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疑虑·送别父亲 作者:冷明


 

 父亲的疑虑

父亲生于1922年,比那位一贯伟光正的老人只差一岁。父亲近一米八的个子,体重只剩八十多斤,一年前还能上街上公园蹒跚而行,如今只能由人搀扶着一步两步地溜达了。入夏以来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好不容易动员入了院,经过几天的治疗,身体稍有好转,就要看报纸。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本来歌舞升平一片大好,反正拆迁自焚报上不登,父亲看不到,眼不见心不烦,忽然火车就撞到了一起。

我在博文《父亲的故事》里大致说了父亲的一生,屈指算来他参加共党地下组织的时候也就二十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好时候。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北平城里民不聊生,父亲为共产党得天下不惜一切。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代反间谍特工人员,屡立大功,结果却早早地被清理出公安队伍,后来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新中国成立后,没过几天好日子,直到1979年。

90岁垂垂老矣。历代中国吾皇万岁喊了多少年,亿万国人把个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也喊烂了天,如果说那时的人愚昧,封建思想作怪,现在偏要喊万岁就是无耻了。

父亲晚年依旧保持每天看报纸看新闻的习惯,他时常疑虑重重,现在的干部都怎么了,一贪就是几百上千万,甚至上亿?铁道部长听说有一百多个亿,说中国的火车最安全的总工也贪了二十几个亿,光贪不行还让无辜的老百姓当垫背的,7.23撞车就死了不少人。想起自己年轻时当公安便衣,干的正来劲时被抓,父亲气就不打一处来,说我贪污了侦察经费,里外里也就几十块钱,还说我放走了台湾特务,抓起来差点枪毙。

北平解放没几年,为侦破一个案件,局里派父亲与公安系统的一位家属老大妈假扮母子俩,租住一位原国民党高官独门独院里的一间小平房,一直怀疑这个人是特务,可又抓不到什么把柄。父亲与这位高官同住一院,里里外外查了个遍,没发现电台,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这位高官听戏遛公园吃馆子,回来看书写字,一个人活的潇洒,安分守己。不久,这位高官大大放放冠冕堂皇在公安的秘密跟踪监视下,拉着皮箱,夹着字画,走进了海关。公安人员左查右查,查不出个所以然,只得放行。直到人家到了香港,那边传来情报,人家已经顺利完成任务,把大陆的情报带了出去,转给了台湾。公安局第一时间把父亲抓起来当替罪羊,戴上手铐,锒铛入狱。

解放前,父亲铁了心跟定了共产党,誓死为建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切。你相信人家,人家可不信任你。从49年到79年,父亲大多数时间都在贫穷困苦中度过。看多了被冤屈被枪毙被劳改被批斗被饿死的故事,从一解放,地、富、反、坏、右、叛(徒)、特、走(资派),外加一个知识分子臭老九,打击面有多大,再加上家属,有人说涉及面大约有一亿人。毛主席说阶级斗争在党内,党内就揪出了几百万走资派,一句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刘、邓等中央领导和身经百战的元帅、将军们就被打倒。见多不怪,父亲没法抱怨,毕竟自己活了下来。

父亲作为公安局的侦察员被抓了起来,如果罪行成立足可以枪毙,最后总算查清,所谓钱财不清,有贪污行为,不过是秘密监视特务时缺了几十块钱,还是那位老大妈给花了;放走国民党特务,则是另一位侦察人员的失误,他在海关把那位高官的行李物品查了个遍,也没发现任何线索。最后才知道,当时有几幅装帧精美的名人字画,木轴是一体的,没打开,想必情报藏在了里边。

父亲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搞西方那一套,也不理解为什么高官们说绝不搞西方那一套。说白了不就是一张选票吗,有那么可怕吗?他上了岁数,绕不过弯子,谁有人家蒋公子那样的胸襟,开放党禁,民主选举。此一时,彼一时,一张小小的选票,不把个貌似庞然大物选下去才怪。

