照要求,肖炳元早就背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唯一可以拿到手里的读物是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这本红彤彤放之四海为皆准的宝书他在监狱里已经仔仔细细通读过三遍了。

这天,早饭后如平日般端端正正的坐在小板凳上继续着日复一日的反省,他突然觉得冷,或许是倒春寒的缘故,再加上监狱里阴暗潮湿的寒气一股一股的悄悄袭来,一直渗透进了骨髓更冷进了心里。他实在忍受不住,便悄悄的起身钻到了床上,然后拉开薄薄的棉被如同寻求保护似的紧紧包裹住自己瘦弱的身体。不久前,他才在监狱里刚刚度过了自己二十岁的生日。他冷了,感到了冷撤心肺般的寒冷。他又下意识的再次裹紧了薄薄的棉被。有的时候,身处逆境的人只能想办法自己温暖自己。在进来的这些日子里,真正悄悄温暖自己的是存放在记忆里的那些并不多的美好,他甚至有些甜蜜的用回忆模模糊糊但又十分真切的爱情来温暖自己。在被抓进来之前,肖炳元才壮足了胆子向一位女知青袒露了爱的心扉。对他来说,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袒露出来的爱是有回应的,那女知青应承了这份爱。就在他被带走之前的几天前,他和她才刚刚确立了恋爱关系。于是他时不时的甜丝丝的回忆着。但也有遗憾,咋的连手还没拉过就进了监狱了?

突然,一声断喝在铁窗上炸响:“60号,你搞哪样?起来!”肖炳元猛的一激灵,遭!被狱警发现了。

肖炳元忙不迭的从床上爬下来,赶紧穿上鞋重新坐到小板凳上。

“咣啷”一声响,狱室门开了,狱警冲了进来。“60号出来!”狱警异常严厉的命令道。肖炳元低着头规规矩矩的出了狱室门。

在狱室门前,肖炳元规规矩矩笔直的站着,一动也不敢动。

狱警大声呵斥着继续发出命令:“60号,马上脱去衣服裤子,自己跳进那边水池。动作要快。”

那水池在监狱犯人食堂旁边,是个有着一米高长宽三、四米的水泥池子。里面是犯人吃完饭舀水洗碗的满当当的水。那狱警竟然要自己脱光了跳进去?肖炳元有些不敢相信,他直愣愣的盯住狱警。“小狗日的看哪样看?赶紧脱去衣服自己跳进水池。快!”狱警又大声将命令重复了一遍。

肖炳元再也忍不住了,他刚满二十岁的年轻的身体里所有被压抑着的情绪在这一刻猛然如火山般迸发出来,他跳起身挥舞着双拳放声大吼:“你个狗杂种,凭什么凭什么?告诉你,老子没有犯罪,没有!老子是被冤枉的,是被冤枉进来的。走到哪儿老子也是被冤枉的!老子没有罪老子没有罪!”

被震惊了的狱警呆住了。在他的字典里,根本就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他歪着头,很是诧异的拿眼死死瞪住眼前这位往日里规规矩矩的知青犯人,怎么也反应不过来。

少顷,狱警终于回过神来,他厉声大吼:“你个小狗日的,你想搞哪样搞哪样?”

“老子告诉你,走到哪里都是一句话,老子是被冤枉进来的!”肖炳元重新站稳了身子,恶狠狠的吐出这句话,激愤的浑身颤抖。此时,他杀人的心都有。

“搞不好这小知青的确是被冤枉的?”狱警嘀咕着,破天荒的没有继续施加命令中的惩罚。“不过,这小子算是有血性的了,是条耿直的汉子。”这是狱警对肖炳元的直观评价。我想,实际上狱警是被震慑住了。而对于肖炳元来说,他也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竟然躲开了命令他浸进水池里的最严厉也是最无人性的惩处。

