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重行 作者:老例


 

 故鄉重行

 之一

白州,我生於斯長於斯的祖籍/故鄉。1980年的春節,進大學後的第一次寒假回去,之後,因父母都調上省城,自然探親回家也不回白州了。雖說要回去也不難,卻也因有如此想法,一直都未實踐,以致以後逾行逾遠,到2000年攜例嫂例子從新加坡回去,已是暌違故鄉20載了!又逾10年,今年暑假,陰差陽錯,公私兼顧再次重返故鄉。

暑假赴省城探望父母然後重返故鄉白州探親掃墓,本是早已計畫好的,機票也早早訂購了,臨行前一周,偶然從網上得知有一「2010年兩岸大學生客家文化尋蹤夏令營」的活動,行程之一居然就是白州,且時間跟我重返故鄉天衣無縫地吻合。不假思索,馬上跟本校客家學院江院長發電郵,積極自動請纓——雖是大學生夏令營,總需要老師參與的(事實也如此)。在江院長的關照下,得以順利「入營」。

夏令營的行程包括兩廣六個地方,我獨參與在白州的行程。8月16日早上,朗堂哥感冒未愈,便專程駕車送我從省城返白州。中午時分回到白州,直奔武伯父家,凡堂哥正好今早出差往省城去了,凡堂嫂與煜侄子及幸子侄女在家,還有青堂妹、兵堂哥夫婦也已等候在此。

重逢敍舊的熱鬧,可想而知,恕不贅言。

熱鬧一番後,由煜堂侄駕車,武伯父率隊往離縣城半小時車程的老家掃墓(當地稱「拜山」)。雖然我們家在縣城,但文革前也不時回老家,文革時還曾一度逃難回老家。但我的第一次老家拜山還是在10年前從新加坡回來,那時武伯父剛從縣政協副主席位子退下,官式操作駕輕就熟,弄了一個熱熱鬧鬧甚至是轟轟烈烈的「歡迎儀式」——老家小學的學生在一裏地外列隊歡迎,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由凡堂哥的縣法院專車開路,我們三輛車隨行,緩緩駛進村子(進村後還有跟全村鄉親父老的見面會)。這陣勢不僅嚇得從未聽過鞭炮聲的例子不敢下車,連我也窘得無地自容。所以這次重返老家,老早就再三強調不要有任何儀式,因此得以安安靜靜回到老家,是生侄子、武侄子兄弟接待。生侄子是老家的村長,武侄子則是縣僑聯副主席。這對侄子兄弟跟我的關係還蠻近——我的爺爺就是他們的太爺爺,但我的奶奶卻是他們的後太奶奶(他們爺爺的後媽)。所以,我的輩分大,儘管生侄子比我還大三歲,還是喚我「叔」。
我們要掃的是爺爺奶奶的合墳,由生侄子兄弟領我們出村,穿過田垌上山,剛到山腳下,大雨磅礴,只好在山下高速公路的工棚躲雨,待雨勢弱後,方登山掃墓。回村途中遇一在田間勞作的老農,認出我是老例,我好一會才認出是遠房信堂哥,不免一番問候寒暄。我跟信堂哥的弟弟傑堂哥更熟悉,文革逃難返鄉時,傑堂哥應該有20左右歲了吧,常來找我聊天。他出身成分高,平日很壓抑,沉默寡言,但跟我倒是多話,常給我講古,都是些當時備受批判的「封建」內容,開始蠻抗拒,但很快就沉迷其間,樂此不疲,盼著傑堂哥多講。上大學後,才知道當年傑堂哥所講多是三言二拍的故事,甚至有的是晚清狎邪小說。

這次回老家,感覺村子的外在景觀依舊,但村人不僅用上電燈自來水,還用上了煤氣。其實,老家的巨大變化當在幾年之後:國家投資故鄉的兩大工程——鐵路與高速公路恰恰將我老家夾在中間,縣火車站就建在村子西邊上,高速公路則在村子東邊山腳下穿過,於是老家村子及賴以維生的大片農田必將被徹底開發。是福是禍尚未得知,但待以時日,再回老家掃墓,或乘火車或走高速便可,而爺爺奶奶的墳墓,便當是居高臨下俯瞰著老家的天翻地覆,以及天翻地覆的老家了。


 之二

在老家拜山完畢,回到武伯父家,稍作休息,便由任職縣政協的兵堂哥領到夏令營落腳的酒店報到。當地負責聯絡的是縣黨校斯校長。斯校長是我童年鄰居好友,文革中(1968年)隨父母下放回山區老家,一別30年,2008年率縣客家歌詠團到新加坡參加匯演,方得重逢,這次則是再次見面。隨後斯校長再引見了已等候在酒店的縣統戰部長及文體局長。我這個身份絕對是統戰部長的工作對象,所以很有話題可談;文體局長的老家恰好又是我下鄉插隊的大隊,自然又認了老鄉,更是相見歡了;其他官員還有縣台辦副主任等。