同院的瘸子兄妹享受低保待遇,没工作饿不着,渴不着,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要看这个家庭又穷又破,都是单身,人家父亲曾是阔绰的瑞蚨祥、内联升的大资本家呢。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简称赎买政策一直作为成功的案例,当年可是承诺给资本家年年分利息的,结果文革中资本家们被抄家,落得一无所有,一个资本家就这样被消灭了,人家的子女至今还要感恩待德。许多资本家的后代埋怨家产没收后得不到补偿,其实也不尽然,什么王光英、荣毅仁的家产你能说没还给他们吗,他们的后代不是高高在上,继续高官厚禄,享受着无尽的荣华富贵吗,这就可以理解那个恬不知耻的贵妇人,被人家整死了丈夫,还说是人家的学生。

土地改革,四川老家的几个亲戚一辈子省吃俭用,积攒下几亩薄田,雇上几个长工,被判定为万恶的剥削阶级而丧命。再看当今的大款接班人们,几个亿不上数,几十亿不算多,几百亿家产的大有人在,那才是勤劳致富的样板,让那些穷酸的地主们嫉妒死羡慕死。

若干年前陪父亲旅游,在崂山脚下第一次长谈,父亲说的最多的是酉阳的父老乡亲。他说四川大山里的农民要多穷有多穷,每个人的口粮都要缺半年,剩下半年的吃粮全靠找人借,父亲一个四类份子,在乡下还成了香饽饽,那些年我们大家时不时的给他邮钱邮粮票,农民急了眼就找他借钱。借钱干什么,就为了每年一次要请山上的少数民族兄弟喝一次大酒,喝酒不是为了民族团结,而是为了年年要开口找人借半年的粮食。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心里不是滋味,建国前三十年,四川老家的乡亲们从没吃过一次饱饭,当然更没有自己的土地,我们拼死拼活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

改革开放后乡亲们总算能吃饱饭了,有人看报纸上登着农民可以发财致富的信息,就跑到北京学习,学费、材料费交了不少,拿着学到的科学本领回到家乡一试,风马牛不相及,一两万块钱眼瞧着打了水漂。老父亲怀揣安全局的离休证,拿出了要跟人家拼命的派头,偏要那家坑人的公司退钱。一来二去,不知是年岁大的老人让他们发了恻隐之心,还是安全局三个字唬人,钱大多退还给了农民。

四川老家酉阳的乡亲们常常念叨,历史上咱们这儿曾经出过两位名人,一位是革命先烈赵世炎,另一位就是民国时期官拜少将军衔我的爷爷冷聘渔。解放后还有两位人物,一位是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文革中倒霉的副市长刘仁,另一位是大名鼎鼎显赫一时的前总理李某人。

上网查看,李某人出身贫寒,父母是革命烈士,众所周知他是周恩来的养子。李在位时父亲曾对我说,李出生在酉阳,从小抱养给一个大地主家,那家与我们冷家是亲戚,论辈份我应喊那家女主人“四娘儿”。四娘儿家是酉阳数一数二的大地主,看来李革命也是吃地主老娘的奶长大的了。父亲那时还算明白,我想他没必要编织这样一个有可能得罪大人物的谎言,只是不知李某人在那家到底生活了多长时间,怎么离开的,在公开的资料上从未见过这位高官有过类似的回忆。也许高官们认为有这样的地主老娘是耻辱,而我一直没把这事说出来,既是怕别人误会我想攀高枝,最主要的是如果有这样的亲戚才是我的耻辱。

在医院里,我最想问父亲他在劳改场所多年,是怎样渡过的,那些年全国饿死了数千万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可惜,父亲颠三倒四的已经说不明白了。我在博文《我与孙儿比童年》中对刻骨铭心的饥饿也有过描述。