但这吼声震动了整个监狱。

在1975年的瑞丽县监狱,这吼声当为空前绝后的仅有的一次。

这吼声是被冤屈了的、刚刚在监狱里度过了自己二十岁生日的一位知青发出的。

那位狱警的记忆里,一定会记住。

瑞丽监狱的记忆里,一定会记住。

历史的记忆里,一定会记住。

还会被记住的是何记者。如果没有他的内参,没有后来四川与云南两省之间的沟通接洽,就不会有后来的干预。在第一次采访时,几位当年的知青陡然间想起了何记者。李久元、张绍荣、王建国、邓伯新包括此时正坐在我面前的肖炳元由衷的从心底里发出最真诚最凝重的感恩之心。据他们几位的回忆,冤案若没有被及时纠正,那么,李久元、张绍荣将被判处死刑;邓伯新、肖炳元分别是12年和15年……

当他们在监狱里足足待了十个月之后,他们终于被释放出来,结论是“教育释放”。出狱那天,他们一行凑了些钱,在瑞丽县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那家饭馆里坐下并叫了满当当的一桌子肉菜,而当他们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状态里、面对着在监狱里渴望无限的肉菜时,他们谁也没动筷子。他们一直默默的坐着,如同一尊尊雕像。直到离去。

那桌子在那年月里极其可贵的没动过一筷子的肉菜,如今仍然摆放在他们的记忆里。

第二年,肖炳元从成都探家归来途中,在保山一家小饭馆吃饭,正吃着,不经意间看见从饭馆门外走进来一位军人。他猛的愣住,咋这么眼熟?再定睛仔细一看,是团部段干事那狗日的!这起冤案就是他一手制造的!肖顿时激动得直发抖。他连忙伸手去拿放在一边的挎包,挎包里有把随身携带着的一把匕首。当他把匕首从挎包里抽出来时,那姓段的也看见并认出了是肖,他稍一愣神扭头便逃。肖提着匕首推倒了桌椅板凳急追而去。有时是这样,当一个人陡然遇到危机时,他的反应会远远高于平时。逃命的跑得显然比兔子还快。拐进一条街,段干事突然就消失了。恶狠狠提着匕首的肖,全然不顾满大街人躲避的身影与惊愕的眼睛,四处搜寻未果,只好悻悻然回到小饭馆。采访时我问,老肖,如果你追到了段干事你会咋样?肖说:“老子会毫不犹豫的杀了他。”段那时是对他们几位被冤屈进监狱的知青实施严刑拷打审讯者之一。

我在心底里暗暗合十庆幸:幸亏啊,毕竟身为军人的段干事逃得快,否则老肖如今会站在我面前站在我们面前吗?

在三十六年后的今天,回忆起这一切的时候,我想,这一代知青酸楚的灵魂,一定是跪着的。

段干事是兵团时期的现役军人,时任十一团政治处组干科干事,1974年年底兵团撤销恢复农场建制后,他就地转业留在了瑞丽。我与他很熟,由此曾经想专程去采访他,因为我想了解调查那起冤案的真相。但一打听才得知他早已于八年前病逝。其人既已逝去,他的真实姓名在本文中便也不再提及。但有些疑虑有些推断却不得不说。

如果说“8.28事件”毕竟事出有因,那么,“七人轮奸案”就来得突兀来得蹊跷。若从“事”本身来看,一奸一跑,互不相关。但综合采访内容,我们被迫指向一个最有可能的却又无法证实的“事实”,那就是在对数名知青刑讯逼供时强迫要求他们承认的问题:正是由于他们七人在1974年8月25日深夜曾对一女知青实施了轮奸,所以在8月28日,就作出了以跑地震为名进行逃脱的行动。而且,绝大多数知青是被他们威胁、蒙蔽、煽动、裹挟着一同参与了跑地震。

当我们渐次揭开“8.28事件”尘封的历史,在深究这一至关重要的细节时,我们不得已作出推断:为了将“8.28事件”的责任转嫁出去,有人竟不顾事实,制造并强行把引发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原因转嫁到几个无辜知青身上。

1974年11月29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总部发出通知:正式撤销兵团建制。这是否又是这个“转嫁”和“推卸”的背景呢?

