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的一跤——我在1973-5-7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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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命运的一跤——我在1973-5-7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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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命运的一跤 ——我在1973-5-7 （一） 1973-5-7。至今整整37年了！ 正是在那个“五七指示”七周年的那一天，为了“五七大军”（江西对知青及下放干部等的统一称呼）建造住房，去砖瓦厂买砖，不慎从拖拉机上摔下，造成骨折，从此成为我的命运转折点。 虽然我们是1968-12-21“最高指示”发表之前就到了江西新干县云庄村插队落户，虽然我们知青被统一称呼为“五七大军”，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自己的栖居场所（参见《烟熏火燎的几十天到黑咕隆咚的五年》），国家下拨的知青安置费理所当然要盖知青住房的，但迟迟没有兑现。这是为什么？ “12-21指示”中“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倒是说出了真实情况——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下乡，并不是农民欢迎的！否则，还需要伟大领袖专门指出这一点吗？ 然而，纵然“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也还是能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换言之，这种以“对策”应对“政策”，绝非最近三十年的发明创造，而是早已有之，是某种体制的必然。 知青下乡固然是伟大领袖的巨手指挥，知青中也确有一时冲动高喊“扎根一辈子”，然而，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人和事——那位大队支部书记就是另类解读12-21指示的一位“农村同志”，公然大唱反调“毛主席让你们来，毛主席也会叫你们回去的。”那个偏僻山村，远离县城，不通公路，历来是安排下放干部的“首选之地”，然而，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下放干部一批批来了，但是又一次次走了，没有一次更没有一个人久留的！这就是基层干部和平民百姓从实际生活中学到的知识与道理。 纵然是把知青和下放干部“等量齐观”，合并在一起用最高指示冠名，称之为“五七大军”，似乎大大提高了知青的政治地位，但是也有巨大的反作用——正好说明，知青与下放干部是一样的啊，早晚要离开这里的，不可能一辈子的！ 这样的认识来自基层，来自民众，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强词夺理，简单朴素，自然纯粹，言之有理，合情合理，理所当然，无可指摘。那位另类的书记更是实实在在地付诸实践。第一步，就是借用了六十余名知青合计两万多元的安置费，为大队购置了全县第一台归大队所有的拖拉机，创下了全县第一！此前，这类大型农业机械统归公社一级所有。 固然，这是违反政策的，但得到村民乃至知青的欢迎。因为有了拖拉机，偏居一隅的山民和知青可以有机会“以车代步”到山外办事了。真应验了一句古话，天高皇帝远。 然而，文革又的的确确是史无前例的。君不见，差不多同时进山的下放干部陆陆续续走了，符合二十年来的惯例，可是，知青的“出走”缓慢至极——到1972年底，已经下乡上山四年的三十余名知青只有两人正式上调进工厂！按照这样的速度，真的要“一辈子”了。 另类的支部书记终于沉不住气了，按兵不动四年之久的“知青住房工程”不得不在1972年秋收结束后启动了。由于规模大，工程量大，而资金缺口可能蛮大，偏偏村民的干劲不大，知青接二连三回沪探亲的劲头倒很大，所以，从1972-12月初开始挖墙基，一个冬季下来，到1973-3月底还在平地基。由于“一年之计”的春插开始了，“知青住房工程”就理所当然地宣布暂停。春插结束，工程再度开工。