这二年电视上热播谍匪片,同学劝我写写父亲的故事,说只要写一部地下党如《潜伏》那样的作品,一准能火。我说资料我掌握一些,瞎编故事也并非难事,难就难在我不会说谎,其实地下党的故事、反特的故事不用编,只要把潘汉年的经历如实照搬上银幕,绝对震惊中外。潘汉年的经历就是所有共党地下工作者的缩影,我父亲也如是,只是没死。几十年来,老革命都打成了反革命,有几个是真的。表面上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实际上冤狱遍地。台湾人龙应台说以战败者的第二代为荣,我们作为战争胜利者的第二代敢作出胜利者的姿态吗?

父亲曾经是街道上唯一的反革命,现在是唯一的离休干部,据市安全局负责老干部的人讲,在安全局这样年纪的老干部只有三名了。

父亲活到这个年龄我们很知足了,您在七十多年前,暗中帮助共产党,最后与日本人闹翻,如果被抓住就没有今天了;您在六十多年前,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为北平解放险些掉了脑袋,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您在五十多年前,作为公安战士被诬陷,没被杀,就是最大的恩赐了;您在四十多年前,被开除工职、被劳改,没被饿死,就万幸了;您在三十多年前的四川大山中生活了整十年,没摔死在悬崕峭壁,没孤苦伶仃地饿死病死在牛棚里,我们就阿弥陀佛了。我们赞赏“养生亡所不用”,推崇“厚养薄葬”,所以,当医生告诉我们,您可能是这病那病,需要进一步检查治疗甚至手术,我们坚决拒绝了一切有创检查、治疗。

输液打针检查了一溜够父亲就要出院了,不死的父亲,您可真够棒的,原以为您这次很难走出来了呢。我们希望您长寿,虽然您享受离休待遇,医疗费可以百分百报销,但我们私下里决定,在您生命的最后关头,不会让医生把您穿得千疮百孔。在最后时刻,只要不受罪,不痛苦,有尊严地死。那个自以为伟大的人物据说正在用呼吸机、用各种最先进最现代的仪器维持着生命,又能怎么样呢,网络上欢呼声一片,从这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如果让中国的民众以和平的方式重新选择一回,全民投票,那个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的老人还能选上吗?

                                                                      2011-07-30


 送别父亲

2011年8月18日晚8时,享年88岁的老父亲与世长辞。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八,父亲仿佛在与死神开着玩笑,诡异蹊跷的是,我在拙作《为了你走遍草原》开篇也说到了8.18:“国人对数字六和八的痴迷无以复加,可身处那个年代,人们不知道其中的寓意,只知道就在两年前的八月十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在响彻云霄的万岁声中把刚刚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我是个无神论者,父亲谢世的时间不过是某种巧合,这个时刻带给我们亲人无尽的悲痛,哪比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来的伟大,他老人家从8.18开始,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浩劫,亘古未有。

1990年回北京后,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我一边学习一边写作,大多是开夜车,写出了我平生的第一部小说,这期间超人的精力和动力与父亲不无关系。看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书里对主人公的“父亲”着墨不多,但这个“父亲”的形象不需要瞎编,轻车熟路,只要把我自己的父亲原原本本地放进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写这本书也是为了父亲。

父亲一生老实肯干,忠于党,忠于职守,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却成了“运动员”,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次比一次更历害的祸害,使他心灰意冷,无所适从,胆小如鼠。父亲这个“反革命”曾带给我们家庭每一个人无穷无尽的灾难,在怨恨他的同时我也一直试图弄明白,这究竟为什么。当我在书中写出了这个故事,当我读了许许多多文革中的故事,当我弄明白了解放后发生的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事情,我终于大彻大悟。