一切都不得而知。对“8.28”这起当年被定性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时隔三十六后的采访与调查,我很遗憾也很无奈的只能面对“知青”这个如同一人的群体。而且我也得知,农场早已将兵团时期的档案资料统统销毁,即便是再次回到农场,也查无可查。我能采访到的只能是知青。但是,哪怕被视为“孤证”,知青这个群体也始终是站在阳光下的。

 

8.28事件终结

写到这里,按照“以史料为主”这本书里的这篇文章,我知道本文该结束了,但还有几位必须得说。

王兵:这位有幸出现在瑞丽党史大事记里的唯一的知青值得一提。但遗憾的是,作为8.28事件中的“总指挥”这样的角色,却难有证据详尽阐说。

我反复与几位当事知青谈起过这个话题,却总是不了了之,实际上谁也难以言说而似乎是个未解之谜。而在采访时,王兵本人也感到莫名其妙。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王兵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参与者,几乎少有“出头”,可为什么偏偏要将他作为了“被”总指挥呢?1991年我去采访岑吉安,他在谈到他们最后那22人在祥云县被围住被殴打时的遭遇时有过这样的叙述:好几百个手持棍棒刀枪的民兵一边追一边喊打那个大胡子打那个大胡子他可能是领头的!这大胡子就是指的王兵。那回,王兵被打成重伤(头部被砍伤,左手被步枪打中)。或许这就是王兵成为关注对象?而除此之外,王兵始终仅仅是个从众者。梅伯青在谈到王兵时,掩饰不住心中的愤怒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王兵指认成总指挥?实际上,在那一路上,我们大家都是相互之间商商量量,根本就没有什么领头的什么总指挥。若要说出头的知青,那也不该说成是王兵。也许,按照他们的逻辑,凡此类事件必定有领头的组织者,而他们也必须抓个人出来。但为什么单单就确定了是王兵?王兵太冤枉,莫名其妙的成了总指挥然后进了监狱。”

梅伯青还告诉我说,一路上因为沿途当地政府都派出了干部进行劝说,尤其是在三师师部,叫我们去开会谈判,但在会上跟师部首长们主谈的也是我啊!到底是凭了哪条哪件事把王兵说成是事件的总指挥呢?而也因为这个原因,王兵在县大狱里被关押了整整十个月。

在梅伯青当年撰写的“大事记”里,我读到了几十页为瑞丽县公安局写的关于王兵的情况说明。那里面老老实实的记载的没有任何一条能够成为王兵的罪过。若有,那就是和许许多多知青一同参与了跑地震事件。

为什么会有“总指挥”一说?又为什么会是王兵?

还有一位知青,原四营五连知青绰号叫耙红苕的肖忠兴。因在8.28事件中被控行凶杀人致人重伤而最终被判处6年徒刑,至今仍滞留在云南瑞丽农场的知青。成为后知青时代中为数不多的职业知青中的一员。

但问题是,他果真杀人致人重伤了吗?采访了许多知青后我对于他的情况他的遭遇始终处于疑惑的思索中。实际上,许多知青在谈到他的时候,都表明了一种态度,那就是傻。说他傻,是因为原本的他并不是那种敢于出头闹事的知青,但在1974年9月1日那天,他却表现得有些反常。这个反常来自一个意识:角色。或许在他看来,只要自己敢于凶狠的面对那些劝阻者并且敢于举起手里的长刀,自己就有可能从往日里的窝囊而成为一个狠角色。

但不管怎样,那天的情形在以后的许多年的日子里,肖忠兴一定记忆犹新,如果如今他还能正常思维。

九月的雨季,雨水开始稀少了,而在过了下关之后的雨水就更少,但路面上还是湿漉漉的,强烈的阳光此时正明晃晃的照射下来,让人觉得炫目。从下关那座大礼堂冲出来之后,这一群70多男女知青在手持步枪与棍棒的数百人的围追堵截中终于又冲到了公路上,重新回到滇缅公路的正途。在他们眼里,这是回家唯一的路。