1973-5-7，上午，生产队长安排我和刘随拖拉机去距离云庄村二十多里路的公社砖瓦厂装运砖头。那是一台手扶拖拉机，拖斗很低很小，但也顺便带了一些柴火，我们俩分坐拖斗的左右两侧。到达砖瓦厂附近，拖拉机手让我们下来，感觉是已经停了，我们就跳下。以往四年多的插队生活中，常常与丰收27型轮式拖拉机或解放牌汽车打交道，扒上跳下，已经“小菜一碟”了，所以对手扶拖拉机并不放在眼里，虽然它的拖斗太低，扒上去反而不容易，但跳下来是太简单了。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手扶拖拉机并没有停稳！仍有惯性前行着，我们俩都是两脚着地以后忍不住往前冲，双双倒在地上了。在拖拉机右侧的小刘是一个转身就站立起来了，而我忽然发觉自己的右手无力支撑自己，再试，仍然不行，只能翻向左侧。小刘觉得奇怪，过来问我怎么还没起来，又来帮我一把，我才站起来。再甩甩右臂，不能动弹了！小刘也觉得情况不妙，就招呼拖拉机手过来看看，他也觉得有问题。 正好有一个知青会议正在公社召开，拖拉机手立即把我和小刘送到开会的地方。那是各大队、生产队的知青班长会议，插友们闻讯围观，异口同声，“立即去新干县医院检查！”我已经记不清楚，我是坐什么车到三十里路以外的县城的，只记得知青班长小程送我去就医。 在县医院经过X光拍片检查，明白无误地确定：右锁骨骨折！医生是极其爽快的：“你是上海知青吧？就回上海治疗吧！”我几乎惊呆了，就像是灭顶之灾！我春节探亲结束回村才四十多天，就遇到这样大的事情！我问医生：“我今天是穿着劳动的衣服出来的，所以想回村里换一下，至少要两三天才能回到上海，有没有问题？”答曰：“没问题。”我说：“我感觉很痛。”答曰：“我给你开点止痛片。”另外扯了一些纱布，帮我把右臂挂在胸前。 小程陪我走出医院，想赶回家的客车（其实，下车后离家还要步行十多里），已经来不及了，一天就这么一班。这就意味着明天才能回到村里，后天再出来，如果一切顺利，大后天晚上能回到上海。显然这是太理想的计划。因为天正下着雨，不知道何日放晴，而雨日对山区道路的影响无法预计。小程当机立断：“我送你立即回沪！”他带着在公社开会的知青班长们刚刚凑集的“紧急预备款”，用于回沪的费用是足够了。我想，也只有这么办了。 不记得是怎样坐车到了百里路外的樟树火车站，如果按正常的途径，新干县城到清江县城是有汽车的，而清江县城到樟树火车站则必须步行好几里路。 小程认识火车站的站长，他让我们在站办公室度过难熬的大半夜——回上海的广州—上海50次客车在下半夜的4点多钟（？）经停樟树。右肩骨折带来的疼痛，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使我毫无睡意，就利用桌上的蘸水笔，找到一本空白报告纸，平生第一次“左书”，写了一封委托插友办事的短信，又涂鸦了七八首打油诗。（没想到有“好事者”收藏了我的这份“左书”，次年（1974-4）我回江西后又“完璧归赵”！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位有心的“好事者”已经不幸英年早逝，我也淡忘了这份“左书”。2008年底“上山下乡40年纪念潮”中，我整理自己的收藏，出乎意料地发现了这份“左书”，热泪盈眶，不胜唏嘘！另见《我的的五七打油诗》） 我让小程在送我上火车后给我家里发一份电报，让他们到火车站接我。于是，我孑然一身“劳动装”，两手空空，一脸痛苦，充满倦容，于5-8晚上8点多出现在上海北站。爷爷和妈妈见到我，几乎哭出来……。旋即“打的”——当年三个轮子的出租车，俗称“癞蛤蟆”——直抵上海瑞金医院，急诊部。医生听完我主诉经过，见我白纱布悬着断臂，孤身一人回上海，感叹万分，医生对县医院这样的处置办法只有摇头叹气。再次拍X光，确认右锁骨骨折，立即上马甲状的石膏，三个月以后才能拆……。 1973-5-7，一个纪念日，特殊意义的纪念日。
五年后，我在大学宿舍里，与同学们谈起这件往事，无不感到，1973-5-7的这一跤是改变我命运的一跤。的确，它让我开始走出看不到插队前景的迷茫，找到了一个“跳农门”的方向——病退回城，又有幸赶上拨乱反正的恢复高考。详见《我的高考1977纪实》。 自此以后，我一直想写一些回忆文字，但始终没有时间。1990年开始涂鸦，也没有想到列入这个题目。1995年在与七零后的交往中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关于插队生涯的十篇“一字系列计划”予以“扩容”，就增加了“改变命运的一跤”这个题目。然而一晃就是十多年，计划仍然是计划。 最近看到网络上有识之士在收集“回家”的历史资料，的确，与四十年前上山下乡狂潮初起的“离家”相比，这是一个更不一般的话题，可以充分揭示那个时代平民百姓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侧面。如果说，“离家”多是“巨手一挥”，户口一迁，车轮一动，何其简单；那么，“回家”就是挖空心思，苦苦求索，“千姿百态”，何其困难，何其复杂！所以，我感到有必要抓紧时间弥补自己在这方面的缺憾，正值“五七”，一气呵成，作为自己“回家”系列的起步。 （2010-5-7下午写完，37年前的此刻，正是一筹莫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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