夏令營按照計畫應該在當天傍晚6點半抵達酒店,但延誤到晚上7點許才報告再多半小時便可抵達。於是,統戰部長等一行人便前往離縣城幾里許的一收費站——進縣城的必經之途——等候恭迎夏令營。我因呆在酒店無聊也隨之前往。斯校長說,到收費站恭迎是本縣接待外賓的最高規格,只有上級首長與貴賓才能享受。

原以為很快就會接到夏令營的車隊,沒想到一等就是倆小時——路上遇上交通事故,車隊只好繞道,周周折折好半天才到。統戰部長等一行人還真有耐心,就這麼一直等候在收費站口。

在這等候期間,卻也順便瞭解到這收費站的一些內情。原來這收費站本該撤掉的,但一百來口人的生計無法解決,只能讓它就這麼不很名正言順地維持下去,事實上也就很有點「留下買路錢」的意味了。或許是有車主得知此內情吧,過站繳費不情不願的,甚至有位光膀子大漢跳下車,直接走到閘口,楞將活動欄杆硬生生折斷扔進路邊水溝,然後驅車揚長而去,緊跟該車後的三四輛趁機魚貫而過。收費站的人也不吭聲,變戲法般地取出一根新杆插上,照舊收費。這一幕就在我們眼前上演,統戰部長等一行人也似乎是熟視無睹了。

待接到夏令營車隊回到酒店,已是晚上九點多。夏令營有來自臺灣10所大學(另有兩位在美國留學的臺灣學生)、大陸7所大學的師生,共80多人,分乘三輛大巴。遲到了三個小時,分好房間後到餐廳,真有些紛紛亂亂了,似乎主辦者也有些手足無措,也不知道找誰。我認得臺灣方面的一些學者,忙自告奮勇出面將臺灣清華大學的張院長、元智大學的劉院長等介紹給統戰部長等,頭兒一順,其他師生很快就順當了。程式就正常運作起來了:領導講話、來賓代表講話,上菜,開動……
我稀裏糊塗坐到「領導桌」了,待發現已吃了幾口菜,不好意思轉移了。到輪流自我介紹這個「長」那個「長」時,我只好自我調侃是「身份曖昧者」——土生土長的白州佬、新加坡籍的臺灣學人。


 之三

翌晨,夏令營車隊浩浩蕩蕩出發。所謂浩浩蕩蕩,不純然是誇張:除了夏令營三輛大巴,縣裏還派了兩輛警車,一前一後護衛,統戰部長一行人,則分坐四輛小車,沿途主要交通要道還有交警戒備開道,一路綠燈通行無阻。一臺灣老師嘀咕:「馬英九的規格耶!」

車隊往西出縣城,過南流江。南流江為我故鄉頗具標誌性的「第一大江」,上次回來沒見著,這回見到了,三十年後再次見到,卻激動不起來——怎麼那麼小呀?!印象裏的南流江,遇漲水期還真有大江氣勢,文革中一年,還發生過嚴重的沉船事故,死者數十,其中還有多位是我小學同班同學。眼前的南流江,只可說是小河靜靜流了。是我們長大了還是江縮小了?
堰江以重建大橋。我們從浮橋過江。

我家鄉不是純客家縣,卻是世界客家人數量最多的縣,客家人有130萬左右。越南流江往西,都是講白話(與粵語同一語系)的地區,在我的認知裏,都屬於非客家地區了。然經這次考察,令我大吃一驚,這些地區的人(尤其是老年人)雖然說的是白話而不會說客家話,但卻信誓旦旦稱自己是客家人,從其族譜還追溯到南雄珠璣巷的移民源流。歷來社會(甚至是學界)都認為,閩、粵等社群的主要標誌是地域性,客家社群的主要標誌卻是語言,有「甯丟祖宗田,不丟祖宗言」之謂。這次考察結果,可說是顛覆了這一傳統認知。

沿途參觀考察兩個村落,都受到「熱烈歡迎」。也就是那種規範化的敲鑼打鼓舞獅子放鞭炮的熱烈歡迎,還配有眾多規範的歡迎標語、橫額。組織工作做得那麼好?滿詫異。經瞭解,原來縣統戰部長前一日已逐一踩點。臺灣同行又感歎:只有大陸可以做到這樣!也不知是贊是彈。

蔡氏宗祠是此行重點考察對象。在這麼個偏僻鄉村居然有那麼一個七進廳的大屋,很令人驚訝的。村幹部當然是引以為傲的,向我們娓娓介紹大屋出了多少名流富豪,造福百姓,光耀鄉梓。我卻在此時走神了,恍惚間似乎回到文革初期到縣城城郊一相類似的大屋參觀,那時叫「階級鬥爭傳統教育」,牆上張貼著工法拙劣的漫畫,介紹者慷慨激昂地控訴大屋主人如何魚肉百姓,橫行鄉里。那似乎是受「收租院」模式的影響。