肖忠兴手里提着把长刀,紧张而又兴奋的跟随在知青七零八落的队伍中。这把刀原本就不是他的,但在如此的冲突中他觉得自己并没有退缩或是流露出害怕,这又让他感到兴奋甚至激动。或许他突然有了一种角色的感觉,这种感觉甚至还很强烈。

女知青们早就跑不动了,一个个面色煞白气喘吁吁,几近虚脱。而男知青们在异常的紧张中也感到了体力不支,但他们知道,再这么下去是不行的,必须再抢一辆汽车,否则不可能冲出去。有人突然喊:“那边停着辆车。”这个发现无疑是个救命的信号,于是全部冲了过去死死围住。有男知青凶狠的跳上驾驶室踏板,把长刀直接指向司机,也有人“砰”的一声,把长刀恶狠狠的砍在卡车的车帮上,并且大声吼叫:“赶紧开,往昆明方向开,快快快!”被闪着寒光的长刀逼迫着,受到惊吓的司机赶紧发动。很快,汽车开了出去……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情节,尽管他们这群知青在卡车开出去不久就被前方山坡上埋伏着的武装民兵和架设着机枪的部队给拦截下来,知青手中的长刀与刚抢来的一支手枪与一只冲锋枪在被缴械之后又被关押进祥云县文化馆里,但这中间发生的另一件事却使得肖忠兴及许多知青始料不及,也成为了肖忠兴命运重大转折的关键。

此时,被在文化馆的那间屋子里的70多名男女知青正不知所措,谁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咋办。抬眼透过窗口看看,屋子四周都围满了持枪的民兵。他们知道,再想冲出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从刚才见到的那阵势,大家都禁不住的倒吸一口冷气,谁也想不到竟会被全副武装的民兵再加上架着机枪埋伏着等待他们的部队解放军士兵。“你们说,如果我们真的敢冲,他们是不是真的敢开枪?”有人这么疑问。“妈哟!真要对我们下手啊?”也有人禁不住的骂出了声。但没过多久,毕竟也都才20岁的这帮子知青似又恢复过来,于是就又开始议论着聊天。在说到不久前抢夺那辆卡车时,肖忠兴突然冒了句:“随便他们咋样了老子也不得怕了。刚才枪卡车的时候,看那个司机还不想开车老子一下就毛了,一刀砍过去,刀尖尖都砍断了的……”就着这个话题,大家又都七嘴八舌起来。实际上,在从下关那座大礼堂往外冲以及跑到公路上之后的被围追堵截,在拉扯打斗中谁都没闲着,不少男知青也都受了不同程度的受了伤。可想而知,围追他们的民兵等也会同样。

在我采访陈树林时,他叹了口气说:“真的,像耙红苕肖忠兴那样的人,平时咋会打架咋敢拿刀砍人啊?也怪他自己,胡乱提劲打靶硬说自己砍了人,其实哪个看到他砍人了?谁也没看到,真的,就是借他一个胆子他也不敢。他手上的那把刀原来就不是他的,在往外冲的时候,场面那么混乱,相互之间都在拉扯打斗,棒棒刀刀的飞来舞去的,好多刀啊棍棒的都丢弃在地下了。围我们的人有好几百,谁也说不清是咋回事,结果到最后,他自己把自己送进来监狱。后来在调查的时候,都说被砍伤的人是他砍的,因为是他自己说的是他砍的……”我瞠目结舌。

接下来的事更加不可思议:两天后,他们被押解回三师师部。在师部进行调查时,肖忠兴最终被指控为砍人的凶手,而最要命的是那位被砍伤了的是一位武装部的副部长。他也并没有过多的争辩,因为他百口莫辩。后来,有关领导在他所在的原连队宣读他的行凶砍人并致人重伤被判处徒刑时,全连队的人都高举双手高喊“该枪毙。”在谈到几十年前的那个场景时,我注意到小四眼姚仲勇的神情一滞。

这不更悲哀么?