我在博文《父亲的故事》《清明之殇》里写了父亲的经历,有博友评论说,你父亲真是太幸运了!确实如此,父亲的经历不过是建国后毛伟人折腾人民的一个缩影,父亲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他毕竟活了过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发动过二战的德国不是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谅解了吗,但为什么有人一再隐藏文革的真相?为什么有人不敢说出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什么一批那个罪恶滔天的人就有人暴跳如雷?为什么建国前三十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二战?为什么一提苏联解体就有人如丧考妣?公安鼻祖罗瑞卿大将,可谓是坚定的共产党员,毛泽东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何尝有丝毫的温情;了解信任他的少奇主席,恩来总理,邓总书记个个骂得他狗血喷头,何尝有半点心慈手软。惨遭荼毒的林昭遇难时不过36岁,张志新45岁,文革中的冤魂何止千千万万。冤屈的人太多,博客上随便溜达,黛昵荹儒2的博客《戴玉书---被遣返的战俘》一文讲的是她的父亲戴玉书,也是位四川人,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不幸被俘,在战俘营他组织大家,同仇敌忾,团结一心,让特务们胆寒,甚至把妄图控制战俘营的叛徒李大安打的屁滚尿流。但当戴玉书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回国后,他的遭遇却极悲惨。回国后被开除军籍,遣送回四川德阳老家,在街头以修鞋为生,1989年因肺癌去世,这位在战俘营令反共战俘闻风丧胆的风云人物几十年来历尽苦难,临终前仍然惦记着他的残废军人身份的落实。

三十二年前在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基础上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改革开放获得的巨大成功也使中国在东欧的巨变中站住了脚。这些年来,有人把所有的一切往四人帮林彪身上一推六二五,变本加厉地为文革的罪魁祸首再造金身,文革幽灵分明在神州大地游荡。还能借口投鼠忌器吗?供着死鼠,全为了不打破精美的盘子。

在低迴的哀乐声中,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同志也前来送葬,一旁摆放着他们送来的花圈。父亲曾是新中国第一代政治侦察员,他似乎以一个战士的身份落幕了,其实除了领取微薄的工资,什么安全局公安局早与他风马牛不相及,他作为文革的受难者,体制的受难者离别人世也许更恰如其分。

这两天与母亲聊天,她讲述了被轰回四川老家的遭遇。村里斗争地富反坏四类份子,父亲首当其冲,他站在他们中间,低着头,任人辱骂,母亲和弟弟妹妹被勒令一定要参加大会,在人群里看着贫下中农们对他批斗。支部书记极其严历,点名道姓大声呵斥:“冷德骖,你记住,你这个反革命,你回不了北京,谁回你都回不了!”有人一口咬定父亲藏有什么发报机、手枪,要他交出来。一家四口租住在下面是猪圈上面是透风漏雨的木板屋里,打柴要上老远的高山,十几岁的弟弟找不到路,亲戚们躲的远远的,要钱没钱,要粮没粮。

我问起父亲参加地下党的事,母亲的回答与父亲曾给我讲的故事十分吻合。北平解放前,父亲被同院的闵大哥派到石家庄加入了国民军第三军,父亲一走半年音讯全无,母亲以为他死在了战场,到了年关,家里断米断柴,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闵大哥来了,告诉我母亲,我父亲没死,让她放心,说不久就会回来,并拿出一个金戒指,让我母亲去换钱。母亲卖了金戒指,买了袋面、煤球,将就着过了个年。闵大哥就是后来成为北京市第一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闵步瀛。母亲回忆说,当年冯基平(市公安局长)也经常住在闵大哥家。让我想不到的是母亲竟记得李锡仁,说他后来出国了。父亲当年与他一同打入的国民党军队。李锡仁是大学生,能文能武,搞地下斗争如鱼得水,解放后官职也不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共产党不怕死才华横溢的李锡仁在新中国的官场上郁郁不得志,并且挨了整,让他看破红尘,早早地逃到国外,保住了一命。