三十年河東轉河西,風水輪流轉了,此一時彼一時,物依舊人已非。


 之四

下午,車隊在暴雨中轉進下一個目的地,幸虧抵達目的地時,雨勢大為轉弱。此目的地為一建於民國初的水樓——太平坡水樓。該水樓為晚清舉人李慎西出南洋時,從香港帶回設計圖紙建成,為英式別墅閣樓,共有三層樓,一樓下為水池,四周有護河,南北各設吊橋一座,說是避暑防疫之用,實際上卻很有防匪護衛之功能。

大家都似乎對此水樓很感興趣,上上下下轉悠著參觀。我的感受更是複雜——文革武鬥初期,我與家人就避難於此。

大約是1967年上半年吧,文革運動已由文鬥轉向武鬥,但還處於冷兵器(木棒石塊之類)階段。父母感到家人受威脅,便將祖母與我們兄弟姐妹五個從老家轉來此避難。之所以轉來此地,一是該村文革前即是縣委蹲點村,村民村幹部跟縣委書記關係極好,文革初起,縣委書記受衝擊,其家屬就安置于此受到村民保護;再來就是此地有頗為妥善的「防護硬體」——除了水樓,還有一座可容數百人生活的「圍屋」。水樓雖然有極佳的防守功能,生活機能卻不好,所以當時只是在上面堆積不少石塊磚頭,基幹民兵連據守以作防備,村民與來避難者都居住在水樓西南面二百公尺外的圍屋。所謂圍屋,事實上是當年地主留下的一座城堡式的大院落,裏面有供人居住的房屋上百所,有環樓式有散戶式,倉庫水井多處;四周是用黃土配以其他材料舂築成的厚厚的圍牆,圍牆之堅實,一般炸藥炮彈轟不塌,牆上可行人,牆身處處有標準的射擊口,大門有木鐵雙層,一下閘,能防水火及槍彈攻擊。於是,圍屋與水樓成衣犄角之勢,很有戰略根據地的意味。我們避難進圍屋時,縣委書記的家屬已轉移他處,但也有不少其他人的家屬陸續入住。我們的房東是一李姓人家,記得男主人在外當幹部,不常在家,家裏是一慈祥老人及能幹的兒媳婦與乖巧的一對孫兒女,對我們極好,照顧極周到。聽說我們撤離後,該村受到對立派清算,不知他們受到什麼苦,想起來滿內疚。
現在圍屋已面目全非,尤其裏面幾乎全拆除重建了不少零亂的住房,只有大門口依稀可見當年的樣子,還有幾個滿標準的射擊口,甚至還可見一些槍彈傷痕,可惜當時擠滿避雨的鄉民及夏令營成員,無法拍下照片。水樓於1985年獲列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故其樣子還得以較完整保持著,只是樓上房間的地板已不敢讓人進去,遊人只能在走廊轉悠。

在水樓旁跟一群清除雜草的村民交談,都還記得文革的事情,記得縣委書記及其家屬,甚至還記得縣委書記的秘書姓名,至於其餘人則不記得了。但說起我老家,說起我父親兄弟,卻又有人知道;問起我們當年的房東,無人知曉,提醒說是姓李,都笑了——在此李是大姓,全村幾乎都姓李!自己也想起來了,確實如此,也尷尬笑了。
游程最後一站是縣城中學的字祖廟。字祖廟,我很陌生的一個名稱;字祖廟,我很熟悉一個地方。說清楚來就是:我是縣城中學子弟,字祖廟這個建築我自小就很熟悉,但那時並不知道叫「字祖廟」,而是稱「科學館」,準確說是科學館中的一個樓閣。事實上,字祖廟建於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為紀念漢字創始人倉頡、沮誦,故又名倉沮閣;上世紀50年代中,在「向科學進軍」的口號下,環繞字祖廟建成科學館,字祖廟也就包裹成科學館的核心建築。或許也因此,很有「封建意味」的字祖廟,安然逃過歷次政治運動的「整肅」;直到90年代初,科學館的功能轉移到新落成的實驗大樓,科學館也就拆除了,字祖廟重見天日,才又恢復字祖廟的名稱。說來也可憐,前後兩次返故鄉,所見皆陌生景象,惟有這字祖廟是我熟悉的建築,也因此勾引起對當年的不少記憶,不免有滄海桑田之感喟。古詩云:「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信然。

就在這字祖廟前,我告別夏令營的舊雨新知,告別故鄉,再次乘搭朗堂哥的車連夜回返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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