1974年跑地震事件结束之时,肖忠兴被判处了6年徒刑。

6年之后,刑满释放的肖忠兴回来了。只是兵团已经变为了农场。他神情渺茫萎靡的在瑞丽农场四分场报到,之后重又回到他原属的连队——四分场四队。

而此时,连队的各地知青们早已于1979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返回了原籍。原本时时都热闹非凡的连队此时早已是静悄悄的了。肖忠兴登时就傻了,这是在他被释放出狱时根本就没有想到的。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知青这个群体抛弃。但那时,他可能还未意识到他将被永远抛弃。而这个抛弃意味着的是终极遗弃。

于是,他成为了这个连队唯一的知青。

1984年,原同连队的北京知青姚仲勇因公干去了一趟瑞丽农场四分场,他专程去看望了一次肖忠兴,这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了。在回忆起那次见面时姚仲勇难过的说,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仅仅十年的岁月,竟使肖忠兴变得木讷变得前言不搭后语。

2010年7月22日深夜,刚从山东出差回到北京的姚仲勇在网上的云南瑞丽知青QQ群给我留言:“肖忠兴是一个受伤很深的人,可以说其命运被8.28彻底的改变了。成都对他来说是一个已经消散的梦。当你看见他那已然涣散的眼神,那搭不上后语的对话,你心底会流出酸楚的泪。对于每一个8.28的亲历者你都要敬畏他们的回忆,谨防撕裂那结痂的伤痕。”

这段留言使我感到了沉重,我当即给他的回复:哥们儿,你的这段话使我眼里噙满了泪。谢谢你的提示与提醒。也许,有时我们不得不残忍一回——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

1996年夏天,受瑞丽市委市政府热情相邀,大批当年的知青从天南海北几乎在同一时间段重又踏上了滇缅公路,这条闻名遐迩的公路又热闹起来。原瑞丽农场宣传科宣传干事、北京知青、现今在四川省建委担任要职的高家林对我说:“也怪了,那回车刚过芒市,想到就快到瑞丽了,眼泪一下就淌了下来,根本就控制不住。”当年曾是瑞丽农场二分场知青的伍勇也说过:“真的,真的不晓得是咋的,也说不清楚,那回在原来我们工作过的橡胶林里,我们一群男女知青突然就嚎啕大哭起来。”的确也如他们所说,许许多多的知青在若干年之后重回瑞丽都有这样的感受。但这也仅仅是“重回”知青的感受。至今滞留在那里的知青呢?

那次,梅伯青也回去了,但他不仅仅是借此机会再回瑞丽看看,他还带着报社的采访任务。那天,他回到了当年当知青时的四营所在地弄岛,他对前来接待的干部说一定要见见滞留至今的知青肖忠兴,农场干部立即同意并立即派出一部拖拉机去基层生产队寻找并安排他在一间办公室等待。一个小时后,有人小心翼翼的推门进来。那一刻,梅伯青本能的知道一定是肖忠兴,他仔细的打量着自1974年被判刑进了监狱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的肖忠兴,这是22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他变了,还穿着当年当知青时的旧衣服,他早就变了,除了依然的瘦弱却已经变得老态变得木讷,1996年时的肖忠兴也才42岁。但在那一刻,梅伯青怎么也想象不出肖忠兴当年的模样。他上前一步,紧紧抓住肖忠兴的手,只说了句老肖你好就再也说不出什么来。而当肖忠兴抬眼仔仔细细打量了好半天眼前这位当年绰号梅头的知青老友后,哆嗦着嘴角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就这样静默了一会儿,梅伯青把肖忠兴扶到椅子上坐下,刚坐下去,肖忠兴颤抖着口齿并不很清晰的声音叫了声“梅头儿啊……”就猛然失声痛哭起来。

“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见面,他就一直哭,持续了至少半个小时,怎么劝也劝不住。本想采访他的,但那一刻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就这么陪着他哭,直到现在,他的哭声还会在我耳边……”梅伯青眼睛红红的,再也说不下去。