母亲说起了另一件一直让我怀疑的事。平反后,父亲对人说曾在北京新都机械厂干过,说他负责看守右派。我当时怀疑父亲可能是虚荣心在作怪,新都机械厂是公安局成立的劳改厂,文革前昔父亲在那工作过一阵子,我还到那里去过。父亲在新都的时候有些让人琢磨不透,说是劳改又不像,每月还有少许工资,好像隔一两个月还可以回家探亲。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是无产阶级专政,彻头彻尾的人制,哪有什么法制法理。父亲是反革命,但不是正式劳改犯,享受回家探亲的权利,记得他回来时常常带回许多右派写的毛主席诗词。多少年后说起来,父亲说那可是书法界的名家大康写的,大康被打成右派,与父亲关系不错,父亲有相对的自由,可以为他们办不少事。还有位知名的大翻译家(忘了姓名)把一部德国高级照像机一直寄存在我家,记得父亲文革期间用它在大院里为我们照像,让街道的积极分子们大惑不解。母亲说,父亲那时在新都确实看过大门,看来八成是遇见了他当公安时的徒弟或熟人,人家照顾他。好景不长,可能被人发现让一个反革命看劳改营的大门不妥,后来父亲被关进了公安系统黑帮的大本营团河农场,直到赶回老家。

大姐,你不要太难过,为维系这个四分五裂的家你做出了许多,当父母被轰回乡下,你刚刚生过孩子,要照顾在京的老祖母,还要饿着肚子拼命地积攒粮票,大姐夫幸亏是粮店的负责人,私下里偷着给换了不少全国粮票。那时的全国粮票含着油票,一般人要用细粮指标才能换少许,姐夫是老实认真的人,即使我们家再需要也从不贪污哪怕一两粮票,有了这个换全国粮票的途径,有了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一两二两一斤二斤比黄金还要金贵的粮票,才让这个支离破碎的家最终没有饿死人,没有解体。

二姐,你不要哭,你为这个家作出了太大的牺牲,那些年你稚嫩的肩膀挑起了太多的重担,为了看望孤苦伶仃的父亲,你快三十了也不结婚,只为了两年一次的探亲假,只身一人前往四川大山,为了省下一两块旅店住宿费,一个姑娘家独身一人住江边码头一栋孤零零空荡荡的办公楼里,正是两年一见的亲情才让父亲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老祖母离不开你,她岁数大了难免挑三拣四的讨人嫌,你忍辱负重,兼顾着草原上的我们四口、四川的父亲和北京的老祖母。你年轻漂亮聪明能干,坚强勇敢大公无私,不比《飘》里的思佳差多少,可你为了父亲为了大家把什么都抛弃了,爱情、婚姻、事业,还有一个美丽窈窕的姑娘应该享受的青春幸福,你什么都丢掉了,留给你的是清贫和永远让你操心的一家人。

小弟小妹,不要哭,虽然你们沾了父亲不少瓜落儿,十几岁就被赶出了北京,费尽千辛万苦很晚才回城,回城后上不了户口,找不到工作,父亲舍着老脸,到处求人,他为你们尽力了。老人觉得对不起你们,一生都在为连累了你们而后悔。

回北京前,与父亲离多聚少,十年文革更是未见一面,显得很生疏,为了写书,为了找到一个“革命者”儿子与“反革命”父亲的感觉,我重读了名著《牛虻》,当读到最后,红衣主教蒙泰尼里与自己的亲儿子亚瑟见面并相认的时候,我不能自持,伏在桌上痛哭流涕。因为“革命”我痛恨过自己的父亲,他可能也不喜欢这个叛逆的儿子,可是,我们从心里又不可救药地爱着对方。蒙泰尼里主教是被他的上帝蒙蔽了,亚瑟何尝不是,就如同当年懵懂青涩的我们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顾一切地献出了青春一样。父亲,就让我们痛痛快快的哭一次吧。

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送别父亲,父亲,我们会想您,愿您的在天之灵得到安宁。

                                                                           2011-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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