我特别想能亲自采访到肖忠兴,为此也动了去一趟瑞丽的念头,但后来听说他已经几乎不能正常思维了。

原本打算去一趟瑞丽还想采访一个人的,他姓林,1974年时任瑞丽县公安局局长。在谈到知青的轮奸案时,梅伯青告诉我说,那段时间,他没少往县公安局跑,一是配合公安局的调查,二是反应实际情况,所以没少与林局长打交道。记得当年在谈到11团“七人轮奸案”时,林局长曾忍不住破口大骂:“这个案子漏洞百出,没有说服力,更没有有力的证据,咋个可能啊!小狗日的11团是要叫我犯错误啊!瑞丽县公安局成立十七年,老子就没有办过一件错案。”

在我开始动手写作本文后,梅伯青通过原瑞丽农场干部、早已退休了的祁文根辗转找到了林局长的女儿,最后终于和林局长通上了电话。如今已年近八十的林局长其时正在病榻,实在不忍再打扰他了。

梅伯青对我说:“在那个年代,林局长是个难得的有良知的好人。”

8.28事件之后,部分知青因此受到“发配”的惩罚。(名单略去)

还有一位人物必须要提及,这个人叫王泽贵。

采访的当天夜里,我记录下了“四营十连副连长王泽贵片段:迟到的忏悔”。

2007年四月间,王泽贵打过一个电话到成都,找到了当年连队的一名女知青李小蓉。他忐忑不安小心翼翼又有些试探着问道:“我一直想……想来成都看看你们,但就是晓不得你们……你们愿不愿意见我。”王泽贵的妻子是一位从昆明支边的老垦荒队员,李小蓉当年与她关系不错,于是说你想来就来吧。但这个电话打过之后,李小蓉想了想还是打了电话给梅柏青告知此事。对知青来说,当年的王泽贵毕竟是个曾经迫害过知青的“恶人”。在得知王泽贵想来成都时,梅柏青想也没想,在电话里对李小蓉说:“你告诉他,想来就来吧,只要是云南农场来的人,就是我们的客人,我们就会接待。如果有什么我会去做工作。”

我不知道王泽贵在接到当年的知青发出明确无误的将“接待”的邀请之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但这心情一定是极其复杂而忐忑激动。由此,我也突然想,梅柏青到底是个怎样的知青人物呢?若再一次把采访中的人或事汇总来看,加上李小蓉因了王泽贵想要来成都也必定会打电话告知他的等等情况,绰号梅头的梅柏青似乎真的是跑地震中十连知青敢于出头露面的“头儿”。为什么跑地震总指挥的罪名会被强加到王兵而不是梅柏青梅头?

几天后,王泽贵到达成都,李小蓉与梅柏青一起去火车站接到了他。令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原四营十连的男女知青们用聚会的方式热情无比的接待了他——这位曾经的副连长。

他在成都足足待了十五天,每天都有人陪着,就连住处也被分别安排在几位知青家中。有心细的女知青表示,不管当年怎样,毕竟曾经在一个连队,他也难得来,如今的农场经济状况也不大好,能给他节省些就节省些吧。对此,怎么也没想到竟会受到如此礼遇的王泽贵感动得一塌糊涂。

临走,十连的知青又聚在一起,设宴为他送行。待酒过三巡,唐艳春实在是忍耐不住,带着酒劲端着酒杯对王泽贵大声问:“你还记得你当年是咋对待我们的吗?”说这话时,唐艳春这条莽撞的汉子眼里充盈着泪水。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质问,也许只有这一个机会了。

这声质问,无论是对于他还是对于在座的原十连的知青兄弟姐妹们都很重要。

在他们之间,在当年的知青与知青的副连长之间,在当年的弱势群体与强势权力的对立之间,其实始终横陈着一条极为敏感也极为脆弱的经纬分明的神经细线,这条细线原本是难以跨越难以打破的,因为这条细线承载着太多的复杂与简单,也积压了多年的压抑情绪。这情绪里饱含着的是躁动的青春里不解的委屈、对冤屈的抗争……从十连的知青在接到昔日的副连长王泽贵要来成都的那一刻起就一直被重新紧紧的绷着,几乎每个知青的心中都有这么一块极其柔弱的几十年都不愿再去触碰的地方。而此时,在王泽贵将要离开成都返回云南时,唐艳春再也忍不住了,他率先拨动了那条紧绷着的神经细线。

或许,这是他们之间最后的一次见面与对话。

唐艳春的问话刚一落音,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场面陡然静默下来。端着酒杯的手里举着筷子的男女知青们所有的动作都停止了而只把眼投过去,定定的看住了王泽贵。

此时,我其实特别想知道的是,面对这样的问话或者是对话是否是这些老知青在这几十年里始终就想要面对或者是必须进行质问的。但我至少可以感觉到的是,他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过那段历史,尤其是那段令他们蒙羞令他们感到耻辱的历史。所以,如唐艳春般的问话其实始终成立,但现实是始终没有机会让他们在某一个时刻破口而出。实际上,王泽贵的这次成都之行并不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但当他们得知王泽贵要来成都时,是否这就意味着有了期待或机会?而我还是不知道他们是否曾经设想过这个场景。

王泽贵怔怔的坐着,如同一尊毫无生命的木俑。不一会儿,他的胸部开始剧烈起伏,此时在他内心里已经倒海翻江。毕竟……几十年前的那一幕幕那一件件事那一个个知青与眼前的知青们重叠交织在一起。实际上,从得到梅柏青“只要是农场来的客人我们就会接待”的再明确不过的信息之后,他的心里就始终是紧紧绷着的。而从那一刻起,他的心里就没有平静过。在如今已年近六十的知青们热情无比真诚的接待中,横陈在他心里那块时时戳着心窝子的石头也在这氛围中稍稍的松弛下来。唐艳春的这声质问犹如在他耳边陡然间响起的一声炸雷。他猛然间懵了。

此时,在场所有人的眼神都定在了他身上。

时间,突然停止,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半晌,王泽贵猛然放声大哭。他几近疯狂的捶打着面前的饭桌也捶打着自己的头、脸……他哭喊着:“我那时真的不是人不是人啊!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啊!那时我就是条狗啊……他们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么多年了,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们看看你们啊……”他那张黝黑苍老的脸上,一双泪眼在那一刻纠结着所有的迷茫困顿,悔恨负疚。王泽贵泣不成声老泪纵横……

可怜的连长,勇敢的连长,人近晚年,鼓足勇气走到他曾经伤害过的孩子们中间,希望找回了良心。本性纯善的知青们终于原谅了他,给了他一个忏悔的机会。

这餐送行饭持续了很长时间,像这一代知青成长的路,也很长。

在采访时,我又一次感到强烈的震撼。我能想象得出当时是怎样一个情景。在场所有的人眼里都有泪光在闪动。在这泪光里,当年所有的一切在这一刻又都在猛然间带着呼啸带着股股颤栗的风掠过。

但最终,知青们终于在心底里原谅了他。若要准确的说这原谅,我情愿说这不单单就是原谅,而是本性纯善的知青们给了他一个忏悔的机会。

第二天,这位当年曾经迫害过知青的人走了。在见过当年作为部下的知青之后,他猛然变得更加苍老。他手里紧紧攥着着知青们送给他的装满着腊肉香肠糖果点心烟酒的大包小包,那里面,也装满着当年知青们的坦荡、宽容和善良的心……他佝偻着身子,步履蹒跚,一步一回头。

也许,这是他一生中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领悟。

也许,这之后,他心底里那块始终戳着心窝子的尖利的石头去掉了。

于是,在完成了灵魂的自我救赎之后,他可以平静的安度晚年了。

毕竟知青给了他洗刷灵魂的机会——用知青们含着泪的最本原最人性的宽容与善良。

对于曾经的知青,有些人的灵魂应该是跪着的。

而知青对自己的灵魂,我想,也会是跪着的。因为,他们为此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代价。

 

最后的几句话

终于完稿,但思维并没有因此而停歇,始终被一个问题终萦绕着。为什么8.28事件会单单是成都知青?当时同在瑞丽的知青尚有北京、昆明和上海的呀。为什么那些知青没有参与8.28事件?在这个问题上,北京知青姚仲勇对我有一定的启发,而在与梅柏青、张同昆等人的交流时我们之间也有过讨论,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无法完成这个剖析。有一点是可以可定的,那就是那时知青们的绝望。这点在建设兵团由军人主政时期显得尤为突出。

在共和国知青史中,或者说是在建设兵团历史的进程中,发生在1974年被称为云南三大严重政治事件之一的8.28事件堪称是知青历史中的“运动先驱”。

在这里,我冒昧的使用了“运动”和“先驱”这两个颇为敏感却又觉得是十分贴切的词。如前文所述,当一个弱势群体在感到被抛弃而倍感绝望之后,他们本能的突然发现,能拯救自己的唯有自己。当“地震”带着异于寻常的讯息突然来临之时,他们知道,或许,这是唯一的一个不是选择的选择。所谓地震,不过是命运在那一刻很突兀的给了他们一个可以运动的机会。这个机会还可以被叫做机缘。于是,他们亦然抛弃了在那个历史背景下最为重要的诸如户口、档案等等关乎着生存的全部基础条件,毅然决然的踏上那条从来就非为坦途的回归之路。而尽管他们仅仅区区数百人,但是,这却明确无误的传达出一个再强烈不过的信号:若能活得有尊严、若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们甘愿抛却。而他们全部的诉求就只两个字:回家。而“回家”这两个字不也正是发生在1979年年初的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全部诉求吗?

许多年之后,哪怕在今天——结束知青生活了结那段命运四十周年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依然会把“那里”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认知。这个认知把原来那些艰难困苦和包含着太多的复杂情绪的一切在定义为“第二故乡”后都变得单纯与依恋般的简单。

我以为,在结束知青生活这段难以忘却的命运之后,我们其实都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而我们的生活内容与状态绝不仅仅是知青那段日子。但又为什么总是频频回望依依不舍?

对于那些至今仍身为农场职工的知青,无论他目前从事什么工作是什么职位,他的身上总有一个摆脱不了的如影子般始终依附着的身份:知青。原十一团团部球队队员毛弟就是这样的知青。当他于2009年以提前半年时间从瑞丽农场退休时,他长长的出了口气,而后义无反顾的只身返蓉。但是,不管毛弟今后在何处栖身生活,他的身份依然是瑞丽农场的知青。肖忠兴呢?更是如此。我想,如果他还能清晰的思维,那么,当有人询问故乡在何处时,他依然会清晰的告诉你:我的故乡是成都。但他会在瑞丽农场终老。1990年暑假,我独自前往瑞丽,在农场场部,原招待所管理员海蓝(一位嫁到农场的善良的傣族妇女)指着一个瘦弱的妇女对我说:“你看,那是个北京知青,嫁给了农场的人,怕是永远留在这里了。”看着那位吃力的提着两只暖水瓶的瘦弱的妇女,我很吃惊。因为从她的容貌衣着等等方面我根本不可能判断出她竟然是一位北京知青,她已于当地人并没有任何不同。但她的确是北京知青。所以,无论何时,这些人总会有个“知青”的身份注释。这似乎可以说明一个问题:有着知青身份的人永远也融不进当地。他们最终成为了职业知青。

这是一种很难描述清楚的情结,更难以用一个词汇来概括。

我以为,令知青们魂牵梦绕的那一隅,既复杂而又简单的全部涵义只有一个缘由,那就是他们以16、17的年龄最初踏上人生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如果说一开始他们就是从一个悲剧进入,那么,之后必定会经历一个悲剧的过程,而接下来的结果就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了,结局也一定是悲剧的。在这个悲剧里,过程在不断填充着他们所遭受到的委屈、压抑、不解、愤懑、困惑、无奈与抗争……或许正是因了此,所以他们才会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间里不断频频回望。

当我改定合上笔记本时,我并没有因了写作的完成而如释重负。我对自己说,对于曾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尤其是那些8.28事件的亲历者那些至今尚未被正式沉冤昭雪的老知青,今天是——历史。

我,是我的见证。你,是你的见证。

我们,是我们的见证。

 

                                                                        201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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